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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疑。讨论20世纪中国音乐历史发展，自然会相关中西音乐文化关系。而言及中西音乐文化关系，则又几乎通贯一个世纪。可以说，处在世纪交替的时候再度讨论，就像背负起一个历史一样沉重。然而，与世纪初类似的关注不同，当下的讨论，既无关民族之生死存亡，也无关政治权势范围的重新划分。况且，以美学的姿态面对，并进行相应叙事，则在相当程度上有别于以往，或者是社会学意义上的，或者是文化学意义上的。由此前提，讨论应当是学理的，非政治的。值得关注的倒是一个新的问题，即：人文资源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合理配置？
　　我的基本策略是：通过总体文明进程，并20世纪中国历史的相关断代，来关涉当代中国音乐的历史发展。作为一个事实前提，显然，在“社会分工”这一历史机制的驱动下，职业化进程已然形成人文化之惯性。然而，问题的关键是，如何针对其正面／负面作用进行合式的评估。由此事实，作进一步的具体化，在总体关系上，20世纪的中国音乐发展，基本呈现为：一个中心（中西音乐文化发生关系）／两个基本点（发生两代历史断层／现代专业音乐成型，并形式体裁的多样化取向）。由于这一关系的极度突现，并占有核心位置，与此相平行的古今、雅俗关系，尤其，是其中的古乐与俗乐，似乎就自然隐退到了当代中国主流音乐文化圈之外。而处于其中位置的，则更多是接受职业教育，经过专业训练之后，所成就了的音乐文化当事人，及其创造结果——即由分工后、专门化、职业性了的知识分子，及其由之统制的艺术音乐。
　　在人类总体文明进程中，（按不同分类依据）已经经历或者正在成型的各种方式，大约有——
　　一、世界性一般方式：原始农业，手工业，大工业，商品国际化，信息，大农业（以水土资源为主的传统绿色植物农业，以微生物资源为主的白色农业，以海洋生物资源为主的蓝色农业，统称“三色农业”）。
　　二、以资源配置为依据的产业方式：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知识经济。
　　三、以主体输出或者投入为依据的生产方式：体力产业，资本产业，知识产业。
　　四、以人本参与或者拥有为依据的文化方式：感性方式，理性方式，非理性方式，超越感／理性方式。
　　五、20世纪中国音乐思想断代（或者仍然有局部笼罩与弥漫的并存地带）：西方文化尚未大规模进入本土之前的古代中国音乐思想代／带，西方文化大规模进入本土之后的近现代中国音乐思想代／带，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为主宰型意识形态之后的当代中国音乐思想代／带（仅限于大陆地区）。
　　六、将上述历时关系横架过来进行共时定位的学术范型：（古代）混生形态的叙事品位，（近现代）分离形态的学理样式，（当代，尤其近十年间）综合上述两者形态的复合范型（具有学理推论与人文叙事的双重品式），并处于各种关系（中西，古今，雅俗，内外，是非，阴阳，等等）的“多元边缘”与“众声喧哗”状态当中。
　　七、未来世界发展的标准化进程：经济一体化，民主政治，自由人权。
　　八、不同层级的价值指向：乡土价值，民族价值，全球价值（自由，平等，社会公正）。
　　除以上之外，我想从一个新的视角，提供别一种人文景观（以20世纪中国社会重大历史事件为基本依据的界划）：
　　（1919）可谓：地域文化碰撞，以“五四”运动为标识，由此，则中西文化全面发生关系；
　　（1949）可谓：制度文化成型，以共和国成立为标示，并其意识形态的“制度化”意义；
　　（1979）可谓：个性文化复原，以“改革开放”为标示，意识形态的“制度化”意义在相当程度上被消解；
　　（1989）可谓：轴心文化颠覆，以知识分子从社会发言中心退降下来为标示，意识形态“制度化”意义在一定程度上重新得到强化；
　　（1992）可谓：经济文化铺张，以经济建设的再度启动为标示，一大批原先从事人文意识形态建构的知识分子开始转变社会性角色，“下海经商”一度成为时尚；
　　（1998）可谓：生态文化警示，以全球性金融危机与中国南北大洪水为标示，生态问题（包括人文和自然两部分）以极其“残酷”的方式直接插入历史进程，以极其“粗暴”的方式强迫一种“人文记忆”，这是一个全球性的话题，并将成为人类的跨世纪议程……
　　依此方式，在20世纪的中国社会，人文化的持续发展进程，总是或多或少地要受到非文化因素的干扰甚至堵截。况且，在经济运营的阶段与场合方面，又十分有限，而相应的知识分子文化的发展进程，则又极度地缓慢，甚至疲软，以至于总体人文资源的积累与储备，都显得非常的贫弱与匮乏。
　　“冷战”结束之后，大约最最令世界喧哗和骚动的一个声音，就是美国哈佛大学亨廷顿教授所说的“文明冲突”了（其实，在此之前，斯宾格勒在其《西方的没落》中就有过类似的叙事）。姑且不说这一声音是否得当，或者能否成为国际性话题。但至少，已在相当程度上引发了人文学界的广泛关注，甚至，被视为具有跨世纪意义的一个行动策略。然而，这一预言真正值得我们重视的，我认为，则是“后冷战”的历史态势与世界格局——
　　不同区域文化，依地缘而构建之；
　　不同族类文化，依血缘而构建之；
　　不同形态文化，依物缘而构建之；
　　以及各自之间：分立／相间／互动／制衡。
　　之所以如此断言的别一种依据，则正好与“经济一体化／文化多元化”形成“对应／对映”的架构有所复合。“当代”是一个问题，它并非仅仅日常语义之单纯时间概念，显然，已被赋予相当的文化涵义，是“历史／当下”的复合，并具有跨世纪的长远意义。对此，请注意一系列历史形态的转换——
　　历史→当下／由持续不断的深度叙事模式，向琐碎繁杂的平面叙事模式的转换；
　　古典→今典／由前人（别人）所作所为、并可模之本，向“作者当日之事”的转换；
　　正史→稗史／由朝代更迭与皇家国事，向逸文俗事与凡间俚习的转换；
　　书面文本→口头文本／由知识阶层创制，向平民阶层诠释的转换；
　　审美艺术→审美文化／由定向性事业及其作品，向无向性职业及其制品的转换；
　　思想史→学术史／由改变世界，向解释世界的转换；
　　……。
　　由此，通过对“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命题的合理引申，“知识分子是第一生产力”命题不乏具合理的存在意义，其前瞻性在于：不仅有足够的可持续发展的人文资源后助力，并可充分关注人文化的全面发展。
　　综观历史。中国音乐的发展在经历了“上古乐舞／中古伎乐／近世俗乐形态”之后，新音乐形态成型，并占据20世纪中国音乐历史的主导地位。其中，有从传统中嬗变出来的新形式，有借鉴外来形式形成的体裁形式，有中西结合而成的形式。由此，新音乐的表达方式，无疑，有别于以往，其中的一个支点，在于西乐入关。因此，它的表达方式，就本质而言，是在西乐影响下形成的。问题的关键，是用什么标准来评价？如果以西乐标准，则消解中国性质；如果以中乐标准，则格格不入。于是，在承认这一历史现实的前提下，便派生出一个新的支点：这就是能否在欧洲音乐的基础上有所突破？进而，其表达能力又能否因此而有所长进，有所积累？
　　相应的，文化当事人身份方面，在告别“巫官／宫伎／家奴／戏子”时代之后，随着职业化历史进程的推进，现代形态的专业音乐家成型，并出现社会角色和文化身份的转变，从而，呈现多种方式的并存衔接：“陶冶自我品性的古代文人传统／干预社会现实的近现代知识分子传统／面对音响实事的职业音乐家传统”。
　　关于历史断代问题：一方面是社会依据和艺术原因使然，比如：政治、西方，以至于在社会生活中发挥功能作用，并对新兴教育体制有所开创，同时，也符合艺术多元发展的原则；另一方面是感性直觉经验使然，比如：感性时空间的延伸与扩张，以及相应承受力的增强，显然，优于道德教训，甚至，强于陶冶品性，另外，音乐意义的置换，从“表现”别的到“给出”自己，以及音响媒体被极度关注的事实，和中外古今彼此共生又互向诠释的文化丛生机制；再一方面是文化哲学基础使然，比如：实用性的价值哲学和认识论的形而上学哲学，以及分析式的语言哲学，等等。
　　如此厚重并多重折叠或者复合，则必然引发对新音乐表达方式及其能力的宽泛定位，其中，作曲家更加注意表达的内容，至于方式，则如同一个中介，并非目的本身，因此，其性质也无关紧要；理论家以为，表达方式决定新音乐的历史性质和未来取向，但作为前提，必须正视“世界历史”与“全球文化”对“民族历史”与“本土文化”的“强权”态势，虽然，两极化趋势和二元对立已不再占据主导，传统与现代、保守与激进、民族与世界的极端张力，也不会成为现实选择的唯一依据，况且，“一律排外”或者“全盘拿来”的社会角色似乎也已隐退，但“调和改良”或者“世界主义”的现实意义仍然没有完全彰显。为此，仍然需要作进一步的探索和研究。比较接近的看法是，减少无谓的争论，实实在在地去做，一方面扩大作品的库存，一方面加大研究的力度。
　　随着音乐历史的发展，作曲家的追求趋势愈益清晰起来，从个性到时代性再到民族性的主体序列，在一定意义上正是应和艺术发展规律的一种自觉姿态，就像革命化向主题化乃至主体化的演变，群众化向世俗化乃至边缘化的演变，民族化向人文化乃至文人化的演变。面临的挑战是严峻的，一方面是公众社会，一方面是世界潮流。可汲取的资源仍然可观，一方面是悠久的传统，一方面是广阔的国际。在具体处理中国音乐与西方音乐关系的时候，不管价值的重心如何偏向，作为前提，必须搞清楚“母语”和“用语”的本质差别，以及音乐语言的“通用性”和“独用性”的不同路径，然后，再寻找共通点，经过必要的过滤或者中介。
　　任一文化物作为象征具有隐喻性不可忽视，但作为存在本身，则将和传统一起流变。进而，人文资源在共享的同时再度合理配置，这本身就是具“ｄｉàｏ＠①诡”意义的“悖论”：当新的文化围墙已然构筑，而原有的文化事象难以传习的时候，干脆公开文化秘密，则不乏一种新的传承策略；当中国人用西方体裁写作已然无疑的时候，中国人写西方题材的所为也将自然扩展。于是，真正“双赢”的局面：不在于谁离开谁或者谁吃掉谁；而在于对人类文化建设的一种贡献。
　　进一步，就当下中国音乐文化状况而言，尤其，在中西关系含量骤然增加的情况下，似乎，可有以下三种定位：
　　话语系统无序（失语／不可识别母语，无从选择，拆解本位文化）；
　　意识形态非位（无语／被动认识，无奈接轨，拼贴剪接，拆解主体文化）；
　　叙事结构失范（空语／什么都行，不用对策，拆解自在文化）。
　　由此，则直接导致不同文化的并存和多种音乐样式的共在：主流文化，大众文化，精英文化；或者：经典音乐，民间音乐，流行音乐，实验音乐，宗教音乐。
　　再者，之所以如此看重中西关系在其中的分量，至少有两个潜在的极端姿态：一是过于推崇西方，一是过于排斥西方。但值得注意的是，面对全球性金融危机，尤其在“大洪水”面前，东西方生存策略，其实，已然处在同一个起点和平面上。为此，对中西两个天然不同文化者的关系，不妨作如是调整，也可说是一种理想方式（只需动四个字）——
　　变本原对立为本原分立，变异质相融为异质相间，变耦合互补为耦合互动，变权力制约为权力制衡。进而，在并存共在的前提下，通过各自地道的作业以确立自身价值。
　　就此，在充分尊重“文化多元”的前提下，对“全面的现代化充分的世界性”命题而言，则“严格的传统化／极端的本位性”是否同样不失为一种选择？对“政治激进主义／文化激进主义”而言，则“文化保守主义”（重建终极关怀和护存文化认同）是否也可有相应的历史承诺与文化担当？对“向西方乞灵”命题的人本主义呼唤而言，在充分守护其人文符号意义（西方文化的人本主义内涵）的同时，是否也可对其历史标示尺度（西方文化的科技进步标尺）提出怀疑？于是，关键在于：道路能否多元？方式是否多样？进而置疑：“民族”与“世界”能否等同？“传统”与“现代”能否接续？
　　另辟路径：在世纪跨越之际，不妨通过音乐作品再度观测20世纪中国音乐发展。对此，我以为下面诸多关系必须重点关注——
　　一、通过作品彰显两个人文资源：一个来自民俗，在平民社会；一个来自文人，在书斋文献。有如《论语》所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置放合并一起，便是一个新的景观：文质彬彬。对此，可简约为：“文／质”关系。
　　二、通过作品显现两个潜在情结：一个是经过当代中国社会洗礼之后的政治情结，直接针对真伪善恶美丑；一个是经过中西文化过滤之后的技术情结，极度关注音响媒体本身。对此，可简约为：“政／夷”关系。
　　三、通过作品呈现的两个美学意向：一个是“表现”别的，具历史叙事及其人文意义陈述品格的“深度话语”，一个是“给出”自己，具感性直觉及其经验意义展示的“表面纹章”。于是，几乎是一个作品两种样式（有表现，有给出），一次述说两种意义（在人文，在音响）。对此，可简约为：“意／象”关系。
　　四、通过作品体现两个社会角色或者文化身份：一个是具备丰富艺术手法的音乐家；一个是具有强烈思想倾向的知识分子。于是，音乐家和知识分子虽然作为两种不同的社会角色或者文化身份，却时常在游移不定当中互向置换。对此，可简约为：“伶／士”关系。
　　由此可见，这样的作品及其历史展开，无论在体量或者在含量，都有了一种新的文化标识。
　　庄子《齐物论》曰：丘也与女皆梦也。予谓女梦。亦梦也。是其言也。其名为ｄｉàｏ＠①诡。（释文：ｄｉàｏ＠①，至也；诡，异也）又曰：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一个极具“ｄｉàｏ＠①诡”品性，并足以引发人文叙事和意义陈述的古老寓言。于当下诠释：物我互化也。
　　也许，正是如此之多“两重性”才足以具有“ｄｉàｏ＠①诡”之品性：怪异奇特至极。进一步，无论汲取什么资源，无论扣上什么情结，无论表达什么意向，无论扮演什么角色身份，处在物我两者当中，人就会“入梦”，又是胡蝶又是庄周。于是，有意求之反及另类，或者，正负手魔方互向扰动。
　　其实，以“美学”姿态面对，处在“感性直觉经验”语境当中，并赋予相应“力场”，则中西关系并不十分凸现；真正的关键在于：何以不断驱动？至此，似乎有必要将属意识形态的“是非”悬置起来，而采取“不争论”的姿态，以直接面对文化，进而音乐本身。把对“音乐发展道路”的诘问，自觉转换成对“人究竟需求什么样的音乐”的追问。因为，在“文化多元”的前提下，人的需求必然是多种多样的。那么，什么是自觉的文化选择？协调，得体，妥当，合式，进而，合情合理。
　　诚然，文化选择的现实处境并不单纯。以与艺术（音乐）最为接近的意识形态来说，同样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裂变，并有明显的分岔，比如——
　　作为官方或者主流意识形态的“意志形态”；
　　作为大众或者边缘意识形态的“意象形态”；
　　作为知识分子或者深层意识形态的“意义形态”。
　　很显然，处在如此的意识形态新型整合格局当中，选择的空间就十分有限，为此，在提出“资源共享”的前提下，再提出“知识安全”的问题（包括：坚固知识产权的归属，遏制知识垄断的蔓延，防范知识霸权的威胁，加速知识结构的更新，推进知识整合的完形），乃是一个恰当的防范策略。
　　如果说，人类停止进化的一个前提，是过于封闭自己，并过度安全保险，那么，“知识安全”必然关涉“知识间性”及其互向关系。对传统和国际的过度依赖，则个人知识极不安全。
　　于是，最后的整合意义何在：传统，价值，文明，文化？无理僭越或者无法僭妄，其结果，都只能是肢解主体。于是，在艺术（音乐）领域，感性作为人最初的本原驱动，是问题的关键。同样，也是实现“知识安全”的必要保障。
　　音乐是人的创造。作为其当然结果，对以何为“本”的识别就很显然：天本，神本、物本，人本。如果以“人本”作为主要部件的话，则价值轴心的定位或者位移，将必须面对。无疑，理性并认知方式，以及其终极依据（确实：实在＋精确，这也是“逻各斯中心主义”在当下的主导逻辑依据），是为当今主要价值轴心（作为历史辨认与文化识别的基本标准），并有大面积的覆盖与弥漫。其实，文化问题并不是基于一种单一的真值逻辑：是或者非；还可能有：是并且非，不是或者不非，不是并且不非，等等。
　　尤其，需要充分地注意到，在“理性至上”的前提下，“科学唯一”以及“知识仲裁”的逻辑，已然成型。于是，当“理性科学知识”过于凝聚，以至于全面格式化，则就必然导致“感性直觉经验”进程的中断。对此，不妨关注一下“完形人本结构系统”（感性／感受，知性／体验，理性／认知，灵性／觉悟）（“理性／认知”仅仅是其中的一环，如同20世纪天文学最重大的发现“宇宙无中心”一样，其实，人也处在“平权”状态）；并将其置于人的“艺术／审美”方式及其“语境／力场”当中，进行必要的轴心位移与定位。
　　依照经济学“通过生产推动消费”或者“通过消费拉动生产”的原理，显然，基点应定位在：人的感知结构合式合理（本原）驱动。进而，通过拉动技术，一方面推动乐音构成元素及其相应方式的增长与扩张，另一方面，引发人的音响感受方式的转换，再而，改变其先在的意义指向。与此同时，其终极关怀也在于此：感知结构在人的总体音乐文化历史进程当中，不仅驱动，而且仲裁。
　　无疑，相比以往历史，20世纪音乐一个空前的突出方面在于：音响媒体被极度关注。进一步的问题是：音响结构行态的人文意义如何“给出”？依我看——
　　以感性为基础先导，设定“六合”底边：高低，长短，厚薄；
　　以知性为经验中介，实现“两象”叠合：意象（构象、运象、品象之意），易象（简易、变易、不易之象）；
　　以理性为操纵路径，拉动“四元”张驰：音高，音长，音强，音色；
　　以灵性为完形整合：在功利度量之后祛除精神遮蔽，在理性至上之后敞开人本原真，在认知承诺之后诗意地居住；
　　再加上“3＋3”外在关系之界约：古今／中外／雅俗＋内外／是非／阴阳（尤其，注意世界性“性别主义”乃至“女权主义”思潮对音乐文化领域的渗透）；
　　以及在此之上的音乐与表演（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专号24～29J5舞台艺术韩钟恩20012001首先，以总体文明进程，并20世纪中国历史的相关断代，作为起兴。涉及：一般方式，产业方式，生产方式，文化方式，思想方式，学术范型，标准化进程，价值指向，别种景观，等等。然后，在反思的前提下进行叙事。包括：“后冷战”的历史态势与世界格局，中国音乐发展历程，当下中国音乐文化状况，并存文化及音乐样式，理想状态（变本原对立为分立，变异质相融为相间，变耦合互补为互动，变权力制约为制衡）。进而，提出文化选择问题。通过作品再度观测20世纪中国音乐发展。相关：现实处境与相应策略（知识安全的必要性），设定人的感知结构的驱动／仲裁机制，音响结构行态的人文意义给出（以感性为基础先导，以知性为经验中介，以理性为操作路径，以灵性为完形整合），构成感知结构的经验来源（在表达与交际之后，成为一种只供感性愉悦的声音）以及人文前提（“利益”就是人类感知结构的本原驱动，并“审美无利害关系”作为其性质归属），在感知结构驱动下的直接面对。通过“意义资源”从新配置，提出对“声音／音响”形而上学意义的寻求，并且，在一种漫无边际的自然状态和不可穷尽的文明进程中，去进行一种“绿色审美”。 作者：音乐与表演（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专号24～29J5舞台艺术韩钟恩20012001首先，以总体文明进程，并20世纪中国历史的相关断代，作为起兴。涉及：一般方式，产业方式，生产方式，文化方式，思想方式，学术范型，标准化进程，价值指向，别种景观，等等。然后，在反思的前提下进行叙事。包括：“后冷战”的历史态势与世界格局，中国音乐发展历程，当下中国音乐文化状况，并存文化及音乐样式，理想状态（变本原对立为分立，变异质相融为相间，变耦合互补为互动，变权力制约为制衡）。进而，提出文化选择问题。通过作品再度观测20世纪中国音乐发展。相关：现实处境与相应策略（知识安全的必要性），设定人的感知结构的驱动／仲裁机制，音响结构行态的人文意义给出（以感性为基础先导，以知性为经验中介，以理性为操作路径，以灵性为完形整合），构成感知结构的经验来源（在表达与交际之后，成为一种只供感性愉悦的声音）以及人文前提（“利益”就是人类感知结构的本原驱动，并“审美无利害关系”作为其性质归属），在感知结构驱动下的直接面对。通过“意义资源”从新配置，提出对“声音／音响”形而上学意义的寻求，并且，在一种漫无边际的自然状态和不可穷尽的文明进程中，去进行一种“绿色审美”。

网载 2013-09-10 21:2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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