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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D83/87.0(712);B018;G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801(2001)02-0083-07
　　文化价值观是美国外交中的永恒主题及富有战略价值的核心变量之一。
　　从立国迄今，美国人一直把自己的国家看作一个独特的文明体，认为它是“整个世界的山巅之城”[1]，是“自由的灯塔、民主的堡垒”[2]，把自己当作“上帝的选民”，坚信自己的“天定命运”是“向一切人传播自由和社会正义，把人类从罪恶之路引导向人间‘新的耶路撒冷’”[3-1]。向外输出文化价值观念也因之成为美国外交的一个鲜明特点。然而，当美国将这些理论设想应用到外交实践时，却引起了其他国家的反感和抗拒，引起了“反对所谓人权帝国主义和重新肯定本土原有价值观念的反晌”[4]，美国用自己文化价值观“重塑”(reshape)世界的理想极难实现。当然，美国现在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其文化价值观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它最有自信的一个方面还是政治思想和文化领域”[5]，尽管屡屡受挫，美国仍会利用文化价值观的优势，继续“扩大民主”，推行美国民主模式。
　　无论哪个时代，文化价值观始终在美国外交中占有重要地位。且不说理想主义盛行的年代，即便在现实主义占据美国外交中心地位之时，文化价值观同样也是决策者藏在心中、挂在嘴边、体现在行动上的“话语”(discourse)。对美国的文化价值观进行分析，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从文化深层理解和把握美国外交渊源。
　　一
　　一般说来，一国家外交的根本出发点是国家利益，文化只是追求国家利益的工具，它具有战略价值，但本质上还是一种战术资源。然而，国家利益的界定和选择主要取决于国家领导集团的主观判断，而他们做出这种判断时很难摆脱本土文化的影响，常常在外交选择上有意或无意地体现出自己的文化价值观。厄尔·费赖伊等在谈到文化价值观的作用时说：“政治领袖必须在符合国家价值观念的前提下才能形成政策，国家价值观念只是个人价值观念的集合，关于美国国家利益的问题只是研究国家价值观才能找到答案。正是这些价值观才规定了国家的利益和国家安全”[6]。王缉思指出，研究一个国家特别是大国的外交政策，必须联系该国的政治传统、价值观念，以至广义上的文化来进行考察[7]。从抽象意义上讲，文化价值观是影响一国外交的重要因素，它无时无刻不在起作用。当然，文化价值观的体现，其核心目的是维护国家利益。当维护文化价值观在为国家利益的重要内容时，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当维护文化价值观要求按一定的道义原则行事，而现实利益要求牺牲道义原则并做出某种妥协时，二者是矛盾的，这种矛盾的解决必以维护实际利益为依归。而且，“文化价值观很少单独发挥作用，几乎总是同其他变量（政治、经济、军事等因素）一起发挥作用”[8]。
　　探讨文化价值观在外交中的作用，我们会自然而然地把视线投向美国。这不仅仅是因为美国文化价值观之独特，更在于美国把文化价值观输向全世界的思想和行为深刻影响着国际社会。在美国政治中，文化价值观是根深蒂固的一条主线，当美国开始处理与自己政体不同的国家之间的关系时，这种价值观就凸现出来，要求他国接受其文化价值观更成了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内容之一。事实上，美国自步入世界舞台之日起，其外交就带有一个明显的特征：价值观化。美国文化价值观的推行有着双刃剑的功能：既要维护美国的利益，促进其文化价值观的传播；又以推进民主为由干涉他国内政、维护霸权，达到军事力量所不能达到的目标。
　　美国外交无法摆脱文化价值观的影响，它“不仅要成为其他民族仿效的优于他人的国内民主生活的灯塔，而且还要成为在道德上优于他人的国际行为的楷模”[9-1]。利用文化价值观重塑世界成为美国外交的逻辑延伸。
　　二
　　美国的文化价值观源于“使命观”。它发轫于清教徒的宗教信仰和欧洲的启蒙运动，根植于美国独特的人文地理环境，形成于美利坚民族的特性，加强于美国的民主政体。美国从立国之日起，就把自己当作“以民主、自由和社会正义为光辉榜样而屹立在旧世界面前的新世界”[3-2]，认为自己“不仅仅是一个新世界，而且是新世界的代表”[10]。美国文化是欧洲文化的继承，然而却不是欧洲殖民统治的简单延伸。正是由于美国文化继承和发展了欧洲文化的内核，在北美拓殖的过程中发生嬗变，才产生了迥然不同的美国文化。美国文化是杂交化和多元化的融合，并始终以WASP（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清教徒）文化为核心。这些特点从美国文化价值观的历史渊源中可窥一斑。
　　欧洲启蒙运动的民主思潮。发端于17-18世纪的欧洲启蒙运动以理性性主义为本质特征，是由人权代替神权统治的社会思潮。以此为契机，大批思想家开始推崇和宣扬民主思想，尤以英国的约翰·洛克和法国的让·卢梭为代表。洛克从自然权利和社会契约的角度阐述了民主制度的合理性。他重视自然权利和财产权，赋予人权以资产阶级特色，并确立了人民主权论。他认为，“人民享有恢复他们原来自由的权利，并通过建立他们认为适合的新立法机关以谋求他们的安全和保障”[11-1]。卢梭发展了洛克的社会契约说，全面确立了“主权在民”理论。他认为，“立法权是属于人民的，而且只能属于人民”，而政府“只不过是主权者的执行人”[12]，人民有权限制、改变或收回委托给政府的权力。卢梭的这一思想被视为资产阶级的“福音”。正是在这些民主思想的鼓舞和指导下，北美殖民地举起了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大旗，建立了代议制政府，割断了同英国的政治隶属关系；一种与欧陆迥异的政治文化得以在美国确立。
　　清教徒的宗教信仰。“宗教是界定文明的一个主要特征”[13-1]，而民主的概念则是“从一种宗教信仰发展来的”[14]。对美国影响至深的清教徒的宗教思想。清教教义反映了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意识形态，它反对英国国教，要求废除偶像崇拜的繁文缛节，清除国教中的天主教影响，建立一个廉俭的教会组织。这些思想受到了英国王室的疯狂迫害，许多清教徒被当作异端处以极刑，许多人被迫逃往北美。移民北美的清教徒多信奉加尔宗。加尔文教义的核心内容是预定论，意即“只有上帝才是绝对自由的……我们只有根据上帝自己的意愿，才能理解或仅仅知晓上帝的愿旨”[15]，上帝以其绝对意志对世人进行挑选，被选中者即上帝的选民，其他则为弃民。这些“初民”战胜大自然的严酷并在北美立住脚跟之后，固存意念中的宗教信仰必然挥发出来。他们决心在这里进行实验，创建人间天国，使之作为一种楷模屹立于世界。
　　美国独特的地理人文环境。北美大陆地广人稀，资源丰富。“这里是为使智力有用武之地而被创造的”[16-1]。佐以清教徒的工作伦理，许多人迅速致富。从人文方面上讲，北美大陆封建余毒最少，社会流动性最大，门第观念最薄弱，宗教气氛宽容，文化优势世罕匹俦。英国远在大西洋彼岸，对这里的统治十分松弛。各殖民地得以自由发展，移民们精神上摆脱了昔日的压抑与束缚，物质上享受着自然恩赐的优越条件，他们自然视之为“上帝的安排”，把这里当作实现宗教理想的“耶路撒冷”。很多移民一开始就意识到了他们来到这里所承担的“使命”，“致力于把光明和拯救带给世界其他的地区”[17-1]。“美国梦”(American Dream)随之成为人所与共的理想。
　　美利坚民族的特性。北美殖民地的居民由三部分构成：土着印第安人，欧洲的白人移民以及非洲黑人。欧洲白人移民构成其主体，而“移民就是美国的历史”[18]。当他们刚到达北美大陆时，等待他们的并不是想像中的“伊甸园”，而是陌生的环境和艰辛的劳作，因之形成了自强不息、务实进取的精神，恩格斯称他们为“比任何其他民族都要精力充沛”[19]。他们强调个人努力，用成功与致富证明自己是“上帝的选民”，用汗水犁出一片新的天地，这必然导致对个人独立性和个人主义的尊重与互助精神的并存，追求资产阶级民主政体，从而使多元并存、共存共荣的文化成为北美独具的特色，美国成为世界文化的“大熔炉”。这些移民始祖在北美拓殖、反抗外来民族压迫的同时，他们也开始把土着的印度安人和贩来的非洲黑人视为“上帝的弃民”，肆意进行压迫和剥削。种族优越感直接导致了美国例外论(American Exceptionism)和偏执狂心态(Paranoid Style)[20]。
　　以上因素为美国文化提供了独特的“土壤”和“肥料”，是美国文化观得以形成的重要原因。当我们审视美国外交中的文化价值观时，不难从中找到历史渊源。
　　三
　　文化价值观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它在不同的时期也各有侧重，各个因素对美国外交的影响也不尽相同分。
　　使命观。使观源于清教徒的宿命论，是加尔文教“预定论”在美国文化中的反映。它最初用以说明清教徒的行为是实现上帝赋予他们的使命。清教徒历尽千辛万苦踏上北美莽莽荒原之后，正是这种使命感使他们披荆斩棘，创建自己的“希望之乡”。这种观念随着在北美的拓殖和民族意识的增强，逐渐生芽扎根，成为美国文化的显着特征。北美大陆优越的地理位置、丰富的自然资源、独特的人文环境使他们坚信，自己是上帝的选民，北美大陆是上帝在冥冥之中指引他们拓殖的“新的耶路撒冷”，盎格鲁—撒克逊人具有传播基督教文明、征服落后民族和落后文明并救赎世界的使命。这种使命意识融进入美利民族的形成过程中，逐步发展成为这种思想：美国受上帝之托向世界承担着一种责任，肩负着拯救世界的天定命运。美国人认为自己应该为世界做出一个民主的榜样[3-3]，“美国的未来不仅是其自身的未来，也是人类的未来，世界的未来，甚至是宇宙的未来”[21]；同时，美国也应承担起上帝赋予的使命，向一切人类传播民主与自由，把光明带给全世界。立国之初，美国专致本土发展，其使命感表现为进行“伟大实验”，在美国树立一个榜样，“带给人民最有益的道义影响”[9-2]，即通过树立道义形象在世界事务中发挥作用。当美国国力逐步强盛之后，它开始向外拓殖，争夺殖民地，凌辱弱邻，建立势力范围。美国已不再满足于仅仅充当“通往自由之路的灯塔”，它要凭依自己的力量重塑世界。
　　种族优越论。美国种族优越论同样发端于清教徒的宿命论，与美国本地独特的地理人文环境和政治体制密切相关。欧洲白人移民立足北美大陆后，逐渐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层面取得主导地位，其种族思想随之体现了两大特点：其一，他们确信自己生活在一个新的世界，对欧洲同族产生了一种优越感，认为自己才是“上帝的选民”；其二，北美的土着印第安人和非洲裔黑人都是上帝的“弃民”，他们来到这里正是奉上帝的旨意对后二者进行统治。美国文化保持着多元化，但WASP文化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斯帕尼尔说：“在每一代移民被美国社会所完全接受之前，他必须首先要美国化，几乎没有什么美国人把多样化的差异当作自己的价值标准。事实上，美国社会是通过同化消除差异。”[3-4]这种说法也许太过夸张，但同化以认同WASP文化作为标准则是不争的事实。尽管美国社会一直是多种族并存，但白人对有色人种的歧视远未消除；其他种族“二等公民”的感觉依然存在，物质上的丰厚并不消弭他们文化上的压抑和不平等感；种族歧视不符合人类道德原则，但美国白人却用“选民”与“弃民”的抽象概念强加解释。在对外关系上，美国更是以之为尺度，把落后国家或政体不同的国家居民统统斥为“弃民”，美国以上帝的名义“给予”他们自由和民主，但“否决了他们选择自己命运的权利”[22]。
　　个人主义。西方文明最重要的价值观念就是个人主义，它是欧洲新兴资产阶级反对封建贵族专制的思想武器，并逐步成为西方的一种道德标准。托克维尔在谈到美国民主时，第一使用了这个概念[16-2]。清教徒离乡别井远赴北美大陆，大多是为了摆脱欧洲封建神权统治和压迫。所以，踏上“新大陆”之始，他们就注定要反抗束缚，要求个人自由。《独立宣言》开宗明义地写道：“我们认为以下是不证自明的真理：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自由和对幸福的追求”[23]。纵观美国200余年的历史，个人主义这一概念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含义，并有着内涵和外延的扩展。归纳来说，它包括《独立宣言》中提到的“个人自由、平等权利和尊严”；美国西部开发时期的“按照自己意愿生活的充分自由和独立性”；埃默森(Ralph Emerson)的“相信自己，依靠自己”，索罗(Henry Thoureau)的“个人有权作自己的决定”；萨姆纳(William Sumner)的“自由竞争”和“政府不应干涉社会和经济生活”；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的“个人主义就是机会均等”[24]。美国个人主义核心是强调个人价值和尊严，崇尚个人进取、个人独立、个人奋斗，鼓励自主、自信、自强。个人主义不是不合作，“人们不只是为了合作而合作，而是为了实际理由，为了达到某些目的”[17-2]。个人主义是鼓励美国人改善自己生活的巨大动力。然而，在国内生活中，它易导致自私自利，甚至不择手段追求个人利益；在对外关系上，则有可能为一己私利肆意扩张，而漠视其他国家的利益和尊严。
　　个人主义的人权观。人权是西方文明的核心因素之一，“大意指世界上每个地方所有的人，都有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25]。美国的人权观源于洛克“天赋人权”的思想，其核心是强调个人的价值与权利。洛克认为，政府源于人民的契约，其基本任务就是保持人民的权利，“人民应该是裁判者”[11-2]，如果政府损害了这些权利或违背了建立政府的目的，人民就可以收回他们的委托，直至推翻它，建立新政权。这一思想被美国政治家接承。被称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人权宣言”[26]的《独立宣言》宣称，人人都享有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力，“为了保障这些权力，所以才在人民中间成立政府。而政府的正当权力，则系得自被统治者的同意，如果遇有任何一种形式的政府变成损害这些目的，那么，人民就有权利来改变或废除它，以建立新政府”[23]。美国通过宪法和保障人权的修正案（即《权利法案》），建立起个人权利保障体制。这是一种典型的以个人主义为主导的人权观念，它强调个性的发展、个人的尊严、个人的绝对民主与自由，认为个人权利至高无上。亨廷顿称，西方文明的核心是“大宪章”(the Magna Carta)[27]，意即保护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基本法。它反映了社会的进步，但有历史局限性。德国新闻媒体在评论西方的人权观念时，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西方有不少人要求自由民主，实际上要求自己权利，并未考虑集体或整体利益[28]。这种人权观念与种族优越论、使命观相结合，必然会对美国的外交产生重大的影响。很多美国人认为，《独立宣言》“宣布了所有人都享有权利——所有地方的人”[29-1]。当美国人用这种思想衡量他国时，其人权观念就成为一种自诩“具有普遍价值”的标准。
　　代议制民主。世人对民主的论述汗牛充栋，然而，“即使今天，关于民主也没有一个权威性的定义”[29-2]。《大美百科全书》认为，“民主这个概念有许多含义，但在现代社会它被用以指政生活的最终权力正确地归属于人民”[30]。《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卷》认为，“民主是以多数人的意志为政治基础，承认全体公民自由、平等的统治形式和国家形态。在现代社会，民主即人民当家作主已经在为现代文明国家的根本原则。民主作为与专制对立的统治形式和国家形态，具有一些共同的基本价值与基本原则，如自由与平等的统一，多数裁决与允许少数保留意见的统一、民主与法治的统一等。”[31]这些观点对我们很有启迪，但毕竟只是抽象的概括。或许通过对美国民主渊源的回顾，我们可以把握一些实质性的东西。美国民主受到欧洲启蒙运动的影响，已如前述。1620年，一批清教徒登上新英格兰，他们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通过《五月花公约》：“将我们全体组成政治社会，以管理我们自己和致力于实现我们的目的。我们将概括这此项契约颁布法律、法令和命令，并视需要任命我们应当服从的行政官员”[32]。它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建立自己政权、实现资产阶级宪政的愿望，成为建立美国式民主的基础，标志着美国资产阶级政治的开始。1776年7月14日通过的《独立宣言》确立了人民主权的法律地位，成为北美殖民地建立独立国家的指导思想。1789年6月17日，美国通过了世界上第一部资产阶级成文宪法，建立了共和代议制的民主政体。共和制否决主权在君的封建政治观念，代议制则进一步肯定了主权在民的资产阶级政治思想。美国宪法的通过标志着一种全新的政治体制的产生，它把代议制与民主制度结合起一，具有历史里程牌的意义，其价值已由代议制民主在西方国家的普遍推行得以验证。
　　四
　　美国学者宁柯维奇指出，“美国几乎所有的政治家都毫无例外地把文化因素考虑作为其外交的组成部分。文化在决策中起着明显的、常常是决定性的作用”[33]。文化价值观不仅影响着美国的外交政策，也影响着其外交行为。笔者将从两个角度，即思想和行动上对美国文化价值观的外交作用进行分析。需要指出的是，思想和行动并不截然分开的，而是相辅相成。
　　（一）思想上
　　孤立主义和扩张主义。孤立主义直接源于美国的种族优越论。1797年9月17日，华盛顿总统发表《告别演说》，宣布“我们对待外国应遵循的最高行动准则是：在扩大我们的贸易关系时，应尽可能避免政治上的联系……我们可以避免外来烦扰所造成的物质上的破坏，并使我们在任何时候保持的中立态度会获得严格的尊重”[34]。自此，孤立主义成为美国制定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之一。孤立主义在美国的外交中具有很大的伸缩性，并几经变化。它最早是针对欧洲国家的，美国通过执行孤立主义有效地维护了独立，并为日后成为世界大国创立了有利的国内环境。对于欧洲以外的地区，美国则一直奉行扩张主义的原则。扩张主义源于美国的“使命观”，即“有一种天命在主宰和指导着美国的扩张”[35]。它表现为领土扩张和文化扩张两个方面，二者相辅相成，美国因之被称为“文化帝国主义国家”。美国向外扩张无不针对在它看来落后或未开化的地区和国家，向这些国家传播文明、共和制和民主思想是最方便的借口，所以美国人并不把扩张主义看作贬义词。尽管当前领土扩张已成明日黄花，经济扩张和文化扩张也受到强烈的抵制，但作为一个“承担上帝责任”的国家，美国不会放弃自己的“使命”。孤立主义与扩张主义有着共同的经济背景和思想背景，同源于美国固有的文化价值观念，二者表面上看起来相互对立，实际上不可分割。这在“美国主体思想”(the American Doctrine)——门罗主义—中有着明确的阐释[36]。它宣称，欧洲列强的政治制度与美洲根本不同，美国不干涉任何欧洲国家现存的殖民地和属地，但今后欧洲任何国家也不得把美洲大陆上已经独立的国家当作将来殖民的对象，否则将视之为对美利坚不友好的表现。看起来，该宣言是完全反对未来干涉和侵略的，但美国抱有更自私的动机，“它成了把西半球划为美国势力范围的官方宣言”[37]。
　　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美国外交的根本出发点是国家利益，美国外交的基调也是奉行实力原则的现实主义，现实主义强调以力量求和平，根据“以强权为利益”的原则来处理外交关系[38]。然而，美国的现实利益选择不仅包含着物质利益，也包含着精神利益。美国人有一种将自己的价值观念传播开来的强烈愿望，并把这种理想看作美国利益的有机组成部分，这就是美国的理想主义。它源于美国的使命观和人权观念，强调外交中的理想成分。理想主义并不否认力量因素对国际政治的影响，但不认为力量和强权是实现国家利益的唯一手段。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并不矛盾，其本质都是对外扩张；二者在实践中也不截然分开，而是相互交织，只是不同时期各有侧重。亨利·基辛格称，制定美国外交政策是在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之间“寻求平衡”的过程[39]。理想主义地提出目标，现实主义地实现目标，这是美国外交的一大特征。
　　（二）行动上
　　美国人力图用自己的文化价值观念统一西方，重塑世界，这在行动上被称为“输出民主”。这里的民主显然指的是“美国式民主”；而“输出”则重点突出其主动性意愿和行为。“输出民主”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方式：美国在刚刚建国时，专致国内发展，无力介入国际纷争，其领导人强调的是示范作用，认为美国的使命将是为所有其他政府和不幸的国家树立一个榜样，成为照亮全世界人类命运之路的“灯塔”；当国力渐强时，美国则与欧洲列强一样抢夺殖民地，侵凌弱国，强行输出自己的文化价值观念，按照美国的标准和要求建立资本主制度；当领土扩张已无可能、经济扩张遭到抵制时，美国更加强调自己文化价值观的普世性和可输出性，力图加强文化价值观渗透，从而达到“美国治下和平”的终极目标。对美国而言，“输出民主”具有双刃剑的功能：一方面维护自己的利益，促进其文化价值观的传播；另一方面则以“输出民主”为由干涉他国内政，维护自己的霸权。
　　五
　　亨利·卢斯称，20世纪是“美国世纪”。但事实上，20世纪独裁迭出、动荡频仍，称为“极权世纪”[40-1]更贴切些。那么，展望21世纪，其前景若何？美国现在是世界上惟一的超级大国，它力图通过输出文化价值观孜孜以求的“美国治下和平”是否会到来呢？
　　很多美国学术界人士认为，只要美国继续在全球推进民主，使人类的大部分（尽管不是全部）走向民主化，一种建立在美国人文理念基础之上并由世界各国所模仿的民主会通行全球，并由之锻造出“美国治下和平”，而21世纪将因美国民主的胜利而导致真正的“美国世纪”到来，那么刻在美国国玺上的目标——时代的新秩序(Novus Ordro Seclorum)就会实现了[40-2]。
　　然而，21世纪的面貌应由20世纪奠定基础。它是20世纪状况的逻辑延伸，而不是独由美国一家的一厢情愿或罗曼蒂克所塑造。回首审视20世纪，我们发现，它最激动人心的发展是“全球多元化”代替了“欧洲中心论”，成为推动时代前进的洪流。这种多元化有并行不悖的两翼：从经济上讲，是全球一体化与地区集团化的同步发展；从文化价值观上讲，则是全球价值的认同和本土文化价值观的复兴（或振兴）。民主本身就是一个“地区化而非世界化的进程”[13-2]，各地区都会在民主大潮中找到适宜的模式，认为全球一体化“导致世界上现存各种文明多元性的终结是一种幼稚的想法”[41]。肯定人类共同的终极目标和普世性的道德标准并不是抹煞各国各民族的文化特性和差异，因为“差异性会有助于形成一个安全而稳定的新文明”[42]。各文明的人民都在“寻求和扩大与其他文明共有的价值观、制度和实践”[13-3]，一个新的时代——多种文明相互影响、竞争共处并逐渐学会相互适应的时代就要到来。在这样一个时代将要到来的时候，任何一个国家用自己的文化价值观统一世界的企图不过是乌托邦的梦呓。21世纪不应是美国的世纪，而是世界各国共存共荣的大同世纪到来的前奏。
　　在可预见的将来，美国仍将是处理和协调全球问题的超级大国，在世界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美国需要了解世界的趋势，意识到华盛顿重写他国的文明史。美国要真地追求民主，就应该放弃自己制造的使命虚幻，抑制输出民主的冲动，遵循国际法准则，把自己当作“民主国家的平等一员”，试着去理解遍布世界精彩纷呈的诸种文化。
《中共中央党校学报》京83～89G0文化研究傅莲20012001文化价值观在美国外交中始终占有重要地位。美国文化价值观的渊源、内容及其在外交上的表现，美国从文化价值观角度“输出民主”的战略，并不能使华盛顿重写他国的文明史，这一战略也不会锻造出“美国世纪”。美国外交/文化价值观/输出民主傅莲(1969- )，女，湖南祁东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北京 100871 作者：《中共中央党校学报》京83～89G0文化研究傅莲20012001文化价值观在美国外交中始终占有重要地位。美国文化价值观的渊源、内容及其在外交上的表现，美国从文化价值观角度“输出民主”的战略，并不能使华盛顿重写他国的文明史，这一战略也不会锻造出“美国世纪”。美国外交/文化价值观/输出民主

网载 2013-09-10 20:5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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