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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将分析哲学置于与中国哲学的横向比较中加以评价，作者认为，对于中国哲学来说，分析哲学中最有价值的是贯穿其全部工作的理性精神，具体表现为：1.关注语言；2.尊重科学；3.运用现代逻辑；4.拒斥终极真理。中国哲学要在分析哲学思维方式与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既充分吸收分析哲学的长处，也注意发挥自己原有的优势。
　　作者陈波，1957年生，哲学博士，北京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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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什么是分析哲学
　　19世纪末叶至20世纪早期，一批有深厚学养且胸怀宏图大略的哲学家相继登上了哲学舞台，他们是戈特洛布·弗雷格（Gottlob Frege）、贝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乔治·摩尔（G.E.Moore） 以及维也纳学派的逻辑实证主义者。分析哲学家们主要致力于意义的分析，并将其作为哲学的主要任务与目标。他们希望单独地、确定地、一劳永逸地去解决一个一个具体的哲学问题，从现代逻辑输入精确性，从现代科学引入方法论，把语言问题当做突破口，运用逻辑分析和语义分析的方法，使哲学逻辑化、科学化和分析化，由此达到哲学思想及其表达的明晰性和确定性。分析哲学后来成为英美甚至整个英语世界占主导地位的哲学研究方式，并在欧洲大陆得到广泛传播。
　　从起源上看，分析哲学力图把认识论中的经验论传统、康德的基础主义以及弗雷格在19世纪晚期首创的逻辑分析方法和哲学理论结合到一起。它经历了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先后出现过逻辑原子论、常识实在论、逻辑实证主义、批判理性主义、日常语言学派、逻辑实用主义、历史社会学派等支派，还包括20世纪60年代以后出现的不属于这些支派的分析哲学家。但是，可以在分析哲学的发展过程中确立一个中心时期，这个时期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逻辑实证主义和战后的语言分析阶段，前者倾向于强调人工语言和符号逻辑，而后者则倾向于强调日常语言及其哲学。在这个中心时期，分析哲学家相信两种语言的区别，其一是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之间的区别，其二是描述的说话方式和评价的说话方式之间的区别；并且坚持一个传统的哲学研究纲领，即试图探索语言、知识、意义、真理、数学等等有疑问的哲学现象的基础。如果我们假定哲学基本上是一种概念分析活动，并且假定哲学的任务是为知识提供可靠的基础，那么在实证主义者看来，其自然结论就是哲学分析基本上是还原的。这就是说，这种分析的目的在于表明，经验知识如何立足于我们的经验材料即所谓的感觉材料之上，并且最终可以还原为这种感觉材料（现象主义）。关于心智的陈述立足于关于外部行为的陈述之上，因而最终可以还原为关于外部行为的陈述（行为主义）。同样地，必然真理立足于以定义形式表现出来的语言约定之上（约定论）；数学立足于逻辑、特别是集合论之上（逻辑主义）。在每种场合下，哲学上较多地令人困惑的现象被表明为在某些较少地令人困惑的现象中有其可靠的基础。
　　可以把中心时期之后分析哲学的发展，看做是逐渐否定这两种区分（即分析命题与综合命题以及评价话语与描述话语的区分）和拒斥基础主义的过程。20世纪50—60年代进行的工作导致对两种区分的否定；而且，随着对这两种区分的否定，在70—80年代开始形成了对分析哲学的一种新看法。对传统的分析哲学来说最明显的问题是：还原论的计划破产了。在每个场合下，现象主义者和行为主义者建议的那种还原论分析都没有实现其意图，到60年代初，它的失败已很明显。这一阶段获得了一系列重要的理论发现，其中主要有：蒯因（W.V.O.Quine） 对分析和综合的区分的否定；奥斯丁（J.Austin）的言语行为理论；维持根斯坦对基础主义的批评；罗尔斯（J.Raws）在政治哲学方面的工作——正义论；以及库恩（T.Kuhn）等人在科学哲学中引起的变化——后实证主义的科学哲学。以上这些变化，一方面使分析哲学成为一门更富有趣味的学科，另一方面也使它成为一种界线更不清楚的研究活动。许多被上一代分析哲学家基本上忽视的研究领域，例如，认知科学、生物学的哲学、经济学的哲学、行动理论，甚至哲学史研究，如今已变成哲学中的一些繁荣旺盛的分支学科，或者已开始进入分析哲学家的视野。有的分析哲学家还预测，心智哲学和社会哲学将在整个哲学研究中处于更加重要的地位，对语言的研究可以取代对心智的研究这种看法，正在转变为对语言的研究其实是心智哲学的一个分支这样一种看法〔1〕。
　　可以看出，随着分析哲学的发展演变，它的许多基本信念和研究纲领已被动摇，它的研究领域也在不断扩大，随之而来的是它作为一个学派或一场运动的许多重要特征已经或正在失去。这同时表明，它作为一个学派或作为一场运动已经或至少是正在走向衰落。现在是对分析哲学作某种总体性研究和总体性评价的时候了。
　　 一、关注语言
　　由达米特（M.Dummett）在《弗雷格：语言哲学》（1981） 一书提出、并被广泛接受的说法是：迄今为止，西方哲学经历了三个阶段两次转向：古希腊哲学追寻世界的本源与始基，处于本体论阶段；自笛卡尔始，后经洛克、休谟、康德等人，西方哲学发生“认识论转向”，进入认识论阶段；从弗雷格等人开始，西方哲学发生“语言学转向”，进入语言哲学阶段，在此阶段语言问题上升为哲学研究的首要问题，甚至全部哲学问题都被归结为逻辑—语言问题。分析哲学家们在促成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逻辑实证主义者的哲学观包括否定的方面和肯定的方面。就其否定的方面而言，他们认为，有且只有两类陈述或命题是有意义的，即本质上是同义反复的分析陈述和可由经验证实的综合陈述。而形而上学陈述却不属于这两类命题中的任何一种，因此他们认为，形而上学陈述及其问题是“无意义的”，应该“拒斥形而上学”！在他们看来，形而上学问题是不可能有真正答案的伪问题，其心理根源在于对知识的普遍性和绝对确实性的追求；其语言根源在于日常语言的模糊性和歧义性，在于日常语言中“语法形式”与思想的“逻辑形式”并不真正一致，因此应该用“语法形式”与“逻辑形式”真正统一的理想的人工语言来代替。就其肯定方面而言，逻辑实证主义者认为，哲学不是一种关于实在的理论，而是一种活动，是“确定或发现命题意义的活动”〔2〕， “哲学的唯一任务就是逻辑分析”〔3〕， 其目的“在于使经验科学的命题明晰，更具体地，它把命题分解为它的各个部门（概念），一步步地把概念归结为更基本的概念，把命题归结为更基本的命题”〔4〕。 他们还提出了在物理语言的基础上建立“统一科学”的方案，即科学的合理重建或理性重构。
　　日常语言学派与逻辑实证主义者的主要分歧在于对日常语言的看法。后者认为，哲学混乱产生于日常语言的含糊与歧义，因此应该用精确的人工语言取代日常语言。而前者认为，日常语言本身是完善的，它与人们的生活形式密切相关，哲学混乱源自于对日常语言的误用与滥用。并且，这种混乱与困惑就是哲学家所受的思想折磨和所患的精神疾病，因此消除这些疾患就类似于医生给病人治病，治病的方法就是语言分析，即在具体的使用环境中，在与生活形式的密切关联中，对日常语言的用法及其所能完成的功能作全面细致的描述与清理，从而消除因对它们的误解而产生的哲学困惑。哲学因此获得了“治疗学”的形象，哲学家就是“精神病医生”，有如治病的目的是消除疾病，哲学分析的结果则是哲学问题的消解，哲学家由此达到思想的明晰与精神的安宁。因此，回归日常语言就是回家：哲学回到了自己的精神家园。
　　正是基于上述认识，分析哲学家们几乎采取了共同的研究策略——“语义上溯”（semanticascent），即先把一个哲学问题转换成一个语言问题，然后以讨论语言的方式去从事哲学问题的研究与论争。例如，美国着名哲学家蒯因把本体论问题归结为“What is there （有什么）？”，并把此问题分为两个子问题：一是本体论事实问题，即实际上有什么东西存在？二是本体论承诺问题，即一个理论说有什么东西存在？蒯因认为，本体论所应研究的不是前者，而是后者，它本质上是一个语言问题。蒯因发展了一套复杂、精致、带有很强专业性和技术性的本体论承诺学说，并由此把一度为逻辑实证主义者所拒斥的本体论研究重新请回了哲学的殿堂。蒯因还认为，认识论的中心问题是实际地说明我们关于世界的理论是如何从观察中产生的，或者说，我们是如何在“贫乏的”感觉刺激的基础上产生出“汹涌的”输出即我们关于世界的科学理论的。蒯因认为，由于观察是感觉水平的，因而是主观的，因此要通过语义上溯，用主体间一致的观察语句取代观察，并且把我们关于世界的理论看做语句体系。于是，认识论的中心问题就变成了说明观察语句与理论语句的关系，最后又被归结为对于语言学习过程的发生学研究。蒯因就这样一步一步地把认识论的中心问题转换为一个与语言相关的问题，由此造成认识论的“自然化”。
　　根据蒯因的观点，通过语义上溯，我们暂时撇开哲学立场方面的实质性差异，将注意力集中于语言，就可以避免许多空洞的、无谓的、永无结果的争论，避免论战中的强词夺理，从而摆脱哲学研究的困境，这样反而有助于弄清哲学立场方面的实质性差异，并使哲学研究深入进行。
　　实际上，分析哲学的语言观还有欠深刻。分析哲学家们把语言看做形而下的器具，即思维与表达的工具。而在欧洲大陆哲学家那里，语言具有了本体论和世界观的性质：（1 ）语言作为本体呈现出先在性与根本性，它是人与世界的根本纽带。世界进入语言就是进入人的理解，人以语言的方式理解世界就是在把握真理。所以，在语言中世界的意义呈现出来了。语言中的世界才是其意义被认识到的世界。语言既有表明我们的理解方式的意义，又有世界呈现其意义的意义。（2 ）语言作为最古老最典型的人文符号，显现出人文性和神秘性。使用一种语言就意味着某种文化承诺：“获得某一种语言就意味着接受某一套概念和价值。在成长中的儿童缓慢而痛苦地适应社会成规的同时，他的祖先积累了数千年而逐渐形成的所有思想、理想和成见也都铭刻在他的脑子里了。”〔5〕“语言忠实地反映了一个民族的全部历史、文化， 忠实地反映了它的各种游戏和娱乐，各种信仰和偏见”〔6〕。因此， 从语言中看到的世界已非纯粹的客观世界，而是经过特定的文化分类组合、充盈着人的主体意识的世界。（3）语言作为表征方式呈现出重要性与普遍性，它是一种与人的主体无法分离的形式系统，是人的思维和交际须臾不可缺的载体和工具。人的内在思维只有凭借它才能进行，并且得到外化、固化与深化。显然，欧洲大陆语言哲学比英美分析哲学赋予语言比工具重要得多的地位，其语言观要比后者深刻得多。但在关注语言这一点上，两者是共同的。
　　中国哲学（包括近现代中国哲学）一直把语言视为形而下的“器具”，几乎从未将其视作形而上的“本体”，也许先秦时期的哲学是个例外。因此，中国哲学特别是近现代中国哲学缺乏对语言问题的真切关注，甚至一再强调语言作为思维、交际、表达形式的相对性和局限性。《易经·系辞》中有“言不尽意，书不尽言”的说法，老子《道德经》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庄子更说：“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言意之辩”，佛教的“不立文字”、“不落言筌”等等，就是明证。中国近现代哲学甚至从未认真思考和琢磨语言“载道”（表达思维）的工具功能，这特别明显地表现在中国哲学写作方式的“教科书化”，哲学文本的写作，从布局谋篇、起承转合到遣词造句等，几乎形成了固定的程序与模式，有一套固定的概念用语。不同的哲学工作者写出的哲学文本，从概念术语到写作风格都大同小异。实际上，语言的苍白与呆板是哲学思维的肤浅与雷同的外在表现。有人这样谈到他的读书经验：“我个人读书（尤其是读文史类书），历来有一种特殊的‘品尝法’，即先看作者的文字是‘干燥’一路呢，抑或属‘滋润’一路。倘若是前一路，我总是固执地认为，作者对其研究对象，似未曾下过一番‘沉潜’之功；倘若是后一路，则作者对其研究对象，实具一份‘含玩’之乐。品书如品酒，精酿深藏之酒，总是味厚而长。”〔7〕我认为， 这一问题确实值得一切真正有志于学的人严重关注。当前，我们在呼唤哲学研究深化的同时，也应该呼唤哲学文本写作方式的改变。我们呼唤思想独立、人格独立、献身学术、充满创意的哲学家，也同样热切地呼唤思想新颖独特、表达独具魅力的哲学文本。我以为，当代中国一方面提供了这样的土壤与契机，同时由市场经济导致的社会商业化气氛与浮躁心态对此也提出了严厉的挑战。
　　 二、尊重科学
　　按照韦伯斯特辞典的定义，科学主义是指“一种主张自然科学的方法应该推广应用到包括哲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内在所有领域的观点，是一种坚信只有这些方法才能有效地用来获得知识的信念”。这一定义基本上是可接受的。更精确地说，科学主义应包括下述两方面的内容：（1）自然科学知识是人类知识的典范， 它可以推广用以解决人类面临的所有问题；（2）自然科学方法应该用于包括哲学、 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在内的一切研究领域，并规范这些学科的内容。整个分析哲学无疑属于西方文化中的科学主义传统。从人员构成角度看，逻辑实证主义者大都是物理学家、数学家或逻辑学家；日常语言哲学家大都具有语言学背景。因此，分析哲学家们大都是某一具体学科领域的专家，他们带着深厚的学养、执着的信念、献身的热忱、理智的态度投身于哲学研究。
　　逻辑实证主义是科学主义思潮的典型代表，这里以基本上仍属于这一学派的美国哲学家蒯因为例。蒯因是一位具有强烈的科学意识的哲学家。他尊重常识，尊重经验，尊重自然科学的发展成就。他曾强调指出：“……自然科学成就非凡，我们应该认真对待它的各种假定。” 〔8〕蒯因早期曾经是一位具有鲜明的唯名论倾向的哲学家，但他中后期却承认数学的类或者集合作为抽象实体而存在，甚至把自然科学特别是精确科学作为哲学的最高典范，把自然科学的一般方法例如发生学研究法、观察实验法、归纳法、类比法、假说演绎法、逻辑和数学方法、行为主义方法、理想实验法等等引入哲学领域，并作为哲学的主要研究方法，从而使哲学本身自然科学化。在他看来，本体论与自然科学处于同等地位；认识论则是心理学的一章，因而是自然科学的一章。整个哲学与科学共处于一个知识连续体之中，而这个知识整体则接受经验的证实或证伪。蒯因的这种相当极端的科学主义，具体体现在以下方面：认识论中的自然主义与经验主义，意义理论上的行为主义，知识论上的整体主义，本体论上的唯名论倾向与物理主义，逻辑研究中的外延主义等。
　　日常语言学派的科学主义倾向则表现在他们对经验、常识与日常语言的强调与尊重。这里以摩尔为例，他是第一个在哲学中以日常语言和常识为标准来反驳唯心主义的人。他认为凡是违反日常语言的哲学命题都是不能成立的。唯心主义哲学家布拉德雷说：“时间是非实在的，空间是非实在的。”针对第一个命题摩尔反驳说：如果你的意思是指没有一个事件在另一件之后或之前，那么你一定是错了；因为在午饭以后我去散步，以后又去洗澡，后来又喝了茶。针对第二个命题摩尔反驳说：如果你的意思是指没有一件东西在其它东西的左边或右边，后面或上方，那么你一定是错了；因为这个墨水池就在这支钢笔的左边，而我的头又在这两件东西的上方。摩尔提出的反驳理由是指出这两个命题违反日常语言的用法。同样，摩尔又以常识为真理的标准，用来攻击唯心主义哲学家所说的“存在就是被感知”或“物质的东西不存在”这类玄妙之谈。例如他在《外在世界的证明》（1939）一文中论证说：“我现在就能证明有两只手存在。怎样证明？通过举起我的双手并用我右手做出某种手势时说，‘这里是一只手’，而在用左手做出某种手势时又补充说，‘这里是另一只手’。这样，只凭这件事实本身我就证明了外在事物的存在。”〔9〕
　　分析哲学的科学主义倾向当然存在许多问题，特别是哲学的科学主义纲领几乎可以肯定地说是无法实现的。但是，分析哲学家们对于经验、常识和科学的尊重，所具有的健全的科学意识和深厚的科学素养，却是值得我们所仿效、所学习的。中国传统思维缺乏明显的科学意识，对于科学技术缺少必要的尊重，科学技术迄今尚不十分发达。在中国正致力于现代化建设的今天，本来特别需要科学意识的彰显以及科学技术本身的繁荣。但是，令人十分遗憾的是，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神秘主义文化正以弘扬传统文化之名，以谋取商业利润之实沉渣泛起，卷土重来，目前已充斥于各种大众传播媒介、图书市场以及公共场所。这其中包括各种巫术、占卜、风水这类书籍的出版，武侠小说的广泛流行，各种伪气功、伪医术的纷纷出笼，以及封建迷信活动兴风作浪，等等。更为可悲的是，这一现象不仅传播于大众文化层面，而且侵入了作为现代科学知识载体或作为“社会精英”的知识分子阶层，其中许多人似乎丧失了起码的科学判断，不敢公开站出来对此类现象说“不！”。实际上，某些“知识分子”或“文人”还披挂上阵，为神秘主义文化的勃兴推波助澜。这突出表现在《周易》研究中的非科学倾向：不只是肯定《周易》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起源意义和广泛深刻的影响，而是正面肯定《周易》本身的科学价值，并试图从中发展出某种新学问，如“周易预测学”等。这究竟是民族的不幸还是科学的悲哀？抑或二者兼而有之？
　　我认为，尽管当代科学还有许多局限，不能对许多现象提供合理解释。但是，当代科学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对于许多问题已有确定的答案，如永动机不可能造出来，人不能长生不死等。对于现代科学已提供确定解释之处，不能再允许神秘主义文化猖獗。在这一点上，我们应该向蒯因学习，尊重科学，学习现代科学知识，培养健全的科学意识。我们有必要重提“宣传科学、破除迷信”的口号，并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抵御神秘主义文化的泛滥。
　　 三、运用现代逻辑
　　分析哲学的产生和发展是与现代数理逻辑紧密连接在一起的，许多大的分析哲学家都是20世纪重要的逻辑学家，如罗素、维特根斯坦、卡尔纳普、蒯因、斯特劳森（P. F. Strawson）、莱欣巴赫（H. Reiche-nbach）、克里普克（S. Kripke）、普特南（H. Putnam）等。 罗素曾强调指出：“逻辑是哲学的精髓。”他说：新的数理逻辑“给哲学带来的进步，正像伽利略给物理学带来的进步一样。它终于使我们看到，哪些问题有可能解决，哪些问题必须抛弃，因为这些问题是人类能力所不能解决的。而对于看来有可能解决的问题，新逻辑提供了一种方法，它使我们得到的不仅是体现个人特殊见解的结果，而且是一定会赢得一切能够提出自己看法的人赞同的结果。”〔10〕卡尔纳普指出：“哲学只是从逻辑的观点讨论科学。哲学是科学的逻辑，即是对科学概念、命题、证明、理论的逻辑分析。”〔11〕逻辑实证主义实际上是一种逻辑重建主义，即要在感觉经验证据的基础上，利用现代逻辑和数学去演绎或者重构出整个科学。这包括两个方面的任务：一是从观察术语和逻辑—数学的辅助工具定义科学的那些概念，二是用感觉经验知识为我们关于自然真理的知识辩护。卡尔纳普的《世界的逻辑构造》是贯彻这一重建纲领的真正严肃的努力，其中大量使用了现代逻辑的公理化、形式化方法。
　　蒯因也指出：“约在一百年前，形式逻辑在戈特洛布·弗雷格手里完成了它的复兴，而成为一门严肃的科学。在随后的年代里，科学的哲学的一个显着特征就是日渐增多地使用这个强有力的新逻辑。这有助于洞察的深入并使问题及解决方案鲜明突出。”〔12〕蒯因本人利用现代逻辑的工具去研究本体论，区分了本体论事实问题与本体论承诺问题，并论证说，一个理论的本体论承诺既不是由名称、也不是由谓词作出的，而是由量词与变项作出的：“存在就是成为约束变项的值”。根据这种观点，蒯因主张在研究一个理论的本体论承诺时，先用一阶逻辑对其进行语义整编，即将其翻译为用一阶逻辑作背景框架的一阶理论，然后看其中哪些真命题的变项被量词所约束，它们便是该理论的本体论承诺，这样便清楚地揭示出了该理论的本体论立场。此外，蒯因还利用一阶逻辑的工具，提出了一个本体论承诺的认可标准：“没有同一性就没有实体”，用它去鉴别何种本体论承诺可接受，何种不可接受。最后，逻辑在蒯因的认识论研究中也起了重要的作用：他把认识论的研究主题归结为语言学习，而后者最重要的又是获得指称外部对象的语言手段，它们是一阶逻辑中变项与量词的类似物，如代词，关系从句，复数词，属于以及日常语言中的量词与断言句等。对于现代逻辑的成功运用，给蒯因哲学带来了许多特别突出的优点：明晰、精确、严谨、细致，他的许多哲学文本如《论有什么》、《经验论的两个教条》等，从写作方式和写作风格的角度看，几乎臻于完美，是堪称典范的哲学论文。
　　有人正确地指出，分析哲学家把严密的逻辑技术引进哲学，带来了双重的好处：“首先在风格上，这是一个重要的创造，如今，哲学的思辨形象已被大大地改变了。诉诸逻辑技术的积极后果是：哲学的推理过程变得清晰了，那些被不合法引入的前提被暴露出来，漫无限制的狂想和随意性受到抑制，各种观点的可批判性大大提高了，整个研究因此而更富于成效。此外，从实质上考虑，技术性对分析运动来说不能不是一种内在的东西，因为对语言结构的考察首先是一个技术性课题，离开了逻辑学，分析哲学也许根本不可能提出它的那些主要问题（意义问题、真理问题、模态与真理问题等），更不用说有效地处理这些问题。”〔13〕当然，逻辑技术与方法在哲学研究中的效力并不是没有限制的，它归根结底要建立在深刻的洞见与领悟的基础上。因此，逻辑方法只能是哲学研究中的一种辅助方法。
　　我认为，熟悉和运用逻辑特别是现代逻辑，对于中国哲学界来说是一件特别需要的事情。中国传统思维方式长于神秘的直觉、顿悟、洞见，以及笼统的综合和概括，但拙于精细的分析与严密的论证。这从留传下来的哲学文本就可以看出来：作为中国文化经典的“四书”、“五经”，很多只不过是语录汇编，因为孔子讲究“述而不作”，于是只好由其弟子将其言行记录下来并加以整理，以传给后人。中国古代哲学疏于分析与论证的传统，在当代中国仍大有传人。反观时下的某些哲学论着，几乎有一个通病：缺乏论证性，其中充满了新名词、新概念、新材料，云山雾罩，而遇到一些十分关键的思想，却轻描淡写，几笔带过，并且时常可见内容混淆、重叠甚至冲突之处。无论怎样辩解，上述弊端绝不是一个好的哲学理论所应该具有的。哲学的本性在于爱智慧，它是说理的，理所当然地应当加强论证性，使其逐步精确化、严格化。应该认识到，精确化、严格化不仅是组织观点与材料的写作方式问题，而且是把哲学思考引向深刻化、正确化的途径、方法。这是因为：（1 ）严格化、精确化必须以哲学思考的周密化、细致化为前提，而周密、细致地思考的结果往往导致哲学思想的全面与深刻；（2 ）有些哲学思想泛泛而论可能十分动听、十分有理，但是一旦要使其严格化和精确化，充分揭示其概念、范畴、命题潜在的逻辑涵义及其相互之间潜在的逻辑关系，并使它与其他观点处于有机统一之中，往往就会发现它漏洞百出，有时甚至根本不能成立。纠正错误则导致哲学思维的正确化。（3 ）严格化和精确化还有助于不同哲学观点的比较和辨识。当一种哲学观点以一种大而统之、简而化之的方式提出时，几乎不能与其他哲学观点比较，因为它不具有确定的形式，弹性极大。但一旦利用形式化方法使其精确化和严格化之后，就可以进行相互比较和相互批判，弄清它们之间的真实关系。因此，哲学工作者实在有必要花一些时间与精力，去熟悉或掌握一些现代逻辑的基本知识，更重要的是领悟其严格的理性精神，并学会使用一些定义与推理技巧。磨刀不误砍柴功。
　　 四、拒斥终极真理
　　分析哲学从来不是固定不变的，因为它本身就富于自我批判精神，分析哲学家经常对自己的预设和结论提出质疑。可以这样说，分析哲学的衰落史，实际上是分析哲学内部的相互批判与自我否定的历史。逻辑实证主义者提出“拒斥形而上学”的口号，提出科学的合理重建纲领，提出经验论的意义标准：命题的意义就是其经验证实的方法。但后来不断有人指出和论证可证实性原则之行不通，使其不得不将可证实性区分为强的和弱的、直接的和间接的，甚至弱化为“可确证性原则”、“可检验性原则”和概率的意义标准等。但波普（Karl Popper）的 “证伪原则”对“可证实性原则”给了致命的一击。蒯因对“经验论的两个教条”的批判，掘掉了分析、综合二分这个逻辑实证主义的基石，并且用整体论驳倒了还原论，从而葬送了科学的合理重建纲领。蒯因在《论有什么》一文中论证了本体论是任何科学理论内部固有的，它与自然科学具有同等地位，这又否定了逻辑实证主义的主要口号“拒斥形而上学”。
　　在分析哲学中，还存在一个着名的“迪昂——纽拉特——蒯因论题”，即关于知识的整体主义观点。在蒯因那里，整体主义知识观包括下述要点：（1 ）我们的信念或知识是作为一个整体面对感觉经验法庭的，接受经验检验的是知识总体，而不仅是整体边缘或离边缘较近的陈述，如直接观察陈述，各门具体科学的陈述等。（2 ）对整体内部的某些陈述的再评价必将引起整体内部的重新调整，对其真值的重新分配。因为它们在逻辑上是相互联系的，而逻辑规律也不过是系统内的另外某些陈述，并不具有特殊地位。（3 ）在任何情况下整体内部的陈述可以免受修正，假如在其他部分作出足够剧烈的调整的话。（4 ）基于同样的原因，在顽强不屈的经验面前，整体内的任何陈述都可以被修正，甚至逻辑和数学规律也不例外。（5）之所以如此， 是因为经验证据对于理论整体的决定是不充分的。（6）所以，在理论的评价和选择上， 不存在唯一确定的真理标准，而受是否方便和有用这样一些实用主义考虑所支配，同时还要顾及该理论是否具有保守性、温和性、简单性、普遍性、可反驳性、精确性这样一些特性。因此，不存在必然为真的先验知识，不存在没有经验内容、因而不可错的分析命题，也不存在分析命题与综合命题的截然二分。这样蒯因就把一切知识直接间接地奠定在感觉经验的基础上，从而拒斥了一切先验知识，拒斥了一切不可错的终极真理，并因此使一切科学理论永远面对经验证据的检验，并永远向反常与批判保持开放，从而为科学进步腾出地盘，扫清道路。
　　尽管蒯因的上述思想中含有相对主义成分，但其主旨和意图却是值得肯定和赞赏的。反观自照，我们往往轻易地给一个认识或一种思想冠以“真理”的美名，习惯于给某种思想唱赞歌，而不习惯于或不敢于找错或挑刺。事实上，对于科学的发展与进步来说，真正需要的常常不是赞歌、服从与接受，而是怀疑、诘难、批判以及随之而来的完善与发展。根据控制论原理，一个系统如果不与周围环境发生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它就会一味正反馈而最终死寂；反之，如果它不断地与环境发生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时时面临新的挑战，就会发生反馈，形成新的动态平衡，从而使该系统充满生机与活力。如果一个科学理论面临着深刻危机，那就意味着科学革命的时代即将来临，许多重大的科学发现即将作出，许多更新、更具概括力、更正确的科学理论即将诞生，许多伟大的科学天才即将得到世人的认可。因此，自觉地持有蒯因那样的信念，即不相信任何不可错的终极真理，从而对任何已有理论都保持健康的怀疑、诘难与批评的态度，对于新奇、未知的事物充满理智的好奇，则于科学的发展幸甚！于一个国家、民族甚至个人的发展幸甚！
　　综上所述，分析哲学尽管已经或至少是正在衰落，但它却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即贯穿其全部工作中的理性精神。我认为，对于中国哲学来说，最重要的是在分析哲学思维方式与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既充分吸收分析哲学的长处，同时注意发挥自己原有的优势，由此走向一个辉煌的明天。
　　 〔本文责任编辑：柯锦华〕＊
　　注释：
　　〔1〕参见J. R. 塞尔《当代美国哲学》， 载单天伦主编《当代美国社会科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08—140页。本文第一节关于分析哲学的概述，曾参考此文。
　　〔2〕石里克：《哲学的转变》，载洪谦主编《逻辑经验主义》，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9页。
　　〔3〕卡尔纳普：《哲学和逻辑句法》，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 年版，第17页。
　　〔4〕R. Carnap: Old logic and new logic, in Logical Posit-ivism, ed. by A. J. Ayer, New York, 1957,P.133.
　　〔5〕帕默尔：《语言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48页。
　　〔6〕《语言学概论》，第139页。
　　〔7〕胡晓明：《淘沙宽堰，守先待后》，《读书》1990年第10 期，第50页。
　　〔8〕麦基编《思想家》，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246页。
　　〔9〕G.E.Moore:A proof of an external world, Proc. Brit.A-cad., Vol.XXV, 1939,P.295.
　　〔10〕罗素：《我们关于外在世界的知识》，东方出版社1992年版，第53页。
　　〔11〕转引自M.K. 穆民埃着《当代分析哲学》， 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2版，第316页。
　　〔12〕W.V.Quine:Theories and Thing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pp.191—192.
　　〔13〕张盾：《作为一个话语系统的分析哲学》，《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9年第6期，第89页。
　　
　　
　　
中国社会科学京63-73B6外国哲学陈波19971997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京63-73B6外国哲学陈波19971997

网载 2013-09-10 21:1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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