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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I28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623（1999）05—0044—08
　　　　　　一
　　1949～1999年，整整半个世纪，中国儿童文学跟随着人民共和国建设步伐前进。面对千千万万“长在红旗下”的少年儿童，儿童文学界一再讨论它的教育性、儿童性。但是，儿童文学观取决于儿童观，而儿童观能趋于正确，在于社会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
　　众所周知，伟大的中国是东方文明古国，56个民族兄弟般和睦共处在一个民族大家庭里，文化传统源远流长连绵不断。但另一方面，历史上封建制度延续两千年，封建意识根深蒂固，造成各民族事务上的不平等很难消除。因此，是否能够深刻地认识儿童文学的现代化与民族化的问题，始终是影响中国儿童文学能否正常发展的重要问题。
　　作为一个后进国家，中国儿童文学与中国文学的现代化，是整个社会现代化的一部分。其发展的逻辑，有着不同于以美、日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儿童文学现代化的特点。中国儿童文学的现代化，主要不是自身文学现代性因素长期积累的一个自然结果，而是社会革命所引起的社会变动和外部现代化的强烈刺激的一种有意识的回应和选择。现代化的根本在于人的现代化，中国儿童文学自觉地担当起了时代启蒙和塑造民族性格的重任。事实上，新中国建立以来，无论是从旧时代走来的老一辈儿童文学作家，还是立志于儿童文学的年轻作者，都在一种改造思想、建立新的人生观的时代氛围中，以革命的、自信的文化心态，希望创立一种崭新的社会主义的儿童文学。于是，新老作家都以绚丽的笔触描写解放了的新社会，歌颂中国共产党、歌颂新中国、歌颂新的人和新的世界，如张天翼的儿童小说《罗文应的故事》、袁鹰的散文《丁丁游历北京》、严文井的童话《蚯蚓和蜜蜂的故事》、秦兆阳的童话《小燕子万里飞行记》等。从20年代以来就以描写母爱、童心着称的冰心也写出了风雨困难压不垮的《十三陵工地上的小五虎》和显示新时代少先队员心灵的《陶奇的暑期日记》等作品。而曾被鲁迅先生誉为“给中国的童话开辟了一条自己创作的路”的叶圣陶，也写出了异常清新浪漫的散文《一个少年的笔记里》和富于童情稚趣的儿歌《小小的船》、《金鱼》等。新中国初创时期至50年代及60年代初的儿童文学小百花园里呈现出令人振奋的万紫千红的新气象。革命胜利后人民的巨大热情和对人民共和国未来展望的无比激情成为中国儿童文学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的历史契机。
　　中国儿童文学的现代化很快受到了新的时代条件的挑战。首先，由于当时把世界分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并提出“向苏联老大哥学习”和“一边倒”的口号，就使中国儿童文学作家无条件地倾向于对苏联儿童文学的借鉴。一段时间里，中国儿童文学确像小弟弟般地跟着苏联儿童文学亦步亦趋。《把一切献给党》的作者吴运铎被称作中国的保尔·柯察金，袁静的中篇儿童小说《小黑马的故事》也与班台莱耶夫的作品有许多相通之处；任溶溶的儿童诗如《爸爸的老师》、《你们说我爸爸是干什么的》中的取材、表现，也与马尔夏克、马雅可夫斯基十分相近。如果说，50年代的中国儿童文学是实施着一种无选择余地的借鉴的话，60年代中国对苏联的失望，则导致了全面的闭关自守。像社会生活中的其它各领域一样，中国儿童文学进入一个狂热地主张自力更生的时期。一切外来的思想文化资源都在反帝、反修的浪潮声中被当作洪水猛兽拒之门外。对外国儿童文学现代性的阻隔，同时也就导致了对本国儿童文学创造性的长期遏制。“文革”十年，儿童们除了跟大人一起看样板戏，便是看革命儿童与阶级敌人斗争的故事。其次，对“文艺为工农兵”、“文艺为政治”口号的提倡，一方面要求儿童文学作家们同样投身于火热的革命斗争，深入到工农大众生活中去，因此有了许多描写革命儿童与乡村儿童的优秀作品，如刘真的儿童小说《我和小荣》、《长长的流水》，胡奇的《小马枪》、《海防少年》，徐光耀的《小兵张嘎》，任大霖的《两个小渔夫》，任大星的《双简猎枪》，萧平的《海滨的孩子》，杨啸的《小山子的故事》等。而当历史要求作家们将这些具有现代性的儿童文学作品向更广大的乡村牧区小读者推广时，又必然地有儿童文学民族化问题的提出。因为我国少数民族多聚居于边陲的乡野草原。那里的儿童受教育的状况普遍低下，因此，当儿童文学作家们继续寻求现代化途径时，不仅需要关注和拓展儿童文学的民族化，还需要开拓中国儿童文学大众化的前途，也就需要从民族本土文化中汲取文学的养分。一段时间内，有不少以民族民间文学为素材作改编的儿童文学作品，如阮章竞的童话诗《金色的海螺》，任德耀的童话剧《马兰花》，洪汛涛的童话《神笔马良》。一些有成就的少数民族作家意识到时代赋予的使命，开始创作表现本民族儿童新生活新思想以反映民族新面貌的作品，如蒙古族敖德斯尔的儿童小说《小冈苏赫》，彝族苏晓星的《阿爹与荞荞》，布依族江农的《血染山茶寨》等。汉族作家们也细心地描写自己所熟悉的少数民族儿童形象，并着意于表现民族团结的主题。如胡奇的反映藏族少年儿童生活和西藏地区伟大变革的短篇小说《小扎西》、中篇小说《五彩路》；季康的描写瑶族孩子蒙帕的善良、聪明、会画画的天才以及进了农业学校想要改变家乡落后面貌的“幻想”的小说《蒙帕在幻想》；孟左恭的叙述蒙古族儿童阿尤勒反抗王爷、管家的《草原的儿子》等等。正是这样，50年代至60年代初，被称为中国儿童文学的黄金时期。但，不能不看到，这时的中国儿童文学往往过多地为政治所左右，以致在题材选择、手法运用等方面都受到一种无形的束缚。
　　“文革”的发生和它所造成的结果，在全社会引起很深的震动，更引起中国儿童文学界深沉的反思。新时期儿童文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思想的解放、观念的变革。儿童文学作为社会思潮的生动具体的表现，十分活跃和突出，它因此能够突破历史模式，获得新的创造力。与50年代至60年代前半叶的那个黄金时期相比，中国儿童文学已由长期以来的专一的政治视角，转向开阔的社会视角；由对儿童文学的教化功能的要求，转向多样的审美功能的需要；突破了单一的创作方法的局限，出现了创作方法多元状态的变化；那种直露的、直奔主题的创作方式被摒弃；随着整个国家向外部世界开放，新时期儿童文学作家也从向外部世界张看而开始其艰难旅程。当然，长期捆绑后的迈步，尚无大的胆略和气魄。刘心武在短篇小说《班主任》中虽然透露了这一代少年期盼与外部世界的沟通的愿望，却只小心翼翼地停留在主张可以坦率地阅读在西方文学中其实并无什么地位的小说《牛虻》；虽然透露了变革的愿望，也只是谨小慎微地通过对一个很平面的少年人物形象——谢惠敏的出乎当时一般人意料之外的否定来达到。但由于我们长期视西方文学为资本主义文学而把优秀的西方文学作品也一律拒之于门外的缘故。正如刘心武同志在《近十年中国文学的若干特征》一文中所说：“它却使身处废墟上的中国读者感到振奋，因为它朴素地呼出了‘外国也有好的东西’和‘改变一下我们原有的思维方式’的共同心愿。”这“改变一下我们原有的思维方式”其实就包含着对现代意识再一次的殷切呼唤，而“外国也有好的东西”则隐含了对外国儿童文学观念、表达方式等方面的肯定。初期的肯定虽然是小心谨慎的，但国门一旦打开，这种肯定必然顺乎潮流地衍变为对外国儿童文学的更大范围的借鉴。短短几年里，人们不仅在梅子涵的短篇小说《走在路上》和《蓝鸟》中看到了西方意识流和荒诞派作品的影子，而且在同一作者的小说《我们的浪漫故事和老郁》和张之路的小说《暗号》中捕捉到了“黑色幽默”的气氛；不仅在彭学军的《染屋》、曹文轩的《古堡》、刘健屏的《我要我的雕刻刀》中找到与西方象征主义小说之间的某种联系，而且可以在班马、金逸铭等人的作品中找到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影响的痕迹。80年代以后，中国儿童文学对外开放是全面的。人们感受到一种宽容、开放的现代气息和现代精神降临于中国儿童文学领域。有意思的是，新时期儿童文学作家更多地表现出对两次世界大战前后发展起来的各种现代派手法的独特青睐，使它们在短短时间内在中国儿童文学园地里花开花落了一番。
　　简单地回顾建国50年中国儿童文学自身发展与借鉴外来文化的历程，不难看出，中国儿童文学对现代化的追求，从来就不是一个单独的儿童文学问题，它始终追随着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脚步并受其影响。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儿童文学借鉴的重心，由只向着苏联到向全世界全面开放的转化，正好与中国社会现代化由追求苏联模式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商品经济社会的轨迹相吻合。仔细观察50年代到60年代初期包括冰心、叶圣陶、陈伯吹等前辈在内的儿童文学作家之所以将自己的目光倾注于苏联儿童文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如苏联作家阿·托尔斯泰所说的，苏联儿童文学注重“发展儿童的幻想”，因为“没有关于人类的幸福的幻想，我们的革命是不可能的”；注重“加强儿童对祖国的热爱”、“培养和发展我们民族的一切特点”、“帮助我们的儿童成长为有自豪心的、有文化的强健的人”（苏联《文学艺术报》1943年2月27日）， 这正是我们当时的需要。新时期儿童文学作家特别钟情于西方现代派文艺的种种手法，理论的基础也在于认为现代化必然伴随着现代派。80年代初期，徐迟的一篇很有影响的文章就题为《现代化与现代派》。虽然不是专谈儿童文学的现代化，但文中所论及文学的现代化与经济的、政治的现代化的关系，论及中国文学的现代化事实上不能独立于整个社会现代化的进程，当整个社会现代化误入歧途时，文学的现代化也必然遭受挫折等等，当然是包括中国儿童文学在内的。
　　与儿童文学的现代化不同，50年来中国儿童文学的民族化在很长一个时期内一直没有建立起一个较完整的理论体系。但从实践上说，儿童文学现代化的过程同时也就是儿童文学民族化的过程。儿童文学作家们在对外全方位开放的同时即进行着立足于本民族文化土壤上的扬弃。这里所说的民族化，包括广义和狭义两个范畴。广义的，是就中华民族整体而言，对外国儿童文学采取以“我”为主的“拿来主义”；狭义的，是指我国各民族儿童文学之间的交流、交融，这二者常常是叠合的。如土家族蔡测海短篇小说《孩子和割草的人》写孩子的心灵和老人的心思，写孩子的纯真和老人的纯朴，写孩子的追求和老人的追想。那无名无姓的叙述，那有问有答的描写，那一老一小的映衬，都十分空灵，显然是借鉴了西方现代派艺术手法，但是，从作家所描绘的地域氛围和老人的生活和感情中，又显示着一种别无替代的民族性。而在祖孙隔代人的情感交流中，新生活的气息又扑面而来，时代精神又渗透其中。作品富有诗意，又具有某种象征的意义。藏族意西泽仁的《瞧，那儿还有两朵花》中，在广袤、松软，长满了各色野花的美丽的草原上，已经八岁、会放牧、会带妹妹、会独自进城卖牛奶、会叫出草原上各种花朵的名字的藏族小姑娘德茜与她的妹妹、五岁的央茜，遇到了一群从县城来的戴着红领巾的小学生。面对那个胖胖的调皮的藏族男生洛尔布的一副凶相，德茜冷冷地摆出了不可侵犯的姿态，另一个穿绿毛衣的少先队中队长，总是笑眯眯的汉族女孩李苹，对她俩却是那么友好，她劝德茜读书，回答德茜提出的问题，让她的同学来听德茜讲草原上各种花，因而缩短了小学生们与没上学的小姑娘之间的距离。作品从思想和艺术的完美统一中呈现出民族精神、时代精神、儿童精神的浑然一体。作家对蒙太奇手法的运用、开头两个藏族小姑娘的亮相和结尾时写藏族小姐妹的对话也都简洁明快，虽是从外民族文学中“拿来”，确是恰到好处。可见，每一次对外国、外民族儿童文学借鉴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将外国、外民族儿童文学民族化的过程。进一步提出儿童文学的民族化，事实上也应当以儿童文学的现代化为前提和基础。它所要求的，是以更为独立的、以“我”为主的姿态实现儿童文学的现代化。由此回顾50年来中国儿童文学作家所走过的路是不无趣味的。50年代初，老一辈儿童文学作家或从解放区的乡村进入城市（如袁静），或由其它工作转入专业（如陈伯吹），或自国外返回祖国（如冰心）。新起的作家如上海的任大霖、张秋生，北京的葛翠琳、王路遥，山东的邱勋，湖南的谢璞，浙江的沈虎根，辽宁的吴梦起等等，他们不论是哪个民族的作家，同外国、外民族儿童文学的关系恰好走过了一条由近而远再由远而近的轨迹。而50～60年代新时期，正好都是新中国儿童文学成就较大的时期。换言之，20世纪后半叶的中国儿童文学50年，正是现代化和民族交互的时期，儿童文学创作上的成就因此最大。显然，要想使中国儿童文学屹立于世界现代儿童文学之林，必须在东西方文化的激烈碰撞中，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冲突与交汇中，甄别、选择、扬弃、吸收，以达到广采博取，扬长避短的境地。
　　　　　　二
　　20世纪行将过去，本世纪后50年的中国儿童文学也将成为历史。回顾过去的历史，纵观目前的状况，可以肯定，中国儿童文学的现代化和民族化，在走过了曲曲折折的路程之后，已有相当的水平。总体上说，新时期儿童文学的现代化与民族化程度已超过本世纪的任何一个时期。具体表现在：
　　第一，从儿童文学的外部环境来说，新时期儿童文学发展到目前已进入一个真正的创作自由的时期。开明、开放的现代精神和现代意识已成为儿童文学的主旋律，这既是人们对本世纪后半叶中国儿童文学进行反思的一个结果，也是国家进入市场经济自由竞争的一个必然。
　　第二，与开明、开放的时代精神气氛相适应，从80年代中期开始，儿童文学观念和儿童文学创作都呈现出了令人惊喜和振奋的新气象。对题材和体裁的各种各样的选择摆在作家面前。无可框定的审美意识和由此呈现的多样化的创作风格炫人眼目。并且，因少数民族作家更深入地表现本民族儿童生活、反映本民族一代代新人民族心理素质的提高，而有了“民族儿童文学”的新名目；又因读者对象年龄阶段不同而被划分为幼年文学、童年文学、少年文学。更由于婴儿文学也受到关注，使儿童文学内部的丰富多彩的竞妍争辉常常突破了以往的理论范畴的局限。许多人数很少的民族作家走进儿童文学作家的行列以及中小学文学社团、青少年作者的涌现，都是中国儿童文学现代化、民族化的标志之一。值得注意的是，青少年作者创作的长篇小说在儿童少年中引起了前所未有的强烈反响，如郁秀的《花季·雨季》、张天天的《真心英雄》，都再版多次。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评奖已把儿童文学奖正式列入。
　　第三，从儿童文学主题的开拓和形式的探索方面说，当前的中国儿童文学也已经达到相当的深度和广度。中国儿童文学走上现代化轨道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个人的发现。即不仅使作家从无形的精神枷锁中解脱出来，更要使少年儿童从“左”的思想框架和“统一”的阅读模式中解脱出来。使人的文学传统复归于中国儿童文学，并充满了新的时代精神。对儿童天性与儿童地位的肯定，对儿童个性发展与社会规范的富有现代意识的重新思考，对儿童人格和独立精神的尊重和理解，使中国儿童文学对人的主题的开拓进入了一个新的层面。在儿童文学形式和艺术技巧的探索方面，由于新时期儿童文学作家吸收了“五四”以来儿童文学的有益传统，吸纳了国内各民族儿童文学的鲜明特色，又吸取了海峡彼岸及外国儿童文学的成功经验，不仅儿童文学中固有的样式如童话、儿童小说、寓言、故事等更为丰富多样，还有儿童诗歌的振兴、儿童散文的繁荣、儿童报告文学的崛起、儿童科学文艺的飞跃、儿童影视文学的后来居上。近年来优秀的儿童长篇小说有许多部，如秦文君的《男生贾里》、董宏猷的《十四岁的森林》、黄蓓佳的《我愿做个好孩子》、曹文轩的《草房子》等。儿童诗歌则以其饱满的生活激情、烂漫的儿童意趣和多变的格律音韵和因叙事、抒情的不同或长或短、或齐整或错落的多样化的排列形式而受到广大儿童读者的欢迎。清新美妙的新儿歌和高亢、昂扬的朗诵诗更因其良好的启蒙功能和强烈的鼓舞作用而具有广泛性。儿童科学文艺在知识经济时代的独特的艺术价值，儿童影视文学的深远的美学意义，更是非语言可以形容。这些均说明新时期堪称中国儿童文学50年总体艺术水平最高的时期。
　　我们给新时期儿童文学特别是近10年的儿童文学以相当高的评价，并不意味着中国儿童文学可以裹足不前了。事实上，就整体而言，中国儿童文学仍处于现代化的初级阶段。尊重儿童、确立儿童的独立地位等现代意识诚然已占领了中国儿童文学作家的思维空间，但50年代、60年代初作家们曾给予猛烈抨击的封建意识和极端个人主义思想也常常借各种名义进入儿童文学领域。儿童文学观念和儿童文学创作的多元化诚然已成为中国儿童文学作家的共识，但过重地强调开掘生活底蕴的深刻和反映社会现实的复杂也常常会忽略了儿童的天性，忽视了儿童文学的特性。此外，目前中国儿童文学的总体艺术水平诚然已超过以往的50、60年代和进入新时期的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但迄今为止还没有叶圣陶、冰心这样的大师级作家出现，也少有《稻草人》、《寄小读者》及被称作“冰心体”的小诗这样的经得起时间检验的重量级作品出现，这既与时代所提供的儿童文学创作的自由度极不相称，也与大数量作品的纷纷问世形成较大的反差。所有这些，都将严峻地摆在即将进入21世纪的中国儿童文学面前。有哪些严峻的问题呢？
　　　　（一）迎接市场经济的挑战，还是畏缩屈服？
　　市场经济的兴起，给中国儿童文学作家的创作带来了更大的自由度，也给中国儿童文学作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困扰。更大的自由度特别是外在的自由是显而易见的，毋须多说。前所未有的困扰却引起了人们浮躁的创作心态。“有钱能使鬼推磨”固然是一种夸大，但是，商海的潮涨潮落可以动摇“默默为儿童”的决心，书市的行情也可以影响作家们创作的价值取向。在老、中、青三代儿童文学作家中都有人在经济的诱惑面前放弃了自己创作的自由。市场经济时代的创作自由更多地体现为作家的心态是否自由。作家的心态不自由，其创作就有可能跟着市场的风向盲目地转。前两年，几乎每一种儿童报刊都在搞“卡通”，都在讲地球人与外星人的“战斗”，而调查表明，中国广大农村牧区的儿童更愿意看形象逼真的连环画，更希望读到反映他们的生活和心灵和作品。又一阵，因为年轻的父母们看好“世界名着”，许多出版社都盯住了这个“热点”，有人就撇开着名翻译家们精心译出、精心审校的版本，重新“制作”，重新“组合”或称“套书”，或叫“丛书”，把功夫下在“包装”上。虽然，名着的大量出版也有其一定的价值，但不能不看到，粗糙的翻译和粗劣的编校会给儿童带来不良的影响，它们在商业上的成功远远大于对文学现代化的成功。这也就意味着，今后一切有志于为中国儿童文学现代化做出贡献的作家，不仅得像儿童文学前辈郑振铎、叶圣陶那样，坚信“文学是一种工作，而且又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而且得像冰心那样，全身心投入。她在《〈寄小读者〉四版自序》中所说：“……我就以我的灵肉来探索人生……这书中有幼稚的欢乐，也有天真的眼泪！”是一种怎样高尚的创作境界！市场经济时代的任何一个儿童文学作家，如果不首先进入这样一种境地，就很难回应时代对作家提出的要求。
　　　　（二）是做真正的儿童文学作家，还是做以儿童文学为敲门砖的作家？
　　人们对目前中国儿童文学的一个普遍感觉是儿童文学大家和儿童文学精品的匮乏。从儿童文学报刊和作家作品的数量看，新时期远远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可这种繁荣之下也隐伏着深刻的危机。目前，全国各地有不少刚从童年、少年走出，对当代儿童少年的内心有较深理解、与他们心心相通，并有着良好的艺术感觉的年轻作家。他们写出了不同样式的、受到儿童们喜爱的作品，可他们往往由于缺乏坚实的生活根底和深厚的文化底蕴而缺乏一种大家之气。新时期儿童文学也出现过一批较有时代感的、可读性较高的中长篇小说，可不少小说也往往缺乏那种大家之作所具有的沉甸甸的思想蕴涵和独具匠心的形式创构。有些看来很有发展潜力的儿童文学作家又常常在创作了一两部较有影响的作品之后便转入成人文学。有些看来很有抱负并潜心于儿童文学创作的作家也往往难以超越自己。这就使整个新时期儿童文学始终处于一种不断有新人新作出现、不断有获奖作品推出，并常常在首都的大型研讨会后引起一定范围的关注和轰动，却少有流传广泛、效应持久、令小读者爱不释手、难以忘怀的杰作和始终关心广大儿童少年命运，并给他们留下很深印象的儿童文学大家。怎样看待这一现象？怎样评价新时期儿童文学中涌现的优秀作家、作品？我想，除了从儿童文学作家自身的内因来反省之外，一些看似与儿童文学作家关系不很紧密的外因，也是绝对不能忽视的。如我国现行教育制度的局限（升重点学校、应具有某项特长等愿望的驱使，使儿童少年很少有时间广泛阅读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我国当前城乡之间经济发展、教育实施等方面的明显差距（最多数的儿童少年生活在经济、教育都相对落后的农村牧区）等等都会影响到儿童文学的普及面。比如在新时期最早传达儿童心声，作品中洋溢着浓厚的民主、平等气息却又富奇思异想的郑渊洁的童话；最善于在幻想中反映社会现实生活，创作中渗透了浓烈的人性、民情色彩而又妙趣横生的周锐的童话；最钟情于描写当代少男少女的心灵天地，构思中充满了浓郁的快乐、轻松气氛，竟又极深刻凝重的秦文君的小说；最先提出国民性格的塑造，刻画中洇浸着浓重的象征、哲理意味，恰又是活泼动人的曹文轩的小说，都是新时期中属上乘的儿童文学作家作品。但与中外儿童文学名着如冰心儿童散文、安徒生童话、凡尔纳科幻小说等相比，这些作品的覆盖面还远远不如。就是与我国如今还健在的前辈儿童文学作家如严文井、郭风相比，影响也不及。为什么？固然不能不看到作家生活积累、思想学养、文学才华等综合实力间的差异，也必定要看到外部条件所造成的、非今日的儿童文学作家自身能改变的客观的社会机制和习惯势力的限制。相信随着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入，随着国家和民族振兴大业的逐步实现，随着儿童教育事业的高度发展，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会拥有更大量的读者群。优秀的儿童文学的作家也会更自觉地认识到自身的局限和创作的局限并能积极地做出调整。要成为儿童文学大家，深邃的思想、锐利的目光、渊博的知识、丰富的生活、美妙的童心，缺一不可。永远跃动着的童心，更是任何一位优秀儿童文学作家必须具有的。
　　　　（三）是只须有儿童生活体验，还是须体验儿童生活？
　　认识到目前儿童文学创作的局限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有越来越多的儿童文学作家重新意识到生活与创作之间的紧密联系。作为对于将儿童文学当作教育工具特别是又把这一观念置于一定的政治背景中的逆反，新时期儿童文学创作曾一度出现疏远现实生活的倾向。直面儿童命运的作品少了，向逝去的历史和遥远的梦幻寻求儿童文学题材的作品不少。有一些作品甚至流于因袭他人创作模式，或换汤不换药，或新瓶装旧酒，或沉溺于技巧的探秘并以此来遮掩儿童生活体验的缺乏。但这不过是在纠正一种创作倾向时因用力过大而偏到另一边，以致将儿童文学创作引入误区。从80年代中期，秦文君的《少女罗薇》、曹文轩的《第十一根红布条》、张之路的《静静的石竹花》等一批描述当代儿童少年的小说问世以后，中国儿童文学作家再一次将自己的目光转移到儿童的现实生活中，秦文君在《男生贾里全传》自序中提出，儿童文学应从“追求深刻厚重”而“走向丰富多样”，因而，也同时借鉴西方现代主义多种流派在艺术表现上的长处。90年代纷至沓来的诸如董宏猷小说《一百个中国孩子的梦》、庄大伟童话《古怪城里的对抗赛》、范伟军的散文集《希望我们彼此怀念》、薛卫民抒情诗集《白玫瑰·三角帆》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在于试图用少男少女的视角来观察喧嚣而骚动的、当代儿童正生活其中的社会生活，恢复那曾一时疏离的儿童文学与社会生活的密切联系，强化儿童文学对儿童的心灵、情感和千万儿童现实生存状态的关注。一位儿童刊物的老主编为一位自幼生活在农村的作家所写的小说集作序时说，这方泥土给了他多维的营养，又赐予了他无限的情思。这就是他创作的源泉，也是他成功的基因。再次阐述儿童文学作家创作与生活的重要联系。目前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是，儿童文学作家的生活积累和对生活的体验更有其独特与独到处，即在对生活的体验时必定得保持着天真的童心，必定得目中有儿童、心中有儿童。而这，不是提醒一下就能解决问题的。此外，在强调作家体验生活的同时，更有必要强调儿童文学作家对当代儿童生活的体验，体验了儿童、少年的人生再来写作品和为了写作品再去体验那童年、少年的人生大不一样。有儿童生活的体验与体验儿童的生活，二者的内涵是不相同的，前者是指儿童文学作家长期深入儿童生活所获得的经验和体悟，是创作主体对儿童生活的独特介入、思索和拥抱，后者则指儿童文学作家深入儿童生活的一种实践。二者相辅相成。而作家具备深厚的生活根底和生活体验，正是繁荣发展儿童文学的首要条件。也是出儿童文学大家的重要基础。中国儿童文学50年历程最生动地证实了这个最浅近而又最深刻的道理。试想，中华各民族儿童文学作家如果不扎根于本民族的生活土壤，如果不理解本民族儿童的情感，又怎样谈得上与国内外其他民族儿童文学的交流，又怎样能实现儿童文学的民族化与现代化？
　　　　（四）追随永恒：永远地强调和重视儿童文学作家整体素质的提高
　　一代代儿童文学作家的自身素质，永远是提高儿童文学品位、质量的先决条件。没有一流的作家，哪有一流的作品？而只有具备了高素质的作家，才能理解本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并加以承扬；也才可能吸取外国、外民族文化中的精华，加以借鉴。然后，才能为今日的儿童读者提供创造性的儿童文学作品，才能不断地将儿童文学现代化和民族化引向深入。
　　20世纪余下的时间已很短暂，在这短暂的时间里，中国儿童文学似乎已不能掀起更大的波澜，也难以出现大师级的儿童文学大家。但时代已将历史的选择推到了中国儿童文学作家面前，提前做好心理上的准备和选择，必将有助于中国儿童文学在21世纪少走弯路而再创辉煌。
内蒙古师大学报：哲社版呼和浩特44～51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张锦贻20002000在中国，儿童文学的现代化与民族化问题，始终是影响儿童文学能否正常发展的重要问题。50年代及60年代初，革命胜利后的巨大热情和对未来展望的无比激情成为中国儿童文学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的历史契机，同时也拓展了儿童文学民族化的途径。新时期中国儿童文学在对外开放的同时立足于本民族文化土壤上的扬弃、现代化与民族化的交互，从而使中国儿童文学成绩辉煌。儿童文学现代化/儿童文学民族化/现代意识/本土文化/借鉴/扬弃　　modernization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nationalization ofchildren's　literature/ modern consciousness/ native　culture/draw lessons from　the　past/　 develop　what　is　useful　anddiscard what is notREVIEW OF CHINESE CHILDREN'S LITERATURE IN THE PAST 50 YEARS　　Inner Mongolia Academy of Sciences 010010　　ZHANG Jin-yi　　(Inner Mongolia Academy of Sciences 010010)In　China,　 the　modernization　 and　 nationalization　 ofchildren's literature has always been a question that　affectsnormal development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In 1950s andearly 60s, the great enthusiasm and　the　bright　prospect　of the future after the　victory　of　the　revolution　marked animportant historical turning point　for　the　modernization ofChinese children's　literature,　and　widened　the road to itsnationalization.In the new era, Chinese　chidren's　literature,　owing　　to the　opening-up　policy, deeply rooted　in　itsnational　　 cultural　soil, developing what　is　useful　 anddiscarding　　 what is　not, and　with mutual infiltration　of modernization and　nationalization, is　going through anotherperiod of glory.张锦贻，内蒙古社科院，人蒙古　呼和浩特　010010　　张锦贻（1935～），女，浙江省杭州市人，内蒙古社科院研究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内蒙古儿童文学委员会副主任。 作者：内蒙古师大学报：哲社版呼和浩特44～51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张锦贻20002000在中国，儿童文学的现代化与民族化问题，始终是影响儿童文学能否正常发展的重要问题。50年代及60年代初，革命胜利后的巨大热情和对未来展望的无比激情成为中国儿童文学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的历史契机，同时也拓展了儿童文学民族化的途径。新时期中国儿童文学在对外开放的同时立足于本民族文化土壤上的扬弃、现代化与民族化的交互，从而使中国儿童文学成绩辉煌。儿童文学现代化/儿童文学民族化/现代意识/本土文化/借鉴/扬弃　　modernization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nationalization ofchildren's　literature/ modern consciousness/ native　culture/draw lessons from　the　past/　 develop　what　is　useful　anddiscard what is not

网载 2013-09-10 21:2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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