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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心雕龙》作为我国第一部体例周详论旨精深，“体大而周虑”的文学理论专着，千百年来，人们一直以独特的眼光关顾它，用最新的视角审视它，力求把它的全部精髓浇注在文学事业发展的沃土上。今天，我们把它纳入哲学自然观的理论框架来探讨其学术价值，与其说是别开生面的阐发文学源于自然的观点，莫如说在还刘氏文学理论的真面目，在人与自然建构的思维取向上，重新确立这亘古不衰旗帜的永久性地位，让人们彻头彻尾的知道，在世纪之初，中国的文艺理论家就把目光投射到人与大自然的关系之中。
　　刘勰所处的齐梁时代仍是思想纷呈，学派林立，文化背景十分复杂的变革时代。居于统治地位的哲学思潮，其理论重心仍在对自然进行神秘化的罗盘中旋转；而在社会思想方面先秦时期诸子百家的思想主张，经过社会大动荡到大统一维新过程的洗涤，有的衰落了，有的得到发展。其中，儒、法、道三家在“互黜”的同时，又相互吸收，抛弃了两汉神学的目的论，一变而为玄学的本体论，再变而为佛教的因果论，对“天”“人”关系赋予了新的涵义；展开了本质与现象、运动与静止、认识与对象、天道和人事等方面的新探讨。东晋以后的玄学逐步变成佛教的注脚。于是释家的理论观点同我国民族文化传统和习俗心理相结合，自成体系，与儒、道两家抗衡。
　　作为思想家、文艺理论家和佛教徒的刘勰，他的哲学自然观和文学理论体系，就是在这复杂文化思想渊源中形成并发展起来的。由于受魏晋玄学的影响，极为崇尚自然，认为自然之美则是产生文学的源泉。
　　《文心雕龙》在全面揭示人与自然的建构中，着重从文学创造过程中的载体（文学符号）、客体（写作对象）和主体（写作者）三个方面加以阐述的，并建立起自己独特的哲学自然观。
　　关于文学的起源，刘勰未作深入的解释，只是在强调其作用时，多次提到源于“鸟迹”。
　　自鸟迹代绳，文学始炳。（《原道》）
　　夫文象列而结绳移，鸟迹明而书契作，斯乃言语之体貌，而文章之宅宇也。（《练字》）

这应该是当时人们的普遍看法，因为就中国的汉字而言，起源于“图画”是早已定论的事实，正如田北湖所说：“书契者，画骨结绳之变也。由锥击一点，雕刻一划，引长其纵横，钩勒而曲直之，摹拟动植诸物，以肖厥象，削竹书漆，定训与声，命之曰字，即凡物之图也。”（注：《中国近代文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596页。）关于这些代表一定意念及信息的图画文字（或意符文字）又来自何方呢？刘勰说是“鸟迹”。相传“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ｈáｎｇ＠①设宴调节之迹，知分理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注：（汉）许慎：《说文解字叙》。）其实这是个较宽泛的概念，即一切自然中客观存在事物的调配形体，如山、水、林木，石涯等等，均属“鸟迹”范畴。正如原苏联着名的书籍学家B·A·伊斯特林说：“极为可能的是，远古时期花纹图案中某些表义成份的大概有：圆圈象征太阳，波状线象征水，十字形象征四面八方以及别的东西；无怪乎这些符号在所有远古文字体系中几乎一再出现。”（注：〔原苏联〕B·A伊斯特林《文字的产生与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95页。）说“鸟迹”与文学的关系而言，我们不是作证明和反证明的工作，而从中看出刘勰面对广褒的大自然所赋予科学的价值观，或者说文字的价值是属于大千世界的。一言以蔽之，“鸟迹”与文字的关系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通过自觉自为活动将自然界中某些客观存在的事实或现象变成人属的，使之具有某种特定含义的“新的规定性”，不断显示自身的创造意蕴。马克思说：“在这里，人不是在某种规定性上再生产自己，而是生产出他的全面性；不是力求停留在某种已经变成的东西上，而是处在变易的绝对运动中。”（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36页。）对于人的这种特点，必须从人与自然的关系在时间上历史性和开放性的展开中，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

　　翘首云天，俯览川泽，时而星垂野阔，月涌江流；时而鱼跃燕斜，虎啸狨啼。整个自然界就是这样被摄人到人类的视野，或壮采多姿，眩人心目；或幽美奇异，动人情性。于此，固可“穿花寻路，直入白云深处”，把人间托给自然，亦可“两山排闼送青来”，把自然邀向人间。在此一往一来之际，人与自然的关系“则是一种通过人的自觉自为活动表现出来的为人的关系，由于这种关系的展开，人属的世界不断向属人的世界转化，不断成为人的生活和活动的一部分，从而形成人类历史的内容。”（注：夏甄陶：《哲学应该关注人与世界的大关系》，见《哲学研究》1995年第9期。）这历史内容的一部分则是文学，进而，文学与自然的关系，即创作的客体（对象）如何成为作品的内容与形式，主要体现在把自然视为文学的发祥地的观点。刘勰认为自然界一切事物皆有“文”譬如：
　　傍及万品，动植皆文：龙凤以藻绘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云霞雕色，有逾画工之妙；草木贲华，无待锦匠之奇。夫岂外饰，盖自然耳。（《原道》）
　　若乃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略语则阙，评详则繁。然则屈平所以能洞监《风》、《骚》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物色》）
　　“动植皆文”与“山林”和“皋壤”是诱发诗文的感兴宝库，说明自然界的各种事物都是作品的质料，没有这些质料的积累，任何作家也酝酿不出作品来。如果说一切物象皆有文章，并都分属于“声”或“貌”的话，那么所有物象之文就可以区分为“声之文”和“形之文”两类。然而，人为“有心之器”，将感情注入一切有“声”或“形”的自然之物中，就形成了“情之文”。刘勰在《情采》里指出：“立文之道，其理有三：一曰形文，五争是也；二曰声文，五音是也；三曰情文，五性是也”。这三种创作形式及其途径，都来源于自然之物和天地之道，故称“道之文”；这三种文都借助人的感官予以摹形拟声，再经人的思维进行“物化”，故称“人之文”。刘勰从“天之文”，“地之文”与“声之文”、“形之文”的关系。说明“人之文”“天地并生”，人“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则文明，自然之道也。”
　　自然界本身就是一首最美的诗，一曲最动人的乐章。刘勰在《文心雕龙·原道》中云：“至于林籁结响，调如竽瑟；泉石激韵，和若球ｈｕáｎｇ＠②。故形立则草成矣，声发则文生矣。夫以无识之物，郁然有彩，有心之器，其无文欤？”已经说得明明白白。雄伟瑰丽的大自然太美了。它是伟大的母亲，不仅给予人类赖以生存的条件，还给予人类如何顺应自然去创造生活的机遇。其中，诗文的创作就是自然托付给作家体现其自然美的一种既规定又非规定的“势”。
　　《文心雕龙·定势》云：“势者，乘利而为制也。如机发矢直，涧曲湍回，自然之趣也。”“综意浅切者，类乏酝藉；断辞辨约者，率乖繁缛。譬激水不漪，槁木无阴，自然之势也。”清纪昀评：“言文各有自然之势。”以箭矢直行，涧水曲流，圆者易动，方者易安为喻，来说明体势的形成是效法“自然”的；其关键就在客观事物本身，它的特点与运动规律决定着与之相应的“势”。
　　有些创作技法也都借助于自然之律来确立。《文心雕龙·隐秀》篇，着重阐述诗文创作要有“文外之重旨”、“义生文外”。无论“隐”或“秀”，刘勰都主张“自然会妙”，反对“悔塞为深”，“雕削取巧”。所谓的“隐”，就象“川渎之韫珠玉也”；所谓“秀”，“若远山之浮烟霭”，方能“挥之则有余”。
　　出于先哲们对自然中物物之间，实不相摄，各自有其樊篱的认识。譬如，日与月，寒与暑，原本对立，然就《易传》作者观之，则日往月来，月往日来，虽不相客，但日月相推而生明；寒往暑来，暑往寒来，亦相拒斥，可寒暑相推而生岁焉；其理无他，往者屈也，来者信也，屈信相“感”而生焉。（注：《周易本义》（台北、华联、民国67年），《易系辞下》，卷3、第20页后。）。从此观点出发，刘勰认为大自然赋予万物的形体，必然成双成对。这种自然规律所起的作用，使事物不可能孤独形成。他在《丽辞》中提出：“体植必两，辞功有配。左提右挈。精味兼载。炳烁取华，镜静含态。玉润双流，如彼珩佩”的构辞主张，最终归于儒家的观点上，“精诚所至”，一切杆格滞碍无不“金石为开”，即在对立中得到统一，在樊篱中相渲相生。正如《定势》云：“奇正虽反，必兼解以俱通；则柔虽殊，必随时而适用。”就其它的一些写作技巧乃至写作风格，也将体会到事物之间由于人的“至诚”而相应感通，必然创造出一种圆融和谐、生机勃勃的灵慧之境。
　　成为诗文创作主体的人（作家）是一种非特定化，未完成的存在物。着名的德国人类学家米切尔·兰德曼指出：“人的非特定化是一种不完善，可以说，自然把尚未完成的人放到世界中之中；它没有对人作出最后的限定，在一定程度上，给他留下了未确定性。”（注：〔德〕米切尔·兰德曼《哲学人类学》，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28页。）因此，人也总是开放性地对待世界，开放性地展开对世界的关系，力求在博大的宇宙之中规定自己的位置，寻找新的规定性，以继续完善人的自身价值和人与世界的大关系。
　　一千五百年前，刘勰在《文心雕龙·原道》中反复地阐述过“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由人创作的文学作品也是在大自然母亲的怀抱中孕育而生。虽说还不能象现今的哲学家、文学家那样更客观、更自觉、更有目的的对待自然——人——文学三者的关系，但他已经站在先人的肩膀上，文学家自觉不自觉地从哲学自然观的视野出发，观察自然规律，审视人生旅途，探索文学奥秘，给后人树立了丰碑。
　　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仰观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两仪既生骄。惟人参之，性灵所钟，是谓三才。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原道》）

中国文学所表现的人与自然的交融贯通，其基础是建立在渊远流长的文化命脉之上。刘勰把《原道》置于《文心雕龙》之首，其目的与其说是阐述“文原于道”这一基本观点，莫如说是在“截断众流”确立中国文学理论的源头；“人之文”本于“自然之道”等内容。

　　刘勰认为“人”是宇宙间一切事物最特殊的，是天地的核心。类似的看法，战国后期的荀况在《王制》篇说：“水出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注：《荀子简注》，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85页。）《礼记·礼运》云：“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又云“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别声被色而生者也。”从单一的人在宇宙中的位置讲，刘氏对人的赞誉倒沾点费尔巴哈的“人本学”之嫌。然而，就《文心雕龙》的整体来看，刘勰所描述的人（作家）仍是在自然界中活动的，在整个人类文明史是最有创造性的“精灵”。刘氏把天、地、人视为“三才”，即把人与宇宙看作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此观点无须辨析，这是时代发展的印证。
　　当自然界分化出人之后，人与自然的关系就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马克思曾说：“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由自然界联系，也就等于说自然界同自己相联系。”（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45页。）恩格斯也曾指出，当自然界发展出人，“在它身上自然界达到了自我意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56页。）在中国，这种初始的哲学自然观，最早来自老子。他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注：《老子》二十文章。）于是，派生出人类种种活动都与自然界息息相关。在医学上，把人体喻为“小宇宙”，使小天地与大天地相通，做到和谐不可拂逆。在音乐上，曾提出乐纬与季候相对应。《吕氏春秋·音律》谓：“大圣至理之世，天地之气，合而生风，日至则月钟其风，以生十二律。”发展到文学理论领域中的各种范畴名称，如“元气”、“风骨”、“体性”、“神思”、“形神”等等。刘勰论“文心”，无不受这影响。他的“原道”二字，即本于自然之意。再如乾隆时期《四库全书》的总编辑纪昀所说：“文以载道，明其当然；文原于道，明其本然。”所谓“本然”，正如刘永济所说：“此篇论文原天道之义。既以日月山川为道之文，复以支霞草本为自然之文，是其所谓道，亦自然也。”（注：刘永济：《文心雕龙校释》。）
　　在强调人与自然的属性方面，还指出了自然属人的方面，不能不说是种了不起的发现。这种重自我，重人的性情的抒发，重自然的文艺观，已经对哲学中人与自然的关系给予适当的关注。刘勰在《原道》中以反诘的句式指出：自然之物有其文彩，有感官、有思想，有意识的人怎能不借助自然之物，形成自己的文章呢？把人在自然中的被动地位，提高到主动方面来。唐代诗人白居易说：“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上有圣贤，下至愚v，策及豚鱼，幽及鬼神，群分而气同，形异而情一，未有声入而不应，情交而不感者。”（注：（唐）白居易：《与元九书》见《白氏长庆集》卷45，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宋本。）总括起来讲，人类通过具体实践活动，才把人与自然界的距离不仅缩短了，而且产生出关于自然界的各种对象意识，其中之一，就是诗文创作。只有通过作为客观存在中的有意识、有理性的人的对象性认识和对象性意识，自然界才能进行自我意识，并达到自我意识。如刘勰所说：“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原道》）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神思》）“朔风动秋草，边马有归心。”（《隐秀》）“立乎世界之上，人类所以组织者，会事物之理而通其情耳。”（注：《中国近代文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602页。）因为“人就是人的世界”，所以在人的世界里边进行自觉自为的人文创作，才会把自然界变成“人文”的世界。
　　在以人为主体的“人文”的世界里边，改造自然与创造自然是同步进行的。可是，创造自然的行为有多种多样，文学以其独特的魅力，来建构人与自然的关系，则是其中一种。《文心雕龙》以它精湛的思考，传统的理论层面，更集中，更突出地表现“人之文”本于“自然之道”的原理。
　　爰自风性，暨于孔子，玄圣创典，素王述训：莫不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取象乎河洛，向数乎蓍龟，观天文以极变，察人文以成化，然后能经纬区宇，弥纶彝宪，发辉事业，彪炳辞义。故知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旁通而无滞，日用而不匮。《易》曰：“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辞所以能鼓天下者，乃道之文也。（《原道》）

“原道”是刘勰论“文心”的纲领性思想。他的文论是“本乎道”，而且把“道”提到很高的位置上。从现代的哲学高角来分析，即上升到哲学自然观的范畴。

　　《文心雕龙》在显示人与自然建构系统方面，主要通过文学这一中介来实现的。说文原于道，就是文原于包括自然界的一切客观存在物。也包括客观存在物之间的相互发生、发展、变化的自然形态及自然规律；自然之道就是符合发展变化的自然而然的法则。例如：天地有文，动植有文，“形立则章成”，“声发则文生”等，皆指自然之道遇于天地万物之中的本然道理。《夸饰》说：“形而睦得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是借用《周易·系辞上》的话。孔颖达疏：“道是无体之名，形是有质之称。凡有从无而生，形由道而立，是先道而后形，是道在形之上，形在道之下。故自形外已上者，谓之道也；自形内而下场得，谓器也。”说明形而上的“道”寓于形而下的“器”中，“道”是不能离开“器”而单独存在的虚无东西，是寓于“器”之中的法则规律，乃至道理。可见，“道”本身自然而然存在，也是“物”本身自然而然存在的象征。刘勰所谓“神理”，“道心”，实亦“自然之道”之意。（注：罗宗强：《刘勰文学思想的主要倾向》，见《文心雕龙研究》第一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1页。）以此释义为据，刘氏认为，《易经》由伏羲始创，孔子阐释，都是本于自然之道。先圣们从《河图》，《洛书》学到法式，用菁草和龟甲来占卜吉凶，凭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彖·贲》）由此便知：自然之道依靠圣人而留存在文章里面，圣人通过文章阐发自然之道，方能通行无阻，用之不竭。文辞最终所以能有此鼓动天下之作用，乃是由于它符合自然之道的原故。此种认识，在《明诗》、《综经》等都有认证：“感物吟志莫非自然。”“神共契，政序相参。”“经者也，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等等。刘勰的天地自然等物皆有“道”，发而为“文”，遂成丽饰的理论观点，主要来自《易传·系辞》，构成了贯穿《文心雕龙》全书的基调——文章的生命在于美，美本于自然。
　　文原于自然，绝非是对自然的刻板或复制，而是通过属人的世界，由有意识的人的创作而成。这个“人”最早就是“玄圣”及孔子，没错，在文学这个高深莫测的领域里，唯有大智者才能涉足，尤其在史前时期或人类初醒阶段，更是如此。尽管他们是粗放型的，理解更为幼稚些，但他们仍是把中国文学政论的根基奠得牢牢的，这不能不归于先辈们用敏锐的眼光面对大千世界，用精湛的思辨来洞察历史与人生的结果。刘勰岂不是佼佼者吗？《文心雕龙》作为一面古文论的旗帜高高地飘扬在世界的东方。
　　人与自然的建构是《文心雕龙》哲学自然观的核心思想体现。当属人的世界向人属的世界生发的过程中，产生了主客体相融的“意识结”。这个“意识结”就是人类对自然界认识的最小单位。它起因于“主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这种作用发生在主客体之间的中途。因而，同时既包含着主体，又包含着客体。”（注：〔瑞士〕皮亚杰：《发生认识论原理》，商务印书馆1966年版，第21页。）从人与自然的关系来说，“属人的世界”是个无意识的自然界，人与世界是部分与整体关系；“人属的世界”是个有意识的自然界，人与世界是意识与被意识的关系。这个具有意识的世界是人参与的结果。如刘勰所说：“惟人参之，性灵所钟，是谓三才。”于是“动植皆文”，“山林”与“皋壤”皆为文思的深厚府库。这是顺理成章的事实，“文”本于自然乃明镜可鉴。在人属的世界里，人既是自然界的客观存在物，即客体；又是以自觉自为运动方式在改造自然，创造自然，即主体。所以具有双重价值的人，不愧为“五行之秀”、“天地之心”。当他的意识结形成之后，由“结”转为“块”，由“块”汇成“流”，这就构成了要反映人属世界的各种事物，通过文字记载下来，就成为文学作品。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辶内加亢
　　　　＠②原字钅右加皇
　　　　＠③原字马右加矣
　　
　　
　　
松辽学刊：社科版四平56～61J2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赵国权/刘忠惠19981998刘勰在《文心雕龙》中，通过人与自然的关系，阐述了文学最早起源于自然的哲学观点。而文学与自然的关系是通过载体、客体、主体与整个自然的建构中体现出来的。这就是《文心雕龙》哲学自然观的核心思想。赵国权　刘忠惠　作者单位：克山师专中文系教授 作者：松辽学刊：社科版四平56～61J2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赵国权/刘忠惠19981998刘勰在《文心雕龙》中，通过人与自然的关系，阐述了文学最早起源于自然的哲学观点。而文学与自然的关系是通过载体、客体、主体与整个自然的建构中体现出来的。这就是《文心雕龙》哲学自然观的核心思想。

网载 2013-09-10 21: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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