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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坤一，清末湖南新宁人，历任江西巡抚、两广总督、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帮办海军军务等要职。作为清朝同光时期的重要疆吏，刘坤一自然参预和主持了许多洋务活动，对洋务运动的发展、晚清政局都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因此，探讨刘坤一的洋务思想和活动，无疑将有助于洋务运动史和晚清政治史的研究。
　　　　　　一“练兵言战始可言强”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即处于西方列强的环伺之中，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刘坤一密切关注列强侵华动向，对日本侵台、沙俄窥视中国东北、西北地区的阴谋多次给予揭露，提请清廷注意。同时，他认为制止列强侵略的最有效办法，是中国本身的自强，这就是效法西方，练兵制器。刘坤一认为，“方今之势，非日日练兵，人人讲武，不足以转弱为强”〔1〕。早在江西巡抚任内，他就积极参加练兵活动， 对练兵表现出极大的热忱。刘坤一在江西采用了轮练之法，抽练选锋兵2000人，后来派人取回直隶、江苏的练兵章程，并在江苏雇募5 名熟悉洋操的军人在江西充当教练，进行洋式训练。就任两广总督后又练广东兵5000名。在练兵过程中，刘坤一非常重视炮队的编练，认为“行军以火器为先，火器以炮队为利”〔2〕，遂于光绪五年（1879 年）将江苏留存的勇营庆字中营的500名勇丁和180名长夫，全部改编为炮队，配备前后膛洋炮24尊，添募3名教习，训练使用洋炮。
　　甲午战争前后，刘坤一认为“时局艰难，外侮频仍，自以制械练兵为当今急务”〔3〕，愈益注重练兵制械。光绪十八年（1892年）， 刘坤一在所辖湘军和督标亲军中改编炮队，有的以营为单位，配备两磅后膛车炮24尊，有的是步炮混编，每营配备洋炮4尊。光绪二十四年， 他认为“今日时势，练兵为第一大政，练洋操尤为练兵第一要着”〔4 〕，将所属江南防军37营旗11000余人一律配备后膛九响毛瑟枪， 由自强军挑选100余名排长充当教习，按照德国操典训练操法、枪法、 阵法等新式军事操练技术，他还将《西法类编》、《德国陆师操法入门》等书印发给官兵学习。这年八月，他与张之洞一块上奏清廷，认为“外国之所最长，盖莫过于兵”，请求下令在全国“赶紧讲求练习外国操之法”〔5〕。在练习过程中，刘坤一深感“惟一军之强弱， 恒视将领之优劣为转移”〔6〕。因此， 他又比较注重用近代军事科学技术知识培养军事指挥人才。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他在江宁设立选将学堂，选拔各营旗官弁入堂学习，聘请洋人教授马步枪炮、工程、辎重、测量等课程。与此同时，他还选择由德国人任教习的江南陆师学堂的优秀毕业生，分配到各营担任中下级军官。
　　与练兵紧密相联的是制器。早在同治十年（1871年），时任江西巡抚的刘坤一就派人在上海雇募工匠到江西制造洋火药和炸炮子，接任两广总督后认真经营他所主持的机器局。在他的主持下，广东机器局仿制的各种新式枪炮，“俱属精良灵便”，尤其是格林炮，工巧价廉，直隶等省纷纷要求购买。江南制造局在光绪七年便能制造出中针林明敦后膛枪，光绪十八年已能仿制前后膛钢枪和后膛新式步枪。为了不依赖国外的钢料，他主张在制造局设炉炼钢，三年后开始出钢。以后，他又奏准在该局设立炼钢、栗色火药和无烟火药等三厂，并为该三厂奏准每年在江海关关税项下拨银20万两，作为常年经费。在“制器”过程中，刘坤一深感当时因人设厂和制造杂乱的状况不能满足“自强”的需要，因而向清廷提出：一、应该规定南北洋各机器局一局专造一项，以期“专而能精”。为此他向外国订购机器，在南京设局专门制造洋火药，是一局专造一项之范例。二、全国广设机器局，一省设一局，偏远省份两省设一局。以上建议都是从全国整体考虑，不能说没有见地。
　　对于海防所需军舰，刘坤一也主张自己制造。光绪三年，刘坤一在广州仿照外国样式制造内河小轮船14艘，用于内江巡防。光绪五年，他又令广东机器局和盐务所制造轮船4 艘， 用于巡察海口。 李鸿章用银240万两向英国购买8艘蚊子炮船，刘坤一不以为然，认为花费太多，应当自己制造，他下令广州机器局仿造了两艘蚊子炮船，并上奏清廷，请责成福州船政局、江苏、广东等省的机器局自行仿造蚊子炮船，以代替向外国购买。为了制造和修理舰船，刘坤一早于光绪二年（1876年）用8万元从英国人手中买下了黄埔船àｏ＠①， 船àｏ＠①内机器等物一应俱全。他当时就说：“将来如有扩充机器局务、自行制造大船大炮之时，此处便为得用。”〔7 〕前述广州机器局就是在此处制造了两艘蚊子炮船。
　　办理海防，刘坤一倾向以守为主，认为“海防虽不可不办，然目前似当以守为主”〔8〕。因此， 他花费了大量精力在沿海沿江修筑洋式炮台。同治十三年（1874年），刘坤一派人去镇江、上海察看洋炮台，随即在九江和湖口各修筑了两座。到广州后他对前任所筑虎门等处的数十座炮台加以改进，并配备前后膛大炮100余尊，其中有重达2500 斤者，到光绪五年底增筑洋炮台至130余座。在两江总督任上， 刘坤一对沿江及长江海口各炮台亦极重视，说“炮台为江海干城”，令守台将士勤加操练，他还经常出巡察看，在军事要地添筑炮台，给各炮台不断配备大炮。在防御方面，与炮台相辅助的是水中的水雷。刘坤一认为“办理海防，必须水陆相辅”，“水雷实为制敌利器”〔9〕。 他在广州时就督饬广东机器局仿制水雷，对金陵机器局仿制成的水雷亲自考校浮雷、沉雷、碰雷等各种水雷的功用。
　　　　　　二“非富无以致强”
　　与其他洋务派一样，刘坤一在练兵制器的活动中也认识到了“强”与“富”的关系，认为“非富无以致强”，从而积极投身于“求富”的洋务经济活动中。
　　刘坤一认为中国“各省矿产甚多，为我自然之利，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生财之道无逾乎此，然非有铁路，则矿务不能畅行”，因此，必须“铁路与矿务相需而成”，由此提出“善后之策，唯有亟修铁路，广开矿务”〔10〕。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刘坤一上折请设商务大臣，请开办芦汉铁路。他提醒清廷，当时列强对中国“莫不虎视眈眈，思欲择肥而噬”，中国必须“发奋为雄”，而不能“甘就削弱”。就当时形势而论，刘坤一提出“中国必须开办铁路，以为富强之基”，首先应当修筑芦汉铁路，然后以此为干路，“接办各处支路，循序渐进”〔11〕。同年南京附近发现煤矿，刘坤一便派人招聘矿师进行踏勘，然后制定办法，或由官或由商进行开采。徐州铜山煤矿产量较高，但运销上海成本很高，难以与洋煤竞争，刘坤一便向清廷上片，请求蠲免沿途厘捐，以减轻商人的负担。
　　对于洋务企业的经营形式，刘坤一不同意官督商办，而主张官商合办。光绪七年（1881年）他上片清廷，主张将官督商办的轮船招商局内的官款及其利息，“作为官股，照商股一律办理”，这样“其利得以分润，公私两得其平”〔12〕。对于路矿企业也是如此，刘坤一不赞成官办和官督商办，而主张商办。他认为“仍旧官办，值此库帑支绌之时，无从筹此巨款”，“若复狃于官督商办之说”，“势不至本集自商利散于官不止”，因此请求“以官发其端，以商任其事”，进行商办〔13〕。他在请求开办芦汉铁路的折子中建议：“访查殷实绅商，及由商而官，或由官而商者，派充总商，令其自设公司，招集股分”〔14〕。他在给翁同和的信中也明确表示“官办不如商办”。但是，他所说的“商办”，是必须由“官为保护”，即由政府控制的。光绪二十四年，刘坤一遵旨在上海设立商务总局，目的是“联络绅富，鼓励商民，讲求物土之宜、仿办制造之事”。到光绪二十七年，他与张之洞上折清廷，认为“西国之富实以工”〔15〕，请求在国内奖励工艺，鼓励人民设厂制造，发展工业，并请求制定矿律、路律、商律，保护国内工商业。
　　刘坤一主张与外国通商，认为“中西通好通商，将与天地相始终，即有圣神文武之主起，而内修外攘亦不能闭关绝市”〔16〕。光绪七年，在对轮船招商局前往东西洋贸易的讨论中，刘坤一极力赞成并主张给以支持。早在两广总督任内时，他就曾批准轮船招商局“和众”号轮船前往美国檀香山进行贸易。他认为“泰西各国以商而臻富强”，中国应当仿效，中国商船到各国贸易，还可以“分洋人之利”。同时，刘坤一还主张在国内保护中国商人的利益。光绪六年，他上折清廷，主张采煤运煤“应一例减税”，“以广销路而顺商情”。第二年他上片清廷，主张中国商人运茶到俄国，也照俄国商人只交正、半两税，此外概不重征，“庶几有利可图，商情自能踊跃”，不致被俄商挤垮〔17〕。
　　刘坤一主张“富”、“强”并重，“非富无以致强”，这与其他洋务派没有什么区别。但他“求富”的途径却与其他洋务派不同，他不仅反对企业的官办，而且反对官督商办，大力提倡商办，主张保护国内工商业，并付诸行动。这些都有利于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是顺应历史潮流的。
　　　　　　三“中学宜兼西学”
　　机器生产与科学技术紧密相关。对此刘坤一也深有认识，他主张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认为这才是“自强根本要图”。
　　刘坤一早年主张设西学馆传播西方的先进科学文化和技术。光绪二年，他准备在广州设西学馆，认为“西学馆之设，诚为当今急务”，以后又请福建船政大臣黎兆棠替他在福建艺学馆和福建船政出洋留学生中，物色各学科优秀人才，“堪充各西学馆教习”〔18〕。西学馆拟开设制造、驾驶、矿学、化学、汽学、重学等课程。可惜他不久被罢职，西学馆也就半途而废了。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刘坤一上折清廷，建议广泛翻译西学书籍，发给各省书院，供诸生学习，并由各地方官聘请西洋饱学之士和精通西学的中国学者为书院教习。另外，在各通商口岸设立学堂，聘请懂西学的人作教习。光绪二十四年，刘坤一在《创立江苏省郡县学堂折》中指出“学堂之设，为自强根本要图”，在江苏“应迅设省、府、县各学堂以植其本，另设农、工、商等学堂以造其精”〔19〕。于是，他在南京将原储材学堂改成江南学堂，作为江苏省高等学堂，将各府、县旧有书院改为府、县学堂。宗旨仍是“中学为主、西学为辅”。同时，他打算再设立农务学堂、工艺学堂、矿路学斋，分别学习种植、农艺、树艺、畜牧、制造、重力、汽化、地质等各种专门学科。同年十月，清廷下令停罢各省学堂，刘坤一立即上奏加以反对，请求“饬各省分设中学堂、小学堂，多译中西政事有用之书，以资诵习，延请中外品学兼优之士，以为师儒，以期渐开风气”〔20〕。光绪二十七年，他与张之洞上奏清廷，建议“令各省分遣学生出洋游学，……并宜专派若干人入其师范学堂，专习师范，以备回华充小学、中学普通教习”〔21〕。
　　与此同时，刘坤一还主张设立报馆、派遣留学和奖劝游学。光绪二十四年清廷下令严禁报馆、学会等。刘坤一上片认为农学会、农学报、商学报、商学会，能够联络通气，考求物产，对于农务、商务大有益处，请求清廷不要禁设这类馆会。第二年，刘坤一在江苏各学堂中挑选了20名学生，派赴日本成城学堂学习军事，以期成为“干城之选”。光绪二十七年，他与张之洞共同上奏清廷，提出应当“奖劝游学”，或由“各省分遣学生出洋游学”，或由个人“自备川资出洋游学”，学习文武两途及农、工、商、师范等专门之学，学成者给以进士、举人、贡士等资格，这样清政府就“可省无数之心力，得无数之人才，已可谓善策”〔22〕。
　　在引进西学方面，刘坤一当然还不能脱离“中体西用”的窠臼，但他主张全面、系统地引进西学。他提倡的兴学堂、设报馆、遣留学、劝游学，都推动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在中国的广泛传播。
　　　　　　四“据理力争”与“以夷制夷”
　　刘坤一久任地方疆吏，在长期的对外交涉活动中形成了自己的思想。
　　19世纪70年代，刘坤一对外交涉的基本思想是既要维持和约，但又不迁就退让，正如他所说：“中外交涉事件，固须推诚布公，亦在于直捷坚忍，不躲闪，不游移，有时亦足以服其心，挫其势。”〔23〕同治十三年（1874年）日本侵台，刘坤一认为“不可不防其渐”。《中日北京专条》签订后，他很不满意，认为清政府“议给五十万，虽以抚恤为名，终是苟且将就”〔24〕。光绪五年（1879年）崇厚与沙俄谈判归还伊犁问题，刘坤一上疏认为“俄约决不可迁就，致启得步进步之渐，恐以肉啖虎，肉不尽而虎不止”〔25〕。及至曾纪泽与沙俄签订了《中俄伊犁新约》，他仍觉得清政府“过于迁就，将来善后为难”。
　　在具体办理对外交涉中，刘坤一基本上做到了“据理力争”。这方面比较典型的事例是他在江西办理教案和在广州交涉华工出国问题。刘坤一认为，“天主教之败坏民风，有碍吏治，难以言罄，现在污染渐深，蔓延渐广，居然异类，隐然敌国，尤为将来之忧”，非常不满“领事、主教、教士等不惟每事干预，并且多方把持”〔26 〕。 同治八年（1869年），因为酉阳和遵义等教案问题，法国公使罗淑亚在法国水师提督的陪同下，率军舰沿长江西上。法国天主教九江主教戴济世闻知此事，便推翻同治二年南昌焚毁教堂已赔银完结之案，要求在南昌清理地基，重建教堂。罗淑亚等人到南昌后，刘坤一与他反复谈判，辩论达两年之久，最终使之理屈词穷，不再争闹。同治十二年，江西抚州崇仁县天主教教民章建明，仗恃传教士护持，在县衙门截捉70多岁的老贡生汪波，将其打伤，并多次在县里滋闹。崇仁知县非但不敢捉拿，反而还打算赔修教堂。刘坤一认为“过于迁就，不惟不成政体，更虑养成该教士恶习，将来必至创巨痛深”〔27〕，批饬将章建明等人提解到南昌审办。法国传教士罗安当写信给刘坤一干涉此事，而刘坤一不受干扰，最终将章建明等人施以杖徙之刑。
　　西方殖民者为了牟取暴利，在中国各通商口岸大肆从事诱骗、掠卖华工的活动。光绪四年，广东省番禺县在城外查出一所为美国同孚洋行诱拐华工的地下“招工馆”，并查获被诱拐的数十名华工。事发后，同孚洋行与美国驻广州领事林干、秘鲁驻华公使爱勒谟串通一气，多次到两广总督衙门纠缠，要求将所扣华工放还同孚洋行。刘坤一与之反复辩论将近两个月，最后除准许自备川资取保的11人仍准出洋外，其余一律扣留。同年西班牙驻广州领事多达要求在广东进行所谓“招工”，刘坤一立即将其驳回。西班牙驻华公使伊巴理在外扬言以借给华工盘资为条件在广东招工，实际上仍是诱拐华工。刘坤一得悉后立即写信给总理衙门，要求出面制止。接着多达又多次亲自到总督衙门进行交涉，均被刘坤一驳回。刘坤一又与多达信函往复，进行辩论，最终使多达放弃了要求。
　　在对待列强侵略的问题上，刘坤一虽然主张在交涉中据理力争，但同时还主张依靠列强调停，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使之相互牵制，来达到制止他们侵华的目的。例如，对待俄国的南侵，他就主张“宜结援西洋以拟俄人之后，使之不敢南牧”〔28〕。甲午中日战争以后，刘坤一更深刻地意识到了列强对中国的威胁，但他也更一味地把祖国的安宁寄托在列强之间的相互牵制上。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俄、法、德三国干涉日本将辽东半岛归还中国，刘坤一喜出望外，认为“为目前计，为将来计，均应联络俄与法、德，以壮声援”〔29〕。为了取得俄国的“声援”，刘坤一一反常态，把他一向视为最危险的俄国看作可以依赖的朋友。他上奏清廷，建议密饬总理衙门及出使大臣，“凡与俄交涉之事，务须曲为维持，有时意见参差，亦须设法弥缝，不使起衅”，并认为“中俄邦交永固，则倭与各国有所顾忌，不至视我蔑如，狡焉思启”〔30〕。光绪二十三年，德国借口巨野教案出兵强占了胶州湾，刘坤一给总理衙门和翁同和、荣禄等人写信，建议秘密联络英国、日本和法国进行干涉，或者干脆将胶州湾开放给各国来牵制德国。义和团运动时期，俄国乘机出兵占领了东三省，并强迫清朝当地官员签订了《奉天交地暂且章程》。刘坤一立即给流亡在外的军机处发电报，要求军机处密电各国全权代表不承认这个章程。此外，刘坤一还与张之洞给英国和日本专使发电报，打算将东三省开放给各国，以此遏止俄国的独占，只是由于日本的反对才未实行。刘、张又托盛宣怀把中俄章程秘密交给英、日、美、德四国领事，企望各国共同“责以大义”，俄国“似亦不能不从”〔31〕。这种“以夷制夷”的主张，是利用列强之间的相互矛盾使其互相牵制，以阻止他们对中国的进一步侵略。这是刘坤一在列强环逼、国力虚弱的形势下不得已想通过外交途径抵制侵略的办法。正如他所说：“引狼自卫，本属非计。然处此万不得已之势，若因应不善，则狼且与狈共售其奸。”〔32〕
　　刘坤一一生中参预了大量的洋务活动，并形成了自己的洋务思想，是晚清同光时期一位重要的洋务派人物。作为一个重要的洋务派人物，刘坤一的洋务思想和活动都有着一定的积极意义。他的爱国思想贯穿于他所从事的全部洋务活动之中。为了抵抗侵略，他主张“练兵能战始可言强”，从而进行了练兵、制器、筹办海防等一系列活动。他极力主张兴办矿务、铁路，这固然是因为“非富无以致强”而奠“富强之基”的，但更重要的是为了防止“利源外溢”，“杜外人窥视之渐”。在对外交涉方面，他主张争主权。虽然他总的倾向是为了保“和局”而坚持不切实际的“以夷制夷”的幻想，但在某些具体问题上也能做到“据理力争”。他并不甘心中国永远积弱不振，因此在主张维持“和局”的同时，还主张“自强”。在谈判《辛丑条约》的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他建议清廷“既须筹赔偿之款，尤宜筹办事自强之款”，因为“赔偿之款所以纾目前之祸难，自强之款所以救他日之沦胥”〔33〕。作为“国家柱石之臣”，刘坤一的洋务思想及其活动影响很大，对清政府内政、外交的决策都起了一定的作用。他在光绪二十七年与张之洞联衔合奏《江楚会奏三折》，全面而又系统地提出了“采西学”的建议，大部分为清廷所接受，在随后进行的“新政”中给予实施。这些对中国在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近代化”，都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注：
　　〔1〕〔2〕中国近代史资料丛书《刘坤一遗集》，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5册，第2133页；第2册，第675页。
　　〔3〕《刘坤一遗集》第3册，第478页。
　　〔4〕刘锦藻撰：《清朝续文献通考》第3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影印本，第9647页。
　　〔5〕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4册，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4756页。
　　〔6〕《刘坤一遗集》第3册，第1124页。
　　〔7〕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上册，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457页。
　　〔8〕《刘坤一遗集》第4册，第1792页。
　　〔9〕《刘坤一遗集》第4册，第1925页。
　　〔10〕《刘坤一遗集》第5册，第2162页。
　　〔11〕《刘坤一遗集》第2册，第910页。
　　〔12〕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6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 年版，第608页。
　　〔13〕宓汝成编：《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1册，中华书局 1963年版，第203页。
　　〔14〕《刘坤一遗集》第2册，第909页。
　　〔15〕《光绪朝东华录》第4册，第4761页。
　　〔16〕《刘坤一遗集》第4册，第1824页。
　　〔17〕《刘坤一遗集》第2册，第608页。
　　〔18〕朱有＠②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1辑上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478页。
　　〔19〕《刘坤一遗集》第3册，第1046页。
　　〔20〕《刘坤一遗集》第3册，第1067页。
　　〔21〕《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1辑下册，第983页。
　　〔22〕《光绪朝东华录》第4册，第4737页。
　　〔23〕《刘坤一遗集》第4册，第1785页。
　　〔24〕〔25〕《刘坤一遗集》第4册，第1760、1933页。
　　〔26〕〔27〕〔28〕《刘坤一遗集》第5册，第2312、2328、 2296页。
　　〔29〕《刘坤一遗集》第4册，第1824页。
　　〔30〕〔31〕《刘坤一遗集》第6册，第2559页；第2册，第876页。
　　〔32〕《刘坤一遗集》第5册，第2149页。
　　〔33〕《刘坤一遗集》第3册，第1289页。
史学月刊开封25～30K3中国近代史冀满红19981998刘坤一是晚清同光时期的重要疆吏，也是一位重要的洋务派人物。他积极而广泛地参加了洋务活动。其思想高于其他洋务派的地方，是他反对洋务企业官办、官督商办的形式而主张商办，呼吁保护国内工商业。他主张全面、系统地引进“西学”，不遗余力地提倡兴学堂、设报馆、遣留学、劝游学。他主张在对外交涉中要“据理力争”，但对列强的侵略又主张“以夷制夷”。刘坤一的洋务思想和活动自始至终贯串着他的爱国思想。他的洋务思想及其活动，对甲午中日战争之后清政府的内政外交决策，起了一定的影响作用。刘坤一/晚清/洋务思想/洋务活动冀满红，1955年生，山西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太原，030006 作者：史学月刊开封25～30K3中国近代史冀满红19981998刘坤一是晚清同光时期的重要疆吏，也是一位重要的洋务派人物。他积极而广泛地参加了洋务活动。其思想高于其他洋务派的地方，是他反对洋务企业官办、官督商办的形式而主张商办，呼吁保护国内工商业。他主张全面、系统地引进“西学”，不遗余力地提倡兴学堂、设报馆、遣留学、劝游学。他主张在对外交涉中要“据理力争”，但对列强的侵略又主张“以夷制夷”。刘坤一的洋务思想和活动自始至终贯串着他的爱国思想。他的洋务思想及其活动，对甲午中日战争之后清政府的内政外交决策，起了一定的影响作用。刘坤一/晚清/洋务思想/洋务活动

网载 2013-09-10 21:1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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