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相關閱讀 |
活跃于万历一朝的风流人物（明神宗贵妃）
|
>>> 民初歷史變遷觀察 >>> | 簡體 傳統 |
争立太子 费尽心机
郑氏的父亲叫郑承宪，官至都督同知。初入宫时，郑氏位在淑嫔。她容貌艳丽出众，并且机智聪敏，爱读书、有谋略，更善于逢迎。因此，郑氏不久即得到神宗的宠爱，并在万历十一年（1583）超晋加封为贵妃，地位甚至跃居已生有皇长子的王恭妃之上。由于郑贵妃对神宗十分关心，鼓励他亲政，被神宗视为相见恨晚的知音。于是，无论于情于理，神宗对郑贵妃的宠爱和倚重便都是无以复加了。
万历初年，李太后为神宗娶的原配妻子是京师名门之女王氏。王皇后为人端谨知礼，伺奉太后用心周到，对神宗百依百顺。但是神宗并不喜爱她，加上她也没有给神宗生下一子，所以她对神宗寻花问柳之事并不介意，只求相安无事。
万历九年（1581年）的一天，神宗到太后处请安，发现服侍太后的宫女中有一个面容清秀的女孩，当时就临幸了这位姓王的宫女。不久，这位王氏宫女生下一子，即皇长子朱常洛（后来的光宗）。遵照李太后的旨意，神宗无奈只封了王氏宫女一个恭妃的名号。按礼，母以子为贵，已生有皇长子的王恭妃，地位仅可略次于皇后，除皇后之外，没有一个有资格可以位居其上的；而郑贵妃一入宫即受神宗宠幸，册封为贵妃，位于皇后之下、诸嫔妃之上，显然是于礼有违的。这是早已习惯封建正统礼法的朝廷百官们所不能接受的，于是为此闹得举国上下议论纷纷，奏章更是像雪片一样往京城宫中铺天盖地袭来，搞得神宗十分气恼，坐立不安，不知如何是好。此时郑贵妃却从旁说了句：何不把这些奏章一概留中，看看这些乡巴佬还能怎样？神宗一听转忧为喜，便采纳了郑贵妃的建议。就这样，时间一长，果然奏章上的越来越少，渐渐地居然平息了下去，很少有人再提起这桩事了。
可是一波稍平，一波又起。转眼间郑贵妃已有身孕，万历十四年（1586）生下一子，这就是三皇子朱常洵。母以子贵，随之郑贵妃又晋升为皇贵妃--皇贵妃是仅次于皇后的封号，在名分上高出皇长子母亲恭妃两级。这样郑贵妃在宫中地位更加稳固，其野心和私欲也就逐渐膨胀起来。在封建宫廷中，一个女子的最高愿望无非是争得皇帝的宠幸，当上皇后，从而光宗耀祖，显达门庭。郑贵妃明白，为了达到这一目的，首先要把自己的儿子推上太子之位，然后母以子贵，自己再做皇后；而此时最大的障碍就是皇长子朱常洛。
当时，那些坚持封建正统“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的朝中官员们，早已把皇长子朱常洛看作是未来的皇帝。郑贵妃一心想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时常鼓动神宗立其子为太子；神宗也一向偏爱郑贵妃和朱常洵，不喜欢朱常洛，又有立朱常洵为太子之意。但是因立其子不合礼仪，势必要遭到众人的反对，所以，神宗只好对立太子之事一拖再拖，以待时机，事见《明史・神宗本纪》：“储位久不定，廷臣交章固请，皆不听。”这也正符合郑贵妃的心计。然而，郑贵妃与神宗这种计谋瞒不过朝中大臣们。这一年，给事中姜应麟上书皇帝，提出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以避免朝廷中的流言飞语。神宗看过姜应麟的奏章后，顿时大怒，在郑贵妃的唆使下立举圣旨，降谕道：“立储自有长幼之分，姜应麟怀疑君主，显摆耿直，应该降级到边远地区任杂职。”御旨一下，姜应麟即被贬往大同境内，但旨中有“立储自有长幼”一语，这句话实际上等于肯定了皇长子的地位。神宗起初没有察觉有此一失，待诸大臣要求皇上实现诺言，按照“立储自有长幼”原则赶快立储时，方才感到竟然如此地失策。但因此时圣旨既下，已无法挽回，经过与郑贵妃的又一番密谋，决定还是使用惯常伎俩，拖拖看。于是神宗出面对群臣推说，皇长子方才6岁，年纪尚幼，这时候谈立储，实非所宜。神宗原以为，这么一说就能蒙混过去了，可反驳的奏章反而因此有增无减。这是因为神宗本人就是在6岁的时候被立为皇太子的，人们自然要以此为由来辩驳。此时，人多口众，神宗如何能抵挡得了。拖了两三年实在熬不过去了，最后神宗只好自己定出期限，让首辅传谕诸大臣，说立储一事应到万历二十年（1592）议行，要诸臣安心等待，不要再为此惊扰圣上。“如果大家能遵守，我后年即行册立太子；若再有人生事的话，就等皇长子长到15岁的时候再行大礼。”
此时皇长子已经11岁了，本来也等不了几年；但因此前神宗本人屡次失信于人，所以这次自定限期，仍有廷臣放心不下，惟恐他会忘记或者是装聋作哑。因此，就在限期“后年”临近的时候，工部主事张有德忍耐不住，便变了个法子进行试探，上疏请求把册立太子的仪注先行订出。没有此疏还罢，此疏一出，神宗果然抓住了把柄，怒道：“我早已有话在先，如若渎扰，便要延期。现在又来渎扰，只有延期，以向天下昭示大信。如再渎扰，还要再延。”
此时立太子之事虽然又延了期，但郑贵妃眼看形势对自己不利，于是左思右想，又想出一个“待嫡”之说，要神宗加以宣谕。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神宗在给朝臣的诏书中说他“想待嫡子”。因为抬出了嫡子，则其他所有的皇子便都成了平头弟兄，都不是嫡子，也都没有什么当立为储的特权。但因礼法上所谓“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皇长子之所以不同于诸子，正是由于他是符合于“无嫡立长”这一条的。所以这一说还没等公议，就被廷臣们推翻了。郑贵妃见此计不成，转眼又想出了一招，请求神宗来个“三王并封”。
所谓“三王并封”，就是在建储之前，先把皇长子朱常洛、皇三子朱常洵和另一个皇子朱常浩三人都封王，只要三人同时封王，彼此就都别无二致。郑贵妃让神宗交与阁臣拟旨，大臣们仔细一研究，认为这又是郑贵妃为抑制皇长子布下的一个陷阱，是郑贵妃为自己的下一步所做的铺垫，这道谕旨当然也就不了了之。而且在这之后，朝臣又坚持让皇长子朱常洛预教。万历二十二年（1594），神宗为朱常洛举行了预教典礼。
就这样彼此你来我往互相较量了无数个回合，皇长子朱常洛在这场马拉松赛中长到了20岁。神宗此时已被这场斗争搞得精疲力竭，终于在万历二十九年（1601）册立皇长子朱常洛为皇太子，并于第二年给他完了婚。至此，前后闹腾了十几年之久的立太子风波，才算告一段落。郑贵妃在这一重大回合中终于惨败了下来。
随心所欲 腐化无度
郑贵妃不仅野心勃勃，一心想当皇后，而且对金银财宝等财物也贪得无厌，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以后，神宗派出大批矿监税吏，赋予种种特权，到各处去搜刮金银财宝。一方面，这些臭名昭着的矿监税吏如陈奉、马堂、梁永等都是郑贵妃的心腹宦官，他们知道郑贵妃受宠幸，无不极力巴结她。他们把从各地搜刮来的金钱和各地进贡的税银，进贡神宗与郑贵妃大肆挥霍。仅供郑贵妃和其他嫔妃使用的胭脂费，每年就支用白银10万两，而万历初年全国的田赋收入每年才400万两。另一方面，这些宦官称郑贵妃为“内主”，他们倚仗着这个后台在各地搜刮掠夺，杀人抢劫，无恶不作。虽然各地百姓群起反抗，一些正直的地方官员也纷纷上疏要求惩办这些宦官，但是神宗与郑贵妃都极力为他们开脱，使他们逍遥法外。
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朱常洛立为太子后，朱常洵随之被封为福王。按规制，福王朱常洵受封藩王后应该立刻到藩国就任，但他却迟迟不肯前往。直至万历四十年（1612年），在群臣的一再呼吁和坚持下，郑贵妃知道无法让福王留在北京了，便以此为借口，提出了种种条件，想大捞一把。
郑贵妃提出要为福王在洛阳修建好藩邸方才就任。神宗一看大势所趋，这次福王是非去不可了，只好命朝廷拨款28万巨资在洛阳为朱常洵修建福王藩邸。然而，全部完工后，在郑贵妃的纵容下，福王坚决不到洛阳就任。借此，郑贵妃又要求划给福王庄田4万顷。按照明初规定，藩王明太祖朱元璋在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治的同时，还把他的24个儿子和一个重孙分封为王，称为藩王。他们一部分授以兵权，另一部分则驻于内地各省。在诸王中，以北方诸王势力最大。除岁禄外，划给的草地牧场多不过千顷，而郑贵妃要求给福王的土地大大超过了此数。后来因群臣的坚决反对，神宗不得已只好减半。
至此，郑贵妃还是不满足，又开始为儿子准备去洛阳的挥霍。如索要大学士张居正被籍没的财产及四川盐税和茶税，并要朝廷给淮盐300引，让福王在洛阳开店卖盐，并垄断洛阳的卖盐权。神宗不仅答应了这些要求，又在福王临行之时，把历年来税吏、矿吏所进献的珍宝，大都交给福王带走。福王到洛阳后，横征暴敛，胡作非为，造成黄河南北、齐楚河淮骚动，河南数年大荒，人民相食。而福王藩库有金钱百万，竟然超过了大内仓储。
郑贵妃自得宠后，其家族也大沾其光，飞黄腾达者前后有三代。神宗对郑贵妃家人的赐封更是随心所欲，超出常制。郑贵妃的父亲郑承宪横行地方，骄奢淫逸，为非作歹。然而神宗不仅不加过问，反而将他晋升为都督同知。郑承宪死后，他的儿子郑国泰超出父死子袭的常例，竟被神宗破格授予他都指挥使。对此，遭到朝廷中的许多官员表示反对，大臣们提出：“妃家蒙恩如是，何以优后家。”语见《明史・外戚列传・郑承宪》：“给事中张希皋言：‘指挥使下都督一等，不宜授任子。妃家蒙恩如是，何以优后家。’”显然是怀疑郑国泰兄妹阴谋篡权。果不其然，郑国泰利欲熏心，后来竟策动宦官收买张差，企图杀害皇太子朱常洛，但因为是郑贵妃之兄，未受任何惩处，不久反而升迁为左都督。郑贵妃的伯父郑承恩更是一个惯于挑拨离间、诬陷贤良的小人。当郑承恩得知给事戴士衡和全椒知县樊玉衡与礼部侍郎吕坤有矛盾，并对贵妃专权不满，便上疏皇帝说戴、樊二人离间皇室，攻击皇帝和贵妃，应予严惩，结果使戴、樊二人不仅遭受庭杖之苦，而且还被流放边地。
神宗宠幸郑贵妃后，就经常不上早朝。郑贵妃见朝廷中有许多官员攻击自己，也害怕神宗被这些官员说服，与己不利，便极力唆使神宗尽量少和朝廷中官员见面，于是神宗从万历十八年（1590）开始，不再上朝理政，终日与郑贵妃厮守在一起，或是与太监、宫女做游戏，寻欢作乐。他们除了关心废长立幼外，其他任何事都不愿与大臣商量处理，诸如地方和中央官员补缺、有关国计民生的措施，甚至到了宫廷失火都懒得过问的地步。
明宫三案 祸首郑妃
皇长子朱常洛被立为太子，福王朱常洵被迫迁往洛阳就任，这对郑贵妃来说，不能不算是沉重的打击。但就是这样，这个女人也一刻都没有因此放松对目标的追求，反而更加猖狂，狼子野心有增无减，致使新的宫廷斗争愈演愈烈。郑贵妃和她的父亲郑承宪、伯父郑承恩、哥哥郑国泰狼狈为奸，互相勾结，比以前更起劲地在暗中搬弄是非，挖空心思要把已册立的太子给废掉。他们的心里都清楚：只有废了太子，他们才会有救，于是制造了“妖书”一案。
所谓“妖书”案，还是在皇长子朱常洛被册立以前发生的一件案子。当时刑部左侍郎吕坤写了一本名叫《闺范图说》事见《明史・吕坤列传》：“坤撰《闺范》，独取汉明德后者，后由贵人进中宫，坤以媚郑贵妃也。坤疏陈天下忧危，无事不言，独不及建储，意自可见。”的小书，书中所载是历代一些有贤德淑名女子的故事。这本图说以汉明帝马皇后为首，而马皇后又是从宫女逐渐被晋封为皇后的，吕坤的用意很明显是在向郑贵妃献殷勤，为郑贵妃以后当皇后找个说法。神宗偶尔翻见到此书，也就把它赐给了郑贵妃。赐者无意，可受者有心。郑贵妃看过这本小书以后，觉得可以利用它来做点文章，于是自己又另外加上了12个人的图说，并且为之作序，又印了一些散发以扩大影响。事见《明史・后妃列传・郑贵妃》：“侍郎吕坤为按察使时，尝集《闺范图说》。太监陈矩见之，持以进帝。帝赐妃，妃重刻之，坤无与也。”郑贵妃之所以要刻此书，其意在于为自己的儿子朱常洵能立为太子找个先例，加以宣扬罢了。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大学士朱赓又发现京城流传着一部名为《续忧危f议》的书，其核心是说太子虽然已立，但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被废掉，因为皇上是在被逼无奈的情况下，不得已勉强册立太子的，暗喻郑贵妃的爱子福王必会成功之意。事见《明史・后妃列传・郑贵妃》载：“帝于东宫不得已而立，他日必易。其特用朱赓内阁者，实寓更易之义。”不料此书的出现触痛了郑贵妃的心病，她哭闹着要神宗追查写书的人，于是大朝廷兴冤狱，许多朝臣、百姓为此无辜受害，死于非命。然而，此案最终却不了了之。
种种阴谋伎俩均未奏效，郑贵妃曾一度绝望过。但还有一个可能存在，那就是王皇后早日去世；如果王皇后真的死了，正宫一席非郑贵妃莫属，到时候“子以母贵”，母正位中宫，其子自然成为嫡子，皇长子的东宫太子也就当不成了。此时的郑贵妃在绝望中看到了一线希望，于是又开始实施新计划。只是王皇后虽说身体欠安，但却因生性清心寡欲，对人对事都抱一种超然的态度，又加上李太后多方保护，居然熬了一年又一年，最终到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与神宗同一年去世。郑贵妃一个个手段都用尽了，一个个幻想都破灭了，绝望之余，她要铤而走险。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的二月，李太后去世，郑贵妃再也没有了顾忌，决定放手一搏。于是郑贵妃等人采取了非常手段，这就是次年发生的“梃击”案--此乃万历年间发生的明宫三大案之首案。
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五月初四傍晚，有一个不知姓名的汉子，手持枣木棍，悄悄地闯进了皇太子朱常洛居住的慈庆宫，打伤守门太监，直到大殿前檐下才被内侍抓获。扰攘多年的明末三大案以此为起点，终于发生了。
第二天，皇太子急忙把夜里发生的一切向神宗启奏。神宗得奏以后，就命先将罪犯交由近处法司先行审问。审理此案的巡皇城御史刘廷元审问之后，向上奏报初审的大致情况：罪犯名叫张差，是蓟州（今天津蓟县）人，自称靠乞讨为生，语无伦次，如同疯癫，但是察看他的相貌，又像很狡猾的样子。因为此人有谋杀太子的嫌疑，所以，此案接着又移交到刑部由御史刘廷元与刑部郎中胡士相等会审。此时郑贵妃兄长郑国泰密访二人，经过一番协商，刘、胡二人便顺着郑国泰的意思上疏说：这个男子叫张差，患有精神病，应速处决，神宗也就同意了。然而，提牢主事王之u对此事甚为怀疑，就私下询问张差，张差承认是受内侍指使。王之u深感事关重大，立即告诉了刑部侍郎张问达。一时间，有人要谋害太子的消息在京师迅速传开。由于郑贵妃蓄谋夺权已久，其兄郑国泰又有秘密行动，朝议都指向郑贵妃兄妹。神宗也察觉到此事非同小可，于是下令十三司会审。张差经此一审，又供出自己谋害太子的行动是郑贵妃的心腹宦官庞保、刘成所指使，庞、刘二人曾许诺张差事成之后给以厚赏，此案终于真相大白。
此时，最紧张、最害怕的莫过于郑贵妃了，她越想越害怕，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不得不使出了女人的最后一招。于是到神宗面前，连哭带嚎地要神宗给她做主，不然的话，就要死在神宗的面前。经她这么一闹腾，果然神宗心酸起来，叹息着对自己的爱妃说道：“现今既然已经闹成这个样子，恐怕是难解了，我出面恐怕反倒会坏事，现在只有一人能救你母子性命。”语见《明史・后妃列传・郑贵妃》：“帝曰：‘外廷语不易解，若须自求太子。’”郑贵妃一听连忙收住眼泪，急切地问道：“是谁？”神宗答道：“就是你要害掉的皇太子。”郑贵妃一听，不禁倒吸一口冷气：“这如何使得？”神宗说道：“以他的出身、地位和目前的处境，我想也许会饶过你的，你去好好说说吧。”郑贵妃低下了头，迅速盘算着：看来也只能有这一招了。于是把心一横，转身亲自去求太子。
到了东宫，郑贵妃先是装出十分可怜的样子，抽泣着，一见太子便俯身下拜。太子一见，受惊不小，连忙回拜。郑贵妃顺势拉着太子的手，伤心地哭诉着，说她是如何如何地冤枉，只有太子能救她的命，给她辨明是非。太子毕竟年纪还轻，对宫廷这种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缺少经验，对郑贵妃还一向胆怯几分，因而尽管深知郑贵妃常欲加害自己，也无可奈何；再加上郑贵妃有求于自己，倒认为这是缓和矛盾的好机会。经过郑贵妃的这一番表演，皇太子很痛快地让手下草拟了一道旨意，要朝中大臣们不必再为此事多加纠缠，既然凶手早已抓到，即刻正法就是了，不要再牵扯他人。郑贵妃见此连连称谢，又把太子好夸了一顿，才高兴地离去。本来群臣认为必须揪出幕后指使人郑贵妃一家，否则国无宁日、民无宁日；可是经太子这么一处理，大臣们看到连被危及生命的当事人对此都不加追究，当然也不便再追究到底。随后，朝臣按旨意将张差处死，又把刘成、庞保秘密处决。这场兴师动众、人命关天的梃击案就这样草草了结了，自始至终导演这场闹剧的郑贵妃却有惊无险地度过了一场危机。
五年后，也就是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明神宗去世。皇太子朱常洛在八月初登上皇位，是为明光宗。可他在位仅30天。为什么在位只有这么几天呢？这还得从明末三大案的第二桩大案--“红丸”案说起。
梃击案了结以后，郑贵妃眼见皇太子的地位是不可动摇的了，因而对自己的前途感到了担忧：一旦神宗去世，自己该如何自处？为将来着想，现在必须讨好皇太子。于是郑贵妃索性来个顺水推舟，借着感激皇太子在梃击案中的搭救之恩，极力接近皇太子，以改变长期的紧张关系。皇太子自幼不得宠，长年受到皇父及郑贵妃的冷遇，生性懦弱，精神上受到压抑，身体也欠佳。郑贵妃就此抓住皇太子的弱点，使出一条妙计，暗想：此招一则定会使皇太子更加信任我、亲近我，二则最主要的是能致皇太子于死命。果然不出郑贵妃所料，这位皇太子真的掉入了圈套。郑贵妃先是把自己最喜爱的珠宝献给皇太子。皇太子得到郑贵妃的礼物，又见郑贵妃态度转变，也就忘记了过去的私怨。李选侍是皇太子最宠爱的妃子，皇太子听信李选侍的话，还要礼部为郑贵妃加封。但终因遭到以礼部侍郎孙如游为首的一些官员的抵制而未能实现。
同时，郑贵妃又在自己的宫中选出八名最有姿色的美女，送给皇太子，让她们尽心尽力服侍未来的皇上，使他心满意足。皇太子开始放纵，整日耽于酒色之中，年纪尚不足四十，却早已垮了身子。等到即位称帝时，已病得很重了，没过几天就病入膏肓、卧床不起了。内医太监崔文升开了一服泻药，光宗服后腹泻不止，一天要拉三四十次。后来，鸿胪寺丞李可灼献上一颗红丸，自称是仙丹，光宗服后觉得精神大有好转。过了半日，李可灼又献上一颗，光宗再服之后，睡到次日凌晨，竟然再也没有起来。这就是所谓“红丸案。”
光宗死后，内外官员首先将其死因归咎于李可灼，事见《明史・熹宗本纪》：“光宗崩，遗诏皇长子嗣皇帝位。群臣哭临毕，请见皇长子于寝门，奉至文华殿行礼，还居慈庆宫。丙子，颁遗诏。时选侍李氏居乾清宫，吏部尚书周嘉谟等及御史左光斗疏请选侍移宫，御史王安舜疏论李可灼进药之误，‘红丸’、‘移宫’二案自是起。”后来又知道进泻药而使病情骤然加重的崔文升，竟是郑贵妃属下的人，而李可灼又是方从哲带进宫中的。原本二人都应处以极刑，但最后却都从轻处理：李可灼充军，崔文升贬放南京；方从哲和郑贵妃也都躲了过去。“红丸”案也就这样收了场。
光宗一死，郑贵妃顿感搬去了挡在自己面前多年的一块石头，轻松了许多，认为实现自己的目标又有了希望，于是唆使光宗爱妃李选侍（西李）霸居乾清宫，酿成“移宫”一案。
光宗死后，郑贵妃企图当太后垂帘听政。她一面把皇太子暂时隔离起来，不让他登基与群臣见面，一面又唆使李选侍不要搬出乾清宫，以便向朝臣发号施令。但朝中官员们不买她们的账，联名上疏指责李选侍“既非嫡母，又非生母，俨然居正宫，而殿下（指熹宗朱由校）仍居慈庆宫，这种名分倒置的作法，是借抚养之名，行专政之实，武后之祸将见于今日”。并安排太监王安从宫内秘密接出太子，突然在文华殿升殿，接受群官朝拜。新皇帝即位，是为明熹宗。第二天，群臣又簇拥着新皇帝齐聚乾清宫，逼李选侍搬迁。李选侍见生米已成熟饭，只好离开乾清宫。不久，群臣又以熹宗名义宣布削去李选侍封号，对郑贵妃也不予理睬。在东林党人控制朝政的几年，郑贵妃勾结李选侍企图垂帘听政的美梦遭到了破灭。这就是所谓“移宫”案。
明熹宗年间，郑贵妃的权力欲望虽不减当年，但毕竟已年过六旬，力不从心了。崇祯三年（1630年）七月，这位一生享尽荣华富贵，连做梦都想做皇后的女人，最终未能实现自己的梦想而结束了颇富传奇色彩的一生。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阴险、毒辣的贵妃，把大明江山搅得天昏地暗，竟与大明一朝相始终，遗祸之深为历代罕匹；而她本人却屡次有惊无险，竟安然地度过了余生，这种结局也算是“一奇”了。郑贵妃死后，被谥“恭恪惠荣和靖皇贵妃”，埋葬在银泉山。
网载 2013-09-10 21:24:48
評論集
暫無評論。
稱謂：
内容：
驗證：
返回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