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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迅历来十分重视中国与各国之间的文化、文学交流。从青年时代起，他便致力于外国文学的翻译，一直持续到晚年。几十年中，他翻译的文字几乎与创作的文字相等。在输入外国文学的同时，鲁迅也很注意向世界各国介绍中国的新文学，让世界了解中国。后一方面的工作，鲁迅是从本世纪20年代中期才开始着手的，虽然仅10余年时间，但他为此付出的心血，是不应该被遗忘的。
　　“五四”新文学的对外传播，始于20年代初期。小说方面最早译成外文的新文学作品，正是鲁迅的《阿Q正传》。1925年， 在河南开封国民革命军第二军俄国顾问团工作的苏联人瓦西里耶夫（中文名字王希礼），准备将《阿Q正传》译为俄文。 他请当时同在顾问团工作的曹靖华写信给鲁迅，允许他翻译这篇小说，并请鲁迅为译本写一篇序言和提供自传。鲁迅接信后，认为这是一件“欣幸的事”，“很应该感谢”译者〔1〕。同年5月底，鲁迅写了《俄文译本〈阿Q 正传〉序及着者自叙传略》一文，托曹靖华转交王希礼，该文最初发表于1925年6月15 日《语丝》周刊第31期。鲁迅在序文中写道：《阿Q正传》的写作， 是为了描出“我的眼里所经过的中国的人生。”小说出版后，中国读者有各种不同的反映，“在毫无‘我们的传统思想’的俄国读者的眼中，也许又会照见别样的情景的罢，这实在是使我觉得很有意味的。”王希礼的译本直到1929年才由列宁格勒激浪出版社出版。译本名叫《阿Q正传》， 实则是鲁迅的一个短篇小说选集，内收8篇作品，除王希礼所译《阿Q正传》外，其余为：卡扎克维奇译《幸福的家庭》、《高老夫子》，什图金译《孔乙己》、《风波》、《故乡》、《社戏》、《头发的故事》。鲁迅所写《序》收入书中，《着者自叙传略》未译出，随同寄出的鲁迅照片也未采用。同年，科金翻译的《阿Q 正传》另一译本也在苏联青年近卫军出版社出版。
　　就在王希礼打算翻译《阿Q正传》之时， 另外有人也已经开始进行这方面的工作。1925年4月，在美国出生的华侨梁社乾写信给鲁迅， 谈到他在翻译鲁迅小说。6月上旬，梁社乾将《阿Q正传》的英文译稿寄给鲁迅审阅，鲁迅于6月20日校正寄还。该译本于1926 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此后又多次再版。有的苏联学者根据鲁迅为王希礼译本写序的时间，断言鲁迅作品最早译成欧洲文字的本子，是俄译本。实际上，英译本更早，只是此译本由中国出版社印行，并非在欧美出版。据《鲁迅日记》记载，梁社乾在翻译《阿Q正传》过程中， 曾与鲁迅多次通信，得到鲁迅的热情帮助，可惜他们的通信都未保存下来。
　　真正在欧洲最早出版的鲁迅作品外文译本是法译本。1926年，在法国求学的中国留学生敬隐渔将《阿Q正传》译成法文， 发表于巴黎《欧罗巴》杂志5月号和6月号上，译文有删节。敬隐渔在译文前简短地介绍了鲁迅的生平和创作，对《阿Q正传》推崇备至。从1926年1月至1927年10月，敬隐渔与鲁迅一直保持通信联系。在给鲁迅的第一封信里，敬隐渔写道：“鲁迅先生：我不揣冒昧，把尊着《阿Q 正传》译成法文寄与罗曼·罗兰先生了。他很称赞，他说：……《阿Q 正传》是高超的艺术底作品，其证据是在读第二次比第一次更觉得好。这可怜的阿Q 底惨象遂留在记忆里了……。罗曼·罗兰先生说要拿去登载他和他的朋友们办的杂志《欧罗巴》。我译时未求同意，恕罪！幸而还未出格，反替我们同胞得了光彩，这是应告诉而感谢你的。我想你也喜欢添了这样一位海外知音。”据当年在法国留学的林如稷回忆，罗曼·罗兰在给敬隐渔的回信中还谈到：《阿Q正传》“是一篇富于讽刺的现实主义杰作。阿Q的形象将长久留在人们的记忆里。……在法国大革命的时期，也有类似阿Q的农民。”〔2〕。这是鲁迅作品，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第一次受到西方文艺界人士的高度重视。1929年，敬隐渔将他译的《阿Q正传》、 《孔乙己》、《故乡》收入他编译的《中国当代短篇小说作家作品选》一书，在法国出版。此书很快由英国人米尔斯译成英文，改名为《阿Q 的悲剧及其他当代中国短篇小说》，1930年在英国出版，次年又在美国面世。从此，鲁迅与中国现代文学开始为欧美各国所知晓。由于敬隐渔同鲁迅的通信未能保留下来，我们不知道他究竟向鲁迅请教过哪些问题。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在长达近两年的通信中，有志于译介鲁迅作品和中国现代文学的敬隐渔，一定向鲁迅求教过不少问题，而鲁迅则尽量给以圆满的答复。鲁迅还给敬隐渔邮寄过数册《莽原》杂志，以使后者对中国现代文坛有更多的了解。
　　1928年，在上海同济大学任教的廖馥君着手翻译德文本《阿Q 正传》。10月间，鲁迅与廖通信并见了面，估计他们曾谈及翻译之事。后来廖将译文交德国老师卢克斯带回国，但未见出版。
　　在东方国家中，最早译介鲁迅和中国现代文学的是日本。1928年，井上红梅首先译出《阿Q正传》，但误译甚多。30年代初， 与鲁迅结下深厚友谊的日本新闻联合通信社的特派记者山上正义，鉴于鲁迅希望有一个决定版的《阿Q正传》日译本，遂开始翻译这篇小说。 初稿译出后，鲁迅进行了“严密的校阅”，并给译者写了85条注释。山上正义在译文前写了一篇《关于鲁迅及其作品》的文章，称鲁迅是中国文坛的“泰斗”，《阿Q正传》“是当今文坛上的一部名着。 这不单是在文坛上，就是在一般读者当中，《阿Q正传》这个名词， 目前也不是一个固有名词，甚至已成为一个通俗的普通名词。‘阿Q’同张三、李四一起， 已成为日本的太郎、长松相类似的一个普通的名字了。”山上正义译的《阿Q正传》于1931年在东京出版，书名叫《支那小说集·阿Q正传》，里面除《阿Q正传》之外，还收入了柔石、冯铿、胡也频等人的作品和小传，显然有纪念左联五烈士的用意。在此之前，山上正义已向日本文艺界介绍过鲁迅。1928年3月， 他在日本《新潮》杂志发表了《谈鲁迅》一文，对鲁迅的生平和作品做了简要介绍，这是日本一般杂志上刊载的最早评述鲁迅的文章。
　　大约在1931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打算编译一本反映中国新文学成就的书。他曾为此几次拜访鲁迅，得到鲁迅的大力支持。1933年，编选工作完成，该书取名为《活的中国》，主要分两部分。第一部分专收鲁迅的作品，共8篇，即《药》、《一件小事》、《孔乙己》、 《祝福》《风筝》、《论“他妈的！”》、《离婚》，外加一篇《鲁迅生平》；第二部分收录其他中国作家的小说，共17篇，入选的作家有柔石、茅盾、丁玲、巴金、沈从文、孙席珍、田军、林语堂、萧乾、郁达夫、张天翼、郭沫若、失名（杨刚）、沙汀。另外还有两篇附录，一篇是尼姆·威尔士（斯诺前妻海伦·福斯特的笔名）着《现代中国文学运动》，一篇是《参考书目》。1936年10月，《活的中国》在英国伦敦出版。斯诺在《编者序言》中写道：为了改变许多西方人对中国现代文学所持的轻视态度，有必要译介一些中国当代作品“让大家读读”，“我是在会见了鲁迅和林语堂之后，才决定由我本人来承担这项任务的。鲁迅那胸襟宽广的人道主义精神，对人的满腔热情以及对周围事物的洞察力，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相信他的作品一定能够提供有意义的说明。”〔3〕为了表示对鲁迅的敬意， 《活的中国》的封里还刊登了一幅鲁迅照片。这部译着比较全面系统地向西方读者介绍了中国新文学的成就，它的副标题：《现代中国短篇小说选》，已经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鲁迅于1933年3 月曾经写过一篇《英译本〈短篇小说选集〉自序》，就是应斯诺之约而写的，所选作品收入《活的中国》。篇目由鲁迅选定，其中有的并不是小说，可能是后来临时变换的，在《自序》中，鲁迅强调自己最初从事短篇小说的创作，是受了外国小说，“尤其是俄国、波兰和巴尔干诸小国”文学的启迪，目的是为了揭示“上流社会的堕落和下层社会的不幸，……原意其实只不过想将这示给读者，提出一些问题而已，并不是为了当时的文学家之所谓艺术。”鲁迅的这种审美观，影响了斯诺，以致后者在选择其他中国作家的小说时，也偏重于那些揭露性的，谴责性的，描述中国社会现实的作品，即使文字粗糙点也没有关系。鲁迅对自己的作品能被介绍给美国读者深感欣慰，他说：“这些东西，竟得了一部分读者的注意，虽然很被有些批评家所排斥，而至今终于没有消灭，还会译成英文，和新大陆的读者相见，这是我先前所梦想不到的。”〔4〕
　　1934年5月至1935年10月，鲁迅、 茅盾同美国友人伊罗生曾多次通信，商谈编选中国现代作家短篇小说集《草鞋脚》的有关问题。在这之前，《草鞋脚》一书实际上已经编成。因为1934年3月23日， 鲁迅已应约为该书写了一篇《〈草鞋脚〉（英译中国短篇小说集）小引》，文中写道：“在中国，小说是向来不算文学的。在轻视的眼光下，自从十八世纪末的《红楼梦》以后，实在也没有产生什么较伟大的作品。小说家的侵入文坛，仅是开始‘文学革命’运动，即一九一七年以来的事。自然，一方面是由于社会的要求的，一方面则是受了西洋文学的影响。”“这一本书，便是十五年来的，‘文学革命’以后的短篇小说的选集。因为在我们还算是新的尝试，自然不免幼稚，但恐怕也可以看见它恰如压在大石下面的植物一般，虽然并不繁荣，它却在曲曲折折地生长。”在《且介亭杂文》“附记”里，鲁迅又对该书作了介绍：“《草鞋脚》是现代中国作家的短篇小说集，应伊罗生（H.Isaacs）先生之托，由我和茅盾先生选出，他更加选择，译成英文的。但至今好象还没有出版。”该书的出版一直拖了40年。直到1974年，才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出版。1979年10月，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图书馆把伊罗生捐赠该馆的有关《草鞋脚》资料的复印件赠送给我国，才使我们对该书有了清楚的了解。
　　这批珍贵的资料共分为5个部分：1.鲁迅、茅盾致伊罗生的7封信；2.鲁迅、茅盾为该书写的自传；3.鲁迅所写序言；4.中国左翼文艺定期刊编目；5.拟选入《草鞋脚》的作品篇目、部分作家简介和作品简介。在致伊罗生的7封信中，鲁迅、 茅盾对译者的工作表示“非常高兴”，并提出了许多很好的建议。如对1930年以后的左翼文学作品，建议译者“多介绍些新进作家；如何谷天的《雪地》及沙汀、草明女士、欧阳山、张天翼诸人的作品，我们希望仍旧保留原议。”鲁迅和茅盾对伊罗生的翻译予以很高的评价，鼓励他继续从事这一有意义的工作：“您说以后打算再译些中国作品，这是我们很喜欢听的消息。我们觉得象这本《草鞋脚》那样的中国小说集，在西方还不曾有过。中国的革命文学青年对于您这有意义的工作，一定是很感谢的。我们同样感谢您费心力把我们的脆弱的作品译出去。革命的青年作家时时刻刻在产生，在更加进步，我们希望一年半载之后您再提起译笔的时候，已经有更新更好的作品出世，使您再也没有闲工夫仍旧找老主顾，而要介绍新人了，——我们诚心诚意这么希望着，想来您也是同一希望罢！”在信中，鲁迅和茅盾还回答了伊罗生提出的一些问题。
　　如果拿当初拟选的作品篇目与1974年出版的译本相比较，我们发现伊罗生对原定篇目做了许多改动。鲁迅和茅盾推荐的一些作品，如丁玲的《水》、张天翼的《一件寻常事》以及吴组缃、草明、欧阳山、艾芜、沙汀、巴金、冰心、葛琴、张瓴、魏金枝、涟清等人的小说，伊罗生都未收入。他选收了另外一些作品，如鲁迅的《狂人日记》、《药》、《孔乙己》，郁达夫的《春风沉醉的晚上》，叶圣陶的《潘先生在难中》，茅盾的《秋收》（茅盾因不愿让自己的作品占太多的篇幅，曾提议将《秋收》去掉，只存《春蚕》和《喜剧》），蒋光慈的《黑森》，丁玲的《某夜》等。尽管伊罗生改换了不少篇目，但原书的基本构想仍得以实现。就内容而言，该书所选多为左翼作家的优秀之作。有些作者还为革命献出了生命。如《金宝塔银宝塔》的作者丁九（应修人）、《血字》的作者殷夫等。鲁迅将他们的作品介绍到国外去，不仅仅是期望欧美读者了解中国左翼文学运动，也有以此纪念作者之意。先生当时的心情和用意是不难理解的。总之，《草鞋脚》中的作品，广泛反映了20至30年代中国社会各个方面的生活，这里既有现实的丑恶和黑暗，又有人民的痛苦和抗争；既有日本侵略者侵占东北的暴行，又有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等等，可以说是当时中国的一幅缩影。正如鲁迅在《〈草鞋脚〉小引》中所说：“至今为止，西洋人讲中国的着作，大约比中国人民讲自己的还要多。不过这些总不免只是西洋人的看法，中国有一句古谚，说：‘肺腑而能语，医师面如土。’我想，假使肺腑真能说话，怕也未必一定完全可靠的罢。然而，也一定能有医师所诊察不到，出乎意外，而其实是十分真实的地方。”《草鞋脚》正以其深刻、细致的笔触，勾勒了西方人所诊察不到的中国人民的真实生活图景。
　　1936年春，日本改造社社长山本实彦写信给鲁迅，请他帮助挑选一些中国小说介绍给日本读者。鲁迅选出了中国青年作家的10篇小说寄给山本。同年6月， 日本《改造》月刊以“中国杰作小说”为总题陆续将它们发表。最后只发了6篇。同年4月，鲁迅用日文写了一篇《“中国杰作小说”小引》，后刊载于《改造》月刊6月号。在文章中， 鲁迅阐述了中国新文学建设与外国文学的关系。他说：“第一，新文学是在外国文学潮流的推动下发生的，从中国古代文学方面，几乎一点遗产也没摄取。第二，外国文学的翻译极其有限，连全集或杰作也没有，所谓可资‘他山之石’的东西实在太贫乏。”对“五四”以来中国现代短篇小说的创作，鲁迅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但创作中的短篇小说是较有成绩的，尽管这些作品还称不上什么杰作，要是比起最近流行的外国人写的，以中国事情为题材的东西来，却并不显得更低劣。从真实这点来看，应该说是很优秀的。”〔5〕可惜因缺乏资料， 我们不知道鲁迅挑选了哪些作家的作品。
　　1936年7月，鲁迅应捷克汉学家普实克之请， 为其所译鲁迅小说集写了《〈呐喊〉捷克译本序言》，该译本共收小说8篇，1937年12 月布拉格人民文化出版社出版。在《序言》中，鲁迅热忱地写道：“人类最好是彼此不隔膜，相关心。然而最平正的道路，却只有用文艺来沟通，可惜走这条道路的人又少得很。出乎意外地，译者竟首先将试尽这任务的光荣，加在我这里了。我的作品，因此能够展开在捷克的读者的面前，这在我，实在比被译成通行很广的别国语言更高兴。我想，我们两国，虽然民族不同，地域相隔，交通又很少，但是可以互相了解、接近的，因为我们都曾经走过苦难的道路，现在还在走——一面寻求着光明。”鲁迅从青年时期起，就十分关心东欧国家人民的命运。饱受外族侵略的东欧各国人民，与中国人民一样，受尽压迫和侮辱。所以鲁迅总愿意接触他们表现“叫喊和反抗”的文学作品。在《摩罗诗力说》等文章中，鲁迅热情地向国人介绍了波兰作家密茨凯维奇、匈牙利作家裴多菲等人的创作。现在普实克准备将他的小说译介到东欧去，鲁迅当然非常高兴。他殷切希望中国人民与东欧人民之间有更多的接触，有更深入的了解。
　　在早期中国新文学作品的对外传播中，短篇小说扮演了主要角色，这是因为新文学的实绩首先体现在这一方面。当时中国作家创作的长篇小说不多，杰作更难寻觅。新诗一方面较难翻译，另一方面也还很不成熟；剧本创作也较少。译介的短篇小说中，鲁迅的作品又占了很大的比重。鲁迅小说最先引起国外文坛的重视，译介也最早。20年代外国人翻译的中国小说几乎全是鲁迅作品，直到30年代初，才开始陆续介绍其他中国作家的小说。这种情况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规律是相吻合的。
　　鲁迅一向十分重视扶持文学新人的成长，当他编选外文译本时，始终很注意选择青年作家的小说，尤其努力介绍那些思想进步的新进作家。尽管这些青年作家的创作还不十分成熟，但却真实地反映了中国的社会现实，表现了人民的愿望和要求，艺术上也显露出一定的才华，所以深得鲁迅的赞赏。鲁迅特别强调：他们的作品，“在外国读者看来，也许会感到似有不真实之处，但实际大抵是真实的。”〔6〕真实性， 战斗性，这就是鲁迅挑选作家作品的标准。由于鲁迅的热情介绍和大力推荐，中国的新文学作家逐渐为各国读者所认识，中国现代文学终于开始走向世界。
　　注解：
　　〔1〕鲁迅：《集外集·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着者自叙传略》。
　　〔2〕参见戈宝权：《谈〈阿Q正传〉的法文译本》，载《南开大学学报》（哲社版）1977年第6期。
　　〔3〕见《新文学史料》1978年第1期。
　　〔4〕《集外集拾遗·英译本〈短篇小说选集〉自序》。
　　〔5〕〔6〕《集外集拾遗补编·“中国杰作小说”小引》。
贵州文史丛刊贵阳49～53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袁荻涌19981998贵州师大中文系 作者：贵州文史丛刊贵阳49～53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袁荻涌19981998

网载 2013-09-10 21: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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