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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约是从1985年前后起始，史铁生小说中抽象的哲理探讨意味便渐趋浓烈，《命若琴弦》、《一个谜语的几种猜法》、《中篇1或短篇4》、《我与地坛》等等，对这些作品的解读过程一直在不断地强化着笔者对史铁生小说的这一基本认识。以一种充满灵性与诗性的语言传达人物被置于难以超拔的生存困境之后对存在意义的追问与领悟，几乎成了八十年代中期之后史铁生小说中唯一贯穿始终的精神要旨。因此有论者断言：“史铁生在当代作家中是哲学素养最高的作家。”（参见邓晓芒《灵魂之旅》第158页，湖北人民出版社）这一点在史铁生的《务虚笔记》中表现尤为突出。
　　《务虚笔记》是史铁生迄今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在笔者看来，《务虚笔记》乃是史铁生的一部集大成之作，是在他前此中短篇小说创作基础之上对自己既往人生与写作经验的一种全面整合与升华。这是一部用“心”之作，唯有以“心”去认真地贴近、体会并聆听，我们才可能最大程度地逼近史铁生此书写作的本真境界。认真地品味小说的标题，乃是我们理解这一小说的最佳切入点。所谓“务虚”者，乃指作者对于个体与人类存在诸问题的苦思冥想，它最突出地体现了这一文本所具备的深邃驳杂幽暗不明的哲理玄想色彩。而所谓“笔记”者，则当然指文本的一种形式特征，一种看似随意而为，实则更强调如实地探寻记录作为个体或类存在的“人”的全部心灵奥秘的文体特征。我们注意到，在《务虚笔记》中曾出现过这样一段话：“你必于写作之前就看见了一团浑沌，你必于写作之中追寻那一团浑沌，你必于写作之后发现你离那一团浑沌还是非常遥远……你永远不可能等同于它，那就注定了写作无休无止的路途，那就证明了大脑永远也追不上灵魂。”（第100节）在此处，“浑沌”当指一种对人类存在奥秘的澄明与认识，而这样一种终极式的答案是永远无法被证实的，于是每一个追问者便只能永远地在路上，只能永远地追问下去了。在这个意义上，追问的过程本身即可以被理解为存在澄明地敞开自身的一个过程，或者说，存在只向那些永不止息的不懈追问者打开自身。而史铁生对“浑沌”的谈论，则充分表明他正是这样一个理想意义上的追问者，他的许多中短篇小说，他的《务虚笔记》，乃可以被视为他不懈追问的一种真实可靠的文字记录。《务虚笔记》，正是对诸如有限与无限，必然与偶然，凡俗与奇异，绝望与追求，真实与幻觉等充满了两难悖论色彩突出地表征了当今现实世界中人类生存境遇问题的深入思考与表达。
　　读《务虚笔记》，笔者首先注意到了它非常突出的一个特征，那就是对“不确定性”的沉思与表达。无论是人物，情节的设置与构想，还是思想的沉潜凸现与语言的运用表达，“不确定性”这一特点都表现得异常突出。此处所谓“不确定性”，当指史铁生在小说文本中达到的对以个体形式存在的作为类的“人”的一种现在进行时式的生存状态的领悟、把握及体认。它所寓指的乃是具有鲜明哲学家气质的史铁生对人类存在的种种可能性的思索与探寻。也只有在这种以“不确定性”的表达方式对充满“不确定性”的人类生存的种种可能性进行了尽可能穷尽的沉思与表达之后，史铁生在形而上的层面上思索探寻人类存在之谜的精神主旨才可能得以最终完成，他所不懈追问的“答案”也才可能自在地呈现于共同的作者与读者面前。本文即试图通过对《务虚笔记》所凸显出的“不确定性”这一特征的分析与理解，来最终达到对《务虚笔记》这一现代小说文本某一侧面的深邃思想的领悟与认识。
　　《务虚笔记》的“不确定性”首先表现在史铁生对人物的命名方式上。作为一部长篇小说，尤其是一部具有强烈的思辨与独白色彩的现代小说文本，众多的人物都没有具体的姓名，而一律冠之以英文字母符号，这本身就既是对读者阅读能力与经验的挑战，同时也更是史铁生一种带有冒险色彩的自我挑战，因为他以这种特异的方式而为自己设定了一个难以企及的艺术目标。依据一般的长篇小说写作规律，这种比较抽象的人物命名方式很容易模糊人物之间的不同个性，并最终因人物的混淆难辨而导致小说写作的失败。然则唯其如此，才更加鲜明地凸现出了史铁生的巨大创造力，凸现出了他杰出的写作能力。在笔者看来，作家的这种人物命名方式背后所潜隐着的正是史铁生的基本人生哲学，是他试图在一种更为广阔的视野中表现思考更为普遍的人类存在意义的基本艺术理念。它首先标示了史铁生在探索人类存在的各种可能性方面所作出的第一步努力。但在对《务虚笔记》人物描写的分析理解过程中，我们还进一步发现，不仅人物的命名方式是极其抽象模糊的，而且在故事情节充分展开后，什么人物在什么时候要经历什么事情也都缺乏明确的界定，既可能是“这一位”，也可能是“那一位”。在这一方面，我们注意到了小说中甚为普遍的如下一种表达方式。比如“那个缥缥缈缈的男孩儿就像是我，就像所有的男人的记忆，在传说般的往昔岁月……走进过一座美丽的房子”。（第31节）“我说过，T的父母与Z的叔叔乃至于F医生的父亲，在我的印象里混淆不清。”（第149节）“T的父母是谁？可能就是F医生的父母，也可能就是Z的叔叔和婶婶——不过这可能是我的错觉。”（第146节）等等。我们发现，通过这样一种表达方式，史铁生在尽可能地使用一些诡秘的模棱两可的文字，来极力消解人物与事件之间的一一对应关系，因而把某一人物个体的苦乐与梦想，把他所经历的爱与恨的折磨，加以普泛化，交织到了每一个人物个体身上去。这样一来，也就给读者创设了一个极为阔大的想象空间，可以猜想，当L的欲望极度膨胀时，F、Z或者C是否也在蠢蠢欲动，甚至，作为读者的我们自己是否也早已坐卧不宁了呢。每一个人物个体都是所有的人，所有的人又都可以浓缩为某一人物个体。由个体到群体到类，由类再返至个体乃至自己，史铁生其实是在以一种极其睿智的方式来为自己也为读者提供一个反省存在的绝妙机会。我们注意到，在“孤单与孤独”这一章，作者曾写下这样一段意味深长的话语：“如果你看我的书，一本名叫‘务虚笔记’的书，你也就走进了写作之夜。你谈论它，指责它，轻蔑它，嘲笑它，唾弃它……你都是在写作之夜，不能逃脱。因为，荒原上那些令你羡慕的美丽动物，它们从不走进这样的夜晚。”（第184节）当史铁生把“你”与美丽动物区别开来，当他一力地强调作为读者的“你”与写作之夜，与《务虚笔记》之间殊难割舍的联系时，他所意欲凸现的基本意图其实即是强调他的小说文本是在以这种特有的开放性叙述方式对以个体形式存在的人类整体生存的价值与意义作一种普泛性的思考与表达。作家对普泛性如此的强调为我们对人物形象的理解出示了一条明确的道路。那就是，对于活跃在《务虚笔记》中的十几个分别被英文字母标示出的人物，我们不宜把他们作为个性鲜明的独特个体来加以分析把握（其实，在阅读的过程中，我们已经注意到史铁生绝少对他笔下的人物作外在行为动作包括外在体貌的描写，他的笔锋直指人物内在的精神心理世界。窃以为，文本的这一特点也在暗示着他小说中人物的非个性化倾向），只有一种整体的谈论才切合文本实际，也才更接近于史铁生原初的写作意图。也许只有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才能更加恰切地理解史铁生的故事何以要从古园偶遇两个“不谙世事”的小孩，一个男孩与一个女孩写起。或许，史铁生以四十万字的篇幅所欲真正讲述展示的不过是人类两性间的故事，所欲探测表现的也不过是他对男女两性人性深度的洞察与观照。小说最后一章“结束或开始”中这样一段叙述话语将有力地证明这一点：“不光是你，也不光是我。他们还是所有的人。在另外的地方和另外的时间，他们可以是任何人。因为所有的人都曾经是他们。因为所有的人，都曾经是一个男孩儿和一个女孩儿。”（第225节）说到底，一部《务虚笔记》，史铁生所欲真正传达的乃是他对人类存在之谜的一种整体性的深入思考。因而在作者的构思中，“甚至谁是谁，谁一定是谁”这些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小说中出现的那些分别被不同英文字母标示出的男男女女们，不过是叙述者“我”虚拟出来借以传达存在命题的一种道具。在这个意义上，该书内容提要中对《务虚笔记》“不注重各个人物的完整形象与历史，而注重与生命同时拓展的不同心魂的起点与方向”这一特征的概括就是相当到位的。事实上，史铁生正是通过对人物所进行的这种“不确定性”的处理来最终完成对整体人类存在的思考与表达的。
　　读解《务虚笔记》，我们还注意到第91节中的这样一段话：“至于哪件事在前，哪件事发生在后，是毫无意义的。历史在行进的时候并不被发现，在被发现的时候已经重组。”窃以为，这段话所透露出的一个重要信息乃是《务虚笔记》的“不确定性”在第二个方面的突出表现，即情节的不确定。正如同对人物所作的不确定性描写一样，史铁生在小说中对于诸如“什么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样一些问题也不作明确的肯定或否定性记述，他往往以一种似是而非甚为模糊的方式使不同人物的故事重复，交叉，或者连接、并行。比如“WR绕过面前的书架，绕过一排排书架——一万本书，绕过寂静地躺在那儿的千年记载，在雨声中走进诗人L屡屡的梦境。”（第97节）或“七点钟，诗人L走进了F医生的恐惧……这时候L开始明白：还是F医生说得对……F还说什么来……F的原话是这样说的……又让F医生说对了……对了，F是说……是呀是呀，F医生早就对你说过……L终于听懂了，F心底的固执和苦难……。”（第231节）等等。诸如此类，不胜枚举。我们发现，在《务虚笔记》中，不同的人物可以经历同一件事情，而不同的事件又可以具有相同的行为主体。这种人与事频繁交叉与重复的一个重要原因乃在于WR与L，L与F医生之间有着大致相似的经历或感受。在笔者看来，这种情节的不确定与上述人物的不确定有着直接的内在关联。既然人物都只意谓着符号的不同，既然作为行为主体的人物所散发出的也只是关乎人类这一整体存在物的各种信息，那么作为主体之遭际和命运的事件，亦即小说文本的故事情节，则无论其简单明快，还是繁复曲折，都可以被看作是漂流时代所必然留下的印记，可以被视为文本中显示为不同符号的人物所可能共同遭逢的宿命。正如同每一个爱情故事在分别时，女性们的誓言咒语都如出一辙，而孩子们在某个下午去那神秘房子的路上的对话都很相近，亦或他们每一个人都采用“长跑”的方式去接近那幢房子一样，我们发现，在《务虚笔记》中，讲一个人的故事，就是在讲所有人的故事，而所有人的故事，也正是一个人的故事。窃以为，史铁生之所以对文本的故事情节作这样一种不确定式的处理，其根本目的仍然在于他试图传达出的对人类命运的整体观照与思考。同时，我们还注意到，小说中还充斥着另外一种罗列故事发展的多种可能性的不确定方式。比如：“有两种方式揭穿这个谜底。一种是WR母亲的方式。一种是Z的方式。”（第68节）“诗人不愿看到甚至不愿去想，一个美好的女人放弃梦想时的惨状。诗人现在甚?希望……或者，诗人希望……或者，诗人希望……”（第69节）“至此，戏剧的发展有两种方案。一种是……另一种方案是……”（第101节）“他(F)必定会像我所希望的那样希望旧日的恋人：一、根本就没注意到他。二、注意到了他，但是没有认出他。三、认出了他但并不理睬他，转身回去。四、她看见了他，……但千万不要是五……”（第101节）很显然，史铁生试图穷尽事物发展的所有可能性（尽管在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因为未来是不可知的，我们很难知道我们将要经历什么，因而任何一种可能性都可能发生，虽然最终上帝只给定你一种可能方式。这正如同打牌时的洗牌一样，五十四张牌之间有着无数种排列组合，也就蕴涵了无数种可能，虽然最后你手中只能有牌的一种排列组合，但却并不能由此否认在洗牌过程中那些曾经短暂存在然后却迅即消逝了的其它可能性。这一绝妙的游戏在某种意义上乃是人类存在与命运的一种贴切象征。在这个意义上，小说中“童年之门”这一章人物所说的：“你推开了这个门而没有推开那个门，要是你推开的不是这个门而是那个门，走进去，结果就会大不一样”。“没有人能知道不曾推开的门里会是什么，但从两个门会走到两个不同的世界中去，甚至这两个世界永远不会相交。”（第23节）这样一段话也就具备了一种本体论的价值内涵。在笔者看来，史铁生正是要通过企图穷尽事物发展的多种可能性的手段来探究思索人类存在的可能性以及人类命运的或然性。不难看出，《务虚笔记》中的这两种情节不确定的方式其实都是服务于史铁生以“不确定性”的表达方式对充满“不确定性”的人类生存的种种可能性进行尽可能穷尽的沉思与表达这一基本创作主旨的。关于这一点，史铁生的自述已经讲得非常明白：“空冥的猜想可以负载任意的梦境，而实在的答案便会限定出真确的痛苦。”（第35节）窃以为，这正是不确定的优点。
　　在对《务虚笔记》的人物与故事情节的“不确定性”进行了如上的理解剖析以后，我们还必须把关注点放在史铁生为这一小说设定的同样呈示出明显的“不确定性”的语言叙事方式上。我们注意到，作为一部别具现代精神的长篇小说，《务虚笔记》首先表现出了突出的“虚拟性”的特点。细读文本即不难发现，其中大量充斥着诸如：“如果、或者、比如、抑或、也许、可以是、也可能、说不定……”等这样一些带有明显的虚拟色彩的叙事词汇。这些虚拟性语汇所透露出的信息首先即是这一文本所具备的“虚拟性”的叙事时态。其实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种“虚拟性”的叙事时态，也才会出现如上我们业已剖析过的人物与事件的“不确定性”。很难设想，如果离开了诸如“如果、或者、比如……”这样的叙事语汇，人物与事件的不确定性还会得到如此有力的表达与凸显。说得更透彻些，对于史铁生这样缺乏行动能力的小说家而言，或许他这部小说的写作也都是作家自己在幽静的写作之夜里，勃发自己非凡的想象力虚拟而出的一种结果。在这个意义上，身体的残疾虽然限制了史铁生的行动自由，但却逼迫出了他超凡的艺术想象力，却给予了他的心灵以更为阔大的自由空间，足以使他依凭自己的自由的心灵与想象力构建一个超验的艺术王国，并成为这一艺术王国中当然的君王。在《务虚笔记》中，史铁生曾这样谈论过“真实”问题：“起初并不在我的心灵之外，在我的心灵之外并没有一种叫真实的东西原原本本地呆在那儿。真实，有时候是一个传说甚至一个谣言，有时候是一种猜测，有时候是一片梦想，它们在心灵里鬼斧神工地雕铸成我的印象。”（第7节）史铁生的这种“真实观”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作他最为基本的写作观念。既然在创作主体的心灵世界之外并不存在所谓的真实或者客观，那么作家所建构成的自然也就是一个纯然虚构的艺术世界，是一个创作主体凭借自身以往的人生与精神经验而对所谓的“世界”进行的一种极具个性色彩的描述与阐释。他叙述上这一明显的“虚拟性”其实乃是作家探索人类存在诸多可能性的一种有效手段。说到底，这种“虚拟性”乃是作家的一种叙事策略，作者旨在通过这一策略的运用进一步拓展小说的话语空间，打破传统小说主线霸权的合法性，打破传统小说对读者想象力的圈定以及对读者参与意识的禁锢，力求在解放文本的同时也解放读者，解放读者的想象世界。窃以为，正是因为文本采用了“虚拟性”这一恰切的叙事策略，才使得史铁生展示探索人类生存之多种可能性的创作意图成为了?能，也才使得《务虚笔记》成为了一个充分体现作家之超凡想象力的成功的巨大的艺术空间。应该说，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想象力极度贫乏的时代，或许在某种意义上我们这个民族的基本文化即是想象力被极度压抑了的文化，站立在这一基座上则我们不得不承认《务虚笔记》的出现简直就是一个奇迹。在这个意义上，《务虚笔记》就不再仅仅是一部现代小说，它同时还是一首精美的诗或旋律优美的音乐，更是一部具有突出的宗教精神与明显的存在主义印痕的现代人心灵的启示录。从史铁生八十年代中后期以来思想与写作的发展轨迹看，越来越显示出了鲜明的存在主义色彩。当然，这种存在主义并不是源自萨特或海德格尔那里的舶来品，而更多的是史铁生从自身对人类存在与人类命运的感悟中得来的，打上了明显的史铁生个人的烙印。而存在哲学的一个基本观念却是：“人，便是他所不是的，人性本质上是个未然的乌托邦概念，是对无限可能性的开放。你现在所‘是’的，只是可能性的一部分，是对可能性的一个限定，是不完足；‘不是’，你才有指望从有限性中站立起来。”（见李振声《存在的勇气，或拒绝遗忘》，《读书》98年12期）而邓晓芒则说：“可能世界高于现实世界，现实世界只不过是可能世界的实例，可能世界自身有它永恒的价值。是梦想，而不是自然天性，造成了现实的人的历史。”（《灵魂之旅》第198页）在笔者看来，只有提升到这样的高度来认识《务虚笔记》对“不确定性”的沉思与表达，并进一步认识史铁生的整体生命写作，才更能接近于文本与作家的真正的本真价值与意义所在。
　　在谈论《庄子》时，闻一多先生曾写下这样的话：“向来一切伟大的文学和伟大的哲学是不分彼此的。”“文学是要和哲学不分彼此，才庄严，才伟大。哲学的起点便是文学的核心，只有浅薄的，庸琐的，渺小的文学，才专门注意花叶的美茂，而忘掉了那原始，最宝贵的类似哲学的仁子。”（《闻一多全集》2卷282-283页）在此处，闻一多先生一语道破了文学与哲学之间的紧密联系。的确如此，反观一部人类文学史，即不难发现，那些真正优秀的大文学作品往往是两者兼而有之，哲学与文学彼此难分。窃以为，对于现代文学而言，哲学底蕴的具备与否就更为重要了，无论是卡夫卡，卡尔维诺，还是福克纳，博尔赫斯，在他们身上往往兼备文学家与思想家的素质，而他们的作品则都具有极为深刻的哲学底蕴。由此可见，是否同时兼具文学与哲学的因素，是否具有很深的哲学底蕴，仍是衡量文学作品尤其是现代文学作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以是观之，则《务虚笔记》，则史铁生皆应得到充分的评价与肯定。在当今的中国文坛，如史铁生这样的作家不是很多，而是极少。这一点理应引起文坛的警觉。史铁生业已以他别具个性的写作在当今的小说界独树一帜。对于他的写作，我们目前的认识与估价并不充分，还存在许多盲点。这一切，都有待于研究者们进一步深入的探讨与剖析。
名作欣赏太原122～126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王高林/王春林19991999王高林　王春林　作者单位：山西大学中文系／邮政编码：030006 作者：名作欣赏太原122～126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王高林/王春林19991999

网载 2013-09-10 21:1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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