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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乃裳（1849—1924）是着名的爱国华侨领袖。他以领导创建沙捞越“新福州”而蜚声中外，至今仍备受东南亚华侨华人尊崇。黄乃裳又是中国近代史、革命史以及福建地方史上一个值得重视的名人。他参加过维新运动，创办了福建近代第一张报纸《福报》；他追随孙中山，投身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丰富的人生经历使黄乃裳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他在为祖国富强而不断探索、奋斗的过程中，对社会的认识不断深化，其思想也随之演变发展。黄乃裳的思想发展具有明显的阶段性，本文试就这一问题进行探讨，并兼谈近年来新发现的黄乃裳文章等史料，希望能够比较准确地揭示其思想发展的脉络及心路历程，并向专家请益。
　　　　　　一
　　黄乃裳早期的教育救国思想，主要表现在1866年至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之前。他希望通过基督教会的宣教、办学及其他文化活动，提高国民素质，进而使中国摆脱积贫积弱的困境。这一思想形成的主要原因是基督教对他的深刻影响。
　　黄乃裳出身于“累世业农”（注：黄乃裳：《绂承七十自叙》。为省繁文，本文征引除另有他注外，无注者均出自该书。）的贫穷家庭，“少时半耕半读”。由于勤学好问，他比较系统地接受了传统教育。但是，家庭条件和社会环境束缚了他的成长。1866年，基督教美以美会的传教士来到闽清六都。18岁的黄乃裳逐渐与传教士接触，后来还参加了他们的布道会。他发现传教士“与塾师之教人者迥别”，“如慈父之诏其子，贤兄之勉其弟”（注：黄九美（乃裳）：《薛牧师传略》，《闽省会报》第255卷，光绪二十一年六月初一出版。）， 这样更唤起了他的兴趣。因此，每有布道，“必往聆其言论”（注：黄九美（乃裳）：《薛牧师传略》，《闽省会报》第255卷， 光绪二十一年六月初一出版。）。真正吸引黄乃裳注意的是宣教的内容。他对传教士所说的“恃人力不能胜诸罪恶，以为语甚奇创，徐与究诘讨论，藉知赎罪救灵要道”。经过几个月的反复揣摩，黄乃裳皈依基督，成为闽清县首批基督教徒。同时，他表示“誓至死之日，遇有机会，无论何等人，必对之阐扬赎罪救灵之大道。”
　　入教后不久，黄乃裳即供职于教会。这对于他以后的政治生涯与思想发展至关重要。首先，有条件接触西方的文化；其次，有机会扩大与社会各界的联系。这些都有助于开拓他的视野。随着时间的推移，黄乃裳对基督教的信仰日深。他认为，自十六世纪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以来，基督教已臻于完美。他把哥伦布、麦哲伦、拿破仑、华盛顿及其他哲学家、科学家的出现，以及蒸汽机的发明、各门科学的问世，都丛纳于基督教的功劳之中。他还认为，“无论曾受文化与未受文化各种族，一经改正教传至其地，罔弗靡然从风，以增高其人民之品格程度，令其发生种种之新理想，而各欲作昂头天外之观”。这时的黄乃裳并未生活在真空中，他看到了祖国“外力之侵迫，国势之孱弱，民治之腐败，社会之颓落”，为祖国落后挨打而痛心，并时时“妄希有所效力于国家”。他认为，中国的积弱由于民智不开，而开通民智有治本与治标二法：办学为治本之图，办报为治标之计。既然基督教有那么大的神奇力量，岂不是同样可以适用于落后的中国？因此，黄乃裳相信：”如果吾中国自上而下一旦欢迎基督教，而受其化裁扶植者，安知不足驾欧美之上，而称为世界最文明之国也。”
　　基于这种认识，这一时期黄乃裳所从事的工作，首先是努力扩大基督教会的影响。他担任过传道工作，但时间不长。即使不是直接的宣教，他也要用自己的言行唤起人们对基督教的信仰，以做到“自上而下”接受基督教的“化裁扶植”。黄乃裳“见夫流俗藐宗教中少文人学士，与夫上流社会之人才，乃励志为八股，廿九岁以第二名入泮。”后来他又参加乡试，中了举人。当时有人劝他学英文，也有人劝他学西医，但他“以读书博科名以餍流俗，以拓教中青年之胸次理想”。求取功名，原非黄乃裳本意，他是鉴于基督教的不普及与受蔑视才参加科举的。他希望通过自己的这一努力，为教会争得一点荣誉，以扩大影响。
　　其次，黄乃裳热心于教会的办学、办报工作。基督教美以美会一向重视教会的教育。教会办学自有它的目的，但在黄乃裳看来，都属于开民智的治本之图。教育振兴了，国家就有救了。因此，只要教会办学，他“无不竭力提倡而辅助之”。英华书院创办之初，首任主理美籍教士武林吉（Franklin Ohlinger）主张中西文兼学， 但遭到在闽的许多美、英教士的反对。当时，在华的外国教士对中西文教育问题曾引发过一场争论。黄乃裳认为：“旷观环球商战，与夫各国人才经济弥满之势力、世界之潮流，知英文必大行于宇内”，因此支持武林吉。为了解决英文师资不足的问题，他要毕业于马尾船政学堂的二弟黄乃英，辞去月薪30元的工作，到英华任教，月薪仅6元。 他自己也在很长时间里任教于福音书院与英华书院。总之，黄乃裳“于教育一部尤为注意”，并为此“在在出力”。此外，他还从事编辑会报工作，并主编过《郇山使者》月报。他发表过劝人种牛痘预防天花的文章，写过《革除缠足论》。这些文章除了登诸报端外，还印成传单，在闽江上下游散发。从中可见黄乃裳提倡文明、消除愚昧的迫切心情。
　　这一阶段黄乃裳思想的最大特点亦即最大的弱点，是浓厚的宗教色彩，因而是幼稚的、虚幻的、唯心的。以此作为出发点去寻求改造社会的良方，势必要碰壁。到了后来，黄乃裳内心感到空虚，对自己的努力“有无影响于社会，概不敢知”。外患日逼，时事多艰，他对自己的思想愈发怀疑，进而对教会也产生了疑问，逐渐地对基督教持“不冷不暖之态度”。黄乃裳思想产生演变也就是必然的了。
　　　　　　二
　　黄乃裳思想发展的中期，是在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至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期间。这时期，维新思想占主导地位。黄乃裳认为，只要实行自上而下的变法维新，中国就能走上富强之路。
　　黄乃裳思想转向维新，有内因，也有外因。其内因如前如述，在早期思想的后几年，黄乃裳对曾经崇拜并寄于厚望的基督教产生了越来越大的疑问。教会遍布沿海内地，教会学校培养的学生也多了，其他的慈善事业也有了发展，但对国家有什么好处呢？反之，民族危机却日益深重，直至于中日甲午战争惨败的奇耻大辱。这些不能不使黄乃裳进行一番认真的思考，以致对基督教逐渐失望。他亟需找到一种新的思想取代被摈弃的旧思想。这时，以强调“变”为核心的维新思想正好适应他的需要。其外因是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与《马关条约》的签订。在甲午战争中，黄乃裳的三弟、北洋水师“致远”舰副管带黄乃模，与管带邓世昌及全舰官兵为国捐躯。黄乃裳集国恨家仇于一身。他为迫在眉睫的亡国灭种之祸而忧心如焚。中国的出路何在？这是每个忧惧危亡的爱国之士都必须作出回答的问题。严峻的现实，促使黄乃裳比较快地接受了维新思想。
　　黄乃裳参加过1895年5 月的“公车上书”（注：有关讨论见拙文：《关于黄乃裳研究中的几个史实问题》，《福建论坛》1990年第6期。），康有为的维新变法主张对他影响很深。黄乃裳维新思想的首次表述，是发表于1895年6月《闽省会报》上的《英华格致书院关系国家说》（注：见《闽省会报》第258卷，光绪二十一年五月初一出版。）， 主张讲求西法，培养精于西学的人才，发展民族工商业。在这篇文章中，黄乃裳认为，“居今日而欲振兴我中国，非格致之学不为功”，“格致之盛于西瀛”，“此欧美所以富且强”。他分析了甲午战争失败的原因，“去年因高丽之乱，中日失和，水陆交绥。日本无战不胜，我国无战不败。其胜也，以精于西法胜；其败也，以疏於西法败。胜败之何数尝关乎兵之多、国之大耶”？当此之时，只有精求西学，“如日本二十余年来之所为，吾知近则数年，远则十余年，必报此仇而克复所割之地”。同时，他还主张发展民族工商业，“广开工艺厂，凡外国之所有，中国之所无者，任从民间制造，运往外洋售市”。他认为，“彼之工值数倍于我，我之资价不必如彼之昂，则利权不难为我所夺”。不然，“海禁既开，彼之学问日辟，商务日兴；我之因循如故，委靡如故，国势愈趋愈下，政治愈久愈衰”，且又新败于日本，割地赔款，“国中准其设立租界，制造土货。试合目思之，此后其将何以为国也”。他强调，要想讲求西学，发展工商业与对外贸易，首先必须培养西学人才，重视格致教育。黄乃裳回顾了福州英华、格致书院开办以来的情况，指出官府对此漠不关心，而缙绅之家、胶庠之士以科举为正途，对此不加正视。入学的学生，有的学了几年英语后就请求离校，做了洋行书写或海关通事；就是修业期满且成绩优秀者，也不过由书院给照，或成为传道，或成为书院副教习，七成为英美领事馆的翻译，“似书院中从未有一人出为国家效力者”。因此，黄乃裳深深感到要培养有用人才，得首先改革教育制度。同样是提倡重视教育，他此时的思想比起早期在教会办学的主张，已经前进了一大步。
　　1896年4月，黄乃裳创办的福建近代第一张报纸《福报》， 系统地反映了他的维新思想。从现存《福报》的五十六篇文章看（注：有关讨论见拙文：《关于黄乃裳研究中的几个史实问题》，《福建论坛》1990年第6期。），其观点鲜明，说理透彻，笔锋犀利，直抒胸臆， 针砭时弊淋漓尽致，给当时沉闷压抑的福建思想界，沁进一股清新的空气。黄乃裳的维新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多设报馆，广开言路。黄乃裳认为，“泰西要着，首重议院，次即报馆”，“报馆之权亚於议院”，“故泰西举事最得风气之先，即广设报馆之力也”。他还认为，“广设报馆，收摭新闻，俾政令沿革藉为萏荛之采，上达枢府，下及节镇，人人广进言之路，人人获听言之益”，这样，“报馆益多则闻见益广，闻见益广则变通益速，变通益速则国势益强”。因此，他主张“当今之计，唯无分南北，多设报馆，交相易观，事属新闻，理堪互证”，“中土政事莫此为急矣”（注：《福州宜设报馆说》，1896年4月28日、5月1日《福报》。）。 “今使天下之民皆知创立报馆，公道之言得伸于时，岂非朝廷之厚幸耶”（注：《本馆征事启》，1896年7月21日《福报》。）？
　　2.揭露、痛斥顽固派， 宣传变法。 黄乃裳在《醒固篇》（注：见1896年5月15日《福报》。）中写道：“今之士大夫纵论天下事者， 辄曰：‘国体至尊也，圣道至重也，外国之道至空阔无用也’。峨其冠，规其行，若道统悉系于士大夫之身者。而稍稍通达时务，能明中外之情，知得失之分，大则斥之为秦桧，小则斥之为扣马书生矣。……不知此胶柱之见也。”他问道：“古者野处穴居，而既有栋宇以后，论复古者其还以野穴为是乎？”他强调：“盖能变古者即所以善于学古，大泥古者万不能治今”。“大敌四周，眈眈窥我，朝廷忧劳已极。而士大夫日在高厚之内，而蒙昧不省世局，漫以道统自任而耻言变法。夫不知而不变，犹曰性使然也；若既已知而固执己见，不肯降心以求实用，以冀国家之强盛，何也？”
　　　在《书山西巡抚胡中丞〈奏请变通书院章程疏草〉后》（注：见1896年8月28日《福报》。）中， 黄乃裳明确指出：“夫今日之所急者何事乎？曰：变法也。”“今地球以内无国不言格致，而吾独守王荆公所创之制艺，以为先王微言绝学全在是焉，薄格致为夷人之学。……呜呼！孰有如我中丞胡公者，所言公忠为切于时用乎！”在《崇变说》（注：见1896年9月25日《福报》。 ）一文中更是鲜明地提出要改变政治制度、设立上下议院的主张，“……然则变制将如何？曰：上议院立，则外省上逮节帅，下及版尹，无敢隐匿弊窦，不恤民艰，则外政又一变矣”。
　　3.学习西方，务求其实。《船政刍议》（上、中、下）、《船政续议》及《论西学务求其实》等文章都阐述了这一观点。黄乃裳在分析了洋务运动的利弊之后，肯定了学习西方的方向，认为不能因为洋务运动的失败全盘否定，因噎废食，但必须革弊布新，务求其实。他总结了学习西方的教训，指出弊端之一：“震西学之名，不求西学之实，上下相蒙，积习日深”；弊端之二：“今世所用洋务人员，……不问其才之所长，不问其职之所宜，上之人率然而命之，下之人率然而居之。为人择地，不为地择人。今日司水师，明日司制造。席不暇暖，又勘边界。……安能胜其任哉”。为此提出：其一，“为今计者，宜大定其本，改弦更张，事事务以其实而已，一事权宜归划一，以责实效也”。其二，“急宜严定限制，成就人才，选之必极其精，用之必期其久，功绩可录者重其禄赐，优其职任，而勿易其业，如此而实学不出者未之有也”（注：《论西学务求其实》，1896年9月29日《福报》。）。
　　4.发展民族工商业。黄乃裳认为，西方的强盛在于官与商合，“偶触商艰，则国家之铲除者不遗余力”。我国则相反，“利在我国尚让人以执其权，设利在彼国更难蹑迹以随其后矣”。“利之既尽，何以立国”？他主张：“为今日计，且勿冀他国之利，当先匡本国之财，邮政、矿务、铁路，当次第举行；而练兵一着，即须捷随其后。何者？无利不足以养兵，亦无兵不足以卫利。”（注：《砭愚篇》，1896年5月8日《福报》。）黄乃裳认为当时工商业面临两个危险：（一）“自马关新约，洋人得入内地设厂所，置机器，则土货之利洋人亦得而擅之，漏卮之甚将百倍于今日”；（二）“华民之旅居外洋者，英美各属有逐客之意，新者自难续往”。同时又有官与商离、商与商离、商与地离、商与工离，以及困于吏胥之烦忧、困于华商之倾轧、困于洋商之凭凌、困于转运之艰难的“四离”、“五困”的弊端。因此，黄乃裳提出了颇有见地的振兴商务七策：（一）设专官以理商政；（二）创学校以益商智；（三）定律例以断商狱；（四）谨权量以一商法；（五）造机器以裕商源；（六）给牙贴以劝商人；（七）开山川以通商道。他认为：“果能行此七策者，则商务既兴，不特可保目前一时之利，并可收日后无穷之利；不特可扩中国固有之利，并可夺外国独擅之利。不然者，生齿日繁，利源日竭，虽无敌国外患，亦难长治久安矣。”（注：《振兴商务策》（上、中、下），1896年10月6、9、13日《福报》。）
　　1898年戊戌变法期间，黄乃裳的维新思想与行动最为活跃。他先是参加闽学会的活动。在光绪皇帝诏定国是、宣布变法后，他“奔走于六君子及讲求新学诸京官之门”，“以讨论变法维新事，兴会淋漓”。他寄莫大希望于光绪皇帝，“满望中国之衰弱，得贤君以振兴之”。为此，他积极参与变法，多次上书陈政。据黄乃裳后来回忆，在此期间“曾八上书，其已批发仅请行简字一折”，“此外有三折已批行而未发”。“请行简字”折实为黄乃裳草拟、由安溪举人林辂存具名上奏的《请行切音折》。黄乃裳是从国家富强的高度来阐述他的文字改革的主张的。他认为，我国文字艰深难学，知文知理者十不一二，“民智便无从启发”，因此，以切音之法改革文字十分必要。他列举厦门卢戆章、广东王炳耀、福州力捷三等均着有切音字书，其方法便捷易学，足资参考。“庶几极难之学业，变为极易，而四百余兆人民无不知学，则我国富强安知不从此致也？”（注：见力捷三：《闽腔快字》。）这一奏折引起了光绪皇帝的注意，他亲笔御批：“着交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调取卢戆章等所着之书，详加考验具奏。钦此。”（注：见力捷三：《闽腔快字》。）黄乃裳把文字改革与国家富强、民族前途联系起来，颇有远见卓识。
　　总之，黄乃裳这一阶段的思想属于中国资产阶级初期的启蒙思想。他能结合实际，提出许多改革的主张与建议，其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诸多方面，且不乏真知灼见。与前一阶段思想相比较，有显着的进步。但是，黄乃裳的维新思想与整个维新思潮一样带有不成熟性。其一，他变法维新的基础建立在“求新学”的官吏与“贤君”光绪皇帝的支持上，这是极不稳固的；其二，他的思想缺乏理论的系统性、完整性与深刻性，颇显杂乱粗糙；其三，上述的原因又导致了他思想的软弱性与不彻底性。因此，黄乃裳的这一阶段思想注定要在严酷的现实面前破灭。与此同时，也导致了他思想产生新的发展。
　　　　　　三
　　1899年到1921年，是黄乃裳思想发展的第三个阶段，即从维新思想转向民主革命思想。这是他思想发展最重要，也是最光辉的时期。他从维新志士成为革命党人。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之后，维新队伍发生重大变化。其中的一些人如康有为、梁启超等发展成为保皇派。而另一些人则从变法失败中醒悟，走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道路。黄乃裳就是这些人的代表。究其思想演变的原因，主要有以下方面：
　　（一）对戊戌变法失败的反思。在维新运动期间，黄乃裳是个十分活跃的人物，参加“公车上书”，创办《福报》，参与变法，中国富强似是指日可待，可谓踌躇满志。但是，时仅百日，慈禧太后便发动政变，新政烟消云散。这一切给黄乃裳以巨大的打击。他多少年来所追求的祖国富强的理想，就在他看来最有希望实现的时候破灭了，“三十年之热肠渴望，一旦飘于罡风”，以至于“嗒然若丧，不知当为何事”。这时，黄乃裳不能不进行一番反思。其结果最初反映在他为美国教士蔚利高（Myrone Wilcox）《大美国史略》所写的序文中， 要点是民主政体的追求。文中盛赞美国共和民主政体，称“传子之天下，易而传贤”，“君王之天子，易而民主”，“令士庶者有举官及议政之权，是推陈出新之一大创局也”（注：［美］蔚利高：《大美国史略，黄序》，写于1898年11月。），是美国“富甲天下”、超越欧洲各国的主要原因。他敬慕华盛顿领导抗英，“血战八载，始能脱英羁勒，而开国美洲”（注：［美］蔚利高：《大美国史略，黄序》，写于1898年11月。）。他感到国家政体是民族兴旺的关键，他希望中国能有一个像华盛顿这样的伟人出现。此后，黄乃裳产生了推翻满清的种族思想。他认为，中国到了目前这种屈辱的地步，主要是满族专制统治造成的。这就是冯自由在《革命逸史》中多次说到的黄乃裳的“种族革命”思想。总之，黄乃裳已经悟出，靠维新来振兴中国显然是行不通的。他后来在回忆这段经历时说：“视察官场与社会及满洲人状态，知非革命不足以救亡拯毙也。”
　　（二）孙中山的影响。这是黄乃裳在该时期思想演变至关重要的因素。如前所述，黄乃裳思想已有所悟，但是这种“悟”还仅处于朦胧的阶段。其根本原因在于一时还无法找到一种新思想，来取代维新思想，因而才有了南渡沙捞越创建“新福州”垦场之举，以实践“利他主义”。1900年7月，经林文庆介绍，黄乃裳在新加坡结识了孙中山。 他敬佩孙中山为拯救祖国而坚韧不拔的奋斗精神。初次晤谈，孙中山给他的印象是“谦冲镇静，学问渊博，满怀悲悯，流露于言动举止之外”。他们都愤于清廷腐败无能，致使中国积贫积弱，频遭列强欺凌的现实，俩人从民族危亡谈到美国的自强。当孙中山得知黄乃裳曾为《大美国史略》属文并写序时，十分赞赏。他们的话题逐渐集中在俩人都敬佩的华盛顿身上。孙中山的谈话侧重于华盛顿领导十三州武装起义，驱赶英国殖民者，几经艰辛，终于使美国摆脱英殖民统治，建成独立民主的国家。他强调，只有推翻清帝制，中国才有前途。后来连续三次晤谈，则集中在斗争的手段等问题上。临别之际，孙中山还鼓励黄乃裳一定要办好“新福州”垦场，并赠言：“凡人欲为社会国家谋幸福喜乐者，须自愿从始至终贯彻悲哀痛苦之责。”
　　结识孙中山，使黄乃裳受到很大鼓舞并深受影响。他感到了自己与孙中山之间的认识差距。如在议论华盛顿时，他的重点是国家的富强，孙中山则强调达到目的的手段，即华盛顿以武装斗争推翻英殖民统治，才有了美国的发展与强盛。中国要富强，首先要以武装斗争推翻清帝制。经过思考，黄乃裳接受了孙中山的这一观点。这是他转向民主革命思想的第一步。
　　（三）经营“新福州”垦场的挫折。黄乃裳虽然接受了孙中山的革命观点，但并未立即投身于民主革命。此后的四年中，他的精力主要集中于经营沙捞越“新福州”垦场。黄乃裳从垦场选址、与沙王签约、回国招募垦农，到带领垦农赴沙、分配土地、组织生产，无不事事躬亲。由于黄乃裳自垦场开办以来禁止出售鸦片、禁止赌博，影响了沙英当局的税收，引起了当局的不满，加之贷款债务等问题，垦场陷入困境。从根本上说，沙英当局不愿意看到一个大规模、有组织并日益发展的华侨实体存在，因此，便以债务问题相要挟，实则令其离开。至此，黄乃裳不得不忍痛告别为之奋斗的垦场。这是他一生事业中的又一大挫折。在行前考虑今后的去向时，黄乃裳后来回忆说，南洋的革命志士“责余以革命要图”。他在回国途经新加坡时，即与经常保持联系的陈楚楠、张永福会晤，并参加了他们的革命活动。因此，离开“新福州”垦场，客观上成了黄乃裳思想与行动完全转向民主革命的催化剂。
　　这一阶段黄乃裳思想的表现形式，与以前两个阶段不同，主要是付诸具体的革命活动之中。概括起来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传播革命思想，培养革命骨干。1904年7月， 黄乃裳离开沙捞越回国，在新加坡逗留。“此时适《图南日报》出版有日，而不大销流”（注：张永福：《南洋与创立民国．黄乃裳君传》，上海中华书局1933年版。）。《图南日报》是南洋革命宣传的第一张报纸，由陈楚楠、张永福创办于1904年春。这时，黄乃裳根据自己办报的经验，提出许多改进的具体建议，为扩大该报影响起了很好的作用。当时，陈、张二人还翻印了邹容《革命军》2万多册，改名《图存篇》。黄乃裳回国时，冒着被清政府搜捕的危险，带回5000册，并“密赠至罄，闽中有志之士相借传观，或手一书以熟诵，弥漫全闽，人心一变”（注：张永福：《南洋与创立民国．黄乃裳君传》，上海中华书局1933年版。）。冯自由说，黄乃裳“向绅学工商各界散播革命种子，不遗余力，所携之《图存篇》几于人手一篇，闽中青年受其感化者，大不乏人”（注：冯自由：《革命逸史》（第2集），《新福州建设人黄乃裳》，中华书局1981 年版。）。黄乃裳在加入同盟会之后，更以宣传革命、唤起民众为己任。他曾与张继等先后在新加坡、槟榔屿的华侨中讲演，倡言革命，对保皇派则“暴其罪”，“揭其奸”，“入其窟穴而犁扫之”，“使之拖枪而遁”（注：冯自由：《革命逸史》（第2集）， 《新福州建设人黄乃裳》，中华书局1981年版。），产生很大影响。福建革命党领导者之一的郑祖荫说，“厦门革命种子之散播，实由黄乃裳先生主教同文书院始”（注：福州光复中学编：《福建辛亥光复史料》，连城建国出版社1940年版。）。黄乃裳特别重视培养革命骨干。许多热血青年在他的教育与影响之下，纷纷投身于革命。如后来成为东军都督的许雪秋，“以黄年高志壮，异常倾倒，遂结交焉”（注：冯自由：《革命逸史》（第2 集），《东军都督许雪秋》，中华书局1981年版。）。后成为黄冈革命军将领的陈宏生，也“从之游，故亦心醉革命仇满之论，日以复国驱胡为矢志”（注：冯自由：《革命逸史》（第3集）， 《潮州黄冈革命军将领列传》，中华书局1981年版。）。甚至被誉为“南洋革命党第一人”的陈楚楠，“其种族观念，亦多由黄启导之”（注：冯自由：《革命逸史》（第3集），《南洋革命党第一人陈楚楠》，中华书局1981年版。）。福建汉族独立会会长郑权加入同盟会时，是由黄乃裳主盟的。有人说，“黄花岗一役，闽省死义者二十余人，就中黄忠炳、卓秋元等皆其门下士也”（注：冯自由：《革命逸史》（第2集）， 《新福州建设人黄乃裳》，中华书局1981年版。）。也有人说，“至黄花岗失事，闽人死义者占二十位，其中为黄君之门弟子在半数”（注：张永福：《南洋与创立民国．黄乃裳君传》，上海中华书局1933年版。）。 虽然这两种说法不尽精确，但足以证明黄乃裳组织、培养革命骨干的成绩。
　　应该指出的是，黄乃裳在宣传革命思想的过程中，他自己的思想水平也不断得以提高。如他在接受民主革命思想的初期，种族主义思想占有相当大的份量。随着认识的深化，特别是在革命派与保皇派的大论战之后，黄乃裳感到应把满洲贵族与一般满族成员分别对待。推翻清朝专制统治，只是使满洲贵族不再掌权，封建帝制不再延续，而汉族与满族则应共同生活于共和国政体之中。显然，此时他已摆脱了狭隘的种族观念的束缚。
　　（二）主张武装斗争，参加筹划、组织武装起义。孙中山极为重视武装斗争，黄乃裳深受其影响。1906年6月， 黄乃裳赴新加坡加入同盟会。他向孙中山汇报福建革命派的情况与自己所进行的工作后，还特别谈到了武装起义的主张。他不同意一些人“当从教育下手，五年后才可举事”（注：张永福：《南洋与创立民国．黄乃裳君传》，上海中华书局1933年版。）的看法，认为这样“时日太赊，不如一二年内即行大举”（注：张永福：《南洋与创立民国．黄乃裳君传》，上海中华书局1933年版。）。他的意见得到孙中山的赞同。关于这件事，冯自由说：1906年，“曾对将来起事地点详细讨论，乃裳力主在闽粤边区发动，然后与滇桂义师互相策应，总理深匙其议。其后雪秋之军事进行，即奉行此计划者也”，并说1907年的“潮州二度举义，乃裳与有力焉”（注：冯自由：《革命逸史》（第2 集）， 《新福州建设人黄乃裳》， 中华书局1981年版。）。
　　在福州辛亥光复中，黄乃裳也参加了筹划组织工作。1911年6 月春，以他为首组织了福州桥南体育会，借锻炼身体之名，暗中准备武装起义。参加者多为青年学生，后在起义时，他们中的许多人是洋枪队与炸弹队的成员。起义前夕，革命党人与新军主要军官举行秘密会议，讨论了起义时间、作战布署、学生炸弹队的配合以及新军的薪饷等重要问题。这次会议为起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黄乃裳参加了这一秘密的重要会议。起义的前一夜，黄乃裳在家中组织学生炸弹队。他后来回忆说：九月“十八夜（11月8日）十一句钟，炸弹队队长李藩在余家编英华、福音、培元三书院生三十余人为队遣之，是役颇得力于此。因自春间至起事，余为三书院教务长，略有所指授也。”起义中，学生炸弹队表现十分突出，清福州将军朴寿就是被他们抓获的。
　　（三）反对专制独裁，反对军阀割据。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窃取了胜利果实，并意欲消灭民主势力，进而帝制自为，实行独裁统治。当时身为福建军政府交通司长的黄乃裳，鉴于袁世凯“摧残民气、屠戮忠良”及福建政务院长个人野心，愤而辞职。他因反对独裁，革命态度坚决，1914年初被诬入狱。由于海内外舆论反应强烈，方幸免获释。他并未因此息影山林。袁世凯称帝后，他又为国事奔走，欲图与西南护国军策应，只是不久后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而未成。袁世凯死后，黄乃裳又看到恢复民主政体的希望。革命党人劝他再出面组织报馆，他经过几年的波折，也深感到有重申辛亥革命宗旨的必要，便欣然应命主办《伸报》：“以为民党被屈五载于兹，今得少伸其气，言论当可自由，期以尽对内为国民，对外为国家之天职，俾稍可抒发生平之怀抱。”但是，北洋军阀内部派系纷争，握有军权的地方军阀也以独立为名，拥兵自重，酿成割据混战。《伸报》因反对割据，抨击时政，言词激烈，被投靠皖系军阀的福建督军李厚基查封。黄乃裳虽年事已高，但仍抱定“矢志尽我余生”，“不敢偷活苟且而已”。七十岁时，他自撰联句：“问已往於世何裨，历数二万五千日以来，成甚事业；愿此后对天无愧，不虚六十有九年之外，再度余生。”字里行间洋溢着执着追求的热情与鞠躬尽瘁的精神。1921年，年届73岁高龄的黄乃裳接受孙中山之召，带病赴粤就任广州国民政府高等顾问。
　　总之，这一时期黄乃裳始终认为只要推翻清专制统治，建立民主共和政体，就能振兴中国。但是，令黄乃裳深以为憾的是，直到他1924年逝世时为止，他还没有看到一个富强的、真正民主共和的中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四
　　论述黄乃裳思想的发展，不能不谈及近年新发现的史料，即黄乃裳于1899年11月至1900年8月在新加坡《日新报》上发表的8篇文章及有关资料，以及1922年写给其四弟季远（乃穆）的信。这些史料不但真实反映了这一时期黄乃裳的思想，而且还填补了有关问题的多项空白，因此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价值。
　　黄乃裳在《日新报》上发表的文章与有关资料，发现于新加坡，由叶钟铃先生首先披露（注：见叶钟铃：《黄乃裳与南洋华人》，《东南亚史料丛刊（4）》，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1995年版。）。黄乃裳的8篇文章是：1899年11月7、9、11、14日连载的《广南洋华人宜大私以自保说》，同年11月8日的《译西报英钦使谈中英交涉事》，同年11月10 日的《论本报所载华人善兵事》，同年12月1、4日的《商学》，同年12月2日的《中西讲学异同说》；1900年2月26日的《行孝乞儿》，同年7 月11—14、16、17、19、21、23、26日连载的《坡罗洲人物记》， 同年8月1日的《许兰芳明经诗集序》。有关的资料是：《日新报》1900年2月12日刊载《大美国史略》的“出版消息”，同年3月27 日的《美史已到》的消息，同年8月2日的《节录〈许明经诗集〉》，同年8月3日的《回梓声明》。
　　上述文章与有关资料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黄乃裳一生先后六次办报（依次为《郇山使者》、《福报》、《日新报》、《福建日日新闻》、《左海公道报》与《伸报》），但是留存下来的文章不多，除了《福报》的50多篇、《左海公道报》10多篇和《福建日日新闻》两篇被摘录的部分内容外，其余的报纸连版式尚不甚清楚，更不用说刊载的文章了。这些新资料填补了黄乃裳办《日新报》的空白，也为研究南洋华人报业史提供了实物资料。
　　第二，反映了黄乃裳到沙捞越选择垦地的活动情况。其主要表现在《坡罗洲人物记》（按：今译婆罗洲）与《许兰芳明经诗集序》中。《坡罗洲人物记》在《日新报》上连载十日，洋洋近两万言，详细记载了婆罗洲（主要是沙捞越）的土着民族、物产资源，以及该地简要历史和英国人设治的情况。其中又以诗鹅（即今之诗巫）记叙尤详。该文记述黄乃裳亲历沙捞越调查考察所见。每到一地，举凡自然景观、生态环境、风俗民情，无不观察记录，补充了《绂承七十自叙》中有关记载的不足。如，“余由沙捞越南游石廓、金山、柳巷，往返五百余里，见珍禽异鸟甚伙。又由越埠乘轮北行，八点钟至罗让海口（按：即今拉让江口），有店屋数十间。沿江入二十英里，曰泗里街，皆粤人作小经纪与油木、红木者，三四百口。再二十英里曰银仔，共有小市肆十余间，闽人所设。再二十英里，则诗鹅也。有衙署、捕房、监狱，英官三员。沿江千余里之事，皆待治焉。署左右有民居百余家，土人与华人杂处者。店铺五十余间，闽人所设，潮人仅三四间，专与丹、猎、加三族交易”。该文中，诸如“余见坡洲侨居之华人娶巫（按：泛指土着民族）女者颇多，而娶猎（按：指陆达雅克族）女尤多，所生子女与我华种无异”、“余曾拉友人登其木靠（按：指土着登楼的独木楼梯），入观其宅”这样亲眼所见的记载，比比皆是。这些都是研究当时华侨与土着生产生活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许兰芳明经诗集序》中，记述沙捞越早期诗人许兰芳（明经）的简历与作品。许兰芳（明经）“日从事于笔墨，不屑作功名富贵想”。黄乃裳感到他是“南洋中不可多得之人”，因而为之作序，并于刊登该序的第二天，也刊出《节录〈许明经诗集〉》。
　　第三，反映了黄乃裳在新加坡期间的思想情况。这些新资料有几点值得特别注意。
　　首先，是两条关于《大美国史略》出版消息的广告，介绍了该书的主要内容与特点。1900年3月27 日的《美史已到》说“据美进士蔚利高先生来函：此书初次仅印五千部，现已无多，只能寄二十部前来坡中”，不管是否注重广告效应，也可见备受社会关注。黄乃裳当然也有意渲染气氛，极力向南洋的华人社会推崇该书。如前文所述，其目的正是为了宣传改变国家现存政体的观点。这一观点是他4 个月后接受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的基础。
　　其次，黄乃裳《广南洋华人宜大私以自保说》一文，是在此前《日新报》发表天寥子的《南洋华人宜大私以自保说》基础上，广而说之。他的“广”，是号召南洋华人团结一致，呼吁在不同的方言区域和籍贯的基础上加强合作。在城市中的华人要组织商会，规模小的商会应联合组成商务总会。鉴于南洋闽粤人士占大多数，他认为应在新加坡建立闽粤联合商会。黄乃裳在该文中写道：“始至星嘉坡，造华商阁访友，以为馆以华商名，必其合南洋闽粤之人，而与共之也。及询友人，知只闽商时集于此，会议商务。而方其拟创之时，尝邀粤人合办，粤人不答。至于神庙、居家、行店，亦判然两分。”有鉴于此，他认为“将欲联络南洋群岛之华人为一气，使之互为关顾，相与有成，则必先联闽粤两省散处南洋之商人为一上会”，“夫新嘉坡当东西洋之冲，为南洋群岛之枢纽，最易传集诸岛商人毕集于此，共立规制，共计利害。故宜先联坡中闽粤商设一公所”。黄乃裳的这个建议未得到时人响应，直到1906年清政府驻新总领事张弼士才倡设中华商务总会（注：见叶钟铃：《黄乃裳与南洋华人》， 《东南亚史料丛刊（4 ）》， 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1995年版。），由此可见黄乃裳思想的前瞻性。
　　再次，建议在新加坡开办商学堂，培养商务人才，与欧美洋人争谋商利。在《商学》一文中黄乃裳认为，南洋华商“图远大之业，则莫如讲求商学，为开宗明义第一端”。他的建议很具体，如所设置课程，“先课以通行之语言文字”，主要是英文，“次则课以数学”，“再则课以各国土产”，“四课贸易源流”，“五课货物品类”，“六课各国权衡斗斛，钱币之参差”，“七课登簿规条清单则例”，“八课银钞会单”。倘能做到这些，“南洋各埠不过数年，商务之人材自多，商业必因之而渐盛；商业既盛，各等人材必因之而多，而所有制造农工诸学，莫不蔚然而兴矣。是英人、荷人所能为之事，我亦得而为之；所能创之业，我亦得而创之。且英人、荷人所不能为之事，不能创之业，我或能为之，能创之，则南洋群岛之利源，昔为他人握于掌中者，未始不能转握我之掌中”。培养专门人材是黄乃裳历来所重视的教育内容，同时也说明南洋华人早在十九世纪末，就已提出创办高等学府的主张。
　　其余各篇，也从不同角度宣扬了爱国思想和传统观念。总之，黄乃裳的这些文章及有关资料，体现了他从维新思想向民主革命思想发展的转型时期特点，既有旧的思维，又有新的内容。
　　黄乃裳给其四弟季远（乃穆）的信写于1922年（注：原件藏福建省闽清县黄乃裳纪念馆。），此时他正因病住在厦门救世医院。这封信用铅笔写在一张不大纸片的正反两面上，约一千多字，发现于闽清县黄乃裳故居。在家中，黄乃裳为长兄，下有二弟乃英，但英年早逝；三弟乃模，已为国捐躯；唯四弟季远（乃穆）不争气，染上黄乃裳深恶痛绝的赌博和抽鸦片。一位七十四岁的垂暮老人，给五十二岁的弟弟写信，要他戒掉赌博和抽鸦片恶习，这原本就令人感叹。信中既有痛心的指责，又有委婉的规劝，并用很大篇幅谈基督教的事：讲自己的信教，讲许多有成就的人都信教，还讲了他在医院中如何以此教育一位吸鸦片的人改过。黄乃裳劝四弟向这些人学习，皈依基督教，以戒掉恶习。信的字里行间充满对基督教的热情，这就是值得注意的现象。因为从中日甲午战争前夕起，黄乃裳对原先所崇拜的基督教已失去热情，持“不冷不热态度”，并且在以后很长的时间里，也都如此。为什么却在这时产生令人感到突然的热情？
　　笔者认为，这是黄乃裳民主革命思想再次受挫后无奈的表现。如前文所述，黄乃裳自民国建立后，依然经受一连串的挫折与打击：孙中山辞职，福建军政府内部倾轧而受排挤，被诬入狱，继之福建军阀割据，地方不靖，就是在广州国民政府高等顾问任上，他看到的也是那些表面拥戴孙中山而实际貌合神离的军阀。多次的思想转变结果，却是多次的碰壁。面对这些，年迈体衰的黄乃裳毫无办法。在当时所处的环境中，他一时也难以接触到先进的新思想。在这特定的条件下，他的精神只能寄托于基督教。黄乃裳对天下事无奈，对四弟赌博和抽鸦片这样的家事居然也无能为力，实在是他的悲哀。这也许是对黄乃裳晚年思想状况比较切合实际的解释。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黄乃裳思想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即早期教育救国的思想，中期的维新思想，后期接受并实践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他从虔诚的基督教徒，成为维新志士，继而又成为一个坚定的革命党人，贯穿其中的思想基调是爱国主义。他的思想发展演变固然有各种客观因素的作用，但从根本上说则取决于主观的思索、探求与演进，因而能不断地深化认识，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由于时代的局限，黄乃裳为寻求祖国富强之路的尝试一次次受挫，但他勇于修正、不断进取的精神是值得赞扬与推崇的。应该指出的是，黄乃裳思想从维新改良转向民主革命的演变历程，在同时期探索救国道路的知识分子中有相当大的代表性，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近代知识分子群体思想的分化与演变。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京71～80K3中国近代史詹冠群20002000作者系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作者：华侨华人历史研究京71～80K3中国近代史詹冠群20002000

网载 2013-09-10 21:2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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