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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的甲午战争，迄今已历百年。今非昔比，世界沧桑。特别是当年战败罹难深重的中国，国家地位和社会面貌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然而，那场战争的历史蕴涵，并没有随着条件的变化和岁月的流逝而泯灭，相反，正是由于时代的更新而愈显丰厚。立足现实的制高点，鸟瞰那段硝烟弥漫、血火交织的历史，总结经验教训，进行深刻反思，从中接受启迪，正是今天历史学家的责任。正是怀着这样的使命感，国内外百余名专家学者，于1994年9月7日至11日，会聚当年作为北洋水师基地和海陆重要战场、今天在改革开放大潮中日显雄姿的威海，参加甲午战争一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这次学术交流，气氛热烈，涉及的内容空前广泛而又深刻。这里专门介绍的只是会议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淮系集团与甲午战争的关系。史实是非常醒目的，甲午战争从陆路战场到海上战场，从统帅到参战部队，从战略战术的筹谋到具体实施状况，从战争本身到其前后的广阔社会背景，万端事体，千般风云，都与淮系集团密切关联。于此进行审视、考察，不论是对于甲午战争还是淮系集团的研究，都是十分重要的。
　　一、关于李鸿章、丁汝昌
　　李鸿章是淮系集团的首领，也是晚清重臣。甲午战争期间，他既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海军衙门会办的官职参与清廷的有关决策，又以淮军和北洋水师总帅的实际权能直接进行军事筹划和作战指导。对其有关思想和实践，在这次会议的论文和讨论中所反映出的认识，较往常明显有所拓展和深化。
　　诸多论者注意把李鸿章的战略思想放在国防发展战略的总体中来审视。有的指出：对于清王朝国防发展战略上的一些失误，李鸿章在甲午战前已有所察觉。他提出了“多筹巨饷，多练精兵，内外同心，南北合势，全力专注，持之以久”这一战胜日本的总设想、总方针，内容涉及到政治、经济、思想等领域，其中包含着难能可贵的持久战思想，对于弱的大国如何战胜强的小国具有普遍意义。不过，在当时情况下，要清廷接受并做到这些则是不现实、不可能的。因此，这些正确主张，只具有思想资料的价值，不可能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有的则特别重视李鸿章的海防战略在国防发展战略中的地位，明确持论：从国家全局理性地认识并统筹近代海防，李鸿章是始作俑者。就国防总体来说，中国传统上重陆轻海。李鸿章从19世纪60年代始逐渐转变观念，从陆防转向海防，具备了海防战略思想的雏型。70年代后形成“三洋布局，海口防御”的海防战略思想。这一思想不是单纯的军事运筹，而以“自强”为国家战略目标，以外交和海防为相表里的两只手。到80年代初，李鸿章进而具备了“远东海上威慑”的海军战略思想，跳出了“斤斤自守”的狭义海防的樊篱。从甲申至甲午（1884—1894年），李鸿章的海防思想却发展停滞，最终功败垂成。其原因主要在于处理中外战端过分依赖外交手段，政治上考虑为多，军事上考虑不足，缺乏切实的战守方略。
　　有的文章别开生面地探讨甲午战前中国之海战理论与北洋舰队作战指导失误的关系，这中间自然涉及到李鸿章海防战略思想问题。有谓：甲午战前中国所引进的西方近代海军战略、战役理论，是以《海战新义》等译着中的有关内容为主。包括对海军作战任务的战略区分、处于萌芽状态的近代海权思想、海军战略战役指导的基本原则等。而包括李鸿章在内的海军统帅、将领们，对这种新理论的重要性认识不足，重视不够。李鸿章甚至明确表示《海防新论》所提出的派兵船堵敌国海口的主张，不适于中国。
　　对于李鸿章的作战指导实践，倾向于否定者仍较多。有文章指出：李鸿章是一个不称职的战略指挥员。他在处理和与战的关系上，一厢情愿地企求和平，迟迟不作战争准备；在处理海军与陆军的关系上，不懂得发挥海陆联合作战的威力，从未组织过一次海陆协同的作战行动；在处理战场南翼与北翼的关系上，重北翼轻南翼，导致了战略重次的颠倒；在处理海军攻与守的关系上，实行消极防御、避战保船；在处理上一战略阶段与下一战略阶段的关系问题上，往往只顾眼前，不顾长远，不能照顾战略全局。总之，李鸿章在军事思想方面所存在的片面性、表面性和落后性，导致了在战略决策和指挥方面的一系列失误。因此，清军甲午战败，他要负首要责任。有的论者坚持认定，在战争过程中李鸿章一直是持消极防御、避战求和态度的。相比之下，有的文章则显有异议。譬如，有篇文章公布了从上海图书馆藏李鸿章未刊函稿中发现的一帧《李傅相手谕旅顺诸将书》拓片，参以其他有关史料，论证了李鸿章并非没有死守旅顺的决心和准备，在守旅“有将无帅”，该地终致丧失问题上，李鸿章不应负主要责任。该文认为，综观战争过程，他并非自始至终一直疏于战备，避战求和。有的文章更就全局立论，说李鸿章虽主军事缓进，但并无屈膝乞和，甲午惨败是中国“体制”所误。有的文章则着眼于李鸿章“毕竟是臣不是君”的地位条件指出，其人并没有最高决策权，所以不可能尽成其所想，甚至有时处于四方掣肘的窘境。
　　关于马关议和是否卖国问题，有的文章辨析说：李鸿章去马关求和是在日本两次“拒使”之后由清廷作出的决定，上谕中有“此时全权之任，亦更无出该大臣之右者”之语，并“予以商让土地之权”，他完全是奉命受权而去。《马关条约》的内容是甲午战争失败所招致的结果，而且李鸿章又是奉到“如竟无可商改，即遵前旨与之定约”的最后谕旨签订的，他个人似难独任其咎。李鸿章的误国不在马关谈判和签订条约本身，而在于他在“防日”过程中有一味依仗强俄和“轻日”思想，特别是在指导和进行战争过程中有严重失败主义错误。
　　除李鸿章外，这次会议的论文和讨论中还较多涉及淮系另一要员──担任北洋水师提督并殉于此职的丁汝昌。对此人最后在绝境中宁死不降的晚节，人们殆无异议，但对他任北洋水师提督是否称职看法不同。倾向于否定者中有的指出：陆将出身的丁汝昌从未经过与他北洋水师提督职务相适应的高级军事训练。丰岛海战前他奉命率舰队巡航朝鲜海面，竟弄错了牙山的地理位置。战争爆发后，他从未制定过海军作战预案，致黄海海战开始不久，舰队就中断指挥，遭受重创。黄海海战后，更是株守港内，听凭敌军登陆而无所作为，最后北洋舰队全军覆没。丁汝昌是难辞其咎的。有的文章更持论：丁汝昌以淮军陆将指挥现代化海军，以外行指挥内行，导致全军覆灭，给中国留下一大遗憾。残酷的现代化战争，是不容待外行逐步成为内行后再进行，这是鲜血淋淋的沉重教训，也是中日甲午海战之所以惨败的致命原因之一。该文还依据所称新发现的史料，认定丁汝昌在黄海海战中受伤并非日炮所致，而是为己方巨炮灼伤，因此置言：作为司令长官竟不知巨炮发射，炮口周近不许站人，是世界军事史上的罕事。甚至有文章认为丁汝昌当时并没有受通常所说那么严重的伤，而是“假装伤重”，是“丁李勾结，用谎言欺骗光绪帝”。有的论者根据近年得到的《徐建寅上督办军务处查验北洋海军禀》，参以其他史料，对甲午年徐建寅奉旨查验北洋海军一事进行考察，情节多与丁汝昌有关。文章认为，在李鸿章保守战略的指导下，丁汝昌对北洋海军的具体指挥甚至比李鸿章更保守。查验结果表明，当时北洋海军的弹药储量相当可观，造成北洋海军在黄海海战中弹药不足的原因完全是丁汝昌没有带足弹药所致；另一方面，在威海卫之战中，丁汝昌在弹药储量有利于出海作战而不宜株守军港的情况下却选择了后者，这是个致命的错误。总之，丁汝昌作为海军提督，确实是不称职的[12]。需要说明，因非专题讨论，持丁汝昌任水师提督以及在战争过程中基本表现无可厚非观点的一派意见，会上没有充分展开。据笔者所闻，也有不少人倾向此种见解。
　　二、关于淮军、北洋水师和淮系整体
　　淮军陆营和北洋水师是甲午战争中中方参战的主力部队，整个淮系集团也与此役密切关联，其群体状况与甲午战争的关系，也是这次会议的论文和讨论中所涉及到的一个重要问题。
　　关于淮军的状况，有的文章具体探讨了其武器装备水平，指出：甲午战争前夕，淮军除装备了普通后膛枪炮外，其部分部队还装备了更为先进的后膛连发枪，炮兵装备则主要为英国的阿姆斯特郎式、格鲁森式和德国的克虏伯式后膛炮。另外，江南制造局生产的后膛大炮，也大部分用来装备了淮军。淮军火炮中有一部分还是西方国家在80年代末才发明的快炮（速射炮）。总之，淮军的装备在质量上堪称是一流的。然而，从体制上看，淮军尚属旧式勇营。有文章剖析了勇营制的弊端，诸如兵由将招所必具的私属性导致指挥关系紊乱；部队编制不适应多兵种协同作战的要求；训练不良、军官培养制度落后；军饷、军械的保障存在严重弊端等。该文指出：兵制必须与战争的发展相适应，一种兵制既已不适应战争发展的要求，它就会被淘汰，为新的兵制所取代。因此，甲午战后改革清军兵制已是势在必行。不只军制方面，反映在日常管理，日常生活方面的腐败现象在淮军中也颇严重，诸如克扣兵饷，闹事哗变，“奸淫掳掠”等。淮军的腐败在清军中颇具典型性，是导致甲午战败的重要原因。有的论者指出：从根源上看，军制落后，战术落后，装备落后，加上以淮军为主力的清军已从整体上腐败，因而再好的作战方案也终如一纸画饼。
　　对北洋水师，有的文章给予了充分的注意，指出：甲午战前中国海军近代化建设的成就是比较显着的，意义不能低估。中国近代海军的建立，是中国军事走向近代化的重要标志。1888年制定的《北洋海军章程》，尽管有许多缺陷和不足，但在军制方面却是开了向西方先进军事体制学习的先河。该文同时也注意到北洋海军以及晚清海军总体建设上的缺陷，特别是新军种与旧制度之间所存在的严重矛盾，主要反映在编制体制、指挥体制、管理制度、兵役制度等方面。此外，有的文章还涉及到北洋水师内部不同地缘群体人物的关系问题，认为福州籍将士在中日甲午海战中居主力、中坚地位，打得最苦，死得最多，但被骂得最惨，谤得最狠，这主要是当权者委过于属下，归功于自己。这显然是针对淮系要员李鸿章、丁汝昌，责难他们排斥和陷害异己。有的文章涉及到这类问题时，所表达的观点则与此不同。关于淮系集团在整体上与甲午战争的关系，这次会议论文未有专题或作为主要问题考察，只有零星涉及，但是，与会的淮系集团研究中心成员利用会余时间讨论“中心”下一步的工作问题时多有议及，认为需要从宏观与微观的结合上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应对“淮系集团”的概念进一步作出规范性的界定，人物的划属要有明确的标准，而集团内部又有地位不同的层次，其结构状况颇为复杂而微妙，也需注意把握。该集团不但涉及军事，而且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思潮等各个方面的社会内容。既要多方面全方位地从整体上审视与甲午战争的关系，又要选择某些具有关键意义的具体环节或方面，进行深入细致的考察。“中心”将有所规划，使各成员的相关研究尽量成系统性，以增强整体效益。
　　　　　　　（作者单位：河北师范大学历史系）〔责任编辑：施立业〕
　　
　　
　　
安徽史学合肥51～53K3中国近代史董丛林19951995 作者：安徽史学合肥51～53K3中国近代史董丛林19951995

网载 2013-09-10 21:0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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