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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代的存在主义者都一致把１９世纪丹麦神秘主义者基尔凯郭尔、强力意志的鼓吹者尼采以及现象学的创始人胡塞尔当作自己的直接先驱；一致认为正是这三个人的哲学为当代存在主义的形成开辟了道路。雅斯贝尔斯声称：“基尔凯郭尔和尼采是一等星”，“基尔凯郭尔和尼采使我们睁开了眼睛”［（１）］。美国学者L·J宾客莱说：“雅斯贝尔斯、海德格尔、萨特的学说无疑都是根据从尼采那里接受过来的见解建立起来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尼采是存在主义的一个前先驱”［（２）］。　　　　　　　　　　　　　　　　　　
　　近代欧洲哲学的主题是理性，理性哲学发展的最高峰便是黑格尔的绝对观念的自我运动的封闭体系。但是，１８４８年欧洲革命失败后，人们对理性产生了怀疑。康德、黑格尔的哲学作为至高无上的国家哲学，却不能给彷徨苦闷中的人们以任何答案。这时，人们遇到了以非理性主义代替理性的叔本华、尼采等人，并和他们一道，扛着非理性主义的大旗，高喊打倒理性主义的口号，向着理性主义的宫殿中冲去。自此，哲学主题在非理性主义流派那里变成了对生命意义的寻求。１９世纪中叶到２０世纪初，西方一系列非理性主义哲学流派登上了新的舞台进行表演。其中最轰动、最高峰的一幕就是存在主义，而存在主义哲学在血缘上与尼采哲学离得最近，受尼采哲学的影响也最深。本文试图就存在主义哲学与尼采哲学之关系进行考察。　　　　　　　　　　　
　　　　一　　　　　　　　　　　　　　　　　　　　　　　　　　
　　哲学观方面。尼采哲学是人生哲学，人是哲学的对象。近、现代西方哲学中的这一人学转折并非从尼采开始。早在古希腊时代，普罗太哥拉就已提出了“人是万物的尺度”的命题，康德提出了围绕人的四个着名命题，提出了“人是目的”的着名口号，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则明确地把哲学变成了人学。与这些哲学家相比，尼采有自己的特点。他带着由大工业社会造成的分裂心灵，却又企望一种完美的生命，一种与自然融为一体的圆满。他是一名哲学家，同时又是一名真正的浪漫主义抒情诗人和经常处于迷狂状态的艺术家。尼采认为，在大工业生产和当时欧洲的文化氛围下，“生命是受病了，它病于工业及机械主义之破坏人性，病于工人之非人性，病于分工之经济学谬见”［（３）］。他认为，在人生已经失去绝对背景的条件下，哲学的任务就是要为人生寻找一种绝对的意义。他反对苏格拉底以来的西方哲学，认为他们都是乐观主义的，而乐观主义是浅薄的，同时他又认为悲观主义是没有根据的。按照他的看法，只有经由悲观主义的乐观主义才是体验过人生忧患以后重新肯定人生的有深度的哲学。凡哲学都应该有助于促进人的体魄和心灵的强健，使人上升。他认为，痛苦的生活才使生命充盈和扩大，如果生活没有痛苦，生命之花便要失去营养而凋谢。他把哲学变成了“人的哲学”，“生命的哲学”。这样的哲学不再讨论观念、理性等抽象概念，只讨论那种支配着人的比较持久而稳定的精神力量，即意志。我们是谁？我们从何而来？到何处去？尼采认为，每一种伟大哲学的真正使命就是要告诉人们：“这是全部人生的画图，从中寻求你的生命的意义吧”［（４）］。　　　　　　　　　　　　　　　　　　　　　　　　　　　　　　　　　　
　　哲学对象的改变导致了哲学性质的改变，尼采一再强调，哲学不是学术，哲学家不是学者，他厌恶学院式的哲学，认为哲学应是对人生最后意义的寻求。他不满于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哲学，他认为叔本华指出的生命的痛苦和死亡的悲哀，诚然是人生固有悲剧性质。他第一要承认人生的悲剧性质，以区别于虚假或浅薄的乐观主义；第二要战胜人生的悲剧性质，以区别于叔本华的悲观主义。所以，在尼采看来，哲学的课题是在承认悲剧性的前提下，如何肯定人生，确定一种对待人生悲剧的积极立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提出了其哲学的基本精神－－酒神精神。　　　　　　　　　　　　
　　存在主义哲学也是一种从自我出发，带着浓厚的非理性主义和悲观主义色彩的人生哲学。存在主义者认为，人的存在才是唯一真实的存在，传统哲学只谈论抽象的存在概念，玄而又玄，对人的存在不加关心，对人的现实生活没有意义，因此不是真正的哲学。而存在主义哲学的任务则是要为人生寻找绝对的意义。这一悲剧性的努力是继承尼采的哲学传统而来的。海德格尔、萨特试图建立的“基本本体论”、或“新本体论”，试图通过对人的存在的结构进行分析来探明个人生存的意义，正是这种努力的表现。他们强调，哲学应当是一种生存方式，是个人的实践活动。“整个存在哲学起因于基尔凯郭尔对他个人生涯的思考”［（５）］。在萨特哲学中。“人是他的行动的总和”［（６）］，海德格尔认为：“我们应当对我们的命运说‘是’。在这一点上，海德格尔的思想既受基尔凯郭尔的影响，同样也受尼采思想的影响”［（７）］。存在主义否认主客体的分离，他们避免在主客体之间进行抉择。他们认为，存在哲学首先关心的是去弥合先前哲学在现实和个人之间所造成的裂痕，坚持整体性和连续性。这与尼采企望一种完满的生命，一种与自然融为一体的圆满是一致的。　　　　　　　　　
　　哲学对象的变化还导致了哲学方法的变化，尼采认为，科学和逻辑不能触及为生命提供绝对意义的那个本体世界，唯一的途径是酒神式的醉境。存在主义哲学把“孤独”、“绝望”、“烦恼”、“焦虑”、“惧怕”等概念作为自己的基本范畴，注重人的情绪体验。尼采和存在主义者都认为，对生命存在意义的体验，仅仅存在于个人与本体之间某种神秘的沟通或融合状态中，这种状态是无法用科学语言来表达的。尼采为寻求人生的绝对意义找到了两种途径，即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日神精神相当于梦幻世界，然而它是有所节制的，酒神精神则是一种本能的冲动，夹杂着迷狂与痛苦，尼采更注重酒神精神。“归根到底，酒神精神就是一种极端的反对基督教传统的精神，它追求一种完满、充盈的生命形式，呼唤着一个强烈特性的、真正的个体”［（８）］，法国哲学家让·华尔指出：“基尔凯郭尔（存在主义者）总是称自己为孤独和唯一的人。这一点，他可以和斯蒂纳和尼采相比”［（９）］。雅斯贝尔斯在自己的哲学中则努力向我们揭示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共存于个人身上：希望和绝望，蔑视和信任等。这与尼采的那种既承认悲剧又试图超越悲剧的二难心理是一致的。“孤独者的概念也出现在雅斯贝尔斯那里，它处于尼采和基尔凯郭尔的双重影响下”［（１０）］。至于萨特，“孤独”、“焦虑”等等概念在他的哲学中则随处可见。最后，海德格尔得出了结论式的观点：“只要依靠畏惧，我们就能从非真实的领域前进到真实的领域”［（１１）］。　　　　　　　　　　　　　　　　　　　　　　　　　　
　　　　二　　　　　　　　　　　　　　　　　　　　　　　　　　　
　　认识论方面尼采在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上，把价值关系绝对化。他认为，价值对于生命来说是最终决定的东西，人与世界的关系可以归结为价值关系。存在主义者也认为，世界仅仅存在于人所赋予的意义中。尼采以冷峻傲岸的态度去表达时代精神，反映出一部分西方人，在科技发展的历史必然性面前茫然失措和绝望挣扎的情况。他以忧郁的心情预示了科学意志将统治全球，同时又宣布意志的虚无，宣布一切标准一去不复返。一切坚定的东西都如沙器。空虚的痛苦、一切深刻的信念的混乱，对生活价值的不可把握，加深了他在绝望中去追求奇异的意向。这就是意志的绝对化。从哲学的角度讲，在尼采看来，以前所拥有的至高无尚的理性权力，如今被冲动意志所取代。人们不必服从于绝地的理念，只要听从意志的驱使，一切价值都由此而决定。尼采宣布，上帝死了！应该对一切价值进行重新估计。“尼采的哲学之锤就是通过摧毁所有的习惯信仰即事实上的偶象的办法，以便一个人能够自由地去建立他赖以生活的信仰。就其个人来说，这是对各种活生生的真理所表示的一种存在主义的关注”［（１２）］。尼采自己说：“真理就是这样一类错误，要是没有它，某一类生物就活不成。价值对生命来说，才是最终决定的东西”［（１３）］。　　　　　　　　
　　在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上，存在主义者认为，世界只存在于我所赋予的意义中。他们认为人的自我的存在决定外部世界的存在，外部世界本身只是一片混混沌沌的虚无，它只有依赖于人的存在才有意义，这实质上是一种彻头彻尾的主观唯心主义思想。存在主义者海德格尔认为，自我的存在是在先的，第一性的，外在事物的存在取决于自我的存在。要是没有自我的存在，世界上其他事物的存在就失去了确定性。萨特也认为“自为的存在”（即人的存在）决定“自在的存在”（即外部世界的存在），因此他说：“世界就是人，人心的深处就是世界”［（１４）］。同样地，雅斯贝尔斯说：“一切现实的东西，其对我们所以为现实，纯然因为我是我自身”［（１５）］。存在主义者认为，个人的存在是通过个人处于烦恼、畏惧和死亡状态时才体验到的。萨特由笛卡尔的主观唯心主义命题“我思故我在”出发提出：“世界决没有一种真理能够离开‘我思故我在’”。这显然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的先验论。　　　　　　　　　　　　　　
　　此外，尼采和存在主义者都批判科学和理性，认为科学、理性、逻辑都不能触及为人生提供绝对意义的本体世界。L·J宾客莱说：“一个现代德国的存在主义者卡尔·雅斯贝尔斯指出，克尔凯戈尔（存在主义者）和尼采两个人都把传统上对理性的依赖从根本上表示怀疑，这种怀疑是他们从存在主义的关注深度中和认识１９世纪世界观消亡的远见中得出来的”［（１６）］。尼采指出：“并没有什么‘精神’、也没有什么‘理性’、什么‘思维’、什么‘意识’、什么‘意志’、什么‘真理’，这一切都是无用的虚构”［（１７）］。又说：“哲学的迷误，就在于不把逻辑和理性范畴看成一种手段，用来使世界适应有用的目的的，而认为在其中可以找到真理的标准……”［（１８）］。在谈到存在主义者对待理性的态度时，L·J宾客莱说：“他认为，生活内容比逻辑更丰富。理性并不是了解现实或实在本身的最有把握的钥匙。克尔凯戈尔对他那个时代的系统哲学家们的过分的理性主义作了有力的反抗。他说，如果仅仅用理性对人加以客观的考察，从外部去观察人，把人变成许多客体中之一，那么，他所受到的待遇是不公平的，也是不正确的”［（１９）］。又说：“雅斯贝尔斯把他的哲学取名为‘世界定向’，它的内容就是观察和批评科学”［（２０）］。在雅斯贝尔斯看来，有两种哲学理论都企图把科学当做世界观的基础，一种是实证论，另一种是唯心论。这两种哲学理论都导致对个人的否定，即导致对存在的否定。此外，海德格尔、萨特等人也对理性和科学进行了批判。　　　　　　　　　　　　　　　　　　　　
　　　　三　　　　　　　　　　　　　　　　　　　　　　　　　
　　人性观方面对于人性和人的处境的看法，最能表现出尼采哲学的现代存在主义特征。尼采认为，人与其他动物不同，那是因为人是“未定型的动物”。所谓“未定型”，并非指人的体质特征，而是指人总是要为自己的生命寻求一种高于生命本身的意义，而这种意义又在宇宙中是找不到的。上帝死了，靠彼岸世界赋予生命的虚假意义已经消失，人类出现了价值真空，显示了人生无意义的荒谬处境。然而，同时又显示了人的自由，人可以通过创造来赋予自己的生命以意义。既然生命本身无既定的意义，所以创造意义完全是每个人自己每时每刻可以重新开始的事情，人永无固定的本质。“一切价值的重估”是尼采哲学的重要命题，重估的最高标准是酒神精神和强力意志。尼采的“超人”是对“人是未定型的动物”的最好说明，在他看来，“超人”高于现代的文明人，即基督教文化桎梏下的懦弱的人、野蛮化的人、因循守旧的人。在他看来，“超人”就是生命力蓬勃向上的人，因而，“超人”不是最终目的，而只是手段。“没有谁能把人的特性给予人，无论是上帝、社会，还是他的父母和祖先，还是他自己……［（２１）］。这段话可以说是存在主义哲学“存在先于本质”的精神表述，萨特在解释他名之为存在主义第一原理的这个命题时几乎是逐字逐句照抄了这段话。萨特说：“我们说存在先于本质，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人首先存在，碰到他自己，在世界上冒出来，然后才给自己下定义。如果说存在主义者心目中的人是无法下定义的，那是因为人原来是个‘无’。他什么都不是，等到后来才是他把自己造成的那种人”。萨特接着又说：“所以人没有什么本性，因为没有上帝怀着人的概念。人就是人。并不是说人就是他设想自己是的那种人，而是说人是他愿意是的那种人；他已经存在之后，才象他自己设想的那种，向存在一跃之后，才象他愿意是的那样”［（２２）］。至于人的“未定型”性、未完成性、敞开性、无限可能性，人的处境自由和荒谬等等，更是一切存在主义者常谈的话题。　　　　　　　　　　　　　　　　　　　　
　　在生命缺乏既定意义、人类缺乏普遍价值目标的情况下，尼采和存在主义者都强调自我责任和自我价值。尼采一再呼吁：“成为你自己”！存在主义者也常常作如是说。然而，自我的独特价值仍然需要一个永恒的背景，个人的生存只有与这个永恒的背景联系起来才有意义。超越是把个人生存与某种绝对本体沟通和融合起来，使之获得某种绝对的意义。“雅斯贝尔斯说，存在主义者完成超越自我的一个连续运动，他（指雅斯贝尔斯）上溯到尼采，尼采和基尔凯郭尔一起影响了他”［（２３）］。可悲的是，存在主义者和尼采都找不到这样的绝对本体。尼采的生命意志只是诗意的说法，他的酒神精神毕竟战胜了他的美妙梦幻般的日神精神，最后只留下悲剧。海德格尔把“为死而在”视为超越的唯一途径。萨特则哀叹：“人是一堆无用的热情”。总之，他们认为，人之为人在于他要为生存寻找绝对的意义，但这种意义是没有的；尽管没有，仍然要真诚地追求。这就是尼采和存在主义者的局限和错误所在。一个人只有把自我与社会联系起来，在社会实践中创造出更多的价值，才能寻回真正的自我，实现自我。　　　　　　　　　　　　　　　　　　　　　　　　　　　　　
　　　　四　　　　　　　　　　　　　　　　　　　　
　　尼采和存在主义者都对现代文明进行了批判。在尼采的着作中充满了对现代文明的愤激之言，他对现代文明的批判主要是从两个方面进行的。一方面是基督教文化桎梏着人的生命本能，使人的生命本能普遍衰弱；另一方面是商业社会的匆忙和劳动分工导致文化的丧失和人性的野蛮化。大工业社会造成了人类心灵的普遍分裂，还导致了自我的丧失。存在主义者对现代文明的批判和尼采相比更注重从理论上入手，因而较为抽象。“存在主义者信仰尼采，因为他们把他看成这样一个独特的思想家，他敢于怀疑他那个时代的一切，而自己从事斗争去发现是否存在这样一种生活意义，这种生活的意义可以在１９世纪的虔诚的神话、幻想和各种所谓真理均被毁灭后发现出来的。尼采以他生活过来的方式，通过他所考察过的问题向许多２０世纪的存在主义者提出了参与斗争、自己去寻找真理的重要性”［（２４）］。尼采认为，基督教是“超人”最危险的敌人，因而他猛烈地攻击教会和基督教。“教会是一切可能想象得到的邪恶中最严重的一种，它把一切有价值的东西都变成废物，把清白正直搞成精神上的卑鄙龌龊”［（２５）］。此外，尼采还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平等以及物质财富的堆积，而人民生活则痛苦不堪等方面进行了攻击和揭露，“国家‘窃取了发明家的工作成果、智慧和财富，并把一切变成疾病和灾害’”，“只有国家消灭了的地方，才开始有人，不是多余的人，开始了必须的人们的歌唱，开始谐和美妙的音乐”［（２６）］。在匆忙的社会里，人们普遍感到失去了什么，因而尼采号召人们，要寻找自我，不是到天国，而是在自己的内心深处去寻找，寻找那种真实独特的自我，这显然是一种自欺欺人的唯心主义观点。　　　　　　　　　　　　
　　存在主义者断言，反抗是人生课题的一个重要选择。他们反对那些由柏拉图、斯宾诺莎或黑格尔所代表的古典哲学思想，实际上，他们是反对从柏拉图以来的整个古典哲学传统。“如果把萨特看成终点，我们可以把存在哲学的发展说成是由基尔凯郭尔的一种纯粹宗教思想走向萨特的一种非宗教有时甚至是反宗教的思想”［（２７）］，其实，在基尔凯郭尔那里，神并不是真实的，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上帝是我在追求中被发现的”［（２８）］。他认为上帝存在与否取决于我的态度，上帝是完全他者。萨特在思考上帝时说过：“可是上帝立刻就烟消云散，无影无踪了，连招呼也不打一个。‘他并不存在’，我们诚惶诚恐地对自己说。我认为问题就此解决了。看来，事情就是这样，因为我从来没有一丝一毫让上帝在我心中复活的念头”［（２９）］。　　　　　　　　　　　　　　　
　　同样地，存在主义者也对当时的社会进行了批判。基尔凯郭尔认为，对于人的存在来说，社会是恶魔、是罪恶，是一种与人为敌的力量，它压抑并消灭人的个性。因此，他反对资产阶级社会所特有的把个人的弄得千篇一律的做法，从而发展了关于人的极端个人主义的观点。其他存在主义者也对当时的社会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批判。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在人生的根本追求被遗忘的时代，尼采要求哲学迷途知返，回到自己的根基，对人生的意义提出质问。尼采的呼声在存在主义哲学中激起了回响，尼采哲学从哲学观、认识观、人性观等方面影响了存在主义哲学。尼采和基尔凯郭尔一起被称为存在主义哲学的先驱。　
　　注释：　　　　　　　　　　　　　　　　　　　　　　　
　　（１）（１５）刘放桐着《现代西方哲学》第５４，５５２页。　　　　　　　
　　（２）（１２）（１５）（１８）（１９）（２２）（２４）（２９）L·J宾客莱《理想的冲突》第１８６、１８８、２０１、３３２、１８１、２１８、１８７、２０９条。　　　　
　　（３）（４）（８）转引自《外国哲学与哲学史》１９８６年第８期，第８５、８６页。　　　　　　　　　　　　　　　　　　　　　　　　　　　　　　　　
　　（５）（６）（７）（９）（１０）（１１）（２０）（２３）（２６）（２７）让·华尔着《存在哲学》第３、９７、６、１１８、１０３、２３、６９、３４、２７页。
　　（１３）（７）尼采着《权力意志》第２６８条。　　　　　　　
　　（１４）萨特着《存在与虚无》第３５页。　　　　　　　　　　
　　（２１）转引自《外国哲学与哲学史》１９８６年第７期，第８７页。　　　　
　　（２５）转引自《外国哲学与哲学史》１９８５年第６期，第９３页。　　
　　　　　　　　　　　　　　　　　　　本文责任编辑：从余　　　　　　
　　
　　
　　
贵州民族学院学报（社科版）贵阳022-026B6外国哲学与哲学史王芳恒19951995 作者：贵州民族学院学报（社科版）贵阳022-026B6外国哲学与哲学史王芳恒19951995

网载 2013-09-10 21:1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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