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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在我国哲学界对这一重大问题，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就是思维和存在何者是本源、何者是第一性的问题，它是划分唯物论和唯心论的标准，自人类产生哲学一开始，它就存在着，全部哲学史就以这一标准划分为唯物论和唯心论两大阵营；另一种认为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不是全部哲学和哲学史的基本问题或最高问题，在古代和现代这一问题在哲学思维中表现得不明显，或者说在古代和现代这一问题并非就是哲学的基本问题。我认为上述两种观点都值得认真研究和商榷，在此发表个人浅见，以就教于哲学界诸多同仁。
　　　　　　一　恩格斯是怎样论述哲学基本问题的
　　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第二章中，恩格斯论述了哲学的基本问题。他说：“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在远古时代，人们还完全不知道自己身体的构造，并且受梦中景象的影响，于是就产生了一种观念：他们的思维和感觉不是他们身体的活动，而是一种独特的、寓于这个身体之中而在人死亡之时就离开身体的灵魂的活动。从这个时候起，人们不得不思考这种灵魂对外部世界的关系。既然灵魂在人死时离开肉体而继续活动着，那末就没有任何理由去设想它本身还会死亡；这样就产生了灵魂不死的观念，这种观念，在那个发展阶段上决不是一种安慰，而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命运，并且往往是一种真正的不幸，例如在希腊人那里就是这样。到处引起这种个人不死的无聊臆想的，并不是宗教上的安慰的需要，而是由普遍的局限性所产生的困境：不知道已经被认为存在的灵魂在肉体死后究竟怎么样了。同样，由于自然力被人格化，最初的神产生了。随着宗教的向前发展，这些神愈来愈具有了超世界的形象，直到最后，由于智力发展中自然发生的抽象化过程——几乎可以说是蒸馏过程，在人们的头脑中，从或多或少有限的和互相限制的许多神中产生了一神教的唯一的神的观念。因此，思维对存在、精神对自然界的关系问题，全部哲学的最高问题，像一切宗教一样，其根源在于蒙昧时代的狭隘而愚昧的观念。但是这个问题，只是在欧洲人从基督教中世纪的长期冬眠中觉醒以后，才被十分清楚地提了出来，才获得了它的完全的意义。思维对存在的地位问题，这个在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中也起过巨大作用的问题：什么是本原的，是精神，还是自然界？——这个问题以尖锐的形式针对着教会提了出来：世界是神创造的呢，还是从来就有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219—220页。）
　　我之所以把恩格斯这段话完整地引用出来，主要是想说明恩格斯对哲学基本问题的论述是有过程的、有层次的，并非是一次性的、结论性的，而且对恩格斯的论述是可以作分析理解的。因为恩格斯说，全部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这里所谓的全部哲学显然是就哲学的总体而言，是就全部哲学发展的过程和联系而言。整体虽然包括各个部分，但各个部分并非就是整体。就哲学的整体说，显然它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但是否在哲学发展中的每一个阶段、片断、部分，每一个哲学体系所研究的重大的基本问题都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呢？问题的症结恐怕就在这里。应当说，这是一个很难说清的问题。那种否认在哲学中自始至终都有一个重大的基本问题（即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的理论观点，差不多都持在哲学发展中的每一个阶段、片断、部分，每一个哲学体系所研究的重大问题并非都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的立场；而那种认为在哲学中自始至终都存在一个重大的基本问题（即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的理论观点，又差不多都坚持在哲学发展的每一阶段、片断、部分，每一个哲学体系所研究的重大的基本问题绝对的都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例如有的同志认为甚至在“狭隘愚昧的原始宗教观念形成过程中，灵魂和肉体的关系，灵魂与外界的关系就是思维和存在关系的原始形式”（注：《试论哲学基本问题的由来和发展》，《哲学研究》1981年第12期。），这种看法十分普遍。我以为这种观点很值得商榷，因为恩格斯所说的“其根源于蒙昧时代狭隘而愚昧的观念”还远远不是思维和存在关系的“原始形式”。因为，哲学基本问题只能在哲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产生之后才能产生和存在。原始人的狭隘愚昧的观念不是哲学，因而也谈不上是思维和存在关系的“原始形式”。黑格尔认为哲学是“对于事物的思维着的考察”（注：黑格尔《小逻辑》，38页。），“是关于真理的客观科学，是对于真理之必然性的科学，是概念的认识”（注：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17—18页。）。如果在原始人那里，在他们狭隘而愚昧的观念中就有关于“思维和存在”关系问题的“原始形式”，这无疑是降低了哲学的品位，也不符合哲学在历史上产生的实际情况。黑格尔认为“逻辑开始之处实即真正的哲学史开始之处”（注：黑格尔《小逻辑》，191页。），而黑格尔哲学的逻辑起点是“有”（“存在”）和“无”，分别源于古希腊巴门尼德的“存在”范畴和印度佛教哲学的“虚无”。恩格斯说：“辩证的思维——正因为它是以概念本性的研究为前提——只有对人才是可能，并且只对于在较高发展阶段的人（佛教徒和希腊人）才是可能的，而其充分的发展则更晚得多，在近代哲学中才达到。”（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565页。）而“本能的人，即野蛮人没有把自己同自然界区分开来。自觉的人则区分开来了，范畴是区分过程中的一些小阶段，即认识世界的过程的一些小阶段，是帮助我们认识和掌握自然现象之网的网上的纽结”（注：《列宁全集》第38卷，90页。）。
　　哲学只有在能思维的人，即能在大脑里形成把握客观世界的概念和范畴的自觉的人那里才能开始。而思维和存在这两个范畴又是哲学中的最高范畴，是哲学中最一般、最广泛的概念，只有在具有较高发展的思维能力的人那里才能形成这样的范畴，并把握它们之间的关系。同时，思维和存在作为最一般的概念被抽象出来，还取决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长足发展。因为，“逻辑不是关于思维的外在形式的学说，而是关于‘一切物质的、自然的和精神的事物’的发展规律的学说，即关于世界的全部具体内容及对它认识的发展规律的学说，即对世界的认识的历史的总计、总和、结论”（注：《列宁全集》第38卷，89—90页。）。正是由于这种历史的和逻辑的情况，所以恩格斯在论述哲学基本问题时才明确指出，只是在欧洲人从基督教长期冬眠中觉醒后，才十分清楚地提出来，获得它完全的意义。
　　但是，事情还有另一方面，这就是不能因为我们否认了“在狭隘愚昧的原始宗教观念形成过程中，灵魂和肉体的关系，灵魂与外界的关系就是思维和存在关系的‘原始形式”的观点，就必然导致否定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全部哲学的最高问题。因为我们完全有理由这样说，在原始人那里，灵魂和肉体的关系、灵魂与外界的关系是思维和存在关系的“潜在的形式”。从“潜在的形式”到“现实的形式”之间有一个动变过程，即发展过程。借用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潜能”是动变之源，是向现实的运动：“事物总是向着某一原理即终极而动变（事物之目的就是它所以发生的原理；创造以其终极为目的），而实现就是终极，事物之获取其潜能就为要达到这终极目的”（注：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182页。）。“‘能’是使它物动变之源（或是将自己当作它物而使之动变）”（注：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100页。）。灵魂和肉体的关系，灵魂与外界的关系就是当作“潜在”要使自己变为“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这好像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橡子的存在目的是要使自己变成橡树一样，但橡树又是有别于橡子的，因为“‘实现’所指明一事物的存在，其存在方式与前所说的潜在不同”（注：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177页。）。我们说灵魂与肉体的关系、灵魂与外在的关系作为思维与存在关系的“潜在形式”也是这种意义，因为现实标志着一种事物的存在，“但是它不以我们称为‘潜在’的那种方式存在”（注：北京大学编译《古希腊罗马哲学》，266页。）。
　　我们所主张的这种观点也是符合恩格斯对哲学基本问题论述的本来意义的，因为恩格斯说“全部哲学的最高问题，像一切宗教一样，其根源在于蒙昧时代的狭隘而愚昧的观念”。这个“根源”一词，与亚里士多德的“潜在”一词内涵极为相似，正如橡子必然长成大树一样，灵魂和肉体的关系也必然发展成思维与存在的关系。恩格斯详尽地论述了这一过程。我以为这一过程的哲学编码所涵括的意义，是与在我国哲学界流行的两种理解都有异义的。可以说，能否正确理解这一问题，既是我们能否正确把握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也是全部哲学最高问题的起点。
　　　　　　二　从欧洲哲学史看哲学基本问题的历史演变
　　如果我们认为哲学基本问题的“根源”是思维与存在关系的“潜在形式”，表现为灵魂与肉体的关系，那么哲学基本问题在往后的历史发展中又如何演变呢？
　　古希腊哲学是人类哲学发展的童年时代，这时哲学的基本问题已从它的“潜在形式”向“现实形式”突变。但是初出土的幼芽还远未成熟，“思维和存在的关系”作为古希腊哲学的基本问题，还具有浓重的始原特点。这种始原特点的具体表征就是在古希腊哲学中实际上还没有着重讨论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本身，哲学基本问题还在从“潜在形式”向“现实形式”的突变过程中在朴素和朦胧的面纱里藏着它的真实本质。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曾经指出：早期希腊哲学“完全是一种原始的、自发的唯物主义”，“整个宇宙观具有朴素唯物主义的性质”（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528页。）。这就是说，古希腊人把自然界的客观存在看作是当然的、具有朴素的公理性质。他们并不怀疑自然界的客观物质存在，因而还没有明确提出精神和自然界、意识和物质何者是第一性的问题。他们着重讨论的是一与多、动与静、有与无等问题。在关于世界本源问题上，恩格斯也指出：古代哲学“在自己的萌芽时期就十分自然地把自然现象的无限多样性的统一看作是不言而喻的，并且在某种具有固定形体的东西中，在某种特殊的东西中去寻求这种统一”（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525页。）。有一些哲学史着作和教科书为了证明思维和存在何者是第一性的问题在古希腊哲学中已经明显、尖锐地提了出来，往往把早期希腊毕达哥拉斯学派和爱利亚学派的世界本源——“数”和“存在”认作完全是精神性的东西来与伊奥尼亚米利都学派的“水”、“无限者”、“气”和赫拉克利特的“火”等物质性的本源对立起来。但这种观点是不尽符合哲学发展史的事实的。因为毕达哥拉斯等人的“数”虽然在其抽象性和概括性上较之米利都学派的“水”、“无限者”、“气”等物质性的感性本源更进了一步，但实际上它仍然没有超出具体事物具有的鲜明可感的物质特性。亚里士多德说：“毕达哥拉斯学派看到许多可感觉事物具有数的特性，便设想实事实物均为数”（注：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297页。），“他们认为数不脱离可感觉的事物，而可感觉的事物则为数所组成”（注：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271页。）。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数”还不是完全抽象的概念，而往往是具有点、线、面和空间度量的实体，他们是“把数目看作始基，把它既看作存在物的质料因，又拿来描写存在物的性质和状态”。因此，在他们的学说中就常常可见到“卵石数”、十个天体、“五”是婚姻等等的议论。至于爱利亚学派的巴门尼德，他的“存在”也不完全是精神实体，而是一个泛指一切存在物的范畴，包括一切物质的和精神的东西。巴门尼德说“存在物存在”（注：北京大学编译《古希腊罗马哲学》，52页。），“存在物是一个共同体”（注：北京大学编译《古希腊罗马哲学》，51页。）。他甚至说，“存在物是整个充满着存在的东西”（注：北京大学编译《古希腊罗马哲学》，52页。），所以“存在物各方面都是锁闭的，很像一个滚圆的球体，从中心到每一方面距离都相等”（注：北京大学编译《古希腊罗马哲学》，53页。）。他的“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命题也不能看成一个唯心主义命题，因为这个命题在巴门尼德那里所表明的只是思维的内容与被思维的东西是同一的：“思想与思想的目标是同一的；因为你决不能遇到一个思想是没有它所表达的存在物的。在存在物之外，决没有任何别的东西，也决不会有别的东西……”（注：北京大学编译《古希腊罗马哲学》，53页。）在这个命题中还不具有黑格尔式的“存在即思维”的涵义。
　　不仅早期希腊哲学是一种朴素唯物主义的自然观，而且整个古希腊罗马哲学从整体上看也是一种朴素的唯物主义自然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也是这样论断的，他说：“古希腊罗马哲学是原始的自发的唯物主义。”（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178页。）古希腊罗马哲学在宏观整体上是把物质的自然界当作当然存在物来把握的，没有确切和鲜明地提出思维和存在、精神和自然界何者是第一性的问题。即使像柏拉图这个在许多哲学史教科书中公认的“唯心论”者，也并不完全否认物质世界的实在性。他把世界分为“可知世界”即“理念世界”和“可见世界”即“现实世界”。柏拉图并没有完全否认现实世界的客观的、物质性的特征，在这里，柏拉图哲学明显地存在着两重性。关于这一点梯利在他的《西方哲学史》中说：“柏拉图的哲学认为关于宇宙的唯理知识是可能的，知识起源于理性，而不是感官，从这一点看，它是唯物主义的。不过经验是激发先验观念的必要手段。它肯定实在世界的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实在主义的。”（注：梯利《西方哲学史》上卷，87—88页。）在一些哲学史着作和教科书中之所以把柏拉图的哲学判为唯心论主要是由于柏拉图的“理念论”。但柏拉图本人并没有说他的“理念”就是精神。希腊文的理念Iδεα原意为“所看到的”，有“形相”、“形式”等意思。早在1982年就有同志指出柏拉图“讲Iδεα是世界的根本，他没有讲过Iδεα就是精神，也没有讲过Iδεα就是意识，而认为Iδεα是最实在的”（注：《中国哲学史研究》1982年第1期，张岱年在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事实上，柏拉图之所以要提出“理念论”，主要是对一般与个别关系的思考。一般与个别的关系的探讨在苏格拉底那里已经开始，但仅仅局限于道德领域之内，柏拉图继苏格拉底之后，把苏格拉底仅仅局限于道德领域中的一般与个别上升到宇宙的普遍范畴来考查。所以亚里士多德说：“意式论的拥护者是因为追求事物的真实而引到意式上的，他们接受了赫拉克利特的教义，将一切可感觉事物描写为‘永在消逝之中’，于是认识或思想若须要有一对象，这惟有求之可感觉事物以外的其它永恒实事。”（注：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266页。）这就是一般。例如柏拉图认为具体事物的美是可变的、不固定的，而“美的东西是由美本身使它成为美的”。为了寻求“美本身”，必须“先从人世间个别的美的事物开始，逐渐提升到最高境界的美，好像升梯，逐步上进，从一个美形体到两个美形体，从两个美形体?全体的美的形体；再从美形体到美的行为制度，从美的行为制度到美的学问知识，最后再从各种美的学问知识一直到只以美本身为对象的那种学问，彻悟美的本体”（注：柏拉图《文艺对话集》，273页。）。这就是由个别上升到一般。古希腊哲学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研究的主要对象，也是个别与一般的关系。在关于“实体”论的学说中他所提出的“第一实体”和“第二实体”的关系，实质上就是个别与一般的关系。亚里士多德认为哲学应当研究事物中的“一般”，它与特殊科学只研究世界的某些部分是不同的。在《形而上学》〈卷(r)四〉中亚里士多德是这样规定哲学的研究对象的，他说：“有一门学术，它研究‘实是之所以为实是’，以及‘实是由于本性所应有的秉赋’。这与任何所谓专门学术不同；那些专门学术没有一门普遍地研究实是之所以为实是。它们把实是切下一段来，研究这一段的性质；例如数学就是这样做。现在因为我们是在寻取最高原因的基本原理，明白地，这些必须是禀于本性的事物。”（注：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56页。）
　　虽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对一般与个别的探索本质上已经触及到思维和存在的关系，但不论是在柏拉图那里还是亚里士多德那里，他们对思维和存在关系的认识都是不自觉的。在大多数议论中往往认为感觉中的事物是个别的，而思维的对象却是一般。列宁关于这一点曾针对亚里士多德说道：“妙得很！不怀疑外部世界的实在性。这个人就是弄不清一般和个别、概念和感觉、本质和现象等等的辩证法。”（注：《列宁全集》第38卷，418页。）
　　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在古代希腊，哲学还处在它的童年时代，它对哲学基本问题的认识还是朦胧的，古希腊的哲学家探讨的主要问题是一般与个别的关系问题，还没有十分明显地提出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在个别与一般的关系中，已经深涵着思维与存在的关系，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在诸多方面规定着个别与一般的本质。正如列宁在《谈谈辩证法》一文中所指出来的：“在这里已经有自然界的必然性、客观联系等等的因素、萌芽、概念了。”（注：《列宁全集》第38卷，410页。）正确地解决个别与一般的关系可以通向唯物论和辩证法，而错误地解决个别与一般的关系则可能通向唯心主义：因为“人的认识不是直线（也就是说，不是沿着直线进行的），而是无限地近似于一串圆圈、近似于螺旋的曲线。这一曲线的任何一个片断、碎片、小段都能被变成（被片面地变成）独立的完整的直线，而这条直线能把人们（如果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话）引到泥坑里去，引到僧侣主义那里去（在那里统治阶级的阶级利益就会把它巩固起来）。直线性和片面性，死板和僵化，主观主义和主观盲目性就是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根源”（注：《列宁全集》第38卷，411—412页。）。列宁的《谈谈辩证法》一文在他的《哲学笔记》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这篇文章的大部分是在论述个别与一般的关系，并从个别与一般的关系引伸到辩证法、唯物论与形而上学、唯心论之间的对立的。
　　古希腊哲学作为哲学发展的初始阶段，不可能不在个别与一般问题上反复徘徊和探索。这种探索或深或浅地触及到了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但应当说在古希腊哲学中始终还没有鲜明地把这二者对立起来，从而作为一个主心轴来研究和理解。
　　因此，我们就有理由可以这样说：在古希腊哲学中，哲学基本问题即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以它的“原初形态”（或“萌芽形态”）即个别和一般的关系表现出来的。
　　历史进展到了中世纪，哲学变成了经院哲学，成了神学的附庸。它集中全力论证基督教的教义，为封建神学效劳。神——一种客观化的精神实体成为当然的最高实体。在经院哲学内部虽然也产生了唯名论和实在论之争，但他们争论的问题也是一般和个别的关系问题。极个别的哲学家怀疑上帝存在，针对神的最高权威提出责难，论战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但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始终深藏在神学的灵光之中，所以恩格斯在论述哲学基本问题时才说：“这个在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中也起过巨大作用的问题：什么是本原，是精神，还是自然界？——这个问题以尖锐的形式针对教会提了出来：世界是神创造的呢，还是从来就有的？”而在总体上，中世纪的哲学由于受神学的统制、支配，恩格斯才断然说：“在古希腊人和我们之间存在着两千多年的本质上是唯心主义的世界观。”（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527页。）由于“中世纪把意识形态的其它一切形式——哲学、政治、法学，都合并到神学中，使它成为神学中的科目”（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251页。），结果造成了哲学基本问题在中世纪表现为一种特殊的扭曲的形态，即“神学形态”。
　　历史的列车开到了近代，由于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的飞跃发展，人类对自然界的改造和利用取得了重大的进步，自然界对人类也更加展开了它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人类为了更有成效地征服自然，利用自然科学为人类造福，同时也为了更好地发挥人的认识能力，在哲学上，从培根、笛卡儿开始，把研究的重点从本体论向认识论转移。这时的哲学着重研究人类认识能力的性质、大小、范围和实现认识的途径，形成了唯理论和经验论两种认识论的对立。到康德写《纯粹理性批判》一书时，就企图综合唯理论和经验论研究的成果，调和二者的对立。另外，康德的“批判哲学”实质上就是企图批判地考察人的认识能力的范围和限度。因此，可以认为他的《纯粹理性批判》是一部集认识论之大成的着作。
　　近代资产阶级哲学由于对认识论的深入研究，这时认识的主体和客体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认识的泉源即客观世界与人类思维的关系问题才被十分鲜明地提了出来，因而产生了典型的唯物论和唯心论的对立。特别是有些极端的唯心论者，例如贝克莱就热衷于把思维和存在，用精神和物质绝对抽象地对立起来，并用思维（在贝克莱那里具体表现为“感觉”）去消灭存在、精神去取消物质。贝克莱说：“物质的实体对于各个时代的无神论者是一个多么伟大的朋友，这是用不着说的。他们的一切怪异体系之依存于物质的实体，是如此明显、如此必要，以致一旦把这个基石抽掉，整个建筑物就一定倒塌。”（注：转引自《列宁全集》第14卷，15页。）所以，列宁指出：“贝克莱在否定客体的‘绝对’存在即物在人类认识之外的存在时，直截了当地说明他的敌人的观点是承认‘自在之物’。……哲学观点的两条基本路线被率直、清楚、明确地描绘出来了。”（注：《列宁全集》第14卷，13页。）
　　尤其是德国古典哲学，从康德到黑格尔更系统更深入地研究了认识论。黑格尔在唯心论的基础上把辩证法系统地引入了认识论，确立了逻辑、辩证法、认识论三者的统一。所以，列宁说：“辩证法也就是（黑格尔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注：《列宁全集》第38卷，410页。）由于对认识过程的深入研究，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就更为突出和明显，所以黑格尔说：“［思维和存在的对立］是哲学的起点，这个起点构成哲学的全部意义。”（注：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3卷，292页。）
　　以上，我们简略地考察了欧洲哲学的历史。我们认为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虽然一以贯之地是各个历史时代的基本问题，但在不同的时代，这一重大的基本问题的表现形式又是各不相同的。古希腊哲学着重研究的是哲学本体论中的一与多、个别与一般的关系；中世纪哲学成为神学的科目，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隐涵在是不是神创世界的问题中；只有到了近代，哲学作为认识论的本质和功能突现出来，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才获得了它的完全的意义”。
　　　　　　三　应当历史地看待哲学的基本问题
　　前面我们已经说明在我国哲学界对哲学基本问题的两种理论观点。这两种理论观点争论的焦点在于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否就是哲学自始至终一以贯之的重大基本问题，双方的理由似乎都很充足，但是却很难说服对方。我以为要科学的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引进历史观念，历史地看待哲学的基本问题。因为哲学不仅是一门理论科学，而且是一门历史科学，作为历史的理论科学，哲学的研究对象、内容和方法在历史上都是发展变化的。我个人仍然坚持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哲学自始至终的重大的基本问题的理论观点，但同时又认为这一基本问题在历史上也是随着哲学本身的发展而发展，随着哲学本身的变化而变化的。应当根据哲学本身在历史上发展的阶段性、时代性，找出哲学基本问题发展的阶段性、时代性，这也就是确认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在历史上会以不同形式或形态出现。本文在前一部分已经说过在原始人那里灵魂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只是思维和存在关系的“潜在形式”，其原因在于思维和存在是一对哲学范畴，而在原始人的头脑中是不可能产生哲学范畴的。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说西方哲学是从泰利士开始的，因为泰利士的“水”已经不是普通意义上的“水”，而是哲学意义上的“水”：“泰利士说水是‘绝对’，——或照古希腊人的说法，是原则；他这个命题，是哲学命题，哲学是从这个命题开始的，因为藉着这个命题，才意识到‘一’是本质、真实、唯一自在自为的存在体。”（注：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186页。）在原始人那里还没有哲学，他们关于灵魂和外界事物关系的思索仅仅是一种朦胧的意识，因此作为哲学的基本问题即思维和存在的关系只能以“潜在的形式”存在（用恩格斯的话说叫“根源”）。至于古希腊哲学，它还是知识的总汇（但是不能把它称为知识论哲学）。它把有关世界的各种知识都包括在自己的研究范围之内，把全部世界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以后随着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一门一门的具体科学相继从哲学中独立出来，哲学在历史上就逐渐向研究自然、社会和人类发展的一般规律发展。因此古代哲学与近代哲学、现代哲学无论是形式和内容都有很大的不同。古希腊哲学基本上是作为知识的总汇而立足于科学之林的，大致是从宏观上对世界各种事物进行概括性探索，不可能对各种事物进行细致深入的解剖性研究。这样，个别和一般的关系就自然而然成为古希腊哲学研究的主要课题，这正如列宁在谈到辩证法的研究方法时所指出来的：“一般辩证法的阐述（以及研究）方法也应当如此。……从最简单、最普通、最常见的等等东西开始；从任何一个命题开始，如树叶是绿的、伊万是人、哈巴狗是狗等等。在这里（正如黑格尔天才地指出过的）就已经有辩证法：个别就是一般。”（注：《列宁全集》第38卷，409页。）
　　研究哲学和研究辩证法是一致的，古希腊哲学作为哲学的开始阶段，由于哲学家们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在柏拉图那里是“理念论”，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是“实体论”）回答个别和一般的关系问题，所以在古希腊哲学中，哲学的基本问题就不可能不以个别和一般关系问题的形式表现出来。由于古希腊哲学的朴素性，它还不可能直接探索思维和存在的关系。关于这一点黑格尔也曾经指出：“希腊的哲学思想是朴素的，因为还没有注意到思维与存在的对立，这种对立还不是它所考察的对象。”（注：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106页。）虽然个别与一般的关系已经触及到，或者说它的深层本质就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但是形式与内容、本质与现象之间还是存在着差距的。就个别与一般的关系说，它们在认识论中的构成与在本体论中的构成也是不同的。在本体论中，个别与一般既可单独出现在存在系列，也可单独出现在思维系列，黑格尔说：“在希腊哲学里，通过思想，作了哲学论证、思维和推理，但是在这种思维和推理里，却有一个不自觉的假定，认为被思维的也是存在的，并且是像被思想所认识到的那样存在着，因此便假定了思维与存在不是分离的。”（注：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106页。）不论在苏格拉底的“概念论”、柏拉图的“理念论”还是亚里士多德的“实体论”里，我们都常常可见思维与存在没有分离的现象。在早期希腊哲学的伊奥尼亚学派、南意大利学派的“世界本源论”（“水、无限者、气、数”），以及赫拉克利特的“火”、爱利亚学派巴门尼德的“存在论”那里，更是常常把思维与存在混在一起。因此，古希腊的“本体论”哲学不可能把思维与存在完全对立起来，使思维与存在何者为第一性问题鲜明地表现为哲学的基本问题，这既是理论的必然也是历史的必然。只有在近代哲学中，哲学突出了它的认识论功能，各派哲学从不同的角度对认识过程作深入的研究后，认识论中的基本问题——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才会被充分地揭示出来。按照恩格斯的说法，就是只有在近代哲学中，哲学基本问题“才获得了它的完全的意义”。
　　我以为能否用历史的观点认识和理解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我们能否在哲学中真正坚持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哲学的基本问题的关结点。有些同志之所以提出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不一定是哲学中一以贯之的重大的问题，还因为看到现代哲学中的一些流派似乎没有直接涉及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例如“存在主义”就是宣称“存在主义”只是把人的生存当作它的全部哲学基础和出发点，它的研究目的是要探索个人生活的奥秘。“存在主义”的代表人物萨特常常以小说、戏剧等艺术形式来解释和宣传他的存在主义哲学观点。萨特自己说他的“存在主义”不同于传统的抽象思辨哲学，他要超越精神和物质、思维和存在的对立，直接探索人的生存的堂奥：人为什么活着，人生存的价值和意义何在，人的存在、自由、焦虑、烦恼、孤独、苦闷和死亡，等等。但是，这种说法是撒谎、狡辩和自欺欺人。人们只要略加注意，就可以在萨特的存在主义代表作《存在与虚无》中发现大量关于精神和物质、思维和存在的对立。就以他的自由观即“自由选择论”说，也是以一种特定的方式表现了物质和意识、思维和存在的对立。因为按照萨特存在主义的基本观点，存在先于本质，在自由中，存在也“先于并支配本质”（注：萨特《存在与虚无》，563页。），因此人的生存环境（处境）即物质生活条件无法规定自由的本质。萨特认为无论人的处境怎样，他都可以摆脱它，进行自由选择，处境和社会实践“不妨碍”人的自由，因为处境的意义是人给予的。在《存在与虚无》中，萨特说：“我将是意志的还是激情的？除了我还有谁能决定它呢？事实上，如果我承认对我说来这是境况决定的……那我们就将因此取消整个自由了：事实上，宣称意志在显现时是自治的，而外界的境况严格地规定了它显现的时刻，是荒谬的。”（注：萨特《存在与虚无》，571页。）可见萨特的自由观，实际上是以自由选择的形式表现了思维和存在、精神和物质的对立。萨特的自由精神，是一种纯粹主观精神，是妄图用精神、意识去取消物质和存在（萨特称为“处境”）的主观唯心论。在现代资产阶级哲学的诸种流派中，像萨特这样宣称要超越陈旧的思维和存在、精神与物质关系的还不乏其人，但这也只是他们个人的主观想象，他们的哲学实际上还是以各种变换了的形式和内容来表现思维和存在的关系，从而以一种新的变格或变调来回答哲学的基本问题。有的同志说现代西方哲学力图把哲学奠定在一个阿基米德点上，例如“意志”、“现象”、“生命”等等，这就可以超越思维和存在的对立，找到它们各自的基本问题。这也是只看现象不看本质，例如唯意志论者的“意志”决定一切，乃是思维决定一切的变调。因此，唯意志论者的创始人叔本华在他的哲学代表作《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中称“意志”是“自在之物”，实际上是把“思维”的一种变格说成第一性的、意志决定一切就是思想决定一切，因为人的“意志”是主观的心理现象，在根本上它是受人的思想支配的。因此，唯意志论者也是在一种新的历史条件下，唯心主义地解决哲学基本问题——思维和存在关系的花招。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我以为只有坚持哲学基本问题的历史性，用历史的观点对待哲学基本问题，才能识破现代资产阶级哲学那些各种“超越”的花招。因为哲学是一种理论思维，恩格斯指出，“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382页。）。不仅古代哲学家的思维方式不同于近代哲学，现代哲学和当代哲学家的思维方式也各有不同的特征。但是不论各个时代哲学的内容和表现方式有多么的不同，它们研究的主心轴却是以各种方式围绕思维与存在的关系的，任何企图超越它的说教都只是一种拙劣的骗局。
　　上面我们简要地说明了应当历史地看待哲学基本问题的缘由，在这篇文章结束的时候我们还想说明这个问题的最终解决还应当追踪到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这点上去。黑格尔说：“就个人来说，每个人都是他那时代的产儿。哲学也是这样，它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妄想一种哲学可以超出它那个时代，这与妄想个人可以跳出他的时代、跳出罗陀斯岛，是同样愚蠢的。”（注：黑格尔《法哲学原理》，12页。）我们说哲学基本问题在中世纪表现为一种“神学形态”，这似乎是对思维和存在关系问题的降格和不敬，但如果考虑到中世纪是神学统治一切的时代，哲学已成为“神学中的科目”，这就一点也不奇怪了。正如黑格尔所说“没有人能够真正超出他的时代正如没有人能真正超出他的皮肤”一样，当时的哲学基本问题，也是无法超出神学的桎梏的。同时，“思维和存在的关系是哲学的基本问题”作为原理出现，也是一种历史现象。马克思指出：“每个原理都有其出现的世纪。例如，与权威原理相适应的是11世纪，与个人主义原理相适应的是18世纪。”（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148—149页。）我以为思维和存在的关系是哲学的基本问题，作为原理只是近代哲学的产物，然而它的历史渊源却在古代，甚至在原始人那里。在现代和当代则表现得更加突出。用历史的观点考察哲学的基本问题，找到它发展的不同历史形态也应当是我们哲学和哲学史研究的任务，它不仅有利于在哲学研究中贯彻哲学的党性原则，更有利于识破各种企图超越思维和存在关系的哲学花招。至于说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有同志最近撰文，说它的基本问题是实践问题而不再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我以为这种说法是更缺乏历史性的表现，因为哲学发展到马克思主义时代，时代的要求鲜明地突出了实践在哲学中的地位和作用。但实践也只是哲学中的一个部分，而不是整体。黑格尔对实践也作了大量的论述。实践不是哲学研究的整体对象，哲学研究的整体对象是全部客观世界，是它的最一般规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对象也是这样，不能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十分重视实践就把实践说成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问题。思维和存在的关系是哲学的基本问题，作为原理就是恩格斯本人综合全部哲学的发展历史提出的。显然，恩格斯认为这一原理也是适合他与马克思创立的哲学的。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成都15～24B1哲学原理姚定一19981998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否全部哲学和哲学史的基本问题，在我国哲学界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观点。本文认为要解决这一争论，求得共识，必须用历史的观点对待哲学基本问题，即在总体上肯定思维和存在的关系是全部哲学和哲学史的基本问题的同时，又确认在不同历史时期这一问题有着不同的表现形态，反对任何企图超越这一基本问题的各种倾向。哲学的基本问题/思维/存在/潜在形式/历史性/实践 作者：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成都15～24B1哲学原理姚定一19981998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否全部哲学和哲学史的基本问题，在我国哲学界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观点。本文认为要解决这一争论，求得共识，必须用历史的观点对待哲学基本问题，即在总体上肯定思维和存在的关系是全部哲学和哲学史的基本问题的同时，又确认在不同历史时期这一问题有着不同的表现形态，反对任何企图超越这一基本问题的各种倾向。哲学的基本问题/思维/存在/潜在形式/历史性/实践

网载 2013-09-10 21:2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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