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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中国在WTO中的实践
　　入世五年来，中国经历了从“局外”到“局内”的角色转换，经历了从“感性上的模糊”到“理性上的接受”的观念更新，也经历了“被动应对”到“主动面对”的行为方式转变。面对入世以来的新形势、新环境、新任务，中国既触摸到了诸多的挑战性机遇，也探寻到了许多或是预见、或是未知的发展新空间。入世五年来，中国用自己的实践和不懈的努力在WTO中树立了一个“重承诺、负责任、守信用”的大国形象。
　　1.积极履行入世承诺
　　作为WTO新成员，在过去的五年，中国始终坚持扩大对外开放的方针，根据《中国加入议定书》以及《中国加入工作组报告》中所规定的义务，认真履行各项承诺，不断加快国内经济体制改革，创造了更加公平规范的进口市场环境。以关税削减为例，入世五年来，中国先后4次对关税进行大幅度削减。一些重要的工业品，关税削减的幅度是相当大的，例如汽车整车，入世前关税为80%至100%,2002年降至43.8%,2006年7月1日进一步降低至25%。同时，2004年，农产品平均关税也由2003年的16.8%降低至15.3%,2008年将降至15.1%。而作为发达的农业国家，美国的农产品关税为12%，欧盟为20%、巴西和阿根廷等国为35%。实际上，中国在农产品市场开放方面，已经走在了几乎所有WTO成员的前列。此外，自2003年起，中国开始参加《信息技术产品协定》，承诺将协定下产品的关税于2005年前全部降至零。从2006年1月2日起，中国进一步降低了100多个税目的进口关税，涉及植物油、化工原料、汽车及汽车零部件等产品。2006年的关税总水平仍为9.9%其中，农产品平均税率为15.2%，工业品平均税率为9.0%。经过连续几次大幅度的降税，中国已按期履行了加入WTO承诺的降税义务。
　　2.逐渐学会运用WTO规则
　　入世五年，在面对诸多贸易争端时，经过五年的洗礼，中国已逐步学会了理性、冷静地对待和积极运用WTO规则有理、有利、有节和有力地解决和处理，以保护自己的利益，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掌握主动。2002年3月，中国第一次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向WTO提出成立专家组对“美国实施钢铁产品保障措施案”进行调查和裁决。2003年11月10日，WTO上诉机构作出终裁，确认美国“201钢铁保障措施”不符合WTO规则。中国在WTO争端解决第一案中胜诉，不仅维护了企业利益，更在实践中培养了一批熟悉WTO规则的律师和法律人才，充分表明我国运用WTO规则维护本国正当贸易利益和参与国际经贸事务的坚定立场和基本态度。
　　3.全面参与WTO全球事务
　　入世五年来，中国已逐渐适应了由“观察员”到“正式成员”的角色转换，正在全面积极、建设性地参与WTO各项经贸事务和多边贸易规则的制订。在过去五年间中国接受了WTO贸易政策过渡性审议，并行使了相应的审议权利。2003年9月10日，中国首次作为WTO正式成员参加WTO第五届部长级会议，在农业议题上，中国代表指出发达成员应作出重大的、实质性的减让承诺；在非农产品市场准入方面，发达成员应该大幅度削减关税高峰和关税升级，并遵循“非完全互惠”的原则，切实保障发展中成员的利益。此外，2004年4月3日，中国与正在申请入世的国家（沙特）签署了首个双边市场准入协议。10月14日，中国与俄罗斯就俄罗斯入世完成所有谈判，并签署了所有必要的文件。从过去中国作为申请加入国与别国谈判，由他人审议，甚至有时受制于人，到如今中国作为WTO正式成员与其他申请加入国如俄罗斯、越南等进行双边谈判，标志着中国在WTO中地位和身份的根本转变。
　　4.积极参与WTO多哈回合谈判
　　作为WTO新成员，中国在WTO多哈回合中的一举一动都倍受瞩目。五年来，中国全面参与了多哈发展回合谈判，在农业、非农产品、服务贸易以及新加坡议题的谈判中都提出了自己的立场或者提案。2005年12月14日，中国一改中国五年来在WTO的舞台上一贯的低调作风，发表了当天上午时间最长、言辞锋利的演讲，不但表明了中方的鲜明立场，同时一扫外界关于中国作为加入WTO之后的最大发展中成员受惠国，故意保持低调的无理猜测。除去在大会发言，中国还参加了大会举行的全部7次有30多个WTO主要成员参加的“绿屋会议”，与21位成员的部长进行了双边会谈，并参加了数十场的高官会和协商组的磋商。中国代表团积极与各成员进行沟通，阐述中国的立场和主张，为推动谈判取得进展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在最后通过的宣言中，有四项条款对中国非常重要。首先，宣言新增加的58段中表述，各成员对新加入的成员的情况给予特殊的考虑，这意味着可以减轻新成员在市场开放中所承受的压力，中国作为刚入世的新成员可以从中受益。其次，第7段中指出，发展中国家对于特殊产品可以采取特殊的保护政策。而中国的弱势农产品则可凭借这一条款获得保护。再次，没有“黄箱”和“综合支持总量”(AMS)的发展中成员的“微量允许”可以免于削减。由于中国没有黄箱补贴，这意味着中国在多哈谈判中不需要对农业的国内支持进行削减。最后，条款中的第14段及15段，提到在非农业市场准入的计算将采用瑞士公式，瑞士公式是比较激进的公式，但条款中规定了多项参考系数，其中也针对了发展中国家的需求，因此有利于对发展中国家产品的保护。
　　5.接受WTO首次政策审议
　　作为WTO新成员，中国首次接受了WTO的“常规”政策审议。在审议过程中，共有26个WTO成员向中国提出了1100多个书面问题。审议会议的讨论引导人，新加坡常驻WTO大使葛福尔在发言中对中国加入WTO后的表现，以及对世界经济和多边贸易体制所做出的贡献做了概括。他认为，加入WTO以来，中国在经济和贸易政策许多方面的表现堪称良好；中国在履行加入WTO承诺上体现出了明确的政治意愿。2006年4月19日，WTO公布自中国加入WTO以来的首份《中国贸易政策审议报告》。这份长达300多页的报告详细分析了中国的经济环境、贸易与投资的政策、相关改革措施等，并对中国的经济前景进行了预测。报告指出，改革开放政策使中国经济日益向市场方向转型，也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中国的改革动力进一步增强。中国加入WTO时的承诺为改革提供了催化剂，也为经济在可预见的将来保持强劲增长铺平了道路。加入WTO以来，中国一直积极参与多边贸易体系，中国还采取了重要的贸易及与贸易相关的改革措施。中国的平均关税水平从2001年加入WTO前的15.6%降到2005年的9.7%。中国的非关税贸易限制措施也迅速减少。
　　二、入世对中国经济影响的效应评估
　　入世五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使中国对外开放进入了一个新时代，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为增加全球就业机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促进了全球经济的繁荣。激励了全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加速向前发展的动力和信心。事实证明，入世效应是积极的，中国和世界取得了“互利共赢”的成果。
　　1.宏观经济保持稳步增长
　　从GDP增长率来看，中国经济从入世第一年（2002年）起进入经济周期的扩张阶段，而2001年构成本次经济周期的起点。2003年，在经历了长达五年多的扩张性调控政策之后，中国经济开始驶入增长的快车道，即使受非预期的“非典”灾害负面影响，宏观经济运行仍然显示出良好的高经济增长与低通货膨胀相配合的格局，全年经济同比增长9.1%，是1997年以来增长最快的年份。2004年，经济增长率达到9.5%，这是自1997年出现亚洲金融危机以来经济增长率最高的一年，宏观调控的各项措施取得明显成效。2005年，GDP同比增长9.9%，中国经济已连续三年保持10%左右的增长。2006前三季度，GDP同比增长10.7%，比上年同期加快0.8个百分点。
　　从GDP总量来看，经过2001年短暂调整之后，2002年，中国GDP首次突破10万亿元大关，达到105，172.3亿元。与此同时，人均GDP达961美元，比2001年增加50美元。2003年，中国经济完全摆脱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实现了高速增长，这是中国经济发展史上里程碑式的一年。全年GDP达到117,252亿元。这说明，中国GDP不仅总量在扩大，而且积聚1万亿元增量所需要的时间在缩小。20世纪末，中国GDP平均每2至3年增长1万亿元。进入新世纪，中国GDP从2001年的9万多亿元增长到10万多亿元仅用了1年时间。此外，从人均GDP来看，2003年达到1,090美元，首次超过1,000美元，尽管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这一数字还相当小，但与以往相比，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标志着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2004年是中国实施新一轮宏观调控政策后的第一年，全年GDP达到136,515亿元，并没有出现大起大落的现象。2005年，全年GDP达到182,321亿元。2006年前三季度，GDP达到141,477亿元。
　　2006年4月，IMF在年度《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公布2005年180个国家和地区GDP和人均GDP的统计结果，2005年中国经济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发展势头，中国GDP增长率为9.9%，居世界第6位，GDP总量跃居世界第4位，比2004年提升2位，占世界的比重为5%，比2004年的4.7%提高0.3个百分点。
　　2.对外贸易大幅增长
　　入世五年来，随着国内外经济环境的进一步好转，中国外贸持续大进大出，贸易平衡压力逐渐得到缓解。2001年，中国全年进出口总值为5096.5亿美元，同比增幅仅7.5%，其中出口增幅为6.8%。但从正式入世的2002年起，中国外贸猛然提速。2002年，全国进出口总值为6207.7亿美元，同比增长21.8%，居世界第五位，中国外贸总量迈入世界大国行列。2003年，全国进出口总值达8509.9亿美元，同比增长37.1%，居世界第四位，为1980年以来增速最快的一年。2004年，全年进出口总额达11 547.4亿美元，同比增长35.7%，中国首次取代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和德国的世界第三贸易大国。2005年，继2004年首次突破1万亿美元后，更是达到14221.2亿美元，同比增长23.2%。自2002年以来，中国对外贸易发展已经连续4年保持20%以上的高速增长，稳居全球第3位。2006年前三季度，全国进出口总额12726亿美元，同比增长24.3%。其中，出口6912.3%亿美元，增长26.5%，回落4.8个百分点；进口5813.8亿美元，增长21.7%，加快5.7个百分点。进出口相抵，贸易顺差1098.5美元。
　　3.引进外资规模不断扩大
　　入世五年来，随着中国对外开放步伐的不断加快，“外商对华增资忙”已成为无可争辩的事实。2002年，中国全年实际利用外资550.1亿美元，同比增长12.5%，首次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位，也首次跨越连续6年引进外资一直徘徊在500亿美元以下的门槛。同年9月23日，世界着名的管理顾问公司科尔尼公司在美国和中国同步公布了“外国直接投资(FDI)信心指数”，中国首次取代美国成为最有吸引力的外国直接投资目的国。2003年，由于受“非典”影响，全国实际利用外资561.4美元，同比仅增长1.44%。2004年，引进外资再次呈现较快的增长势头，全年实际使用外资金额606.30亿美元，同比增长13.32%，首次突破600亿美元。2004年6月，根据UNCTAD调查报告，世界主要跨国公司对短期（2004-2005年）及中期（2006-2007年）的对外直接投资前景普遍感到乐观，中国最具吸引力，其次是巴西、波兰等。无独有偶，2004年11月，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就中国经济发展对世界的影响进行调查的结果显示，中国在其他经济同样高速增长的国家中是最开放的。2005年，中国实际使用外资724.06亿美元，同比增长19.42%。这个更全面的数字反映了中国吸收外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即服务贸易领域已开始成为中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重点领域。2006年前三季度，外商直接投资合同金额1328亿美元，同比增长1.9%；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426亿美元。
　　4.对外投资规模不断加快
　　2002年以来，由于受入世效应的推动，中国企业境外投资呈逐年递增快速发展的良好势头。目前，中国对外投资已遍及全世界近200个国家和地区，基本形成了“亚洲为主，发展非洲，拓展欧美、拉美和南太”的多元化市场格局。2002年，境外投资为27亿美元；2003年为28.5亿美元，同比增长5.5%；2004年为36.2亿美元，同比增长27%。2005年为69.2亿美元，同比增长25.8%。2005年，经商务部核准和备案的境外中资企业1067家，中方协议投资额69.54亿美元，较上年增长87.3%。截至“十五”期末，中国境外投资额累计已超过500亿美元。其中，2002-2005年四年累计净投资额179亿美元，年均增长36%。据UNCTAD发布的《世界投资报告（2004年）》显示，2003年，全球FDI（流出）流量为6122亿美元，存量为81969亿美元，以此为基期进行测算，2004年，中国境外投资分别相当于全球FDI（流出）流量、存量的0.9%和0.55%。与发展中国家相比，2004年，中国仅次于新加坡，位于第二位。截至2005年底，中国境外中资企业已超过一万家，境外投资由“绿地投资”向跨国并购等方式扩展，跨国并购成为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方式，一批境外研发中心、工业产业集聚区逐步建立。
　　三、入世五年来利弊得失的重新思考
　　入世前，“短期内弊大于利”的观点颇为流行。入世后，“利弊分析法”、“机遇挑战论”已告一段落，但对入世的“短期效应”和“长期效应”和入世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的纷争又起。然而，不管怎样，过去我们曾预测，入世将会给我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至少现在看来不但没有发生，而且实际冲击也并不如当初想像的那样大，相反有些曾经被预测将会受到冲击的产业并未受到很大冲击，反而由于入世所带来的竞争压力还促进了这一产业的发展。
　　这不得不使我们对入世五年来的利弊得失进行重新评价，不得不使我们对出现如此反差的原因进行一番深刻思考。
　　第一，入世五年来，中国经济的良好表现充分说明，入世前的诸多判断和预测量化不够，主观意志判断色彩过浓，感性认识较多，理性分析不足。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来说，作为一个市场经济转型国家，中国入世并接受这套规则体系约束的根本意义在于加快促进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美。WTO追求贸易自由化的目标，根源于市场经济的要求与发展。在WTO制度约束下，各个成员市场经济体制的属性是参与博弈的首要要素。WTO接纳成员的首要条件就是市场经济国家，非市场经济国家在WTO制度框架下是不能被认可和承认的。可以说，一个远离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度同样也远离了WTO。因此，看到中国入世及其影响和意义，绝对不能只看到其对国内经济的消极影响，绝对不能施加太多感性主观色彩，否则，对入世意义的判断必然是错位和失准的。
　　第二，入世五年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经历考验的一个根本原因在于国内应对入世的准备充足，应对措施积极到位。说到底，应对入世挑战，化解弊端的能力根本上取决于国人应对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五年来，我们看到，国内企业界所显示出来的发展热情是前所未有的，国有企业积极寻求改组发展，民营企业锐意进取，国民素质普遍得到了提高，这都为更好地应对入世奠定了先决条件。
　　第三，根据《入世议定书》和《中国入世工作组报告》，入世后，中国对外开放本身就是一个渐进、逐步加深的过程，而不是一步到位，而且，入世后，中国的开放也绝非是“全面毫无保留”的开放，而是按照入世承诺逐步地加大开放。入世承诺中很多规定，本身就隐含了许多内在的保护机制，因此，入世的影响本身具有渐进和潜移默化的特征。
　　第四，入世五年来，外资进入中国市场考虑的因素趋于多样化和复杂化，特别是在面临着东南亚、南美等与中国具有类似比较优势的市场竞争时，外资的选择范围在增加，选择的途径在丰富，因此，入世后，中国虽然加大了开放的力度和广度，但外资在进入中国市场时，面临其他国家市场的诱惑时，其投资行为也会日益理性。自2005年以来，中国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呈现下降趋势（2006年前三季度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26亿美元，同比下降1.5%）足以警示我们，扩大开放与外资流入大量增加并未能简单划上等号。
　　第五，自1978年以来，中国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28度春秋风雨兼程。在28年对外开放历程中所积累的经验本身就已经使我国对外来竞争具备了一定的适应力。比起中国改革开放的漫长历程，中国入世仅仅只有五年时间，因此，经历过对外开放洗礼的中国经济绝对不会因为突然加入WTO而不知所措，入世只会让中国积累更多对外开放的经验，让中国学会更多的国际规则以应对外来竞争的挑战。
　　四、入世后过渡期展望
　　2006年12月11日之后，中国入世将迎来后过渡期，这既是一个阶段终点，也是一个新的起点。进入后过渡期的一个最重要标志是中国将从入世承诺约束下的开放转向WTO框架协议约束下的整体开放。这种开放大致沿着两个层面展开，第一，伴随着多哈发展回合的即将结束，其所达成的新协议将成为中国作为WTO正式成员新的履行义务。第二，在WTO框架下，中国将与主要WTO成员进行双边磋商，以确定新的开放承诺。可以预见，入世后过渡期，中国将会在更高层次、更大范围和更宽领域内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
　　第一，中国对外开放是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的内在要求，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需要一个相对长的时间，这就注定了中国对外开放也必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仅没有阶段性，而且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开放的程度和广度还将会继续加大。
　　第二，中国对外开放是中国作为一个WTO正式成员应尽的义务。WTO宗旨就是要求成员致力于建立“更公平、更具有可预见性、更持久的多边贸易体制”，显然，中国必须要坚持对外开放，为这一目标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否则将会违背WTO的基本原则。
　　第三，中国对外开放也是中国全面参与国际经济体制建设的根本要求。只有一个开放的经济体才能获得参与国际经济规则制订的权利，中国要想争取更多的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必须自己要身践力行。
　　第四，中国对外开放也是多哈发展回合的要求。随着多哈回合谈判临近结束，将会在多边贸易体制出现许多新的开放领域，中国作为正式成员，必须一揽子接受多哈发展回合的所有协议，从而肯定会给中国对外开放施加新的约束和要求，因此，中国对外开放必然是多哈发展回合新协议的要求。
　　第五，中国对外开放也是其他WTO成员进一步的要求。目前，已经有WTO成员就中国进入后过渡期的开放提出了进一步要求。如美国希望“中国应视其入世承诺为市场改革的底线，而不是全部目标。中国应该超越入世承诺，开放那些入世协议下仍然可以保持限制的产业。”
　　从目前情况来看，后过渡期内中国可能遇到的最大挑战是中国对外开放程度的加大所带来的国际经济“负传递”效应。第一，中国自主决策权将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制约，且在决策过程中外资影响可能加大，中国经济受到外来资本影响可能加重（从房地产可以看出），中国国内利益集团中可能会包含外资集团。第二，中国经济更容易受到国际市场弊端的影响，且国内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的不良因素可能会与国际上同类不良因素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例如，洗钱、犯罪、腐败等。
　　因此，后过渡期应对入世的工作更复杂、更繁重、要求更高，我们绝不能因为目前国内产业尚未受到严重影响而放松警惕。后过渡期“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关键和核心是开放的选择问题，包括开放的领域、程度、时间表及进程把握。一个基本原则是从规避风险或风险最小化的角度，积极稳妥地采取开放措施。此外，后过渡期“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必须与“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的目标紧密联系。中国的对外开放不是为了“开放”而“开放”，一个最基本的开放前提和改革目标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
　　最后，在后过渡期，中国还需要正确处理好在多边贸易体制中的角色问题。在致力于全面建设和谐社会的进程中，中国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更加需要新一轮谈判取得新成果，更加需要参与、加强和发展多边贸易体制。加入WTO是中国为实现经济发展的国家根本利益而作出的战略选择，而在加入WTO之后中国更应积极地参与和充分地利用WTO这一平台，千方百计地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WTO是一个成员主导的国际组织，协商一致的决策方式意味着成员必须参与WTO的各项决策，才能有效表达自己的关切和维护自己的利益。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中国已经具有了全球性贸易和投资利益，而推动市场多元化也是中国政府长期以来的重要目标。因此，作为一个尚处于体制改革攻坚和经济转型面临诸多困难的发展中大国，中国应在WTO中担当建设性角色。中国要想获得更多更大的利益，势必要借助自身经济实力和贸易实力，与WTO中其他成员在规则的制订上进行竞争和合作，改变现有贸易利益格局，从全球利益的重新分配中获得收益。尤其要积极主动与发展中成员协调立场，团结依靠大多数发展中成员方，必要时起“领头羊”作用，这是维护WTO健康发展和广大发展中成员利益的基本保障。

世界贸易组织动态与研究沪8～14F52外贸经济、国际贸易陈泰锋20072007
入世/五周年/回顾/展望
入世五年来，中国用自己的实践和不懈的努力在WTO中树立了一个“重承诺、负责任、守信用”的大国形象。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不仅使中国对外开放进入了一个新时代，而且也促进了全球经济的繁荣，激励了全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加速向前发展的动力和信心。2006年12月11日之后，中国入世将迎来后过渡期，这既是一个阶段终点，也是一个新的起点。进入后过渡期的一个最重要标志是中国将从入世承诺约束下的开放转向WTO框架协议约束下的整体开放。因此，后过渡期应对入世的工作更复杂、更繁重、要求更高，我们绝不能因为目前国内产业尚未受到严重影响而放松警惕。后过渡期“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关键和核心是开放的选择问题，包括开放的领域、程度、时间表及进程把握。一个基本原则是从规避风险或风险最小化的角度，积极稳妥地采取开放措施。
作者：世界贸易组织动态与研究沪8～14F52外贸经济、国际贸易陈泰锋20072007
入世/五周年/回顾/展望

网载 2013-09-10 21:2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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