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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洋务运动是近现代中国变革的首次实践。以王韬、马建忠、薛福成、郑观应、陈炽、郭嵩焘等人为代表的洋务思想家虽然孕育自洋务运动，但却提出了远高于洋务运动实际的变革思想主张。洋务思想家的变革思想在中国近现代政治、经济思想史上均占有重要的一页。阐述、研究洋务思想家的变革思想，对今天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具有现实意义。
　　　　一、洋务思想家变思想的来源。
　　洋务思想家的变革思想源于两个方面：其一、林则徐、魏源、冯桂芬等前辈思想家关于变革的思想主张。其二、洋务运动变革的实践活动。
　　林则徐、魏源是鸦片战争时期最杰出的爱国主义思想家。他们通过抵抗外国侵略者的亲身经历和对中国历史、社会现实的苦苦思索，领悟到要抵御外侮，振兴国势，就一定要“变法”、“师夷”。魏源指出：“天下无数百年不敝之法，亦无穷极不变之法，亦无不易简而能变通之法。”［（１）］他认为“变古愈尽，便民愈甚”，“小变则小革，大变则大革；小革则小治，大革则大治”［（２）］。面对船坚炮利的外国侵略者，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他认为，“中国智慧无所不有”，只要认真学习西方各国，“尽得西洋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定能“因其所长而用之，即因其所长而制之。风气日开，智慧日出，方见东海之民，犹西海之民”［（３）］，中国将摆脱落后挨打的境地而同西方列强并驾齐驱。林、魏“师夷”的着眼点是引进采用西方的军事工业技术和养兵练兵之法。林则徐、魏源“更法改制”和“师夷长技”的变革主张影响至为深远，成为近代中国进步的思想家在寻求救国救民之路时所必由的出发点。
　　林则徐的学生冯桂芬遵循着林则徐、魏源的思想方向，他在看到中国军事上不如西方的同时，还看到中国内政上也远不如人。他指出有“四不如夷”：“人无弃才，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臣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４）］。同林则徐、魏源相比，冯桂芬在更深层次上认识到西方的先进。他大胆地提出以西方为中国变法的模式。他说：“法苟不善，虽古先贤吾斥之，法苟善号蛮貊吾师之”［（５）］。这就把“变法”与“师夷”紧密结合在一起，看作是一个统一体。显然，冯桂芬的变革思想主张比师辈大大前进了一步。
　　无论是林则徐、魏源，还是冯桂芬的思想都给予洋务思想家以深刻的影响。王韬在六十年代曾写过“精习枪炮之法”为内容的《操胜要览》，他还撰文肯定冯桂芬“知西学之可行，不惜仿效；知中法之亡弊，不惮变更”的观点，称冯桂芬的《校ｂīｎ＠①庐抗议》为“此今有用之书也”，并认为凭借该书则“坐而言者可起而行”［（６）］。应当指出的是，洋务思想家还承继了前辈思想家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
　　洋务思想家是一群洋务运动的先进知识分子，他们都直接投身于洋务运动的实际活动。他们或是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洋务派大官僚的幕僚追随其左右，参与重大决策，或从事工商企业的实际管理，或奉命出使西洋各国，这就使他们对世界形势，对中外差异，对洋务运动的弊端都有亲自体验和深刻认识，故能准确地把握各种问题的症结所在，提出超越前人的变革思想观点。
　　　　二、洋务思想家变革思想的基本观点。
　　１、全面引进、采用西方先进的生产方式和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变“重农抑商”为“工商立国”，变“商品输入国”为“商品输出国”。
　　洋务思想家认为中国积贫积弱的根子在于传统的“以农立国”、“重农抑商”。他们揭露封建统治者所谓“重农”并非真心实力地发展农业生产：“彼亦何尝度土宜，辨种植，辟旷地，兴水利，深沟洫，泄水潦，备旱干，督农肆力于南亩，而为之经营而指授也哉？徒知丈田征赋，催科取租，纵悍吏以殃民，为农之虎狼而已”［（７）］。而“抑商”又造成极其严重的恶果：“自是中国之货，非但不能售于各国，并不能售于本国；自是中国之民，非但不能自食其力，且知用力之无益，亦遂不自用其力；自是中国之民非但不能成货，以与西人争利，且争购彼货以自供其用，而厚殖西人之利；然则商务有不衰歇，民生有不调弊，国势有不陵替者哉”［（８）］？他们指出“重农抑商”是同闭关锁国相适应的，“以商立国”是同对外开放相适应的：“商务未兴之时，各国闭关而治，享其地利而有余；及天下既以此为务，设或此衰彼旺，则此国之利，源源而往，彼国之利，不能源源而来，无久而不覆之理，所以地球各国，居今日而竞事通商，亦势有不得已也”［（９）］。“居今日万国相通之世，虽圣人复生，必不置商务为缓图。”［（１０）］洋务派思想家大声疾呼，当今之世唯有效法西方，变抑商为重商，才能达到富强之境抵制外国的经济侵略。他们指出：“西国于商民，皆官为之调剂翼助，故其利溥而用无不足；我皆听商民之自为，而时且遏抑剥损之，故上下交失其利”［（１１）］，“倘以其为西人所尚而忽之，则以中国生财之极富，不数十年而渐输海外，中国日贫且弱，西人日富且强，斯固西人之所大愿也”［（１２）］。故强调“彼不患我之练兵讲武，特患我之夺其利权，凡致力于商务者在所必争，可知欲制西人以自强，莫如振兴商务”［（１３）］。
　　洋务思想家又认为振兴商务可以带动各行各业使社会经济全面发展。他们指出：“有商则士可行其所学而学益精，农可通其所植而植益盛，工可售其所作而作益勤，是握四民之纲者，商也”［（１４）］。出于上述考虑，洋务思想家提出“恃商为国本”的口号，他们特别重视对外贸易，指出：“通商而进口货溢于出口者不利”，“进口货之银浮于出口货之银岁不下三千万”［（１５）］，他们认为变外贸逆差为顺差是当务之急，为了使“中国固有之货，令其畅销”［（１６）］。又提出了“商战”的口号。
　　如何才能振兴办商务，达到“以商立国”呢？只有“师夷”。洋务思想家认识到西方机器大生产的高度生产力，认为应当以机器生产取代中国传统的手工劳动生产，他们指出：“无物不用机器，既事半而功倍亦工省而价廉，一切所制，又复精巧绝伦”［（１７）］。此外还应当大力“兴学校，广书院，重技艺，别考课”；“讲农学，利水道，化瘠土为良田”；“造铁路，设电线，薄税敛，保商务”［（１８）］。总之，是要全面地引进，采用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科学技术文化教育以及保护商务的种种措施。
　　随着西方列强大量在华投资设厂和中国私人兴办工矿企业的发展，洋务思想家认识到“工实居商之先”［（１９）］。于是进一步提出“工商立国”的主张。
　　为了培养本国专门技术人才，洋务思想家主张大量延聘外国专家，此即智力引进也，为了解决资金缺乏问题，他们又主张向外国贷款，如马建忠就主张向“外洋各国贷款二三千万”［（２０）］。此即资金引进也。为了统筹全国商务，马建忠还建议清王朝应尽快成立一个商务衙门。
　　２、遵循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以“商办”企业取代官办企业。
　　洋务派官僚所办的近代军工企业是完全官办的。随后兴办的近代民用工业企业有官办，官商合办，官督商办等形式。官办军工企业纯属产品经济，不问盈亏。而官办，官商合办，官督商办的民用企业均属官本位类型。这些企业完全不同于利权合一的私办企业。由于主持、管理、监督这些企业的封建官僚的个人利益与企业本身在利益上是脱节的，因此，封建官僚并不关心更不致力于企业的管理经营。他们所追求的不是生产的扩大，利润的增殖，资本的积累，而是以权谋私，千方百计损企业以自肥。出于自身的利益，封建衙门和封建官僚完全不能也不愿意遵循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所要求的客观规律，这就必然造成企业的亏损而难以做到“工商立国”“富国强兵”。
　　有鉴于此，洋务思想家尖锐指出：在这些官本位类型的企业中“其不贪肥者，则遇事必遏抑之，唯利是图者，必借端而ｊｕāｎ＠②削之，于是但有困商之虐政，并无护商之良法”［（２１）］。“名为保商实剥商，官督商办势如虎”［（２２）］。他们强烈要求所有企业“不由官办，专由商办”。“全以商贾之道行之，绝不拘于官场体统”［（２３）］。显然，所谓商贾之道就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
　　３、仿效西方政治制度，设立议院，实行“君民共主”。
　　从要求发展民族工商业到谋求建立能够保证它顺利发展的政治法律制度，从要求引进采用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到要求引进采用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是一个必然的历史发展过程，也是洋务思想家变革思想合乎逻辑的发展。
　　从事工商业实际活动的郑观应痛切地感到：“政治不改良，实业万难兴盛”［（２４）］。于是洋务思想家呼吁革除“困商之虐政”，实行“护商之良法”。如何改良政治？回答依然是“师夷”。郭嵩焘指出，中国之所以贫弱落后，西方之所以富强先进，真正的原因还在政治制度的不同，明确表示要学习仿效西方的政治制度。王韬、薛福成、马建忠、郑观应的“师夷”的思想认识也都达到了这一层面。他们都论述了西方政治制度的决定作用，并十分留意比较西方各国政治制度之长短优劣以供中国学习仿效。
　　洋务思想家认为西方“君主之国”、“民主之国”和“君民共主之国”三种政治制度中，唯“君民共主”制度亦即君主立宪制最佳。他们认为“治民之要，在乎因民之利而导之，顺民之志而通之”，而“君民共主”之制恰恰能够和理顺君、官、民三者之间的关系，使“民气日舒，君威亦日振”，“合君民为一体，通上下为一心”［（２５）］。洋务思想家特别醉心于“君民共主”制之议院的设立。他们说：“中国户口不下四万万，果能设立议院，联络众情，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合四万万之众如一人，虽以并吞四海无难也”［（２６）］。围绕设议院与图强御侮这一问题，洋务思想家进一步论述道：“今日中原大局，列国通商势难拒绝，则不得不律之以公法。欲公法之足恃，必先立议院，达民情，而后能张国威，御外侮”［（２７）］。“欲行公法，莫要于张国势；欲张国势，莫要于得民心，欲得民心，莫要于通下情；欲通下情，莫要于设议院”［（２８）］。
　　至于在中国如何设立议院，洋务思想家主张以英、德两国为蓝本，参以“中国乡举里选之制”。并在各省多设报馆，“以昭议院之是非。”
　　　　三、洋务思想家变革思想的特点。
　　１、具有鲜明的爱国主义色彩。洋务思想家投身洋务运动，提出自己的思想主张，其出发点都是为了富国强兵，抵御外侮。他们大力主张建立近代军工，建立近代陆海军是为了直接以武力对抗西方列强。他们揭露西方列强对中国的经济侵略。指出：“兵之并吞，祸人易觉，商之掊克，敝国无形”［（２９）］。要求限制，改革除外国在华种种侵略特权，号召同西方展开“兵战”、“商战”。要求清政府“练兵将。制船炮，备有形之战，以治其标；讲述泰西士、农、工、商之学，裕无形之战，以固其本”［（３０）］。“中国所自有之利，则从而扩之；外洋所独擅之利，则从而夺之”［（３１）］。
　　２、体现了积极主动的进取精神。洋务思想家是林则徐、魏源、冯桂芬变革思想的继承者，他们秉承了前辈奋发进取的可贵精神。冯桂芬尝言：“中华之聪明智巧，必在诸夷之上”，“中国多秀民，必有出于夷而转胜于夷者”。他断言只要虚心学习西方先进的东西，实行变革，则中国必将“始则法之，继则比而齐之，终则驾而上之”［（３２）］。冯桂芬不甘落后，赶超西方的精神给洋务思想家以极大鼓舞。
　　洋务思想家在强大的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面前毫不气馁，毫不畏缩，反而激发出自强不息的斗志。他们既清醒地认识到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是一个极其严峻的历史考验，民族兴亡系于一时，又勇敢地接受挑战，把中国卷入资本主义世界看成是千载难逢的时代机遇，必欲藉此改革开放以振兴中华。请看王韬的这一番话：“虞西人之为害，而遽作深闭固拒之计，是见噎而废食也。故善为治者，不患西人之日横，而特患中国之自域，天之聚数十西国于一中国，非欲弱中国，正欲强中国，以磨砺我中国英雄智奇之士。……去害就利，一切皆在我之自为”［（３３）］。积极主动之进取精神溢于言词，撼人心魄！联系他们提出的变革的具体主张，无不充分体现了这种精神。
　　３、变革与开放二者紧密结合，相辅相成。冯桂芬说：“法苟不善，虽古先吾斥之；法苟善，虽蛮貊吾师之。”这是一个惊世骇俗的见解。洋务思想家则进一步加以发展，提出：“当今之世，非行西法则无以强兵富国”［（３４）］。“中国必变从西法”［（３５）］。这表明他们把学习西方，对外开放作为中国“变法”即改革以图富国强兵之前提条件和主要内容。洋务思想家还认识到对外开放可以扩大视野，加深对西方世界的了解是进行改革必不可少的思想认识上的先导。他们指出：“道光、咸丰以来，中国再败于泰西，使节四出，交聘于外，士大夫之好时务者，观其号令约束之明，百工杂艺之巧，水陆武备之精、贸易转输之盛，反顾赧然，自以为贫且弱也。于是西学大兴，人人争言其书、习其法、欲用以变俗”［（３６）］。
　　洋务思想家又深刻的认识到要认真学习引进采用西方先进的东西，使对外开放确有成效就需要通过改革清除种种障碍。于是他们要求抛弃传统重农抑商的观念和政策，革除抑制民族工商业的厘金制度，关税制度和财政制度；要求近代企业“不由官办、专由商办”；要求改革官制，广开贤路；要求设议院，行“君民共主制”以便“合君民为一体，通上下为一心”。总之，在他们看来，对内改革是为了向外求新铺设道路、创造环境。洋务思想家试图通过变革开放二者相互结合，相互促进以达到富国强兵，抵御外侮，使中华民族雄踞东亚。
　　４、明显的阶级和时代局限性。如果我们详加考察，便会发现洋务思想家的许多主张是不坚定的，他们还不敢反叛封建制度，更不敢同西方资本主义列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他们揭露封建统治者名为重农，实为伤农，要利用机器生产发展农业资本主义但却不敢改变封建土地所有制，他们要求兴办近代企业“全以商贾之道行之，绝不拘于官场体统”，却又希望政府加以干预。“设官以经理之”。他们要求改变封建君主专制主义，却又维护扞卫封建专制主义的根本理论基础，说什么：“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３７）］。在他们看来西方的工艺科学以至政治法律制度都只不过是“器”是“末”，而只有中国的“纲常名教”才是“道”、“本”。他们反复申明：“道为本，器为末，器可变，道不可变，庶知所变者，富强之权术而非孔孟之常经也”［（３８）］。
　　洋务思想家继承发展了林则徐、魏源、冯桂芬等前辈爱国主义思想家的变革思想观点使之达到更高的层次，成为他们自己所处的那个时代的最先进的思想代表。洋务思想家变革的方向是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这在那个时代是进步的。洋务思想家变革思想成为随后而来的资产阶级戊戌变法维新思想理论上的先导，并对近现代改革开放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注：
　　（１）魏源：《淮南盐法轻本敌私议·自序》。
　　（２）魏源：《圣武记》卷七。
　　（３）魏源：《海国图志·筹海篇·议战》。
　　（４）（３２）冯桂芬：《校ｂīｎ＠①庐抗议·制洋器议》。
　　（５）冯桂芬：《校ｂīｎ＠①庐抗议·收贫民议》。
　　（６）《校ｂīｎ＠①庐抗议·王韬跋》。
　　（７）王韬：《ｔāｏ＠③园文录外编·兴利》。
　　（８）薛福成：《用机器殖财养民说》，《庸庵海外文编》卷三。
　　（９）（３１）（３７）薛福成：《筹洋刍议》。
　　（１０）（１２）（１４）薛福成：《英吉利用商务辟荒地说》，《庸庵海外文编》卷三。
　　（１１）（３３）王韬：《代上苏抚李宫保书》，《ｔāｏ＠③园尺牍》。
　　（１３）郑观应：《盛世危言·商务三》。
　　（１５）（１６）（２０）马建忠：《富民说》，《适可斋记言》卷一。
　　（１７）郑观应：《盛世危言·纺织》。
　　（１８）郑观应：《盛世危言·自序》。
　　（１９）薛福成：《振百工说》，《庸庵海外文编》卷三。
　　（２１）（２３）郑观应：《盛世危言·商务二》。
　　（２２）郑观应：《商务注》，《罗浮＠④鹤山入诗草》卷二。
　　（２４）郑观应：《盛世危言后编·自叙》。
　　（２５）陈炽：《庸书》。
　　（２６）（２７）（２８）郑观应：《盛世危言·议院》。
　　（２９）郑观应：《盛世危言·商战上》。
　　（３０）郑观应：《盛世危言·商战下》。
　　（３４）王韬：《杞忧生（易言）跋》，《ｔāｏ＠③园文录外编》。
　　（３５）钱萼孙：《黄公度先生所谱》，第２６页。
　　（３６）邵作舟：《邵氏危言·纲纪》。
　　（３８）郑观应：《危言新编·凡例》。
　　　　　　　　　　　　　　　　　　　（责任编辑：陈志）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分加阝
　　＠②原字月加俊去亻
　　＠③原字弓加山下加又
　　＠④原字亻加特
　　
　　
　　
福建论坛（文史哲版）福州010-013K3中国近代史林祥庚19951995 作者：福建论坛（文史哲版）福州010-013K3中国近代史林祥庚19951995

网载 2013-09-10 21:2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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