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22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019(2000)03-0051-04
郭店楚简的内容告诉我们,儒道两家有相离处,但二者更有相契点。十分明了,庄子主张向外用功,“离形去知”;而与其年代相近的儒家的孟子则讲“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孟子·尽心上》)这是一种向内用功的模式。到宋明时期的心学则称吾心与宇宙为一,这与庄子的“同于大通”的结论异常相近。在理论上,是一种功夫论上的回归。当儒学发展到现代新儒学的阶段,功夫论还是很受现代新儒学学者的关注。庄子功夫论与他们的功夫论关系如何,即为本文的主题。
庄子重天道,天人关系上,主张“不以心揖道,不以人助天。”(《大宗师》)人不可以入犯天与道的内涵,人只有消除了自己的主体性特点之后,才可独得具其天境。所谓“有治在人,忘乎物,忘乎天,其名为忘己,忘己之人,是之谓入于天。”(《天地》)这句话需要仔细解释,人,作为宇宙内的存在,其主体性取向非常明显,具体就体现在人对物,人对他人的作用所致的意义。也就是说,在庄子看来,人与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人之为人的最重要的依据,所以,解析这二者的关系,则人可获得解放。因此,庄子“心斋”的内涵也针对此而提出:“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听止于耳,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人间世》)心与物相分,这是一种操作手段,也是一种存在状态,一种境界追求。这种现象的解释,斯特伦说得很明白,“当人们充满自信地按照其终极实体的最深刻意义生活时,会感到自己摆脱了混乱获得了自由,而且还有充满自信地在诸多可能性中作出决断和选择。他们生活在‘终极’的生活状态中,认为它是一种能力或是一种认识,能够把现实的或真实的东西,与派生的次要的,乃至错误的东西区别开来。”(注:斯特伦:《人与神:宗教生活的理解》,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页。)
现代新儒家中的熊十力先生对庄子的“虚而应物”是持否定态度的,但他的功夫论却是与庄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熊先生很重视“证会”的功夫。他也说明了证会的意义。
“‘证会’一词,其意义极难说,能证即所证,冥冥契会,而实无有能所可分者,是名证会。这种境界,必须涤除一切情况,直任寂寥无匹的性智恒现在前,始可达到。……从来儒者与天合德的境界,便是证会的境界。吾人达到与天合一,则是造化无穷的蕴奥,皆可反躬自喻于寂寞无形。炯然独明之地,而非以己测彼,妄意其然也。用思之义来测变,便是把它当作外面的道理来推测他,是谓之以己测彼。今此证会的境界,便见得这个道理不在我的外面,当下默默自喻。故与以己测彼者,绝不同途。证会,才是学问的极旨。”(注:熊十力:《新唯识论》,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56-357页。)
看庄、熊二者的功夫论,于境界追求上,一虚一寂,得其终归。在熊十力看来,寂寞之中,自有其“炯然独明”处,故此时此境,万物皆入于心,能与心律同步,与神情同韵,了然同在。人的主体意义体现得非常明了。并且,熊十力对庄子的人物、人我的二分也不认同,认为,这“以己测彼”的方法绝对不能证其知识,证其心会。更主要的是隐括了人的主体地位和作用。但是庄子讲的无物无我,心地寂寞空阔;人入于天、道,这与熊所非议的内容是一样的。我们可以说,熊氏对庄子的了解只是第一序的层次,而未能进入到更高的理会阶段。庄子讲人入于天,似乎人被消于天,失去了其主体地位;但是,庄子也竭力地鼓吹了道的意义。道被神化,无所不能,这也反衬出庄子对人的地位的再肯定。这种现象,使我们完全不能否认庄子思想中对人的肯定。人能渗入于道,这样,我们能否认其中庄子要求人的参与道及万物大化的取向吗?当然不能。所以,应该说,庄子“感悟对象,也是自我实现的一种途径。人在参与大化时,最终要求获得自我实现,而感悟能力,恰恰是主体的自我解放,自我实现的一座桥梁。心灵感悟,作为一种精神的能力,可以突破时空局限,把主体导向永恒。”(注:朱志荣:《中国艺术哲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9页。)依我们看,庄子的这种取向又何尝不能作这种理解呢?
由此可见,庄子功夫论的取向和熊氏有着较为深层的相契之处的。至少他们“通过超感性的体悟,主体实现了物我交融,使对象超越了物态意义,而具有精神意义。”(注:朱志荣:《中国艺术哲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3页。)这便是一种境界的显现。现代新儒学第三代中的杰出代表杜维明先生将此境界名为“神会”。他说:
“神会是一种主客交融的心灵境界。这种境界既不违反理性思考,也不排斥一般经验,而是超乎普通常识的了悟。作者通过内在生命的净化,包括涤除一切先入为主的陈腐意见,让关注的景物自然流入心田,使得物我的对立面的完全消解,以达到我因物而滋长物因我而显现的相互关系。这样,才是交融,才是神会。只有如此,山川竹石才可成为胸中的己物。因此,己物不仅不是主观意愿向外投射的结果,而且端赖作者扩清一己之私并升华到邵雍所谓‘以物观物’的境地才能证成。”(注:杜维明:《从“意”到“言”》,《中华文史论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259页。)
山川入于胸中,是一个内化过程,而“以物观物”又是一种物化过程。就是在这不断的内外转化过程中,内化转化外物为内在精神,外化则是将主体人转化为终极的本体,冥合乎我,与天为一。这种转化,括含理性,凡包经验,名为神会,确为境界。
在庄子思想中,这与其悬解功夫相应相合。何谓悬解呢?“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古者谓是帝之县解。”(《养生主》)就本义而言,“以有系者谓悬,造物则无系着悬解也。悬解而性命之情得矣。此养生之要也。”郭庆藩解释为,“安于生时,则不厌于生,处于死时,则不恶于死。千变万化,未始外吾,所适斯道,故忧乐无措其怀矣。”(注:郭庆藩辑:《庄子集释》,第一册,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9、129页。)如此看来,神会也罢,悬解也罢,二者皆重我重心;养生也好,超脱也好,事事都得舍物舍己。有其如此,我们就可以很明显地看到,“彻底地探究人们体验的深蕴,可以使人摆脱因袭的、自我欺骗的情感,摆脱自我形象,摆脱社会的诸多观念。探究这种体会的深蕴包含冥思默想,领会古代师祖的教诲,学会对各种事物进行内省。这一过程会给人启示,深化出美满生活的艺术,因为它与神秘体验本身同样的重要。人们要想获得精神上的彻悟,就要学会探讨内在的自我。”(注:斯特伦:《人与神:宗教生活的理解》,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9-130页。)这里所述的内涵远不足是这些,但其目的和方法却只有这些。就解脱意义而言,庄子深切体会了其时代的苦痛,也深刻认识到了自己所为的必然后果,故只求解放自身,寻求永恒的自适自乐。
熊十力先生青年时代的诸多行动的结果和后来的西风渐炽的状况,也使他认识到只有从深入的心地里拓求人们的知识方能救国救民。当然,庄子的内省是从自身出发的,着眼于自然终极意义。而熊十力先生则是投射于日常生活之中的感性经验,以动态直接的透视,体察生动活泼的人的性命。以切实的经验,与自家身心融成一体的经验,设身处地,体物入微,直接达到和把握了真善美的统一,顿悟了仁心本体。(注:郭齐勇:《论熊十力对现代新儒学之形上学基础的奠定》,《现代新儒学研究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
儒学总的是重视探讨自我,现代新儒家也不例外。其中牟宗三的功夫论可为代表。其坎陷说就是一典型。牟宗三认为,“理解陷于辩解中始能成知识,而陷于辩解中必有成就其辩解之格度,是以格度之立全就理解之坎陷一相而言之。此一坎陷是吾人全部知识之形成之关键,是以论知识者皆集中于此而立言,寝假遂视此为全部理解相状之存在,而不复知其为坎陷之相状。”(注:牟宗三:《认识心的批判》下册,台湾学生书局1990年版,第196页。)这里,牟氏主要言人的知识都依于良知坎陷而出而成,是一种自我否定之后的“无执”转到“有执”,即德性转出知性主体的意义。(注:郑家栋:《当代新儒学史论》,广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75页。)郑家栋这句话还没有叙述清楚,蔡仁厚指出,“坎陷”就是良知自我打开为两层:一层为道德心(德性主体),亦即良知自己;一层是认识心(知性主体),这是良知自觉地坎陷自己而转出来的。(注:蔡仁厚:《新儒家的精神方向》,台湾学生书局1986年版,第27页。)说得更明白一点,知识便是人的自我的体认而出的。其着眼处是自我,其操作方面是心理活动,这与庄子的坐忘功夫异曲同工,“堕枝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大宗师》)当然这还只能说明坎陷着眼自我的一方面,庄子讲“心养”功夫可作补充。“堕尔形体,吐尔聪明,伦与物忘,大同乎@①溟。解心释神,莫然无魂。万物云云,各复其根。各复其根而不知,浑浑沌沌,终身不离。若彼知之,乃是离之。无问其名,无规其情,物固自生。”(《在宥》)应当说,这种说法更合乎牟的坎陷的意思。牟讲心的自转,但庄子讲心的脱然自适义,以至于杳然无魂,不自知,不自明,随物运转,则物自生;人物二分的思想归结与牟的心造二体至主客合一的状况截然不同。方法论上,牟“将实践的因果逻辑作了一智识化来理解”。(注:参见林安梧:《儒学与中国传统社会之哲学省察》,学林出版社1998年版,第194页。)而庄子则将知识化、理性化的东西实践化了。
除此之外,庄子与现代新儒家们都注重于功夫论之余的终极追求。但在追求旨趣上,二者却是大相径庭。庄子尚自然,对社会环境的诸多内容都予以摒弃,而独倡自然。庄子主张,一个人如能忘记身边的万事万物,就能将自己的存在不留在胸中,那么这个人就可以说是到了忘记自己的程度;若连自己的一切祸福荣枯以及生死都可闲淡而对,那这个人就算是进入了天道自然之境了。所以,他要求人们“通乎道,合乎德”,与此同时,还要“退仁义,宾礼乐”。(《庚桑楚》)仁义、礼乐等各种社会关系的内涵都要坚决地去掉,置于思维空间之外,才是最好的办法。这样就可以“不从事于务,不就利,不违害,不喜求,不缘道。”(《齐物论》)从上下两句内容上看,庄子拒绝人世间的一切繁杂的闲事和冗务。人们都趋利避害,但他主张要逆其道而行之。但“不缘道”似乎与上面的“通乎道”的说法相矛盾,其实不然,庄子认为,道之存在是普天下万物皆有,是自然自在的,道是人们追求的境界,但人在追求时入道之旨而不拘于道之规,那么人的境界就纯乎天地间了,即所谓“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齐物论》)的境界了。他所说的“忘年忘义,振于无竟,故寓诸无竟。”(《齐物论》)也是同一个意思。
而在现代新儒家那里却正好相反。他们就指望通过生命的实践,以生命不断的超越达到生命究竟的统一,并成为其终极目标。(注:参见叶海烟:《当代新儒学的道德理性观》,《新儒家评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4年版。)而其中的实践就是指社会生活的全部内容。包括伦理实践、社会政治实践和个人人格的培养,以及终极追求等许多方面,熊十力说:“人伦日用间,随处致力于涵养本源,省察得失,使阴微之地无纤养染污之根,将神明日盛而本体彰显,始悟神化之妙皆自性自生,此儒家根本精神,无待别求途径者。”而儒家哲学的本旨,在熊十力看来是“儒主入世,故其哲学思想始终注重伦理实践。哲学不只是求知,而是即知即行,所谓体神化不测之妙。于庸言庸行之中,此儒术所为可贵也。”(注:熊十力:《十力语要》,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340、120、260页。)当然,虽然熊十力与庄子的境界论上有相似之处,所谓“夫惟君子秉礼以自治然后可顺亿兆之情以制礼;自去其私而得和,乃与万物共嬉游于太和之宇,故可以作乐。”(注:熊十力:《十力语要》,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340、120、260页。)“太和之宇”大致与庄子“振于无竟”是相通的境界,但毕竟庄子用的是“无”、“去”等负面办法,而熊则禀儒之沿袭,大谈以礼作乐,顺天下万民之情。一言以蔽之,以世间万物万理归终。现代新儒家第三代中的杜维明也同样沿着这条路径前往。他这样表述自己的观点,“我坚持‘体上功夫’的重要性并不表示这仅是个人内在和社会现象决然分割的精神世界,也不表示心理建设可以脱离政治经济和客观的文化活动而独有。”(注:杜维明:《建立自我的体上工夫》,《儒家自我意识的反思》,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版,第11页。)就最明了不过的了。在杜先生看来,人生活的政治、经济和客观的文化活动与体上功夫有着关联,那么其中就有一种互动,前者是后者的依据,也是后者的归宗。这里若还不明白。他的另一表述更加明了:
“德性之知是几种功能的最佳见证。”而“德性之知是儒家特别的体之于身的认识,它有本体论的基础和实际运作的内在逻辑。他是先验的,但又和经验世界的闻见之知有密切的联系;它的体现不仅在精神生命的高明处,也是日用人伦的平实处,如何通过超越的证会,建立人格的主体性,并由社会实践达到礼乐教化的大同世界即是儒家体知的终极关切。”(注:杜维明:《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515页。)
这段表述最具典型性,如此,牟宗三的“道统之肯定”,“学统之开发”,“政统之继续”(注:参见牟宗三:《道德理想主义的重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88页。)的“三统”说的追求,以“坎陷”为结论,则不难为人理解了。
综而言之,庄子与现代新儒家在进路上有相似点,庄子虽讲“天而不人”,但却做到了以天彰人;而现代新儒家则更明确提出主体功夫的意义。二者在功夫境界上都达到了自我的实现;尽管二者的着眼正好相反,一则脱离人伦,而另则是取用日常人伦。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氵加幸
收稿日期:2000-03-01
安徽大学学报:哲社版合肥51~54B5中国哲学曹智频20002000功夫论是庄子与现代新儒学都关注的内容。庄子的“心斋”功夫与熊十力的“证会”功夫在深层都以人的关注为目的,庄子的“悬解”功夫与杜维明的“神会”说都是一种“外化”功夫,着眼探讨终极本体境界;庄子的“坐忘”功夫与牟宗三的“坎陷”说都以方法论为中心,都是一个实现过程。但是,庄子与现代新儒家在对人伦的取向上差别很大。心斋/证会/悬解/神会/坐忘/坎陷曹智频(1969-),男,湖南省益阳人,中山大学哲学系博士生。 中山大学哲学系,广东广州 510275 作者:安徽大学学报:哲社版合肥51~54B5中国哲学曹智频20002000功夫论是庄子与现代新儒学都关注的内容。庄子的“心斋”功夫与熊十力的“证会”功夫在深层都以人的关注为目的,庄子的“悬解”功夫与杜维明的“神会”说都是一种“外化”功夫,着眼探讨终极本体境界;庄子的“坐忘”功夫与牟宗三的“坎陷”说都以方法论为中心,都是一个实现过程。但是,庄子与现代新儒家在对人伦的取向上差别很大。心斋/证会/悬解/神会/坐忘/坎陷
网载 2013-09-10 21:2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