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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103；G1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04)06-0089-07
    19世纪中叶，就在黄河岸边的开封犹太社团逐渐被同化之时，列强用枪炮打开了清帝 国的大门，使包括犹太人在内的外国人再次大批进入中国内地。此后一个世纪里，来华 的犹太人形成一股持续不断的潮流。其间又有三次高潮：第一次是19世纪40年代以后数 十年里从英属中东、南亚和东南亚来华经商办实业的塞法迪犹太人，第二次是19世纪末 叶以后数十年里为逃避反犹恶浪、革命和内战来华谋生的俄国犹太人，第三次是1933— 1941年间从纳粹统治下的欧洲亡命来华的犹太难民。经过这几次高潮，在中国境内形成 了香港、上海、哈尔滨、天津四个犹太社团及满洲里、海拉尔、齐齐哈尔、沈阳、大连 、青岛等犹太聚居地，还有大批犹太专业技术人员散居在北京等大城市里。许多学者认 为：犹太人之所以乐意来华定居并能与中国人友好相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犹两种古 老文化之间有着许多共同点，因而在华犹太人有一种文化亲近感，易于与中国人交流。 情况是否如此?本文拟对1840年后来华犹太人与中国人之间的文化交流作一专题考察。 而要研究这个问题，又必须将英籍塞法迪犹太人、俄国犹太人和欧洲犹太难民分开来进 行研究，因为这三者在中国社会中所处的地位是如此不同，以致它们对中国文化的态度 及与中国文化交流的程度也是那样的不同。
    　　　　一、塞法迪犹太人与中国文化
    塞法迪犹太商人是在鸦片战争后英帝国发动的对华商贸攻势中来到中国的，他们来华 的主要目的是经商办实业，而香港和上海这两个开放型外贸中心便成了他们据以发展的 基地。到20世纪20年代，塞法迪犹商集团不但在上海和香港，而且在全中国乃至远东都 具有影响。他们中一些人去大连、青岛、宁波、广州等沿海城市发展，甚至通过其代理 人和买办向中国的西北和西南扩展。当时聚居沪港两地的塞法迪犹太人约有1000—1200 人，形成两个人数不多、十分富有，而又密切相连的犹太社团。
    由于塞法迪犹商绝大多数都是英国公民，因而在参加犹太社团活动的同时也积极参加 英国人社团的活动，这就使沪港犹太社团带有浓厚的英国色彩，高居于一般中国人之上 。这其中主要有几个原因：
    其一，塞法迪犹太人虽然加入了英国籍，但在那些正统的盎格鲁-撒克逊绅士们眼中仍 是“异族异教”之人，因此他们不得不努力融入英国文化，以冲淡英国上流社会对他们 的偏见；
    其二，在中国，塞法迪犹太人的英国身份倒使他们可以获得所有英国人都能得到的特 权，这是他们在中国这样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经商致富所必不可少的，所以他们 一般都积极参加英国社团的各项活动，以维护和强化自己的英国身份；
    其三，塞法迪犹太人也与中国人交流，但主要接触的是中国社会中最为洋化的买办、 官僚和富豪这三类人，而很少有机会与代表真正的中国文化传统的中下层民众打交道， 这就必然使他们与中国文化比较疏远，很难交融。
    一个最能说明问题的例子是：大多数在华塞法迪犹太人平时都讲英语，很少有人认真 学习中文，会讲国语或地方语言如上海话、广东话的更是极为稀罕。塞法迪犹太人办的 文化事业如报刊杂志等，也都是面向他们自己那个小小的社区的，对中国人几乎没有什 么影响。不象他们在开封的前辈，塞法迪犹商们受儒家文化影响甚微，也极少与中国人 通婚，更少有皈依佛家和道家的。他们倒是与伦敦、纽约的犹太人保持密切联系，似乎 象英美犹太社团在上海、香港的分支。1925年，一位英国犹太活动家在访问了香港犹太 俱乐部后写到：“这个俱乐部的摆饰颇具伦敦西区社会或政治俱乐部那种舒适的特点。 在一间宽敞而装修得很有品位的屋子里，摆放着一架大钢琴，可以休憩、欣赏音乐或讲 演；还有一间很少让人忽略的台球室，及一个由穿白衬衣的能调配各种鸡尾酒的中国调 酒师照管的吧台。”(注：伊斯雷尔·柯亨(I·cohen)：《一个犹太人旅行者的记述》( The Jounal of a Jewish Traveller)，伦敦，1925年版，第116页。)在这里你不但看 不到中国文化，也很少发现犹太特色，难怪有人认为香港塞法迪犹太人的生活与那里英 国人的生活“极其一致”(注：J·高斯坦(Jonathan Goldstein)编：《中国的犹太人》 卷1，《历史和比较研究》(The Jews of China,Vol.One,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纽约州阿蒙克1999年版，第177页。)。
    当然，凡事都不可一概而论。在塞法迪犹商集团的上层中，一个例外就是哈同。此人 确实受中国文化影响甚深，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娶了中国女子为妻，这在塞法迪犹商中是 极为少见的。到了中年以后，他更是笃信佛教，醉心于佛学研究，也喜读中国的文史书 籍。他不但喜爱中国传统文化，还积极支持研究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除了出资创办诸 多将西学和佛学相结合的学校外，他特别注重支持着名的学者和艺术家进行研究和创作 ，经他大力支持而在事业上取得成就的包括王国维、罗振玉、邹景叔、章一山、费恕皆 、徐悲鸿等名家。据哈同的女儿回忆，哈同家吃饭时也有两套饭菜，一套是中国式的， 另一套是犹太式的，家庭成员可以各择其好；哈同本人一般吃犹太式的，但有时也来尝 尝中国菜肴(注：笔者采访哈同的女儿诺拉·哈同(Nora Hardoon)记录，1999年6月22日 于上海。)。就连哈同去世后的丧礼也有两个，一个是按犹太教的方式，另一个则完全 以佛教的方式进行(注：潘光、李培栋主编：《犹太人忆上海》，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 编辑部1995年版，第130页。)，生动地体现了中国文化与犹太文化的“融合”。
    需要提一下的是，虽然在华塞法迪犹太人与中国文化之间始终存在隔阂，但由于他们 财力雄厚，出于对中国文化的尊重及宣传自身、广交朋友、促进商贸的目的，也经常出 资支持中国的文教福利事业。除了哈同家族外，嘉道理家族也在上海、香港、广东等地 兴办了不少主要面向中国学生的学校，如上海育才中学的前身育才书社等。这些学校向 学生教授英语和西式课程，又非教会学校，因而特别受到不信教的中国学生的欢迎。嘉 道理家族还在上海等地捐资办了一些医院。还须指出，塞法迪犹太人虽然受中国文化的 影响不深，但他们的商贸活动对中国文化却不是没有影响的。突出的一个例子是：他们 投资房地产兴建的各类建筑和开发的一些地段，如上海的沙逊大厦、嘉道理大厦(也称 大理石大厦)、爱俪园、新康花园、南京路、拉希尔犹太会堂等，香港的利赫犹太会堂 和犹太俱乐部等，建筑风格均是中西合璧、千姿百态，为近代中国的都市建筑文化增添 了光彩，特别对沪港两地的建筑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俄国犹太人与中国文化的互相影响
    与塞法迪犹太人不同的是，促使俄国犹太人来到中国的主要不是商业动机，而是从19 世纪80年代起在俄国和东欧掀起的反犹狂潮。这股狂潮导致几百万俄国犹太人逃往北美 ，但也有几万俄国犹太人穿过西伯利亚来到中国的东北和内蒙，先是聚居在以哈尔滨为 中心的地区，再辗转到达天津、青岛、上海等地。其间俄国投资经营的中国东方铁路(The Chinese Eastern Railway，以下简称中东铁路)的修筑、俄国在华势力的扩大、日 俄战争，以及俄国1905年和1917年两次革命，又成了推动俄国犹太人来到东北、内蒙再 南下的动因。当然，在这股俄犹来华的潮流中，也不排除有些俄犹商人主要是来华经商 做实业的，但他们来华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在俄国的反犹环境中根本无法生存，更 谈不上在经济上有所进取。深受反犹主义迫害的来华俄国犹太人一般都不将俄国视为自 己的祖国，而希望在中国长久居留下来。因此，与塞法迪犹太人相比，他们在了解中国 社会，熟悉中国文化方面更加积极和主动，与中国各阶层人民的接触和交往也更为密切 。
    在华俄国犹太人大都从事小本经营或担任中下层职员，这就使他们有机会与中下层的 中国老百姓经常接触。他们一般很少炫耀自己的俄国身份，这也使他们与普通中国人之 间减少了隔阂。曾在中国北方从事肠衣生意多年的俄犹商人本·列瓦柯(Ben Levaco)回 忆道，为了收购原料，他走遍了东北、内蒙、华北的许多城镇和乡村，结识了许多中国 朋友，有时就与中国伙伴一起睡在大车店的炕上(注：笔者采访列瓦柯记录，1992年4月 20日于上海。)。解放后任山东大学教授的俄国犹太人金诗伯(S.Ginsbourg)还记得，他 父亲在满洲里一家为中东铁路加工木材的公司当职员，整天四处奔波，走遍了方圆几千 里的林区，几乎天天与中国人打交道(注：金师伯：《我在中国的六十年》，中国青年 出版社1991年版，第2页。)。出生在上海的俄国犹太人瑞娜·克拉斯诺(Rena Krasno) 回忆道，她母亲在霞飞路上开了一家名叫“彼得·潘”的儿童用品商店，其顾客绝大多 数是中国人，因此她母亲交了许多中国朋友(注：笔者采访瑞娜·克拉斯诺记录，1998 年4月24日于上海。也可参见瑞娜·克拉斯诺《总是陌生人，战时上海的一个犹太家庭 》(Strangers Always,A Jewish Family in Wartime Shanghai)，美国伯克利，1992年 版。)。由于与中国人打交道多，俄国犹太人中学习中文、能讲国语乃至地方语言的要 比塞法迪犹太人多得多。哈尔滨犹太社团领袖A·考夫曼之子T·考夫曼(T.Kaufman)告 诉笔者，当时在哈尔滨有不少俄国犹太人能讲带有浓重东北味的国语(注：笔者采访T· 考夫曼记录，1994年4月18日于上海。)。出生在天津的俄国犹太人S·缪勒(Sam Muller )至今仍能讲一口标准的天津话，据他回忆，当时天津俄犹中会讲天津话的不在少数(注 ：笔者采访S·穆勒记录，1999年8月11日于上海。)。前面提到的列瓦柯也会讲带有北 方口音的国语，在与中国人做生意时，这帮了他不少忙。虽无精确统计，但俄国犹太人 中与中国人通婚的要比塞法迪犹太人多得多，这也是俄犹与中国人关系密切的一个表现 。
    由于比较贴近中国社会，许多俄国犹太人不由自主地为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所吸引， 进而受到这一文化的影响和熏陶。在哈尔滨、天津、上海等地，几乎所有的俄犹孩童都 是由称为“阿妈”的中国保姆带大的，从小就受到中国人的哺育。不少俄国犹太人迷上 了中国戏剧(如京剧和越剧)，相信中医，练习中国太极拳和气功，爱吃中国菜，还给自 己起了中国名字。
    金诗伯描述了自己看京剧《霸王别姬》的感受：“当时这出京剧的名字是什么意思我 根本不懂，过了很久，我才明白‘霸王别姬’这四个汉字的意思是‘楚霸王告别了他的 妃子’。剧中处处采用夸张的手法，还在幕启之前，就已是锣鼓铿锵、号角齐鸣；演员 的动作手势都富有戏剧性；服装富丽绚烂，又宽又长的袖子甩进甩出；奇形怪状的脸谱 ，白的、黑的、黄的、红的、花的、无色不有。但在这一切中，都闪烁着一种美——在 音乐中，在表演中，特别是在王妃的剑舞中。……梅兰芳的动作雍容大度、精妙优雅， 简直使我忘记了他是男扮女装。”(注：前引金诗伯书第85页。)他的这种感受在俄国犹 太人中是比较普遍的：不了解中国文化，但努力尝试去了解它；逐步感受到中国文化中 蕴含着无限的美好，因而为其所吸引。俄犹音乐家阿龙·阿甫夏洛穆夫(Aaron Avshalomov)也是一例。他1894年生于俄国的尼古拉耶夫斯克，1932年来上海。他先在 百代唱片公司担任乐队指挥，后结识了聂耳、冼星海，并为聂耳作曲、田汉作词的电影 《风云儿女》的主题歌、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配器。阿甫 夏洛穆夫喜爱并努力研究中国音乐，又在自己的音乐创作中尝试吸收中国传统音乐的精 华，因而他的许多作品都带有中西合璧的独特风格。他一生写了几十部以中国为题材的 作品，如舞剧《香篆梦》、歌剧《观音》、取材于郭沫若长诗《凤凰涅ｐáｎ@①》的同名歌舞剧、题献给梅兰芳的女声独唱曲《柳堤岸》、以《诗经》和唐诗谱乐的歌曲等，其中最轰动，影响最大的是歌剧《孟姜女》。这种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情况，在塞法迪犹太人中相对而言要少得多。
    当然，俄国犹太人在受到中国文化影响的同时，也以自己的文化传统影响了他们客居 的国家和城市。他们带来了富有俄国风味的犹太音乐；他们将俄国犹太作家的作品由俄 文和意第绪语译成中文介绍给中国读者；他们使中国人第一次领略了犹太教的“考歇” (Kosher)食物，即按正统犹太教规烹调的食物；许多俄犹音乐家、舞蹈家在中国院校里 辛勤教学，培养出了一批批中国学生。如新中国最早在国际重要钢琴比赛中获奖的傅聪 ，就是在俄犹钢琴家阿达·勃朗斯坦夫人的悉心指导下脱颖而出的(注：傅敏编：《傅 雷家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0年版，第156页。)。
    　　　　三、欧洲犹太难民：患难中的文化交融
    1840年后犹太人来华的第三次高潮是由远离中国的事态发展——纳粹掀起的反犹狂潮 所导致，这次来华的犹太人均属政治难民，而且几乎全部是从上海进入中国的。从1933 年到1941年，大批从希特勒屠刀下逃生的欧洲犹太人远涉重洋来到上海，其总人数几达 3万。除了其中数千人经上海去了第三国外，至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仍有25000 名左右犹太难民把上海当作他们的避居地，仅后一个数字就超过了加拿大、澳大利亚、 印度、南非、新西兰五国当时接纳犹太难民的总和(注：格罗曼和兰迪斯(A.Grobman &　D.Landes)：《大屠杀研究评论集》(Genocide,Critical Issues of the Holocaust)， 洛杉矶，1983版，第299页。)。
    就与中国人民和中国文化的交流而言，欧洲犹太难民与俄国犹太人既有相同之处，又 有不同之点。相同的是，两者所处的生存环境都使其能够广泛接触中国的中下层百姓， 因而与真正的中国传统文化比较贴近。不同的是，俄国犹太人在与中国人打交道时有一 种长远观点，准备长期在中国文化圈中生活下去，而为生存而逃离欧洲的犹太难民只把 上海视为临时避难地，因而在与中国人和中国文化交往中总有一种临时心态。
    还有一点不同的是，俄犹与中国文化的接触发生在全中国范围，且经历了一个相当长 的过程，而欧洲犹太难民是在患难中接触中国人民和中国文化的，这一文化交流主要发 生在1938-1945年的上海(注：1933-1938年间来沪的犹太难民很少，大批犹太难民是在1 938-1941年来沪的，1945年后大多数犹太难民陆续离沪。)。
    刚到上海，大多数欧洲犹太难民身无分文，举目无亲，不会说中文，甚至连英语都不 会说，对这座东方大都市及其居民一无所知。因此，他们是在走投无路的艰难状况下开 始接触中国社会的。他们住进了中国人的房子，到中国医院里看病，开始吃不太合口味 的上海式食品，有的还穿起了中式服装，在各个方面都试着按中国人的方式去过日子。 犹太难民弗兰克·塞莱格(Frank Theyleg)在回忆录中写道：“一到上海，我就尽量使 自己‘当地化’。我开始吃几乎所有的中国食品，并无不良反应。”(注：潘光、李培 栋主编：《犹太人忆上海》，上海市政协文史学科编辑部1995年版，第148、40页。)现 住纽约的威廉·肖特曼回忆道：“我母亲不得不在一个小煤炉上烹煮所有的食物，小煤 炉与花盆一样大，只有不断煽风才能保持火旺。烧开水花费时间太长，到老虎灶买热水 成了我每天的使命。老虎灶在上海任何一个街角都能找到(至少在较贫困的地区)。”( 注：笔者采访威廉·肖特曼(William Schurtman)记录。1996年6月16日于纽约。)这些 描述，将当时犹太难民努力适应中国穷苦百姓所过的贫寒生活的情景生动地展现在我们 面前。
    不过，当他们逐步适应了周围的环境，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后，便开始试图在这个客 居地构建具有自己文化特色的生活氛围。犹太难民乔治·赖尼希(George Reinisch)在 回忆录中写道：“随着时间的推移，难民们虽被本地文化逐渐融化，但也极力保留他们 源自欧洲中部的生活方式。”(注：潘光、李培栋主编：《犹太人忆上海》，上海市政 协文史学科编辑部1995年版，第148、40页。)在犹太难民聚居的上海虹口地区，难民们 搬砖砌瓦，修复了数十个在“八·一三”战争中被毁的街区，盖起新的住房和商店。由 难民经营的店铺一家接一家开张，其中有饭店、杂货店、药店、面包铺、理发店、裁缝 店、鞋帽店、服装店等等，当然也有维也纳人不可缺少的奥式露天咖啡馆。后来，一些 难民甚至建起了小工厂，生产肥皂、蜡烛、编织品、皮革制品及欧式食品——腊肠、糖 果、软饮料等。这些商店和工厂起先主要是面向犹太难民的，但后来在中国百姓中也发 现了广阔的市场，一些欧式商品越来越受中国人欢迎。虹口地区一时间德文招牌林立， 好象是德国或奥地利的一个小镇，甚至被戏称为“小维也纳”。在这样的氛围中，中犹 人民之间的接触更趋密切。在虹口一带，许多中国人学会了讲德文，也有一些犹太难民 学会了讲中文，甚至上海话。前面提到的塞莱格回忆道：“我向任何一个碰到的中国人 求教所见的事物的中文叫法，去看中国电影，还学写中文字。我获得了成功。在电话里 ，人们以为我是中国人。我大体上已能看懂中文报纸。”由于能讲流利的汉语，他还与 中国朋友合伙做生意，并且取得了成功。当然，象塞莱格这样精通中文的人在犹太难民 中可能并不很多，但大多数难民都能用简单的国语或上海话与中国人交流，他们的子女 则在与中国孩子共同玩耍时学会了纯正的上海话。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在德国的反犹政策影响下，上海的日本占领当局开始对欧洲犹太 难民进行限制和迫害。1943年2月，日本当局在虹口设立“无国籍难民隔离区”，迫使 犹太难民迁入该隔离区。此后，犹太难民们经历了他们居留上海期间最困难的两年半， 但这并没有影响他们与周围中国百姓的交往，反而使这种交往在患难中更为紧密。犹太 难民莉莉·芬克尔斯坦(Lilli Finkelstein)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发现中国邻居非 常友好，他们知道我们的处境是多么困难，但他们并没有利用我们的困境牟利。不要忘 记，他们都是最穷苦的老百姓，也没有受过什么教育。……我和他们中的一、二个妇女 还交上了朋友。有一次，有家中国人邀请我们在过年的时候到他们家中吃年夜饭。”( 注：潘光、李培栋主编：《犹太人忆上海》，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编辑部1995年版，第 163页。)战时与犹太难民一起居住在虹口的王发良老人回忆道：“那时希特勒迫害犹太 人，日本人迫害我们中国人，我们与犹太难民同处患难之中，大家在一起友好相处，互 相帮助：到战后他们离去时，我们之间都有些难分难舍了。”(注：笔者采访王发良记 录，1994年4月18日于上海。)肖特曼认为，生活在中国人中间，犹太难民感受到在欧洲 从未体验到的友好气氛；要是在欧洲，若犹太人遭难之时，周围基督教世界里一定会有 些人跳出来利用犹太人的困境乘火打劫，落井下石(注：前引采访肖特曼记录。)。顺便 提一下，虽然中犹人民在那困难的岁月里同甘共苦，但犹太难民中与中国人通婚的很少 ，这一是因为犹太难民大都是举家逃难来沪的，二是因为他们的临时避难心理。
    在犹太难民中有诸多出类拔萃的知识分子和专业人才：医生、律师、教师、工程师、 建筑师、会计师、企业管理人员、编辑、记者、作家、演员、画家、音乐家等，以及各 行业的技术工人。如难民中有大批医护人员，仅内科医生就有200多人。又如难民中有 许多音乐人才，仅知名音乐家就有上百人。他们将自己的文化带到了上海，介绍给上海 人民和中国人民。如他们首次在上海演出了意第绪戏剧，演奏了意第绪音乐，使中国人 第一次领略了中欧犹太文化的风采。至少有13位犹太难民音乐家受聘到上海国立音乐专 科学校(今上海音乐学院)任教(注：汤亚汀：《上海犹太难民社区的音乐生活》，《音 乐艺术》1998年第4期，第12页。)，培养出了许多中国学生，其中不少后来成为中国音 坛上的名家高手。如在德国就很有名的卫登堡教授(Alfred Wittenberg)，一直在该校 任教到解放后，1952年病逝于上海。他的学生中有着名音乐家谭抒真、黄贻钧、陈传熙 、陈宗晖、毛楚恩，范继森、李民强等。难民中的众多医学教授和医生也将欧美最先进 的医学理论和技术带到了中国，并在大学中培养了一批中国学生。奥地利犹太人哈尔彭 教授(Fanny Gisela Halpern，汉名韩芬)毕业于维也纳大学，是精神分析法鼻祖弗洛伊 德的学生。她在国立上海医学院任教多年，后又任圣约翰大学医学院神经系主任，她培 养的学生中包括中国精神病医学的创始人之一栗宗华教授。
    经历了种种困难和曲折，犹太难民们也逐渐熟悉并喜欢上了起初他们不太适应的中国 传统与文化。象俄国犹太人一样，许多人迷上了中国戏剧，喜爱中国菜，学打太极拳， 起了中国名字并刻一个中国式姓名图章。犹太难民画家弗利德里希·希夫(Friedrich Schiff，汉名许福)画了一幅漫画，用的标题是“我喜欢中国人”，这反映了大多数犹 太难民的心声(注：潘光主编：《犹太人在中国》，五洲传播出版社2003年版，第150页 。)。欧洲犹太难民办的《上海犹太纪事报》这样写道：“一个朋友说，他在公共汽车 上看到一个上海姑娘手持黄色绢扇，轻轻扇动，面带平静的微笑，感到很美。……我们 的妇女面对上海的炎热，面对中国的火炉，也都用起了扇子，只是脸上不再有这种微笑 了。……愁苦只能增加我们脸上的皱纹，我们也应当用微笑来面对当前的困境。困境很 快就会过去，那时，我们会记得中国的风情——扇子和微笑。”(注：饶立华：《<上海 犹太纪事报>研究》，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第148页。)这些话语生动地反映了犹太难 民对中国文化的美好印象以及在中国文化氛围中克服困难、迎接未来的信心。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艰苦的年代，来自欧洲各地的犹太难民在远东第一大都市上海 与普通的中国百姓的这段交往，真正是一种“患难中的文化交融”，在中犹关系史上谱 写了难忘的一章。
    　　　　四、结语
    综上所述，近代以来中国境内的犹太人与中国当地人之间存在着一种良性的双向文化 交流。在这种文化交流中，中犹两个古老文明所拥有的诸多共同点确实发挥着促进作用 ，如重视教育的价值、重视家庭纽带、善于求同存异、强调在困境中团结拼搏等等。正 因为有着这些共同点，中国境内又不存在欧洲那种占有强势地位的基督教传统，且中犹 两个民族有着相同的遭遇，因此，在中国的土地上不存在源于中华传统的反犹主义，也 没有源于犹太文化的反华思潮。
    然而，具体而言，来华的塞法迪犹太人、俄国犹太人、欧洲犹太难民这三大群体之间 又存在着极大的差异，因而与中国人民和中国文化交流的状况和程度也很不相同。
    塞法迪犹太人受中国文化的影响不深，而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则主要表现在经济文化、 商业文化和建筑文化方面。因高居于一般中国人之上，他们有时也看不起中国民众，但 这主要是源于英国殖民主义心态，而非犹太传统。反过来，中国民众也对一些塞法迪富 商经营鸦片生意等行为颇有反感，但这主要是针对英国殖民主义，而非反犹。
    俄国犹太人经过长期奋斗成为中产阶级，与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交融程度最深、范围 最广、时间最长，主要表现在商贸、艺术领域。俄国犹太人也受到俄罗斯斯拉夫文化的 熏陶，因而他们与中国人的文化交流又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俄文化交流。
    欧洲犹太难民在中国处于社会的最低层，接触的是中国的平民阶层，因而与中国的大 众文化最为贴近。这一在特殊历史条件下的文化交流是一种“患难之交”，因而在中犹 关系史上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同样，由于欧洲犹太难民深受中欧德语文化的影响，这 一交流也有利于德语文化在中国的普及和推广。
    收稿日期：2004-03-02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上般下木
    
    
   南阳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沪80～82G0文化研究阎保平20042004城市广场起源于古代人类庆典和祭祀一类的集体活动。它凝聚和表现城市公众共同的 契约和意志，寄托着公众的信仰、希望和理想，扩大了公众的活动空间和生存时间，提 供给公众比住宅更广阔自由的交流和休憩场所，凝聚着公众的兴趣爱好、风俗习惯、历 史文明。我国建筑学界有人认为中国古代的广场只能称之为类广场，这是以西方城市广 场的定义来套解中国古代的城市广场。如果站在人类生存文化的广阔视野，从城市居民 创建生存环境、占据和利用室外公共活动空间的角度探讨这一问题，完全有理由认为， 中国古代不仅拥有城市广场，而且拥有丰富的广场文化。
    中国古代广场的基本模式是“庭院广场”，四合院就是我国古代遍布城市、乡村的氏 族成员生活中的广场。它的建筑文化模式随着我国古代社会的发展不仅扩大到了大型的 宫殿和庙宇建筑群，而且扩大到了城市整体的布局，并且在几千年间保持着同一文化模 式。庭院广场是中国古代宗法傻呵呵文化体系的标志，它的形成、延续与落后于近代世 界的数千年农业文化血肉同躯，但是，它所体现的人与自然多元共存，整体发展的生命 意识却在后工业时代大放异彩，对于今天正确认识理解广场文化中人的各种需要、建构 新型的广场文化有着重要的启示。基金项目：本文是河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研究2003年度项目(编号：200305019)之 部分成果。索飒
    索飒，学者，现居北京。主要着作有《丰饶的苦难：拉丁美洲笔记》等。
    
    
      FENG Shi-gang/JIA Jian-mei
  School of Management,Tianjin University,Tianjin 300072,China/The Party School of the Handan Municipal Party Committee,Handan 056000,China潘光，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上海犹太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研究生导师(上海　200 020) 作者：南阳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沪80～82G0文化研究阎保平20042004城市广场起源于古代人类庆典和祭祀一类的集体活动。它凝聚和表现城市公众共同的 契约和意志，寄托着公众的信仰、希望和理想，扩大了公众的活动空间和生存时间，提 供给公众比住宅更广阔自由的交流和休憩场所，凝聚着公众的兴趣爱好、风俗习惯、历 史文明。我国建筑学界有人认为中国古代的广场只能称之为类广场，这是以西方城市广 场的定义来套解中国古代的城市广场。如果站在人类生存文化的广阔视野，从城市居民 创建生存环境、占据和利用室外公共活动空间的角度探讨这一问题，完全有理由认为， 中国古代不仅拥有城市广场，而且拥有丰富的广场文化。
    中国古代广场的基本模式是“庭院广场”，四合院就是我国古代遍布城市、乡村的氏 族成员生活中的广场。它的建筑文化模式随着我国古代社会的发展不仅扩大到了大型的 宫殿和庙宇建筑群，而且扩大到了城市整体的布局，并且在几千年间保持着同一文化模 式。庭院广场是中国古代宗法傻呵呵文化体系的标志，它的形成、延续与落后于近代世 界的数千年农业文化血肉同躯，但是，它所体现的人与自然多元共存，整体发展的生命 意识却在后工业时代大放异彩，对于今天正确认识理解广场文化中人的各种需要、建构 新型的广场文化有着重要的启示。基金项目：本文是河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研究2003年度项目(编号：200305019)之 部分成果。索飒
    索飒，学者，现居北京。主要着作有《丰饶的苦难：拉丁美洲笔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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