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图书资料分类法分类号:F120.2
一、关于“倒U型假说”
1955年,库兹涅茨以英国、美国、德国的时间序列资料为依据,提出了着名的“倒U型假说”:分配不平等与发展之间的关系是倒U型,随着经济的发展,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先是上升,继而下降。1965年,威廉姆逊将这一理论应用到分析地区经济发展方面, 提出地区经济的“倒U型变化假说”:即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国内地区差距的变动与其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着“倒U相关规律”,在经济发展初期, 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地区差距将逐渐扩大,随后地区差距将保持稳定,当经济进入成熟增长阶段后,地区差距最终会趋于缩小。
这一假说提出后,得到不少学者研究成果的支持,并被世界银行用于预测2000年世界不平等与贫困问题。一些研究成果的支持,尤其是世界银行对该理论的运用,使它具有一种得到充分验证、“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色彩,因而被我国一些学者不加验证地据以提出相应的政策主张,认为目前中国正处于工业化的初中期阶段,在这一阶段出现地区差距的扩大是正常的,市场力量作用将最终缩小区域差距,中央政府没有必要进行过多的干预。
实际上,威廉姆逊的“倒U型假说”是根据少数国家的经验(24 个国家的国际横剖面数据和10个国家的时间序列数据)提出来的一种假说。从国外一些学者利用各个国家更详细的历史资料对该假说进行检验的结果看,支持与不支持假说的证据基本上各占一半〔1〕。因此,把一种尚未完全得到证明的假说作为一条普遍的规律是不科学的。此外,“倒U型假说”还存在一个明显的缺陷,即它更多地强调了结果——倒U的终点,而忽略了从初始到成熟的这一长时段的发展过程,忽略了在这一长过程中由于听任区域差距扩大而可能会付出社会矛盾激化带来的经济停滞的高昂代价。因此,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如果仅以“倒U 型假说”为依据来选择区域发展的政策目标,显然是不合适的。
国内地区差异的变动一般受着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性、市场作用和政府干预三种力量的影响,是三者综合作用的结果。从一些发达国家的经验看,国内地区差距由扩大转变为缩小的年份大都在30年代之后。这一时期正好是西方市场经济由自由放任转变到政府干预的时期。许多国家在30年代的严重经济危机时期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都纷纷制定区域政策,采用经济、法律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对产业区位和地区发展进行有力的干预,以逐步缩小地区差距,平衡地区发展。单纯依靠市场力量不能解决区域经济发展的差距,在充分发挥市场经济的调节作用的同时,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利用“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的交互作用,以解决区域差距及经济发展,应成为理论界的共识。
有的学者经过测算指出,经济发展水平与省内地区差异的大小呈倒U型曲线关系,即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省份内,地区差异呈增大趋势;而具有较高发展水平的省份内,地区差异呈缩小趋势,认为经济增长能够带动省内地区经济的均衡发展。〔2〕应当明确, 这一研究结果不能被视作“倒U型假说”在中观层次上的验证,“倒U型假说”是针对区际经济差异变化的假说,省内经济差异在其成因及变动影响因素方面与区际经济差异有着重大区别,不可用经济发展水平与省内地区差异的变动关系作为“倒U型假说”的支撑, 更不可据此忽略甚至否定政府的干预作用。
二、梯度战略的是与非
梯度推移理论,指无论在世界或一国范围内,客观上存在着经济技术梯度。随着经济发展,生产力从高梯度发达地区向低梯度落后地区转移,从而逐步缩小地区间差距,实现一国经济分布的相对均衡。
70年代末80年代初,梯度推移理论被引入我国生产力总体布局与区域经济研究中,主要是针对我国经济分布的不平衡性,运用这个理论探讨开发重点的空间转移,调整空间结构的途径。梯度推移理论在我国表述为:各地区经济技术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地区间客观上已形成一种经济技术梯度,有梯度就有空间推移。生产力的空间推移,首先要让有条件的高梯度地区,引进和掌握先进技术,先发展一步,然后逐步依次向处于二级梯度、三级梯度的地区推移。随着经济的发展,推移的速度加快,也就可以逐步缩小地区间的差距,实现经济分布的相对均衡。根据这一理论,还将我国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三大经济地带,并提出在开发次序上应循东——中——西的顺序进行开发建设,即由高梯度向低梯度推移。该理论在我国“七五”计划的地区发展战略中得到了突出体现。梯度战略的政策目标虽含有地区间经济的平衡、协调、发展,但其直接指向却是经济效率和发挥各地优势,强调集中资金与资源实行重点发展,在地区间形成产业结构转换的接续关系,使产业空间分布同地区经济发展联系起来。
以建设沿海为主的梯度推进战略的实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体现在:(1)推动了沿海地区,特别是东南沿海新兴工业地区的发展, 为推进改革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积累了宝贵经验;(2 )加快了全国经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国民经济的整体效率;(3)产业结构严重失衡状况得以调整,投资主体多元化, 所有制结构多元化,市场机制的参与,使各地区经济发展呈现出不同的活力和特色。
梯度战略的实施在取得明显实效的同时,也使经济发展面临一些新的重大问题:(1)沿海地区与内地的发展差距拉大, 不仅体现出经济增长的不平衡,也体现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概括起来看,每平方千米的工业产值,全国平均为38.6万元,东部为515万元,中部为53万元,西部为5.7万元,即大约每一个梯度相差10倍〔3〕。(2 )基础产业供应不足的“瓶颈制约”与中、西部资源开发滞后的“短腿现象”严重,影响到国民经济持续性发展的后劲。(3 )对东部沿海地区投资与政策的双重倾斜,加剧了东西部之间的利益冲突,由此导致过度的重复建设、流通领域的混乱和地区封锁,阻碍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
一些学者和省区领导人以梯度战略带来的问题,对发展沿海地区经济政策提出了批评,认为这一政策以少部分地区的繁荣掩盖大部分地区的贫困,不符合社会主义原则;认为近十几年来,这种策略的推行,与其说推动了东部经济的发展,倒不如说使得中西部不得不放慢了自身的发展步伐。加快中西部的发展,首先要给梯度理论打上休止符;认为解决地区差距过分悬殊是当务之急,中央政策的重要职能之一,是在全社会范围内实现社会公平目标,不断缩小地区差距,否则将积重难返,造成贫富两极的对立,危及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国家统一,导致大的社会动乱而中断经济起飞的连续过程,致使几代中国人梦寐以求的现代化希望化为泡影;认为中国不存在东、中、西地带的梯度关系,从而不存在梯度推移的逻辑前提,以此从根本上否定这一政策的理论基础。对梯度战略的批评甚至全盘否定导向“公平优先”的政策主张,可见,如何分析梯度推移中的地区经济分化,成为决定中国区域经济政策的关键。
对我国现阶段出现的区际差距应作辩证分析:一方面,应看到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地域广袤、总体生产力发展水平相对落后且历史上就存在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大国。改革开放后的18年中,我国的经济发展是在已有东、中、西部差距格局的基础上进行的,现阶段地区差距首先是历史长期积累惯性发展的结果,是区际经济发展中必然付出的代价。当然,地区间差距的日益扩大,也含有过份强调投资和政策双重倾斜过程中的教训,对此应予纠偏。由于存在区际差距而偏执一端,否定梯度推进战略,要求放弃区域经济发展中所需要的效率优先,这是区域经济理论研究显然应避免的误区。另一方面,对区际经济差异过度拉大给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应予充分认识,不能坐而视之,任其发展,将问题的解决寄托于经济长期发展的自然过程,而应自觉主动地调整和完善区域发展的目标,将我国现阶段的区际差距控制在一定限度内,使区际间存在的差距,能够起到促进区际经济发展,而不是阻碍区际经济发展的作用。
区际差距的扩大向学者们提出的问题不应是放弃还是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政策目标,而是如何调整政策以完善和修正其操作过程。从我国及世界各国区域经济发展的经验和教训看,地区经济的不平衡发展是一个客观规律。问题在于如何使不平衡处在适度范围?只有在一定限度内的不平衡发展,才有可能实现资源配置的最有效状态。
三、区域分工与自给自足
我国幅员辽阔,不同地域的要素禀赋不同,存在各自不同的比较优势,为提高资源的空间配置效率,以比较优势为基础,各地区进行合理分工,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放弃没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在我国已成共识。“六五”以来的几个五年计划中均体现了区域分工的思想,地区发展战略和地区性的国土规划中也大量应用了区域分工理论。自“六五”计划以来,虽有“沿海与内地”、“东、中、西”和“七大经济区域”等的区域划分提法上的变化,但在区域结构安排上的全国大分工式的思想路线却是一贯的。目前的工业区域分布具有明显的“南轻北重,东轻西重”的特征。
改革开放后,由于中央权力的减弱,地方权力的增强,加之对东部沿海地区给予投资与政策的双重倾斜,加剧了地区间的利益冲突,引发了地区封锁、重复建设等问题,使我们很容易得到一点认识,即:重要的问题是打破地区壁垒,促进全国大分工的形成,在此基础上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区域协调发展。
然而,在运用比较优势原理选择全国大分工式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时,一个重大的制约因素却长期被理论界及实践部门所忽视,那就是:全国大分工将产生巨大的货物流通量,运输这些货物需要足够的运输线路,交通占地加上城市占地与耕地的矛盾将超过国民经济所能承受的限度。根据卫星图像资料,我国目前共有耕地面积19.88亿亩, 约占国土面积的13.8%。在耕地总面积中,坡度小于8度的平耕地面积有12.9亿亩,约等于国土面积的9%,据此,只有占国土面积3%的平原可以用作其他方面的发展。而采取全国大分工模式,若按美国城市和道路建设占地水平,到2010年我国的8.4亿城市人口需要占据84 万平方千米以上的土地面积,相当于国土面积的8.8%,道路占地则要达到69 万平方千米以上,占国土面积的7.2%,两项相加,已超过我国平原面积4个百分点。即使把城市人均占地压缩到与日本同样的水平,交通和城市占地的面积还是要超过国土面积的8%,还是无法解决与农业严重争地的矛盾〔4〕,而联合国规定的人均耕地危险线是0.8亩。
考虑到上述因素,从我国耕地稀缺这一强约束条件出发,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数套相对独立的产业结构,其中主要是制造业结构,使生活的圈内的居民共享一套制造业体系,减少区际商品流通,弱化城市、道路建设用地与农业用地的矛盾,应是未来区域布局遵循的模式。
在统一的国家内设置数套相对独立的产业结构,会受到两方面的质疑:一是,它是否与以发挥区域比较优势为宗旨的区域分工相悖?二是,数套相对独立的产业结构,是否都能形成规模经济?而规模经济是决定经济效益的重要因素。对此,需作如下说明:
首先,在一国范围建立数套相对独立的产业结构,其中主要是制造业结构,并不排斥各区域比较优势产业的存在,而各地比较优势产业显然不是某区域的全部产业内容。建立数套相对独立的产业结构的模式只是对全国大分工模式的否定。分工是交换和流通的基础,全国大分工产生巨大的运输需求。1994年,我国全部国内货运周转量中,铁路运输占56%,而在铁路运输中,跨省区的运量比重高达61.5%。由于重工业时代的到来,大量中间产业部门兴起,需要运送的加工业产品不断增多,加工产品在运输总量中所占比重会继续提高,若继续按全国大分工模式发展,不仅再修多少路也解决不了问题,还会由于过度占用耕地而影响到我国的食品供应,这在我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其严重性应予充分估计。建立数套相对独立的产业结构,可以把大量的区域外运输转化为区域内运输,可减少由大区域间分工所产生的交通运输需求,节省建设运输网络的占地,这是从根本上解决交通运输瓶颈制约的出路。
其次,由于人口密度和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社会总需求增长,一国总需求可以吸纳不止一套达到规模经济的生产体系的产出量,一定区域内的需求即可支撑起一套相对独立的产业体系,一套达到规模经济要求的生产体系所覆盖的地域面积只是全国的一部分。 如日本在本世纪70年代中期工业化任务完成阶段时,各都市圈人口密度上升了40~60 %,全国人均收入水平也提高了10倍以上,等于既定的地域面积内需求总量上升了20倍。以乙烯为例,人均占有量达到30公斤,全国产量则大于300万吨,在都市圈内所产生的需求总量, 已经可以吸纳超过一套乙烯装置的产出量,因而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数套相对独立的产业体系,而各体系均能实现规模经济。
最后,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全世界普遍认同的观念,并在各国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中逐步得到贯彻。在国外城市持续发展研究中,建立“自给自足”的地方经济系统是其主要内容之一。研究认为,食物和商品的地方生产和服务业地方化不仅为城市工商企事业产生可观的工作岗位,而且也是健康人类住区的主要方面。城市需求的地方化生产不仅减少了外地输入,而且对促进地方经济循环系统的形成,应付紧急情况,将人类住区建设成自给自足的田园城市有所裨益。这对我国选择区域发展模式也具有重大的启示意义。
注:
〔1〕魏后凯:《促进地区经济协调发展的两个政策问题》, 载《经济学动态》,1996(8)。
〔2〕石康:《一九九五年地区经济协调发展观点综述》, 载《宏观经济管理》,1996(3)。
〔3〕〔4〕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课题组:《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研究》,载《管理世界》,1996(4)。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重庆20~23F107城市经济、区域经济李冀兰19981998“倒U型假说”在我国被广泛地用于地区经济理论研究, 并影响到有关政策的制定,而此假说实际上并未得到充分验证,不可据此主张削弱政府干预的强度。一国经济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客观上是存在梯度的,梯度政策的目标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当前东西部差距的扩大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不可以此全面否定梯度政策。在我国产业结构设置中,正确的选择应是在全国建立数套相对独立的产业结构,从根本上解决“交通瓶颈”问题和与农业争地的矛盾。“倒U型假说”/梯度推移/区域分工李冀兰 西南师范大学经贸管理科学系 讲师 重庆市 400715 作者: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重庆20~23F107城市经济、区域经济李冀兰19981998“倒U型假说”在我国被广泛地用于地区经济理论研究, 并影响到有关政策的制定,而此假说实际上并未得到充分验证,不可据此主张削弱政府干预的强度。一国经济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客观上是存在梯度的,梯度政策的目标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当前东西部差距的扩大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不可以此全面否定梯度政策。在我国产业结构设置中,正确的选择应是在全国建立数套相对独立的产业结构,从根本上解决“交通瓶颈”问题和与农业争地的矛盾。“倒U型假说”/梯度推移/区域分工
网载 2013-09-10 20:59: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