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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I210. 9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072（2007）05-0088-05
　　20世纪初期，鲁迅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强烈呼声，在他《呐喊》、《彷徨》的25篇小说中，就有16篇或多或少写到“孩子”。可以说，“孩子”观念是鲁迅的核心观念之一，而“孩子”形象在其小说中也是举足轻重的。但不少研究者一厢情愿地从鲁迅的某些杂文或书信中梳理出“儿童是人，儿童是儿童”的基本命题，对“救救孩子”也只看到其肯定的一面，却忽略了鲁迅对“儿童不是人，儿童不是儿童”的人性弱点与生存困境的独特发现，以及鲁迅对“救救孩子”的彷徨与怀疑。毕竟，对于研究对象，只注意其理性宣扬的一面是远远不够的，更要把握其不宣扬的甚至反理性的一面，在二者的重叠或缝隙处寻找与发现，才可能获得对研究对象真实、完整的理解。
　　一、人性之丑陋
　　在鲁迅的《孤独者》里，有两段话值得注意：一段是魏连殳的环境论，“大人的坏脾气，在孩子们是没有的。后来的坏，如你平日所攻击的坏，那是环境教坏的”；另一段是“我”的本性论或性恶论，“如果孩子中没有坏根苗，大起来怎么会有坏花果？”无论是环境论还是性恶论，言外之意都是孩子将会变坏或已经变坏，有着人性之丑恶。
　　人性之丑恶表现在四个方面。首先是“看”，冷眼旁观。《孔乙己》是孩子看主人公的痛苦与潦落，对他的死也只是麻木无情的叙述。《示众》是孩子看群众，他们看秃头，看蓝裤腰，看奶子，看罪犯，他们不关心罪犯犯了什么罪，为什么示众。他们的唯一焦点是“看”这个动作本身，“看”变成了生活的调味料和意义，但正是这“看”使得世人（包括孩子们）的庸俗、冷漠、缺乏生机被表现得淋漓尽致。而且“看”的时候也是“被看”，这种“看”/“被看”二元模式的内容同样是不变的庸俗、冷漠，如此，“看”与“被看”没什么两样，“看”与“不看”也没什么不同，这世间便陷入了一种“不堪一看”、“不值得看”的死寂局面。更令我们担忧的是，文中有三类孩子在看，一类是代表普通百姓的“十一二岁的胖孩子”，一类是代表知识阶层的小学生，而另一类是象征新生命的老妈子抱着的婴孩，所以老妈子的一句“看呀！多么好看哪！”则象征着人类的庸俗观看，渗透着作家不忍目睹的深刻悲愤和绝望，以及那种悲悯众生、新生的伟大情怀。第二种“看”是孩子看知识分子或先驱者。《狂人日记》的狂人因为孩子们“眼色也同赵贵翁一样，脸色也都铁青”而万分惊恐，《长明灯》中的疯子也因孩子们围观而狂呼，《孤独者》中的魏连殳在孩子的“看”中悲哀，甚至《药》里面也许会有孩子看革命者的被杀头而得着几天的谈资也说不定。如果说前面是看庸俗，那么这里则是看启蒙和狂猛精神的被杀，两种“看”仿佛都成为人们生活的调味料和意义，实质上“看”成为了污浊的、不可调和的无意义与绝望，很明显，“看”转化为“看杀”或“吃”。如钱理群所言，“启蒙的结果是被启蒙的对象活活地吃掉；这里，被质疑、批判的对象是双重的：既是那些‘吃人’的民众，更是‘被吃’的启蒙者，以至启蒙本身。”[1] 41
　　其次是嘲讽、轻视。狂人被嘲笑其疯狂，孔乙己被小伙计轻蔑：“讨饭一样的人，也配考我么？”陈士成的学童也对再次落榜的他“脸上都显出小觑他的神色”。三种嘲讽，无论是嘲讽病征、地位抑或是知识才能，其实都隐含着冷酷、势利的毒素。如此，孩子人性丑恶的第三个特点“凶狠恶毒”便并非信口开河了。“我想我同小孩子有什么仇”，但孩子们“似乎想害我”，也都“恶狠狠的看我”，眼中藏刀，这是《狂人日记》；长富的儿子对吕纬甫更是瞪眼，“恶狠狠的似乎就要扑过来，咬我”，这是《在酒楼上》。如果说此二者只是恶的话，那么在《长明灯》、《孤独者》与《鸭的喜剧》中便是“欲杀”与“杀死”了：一个赤膊孩子擎起他玩弄的苇子，对疯子瞄准，发枪击似的“罢”的声音（《长明灯》）；魏连殳被街上一个“还不很能走路”的小孩用苇叶指着说“杀”（《孤独者》）；而小鸭更把小蝌蚪毁灭得一干二净，使周遭重新变成了无生趣的“沙漠”（《鸭的喜剧》）。只要是有思想、有个性、有生机的东西，都受到了压抑和杀戮，但令人恐怖的是，这是孩子的行径，是新生命在压抑和残杀具有新生命的事物，笼罩着一种浓黑的悲凉与绝望色彩。新生命尚且如此，还能剩下什么？这又岂是一个“恶”字了得？的确，除了“恶”之外，还有同样丑的奴性与贪婪，这一点在《孤独者》里面有充分的体现：为了小礼物，大良们奴颜婢膝地给魏连殳“装一声狗叫，或者磕一个响头”；同样他们为了礼物而大打出手，在顽皮之外是暗含着贪婪的。为势利而作奴才相，而钩心斗角，这难道不令我们想到孩子们的将来？或者曾经是孩子的大人们？孩子的现在和未来都如此，像鲁迅在《随感录·二十五》所说，看十来岁的孩子便可逆料二十年后的中国的情形，看二十多岁的青年就可以推测五十或七十年后中国的情形，如此，中国能不陷入死气沉沉的无边荒漠吗？启蒙者能不陷入一种“无物之阵”？进行的能不是“绝望的抗战”吗？
　　鲁迅对环境（大人们、父亲们）教坏孩子的“审父”观念诱因主要在后天的社会、文化、人心，而小说中写孩子的人性丑恶矛头指向的是同样丑恶的社会文化与人性弱点。其实，鲁迅对孩子人性恶的发现并非抽象的理论说教，实乃根源于其深切的生命体验与人生经历。例如鲁迅青年时的剪辫之举曾受到过包括孩子在内的人们的敌视，致使他有意无意形成了一种“辫子情结”，在小说《阿Q正传》、《头发的故事》、《风波》和杂文《从胡须说到牙齿》、《病后杂谈之余》等等文章都有所表现。而不少青年在获得鲁迅的帮助后却反唇相讥，“由经验的结果，觉他们之于我，大抵是可以使役时便竭力使役，可以诘责时便竭力诘责，可以攻击时自然是竭力攻击，因此我于进退去就，颇有戒心，这或也是颓唐之一端，但我觉得这也是环境造成的。”（《两地书·六九》）在这段融合经验描写、自我解剖和社会反思的文字中，能够看出某些青年的可恶与可鄙。在此，鲁迅仍然把青年的易变狡诈、忘恩负义、使役他人的性格归于“环境”，但在其他地方，他不得不承认“恶”是某些青年人性的深层结构甚至本质构成。“但青年又何能一概而论？有醒着的，有睡着的，有昏着的，有躺着的，有玩着的，此外还多。但是，自然也有要前进的。”（《导师》）“杀戮青年的似乎倒大概是青年，而且对于别个的不能再造的生命和青春，更无顾惜”（《答有恒先生》）。前句“此外还多”言外之意多的是与“昏着的”等相似的青年，只是作者不忍列举罢了，“醒着的”、“要前进的”何其少也。如果说前一句指青年的状态，透露出鲁迅浓重的失望情绪，那么后一句则以青年的杀人与凶残，喷射出鲁迅深深的绝望，这已非人性的“坏”或“恶”，而是全“无”人性了。在此，“致人性于全”成了一句空话。鲁迅关于“人性恶”，时而“环境论”时而“本性论”，这并不是说他的观念错乱或者人格分裂，其实在他的观念中，二者在某种程度上是并存或并行的，偏于环境体现出他对社会文化的思考，体现出他对幼者的爱，对人性善的良好愿望与期望，而偏于本性则是他在真实遭遇中，思想直抵人性的深层和复杂性。
　　二、卑微或屈辱
　　若说以上的“人性之丑恶”是就人的性质而言，那么这里着重的却是人的地位；如果“人性恶已成了否定人的价值的依据”[2] 120，那么卑微或屈辱也可以说是否定人的地位的证明。
　　鲁迅小说中孩子的卑微或屈辱有两个特点：一是被欺，一是被吃。“被欺”者或被欺负，如阿Q受了假洋鬼子的一顿打，就把借口、祸患转嫁到近旁的一个孩子身上，而受了强力欺负的孩子哪敢辩驳？《弟兄》中的荷生为了上学的请求，竟被伯父沛君“铁铸似的”手掌批过来，受了“最高的威权和极大的力”的父权欺负。“被欺”者还被欺骗：宝儿（《明天》）就是被无耻无能的中医胡乱医治、欺骗，被骗取了母亲的钱和自己的命，这样的“欺”难道与“吃”有什么分别吗？但真正的“吃”更见凄惨：一池的小蝌蚪数量繁多竟被几只小鸭吃掉（《鸭的喜剧》），小兔被猫咬死（《兔和猫》），“很听话的孩子”阿毛却被狼吃空了五脏（《祝福》），而同样可爱可怜的五岁的妹子无端病故，可能被大哥和我们吃掉，“一片吃得，整个的自然也吃得”（《狂人日记》）。无论是动物相吃，人类相吃，动物吃人，还是野蛮吃纯真，老大吃幼小，都似乎蕴含着更深刻的涵义：那就是人类相吃、他人即地狱的人的本质，就是封建文化、人心吃人的实质，是吃掉新生希望的惨伤象征。综上所述，如果说“被欺”是无力的表现，那么“被吃”就是绝望的表征，而《幸福的家庭》里孩子的哭喊则是“不幸”的反证。因此，孩子（人类）地位的卑微、屈辱可见一斑。
　　之所以如此，一方面与鲁迅的经历相关。父亲的病使年少的鲁迅四年多常常出入于质铺与药店，“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侮蔑里接了钱，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3] 415从小康人家坠入困顿，甚至被亲戚视为乞丐，贫穷和父亲的病不但给鲁迅带来了失落和痛苦，而且带来了屈辱与侮蔑，而童年的创伤往往会影响人的成年甚至一生。另一方面，基于鲁迅对社会文化的思考。孩子或者不被当作人看待，只是物，是数目和材料，没有“人”的资格，“所有小孩，只是他父母福气的材料，并非将来的‘人’的萌芽”（《随感录·二十五》）或者有一种人，“要占尽了少年的道路，吸尽了少年的空气”，少年唯有卑躬屈膝，先行萎黄，到将来老到弯腰曲背，才有“逸兴遄飞”的份[4] 338，不但“早熟”，而且“早衰”，即“孩子不是孩子”。毕竟，中国社会还是“爸爸”类社会，是父权社会、男权社会，“所以做起戏来，是‘妈妈’类献身，‘儿子’类受谤。即使到了紧要关头……要推出‘女子与小人’去搪塞的。”（《“小童挡驾”》）由此可知，孩子不但缺乏情感教育空间，还缺乏才能发挥空间，更缺乏生存空间，受冷遇，遭压迫，被牺牲，其屈辱与卑微可想而知。总之，在中国历史长河与传统观念中，由于家庭本位、家长本位、长者本位的存在，形成父子、长幼的等级关系和权力观念，而国与家的同构关系更使得等级关系、权力观念普泛化，使得儿童（幼者）在丧失家庭地位之后，再度丧失社会地位，甚至生存资格。如钱理群在《话说周氏兄弟》所言“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加入一个‘权力’的观念，私有的观念，使得最自然普通的人伦关系变得复杂化了，最终导致了奴役与被奴役的关系”，一句话，奴的教育、奴的关系与奴的心理只能导致“孩子不是人，孩子不是孩子”的奴的地位，导致孩子的屈辱与卑微。
　　从上可知，鲁迅对孩子的卑微与屈辱都是就人的地位而言，鲁迅表现了对孩子（人）的“社会地位”与“文化地位”的痛心与绝望，刻划了“无爱”的人间，从社会、文化的角度着眼透露人性和理性之难。
　　三、“救救孩子”：怀疑中的拯救
　　如果说“人性之丑陋”暗示着拯救的艰难或拯救被拒绝，那么“卑微或屈辱”则意味着拯救的无力与迟缓。谁能轻易把人的性质和人的地位迅速改变？即使坚韧作战与持续爱护，是否值得？这是一种本质范畴和价值范畴的双重质疑。所以鲁迅在《孤独者》中叙述魏连殳从认为“孩子总是好的。他们全是天真”变成“竟也被‘天真’的孩子所仇视”，从认为孩子丑陋的原因在于“环境教坏”转到孩子本身有“坏根苗”的性恶论，表达其失望与悲哀。另外，鲁迅在《狂人日记》末尾，在“救救孩子”之前写道“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众所周知，“或者”本来就是一个模棱两可的词语，含着犹豫不决、未知的不确定因素；而问号则对这一种猜测再次模糊化、不确定化，可见鲁迅的怀疑与痛苦之深：如果“没有”的话，如何进行拯救？另一个不为人注意的是最后的省略号，它用在“救救孩子”之后，是小说的真正结尾；它省略了很多不确定的、未完成的内容或问题，如无话可说的沉痛，如怎样拯救？拯救的呐喊与行动能否坚强结合？拯救有结果和希望吗？拯救会否被视为疯狂？等等。但正是这种在未知状态中的坚持拯救，传达出鲁迅绝望中的希望：先拯救才会有结果，救出多少是多少。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大爱、大勇和悲壮。具有相似情怀的是《故乡》的结尾，鲁迅刚说完对孩子的“希望”，马上又起疑虑：“我想起希望，忽然害怕起来了。……我所谓希望，不也是我自己手制的偶像么？……我的愿望茫远”，仿佛一下子从希望跌入绝望与虚无甚至恐惧。然而鲁迅毕竟是鲁迅，在心理的转折中他硬是把绝望扭向希望：“我想：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这便带上了开拓者的勇毅坚决、脚踏实地与召唤同志的特色，在两可而又两难的认识中，为我们塑造了一个怀疑中探索的先驱形象。然而这种心理的转折并非偶然，如鲁迅在《两地书·四》所言“我的作品，太黑暗了，因为我常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却偏要向这些作绝望的抗战”，“我不愿将自己的思想，传染给别人，何以不愿，则因为我的思想太黑暗，而自己终不能确知是否正确之故”。正因反抗绝望思想和多疑自剖思维，使得鲁迅绝望的体验并不必然导致绝望的理智，使得鲁迅认为绝望与希望同为虚妄，他只能像过客一样在人生的旷野一直寻找前行，一如《两地书·五》中许广平所言“虽则先生自己所感觉的是黑暗居多，而对于青年，却处处给予一种不退走、不悲观、不绝望的诱导，自己也仍以悲观作不悲观，以无可为作可为，向前的走去。”
　　故此，鲁迅在小说中用“孩子”形象点了一把火。例如孩子们的朴素、能干、可爱、率真（《故乡》、《鸭的喜剧》、《社戏》、《兔和猫》），散文《过客》中小女孩的爱与善良、纯洁与真诚；还有反抗精神：一是《兔和猫》中的“我”的惜生和护生，对代表邪恶力量的大黑猫进行报复；一是《弟兄》中荷生对象征虚伪的封建道德的沛君的反抗。无论手段如何，这都是对欺凌弱小者的抗议。作者更让狂人发出撼人心魄的深刻忏悔与强烈呼声：“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当初虽然不知道，现在明白，难见真的人！”“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救救孩子”！或者让“我”在《故乡》中深沉思索与热情渴求：“我希望他们不再像我，又大家隔膜起来……然而我又不愿意他们因为要一气，都如我的辛苦展转而生活，也不愿意他们都如闰土的辛苦麻木而生活，也不愿意都如别人的辛苦恣雎而生活。他们应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从前者的“吃人履历”可知孩子也曾吃人与被吃，所以“救救孩子”并不只是指挽救孩子被吃的命运，而是要首先拯救“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拯救孩子们未曾泯灭的童心与未被污染的纯真，造出“真的人”；也拯救吃过人的孩子的地位和精神，让他们不再吃人与被吃。而后者的孩子形象昭示的却是“没有隔膜”的生活，是或多或少有着鬼气的长辈们未曾经历的新的生活、新的道路。如此，“救救孩子”便是拯救抽象而又生动的人的精神，也是拯救具体而又有生机的人的生活。
　　更为深刻的是，鲁迅在《祝福》中让祥林嫂不断重复讲述“阿毛被吃”的故事，呈现她复杂的心理：在讲述中复活过去的美好与残酷，让美好（孩子）给自己一种虚幻的重复的安慰与温暖，不至于太过孤单，即使是残酷，也让她有打破一潭死水、单调乏味生活的可能，她是“活在死人之中”的；另一方面，她具有感动与辩解的双重心理，想通过重复讲述来感动别人，获得同情，也想以此辩解孩子不是自己克死害死的：前半部分场面的温馨证明自己没有虐待孩子，她自己的无知、勤劳、焦急、悲伤和细微记忆证明自己深爱孩子，不是有意害孩子，孩子是狼害的，是偶然、反常死亡，不是源于所谓“克星”、“祸水”观念的必然死亡，想获得理解。但她的不被谅解证明她不能、不堪“活在活人之中”。与此同时，“阿毛被吃”故事的不断讲述暗示了鲁迅的一个不断的疑问：人类的爱到底有多深？结果令人失望，孩子的悲惨与母亲的悲伤只成为无聊生活的暂时的调味品（以后复归无聊）。在这样一个“无爱”的世间，不是狼吃人，而是人吃人。“救救孩子”首先或同时要“救救大人”，改造国民劣根性，不“救救孩子”，不换掉人们心上的血，不造一个新生人类（民族或世界意义上的人类），启蒙、社会甚至人都可能没有希望。彻底到如此程度，实在非鲁迅所不能为。综上所述，由孩子导引出“精神”——“生活”——“民族”的三种观念，这不能不让我们对鲁迅的深刻由衷佩服，为其博大的同情与爱深深感动。鲁迅要“救救孩子”，原因何在？
　　首先是社会原因。众所周知，鲁迅的时代是内忧外患、政治专制的时代，鬼性吞噬着人性和理性，铁屋子一样的黑暗现实窒息着新的生命和文化，鲁迅要推翻铁屋子找到希望，就只有“救救孩子”。
　　其次是思想、性格原因。个性主义的坚韧，人道主义的爱与牺牲，理想主义的希望以及启蒙的理性，不仅让他成为来自旧营垒的封建文化封闭体系最勇猛的批判者，而且作为新文化的先驱，他要“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指年轻一代）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这样，便不难明白鲁迅提及的长辈对年幼者要“理解”、“指导”与“解放”的观点，也不难理解鲁迅对青年的帮助，以及“把人家兄弟之爱易作父子之爱”[5] 426的平等、理解和宽容。他的“以幼者为本位的见解与耶稣的以幼者为大的思想十分相似”[6] 31，体现出一种平等与博爱的胸怀，以及清醒的精神。
　　在鲁迅的思想中，立人不仅要立“个人”，还要立“儿童”，从精神维度看，立“儿童”注重其“白心”、纯真与自由；从空间（对象）维度来说，立“儿童”是幼者本位、人（人性、人类）本位的；而从时间维度而言，立“儿童”是指向未来的，将来是子孙的时代，孩子属于未来，是人（中国人）、文化与国民性新生的象征。所以虽然他在体验上“常用了怀疑的眼光”（《三闲集·序言》），但在怀疑的同时也不愿放弃拯救，这正是责任感、理性、反抗绝望精神与大爱的作用，因而他不仅在《狂人日记》中喊出“救救孩子”的重要性，1936年9月27日，他逝世前不久，还喊出“真的要‘救救孩子’。这‘于我们民族前途的关系是极大的’”的呼声。（《“立此存照”（七）》）不能只顾现在，不想将来，而要进行执着的战斗，“打掉毒害小儿的药饵，打掉陷没将来的阴谋：这才是人的战士的任务”。（《新秋杂识》）如此，孩子才成其为“人”，战士才成其为“人的战士”。然而“人的战士”不只是战斗，更要懂得教育孩子，所以鲁迅劝导孩子、青年要视野广阔（如《关于翻译（上）》），要纯洁高尚、自立、广博、胸怀世界（如《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要自信而又联合（如《导师》），诸如此类；因为“救救孩子”必须与“孩子自救”结合起来才有实现的可能与发展的前途。
　　综上所述，鲁迅“救救孩子”不只是在拯救民族性格与精神，更是在建构民族命运和道路。他相信孩子是新生与未来的希望，要以一种历史的“中间物”意识反抗绝望，在苍凉和怀疑中勉力战取光明与拯救，使孩子成为“真的人”，真的“孩子”。
暨南学报：哲社版广州88～92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黎保荣20082008
鲁迅小说/孩子形象/拯救
鲁迅小说中的“孩子”形象传达出一种在怀疑中拯救的观念，在人性之丑陋、屈辱或卑微之外，发现孩子的优点，从精神、生活、民族三个层面喊出“救救孩子”重要性，包含着深刻的意义和时代、自身等方面的原因。
作者：暨南学报：哲社版广州88～92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黎保荣20082008
鲁迅小说/孩子形象/拯救

网载 2013-09-10 21:0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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