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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柯1977年3月12 日回答法国《新观察》专访时曾经这样说：“我认为知识分子……正在抛弃他们过去的预言家功能。”他说自己梦想着，“会有那么一位摆脱了自明与全能的知识分子，他努力在时代的惯性和约束网中探查并指明弱点、出路与关键联系。他不断更换位置，既不知明天的立场也不去限定今后的想法，因为他对现状的关切超过一切”（注：转引自赵一凡：《欧美新学赏析》第147页。 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9月版。）。这正是他眼中的知识分子在现实中的状态。 历史发展和现实的冷酷在于，福柯描绘的不但在西方是现实，而且在中国，也不幸而言中。知识分子有着天然的探究自身本性的特点，而将自我对象化到艺术中，在文学中表现与作家行当有“近亲”关系的人文知识分子群体，成为当前文学中一种引人注目的现象，那就是知识分子题材小说的空前增多。
　　笔者的意图在于，由新时期之初和近几年一些描写知识分子小说意蕴的变化，构勒出知识分子形象由神圣崇高到狂欢和自我放逐的轨迹，最终总结出其中悄悄变动着的历史观。在探寻悄悄变动的历史观时，必要的说明在于，艺术描写的初衷与艺术作品所获得的最终效果往往是相悖的。知识分子题材小说中知识分子形象在发生变化，对其中寓含着的历史观的变化，小说家却并不一定有自觉意识。
　　　　　　一、知识分子形象的变异轨迹
　　知识分子题材小说中人物形象是知识分子心理内容发生变化的活的轨迹。这个变化轨迹大致可作如下描绘：由社会和人民的代言人转变为个体意志的体现者，由追求崇高和神圣到追求欲望，放纵欲望乃至自我放逐。
　　新时期之初张贤亮的《缘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王蒙的《在伊犁》系列，丛维熙的《雪落黄河静无声》，谌容的《散淡的人》等作品中，知识分子固然是作为极“左”路线的受害者，作为历史的人质，有着说不尽的苦难和委屈，但他们的苦难和委屈都是有价值的法码，那是可让他们崇高，他们对祖国和人民的责任感，他们洁身自好的品质更加彰然的东西。谌容的《散淡的人》中的杨子丰等学贯中西的学者们，他们散淡无为逍遥自在的外表下掩盖着真实的内心世界。那其中闪烁着中国式的智慧，中国式的哲理意味和辩证法，这是将历史造成巨大痛苦压抑在心底以后的策略性表现，是以表面的散淡掩饰他们对未来对事业的执着，杨子丰们是赤诚的，他们以散淡保护自己，留得青山在，企盼着那伸张正义、施展自己才能的一天。骨子里是积极向上和投入的。
　　近年来小说家又一次将审美视线投向知识分子，但艺术表现已面目迥异。在此我想提到的作家有李洱、格非、邱华栋、徐坤、池莉等小说家。李洱在新时期不能算作一位极有成就的小说家。他的价值和意义在于他是以一种迥然有别于他人的视角进入知识分子叙事空间的。他的目的是“观察那些有缺陷的事物”（注：谢有顺：《李洱或缄默的大多数》，原载《作家报》1998年1月22日。）， 他对那些无事的真实和细节特别感兴趣。他笔下的知识分子们的知识仅仅是一副外壳，用来装点他们的知识分子身份，在这外壳下他们将自己的心灵出卖给了欲望，出卖给了日常生活。或者说，庸俗的日常性注销了他们存在的尊严。他的这种艺术思考始于发表于《收获》1993年4期的中篇《导师死了》。 我以为，导师死了寓意着知识分子传统地奉为圭臬的神圣和崇高，为人民和社会代言的身份已经消失，统一的价值规范和准则也不再存在。后来，在李洱的笔下，知识分子就彻底地放逐了自我，他们或者为自己制造悬念的爱情故事（《悬铃木枝条上的爱情》），或者帮助老同学追求他的一位女学生（《玻璃》），或者摘下知识分子的尊严面具，深夜去图书馆当偷书贼，还要冠冕堂皇“好书放在这里也是浪费，还是让他们发挥作用吧。”（《夜游图书馆》）……知识分子在前所未有地追逐欢乐，哪怕是短暂的表面的稍纵即逝的，并且要把那欢乐发挥到极致。知识分子从精神上回到了生物。徐坤对知识分子的自在放纵，他们的嬉笑怒骂、逢场作戏的描写，更是以她特定的对知识分子的理解加入近年来的总体描写中。池莉的新近发表的中篇小说《来来往往》等虽然没有像徐坤那样泼辣幽默，她还有一层含蓄和蕴藉，但也透出知识分子自我放逐的艺术倾向。
　　对知识分子形象上述变异轨迹的描绘只是就其发展的主流而言。其实，即便在明显的变异中，也有一些小说家在循着自己的轨迹写作。这里不能不提到杨绦和宗璞两位老作家。杨绦始终表现为对一切文学思潮和艺术追求的超越姿态，而秉承着自己始终如一的对知识分子的理解和艺术处理。她的小说和散文是可以互相映衬的。她的散文集《干校六记》把知识分子描写得散淡、平易，那令其他小说家散文家感到不堪忍受的精神痛苦被她很轻松地化解了。这缘于她在《将饮茶》中所表白的，知识分子乃至一切人都当穿上“隐身衣”，这隐身衣的料子是卑微，穿上隐身衣就能“保其天真，成其自然，潜心一志完成自己能做的事”。而长篇小说《洗澡》则写出了作为人的知识分子难以改变的人性。“洗澡”可以洗去表面的污垢，但那些无形的、灵魂深处的污垢能洗去吗？杨绦用她创造的人物形象作了否定性回答。另一位女作家宗璞，自幼生活在书香门第之家，她对知识分子一往情深。固然，她也曾极富现代意味地提出过“我是谁”的问题（小说《我是谁》），但更多的是描写知识分子细腻、优雅的感情，他们善良正直的品性，她笔下知识分子的这种总体特征一直延续到90年代的小说。《收获》1993年5 期她的短篇小说《朱颜长好》中，珍视爱情和友谊，善良温和的知识分子向我们走来。她对知识分子来自心底的爱戴依然如故。
　　　　　　二、知识分子形象轨迹发生变化的潜话语及其历史观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人民是历史的主体，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说：“历史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在批判的历史中，一切事情自然都完全不是这样报道的，批判的历史认为，在历史活动中重要的不是行动着的群众，不是经验的活动，也不是这一活动的经验的利益，而仅仅是寓于‘这些东西里面’的‘观念’。”（注：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 卷103～104页。）列宁在发挥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这一思想时指出：“随着人们的历史创造活动的扩大和深入，作为自觉的历史活动家的人民群众在数量上也必定增多起来。”列宁又说：“马克思最重视群众的历史主动性。”（注：高尔泰：《愿将忧国泪，来演丽人行》，转引自《新华文摘》1985年6期。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人民历史作用的论述的另一面是，他们认为，知识分子作为一个阶层，只能依附于某一阶级。他们对群众的代言和启蒙，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确实是存在的，他们所代之言、他们用以启蒙的理论和思想，并不是他们自己可以随心所欲的。他们的一切属于观念性的东西都是历史给予他们的，都是他们所从属于其中的阶级给予的，质言之，是人民创造的。因此任何把知识分子独立于人民之外，把知识分子的思想、启蒙看作与人民的历史创造、与历史发展无关而且可以随心所欲的见解，都或多或少带有唯心主义历史观的色彩。以往小说中对知识分子的启蒙和代言，他们的矜持、高于民众的身份描写，对他们对个人欲望和属于个人的不可让渡的自由和权力的放弃的描写等，其深层次的含义恰是过分肯定知识分子的历史作用，而有些忽视人民创造历史的规律。文学表现和作为理论形态的历史观之间有着饶有趣味的复杂关系：作家的初衷可能是要表现知识分子的使命感责任感，但却在艺术描写中因过于执着于那使命感责任感而散发出唯心主义历史观的气息。而在艺术中较为准确地表现了知识分子在历史和现实中的状态和地位的作家那里，也许他们的创作状态是非常散淡的，没有什么外在的功利性目的。而后一种情形主要指的是当下。“我不能没有别人，不能成为没有别人的自我，我应在他人身上找到自我，在我身上发现别人。”“大家一起经由对话掌握意义与自我。”（注：转引自赵一凡：《欧美新学赏析》第65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9月版。）在现在也许比其它任何时候都更加是如此。知识分子天性对外在世界和自我认识的精神要求，势必让他们创造一个“他者”，在对象中来认识和把握自我。那么知识分子形象的创造就是他们把握和认识自身的最好对象。可以说，知识分子形象创造的背后有潜话语，对这些潜在符码的解读，会发现一些更多的内容。
　　第一，确立欲望的合法性及其价值。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欲望一方面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食色，性也”即是。另一方面又有玩物丧志的说法，认为欲望能够淹没人的志向和进取精神。从欲望的角度探寻知识分子问题必将呈现出更为复杂迷离的景观。新时期之初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对章永ｌíｎ＠①来说，他因性无能而丧失创造力，并为此而苦恼，其潜在话语是性欲与创造力是相结合在一起的。大青马说的好：“人和马，和其它一切生物最根本的创造是自身的繁殖。你连这点都做不到，还想有什么创造？”但是争取性欲满足的本身并不是最终目的，最终目的是追求更完美充实的人生，章永ｌíｎ＠①的挣脱与黄香久的婚姻，既可视为是这种欲望的表现，而更完美充实的人生才是一切生理的物质的欲望的归结点。从另一方面来说，对精神欲望的高层次的表现和终极意义的肯定，恰恰可视作为对生理和物质欲望的否定。这种意向在丛维熙的《雪落黄河静无声》中得到了更充分的发挥。范汉儒那一腔浓厚而深情的忧国泪是绝不能与丽人行相伴的。难怪这篇小说发表不久就有学者写下了《愿将忧国泪，来演丽人行》的文章，对小说的意向提出商榷。这篇文章的作者认为，不能将祖国的概念和极“左”路线混为一谈。他说：“假如你爱国，那就把祖国概念同极‘左’路线分开吧。假如你爱党，那就把党同极‘左’路线分开吧。”由此他继而认为，《雪落黄河静无声》中的陶莹莹有权力获得自己的爱情，而范汉儒的拒绝陶莹莹，使他成为一个虚假形象。
　　欲望在当前的小说家这里得到充分的描写，既描写了现实中诱惑欲望的因素日益增多，也描写了实现欲望后的灵魂安顿问题，如唐颖的《红颜》，郑彦英的《安娇》，缪永的《驶出欲望街》等。欲望在知识分子身上会衍化出更多的困惑。在格非的长篇小说《欲望的旗帜》中，知识分子的欲望的旗帜升起来了；年轻的学者与异性同居，老学者搞婚外恋；一些人为评职称在科研成果上弄虚作假。描写了欲望与知识分子同在，因为知识分子也是人。欲望的提出和如何正确对待欲望是两个问题，但欲望提出这件事本身，就是将知识分子作为人来加以更全面的观照的产物。与新时期早期不同的是，这类小说对人们的欲望张扬到极致后艺术地表现出来的悖论就是：欲望是感性的，欲望得到满足是经验性的，可以用外在的标准加以衡量，而欲望满足后，人的精神是否就有所归依？欲望的满足等一切可列为物质性范畴的东西，都要在精神性的终极性的价值观那里去获得认可，因而一个形而上的问题就这样提出来了。“欲望的旗帜”升起来怎么办？在小说中提出问题而不是越俎代庖地解决问题，这正是现代小说的特点。当下表现知识分子的小说其深度也恰恰是在形而下和形而上两个方面提出问题，并且是相悖的。
　　第二，狂欢与对话机制。在对知识分子艺术描写中追求圣洁崇高，是我国作家的较为传统的审美理想。即便是描写知识分子的弱点，也是因为“天降大任于斯”，知识分子应为此除却那弱点。《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章永ｌíｎ＠①心底那份终究要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要在精神上超越的信念即便在他最为落魄之时也是明确的。从维熙的《雪落黄河静无声》《大墙下的红玉兰》等更充满了知识分子神圣的情结。在这些作品中，知识分子的一切委屈乃至一切心灵的痛苦皆因他们失落了预言家和启蒙的角色。这些小说是倾诉性的，以知识分子为本位的情感切入角度，倾诉不被理解的苦恼，委屈，潜藏着的是对知识分子“启蒙”和“预言家”地位的回归的呼唤，是一种矜持和自尊。而近年来小说创作的主流则是彻底打破了知识分子的神圣和崇高，将知识分子从自明与全能，从预言家和启蒙者的地位上拉了下来，让他们落到人间，他们便与其他人一样，汇入狂欢的广场。巴赫金对拉伯雷小说里的狂欢现象的分析，是指庶民贱奴及其所代表的非正统语言文化有机会公开登场，以丑角弄人的身份亵渎神灵，混淆尊卑，形成与官方宗教相仿佛却又对它百般嘲弄诋毁的反仪式。现在小说家笔下的知识分子则与此相反，他们是自动地消退自己的知识分子处于主流文化的中心地位所具的矜持和纯正，而向边缘地带靠近，向民众情感自觉认同。在狂欢中，通过知识分子使命感责任感的中断，来体验生命的本来感受。当年陀思妥耶夫斯基表述“我不能没有别人，不能成为没有别人的自我。我应在他人身上找到自我，在我身上发现别人。”（注：转引自赵一凡：《欧美新学赏析》第65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9月版。 ）而今当知识分子沦落到边缘，成为百姓之后，他们“个人真正地生活在我和他人的形式中”（注：转引自赵一凡：《欧美新学赏析》第65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9月版。）。对话机制于是就产生了。如今， 世界知识状况发生了深刻变革，中心在日益消散，界限模糊，所有学科、派别、种族或文化都在调整自身所处的网络关系，而知识分子在小说这种叙事空间里的和百姓一样世俗的这副新面孔，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暗合了世界性的知识状态。从历史观来看，在狂欢中出现对话机制，固然有知识分子自我放逐这一可值得争议的问题，有借用狂欢来消弭中心和边缘是否妥当的问题，但是在狂欢中出现了对话的机制却是一种进步，它表明了知识分子对自己知识分子地位的重新认识和对民众的认同。
　　第三，对社会历史真面目的追问代替了道德的自我心理安慰。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过：“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历史’并不是把人当做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而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活动而已。”（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18～119页。）也就是说， 人作为历史的主体承担着历史的职责，历史的目的完全可以还原和转换为人的目的。但是，历史社会的法则与个体人格的法则并不是二而一的法则。即历史社会并不按人格的完善与否而改变发展的趋势。个体人格完善了，个人可以以仁心诚意来处理生活了，整个现实世界并非就好了多少。新时期之初一些小说中知识分子形象，对于自己在道德和人格诸如爱国之心工农情感等方面的检讨和忏悔，尤其是那些在非正常年代所受的委屈和苦难的回味和咀嚼，都有着求得心理上的满足和抚慰的潜在目的于其中，而从更宽广的视野上来说，却对造成那非常时期的苦难和文化浩劫及对人性人的尊严的践踏相对地比较漠然。范汉儒在劳改队长诬陷他偷吃鸡蛋时愤怒地说：“……你照我脑门来一枪吧！然后开膛剖肚，看看我的肠道里有没有一个鸡蛋星儿！我是中国的知识分子，我懂得自爱！你说我‘反革命’‘极右派’我都听着，可是你不能侮辱我的人格！”他并且一再说要在这“乱世”之秋里洁身自重（丛维熙《雪落黄河静无声》）。从范汉儒的情感倾向我们可以看到新时期之初小说创作里要从历史中赎回人质，从历史的污血中洗净个人，同时也赎回并洗净自己的潜在意识。因为小说家们都暗自认同了贝尔特鲁齐几近绝望、几近强辩的名言：个人是历史的人质。这种具有思潮性质的现象在第四代电影导演的那些可称为“青春祭”的影片中也有表现，如《小街》、《沙鸥》、《如意》、《青春祭》等有对真实残酷的裸露，也有对真实的消解和遮蔽。那份对个人悲剧的深切关注，在事实上回避了对历史悲剧的质问与反思。那种在影片里对剥夺、毁灭力量的缺席和超人化的处理，其实也是推卸了历经过浩劫的每个人都无法推卸的灵魂拷问和忏悔。在上述小说和电影中作为本文中历史的人质，得到的是颇带有自欺意味的赎救。在这种描写中，知识分子灵魂的纯净与否，他们的责任心是否强烈，成为艺术关注的焦点。那么，那份责任和真诚，是否对社会历史的最终结果产生好的效果，是没有进入小说人物精神世界的。中国传统文化中有“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观念，所谓的独善其身，你那独善的价值标准依然是自我确定的，或者说，自己确立道德的内涵后又以自己的价值标尺去评价那道德内涵，独善与否是个主观感受的问题，而没能进入对象性的可与外界相对话及检验的关系之中。由此也可与前述的历史社会法则与个体人格的法则并不是二而一的法则相联系来思考。或者进一步而言，如此的知识分子心理世界，从历史观来说，是否带有潜在的唯心主义色彩呢？
　　近几年涉笔知识分子的小说出现了空前的“玩世不恭”姿态，嬉笑怒骂，风趣幽默，超脱出世。因此也展示出一些可研究的方面。在此我想提及徐坤的小说。徐坤充分利用她生活于知识分子圈的便利条件，涉笔当代知识分子生活和情感。她的中篇《含情脉脉水悠悠》尖刻犀利地刻画了文人的诸般状态。一群80年代曾风云一时，在文学乃至在整个文化界都众人瞩目的文学批评家们聚在江轮上召开90年代文学研讨会。逆江而上过三峡，直达重庆。会议徒具虚名，实质成了追逐异性的闹剧，文学的全部神圣庄严、诗意的光环被这些文人雅士们借物咏志，怜香惜玉，情场上的小打小闹所代替。更为可笑的是80年代颇受人尊敬的知名文学评论家赵日、酷毕如今在情场上败在了不入流的所谓批评家大内的手里，究其原因是大内有强大的经济实力。这篇小说可在诸方面对我们讨论知识分子问题有启示。其一，因为这些所谓的批评家们的情欲与文学相联，所以文学的光辉神圣不再。其二，从小说人物的遭际来看，他们的命运地位与他们所赖以依存的文化和文学的地位休戚与共。文化和文学作为物自体，是不依文人的意愿而独立存在的。文人自身的“独善其身”与否并不决定文化和文学的命运，而是恰恰相反。其三，在传统中知识分子是“预设”的为大众“代言”的人，向社会和人民揭示真理的人，如今这一角色已不再是他们。与其说他们是社会的代言人和真理的揭示者，毋宁说，文化和文化本身的地位的变迁在向人们昭示着真理。在这篇小说中，“真理”就是：经济的强劲有力是根本。其四，小说显示了历史的推动力量是物质，是由物质所组成的经济，而非知识分子的主观愿望。其五，在特定的叙境里，赵日、酷毕等知识分子的人性弱点和传统陋习得到了展示。而新时期之初，知识分子的人性弱点和过失是与他们所处的历史和时代相联系的，是可以在反思和伤痕的抚摸中被忽略掉的。《含情脉脉水悠悠》里即便在文学极其辉煌的80年代，赵日、酷毕他们指点江山的日子里，追逐女人，制造风流韵事也是与他们的文学事业相伴随的。而今90年代，他们已是强弩之末，依旧和大内高手在风流场上角逐。知识分子改变了80年代文学中作为批判的武器的作用，变成认知的对象，作家抛弃了那种“自我”辩护，把命运单纯地推诿给“历史”的立足点，小说由此而有了“自审”的意味。
　　　　　　三、历史观与反讽模式
　　近年小说中对知识分子艺术表现中悄悄变动的历史观、势必影响到艺术上的变革与突破。反讽的运用是突出表现。按浦安迪的说法，反讽是作者用来指明小说本意上表里虚实之悬殊的一整套结构和修辞手法。其审美效果是要制造前后印象之间的差异，然后再通过这类差异大做文章。在这些小说里最为直观地显示了，一个故事用什么样的语言，如何被叙述出来，对于那个故事本身是多么重要，其修辞的作用是非常明显的。也就是说作者运用了一整套技巧，来调整和限定他与读者、与小说内容之间的三角关系，在这样的限定中给我们初是终非的印象。如前所述，在这类小说中，知识分子进入狂欢状态，从圣洁走向俗界，从民众的启蒙者、代言人和社会历史的预言家变为平民百姓，主流文化和边缘文化，雅与俗的对话机制就产生了。并且知识分子是戴上假面进入狂欢状态的，他们解除了一切原有禁忌和矜持，露出本身面目，这种切入点就是对叙事角度的操纵，必然构成了我们所不习惯的叙境，冲击着我们的心理定势。那些嬉笑怒骂，幽默风趣，文人无行等，让我们空前地沉浸在形而下的世界里，但是那种漫漶的字里行间的人情与天理的不合，登场人物心里的幻想、期待与后来实现的不测局面的反差，迫使我们思索，于是产生了初是终非的印象。当然，语言的打碎，文本的颠倒等，也使人与语言原来的关系中断了，这也有助于反讽效果的形成。
　　李洱在写知识分子小说中，清醒地意识到写这样的小说很有难度，“难度是多方面的，你没有现成的文本可供借鉴，你无法拉开你和写作对象的距离（“观照”在此失效，谁能够用镜子观照自己的内心）。”（注：李洱：《知识分子日常生活的写作》，原载《作家报》 1998年1月22日。）于是李洱很注重日常生活中的细节，注重对平庸生活的判断，注重描写这种生活意义的欠缺。具体地说，即便是很神圣美好的事物，比如爱情，在他的叙境里也是平铺直叙的，没有任何色彩的。他还采用将最美好神圣富有诗意的东西和最庸俗鄙陋和微不足道的事物罗列在一起，使它们可笑又可悲，深刻又荒唐。叙述者的位置和原意需要我们去分析，分析的对象就是“由语言向语言提出的问题。”（注：罗兰·巴特语，转引自耿占春《反讽的诗学》，原载《作家报》1998年1月22日。）世界在李洱这里彻底地颠倒了，反讽意味极其浓郁。
　　在格非的《欲望的旗帜》里，格非的叙述有一种超然的冷漠，他似乎不动声色，但又在字里行间时有冷漠的评论，那评论充满着哲理和机智，并且常常用哲人的话来增加文化意味。一方面是最具有物质意味的欲望，如情欲、性欲、名气欲等，另一方面是最具有诗意的叙述和评论。当小说中的曾山在自己的日记本上抄下了“我是你的，我的梦也是你的”的名言或准名言时，他和张末的婚姻已到了崩溃的边缘。而对那位博士生导师贾兰坡的描写里，小说家更多地让他的外表及尊贵的身份，与他的欲望及欲望带来的丑陋相映，从而产生反讽的效果。整篇小说哲理上的通达诗意和现实的龌龊并置，成为总的叙述模式。
　　小说中表现知识分子的历史观在悄悄发生变化，不仅是一种文学现象，而且提出了一系列相关的问题，这些问题的价值远远超出了这一文学现象本身。
甘肃社会科学兰州8～11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刘俐俐19991999作者单位：南开大学中文系 作者：甘肃社会科学兰州8～11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刘俐俐19991999

网载 2013-09-10 21:2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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