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存柱：立即启动县市级别的政治体制改革《第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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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11/07 02:41

【转载】郑存柱：立即启动县市级别的政治体制改革《第一部份》

作者：安徽省嘉禾食品有限公司法人及董事长郑存柱

胡锦涛主席、温家宝总理：

你们好！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闭幕了。胡主席、和温总理再次当选为执政党的主要领导人，将再次为中国政府和人民服务 5年。作为一个中国公民，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於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的相关规定，提笔给你们写一封公开信。作为1989年“六四”事件的亲身经历者，作为回国投资的外资企业的法人和董事长，也作为在海外民运组织的参与和知情者，根据个人的成长过程和投资经历，根据我在海外所了解的民运组织的情况，向两位原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主要领导人提出个人看法和建议。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对於当代中国的发展具有特别的意义。它标志着中国从片面追求经济效益到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的转变；标志着中国领导人的产生机制从元老指定到程式产生的转变。虽然胡总书记在报告中提到了要“深化政治体制改革”，虽然温总理也强调：“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就不可能成功”，但是中国目前的政治环境远没有上世纪八十年代开明、宽松。因为自1989年以来的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在几次事件的决策失误而造成的悲剧和冤案，没有得到合理、合法的解决，使政治体制改革一直不能绕开这几个不得不解开的死结，无法像经济改革那样突破瓶颈，取得世人瞩目的发展奇迹。

一、阻碍政治体制改革的几个死结：

1）六四事件：

关於发生在1989年的“六四事件”，虽然历届领导人都强调共产党已经做出了定性至今没有改变，但是从“六四暴乱”、“六四风波”到“六四事件”的称谓转变，从中国媒体一直回避并禁止“六四事件”的报导、回忆、研究和重新评价的呼吁，从香港和海外每年坚持纪念“六四事件”来看，共产党对“六四”的定性，从来就没有使大多数的中国人信服，时隔18年之後，也没有信心对“六四”解禁，说明了共产党本身也对“六四”性质有着特别的态度。从媒体的报导我们得知，每年都有党政领导和各界人士提出重新评价“六四”的建议。但是共产党是否有勇气和信心来重新评价“六四”？

作为当年的大学生，我亲身参与了“六四”。我只想从自己个人的思想和情感的经历来　述一下我所经历的“六四”，作为无数个曾经参与其中的大学生的一个例子，供共产党的领导人未来评价“六四事件”作为参考。

1982年──1985年，我初中毕业後考取了中专，在安徽省肥东师范学校接受了三年的专业教育。在这三年里面，我们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教育，像绝大多数的同龄学生一样，我在思想上积极要求进步，申请成为了中国共青团团员。胡主席，从您的个人简介中我得知，1982年─1985年您正是我们团员和学生的最高领导──共青团书记和全国青联主席。在您的领导下，我们学习张海迪姐姐、学习张华烈士，我们热衷李燕杰、曲啸老师的演讲，接受共产主义的理想教育；我们以及我们的老师喜欢看根据王蒙小说改编的电影《青春之歌》，我们唱着《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在希望的田野上》、《金梭和银梭》，憧憬着美好的未来。

在这三年里面，我们也学习到“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学习了鲁迅先生的《纪念刘和珍君》。我们把前辈学子的爱国行动和献身精神作为我们学习的榜样。我的世界观在这三年里面基本成型，如果没有後来发生“六四运动”的话。

随後的三年，我成为一名中学教师，在平凡而伟大的讲台上教书育人，把自己学到的知识传授给学生，也把自己的人生理想传授给学生。在这三年工作中，我开始接触社会，慢慢认识到社会存在很多落後和不公正。我工作的所在地，老百姓把共产党的乡书记叫做“大老爷”；附近乡的一个妇女主任可以协助当地贫困的单身男子买外地妇女做老婆；

在中考中，学校老师的子女或者亲属可以在考试的时候公开作弊，占用普通学生的名额去读高中虽然我开始看到这些书本上没有的社会黑暗，开始思考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但是，依然坚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改革开放，可以改变贫穷地区的落後面貌。这期间，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召开了，正式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知识份子开始公开发表独立的见解，中国人民释放出空前的政治热情，参与学习、讨论政治体制改革，共产党也显示出足够的胸怀、充足的信心和强大的凝聚力。

1988年，我通过了成人高考，有机会到合肥市教育学院英语系进修。第二年春天，青年学子热爱的前共产党总书记胡耀邦逝世，“六四运动”由此拉开了序幕。

回顾自己“六四”发生之前的教育经历，我很“自豪”地说自己是共产党教育出来的“好学生”，从小学一年级开始直到考取中专，我都是“三好学生”，常年担任班长──班级的“最高领导人”，成为了“红小兵”，後来是“少先队员”、“共青团员”。像绝大多数的学生一样，我们时刻准备着成为“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曾经在网路上看到过一篇胡主席学生时期的应景文章，我们是受着相同的教育成长起来的，有着大致相同的思想观点，理应对同一个事情有着相近的看法才对。

1989年的5月3日，安徽合肥，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当时的北京已经开始了学潮，但是内地的校园却依然平静。我清楚地记得那天上午，自己跷课坐在学校附近的安徽省图书馆看书，我还清楚地记得那天先看了庞龙的《宽容》，然後学习《中国共产党党史》，这是中国所有大学的一门必修课，也是研究生考试政治科目的主要内容之一。恰巧，那天我借了一些党史的参考书，大多数党史开头章节的主要内容就是介绍“五四运动”。那天的参考书里面看到很多“五四运动”的细节和人物。看着看着，不禁情绪激动起来。明天就是“五四运动”七十周年纪念，难道我就这样为了自己研究生考试，为了个人的前途读书，背诵着“五四运动”的伟大意义来度过这个日子吗？七十年过去了，

难道我们这一代学生还不如当年的学子吗？只是读书做个好学生，对得起当年的前辈吗？这样想着，偌大的图书馆里面就没有一个平静的书桌了。我於是回到了学校，找到高年级的几个同学一商量，决定5月4日我们要组织一次游行，针对社会上出现的官倒现象、读书无用论、领导子女特权、物价飞涨等问题，呼应当时北京学生的游行口号，向省委省政府提出一些建议和要求，作为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

随後，我们开始书写“合肥市十所高校‘五四’游行”呼吁书，并分头骑自行车把十份呼吁书张贴到安徽省教育学院、安徽大学、安徽科技大学、合肥工业大学、安徽工学院、安徽农学院、安徽医科大学、安徽中医学院、合肥外语专科学校。呼吁书要求5月4日上午到安徽大学研究生宿舍旁的食堂前面集合，自带游行标语，自行维持秩序，从安徽大学游行经过金寨路、长江路到省委、省政府门口，提交游行请愿书。

这就是我参与策划、组织安徽省“五四”游行的经过。也许我们的想法是不成熟的，但是从中还是看出我们忧国忧民的学生本质。

後来事态的发展无法满足我们游行的愿望。当天深夜我们几个组织者就被发现。学校和系的老师、领导分头和我们谈话，教育说服我们，我们几个并不服输，和师长们辩论。其实老师说服我们的理由，他们自己也觉得很牵强，说到最後就说：“我们一个小小的教育学院，在省里都排不上号的无名学校，你们去组织游行有什　用？人家北京大学、中国科技大学的学生有名气，领头才合适。”。我们的回答也很乾脆：“不是合肥教育学院使我们有名气，而是我们学生将来也许会使合肥教育学院有名气。”

老师们苦口婆心，总之一句话：作为学生，你们只要“一心唯读圣贤书”就可以了。其实，我们何尝不想好好读书，我们几个游行的策划者，几乎都在准备研究生考试，但是，我们多年受到的共产党的爱国教育，使我们无法自私地只去读书，而“两耳不闻窗外事”。（我们其中一位王先生1989年就报考了清华大学的中国共产党党史研究生，他後来去北京面试的时候，导师刚好在天安门广场，他也就到了广场。後来风云突变，李鹏下达了戒严令，他从一个考生成为了一个敢死队队员。因为参与六四，他没有被录取。後来连续2-3年他都考出了高分，可是都无法就读。最後辞职下海经商。令人高兴的是，他前几年再次参加考试，被内蒙古一个大学录取，後来又提前考取了南京大学的博士生，终於圆了18年的博士梦！）

经过这次流产的游行，我们也有点气馁。我甚至真的接受了老师们的劝说，决定好好读书，考上研究生，将来为自己谋一个好的职业算了，管她国家兴亡，反正有“肉食者谋之”。

後来在游行中有记者透露新华社《内参》，说安徽省委书记卢荣景平息了合肥学潮，受到中央表扬。

但是合肥的学潮还是来了。好像是5月15日前後，安徽大学学生发起了合肥市的游行，当天晚上在合肥市政府前的静坐，声援北京学生绝食。第二天，学生继续上街游行并在中午时候到达省委门前。我们纯粹是为了看热闹才去了省委，而且，我们的班级辅导员老师也和我们一起去了。到了下午，学生迟迟不愿散去，要求和省委书记对话。这时候有一个省委秘书出面要求和我们学生商谈如何对话，

要求推选学生代表。挤在前面的不少学生是在看热闹，开始往後退，没有思想准备做学生代表。後来安徽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各推选了一名学生，但是人数不够。这时候站在我背後的辅导员老师把我往前一推，说，你前一阵就要组织游行，你就做学生代表吧。就这样，我也被“推”举成为了安徽省第一次和省委领导商谈的三位学生代表之一，後来也就随着学潮的发展而成为安徽省的学生领袖。

我记得我们当时提出的要求主要有：省委书记必须出面；要求电视直播。5月18日下午，在安徽省党校礼堂，省委书记卢荣景终於出面和我们学生对话，虽然以技术限制为藉口没有进行电视直播，但当天晚上的电视也基本上全程播报了对话过程，没有进行明显的删减。

正当社会对安徽省的对话处理好评如潮的时候，第二天的5月19日夜，李鹏在北京党政军上大会的讲话传来了。我依然清楚地记得当天晚上学生们集中在合肥市政府门前。突然大喇叭开始广播李鹏讲话，早已组织好的各个学校的老师分头到了自己学校的学生那里劝说学生结束静坐回校。很多学生委屈地哭了起来。我也依然清楚地记得自己的泪水无言地流淌着。我们学校的历史系老师低着头劝说我们：你们已经创造了历史！请你们相信历史！朱熔基曾经也说，历史会给我们正确的评价。

是的，我们相信历史，从22岁开始相信历史，一直相信到40岁的今天！

回到学校，学院的党委丁书记亲自陪同辅导员来劝说我：从今天开始，只要我不游行，对以前行为一律不追究。

但是，我尊敬的丁书记，您怎　能做到昨是而今非？难道共产党不愿意听发自内心的真话，而宁愿相信口是心非吗？昨天我们还是爱国的学生，今天就突然变成了动乱分子？全国各界人民对学生的同情和声援，各民主党派领导和着名知识份子对共产党的呼吁和建议，邓小平先生不愿意听这些逆耳之言。不经过最高权力机关── 人大的讨论，一个快90岁的老人，

就通过非法程式决定了中国的命运和数百个年轻生命的毁灭、数百个家庭梦想的破灭。邓小平先生自己曾经三起三落，经受了非法人治带来的悲惨遭遇，但是时过境迁，他自己又通过人治的非法手段造成了更大的悲剧。他在经济上开创了改革的新时代，但是却又分别斩断了自己的左膀右臂，把两任总书记非法拉下马。1997年邓小平逝世的时候，我写了一副对联：

功过三七，小平聪明一世
是非六四，邓公糊涂一时

为了表明自己不是反党的动乱分子，而是一个爱国的学生，我当时就写了一份“入党申请书”，然後义无反顾，继续参与组织合肥市的游行活动，并带领学生前往北京天安门。“六四”发生前夜，为了回应北京学生组织的呼吁，带领部分学生回到合肥，准备等待万里委员长回国召开人大会议，在法制的轨道解决学潮问题。谁知悲剧突然发生

6月5日的合肥，仿佛老天也在流泪！早晨的大雨没有阻止同学们重新走上街头，雨水掩饰着同学们脸上的泪水，掩饰着我们的悲痛和绝望。一切不复存在，共产党10多年教育所形成的价值体系，顷刻间坍塌毁灭。

这是我“六四事件”的个人经历。我相信当年参加学运的大多数同学，有着和我相同的思想和情感经历。18年过去了，也许有的人已经淡忘了自己年轻时的这段历史；也许进入了不惑之年，有更多的生活责任需要自己去努力、关注。但是每一个当年的参与者，经历过“六四”的八九一代数千万的学生，在他们每一个的心灵深处都埋藏着一个委屈，也埋藏着一个信念；埋藏着一个绝望，也埋藏着一个等待！

如今，18年过去了，“六四”依然是中国的一个禁语，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死结，是一个期盼以及期盼带来的解放，是一年又一年的等待。

胡主席，温总理，我们不是在等待“戈多”，我们是在等待一个清晰的结果：那就是共产党可以拿出当年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反右的勇气和气魄，重新把散落了18年的千万颗心凝聚起来。我相信，大多数和我相同经历的人，大多数带着红领巾长大的，读着《中国革命史》成熟的当年的学子，都还在内心深处保留着这样的期盼和等待。解铃还需系铃人。我们把这样的机会留给中国共产党，留给中国共产党中的顺应潮流，顺应民心的领导者。

2） 中国民主党事件

1998年6月25日在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之际，浙江的王有才等人，根据宪法规定的结社自由，依法向浙江省民政厅正式申请注册成立“中国民主党”。在此10年前，在台湾执政的中国国民党已经走在了共产党的前面，解除了戒严，开放了党禁，使2000多万中国人从集权专制的封建阴影中走向了多党民主的现代社会。中国国民党也终於按照当初的“军政、训政、宪政”的规划承诺，放弃了一党专政，开启了宪政民主。中国民主党的组党尝试，本来可以给中国大陆带来一个政治制度革新的契机，如果中国共产党愿意像1949年执政之前那样反对一党专政，愿意像中国国民党那样顺应时代潮流而开放党禁，愿意遵照宪法规定的结社自由而批准中国民主党正式注册成为一个反对党，从外部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进行监督、批评，那　，今日的中国大陆，也一定会像台湾一样，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第一夫人”照样要被起诉，“驸马”也照样要蹬监狱，我相信我们安徽省也不会出现一个贪污的副省长被判处死刑，上海市也不会出现市委书记、政治局常委因为腐败而下台。

如果中国民主党可以合法成立，合法活动，那　，目前各级政府的吃喝风、公费旅游就不会屡禁不止。台湾因为有政党的互相监督，一些制度性的问题，比如“首长特别费”都会被揭发而审判，消除今後可能的腐败根源。但是在中国大陆，“公费旅游”等制度性的腐败却屡见不鲜。拿我们安徽省举例，在安徽省检察院系统因为使用虚假的邀请信出国公费旅游的事件被揭露，受到党和政府相关部门的处理之後，公费旅游并没有减少，反而愈演愈烈。就在十七大召开之前的8月份，根据海外媒体报导，安徽省再次派出41名官员组成的庞大的公费出国团到美国进行所谓的考察。41名官员来自不同的地区和20多个行业，这样的一个代表团，一定是省级单位“合法”组织起来的。但是这样的出国访问团，在海外媒体曝光之前，人民不知道他们的领导突然消失三个月去了哪里；回国之後，我们也不知道他们在美国的考察有了什　收获；这样的“合法”公费出国，所合的“法”，就是制度性的腐败，是腐败到处蔓延无法根除的根本原因。如果有中国民主党作为反对党存在，那　这则新闻报导出来之後，中国民主党就会向安徽省的执政党──共产党安徽省委质询：是什　单位组织了这样的出国团？考察的目的是什　？在虚假邀请信事件时候，这次的“合法”出国程式上有没有相似的行贿受贿行为？民主党在安徽省的各个地区也会分别询问参加这个考察团的成员，比如安徽师范大学的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院长王邵武先生，您参加这个考察团使用的是什　经费？是学院的科研经费吗？您去美国考察的目的是什　？您的考察给您的学院的发展带来了什　机遇和启发？

如果有这样的反对党存在，如果有这样的监督，就会杜绝绝大多数的公费旅游，就会解决共产党本身无数份红头文件所无法禁止的腐败问题。

中国民主党申请成立的宣言里面说：

“中国民主党以非暴力的、和平的、理性的方式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提倡以文明对话方式解决任何争端和分岐，反对恐怖活动。

中国民主党的宗旨是：实现直接民主选举，建立宪政民主政治体制。建立政治分权机制。使政治权力互相制约，并确保其能进行良性回圈，使任何个人和任何集团，都无法将权力建立在暴力之上，实行军队国家化，彻底铲除产生政治独裁和政治腐败的土壤，使中华民族彻底摆脱强权暴政。”

胡主席，温总理，你们作为中国共产党高级领导人，一定非常熟悉这些文字。这些主张不就是当年共产党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所提出来的主张吗？不过民主党的主张和共产党唯一的不同是“非暴力”。民主党不发动农民起义和武装暴动，主张以对话的方式解决任何争端和分歧。王有才先生不愧为当年的“六四”学生领袖，他把当年天安门广场上的主要的要求──“对话”作为政治遗产继承下来。尽管如此，当时的总书记还是决定抓捕这些民主党的倡导和注册者，除了直接宣布成立民主党的各地负责人被以“违法”而抓捕判刑以外，连按照合法手续申请注册民主党筹委会的王有才等人也被抓捕判刑。这样的情形，我们也非常熟悉，《中国共产党党史》里面不是经常出现非常相似的场面吗？只是历史开了了太大的玩笑，当年被追杀被抓捕被判刑的共产党人，如今成为了自己革命的对象，直接操起当年专制政党的同样的手段，使用当年的同样的法律理由，抓捕、关押反对一党专制的民主党人。

作为认同中国民主党主张的中国公民，我本人从民主党申请成立起，就关注这个事件的发展，也写文章评价组党的意义，分析可能的结局。在各地的民主党人被抓捕判刑之後，我於2001年申请成为民主党成员。因为我相信中国民主党自始至终寻求合法存在，不是一个“非法”，更不是一个“敌对”组织。我愿意继续关注民主党的後续发展，也愿意按照民主党成立宣言以及“公开、理性、非暴力、合法”的行动四原则开展活动，包括写这样的一封公开信，维护中国民主党申请注册成立的合法权利。我相信不远的将来，中国民主党一定会合法地在中国存在并行使它的历史使命。我也希望，中国共产党以中国国民党为师，不断自身完善党内民主，让共产党员通过选票从竞争的对手之间选举出共产党的新的总书记，同时也允许甚至支持并培养出一个反对党。这是中国共产党给国家和人民最大的也是最光荣的贡献。多党民主的中国社会，一定在多党良性竞争和互相监督中，成为真正的世界强国，而不必像今天这样和几个军事独裁的政府相提并论。

相反，如果中国共产党继续坚持一党独裁，不但无法根除各级党政官员的腐败，也无法取得台湾人民和中国国民党的认同，台海两岸会渐行渐远，导致中华民族的彻底分裂或者兵戎相见，兄弟互相残杀。这是为了维护一党之私的独裁而牺牲了中华民族的统一和振兴。

3）法轮功事件

1999年，还是同一个党的领导人，再次不明智地制造了法轮功事件，使中国共产党又背上了一个甩不掉的沉重包袱。

为什　说不明智呢？从1999年7月开始，共产党动用一切可能利用的国家政治、经济资源，对法轮功展开了声势浩大旷日持久的镇压。本以为可以像以往的政治运动一样，很快把对手打倒或歼灭。但是法轮功不但没有被高压制服，反而走向世界，各国开花。法轮功所组织的各种抗议活动，伴随着中国领导人的每一次出访。在中国内地，法轮功成员在人民币上写上各种口号，在居民楼道里面贴上坚持信仰的小贴纸。这样一场力量悬殊的战争，共产党却打了八年之久而没有取得胜利。八年哪，连日本鬼子都可以赶出中国了，但是法轮功却没有被消灭。这样的一个结局，就说明战争发动者的不明智甚至愚蠢了。

我没有深入研究过法轮功，只是读过李洪志先生的书。但是法轮功的出现和发展壮大之时，正是中国城市大量职工下岗，老百姓失去医疗保障的艰难时期，法轮功吸引了大批的信众，练习气功，防病健身，同时又接受“真善忍”的修炼，客观上对社会稳定起了积极的作用。如果共产党可以因势利导，对法轮功像其他宗教一样，加以规范管理，完全可以和日益流行的外来宗教基督教抗衡，发展成一个国产的宗教团体，说不定将来能够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宗教派别，那也是中华文化的产物，对於世界文明做出贡献。

但是本人曾经有2位法轮功朋友，我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出法轮功是有利於修炼者也有利於社会的。

我在上海师范大学读研究生的时候，我的室友郭生欢是数学系的高才生，曾经代表学校参加奥林匹克数学模型比赛并获得冠军。他也免试被推荐直升读研究生，毕业後也留校成为大学讲师。他那时候已经开始修炼法轮功，并成为我们大学的练功点的负责人。他以真善忍为标准与人相处，他的助人为乐在研究生楼和数学系是有口皆碑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品学皆优的人，只是因为修炼法轮功，没有对周围的人造成任何伤害，却被迫接受洗脑教育，被迫在《新民晚报》上发表“上当受骗”的文字，来解除强大的精神压力，保住学校的工作。他被利用成为“教育转变”的典型。几年以後，我和他在上海见过一次，那时他已经正式从学校辞职了，不再需要承受来自学校的控制和压力，但是说到那个违心的文章，他还是无法掩饰自己的羞愧。我还听他说，他已经结婚了，爱人是华东师范大学的，也是法轮功的修炼者。他们因为法轮功而相识。在法轮功被无情镇压的时候，他们结为连理。但是不幸的是，他的妻子因为不愿意写“悔过”的文字而被抓进监狱，而他的妻子当时已经身怀六甲也无法被释放。

後来在上海做进出口业务的时候，认识了一位元从事海运业务的朋友，叫吴亮。我当时并不知道他是法轮功修炼者，只是觉得这个人很特别。因为业务有时候需要喝酒应酬，但是他却从来不喝酒。吃完饭也不愿意和我们到娱乐场所唱歌，更不用说像其他人一样从歌厅带小姐出去包夜了。就是这样一个非常正直的人，突然就失去了联系。後来才知道他是法轮功在上海的一位负责人，因为到天安门参加抗议活动被逮捕。出来後不久，他又被抓捕，这次被判了好几年，原因是他利用电子邮件和国外的法轮功网站联系。知道他修炼法轮功之後，我才明白他的与众不同，明白他有一个特别的道德标准来约束自己，不与职场的丑陋恶习同流合污。

我的不少朋友都不是法轮功成员，但是也和我一样，通过他们的法轮功朋友得出了直观明了的结论：法轮功是与人为善的类宗教团体，具有对社会教化功能，对当前建设和谐社会有百利而无一害；而且，对法轮功的镇压，从一开始就没有按照法制原则来处理，完全是共产党高层内部少数人的错误决定。而基层公安以及政府专管人员对法轮功普通学员的打压，抓捕，强制洗脑甚至刑讯逼供的行为，完全无视基本人权和法律规定，是一种严重的犯罪行为，将来一定会受到正义的追究和惩罚的。

二、国家层次政治体制改革的难度

因为以上三个死结的阻碍，再加上中国共产党不能像否定文革那样，利用林彪、四人帮作为替罪的羔羊，十七大之後的中国共产党也难以启动国家层次的政治体制改革，尽管有太多的理由，尽管时机已经非常成熟。其实早在1998年中国民主党组党活动期间，我就以方言的笔名，写了一篇评论文章：《行民权之实──江泽民的最後机会》，这篇文章有点类似於今天的公开信。8年过去了，江泽民终於放弃了他的最後机会，退出了历史给他提供的绝好的舞台。当时的江泽民只有“六四” 一个障碍，邓小平已经去世，赵紫阳还在富强胡同给党的代表大会写“平反六四”的建议信。而江泽民不但没有重新启动政治体制改革，反而另外制造了“中国民主党”和“法轮功”两大障碍，把胡主席和温总理政治改革的视窗堵得更小了。

尽管如此，我还是想把那篇文章在这封公开信里转发给新一代的领导人。我相信这样的呼声会不断增加，给新的领导人的政治改革提供外在的推动力和舆论支持。在这篇文章里面，我提到了“六四平反”，提到了“中国民主党”，提到如何对待海外流亡人士和所谓的“反动”组织。如今我也成为了“反动组织”的成员，为了自己，我这里全文抄录《行民权之实──江泽民的最後机会》如下，再次呼吁一次，供新的领导人参考。

行民权之实－－江泽民的最後机会

20世纪就要在中国重新启动的政治改革中结束。现在为本世纪的中国作史未免太早了点，但为本世纪中国出现的几位伟人作传，则已是平常之举。没有人能否认本世纪出现的几位伟人会载入史册，他们是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现今的国家主席和共产党的总书记江泽民会不会跻身伟人之列，这个问题要江主席自己以实际的政绩来回答，因为历史已经给了他绝好的机会。

回想世纪之初，国难当头，民不聊生。然而时事造就了孙中山这位民族英雄、民国之父。他反对封建帝制，鼓吹民主共和，并发动辛亥革命，推翻了大清帝国，创建了中华民国。同时提出了“三民主义”的建国目标和“军政、训政、宪政”民主步骤。“三民”者，民族主义的中华民族独立、各民族平等；民生主义的平均地权、节制资本；民权主义的主权在民。“军政”即依靠武力统一国家，“训政”即教导人民实现民主，“宪政”者实行宪法，提倡民权，推行民主。

然而，“革命尚未成功”，先生已经骑鹤仙去。但他一生追求民主，心仪民国，一代英名，後世景仰。作为孙中山先生的门徒，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寻找到一条救国的正确道路，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终於取得了民族的解放和国家的独立，完成了国父的主义之一－－民族主义。从此，“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告别了外强淩辱的历史命运，不再对任何国家俯首称臣。只是民生建设的探索，走了一个太大的弯路，一直到去世，也没有实现自己繁荣均富的共产梦想。作为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改变了对毛泽东个人权威的无限崇拜，推行现实主义的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使中国的经济有了持续稳定的发展，民生的问题已基本解决。若不是晚年“六四”处理的失误，邓小平的历史地位不会比毛泽东低。如今，孙中山的理想经过全体中国人的近百年的努力奋斗，已经到了实现的最後关头，而江泽民接过了前辈的接力棒，他的面前还有民权的实现，还有宪政的完善，还有祖国的统一－－“同志仍需努力”！

这是历史创造的机遇，也是历史提出的挑战。接受这个挑战，创造一个新的时代，完成民权主义，结束以党“训政”的落後局面，全面推行宪政建国，那　本世纪就会多一位伟人；放弃这个机会，因循前任的“旧法”，历史只会黯淡地记录另一个华国锋的临时过度。

“民权”即人们通常所言的“人权”，但是，由於对人权一词的客观误解和主观曲解，使得人权这个本来意义非常明确的词语，如今成为论战双方都高举的大旗。使“民权”和“人权”有了一点区别。为了本文逻辑的需要，这里我们只使用“民权”，同时也对“民权”和现在人们所提的“人权”作一点分析比较。

“人权”本来是在特定历史时期产生的政治术语，也就必然具有特定的内涵。300年前，资产阶级为了反对封建专制和宗教“神权”的需要，提出了天赋人权和主权在民的学说。“人权”从产生伊始就是特指人的公民、政治权利和自由。在现代，这一特定的内容，也体现在几个国际性的人权公约和宣言里，从而使人权的理论成为全人类的共识。可以说，真是因为封建专制在地球上依然存在，而人的权利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所以人权理论也仍然是人类政治生活的主要理论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的“人权”也就是孙中山先生的“民权”，即公民的权利。

但是，不甘心人权的普遍彻底实施的特权者，改变以往的否定人权普遍性原则，诋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