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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社会历史的现阶段的特点是，由于当代文明的前途问题，文化又面临着历史的召唤。
　　考虑到可以把现代文明称之为技术文明，因此，导致社会革新迅猛发展的技术——工艺进步，在文明的发展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与传统文化的价值不同的特殊的价值体系，是它的文化基础。在技术文化的价值体系中，最重要的成分可以分为：把人理解成与自然对立的活动的生物；把活动理解成旨在对客体进行改造并使人服从于它们的威力的创造性过程；把自然理解成无机界，是改造活动的材料和资源的客体的合乎规律的、有序的领域；活跃的、独立自主的人的价值；创新和进步的价值；科学理性的价值。
　　这一具有非常重要意义的体系，是技术文明的特殊的染色体组；在它们的基础上，实现文明的进步。
　　在科学、技术、教育、保健、改善人的生活质量等等领域中，技术革命获得了令人难忘的成就。然而，它引起了非常严重的全球性危机，人类自身面临着生存问题：它由于制造了大规模毁灭性的武器，使永生的人类必死无疑，并导致生态危机日趋严重；导致空前异化的规模，以及破坏人类生命活动生物遗传基础的现实可能性。看来，技术文明在实际上已结束，向某个另外的、新的文明发展形式的过渡已势不可挡。反之，许多破坏文明活动基础的方案，以及人类的灭亡将越来越成为现实的问题。
　　新的文明发展的形式，必须以从前占主导地位的价值的变化为前提。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某人能马上和突然设计出新的价值体系，并把它恩赐给人类。这些价值在当代文化内部成长起来。它们将形成于文化的各个领域，而哲学的任务是抓住新的趋势，并为它们的形成和发展作出贡献。根据这一观点，重要的是要在当代文明进程的框架内确定新的世界观定向的独特的增长点。
　　首先，必须把注意力转向始终是技术文明独特核心的科学技术发展的新趋势。当代科学和技术活动越来越与开发的特殊对象有关，这种对象在历史上是一个复杂的不断发展着的体系。这些体系改变着我们有关周围世界的观念，并需要特殊的活动战略。
　　当代世界科学的情景，已与过去人周围的自然环境只是无机自然界的观念不一致。现已弄清楚，这个环境是全球性的生态系统——生物圈，是一个特殊的完整的有机体，要限制对自然的破坏性开发。
　　现已弄清楚，在历史上开发复杂的发展系统的过程中，工作的战略也不断改变。在对这样的系统采取行动的时候，积极的强制的改造世界的方针就不是有效的。它们是开放的系统，协同的特点是它们固有的。这些系统的发展表现为从一种自组织形式过渡到另一种自组织形式。发展着的系统周期性地通过两歧点，在每个这样的点上，具有几种可能发展的路线。不大的、往往是偶然的影响与协作的影响一起，将根本改变发展的方向，并使系统的组织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在外部强制的影响增强的情况之下，系统可能对以下情况作出反应，即它简直将再现同一套结构。然而，往往不大的影响就能产生新的结构，并使系统更加复杂。
　　具有复杂的、在历史上发展着的客体的活动，揭示了道德命令、理性认识和有目的的行动的有机联系。这最明显地表现为发展着的客体在历史上变化的时候，作为组成部分的人包含在这一客体中。系统的这种形式的范例是生物圈、生物地理群落和社会客体。
　　在两歧点上准确地预测发展着的系统的未来轨道，是根本不可能的，每次都面临起作用的主体的选择问题。重要的是，对人来说，不要陷入灾难性的轨道，并避免不利于发展的方案。在这里，定向标不仅是有关可实现的方案的知识，而且是价值和道德观点。
　　从这一使真理和道德一体化的角度说，在复杂的、发展着的系统的开发过程中，也产生了与古代东方文化相似的东西。从这些文化中合理地理解世界，不能把真理与道德分开。一个象形文字和一个“道”概念，在古代中国的文化中，同时指出了真理、道德和人的生命之路。
　　我并不想说，拯救人类在于恢复传统文化固有的世界观的思想。所要说的是另外一个问题。传统文化固有的是，崇敬自然和把人溶解于自然中，个人和人的价值在这里是处于第二位的。在技术文化中，恰好相反：第一位的是人的价值、个性，而自然被理解成改造活动的材料。在这种文化中，人的生命力的向量旨在从外面改造客体。然而，它旨在从内部培养自我节制的人，甚至对有创造性和个人施加一定的压力。而这就意味着，不能简单地采用东方的思想，并把它与西方的思想结合起来。这里说的是把它们改铸成第三种东西，即确保与自然相互关系的新战略，同时发展人的个性因素，人的开放性的扩大人的交际范围的能力。在当代技术文明的深处，在它的科学和技术发展的极限，形成了对自然、人及其活动的新认识，开辟了综合各种文化传统的途径，为新一圈的文明发展创造了前提。
　　如果说今天许多人说到和写到的后工业社会，应当找到摆脱全球性危机的出路，那么它并不是简单地延续技术文明，而是要加强新的发展形式的最初阶段。这种情况重要的是要注意到，在探索当代俄罗斯改革的战略时，至今仍以简单地借用西方的经验为基础，并把它移植到俄罗斯的土壤上。西方本身也在变，重要的是要制定向俄罗斯后工业发展的战略，既要考虑进一步的目标（文明的前途），也要考虑到自身的文化传统，而不是简单地借用后工业社会的思想及其在开始全球性的文明转变的条件之下的大众文化。
　　我想，整个世界哲学不是对当代世界日新月异的变化作好一切准备，而是必须探索新的世界观定向。在20世纪下半叶，西方哲学家就开始论述转变价值定向的必然性，并指出，摆脱全球性危机的出路，只有在确定文明发展的战略变化的条件之下才有可能。我认为，这在今天是最迫切的课题。俄罗斯哲学家应当积极参与这一课题的研究。
　　在俄国的哲学中，既有悲剧，也有正剧。然而，在它的发展过程中，不仅有思想的低潮，也有思想的高潮。在评价俄国过去的事情时，往往采取极简单的转换：从前是从正的方面来评价规律，现在则从负的方面来评价规律。这样的评价——毕竟是意识形态化意识的表现，这种意识妨碍对历史情况进行客观的分析。当然，意识形态上的控制，妨碍了哲学思想的自由发展。马克思主义被教条化，并在苏联社会的条件之下履行着独特的国家宗教的角色。
　　然而，决不能认为，除了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就没有其他任何哲学了，那是违反这一传统的。洛谢夫（А.Х.Лосев）和巴赫京（М.М.Бахтин）就在非常困难的社会条件之下，继承原来的俄罗斯哲学思维。在60年代，即赫鲁晓夫解冻的时代，出现了新的趋向：转向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富有成效的发展黑格尔——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传统，与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对立（З·В·伊利延科夫学派）。在这一时期，开始恢复哲学家的专业着作。在70～80年代，在哲学史、逻辑、科学哲学的研究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成就，形成了独创的学派，获得了扬名西方、获得国外的同行高度评价的成果。对活动理论及其在人文知识各个领域中运用的研究，也卓有成效（Г·П·谢德罗维茨基等）。对全球性问题的提出和哲学思考，包含着许多积极的东西。但最主要的是，在这个时期（70～80年代），我们形成了观点的多样性。他们的拥护者尽管仍然在马克思主义词汇的框架内，但在本质上超越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并发展了源于非马克思主义流派（实证主义和后实证主义，新黑格尔主义，新康德主义，结构主义，现象学）的思想。所有这些思想相互影响，当然也包括马克思主义，就形成了思想的多样化，从而为卓有成效地创造性工作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
　　应该记住，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是西方哲学思想的流派之一，曾对西方哲学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种影响可以在当代许多杰出的哲学家的着作中清楚地看到。她作为世界哲学中的一个流派，今天仍继续存在着。
　　然而，20世纪的哲学产生了许多思想。顺便说说，马克思主义不可能吸收这些思想。譬如，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中，对人类生命活动的最重要方面、并确保社会经验的积累和传播的文化课题就研究得很少。社会生活的这个方面，非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流派就作了研究。马克思主义很难理解文化符号学的思想，这种思想提出了价值观在社会生活的再现和变化中的作用，以及在传播社会经验等等中，社会和个人下意识的作用。在政治哲学中，吸收了非暴力思想、以文明市场的经济为研究定向的社会公正概念、以及一系列其他的重要思想，其中许多东西具有牢固的哲学传统。但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中缺少一些价值哲学的内容。它存在于马克思的哲学人类学中，以及马克思成熟的活动理论及其作为历史上不断发展的系统的客体研究的方法论，一系列涉及社会、人、社会本质、认识、科学和技术在当代文明发展中的作用等等思想。否定所有这些建设性的思想，是缺乏理智的。
　　不应把非常意识形态列入马克思主义。必须把它理解为特殊的理论，其中有积极的内容、局限性，也有需作批判分析的错误。概而言之，在当代，马克思哲学有权利作为哲学思想的一个流派存在，但不是作为凌驾于一切学说之上的学说。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已经消失，而且大概也不会复兴。
　　许多俄罗斯哲学家都研究过马克思主义。别尔佳耶夫（Н.А.Бердяев）、司徒卢威（П.Б.Струве）和布尔加科夫（С.Н.Булгаков）等等都是马克思主义的追随者。而后来， 他们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公设，转向研究原本的哲学体系，并充分重视俄罗斯的东正教传统。在俄罗斯哲学中，曾经研究过的一系列全新的思想，目前已是越来越迫切了。它们对现阶段的探索是非常重要的，将弄清引起当代技术文明危机状况的原因。其中包括，我们看到俄罗斯的宇宙学家激烈批评消费社会，以及简直预先警告有关可能发生的、当代文明引起的全球性生态灾难。应该记起，韦尔纳茨基（В.И.Вернадский）关于生物圈和智力圈的学说，也是在所谓俄罗斯宇宙论哲学中的自然科学方面的哲学思想的轨道上发展的。这位着名的学者属于宇宙学家。
　　对俄罗斯哲学感兴趣并非偶然，这与瞬间的热情和企图为马克思主义寻找替代物无关。然而，对企图赋予俄罗斯哲学以类似于马克思主义在苏联时代具有的某种新的意识形态地位，必须提出预先的警告。
　　当再回到有关文明发展战略变化的问题时，我想指出，近几年来，西方和俄罗斯哲学在这方面跨出了重要的一步。譬如，发展了生物圈伦理学——在哲学知识与自然科学知识接合部的一个新领域，提出了对待自然的道德问题。现在，有大量着作讨论当代文明的全球性危机引起的政治、法律和公正问题。最后，必须指出的是，无论是俄国，还是国外，都饶有兴味地研究涉及科学理性形式的变化，以及作为向新的文明发展的形式过渡的条件的科技进步方向的变化。（全文完）
　　　　　　　　　　　　　摘自《俄罗斯科学院院报》1997年第5期
　　
　　
　　
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沪50～52B1哲学原理斯捷平19991999黄德兴［俄］斯捷平（В.С.СтеПИН） 作者：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沪50～52B1哲学原理斯捷平19991999

网载 2013-09-10 21:1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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