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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正确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关系、从而更为全面和准确地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来意义，必须具体探讨并正确解决超越近代哲学的视野等问题。这种超越涉及到许多问题，例如，西方近代哲学为什么要被超越？西方哲学家和马克思主义者怎样各以其独特方式超越？这两种超越的关系怎样？怎样从这两种超越的关联中来看待现当代哲学的走向？等等。近几年我在几篇文章（注：其中主要的有：《西方哲学的近现代转型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道路（论纲）》（《天津社会科学》1996年3期、《新华文摘》1996年8期转载）；《后现代主义与西方哲学的现当代走向》（《国外社会科学》1996年3-4期）；《当代哲学走向——马克思主义与现代西方哲学比较研究》（《天津社会科学》1999年第6期，《新华文摘》2000年第3期转载）。中对这些问题提出过一些看法，得到了哲学界不少人士的赞同，但也有人表示怀疑。个别学者担心像我这样谈论超越可能导致背离唯物主义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则。看来大家在这方面还有很多分歧，我个人对这方面的问题的研究更有待深入，对一些没有说清楚的看法需要进一步研究分别作出补充说明。本文试图通过分析西方近代哲学的局限性和矛盾来说明为什么要超越这种哲学的视野。
　　超越西方近代哲学视野的含义
　　“超越”（英德语动词分别为transcend,transzendieren；名词分别为transcendence,Transzendenz）是西方哲学论着中常用的概念之一，它在不同语境下，在不同哲学家那里含义往往有所不同。超越当然包含着对被超越的东西的某种否定，但只有个别极端的虚无主义者（例如极端的当代后现代主义者）把这种否定绝对化。在大多数西方哲学家那里，超越只意味着超出某种界限，并无全盘否定之意。有的哲学家甚至还通过超越或类似的概念来肯定在有本质区别的新旧事物之间存在着连续和发展。例如在柏格森哲学中，超越就是指时间的绵延，而绵延意味着质的变更。在杜威哲学中，超越性意味着连续性、贯通性。海德格尔往往把超越性看作是时间性，他强调的也是变化发展。雅斯贝尔斯赋予超越以多重含义，既包括超出对象世界界限而趋向人的生存、即人的真正的存在，也包括超出人的存在的界限而趋向人所面对的外部世界。他有时把超越存在比作上帝，但他所关注的并不是像一些人指责的那样鼓吹朝向彼岸世界，而是倡导一种面向未来和理想的观念。这些哲学家对西方近代哲学都采取了批判态度，都是对西方近代哲学的超越。
　　近些年来，当代西方思想家对现代性的批判或反思以及所谓后现代主义思潮常被我国学界的一些人士当作60年代以来的最新思潮。误会之处颇多。它们其实并非最新思潮，而是存在了一百多年的对近代哲学视野的批判思潮的发展。部分原因也许出于词义、特别是译名上的含混。现代性和后现代主义的对应英文词分别为modernity和postmodernism，词根均为modern，指的是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和自由主义等政治思潮的兴起以来迄今的整个时代，是相对于ancient（古代）和medieval（中世纪）而言的。modernphilosophy指的是中世纪以后的哲学，特指人类理性或者说反省精神开始被倡导以来的哲学，一般以笛卡尔哲学为上限，下限可伸延到现当代。他们对现代性(modernity)的批判或反思指的是对西方资本主义形成以来的整个时代的批判和反思；而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哲学则是指对笛卡尔以来哲学思维方式采取批判态度的哲学。这与我们上面讲到的几位着名现代西方哲学家的态度大体上是一致的。
　　然而modern在汉语中有时译为现代，有时译为近代。例如modernization通译为现代化，没有人称它为近代化；而modernphilosophy却大都称为近代哲学，而且特指从笛卡尔（也可上推到文艺复兴）到黑格尔时代的哲学。至于现代哲学(contemporary philosophy)则大都是指黑格尔以后的哲学。这种区别本身有其合理性，但如果不注意具体语境而将其简单化，就容易产生语义上的含混。一些中国学者把西方学者对现代性(modernity)的批判理解为只是对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的批判，把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哲学理解为最近一百多年来的现代哲学之后的哲学，这就存在着语义上的含混。如果我们能排除这些误会，就会发现，对近代哲学视野的批判和超越是黑格尔以后整个哲学发展的普遍潮流，包括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在内的现代哲学家都在从事这项事业。因此重要的问题不在确认是否有这样的超越，而在如何认识为什么要有以及怎样进行这样的超越。
　　当我们提出讨论超越近代哲学视野的问题时，主旨在探讨如何重新认识和正确对待这种超越。连利奥塔这样的后现代主义者也一再明确表示他并不笼统否定“现代性”（modernity，也就是近代性），不赞成在现代与后现代之间制造一种断裂，而是主张“重写”(rewrite)现代性，也就是将现代性建立在更为合理的基础上（注：参阅《后现代与公众游戏—利奥塔访谈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53-166页。）。我们更没有理由在超越的名义下来简单否定西方近代哲学。我们在强调超越时，只是主张超出近代哲学思维方式的界限，克服它所存在的局限性。我在以肯定态度谈到西方现代哲学对近代哲学的超越（如对主客心物二元论及与之相关的对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绝对对立的超越，对用理性构建一切的理性形而上学的超越）时，所指的也只是超出近代哲学关于这些问题的理论的界限，特别是反对将这些理论绝对化，并非否定所论及的问题本身。例如丝毫也不否定近代哲学中唯物唯心对立的客观事实以及研究这种对立的意义，只是不赞成把近代哲学的丰富内容简单归结为这种对立；也丝毫不否定崇尚理性，而只是认为不能把理性片面化和绝对化。如果有人担心肯定对近代哲学思维方式的超越会导致背离唯物主义，那也许可能是误解了我们使用“超越”一词的含义。
　　只要明确限定超越并非简单否定，那一般地谈论超越西方近代哲学，估计难有更多非议的理由。既然大家都肯定马克思关于“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21页。）的着名论断，又肯定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社会早已失去了其历史必然性，就怎能说建立在这种社会基础上的哲学不应当被超越呢！为了使哲学研究富有生命力，自然应当紧跟时代的脉搏前进，超越西方近代哲学的界限。人们都肯定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实现了哲学史上最伟大的革命变更，而这种变更就包含了对西方近代哲学的超越。因此这方面需要进一步讨论的也许不是西方近代哲学是否应当被超越，而是具体分析它们要被超越的原因，特别是它们的主要局限性所在。
　　西方近代哲学发展的局限性及唯物唯心对立的意义
　　对于西方近代哲学在理论上的局限性，最流行的说法是：其唯物主义是机械的、形而上学的，存在着很大的不彻底性；其辩证法往往与唯物主义相分离而为唯心主义哲学家所发挥；在社会历史领域内始终被唯心主义所支配。这些局限性无疑是西方近代哲学发展中实际存在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此有过不少论述，而这些论述是所有愿意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西方哲学的人所必须认真学习并用以作为指导的。
　　这方面的主要问题是：人们往往停留于对近代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这些缺陷本身的肯定和描述。对于这些缺陷的本来意义和它们之间的联系、对于造成这些缺陷的更深层次的原因往往未作具体探索。不错，翻开有关这方面的论着和教科书，大都可以找到有关这些局限性的阶级根源和认识论根源的论述。然而这些论述大都较为抽象和简单化，往往未能摆脱近代哲学思维方式的基本理论框架。例如把唯物唯心、辩证法形而上学的对立（所谓“两个对子）绝对化，未能具体分析西方近代哲学的进步性和局限性的多方面的原因。其实，导致近代哲学必然要被超越、或者说被取代的直接原因（这也是19世纪中期马克思主义实现哲学上的革命变更、西方各派哲学掀起批判近代哲学的浪潮的直接原因）不能笼统地地由当时哲学发展中唯物主义和辩证法不够发展来解释。因为刚刚逝世的黑格尔的辩证法被公认为是近代辩证法发展的最高成就，健在的费尔巴哈不仅恢复了唯物主义的权威，而且其唯物主义较17-18世纪英法唯物主义还有所进步。为什么西方近代哲学正好在这时出现了空前的危机、以致要被超越和取代呢？要作出正确回答，需要进一步将当时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发展状况与近代哲学的基本倾向、所存在的矛盾及其发展的结局等多方面的因素结合起来加以考察。
　　与古代和中世纪哲学相比，唯物唯心的对立在近代哲学中显得更为突出。因为人与世界的关系这个哲学根本问题在古代还只能以感性直观和猜测的形态表现出来，在中世纪被归结为人与上帝的关系。只有到了近代，随着先进的思想家们以人本身所固有的自觉理性取代素朴的感性直观和盲目的信仰作为他们的研究的出发点，他们才得以把作为认识主体的人与作为其对象（客体）的世界区分开来，即把心灵和肉体、精神和物质、思维和存在区分开来，并由此来探讨主体如何认识和作用于客体、客体如何作用和呈现于主体。哲学基本问题才非常明确地表现为主客、灵肉、心物、思有关系问题。正像恩格斯指出的那样，思维对存在、精神对自然界的关系这个全部哲学的最高问题虽然早已存在，“但是，这个问题，只是在欧洲人从基督教中世纪的长期冬眠中觉醒以后，才被十分清楚地提了出来。才获得了它的完全的意义。”（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版，第220页。）这标志着西方哲学进到了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唯物唯心对立在哲学中的突出地位即由此而来。
　　然而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这两个用语只是表明二者对上述问题作了相反的回答。除此之外，“这两个用语本来没有别的意思，它们在这里也不能在别的意义上被使用。”（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版，第220页。）恩格斯严厉地驳斥了一些资产阶级庸人把唯心主义说成是崇尚道德理想、把唯物主义说成是追求享乐、吝啬、虚荣。他认为对二者不应作出某种价值判断。不能认为唯心主义进步、唯物主义落后，反之亦然。“认为人类（至少在现时）总的说来是沿着进步方向运动的这种信念，是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绝对不相干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版，第228页。）恩格斯接着谈到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即人的思维能否认识现实世界的问题，他认为包括唯心主义者黑格尔在内的绝大部分哲学家都对之作了肯定回答。这意味着对这方面问题的回答与唯物唯心的划分也无直接联系。
　　总之，我们不能简单用唯物唯心的对立来概括全部哲学发展的丰富内容，也不能简单用这种对立来概括某一历史时代的哲学的基本倾向，即使在这种对立特别突出的近代哲学中也是如此。对于近代西方哲学必然要被超越和取代的原因，不能笼统地用唯物唯心对立以及唯物主义不彻底等来解释，还需要更为全面地认识当时哲学发展的基本倾向及其矛盾。
　　西方近代哲学的理性主义倾向及其矛盾
　　西方近代哲学的基本倾向是什么呢？从不同视角出发有不同回答，但在不同意义上肯定理性的权威可以说是当时所有先进思想家（包括不少唯心主义者）的共同倾向。他们以不同的方式超越信仰和启示的界限，把人作为主体本身具有的的理性认知（包括感觉经验和反省思维）能力当作处理与其对象（包括物质和心灵世界）以至全部现实生活的出发点，把制定为此服务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作为哲学的核心。通过对人所固有的理性的强调，他们使哲学由以神为中心转向以人为中心，由各种盲从和迷信转向对自然界的认识和改造。因而他们所倡导的这种理性主义精神同时既是一种强调人的价值和意义的人文精神，又是一种与近代自然科学的兴起相适应的科学精神。西方哲学史上的这一时代因此被公认为理性的时代。
　　由于对认识论问题的研究是这一时代哲学的主要内容，因而从中世纪信仰主义到近代理性主义的转向被称为认识论的转向。这一转向与西方各国由封建的自然经济制度转向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制度以及与之相应的政治和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变化是一致的。它不仅对西方哲学本身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也是经济、政治、科学文化等近代西方社会各个方面发展的必要前提。没有这种转向，个人作为独立主体的地位就不能得到确认，以肯定这样的主体的地位为前提的市场经济体系就不可能充分发展起来，西方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等体制就无法建立；没有这种转向，就不可能有对自然界的深入具体的探索和近代实验自然科学的发展；没有这种转向，西方各国的现代化运动就不可能顺利实现。
　　西方哲学的这一转向中无疑包含了近代唯物主义反对中世纪神学唯心主义的斗争，但又不能归结为由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的转向，因为其间起过重大作用的哲学不仅有17世纪英国唯物主义、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费尔巴哈唯物主义，也有从笛卡尔到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笛卡尔被认为对近代哲学的正式形成起过关键作用，但这主要并不在他的具有唯物主义倾向的物理学，而是他从“我思”出发建立起来的理性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体系，后者为近代主体性（理性）形而上学开辟了道路。至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在西方哲学史上的作用，更是一再受到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高度肯定。总之，就在近代西方起过进步作用的哲学来说，唯物主义无疑是其主流，但简单地用唯物唯心来为一切是非对错划界、对唯物唯心作出本来并不（至少并不必然）隐含的价值判断，看来是不符合历史真实的。
　　以认识论的转向为突出表现的理性主义倾向既为西方近代哲学的形成和发展开辟了道路，而这种倾向又隐藏着严重的内在矛盾，后者与理性本身包含的矛盾密切相关。
　　理性(reason)一词在西方哲学中有着不同含义。广义的理性泛指人的自然本性或者说区别于动物的普遍的人性，包含了人的感觉、思维、情感、意志等多种形态的心理意识活动。狭义的理性仅指概念、判断和推理等思维活动，而把感觉、情感和意志等排除在外；但不少近代哲学家用理性来泛指包括感觉经验和理性思维在内的人的全部认识活动。例如在培根哲学中，“归纳、分析、比较、观察和实验是理性方法的主要条件”（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63页。）。在这种情况下，理性往往被赋予“合理”、“现实”等积极意义。无论是广义或狭义，作为人的心理活动的理性都不是单一和静止的，而是形态多样又相互联结和渗透、且处于不断变化过程中的矛盾的统一体。为了对人的理性有深刻了解，既要分别研究这些不同活动形态的特殊性，又要看到它们之间的联系，把它们作为一个统一整体加以考察，否则必然会陷入各种片面性。近代西方哲学家在理论上存在种种矛盾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未能正确认识人类理性的多样性及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而将其中某些这方面孤立起来和绝对化，显然是重要原因之一。
　　近代哲学对理性的倡导是从其广义意义开始的。文艺复兴时代的先进思想家们大都致力于使人从神学禁欲主义禁锢下解放出来，面向现实生活世界。他们所谓理性实际上指广义的人性，理性精神就是人文精神。当他们以这种精神来观察人和世界时，人和世界都显得丰富多彩。甚至在被马克思称为“近代英国唯物主义的鼻祖”培根那里，人和世界大体上仍是活生生的，“物质带着诗意的感性光辉对人的全身心发出微笑。”（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63页。）不过，他们对理性的这种认识仍是笼统的，带有很大素朴性。
　　在近代西方哲学往后的发展中，对人的心理意识活动的研究越来越深入具体。17-18世纪的哲学家分别对感觉经验和理性思维作了相当系统的研究，制定了对西方哲学的认识论转向起了重大作用的经验归纳法和理性演绎法。然而他们在取得这些重大成就的同时却往往忽视了各种认识活动之间的联系，更未能看到人的认识活动与人的情感意志等活动的联系，把本来相互渗透、不可分割的感觉经验和理性思维等分割开来，各执一端，由此走向了都有很大片面性的经验论或唯理论。人和世界也都被狭隘化了。人的理性往往成了与具有多方面价值和意义的人的现实存在相分离的思辨理性（在唯理论者和思辩哲学家那里）或工具理性（在经验论者和实验自然科学家那里）。后二者表现形式虽不同，在与人的活生生的现实存在、特别是丰富多采的内心世界相分离上则一。人被抽象化成了狭隘的理性的化身，世界也成了由这样的理性所构建的世界。马克思就培根以后近代唯物主义的这种片面化倾向说：“霍布斯把培根的唯物主义系统化了。感性失去了它的鲜明的色彩而变成了几何学家的抽象的感性。物理运动成为机械运动或数学运动的牺牲品；几何学被宣布为主要科学。唯物主义变得敌视人了。为了在自己的领域内克服敌视人的、毫无血肉的精神，唯物主义只好抑制自己的情欲，当一个禁欲主义者。它变成理智的东西，同时以无情的彻底性来发挥理智的一切结论。”（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63-164页。）马克思的这段话深刻而生动地揭示了本来在唯物主义上比培根更为彻底和系统的霍布斯怎样由于把理智片面化和绝对化而使唯物主义变得“敌视人”、“毫无血肉”。霍布斯如此，其他近代哲学家（无论是唯物主义者还是唯心主义者）在不同程度上也大都如此。
　　西方近代哲学的理性主义的矛盾的结局
　　近代哲学之“以无情的彻底性来发挥理智的一切结论”，必然导致一系列极端化的结局。这首先表现在把自然、社会和精神世界的一切都纳入理性框架，把哲学变成一种无所不包而带有浓厚思辨性的理性形而上学。
　　这种状况的出现与17世纪以来理性精神在各个领域的胜利直接相关。以理性为基础的数学和实验自然科学的光辉成就，使许多西方思想家相信理性具有无上权威，可以作为普遍有效的尺度和万能的工具。对理性的倡导由此走向极端而变成了对理性的迷信，理性万能取代了上帝万能。似乎一切都可以而且应当由理性来建立和判决。任何科学都由理性概念构成、都以是否符合理性的要求为真伪标准；任何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也都应由理性来认识和解决；社会秩序应当是理性秩序；理想的社会只能是理性社会；而一切思想和文化体系也同样应当是理性体系。哲学家的任务是去发现那些最普遍的、绝对可靠的、自明的理性概念和原则。只要在这方面取得了成功，就可以用以构造出关于整个世界的图景，推演出全部知识甚至存在的体系。这意味着哲学应当成为一切科学和知识的基础，成为凌驾于一切科学之上的“科学的科学”。这一时期西方思想家的哲学观点和立场各不相同，他们所构建出的具体的哲学和知识体系也往往有重大区别，例如法国唯物主义者狄德罗、特别是霍尔巴赫的“自然体系”与从莱布尼茨到黑格尔的德国唯心主义体系就大不相同。但在要求按照普遍和自明的理性原则来构建无所不包的哲学和知识体系这点上，他们之间却又存在着很大的共同之处。事实上近代西方哲学家中大部分人都企图建构这样的体系，我们在一定意义上甚至可以说，西方哲学史上的这个理性时代同时又是建构体系哲学的时代。
　　从理性具有合理、现实等意义来说，近代哲学的理性形而上学体系中无疑包含了积极内容。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和唯物主义者尽管也在建构体系，但他们对17世纪的思辨形而上学采取了坚定的批判态度。费尔巴哈更是企图“以清醒的哲学来对抗醉熏熏的思辨”。19世纪德国思辨哲学虽然是17世纪形而上学的复辟，但这毕竟是“胜利的和富有内容的复辟”（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59页。），后者实际上就是与思辨哲学本身相矛盾的辩证法。总之，在近代理性形而上学体系中，有时可能包含着符合唯物主义或辩证法精神、从而也符合现实生活精神的内容，对之不能全盘否定。但是，企图建构无所不包的世界体系的理性形而上学最终必然走向理性的独断，必然脱离现实的人及其世界，从而背离其“合理”与“现实”的意义。因此，当黑格尔建立了一个集以往形而上学大成的“形而上学的包罗万象的王国”之后，对思辨的形而上学和一切形而上学的进攻具有了根本性的进攻的意义，取而代之的不能是任何其他形式的形而上学，而只能是与人及其现实生活实践统一的新的唯物主义（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59－160页。）。
　　其次，西方近代哲学之“以无情的彻底性来发挥理智的一切结论”，必然导致把作为认识论的转向的前提的主客心物等的分离绝对化，从而在不同程度上走向了二元论，并由二元论而进一步陷入怀疑论和独断论。
　　近代哲学所倡导的理性主义精神以反省思维实现了西方哲学史上的认识论的转向。后者以将主客、心物等分离为前提。当近代西方哲学家运用理性去建立其认识论时，必然假定认识就是主体通过理性的不同形式（感知、直观、推理、反思等等）去把握与其不同并处于其外的客体。尽管他们的哲学立场有唯心唯物等不同，对主客体的本性（例如物质性还是精神性）的看法往往有很大差异，但都必须在认识中把主体与客体（心与物）区别（分离）开来。当把人本身当作认识对象（客体）时，后者与人作为主体也是分离的。认识中主客体的这种分离是认识得以进行、并取得进展的必要条件。从这种意义上说，这一时期的哲学家对主客体的明确划分应当看作是人类哲学思维和认识发展中的重要进步。他们的错误在于作出这种区分后却忽视了它们之间的相互依存和转化关系，往往把它们分裂和绝对对立起来。这就陷入了二元论。笛卡尔之把心物当作两个相互独立的实体是二元论的典型形式，当时绝大部分哲学家在不同程度上也具有这种倾向。尽管唯心主义者认为物质是精神的产物，而唯物主义者（特别是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则肯定精神是物质的属性，但他们都同样无法正确解释物质和精神、存在和思维的相互依存和转化的关系，从而最终仍在不同意义上陷入了二元论。西方近代哲学的二元论倾向不仅表现在解决主客心物思有等关系的哲学基本问题上，也表现在解决感性和理性、理性和非理性、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等广义的人类理性的各种形态之间的关系上，并由此遇到了一系列无法克服的困难。例如，许多哲学家都企图制定严密完整的人类知识理论体系，其中包括经验（事实）知识和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的理性知识。然而由于他们把这两种知识分割开来，看不到它们之间的相互依存和转化的联系，既无法理解经验知识中可能包含的具有普遍和必然意义的内容，也无法解释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的理性知识的经验来源，以致往往虽从肯定人的认识能力开始、却以贬低甚至否定这种能力告终。例如，以休谟为代表的经验派哲学家正是由于只看到经验知识的特殊性和偶然性，无法进一步解释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的知识，而走向了怀疑论。以笛卡尔为代表的理性派哲学家虽然强调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的理性知识的意义，但同样不了解其经验起源，只好借神学的余荫，以人人具有天赋观念或天赋认识能力等独断来作答。这意味着他们以不同方式倒向了独断论；而一当这类独断观念被移去或被驳倒，同样会落入怀疑论。
　　西方近代哲学“以无情的彻底性来发挥理智的一切结论”还会导致把人的存在片面化，不再成为独立、完整和能动的人，而这意味着人的存在的异化和人文精神的失落。
　　近代西方哲学以提出人为哲学的中心而开始其发展历程，它反对绝对的传统和权威对个人发展的束缚，主张思想解放，倡导发挥人的个性和创造性，尊重人的自由和尊严。然而在它往后的发展中，哲学家们纷纷把人解释为由他们所构建的严密完整的自然或精神体系中的一个环节，主客、心物等的分裂进一步加剧了这种趋势。人要么沦落为一架没有灵魂的机器，要么成为失去血肉身躯的形而上学体系中的一个环节。如果说从笛卡尔关于动物是机器到拉梅特利关于“人是机器”是当时机械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必然结论，那在以黑格尔为典型代表的思辨唯心主义哲学家的精神体系中，具体的人理所当然地被当作体系中作为“动物”中一个类的“人”概念的外部表现，这正像柏拉图理念论中人的理念是原型，而具体的人是摹本一样。于是，人的主体性和创造性，人的自由和人格的尊严都被消解于纯粹的自然或绝对的精神体系中了。人们在摆脱了神学和经院哲学的桎梏后，现在却又受到机械论和思辨形而上学体系的束缚。
　　思辨性的理性形而上学倾向、主客心物等分离的二元论及由之引出的独断论和怀疑论倾向以及人的异化和人文精神失落的倾向，从不同方面体现了西方哲学史上这个理性的时代由于将理性片面化和绝对化必然导致的结局。这种结局突出地表现了这一时期的哲学越来越脱离了它最初曾经强调的现实的人及其现实的生活和实践。
　　近代西方哲学的危机与超越近代哲学视野的必然趋势
　　不管怎样来表述近代西方哲学的局限性和矛盾以及所导致的结局，都可得出结论：从文艺复兴到19世纪上半期，西方哲学在经历了一系列变更（包括许多重大成就）以后，已脱离了向前迈进的时代精神的脉搏，失去了它曾经具有的唤起人的觉醒、维护人的自由与尊严、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的朝气蓬勃的精神，由倡导健全的理性转向了与独断或盲从和迷信相连的异化了的理性。它在否定了自己的对方后，现在轮到自己该被否定了。这意味着西方哲学的发展现在必须实现新的转向。这一转向包括了近代哲学走向终结和现代哲学形成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本文不拟对这两方面的问题展开分析，仅简单表示如下几点看法。
　　第一、西方近代哲学的终结不是某一或某些特殊派别或理论的终结，而是运用理性来构建关于自然、社会和人本身的无所不包的理论体系这种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终结。从笛卡尔到黑格尔的近代西方哲学尽管存在着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经验论和唯理论等的对立，但它们从整体上说都是以这种思维方式为特征，其基本理论预设和框架大体类似。它们既具有共同的成就，也存在共同的问题。上面提到的近代西方哲学的缺陷和矛盾不只是属于某些哲学家或哲学派别的，而是属于这个时代的。在评价这一时代的哲学时，应当把具体的派别和理论放到整个时代的哲学思维方式的背景下来分析。
　　第二，西方近代哲学的终结和现代哲学的形成既是一种具有根本性意义的思维方式的转换，又是一个具有连续性的相当长期的发展过程。尽管对现代哲学和近代哲学之间的区别至今仍众说纷纭，但至少可以肯定：现代哲学所最关注的是处于不断变化发展中的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而不是构建表面上严密完整、实际上停滞封闭的无所不包的体系；它们企图重新把人当作哲学的出发点和和归宿，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而不是把人仅仅当作工具或体系中的一个环节。就哲学思维方式说，现代哲学与近代哲学必然存在根本性的区别。但是，从近代哲学到现代哲学不是一种突发性的断裂，而是一个由此及彼的过程。现代哲学不是对近代哲学的简单否定，而是对它的批判继承。超越近代哲学视野并非要放弃近代哲学中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等合理的理论，而只是克服近代哲学的种种局限性，使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能更好地结合现实生活和实践而得到更大的发展。
　　第三，西方近代哲学之陷入困境和危机，它之必然要被现代哲学超越，既有我们上面提到的理论根源，又有19世纪中期以来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这个社会根源。如何重新认识西方哲学在近现代之间的变化，超越近代哲学视野，与如何重新认识西方资本主义的变化是密切相关的。对于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等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存在积极的、值得借鉴的因素，现在很少有人否定，对于与之相关的哲学等当代西方社会的其他方面，也应当抱着求实的态度重新作出具体研究。否则难于作到超越近代哲学视野，从而也难于克服在我国普遍存在的将现代社会的事务置于近代哲学视野之下这种反常现象。
　　第四，在批判和超越西方近代哲学视野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现代哲学既有原则区别，又有重要的共同之处。我们当然应当坚定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信念，注意划清其与西方现代哲学的界限。但不能因此简单否定西方现代哲学对近代哲学的批判和超越（特别是对构建严密完整的体系的近代哲学的理性形而上学倾向的批判和超越）所可能具有的重要进步意义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现代哲学在这方面与它们的共性，更不宜在维护唯物主义的旗号下反其道而行之，试图去构建这样的体系。否则就有可能把最为强调现实生活和实践、最能体现当代时代精神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倒退到近代理性形而上学的水平。
　　由于篇幅有限，对以上几点未能作充分论述，这只有等以后来补充了。
《江苏社会科学》南京35～41B6外国哲学刘放桐20012001本文的主题是通过分析西方近代哲学的局限性和矛盾来说明为什么要超越这种哲学的视野。首先指出超越只是指超出某种界限，并无全盘否定之意；对近代哲学视野的超越就是对笛卡尔以来的哲学思维方式采取一种批判态度。接着对唯物唯心对立在西方近代哲学发展中的作用作了分析，但认为不能局限于看到对立，而应更为全面地研究近代哲学的理性主义倾向及其内在矛盾、特别是与之相关的认识论的转向的积极和消极作用。文中着重分析了将理性绝对化所导致的思辨形而上学、二元论、怀疑论和独断论以及人的存在的异化和人文精神的失落等结局。最后分析了这些结局所引起的近代西方哲学的危机以及超越近代哲学视野的必然趋势。超越/唯物唯心对立/理性主义及其结局/危机和趋势刘放桐，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 200433 作者：《江苏社会科学》南京35～41B6外国哲学刘放桐20012001本文的主题是通过分析西方近代哲学的局限性和矛盾来说明为什么要超越这种哲学的视野。首先指出超越只是指超出某种界限，并无全盘否定之意；对近代哲学视野的超越就是对笛卡尔以来的哲学思维方式采取一种批判态度。接着对唯物唯心对立在西方近代哲学发展中的作用作了分析，但认为不能局限于看到对立，而应更为全面地研究近代哲学的理性主义倾向及其内在矛盾、特别是与之相关的认识论的转向的积极和消极作用。文中着重分析了将理性绝对化所导致的思辨形而上学、二元论、怀疑论和独断论以及人的存在的异化和人文精神的失落等结局。最后分析了这些结局所引起的近代西方哲学的危机以及超越近代哲学视野的必然趋势。超越/唯物唯心对立/理性主义及其结局/危机和趋势

网载 2013-09-10 21:2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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