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黄乃裳思想发展的阶段性  ——兼谈新发现的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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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乃裳(1849—1924)是着名的爱国华侨领袖。他以领导创建沙捞越“新福州”而蜚声中外,至今仍备受东南亚华侨华人尊崇。黄乃裳又是中国近代史、革命史以及福建地方史上一个值得重视的名人。他参加过维新运动,创办了福建近代第一张报纸《福报》;他追随孙中山,投身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丰富的人生经历使黄乃裳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他在为祖国富强而不断探索、奋斗的过程中,对社会的认识不断深化,其思想也随之演变发展。黄乃裳的思想发展具有明显的阶段性,本文试就这一问题进行探讨,并兼谈近年来新发现的黄乃裳文章等史料,希望能够比较准确地揭示其思想发展的脉络及心路历程,并向专家请益。
      一
  黄乃裳早期的教育救国思想,主要表现在1866年至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之前。他希望通过基督教会的宣教、办学及其他文化活动,提高国民素质,进而使中国摆脱积贫积弱的困境。这一思想形成的主要原因是基督教对他的深刻影响。
  黄乃裳出身于“累世业农”(注:黄乃裳:《绂承七十自叙》。为省繁文,本文征引除另有他注外,无注者均出自该书。)的贫穷家庭,“少时半耕半读”。由于勤学好问,他比较系统地接受了传统教育。但是,家庭条件和社会环境束缚了他的成长。1866年,基督教美以美会的传教士来到闽清六都。18岁的黄乃裳逐渐与传教士接触,后来还参加了他们的布道会。他发现传教士“与塾师之教人者迥别”,“如慈父之诏其子,贤兄之勉其弟”(注:黄九美(乃裳):《薛牧师传略》,《闽省会报》第255卷,光绪二十一年六月初一出版。), 这样更唤起了他的兴趣。因此,每有布道,“必往聆其言论”(注:黄九美(乃裳):《薛牧师传略》,《闽省会报》第255卷, 光绪二十一年六月初一出版。)。真正吸引黄乃裳注意的是宣教的内容。他对传教士所说的“恃人力不能胜诸罪恶,以为语甚奇创,徐与究诘讨论,藉知赎罪救灵要道”。经过几个月的反复揣摩,黄乃裳皈依基督,成为闽清县首批基督教徒。同时,他表示“誓至死之日,遇有机会,无论何等人,必对之阐扬赎罪救灵之大道。”
  入教后不久,黄乃裳即供职于教会。这对于他以后的政治生涯与思想发展至关重要。首先,有条件接触西方的文化;其次,有机会扩大与社会各界的联系。这些都有助于开拓他的视野。随着时间的推移,黄乃裳对基督教的信仰日深。他认为,自十六世纪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以来,基督教已臻于完美。他把哥伦布、麦哲伦、拿破仑、华盛顿及其他哲学家、科学家的出现,以及蒸汽机的发明、各门科学的问世,都丛纳于基督教的功劳之中。他还认为,“无论曾受文化与未受文化各种族,一经改正教传至其地,罔弗靡然从风,以增高其人民之品格程度,令其发生种种之新理想,而各欲作昂头天外之观”。这时的黄乃裳并未生活在真空中,他看到了祖国“外力之侵迫,国势之孱弱,民治之腐败,社会之颓落”,为祖国落后挨打而痛心,并时时“妄希有所效力于国家”。他认为,中国的积弱由于民智不开,而开通民智有治本与治标二法:办学为治本之图,办报为治标之计。既然基督教有那么大的神奇力量,岂不是同样可以适用于落后的中国?因此,黄乃裳相信:”如果吾中国自上而下一旦欢迎基督教,而受其化裁扶植者,安知不足驾欧美之上,而称为世界最文明之国也。”
  基于这种认识,这一时期黄乃裳所从事的工作,首先是努力扩大基督教会的影响。他担任过传道工作,但时间不长。即使不是直接的宣教,他也要用自己的言行唤起人们对基督教的信仰,以做到“自上而下”接受基督教的“化裁扶植”。黄乃裳“见夫流俗藐宗教中少文人学士,与夫上流社会之人才,乃励志为八股,廿九岁以第二名入泮。”后来他又参加乡试,中了举人。当时有人劝他学英文,也有人劝他学西医,但他“以读书博科名以餍流俗,以拓教中青年之胸次理想”。求取功名,原非黄乃裳本意,他是鉴于基督教的不普及与受蔑视才参加科举的。他希望通过自己的这一努力,为教会争得一点荣誉,以扩大影响。
  其次,黄乃裳热心于教会的办学、办报工作。基督教美以美会一向重视教会的教育。教会办学自有它的目的,但在黄乃裳看来,都属于开民智的治本之图。教育振兴了,国家就有救了。因此,只要教会办学,他“无不竭力提倡而辅助之”。英华书院创办之初,首任主理美籍教士武林吉(Franklin Ohlinger)主张中西文兼学, 但遭到在闽的许多美、英教士的反对。当时,在华的外国教士对中西文教育问题曾引发过一场争论。黄乃裳认为:“旷观环球商战,与夫各国人才经济弥满之势力、世界之潮流,知英文必大行于宇内”,因此支持武林吉。为了解决英文师资不足的问题,他要毕业于马尾船政学堂的二弟黄乃英,辞去月薪30元的工作,到英华任教,月薪仅6元。 他自己也在很长时间里任教于福音书院与英华书院。总之,黄乃裳“于教育一部尤为注意”,并为此“在在出力”。此外,他还从事编辑会报工作,并主编过《郇山使者》月报。他发表过劝人种牛痘预防天花的文章,写过《革除缠足论》。这些文章除了登诸报端外,还印成传单,在闽江上下游散发。从中可见黄乃裳提倡文明、消除愚昧的迫切心情。
  这一阶段黄乃裳思想的最大特点亦即最大的弱点,是浓厚的宗教色彩,因而是幼稚的、虚幻的、唯心的。以此作为出发点去寻求改造社会的良方,势必要碰壁。到了后来,黄乃裳内心感到空虚,对自己的努力“有无影响于社会,概不敢知”。外患日逼,时事多艰,他对自己的思想愈发怀疑,进而对教会也产生了疑问,逐渐地对基督教持“不冷不暖之态度”。黄乃裳思想产生演变也就是必然的了。
      二
  黄乃裳思想发展的中期,是在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至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期间。这时期,维新思想占主导地位。黄乃裳认为,只要实行自上而下的变法维新,中国就能走上富强之路。
  黄乃裳思想转向维新,有内因,也有外因。其内因如前如述,在早期思想的后几年,黄乃裳对曾经崇拜并寄于厚望的基督教产生了越来越大的疑问。教会遍布沿海内地,教会学校培养的学生也多了,其他的慈善事业也有了发展,但对国家有什么好处呢?反之,民族危机却日益深重,直至于中日甲午战争惨败的奇耻大辱。这些不能不使黄乃裳进行一番认真的思考,以致对基督教逐渐失望。他亟需找到一种新的思想取代被摈弃的旧思想。这时,以强调“变”为核心的维新思想正好适应他的需要。其外因是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与《马关条约》的签订。在甲午战争中,黄乃裳的三弟、北洋水师“致远”舰副管带黄乃模,与管带邓世昌及全舰官兵为国捐躯。黄乃裳集国恨家仇于一身。他为迫在眉睫的亡国灭种之祸而忧心如焚。中国的出路何在?这是每个忧惧危亡的爱国之士都必须作出回答的问题。严峻的现实,促使黄乃裳比较快地接受了维新思想。
  黄乃裳参加过1895年5 月的“公车上书”(注:有关讨论见拙文:《关于黄乃裳研究中的几个史实问题》,《福建论坛》1990年第6期。),康有为的维新变法主张对他影响很深。黄乃裳维新思想的首次表述,是发表于1895年6月《闽省会报》上的《英华格致书院关系国家说》(注:见《闽省会报》第258卷,光绪二十一年五月初一出版。), 主张讲求西法,培养精于西学的人才,发展民族工商业。在这篇文章中,黄乃裳认为,“居今日而欲振兴我中国,非格致之学不为功”,“格致之盛于西瀛”,“此欧美所以富且强”。他分析了甲午战争失败的原因,“去年因高丽之乱,中日失和,水陆交绥。日本无战不胜,我国无战不败。其胜也,以精于西法胜;其败也,以疏於西法败。胜败之何数尝关乎兵之多、国之大耶”?当此之时,只有精求西学,“如日本二十余年来之所为,吾知近则数年,远则十余年,必报此仇而克复所割之地”。同时,他还主张发展民族工商业,“广开工艺厂,凡外国之所有,中国之所无者,任从民间制造,运往外洋售市”。他认为,“彼之工值数倍于我,我之资价不必如彼之昂,则利权不难为我所夺”。不然,“海禁既开,彼之学问日辟,商务日兴;我之因循如故,委靡如故,国势愈趋愈下,政治愈久愈衰”,且又新败于日本,割地赔款,“国中准其设立租界,制造土货。试合目思之,此后其将何以为国也”。他强调,要想讲求西学,发展工商业与对外贸易,首先必须培养西学人才,重视格致教育。黄乃裳回顾了福州英华、格致书院开办以来的情况,指出官府对此漠不关心,而缙绅之家、胶庠之士以科举为正途,对此不加正视。入学的学生,有的学了几年英语后就请求离校,做了洋行书写或海关通事;就是修业期满且成绩优秀者,也不过由书院给照,或成为传道,或成为书院副教习,七成为英美领事馆的翻译,“似书院中从未有一人出为国家效力者”。因此,黄乃裳深深感到要培养有用人才,得首先改革教育制度。同样是提倡重视教育,他此时的思想比起早期在教会办学的主张,已经前进了一大步。
  1896年4月,黄乃裳创办的福建近代第一张报纸《福报》, 系统地反映了他的维新思想。从现存《福报》的五十六篇文章看(注:有关讨论见拙文:《关于黄乃裳研究中的几个史实问题》,《福建论坛》1990年第6期。),其观点鲜明,说理透彻,笔锋犀利,直抒胸臆, 针砭时弊淋漓尽致,给当时沉闷压抑的福建思想界,沁进一股清新的空气。黄乃裳的维新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多设报馆,广开言路。黄乃裳认为,“泰西要着,首重议院,次即报馆”,“报馆之权亚於议院”,“故泰西举事最得风气之先,即广设报馆之力也”。他还认为,“广设报馆,收摭新闻,俾政令沿革藉为萏荛之采,上达枢府,下及节镇,人人广进言之路,人人获听言之益”,这样,“报馆益多则闻见益广,闻见益广则变通益速,变通益速则国势益强”。因此,他主张“当今之计,唯无分南北,多设报馆,交相易观,事属新闻,理堪互证”,“中土政事莫此为急矣”(注:《福州宜设报馆说》,1896年4月28日、5月1日《福报》。)。 “今使天下之民皆知创立报馆,公道之言得伸于时,岂非朝廷之厚幸耶”(注:《本馆征事启》,1896年7月21日《福报》。)?
  2.揭露、痛斥顽固派, 宣传变法。 黄乃裳在《醒固篇》(注:见1896年5月15日《福报》。)中写道:“今之士大夫纵论天下事者, 辄曰:‘国体至尊也,圣道至重也,外国之道至空阔无用也’。峨其冠,规其行,若道统悉系于士大夫之身者。而稍稍通达时务,能明中外之情,知得失之分,大则斥之为秦桧,小则斥之为扣马书生矣。……不知此胶柱之见也。”他问道:“古者野处穴居,而既有栋宇以后,论复古者其还以野穴为是乎?”他强调:“盖能变古者即所以善于学古,大泥古者万不能治今”。“大敌四周,眈眈窥我,朝廷忧劳已极。而士大夫日在高厚之内,而蒙昧不省世局,漫以道统自任而耻言变法。夫不知而不变,犹曰性使然也;若既已知而固执己见,不肯降心以求实用,以冀国家之强盛,何也?”
   在《书山西巡抚胡中丞〈奏请变通书院章程疏草〉后》(注:见1896年8月28日《福报》。)中, 黄乃裳明确指出:“夫今日之所急者何事乎?曰:变法也。”“今地球以内无国不言格致,而吾独守王荆公所创之制艺,以为先王微言绝学全在是焉,薄格致为夷人之学。……呜呼!孰有如我中丞胡公者,所言公忠为切于时用乎!”在《崇变说》(注:见1896年9月25日《福报》。 )一文中更是鲜明地提出要改变政治制度、设立上下议院的主张,“……然则变制将如何?曰:上议院立,则外省上逮节帅,下及版尹,无敢隐匿弊窦,不恤民艰,则外政又一变矣”。
  3.学习西方,务求其实。《船政刍议》(上、中、下)、《船政续议》及《论西学务求其实》等文章都阐述了这一观点。黄乃裳在分析了洋务运动的利弊之后,肯定了学习西方的方向,认为不能因为洋务运动的失败全盘否定,因噎废食,但必须革弊布新,务求其实。他总结了学习西方的教训,指出弊端之一:“震西学之名,不求西学之实,上下相蒙,积习日深”;弊端之二:“今世所用洋务人员,……不问其才之所长,不问其职之所宜,上之人率然而命之,下之人率然而居之。为人择地,不为地择人。今日司水师,明日司制造。席不暇暖,又勘边界。……安能胜其任哉”。为此提出:其一,“为今计者,宜大定其本,改弦更张,事事务以其实而已,一事权宜归划一,以责实效也”。其二,“急宜严定限制,成就人才,选之必极其精,用之必期其久,功绩可录者重其禄赐,优其职任,而勿易其业,如此而实学不出者未之有也”(注:《论西学务求其实》,1896年9月29日《福报》。)。
  4.发展民族工商业。黄乃裳认为,西方的强盛在于官与商合,“偶触商艰,则国家之铲除者不遗余力”。我国则相反,“利在我国尚让人以执其权,设利在彼国更难蹑迹以随其后矣”。“利之既尽,何以立国”?他主张:“为今日计,且勿冀他国之利,当先匡本国之财,邮政、矿务、铁路,当次第举行;而练兵一着,即须捷随其后。何者?无利不足以养兵,亦无兵不足以卫利。”(注:《砭愚篇》,1896年5月8日《福报》。)黄乃裳认为当时工商业面临两个危险:(一)“自马关新约,洋人得入内地设厂所,置机器,则土货之利洋人亦得而擅之,漏卮之甚将百倍于今日”;(二)“华民之旅居外洋者,英美各属有逐客之意,新者自难续往”。同时又有官与商离、商与商离、商与地离、商与工离,以及困于吏胥之烦忧、困于华商之倾轧、困于洋商之凭凌、困于转运之艰难的“四离”、“五困”的弊端。因此,黄乃裳提出了颇有见地的振兴商务七策:(一)设专官以理商政;(二)创学校以益商智;(三)定律例以断商狱;(四)谨权量以一商法;(五)造机器以裕商源;(六)给牙贴以劝商人;(七)开山川以通商道。他认为:“果能行此七策者,则商务既兴,不特可保目前一时之利,并可收日后无穷之利;不特可扩中国固有之利,并可夺外国独擅之利。不然者,生齿日繁,利源日竭,虽无敌国外患,亦难长治久安矣。”(注:《振兴商务策》(上、中、下),1896年10月6、9、13日《福报》。)
  1898年戊戌变法期间,黄乃裳的维新思想与行动最为活跃。他先是参加闽学会的活动。在光绪皇帝诏定国是、宣布变法后,他“奔走于六君子及讲求新学诸京官之门”,“以讨论变法维新事,兴会淋漓”。他寄莫大希望于光绪皇帝,“满望中国之衰弱,得贤君以振兴之”。为此,他积极参与变法,多次上书陈政。据黄乃裳后来回忆,在此期间“曾八上书,其已批发仅请行简字一折”,“此外有三折已批行而未发”。“请行简字”折实为黄乃裳草拟、由安溪举人林辂存具名上奏的《请行切音折》。黄乃裳是从国家富强的高度来阐述他的文字改革的主张的。他认为,我国文字艰深难学,知文知理者十不一二,“民智便无从启发”,因此,以切音之法改革文字十分必要。他列举厦门卢戆章、广东王炳耀、福州力捷三等均着有切音字书,其方法便捷易学,足资参考。“庶几极难之学业,变为极易,而四百余兆人民无不知学,则我国富强安知不从此致也?”(注:见力捷三:《闽腔快字》。)这一奏折引起了光绪皇帝的注意,他亲笔御批:“着交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调取卢戆章等所着之书,详加考验具奏。钦此。”(注:见力捷三:《闽腔快字》。)黄乃裳把文字改革与国家富强、民族前途联系起来,颇有远见卓识。
  总之,黄乃裳这一阶段的思想属于中国资产阶级初期的启蒙思想。他能结合实际,提出许多改革的主张与建议,其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诸多方面,且不乏真知灼见。与前一阶段思想相比较,有显着的进步。但是,黄乃裳的维新思想与整个维新思潮一样带有不成熟性。其一,他变法维新的基础建立在“求新学”的官吏与“贤君”光绪皇帝的支持上,这是极不稳固的;其二,他的思想缺乏理论的系统性、完整性与深刻性,颇显杂乱粗糙;其三,上述的原因又导致了他思想的软弱性与不彻底性。因此,黄乃裳的这一阶段思想注定要在严酷的现实面前破灭。与此同时,也导致了他思想产生新的发展。
      三
  1899年到1921年,是黄乃裳思想发展的第三个阶段,即从维新思想转向民主革命思想。这是他思想发展最重要,也是最光辉的时期。他从维新志士成为革命党人。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之后,维新队伍发生重大变化。其中的一些人如康有为、梁启超等发展成为保皇派。而另一些人则从变法失败中醒悟,走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道路。黄乃裳就是这些人的代表。究其思想演变的原因,主要有以下方面:
  (一)对戊戌变法失败的反思。在维新运动期间,黄乃裳是个十分活跃的人物,参加“公车上书”,创办《福报》,参与变法,中国富强似是指日可待,可谓踌躇满志。但是,时仅百日,慈禧太后便发动政变,新政烟消云散。这一切给黄乃裳以巨大的打击。他多少年来所追求的祖国富强的理想,就在他看来最有希望实现的时候破灭了,“三十年之热肠渴望,一旦飘于罡风”,以至于“嗒然若丧,不知当为何事”。这时,黄乃裳不能不进行一番反思。其结果最初反映在他为美国教士蔚利高(Myrone Wilcox)《大美国史略》所写的序文中, 要点是民主政体的追求。文中盛赞美国共和民主政体,称“传子之天下,易而传贤”,“君王之天子,易而民主”,“令士庶者有举官及议政之权,是推陈出新之一大创局也”(注:[美]蔚利高:《大美国史略,黄序》,写于1898年11月。),是美国“富甲天下”、超越欧洲各国的主要原因。他敬慕华盛顿领导抗英,“血战八载,始能脱英羁勒,而开国美洲”(注:[美]蔚利高:《大美国史略,黄序》,写于1898年11月。)。他感到国家政体是民族兴旺的关键,他希望中国能有一个像华盛顿这样的伟人出现。此后,黄乃裳产生了推翻满清的种族思想。他认为,中国到了目前这种屈辱的地步,主要是满族专制统治造成的。这就是冯自由在《革命逸史》中多次说到的黄乃裳的“种族革命”思想。总之,黄乃裳已经悟出,靠维新来振兴中国显然是行不通的。他后来在回忆这段经历时说:“视察官场与社会及满洲人状态,知非革命不足以救亡拯毙也。”
  (二)孙中山的影响。这是黄乃裳在该时期思想演变至关重要的因素。如前所述,黄乃裳思想已有所悟,但是这种“悟”还仅处于朦胧的阶段。其根本原因在于一时还无法找到一种新思想,来取代维新思想,因而才有了南渡沙捞越创建“新福州”垦场之举,以实践“利他主义”。1900年7月,经林文庆介绍,黄乃裳在新加坡结识了孙中山。 他敬佩孙中山为拯救祖国而坚韧不拔的奋斗精神。初次晤谈,孙中山给他的印象是“谦冲镇静,学问渊博,满怀悲悯,流露于言动举止之外”。他们都愤于清廷腐败无能,致使中国积贫积弱,频遭列强欺凌的现实,俩人从民族危亡谈到美国的自强。当孙中山得知黄乃裳曾为《大美国史略》属文并写序时,十分赞赏。他们的话题逐渐集中在俩人都敬佩的华盛顿身上。孙中山的谈话侧重于华盛顿领导十三州武装起义,驱赶英国殖民者,几经艰辛,终于使美国摆脱英殖民统治,建成独立民主的国家。他强调,只有推翻清帝制,中国才有前途。后来连续三次晤谈,则集中在斗争的手段等问题上。临别之际,孙中山还鼓励黄乃裳一定要办好“新福州”垦场,并赠言:“凡人欲为社会国家谋幸福喜乐者,须自愿从始至终贯彻悲哀痛苦之责。”
  结识孙中山,使黄乃裳受到很大鼓舞并深受影响。他感到了自己与孙中山之间的认识差距。如在议论华盛顿时,他的重点是国家的富强,孙中山则强调达到目的的手段,即华盛顿以武装斗争推翻英殖民统治,才有了美国的发展与强盛。中国要富强,首先要以武装斗争推翻清帝制。经过思考,黄乃裳接受了孙中山的这一观点。这是他转向民主革命思想的第一步。
  (三)经营“新福州”垦场的挫折。黄乃裳虽然接受了孙中山的革命观点,但并未立即投身于民主革命。此后的四年中,他的精力主要集中于经营沙捞越“新福州”垦场。黄乃裳从垦场选址、与沙王签约、回国招募垦农,到带领垦农赴沙、分配土地、组织生产,无不事事躬亲。由于黄乃裳自垦场开办以来禁止出售鸦片、禁止赌博,影响了沙英当局的税收,引起了当局的不满,加之贷款债务等问题,垦场陷入困境。从根本上说,沙英当局不愿意看到一个大规模、有组织并日益发展的华侨实体存在,因此,便以债务问题相要挟,实则令其离开。至此,黄乃裳不得不忍痛告别为之奋斗的垦场。这是他一生事业中的又一大挫折。在行前考虑今后的去向时,黄乃裳后来回忆说,南洋的革命志士“责余以革命要图”。他在回国途经新加坡时,即与经常保持联系的陈楚楠、张永福会晤,并参加了他们的革命活动。因此,离开“新福州”垦场,客观上成了黄乃裳思想与行动完全转向民主革命的催化剂。
  这一阶段黄乃裳思想的表现形式,与以前两个阶段不同,主要是付诸具体的革命活动之中。概括起来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传播革命思想,培养革命骨干。1904年7月, 黄乃裳离开沙捞越回国,在新加坡逗留。“此时适《图南日报》出版有日,而不大销流”(注:张永福:《南洋与创立民国.黄乃裳君传》,上海中华书局1933年版。)。《图南日报》是南洋革命宣传的第一张报纸,由陈楚楠、张永福创办于1904年春。这时,黄乃裳根据自己办报的经验,提出许多改进的具体建议,为扩大该报影响起了很好的作用。当时,陈、张二人还翻印了邹容《革命军》2万多册,改名《图存篇》。黄乃裳回国时,冒着被清政府搜捕的危险,带回5000册,并“密赠至罄,闽中有志之士相借传观,或手一书以熟诵,弥漫全闽,人心一变”(注:张永福:《南洋与创立民国.黄乃裳君传》,上海中华书局1933年版。)。冯自由说,黄乃裳“向绅学工商各界散播革命种子,不遗余力,所携之《图存篇》几于人手一篇,闽中青年受其感化者,大不乏人”(注:冯自由:《革命逸史》(第2集),《新福州建设人黄乃裳》,中华书局1981 年版。)。黄乃裳在加入同盟会之后,更以宣传革命、唤起民众为己任。他曾与张继等先后在新加坡、槟榔屿的华侨中讲演,倡言革命,对保皇派则“暴其罪”,“揭其奸”,“入其窟穴而犁扫之”,“使之拖枪而遁”(注:冯自由:《革命逸史》(第2集), 《新福州建设人黄乃裳》,中华书局1981年版。),产生很大影响。福建革命党领导者之一的郑祖荫说,“厦门革命种子之散播,实由黄乃裳先生主教同文书院始”(注:福州光复中学编:《福建辛亥光复史料》,连城建国出版社1940年版。)。黄乃裳特别重视培养革命骨干。许多热血青年在他的教育与影响之下,纷纷投身于革命。如后来成为东军都督的许雪秋,“以黄年高志壮,异常倾倒,遂结交焉”(注:冯自由:《革命逸史》(第2 集),《东军都督许雪秋》,中华书局1981年版。)。后成为黄冈革命军将领的陈宏生,也“从之游,故亦心醉革命仇满之论,日以复国驱胡为矢志”(注:冯自由:《革命逸史》(第3集), 《潮州黄冈革命军将领列传》,中华书局1981年版。)。甚至被誉为“南洋革命党第一人”的陈楚楠,“其种族观念,亦多由黄启导之”(注:冯自由:《革命逸史》(第3集),《南洋革命党第一人陈楚楠》,中华书局1981年版。)。福建汉族独立会会长郑权加入同盟会时,是由黄乃裳主盟的。有人说,“黄花岗一役,闽省死义者二十余人,就中黄忠炳、卓秋元等皆其门下士也”(注:冯自由:《革命逸史》(第2集), 《新福州建设人黄乃裳》,中华书局1981年版。)。也有人说,“至黄花岗失事,闽人死义者占二十位,其中为黄君之门弟子在半数”(注:张永福:《南洋与创立民国.黄乃裳君传》,上海中华书局1933年版。)。 虽然这两种说法不尽精确,但足以证明黄乃裳组织、培养革命骨干的成绩。
  应该指出的是,黄乃裳在宣传革命思想的过程中,他自己的思想水平也不断得以提高。如他在接受民主革命思想的初期,种族主义思想占有相当大的份量。随着认识的深化,特别是在革命派与保皇派的大论战之后,黄乃裳感到应把满洲贵族与一般满族成员分别对待。推翻清朝专制统治,只是使满洲贵族不再掌权,封建帝制不再延续,而汉族与满族则应共同生活于共和国政体之中。显然,此时他已摆脱了狭隘的种族观念的束缚。
  (二)主张武装斗争,参加筹划、组织武装起义。孙中山极为重视武装斗争,黄乃裳深受其影响。1906年6月, 黄乃裳赴新加坡加入同盟会。他向孙中山汇报福建革命派的情况与自己所进行的工作后,还特别谈到了武装起义的主张。他不同意一些人“当从教育下手,五年后才可举事”(注:张永福:《南洋与创立民国.黄乃裳君传》,上海中华书局1933年版。)的看法,认为这样“时日太赊,不如一二年内即行大举”(注:张永福:《南洋与创立民国.黄乃裳君传》,上海中华书局1933年版。)。他的意见得到孙中山的赞同。关于这件事,冯自由说:1906年,“曾对将来起事地点详细讨论,乃裳力主在闽粤边区发动,然后与滇桂义师互相策应,总理深匙其议。其后雪秋之军事进行,即奉行此计划者也”,并说1907年的“潮州二度举义,乃裳与有力焉”(注:冯自由:《革命逸史》(第2 集), 《新福州建设人黄乃裳》, 中华书局1981年版。)。
  在福州辛亥光复中,黄乃裳也参加了筹划组织工作。1911年6 月春,以他为首组织了福州桥南体育会,借锻炼身体之名,暗中准备武装起义。参加者多为青年学生,后在起义时,他们中的许多人是洋枪队与炸弹队的成员。起义前夕,革命党人与新军主要军官举行秘密会议,讨论了起义时间、作战布署、学生炸弹队的配合以及新军的薪饷等重要问题。这次会议为起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黄乃裳参加了这一秘密的重要会议。起义的前一夜,黄乃裳在家中组织学生炸弹队。他后来回忆说:九月“十八夜(11月8日)十一句钟,炸弹队队长李藩在余家编英华、福音、培元三书院生三十余人为队遣之,是役颇得力于此。因自春间至起事,余为三书院教务长,略有所指授也。”起义中,学生炸弹队表现十分突出,清福州将军朴寿就是被他们抓获的。
  (三)反对专制独裁,反对军阀割据。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窃取了胜利果实,并意欲消灭民主势力,进而帝制自为,实行独裁统治。当时身为福建军政府交通司长的黄乃裳,鉴于袁世凯“摧残民气、屠戮忠良”及福建政务院长个人野心,愤而辞职。他因反对独裁,革命态度坚决,1914年初被诬入狱。由于海内外舆论反应强烈,方幸免获释。他并未因此息影山林。袁世凯称帝后,他又为国事奔走,欲图与西南护国军策应,只是不久后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而未成。袁世凯死后,黄乃裳又看到恢复民主政体的希望。革命党人劝他再出面组织报馆,他经过几年的波折,也深感到有重申辛亥革命宗旨的必要,便欣然应命主办《伸报》:“以为民党被屈五载于兹,今得少伸其气,言论当可自由,期以尽对内为国民,对外为国家之天职,俾稍可抒发生平之怀抱。”但是,北洋军阀内部派系纷争,握有军权的地方军阀也以独立为名,拥兵自重,酿成割据混战。《伸报》因反对割据,抨击时政,言词激烈,被投靠皖系军阀的福建督军李厚基查封。黄乃裳虽年事已高,但仍抱定“矢志尽我余生”,“不敢偷活苟且而已”。七十岁时,他自撰联句:“问已往於世何裨,历数二万五千日以来,成甚事业;愿此后对天无愧,不虚六十有九年之外,再度余生。”字里行间洋溢着执着追求的热情与鞠躬尽瘁的精神。1921年,年届73岁高龄的黄乃裳接受孙中山之召,带病赴粤就任广州国民政府高等顾问。
  总之,这一时期黄乃裳始终认为只要推翻清专制统治,建立民主共和政体,就能振兴中国。但是,令黄乃裳深以为憾的是,直到他1924年逝世时为止,他还没有看到一个富强的、真正民主共和的中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四
  论述黄乃裳思想的发展,不能不谈及近年新发现的史料,即黄乃裳于1899年11月至1900年8月在新加坡《日新报》上发表的8篇文章及有关资料,以及1922年写给其四弟季远(乃穆)的信。这些史料不但真实反映了这一时期黄乃裳的思想,而且还填补了有关问题的多项空白,因此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价值。
  黄乃裳在《日新报》上发表的文章与有关资料,发现于新加坡,由叶钟铃先生首先披露(注:见叶钟铃:《黄乃裳与南洋华人》,《东南亚史料丛刊(4)》,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1995年版。)。黄乃裳的8篇文章是:1899年11月7、9、11、14日连载的《广南洋华人宜大私以自保说》,同年11月8日的《译西报英钦使谈中英交涉事》,同年11月10 日的《论本报所载华人善兵事》,同年12月1、4日的《商学》,同年12月2日的《中西讲学异同说》;1900年2月26日的《行孝乞儿》,同年7 月11—14、16、17、19、21、23、26日连载的《坡罗洲人物记》, 同年8月1日的《许兰芳明经诗集序》。有关的资料是:《日新报》1900年2月12日刊载《大美国史略》的“出版消息”,同年3月27 日的《美史已到》的消息,同年8月2日的《节录〈许明经诗集〉》,同年8月3日的《回梓声明》。
  上述文章与有关资料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黄乃裳一生先后六次办报(依次为《郇山使者》、《福报》、《日新报》、《福建日日新闻》、《左海公道报》与《伸报》),但是留存下来的文章不多,除了《福报》的50多篇、《左海公道报》10多篇和《福建日日新闻》两篇被摘录的部分内容外,其余的报纸连版式尚不甚清楚,更不用说刊载的文章了。这些新资料填补了黄乃裳办《日新报》的空白,也为研究南洋华人报业史提供了实物资料。
  第二,反映了黄乃裳到沙捞越选择垦地的活动情况。其主要表现在《坡罗洲人物记》(按:今译婆罗洲)与《许兰芳明经诗集序》中。《坡罗洲人物记》在《日新报》上连载十日,洋洋近两万言,详细记载了婆罗洲(主要是沙捞越)的土着民族、物产资源,以及该地简要历史和英国人设治的情况。其中又以诗鹅(即今之诗巫)记叙尤详。该文记述黄乃裳亲历沙捞越调查考察所见。每到一地,举凡自然景观、生态环境、风俗民情,无不观察记录,补充了《绂承七十自叙》中有关记载的不足。如,“余由沙捞越南游石廓、金山、柳巷,往返五百余里,见珍禽异鸟甚伙。又由越埠乘轮北行,八点钟至罗让海口(按:即今拉让江口),有店屋数十间。沿江入二十英里,曰泗里街,皆粤人作小经纪与油木、红木者,三四百口。再二十英里曰银仔,共有小市肆十余间,闽人所设。再二十英里,则诗鹅也。有衙署、捕房、监狱,英官三员。沿江千余里之事,皆待治焉。署左右有民居百余家,土人与华人杂处者。店铺五十余间,闽人所设,潮人仅三四间,专与丹、猎、加三族交易”。该文中,诸如“余见坡洲侨居之华人娶巫(按:泛指土着民族)女者颇多,而娶猎(按:指陆达雅克族)女尤多,所生子女与我华种无异”、“余曾拉友人登其木靠(按:指土着登楼的独木楼梯),入观其宅”这样亲眼所见的记载,比比皆是。这些都是研究当时华侨与土着生产生活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许兰芳明经诗集序》中,记述沙捞越早期诗人许兰芳(明经)的简历与作品。许兰芳(明经)“日从事于笔墨,不屑作功名富贵想”。黄乃裳感到他是“南洋中不可多得之人”,因而为之作序,并于刊登该序的第二天,也刊出《节录〈许明经诗集〉》。
  第三,反映了黄乃裳在新加坡期间的思想情况。这些新资料有几点值得特别注意。
  首先,是两条关于《大美国史略》出版消息的广告,介绍了该书的主要内容与特点。1900年3月27 日的《美史已到》说“据美进士蔚利高先生来函:此书初次仅印五千部,现已无多,只能寄二十部前来坡中”,不管是否注重广告效应,也可见备受社会关注。黄乃裳当然也有意渲染气氛,极力向南洋的华人社会推崇该书。如前文所述,其目的正是为了宣传改变国家现存政体的观点。这一观点是他4 个月后接受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的基础。
  其次,黄乃裳《广南洋华人宜大私以自保说》一文,是在此前《日新报》发表天寥子的《南洋华人宜大私以自保说》基础上,广而说之。他的“广”,是号召南洋华人团结一致,呼吁在不同的方言区域和籍贯的基础上加强合作。在城市中的华人要组织商会,规模小的商会应联合组成商务总会。鉴于南洋闽粤人士占大多数,他认为应在新加坡建立闽粤联合商会。黄乃裳在该文中写道:“始至星嘉坡,造华商阁访友,以为馆以华商名,必其合南洋闽粤之人,而与共之也。及询友人,知只闽商时集于此,会议商务。而方其拟创之时,尝邀粤人合办,粤人不答。至于神庙、居家、行店,亦判然两分。”有鉴于此,他认为“将欲联络南洋群岛之华人为一气,使之互为关顾,相与有成,则必先联闽粤两省散处南洋之商人为一上会”,“夫新嘉坡当东西洋之冲,为南洋群岛之枢纽,最易传集诸岛商人毕集于此,共立规制,共计利害。故宜先联坡中闽粤商设一公所”。黄乃裳的这个建议未得到时人响应,直到1906年清政府驻新总领事张弼士才倡设中华商务总会(注:见叶钟铃:《黄乃裳与南洋华人》, 《东南亚史料丛刊(4 )》, 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1995年版。),由此可见黄乃裳思想的前瞻性。
  再次,建议在新加坡开办商学堂,培养商务人才,与欧美洋人争谋商利。在《商学》一文中黄乃裳认为,南洋华商“图远大之业,则莫如讲求商学,为开宗明义第一端”。他的建议很具体,如所设置课程,“先课以通行之语言文字”,主要是英文,“次则课以数学”,“再则课以各国土产”,“四课贸易源流”,“五课货物品类”,“六课各国权衡斗斛,钱币之参差”,“七课登簿规条清单则例”,“八课银钞会单”。倘能做到这些,“南洋各埠不过数年,商务之人材自多,商业必因之而渐盛;商业既盛,各等人材必因之而多,而所有制造农工诸学,莫不蔚然而兴矣。是英人、荷人所能为之事,我亦得而为之;所能创之业,我亦得而创之。且英人、荷人所不能为之事,不能创之业,我或能为之,能创之,则南洋群岛之利源,昔为他人握于掌中者,未始不能转握我之掌中”。培养专门人材是黄乃裳历来所重视的教育内容,同时也说明南洋华人早在十九世纪末,就已提出创办高等学府的主张。
  其余各篇,也从不同角度宣扬了爱国思想和传统观念。总之,黄乃裳的这些文章及有关资料,体现了他从维新思想向民主革命思想发展的转型时期特点,既有旧的思维,又有新的内容。
  黄乃裳给其四弟季远(乃穆)的信写于1922年(注:原件藏福建省闽清县黄乃裳纪念馆。),此时他正因病住在厦门救世医院。这封信用铅笔写在一张不大纸片的正反两面上,约一千多字,发现于闽清县黄乃裳故居。在家中,黄乃裳为长兄,下有二弟乃英,但英年早逝;三弟乃模,已为国捐躯;唯四弟季远(乃穆)不争气,染上黄乃裳深恶痛绝的赌博和抽鸦片。一位七十四岁的垂暮老人,给五十二岁的弟弟写信,要他戒掉赌博和抽鸦片恶习,这原本就令人感叹。信中既有痛心的指责,又有委婉的规劝,并用很大篇幅谈基督教的事:讲自己的信教,讲许多有成就的人都信教,还讲了他在医院中如何以此教育一位吸鸦片的人改过。黄乃裳劝四弟向这些人学习,皈依基督教,以戒掉恶习。信的字里行间充满对基督教的热情,这就是值得注意的现象。因为从中日甲午战争前夕起,黄乃裳对原先所崇拜的基督教已失去热情,持“不冷不热态度”,并且在以后很长的时间里,也都如此。为什么却在这时产生令人感到突然的热情?
  笔者认为,这是黄乃裳民主革命思想再次受挫后无奈的表现。如前文所述,黄乃裳自民国建立后,依然经受一连串的挫折与打击:孙中山辞职,福建军政府内部倾轧而受排挤,被诬入狱,继之福建军阀割据,地方不靖,就是在广州国民政府高等顾问任上,他看到的也是那些表面拥戴孙中山而实际貌合神离的军阀。多次的思想转变结果,却是多次的碰壁。面对这些,年迈体衰的黄乃裳毫无办法。在当时所处的环境中,他一时也难以接触到先进的新思想。在这特定的条件下,他的精神只能寄托于基督教。黄乃裳对天下事无奈,对四弟赌博和抽鸦片这样的家事居然也无能为力,实在是他的悲哀。这也许是对黄乃裳晚年思想状况比较切合实际的解释。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黄乃裳思想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即早期教育救国的思想,中期的维新思想,后期接受并实践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他从虔诚的基督教徒,成为维新志士,继而又成为一个坚定的革命党人,贯穿其中的思想基调是爱国主义。他的思想发展演变固然有各种客观因素的作用,但从根本上说则取决于主观的思索、探求与演进,因而能不断地深化认识,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由于时代的局限,黄乃裳为寻求祖国富强之路的尝试一次次受挫,但他勇于修正、不断进取的精神是值得赞扬与推崇的。应该指出的是,黄乃裳思想从维新改良转向民主革命的演变历程,在同时期探索救国道路的知识分子中有相当大的代表性,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近代知识分子群体思想的分化与演变。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京71~80K3中国近代史詹冠群20002000作者系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作者:华侨华人历史研究京71~80K3中国近代史詹冠群20002000

网载 2013-09-10 21:2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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