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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从“胎儿”到“男人”
　　秦兆阳的短篇小说《改造》（发表于一九五○年一月《人民文学》第一卷第三期）是一部描写土改的小说，但一反当时土改题材小说以农民为主人公的惯例，作家着重描写了一个小地主王有德在被改造过程中的行为心理，着力表现地主在接受改造过程中的艰难和痛苦的精神变化。
　　从生理学角度看，王有德是一个成年人，但他自小至大被父母娇养，每天懒散迷糊，过着寄生的生活，其心理和生存状态仍然延续着“胎儿”在“子宫内”生存的特征。作家为我们勾画出了一个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罕见的“胎儿化地主”形象：其生存方式具有封闭性柔弱性特征，这使他赢得了“废物蛋”的绰号，让我们想起冈察洛夫笔下的“多余人”奥勃洛摩夫。这是一种典型的“精神萎缩”现象。《改造》生动而准确地描述了一部“精神萎缩”者的成长史——由一个“胎儿”艰难地成长为一个“男人”的历史，其表述方式和情感内涵均与当时社会流行的叙述模式有很大差别。农民们对“胎儿化地主”“改造”的过程揭示了中国部分地主和农民在特定时期的生存关系，作品显示出难能可贵的真实性和生动性，在当时的文学背景下凸现出不同寻常的意义，构成了它在“十七年”文学中可贵的叛逆性和历史穿透力。
　　王有德是个实实在在的“寄生虫”，但他身上并没有鲜明地凸现政治意识形态所确立的地主阶级本性——他既没有直接参与剥削农民的活动，与贫苦农民之间也没有构成尖锐的阶级对立。王有德的“胎儿化”和“精神萎缩”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其阶级身份，使他成为一个丧失了阶级标志的虚弱的“人”，并进而消解了农民改造地主的阶级斗争性质，从而把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改造过程转化为将一个“萎缩”成“胎儿”者培育成一个强有力的“男人”的过程。当然，改造这个“人”的前提就是要他自食其力参加劳动，不能再像他的父辈那样显出“恶”的一面。
　　《改造》将王有德置于社会制度剧烈变动的土改背景下，描述其被剥夺“胎儿化”生存状态之后所面临的巨大压力和痛苦。小说第三部分集中描述了王有德的困境。土地改革改变了王有德对整个世界的感觉：“他失去了一切……觉着到处都是空空洞洞的。”①更为严重的是，在新的社会制度下，王有德必须参加农业劳动，否则就要挨饿。对他来说，劳动是一件痛苦的事情，他一无劳动所需的技术，二无劳动所需的体力。本来他还可以通过卖油条来谋生，但由于村干部和农民们的干预，王有德不得不终止了这一谋生方式，于是他终于被逼到了必须在“劳动”和“饿死”之间做出生死抉择的地步。
　　表面看来，生与死的问题对于王有德而言，是在“劳动获得食物而生”和“不劳动不得食而死”之间抉择的问题，但我们若从深层心理意识来看，则是一个在“异化的劳动”和“快乐的自由状态”之间抉择的问题。王有德不愿（也无力）从事“异化的劳动”，但想要回到以前胎儿化的“快乐的自由状态”也不可能。面临两难处境，王有德选择了极端的行为方式——破坏（烧麦田），然后死。此时，如马尔库塞所说的：“‘诞生的创伤’释放了死亡本能的最初表现，即想回复到母胎的涅盘状态的冲动。”②作品中，王有德不只一次地想到死，这种心理实质上是重回母腹本能的表现。
　　但是事情并不那么简单，“烧麦田”这一情节蕴含着王有德复杂的情意结：仇恨那些将自己逼出“子宫”的人们，想毁灭那些人又无能力，只好毁灭那些人的创造物麦田；面对要在“异化劳动”与“快乐的自由状态”之间进行抉择的两难处境，尽管选择了死亡以图重返“母腹”，但同时又希望藉此行动一洗“废物蛋”形象带给自己的屈辱从而构筑新的社会角色。此时，虽然死亡（饿死与烧麦田然后被处死的结果是一样的）是主导心理，但在主导心理之外，王有德复杂的情结中另有一个“社会”向度——成为“英雄”，它将王有德的意志导向社会性认同。可以说，在死亡本能占上风的同时，回到社会的生命本能也蠢蠢欲动，它细弱而又顽强地与死亡本能激战，努力寻找机会战胜对手。也即，恰恰是在“烧麦田”这一自杀式的破坏行为中，隐藏着王有德自觉脱离“子宫内”生活而投身“社会”的契机。这一契机在王有德的转变过程中意义重大。
　　当然，从传统的阶级分析观点来看，王有德这一行为可以看作是阶级报复的疯狂行为，但小说显然没做这样的理解。从小说文本的情节推进中我们可以发现，促成王有德转变的因素有四个：一是思想教育，二是吃饭的生理愿望，三是对生活意义的认识，四是媳妇郭俊儿的激将法。四种因素中思想教育的作用最弱，至多是一种观念提示（“为什么不转变呢？”），媳妇郭俊儿的激将法也只是在最后关头的一包催化剂，并不决定思想发展的方向，相对而言，第二、第三种因素才是促成王有德转变的直接动力。
　　在王有德因纵火被关进农会的一间空屋之后，这间空屋就成了他新的生存境域，成了他获得生活新体验的一个基点。正是在这间“静得很”的空屋里，王有德隔墙听到了村民们来来往往的日常生活与生产劳动的各种声音，这时候他感受到他们的乐趣和幸福，这些声音有力地击打着王有德的灵魂，根本性地改变了王有德对生活意义的理解：“他听着听着，觉得自己好像在做梦，又觉得好像全村的人们都活着，只有自己是被关在棺材里了，就又难受起来。”③反省的结果是他在价值观上更倾向于“子宫外”的社会生活，这是他成功转变的思想基础。这时候的生理饥饿也发挥了很大作用，它激活了王有德的求生欲望，使他消除了返回“子宫内”生活的冲动，代之以融入“子宫外”生活的热切期盼。有此心理基础，王有德才能答应农会主任范老梗的要求去搬土坯换窝头吃，才能够忍受搬土坯工作并且经受了工作量不断加大的考验。
　　这是至为关键的一步，它完成了王有德从“子宫内”到“子宫外”的娩出过程。生存的压力以及对生存意义的重新体认，使王有德认识到生活的严酷并决定以自己的身心去担当这种严酷。正是在此种意义上，王有德终结了自己的“精神萎缩”，从一个“胎儿”变成了一个具有生存能力的真正的“人”。
　　经由精细而准确的行为心理描述，一个极富立体感的王有德活跃在我们面前，他摆脱“精神萎缩”的痛苦和努力使我们感动，他身上厚重的生活质感形成了一种有深度的“真实”。
　　王有德的成长过程中，以村农会主任范老梗为代表的农民们同时扮演着看似矛盾的两种角色：冷酷的戕害者和温情的拯救者。两者常常交融在一起难以分离，它们在农民们的身上和谐自然地并存，没有任何分裂的迹象。
　　农民们无疑是压迫的施动者，是对王有德构成冷酷压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我们又清楚地看到，农民们并没有把王有德当做十恶不赦的坏人，他们无时无刻不在关怀着王有德。在改造王有德使之具备真正适应“子宫外”生活的能力时，农民们做得十分彻底：绝不容许出现一个不完全的劳动者。农民们温情的拯救者角色在作品第五、第六部分表现得尤为突出。在王有德企图烧麦田被抓之后，农民们没有把他吊打一顿或送区里去报案，而是设计了一套改造方案。他们将王有德关进空屋，在估计王有德的精神有了触动之后，再由范老梗出面“改造”王有德的身体，最终达到王有德的身心皆得到改造之目的。事实证明，这套有点极端的方案是成功的，它体现了范老梗们的智慧和对人的本质性的关怀。这是一群真正坚持了实事求是原则的人，他们恰当地区分王有德和其他地主，把他当做刚娩出母腹的婴儿对待。尽管也有形式上（如斗争会）的批判斗争，但我们更有理由相信，农民们改造王有德的不懈努力，正是希望完成一个正常人的顺利诞生、直到成长为一个强壮的男人的系列行动。
　　立足于具体的历史语境考察问题，范老梗们对王有德施行强制性手段并非限制一个公民“自由”的行为。只有当王有德结束其“精神萎缩”状态，剥离其“胎儿”身份，他才可能真正成为一个公民，才有可能获得被当做“平等的人”对待的条件，“在什么意义上，公民被当做平等的人？我们认为，他们是在这种意义上被当做平等的，即他们全被看作拥有最低限度的道德能力，以从事终身的社会合作，并作为平等的公民参与社会生活”④。范老梗们的努力在客观上强化了生命本能的力量。
　　由于现阶段人类生活的局限性，结束某些人的“胎儿化”生存状态是基于对社会公正和健康发展的要求而做出的无奈选择，但在“精神萎缩”者艰难而痛苦的成长过程中，对其给予人道主义的关怀而不是以其母体是否有罪为标准来决定对待“精神萎缩”者的态度，应该是符合现实的合理做法。土地改革之后，如何面对王有德们成了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范老梗们的行为呈示给我们一种极具价值的选择可能性，他们身上散发出的浓烈的人道主义情怀突破了阶级斗争思维模式的狭隘而在人类生存的冷酷处境中熠熠生辉。
　　应该指出的是，秦兆阳对王有德和农民们的形象塑造，隐含着一种知识分子的人道主义立场，隐含着作者以及农民们对王有德的同情和怜悯冲破了其时政治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模式对作家创作的限定。但是我们也清楚地看到，秦兆阳笔下的地主和农民形象与当时农村普遍存在的“严酷斗争”的生存状态之间有相当的距离，也即，相对于当时的历史境遇而言，《改造》中的地主和农民形象具有某种程度的虚幻性。就此而言，王有德和农民们的形象与其说是农村生活的真实写照，还不如说是作者的人道主义理想的表露，这种创作心态——不论是出于有意还是无意，在当时的文学背景下都具有典型意义。
　　二、两份批评和两份检讨
　　《改造》发表六个月之后，《人民文学》第二卷第二期刊出了有关这篇小说的两份批评和两份检讨，它们凸显了《改造》发表前后的批评语境，正是在这种批评语境的映照之下，这篇小说在当代文学史上的价值和意义得以展现。
　　《人民文学》编辑部的《改进我们的工作》的副题是“本刊第一卷编辑工作检讨”，它指出：“特别应该检讨的，我们在第一卷里，曾刊登过很不好的作品”⑤，其中谈到《改造》时说：“又如《改造》是写一个‘小土鳖地主’被改造的故事。作者用了很多篇幅来描写这个地主是个废物，并且过分地追求趣味，却没有写出构成这个地主的生活基础——剥削。这样就把地主阶级在对农民阶级剥削中的残忍，阴险，狠毒的面貌给模糊了。因而也冲淡了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之间的对立关系。”⑥
　　显然，这种说法体现了处于主流地位的“阶级论”、“本质论”观念，它以政治意识形态确立的地主阶级的“本质”——对农民残忍的剥削为基础，强制要求作家在塑造地主形象时只能刻画其“残忍，阴险，狠毒的面貌”，而无视现实生活中地主的复杂性，这当然是脱离现实世界的机械僵化的文学批评观。
　　徐国纶的《评〈改造〉》和罗溟的《掩盖了阶级矛盾的本质》以同样的文艺观对《改造》提出批评。
　　徐文要点有三个：第一，《改造》歪曲了地主阶级的本质。他指出：“我们不否认地主阶层里，存在这种饱食终日，‘连跟人接触都害怕’的‘废物蛋’，但我们又必须肯定整个地主集团都是用各种花招、阴谋来剥削与压迫农民的‘精灵鬼’。土改后，像王有德这样连拿镰刀都打晃也居然能偷窃和烧毁农民的劳动成果，正是地主阶级本质的反映。”⑦第二，对地主的改造应该实行强制劳动的方法，而不应该像《改造》那样采用劝说甚至帮助地主的方法。“当没收了地主的土地以后，就得在一定时期内，褫夺他们权利，强迫他们劳动，不劳动也得劳动，强制他们改造成新人。”⑧《改造》中，农民们对王有德说服、感化无效后也对王有德实行了强制劳动，徐文的批评针对的是农民们最初的说服、感化方式。第三，质问《改造》的意义。“写消极人物的转变，英雄人物的成长，都会给我们以教育和力量，写地主阶级的改造，给我们什么呢？”⑨
　　罗溟的《掩盖了阶级矛盾的本质》与徐文相比更为细致具体。罗文认为：“这篇小说是缺乏阶级分析的。爱谁、同情谁和憎恨谁，在这篇小说里是非常模糊的，无原则的歌颂了一个地主如何成了个‘新人’。”⑩罗文还引用人民政协共同纲领总纲第七条有关政策作为强迫地主劳动的理论依据：“……仍须依法在必要时期内剥夺他们的政治权利，但同时给以生活出路，并强制他们在劳动中改造自己，成为新人，假如他们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必须予以严厉的制裁。”(11)
　　徐文与罗文显然体现了主流文艺观“典型论”、“路线论”、“本质论”的批评方式以及文艺为政策服务的思维逻辑。
　　回应各方面的批评，作者秦兆阳写了《对〈改造〉的检讨》，在这份检讨中秦兆阳表达了如下四层意思：
　　首先，王有德的形象并非凭空虚造，有现实生活的依据。“在抗战以前，在旧社会的生活中，我看见过一些寄生虫的生活。在解放区农村斗争中，也得到一些地主生活的印象。”(12)同时，他表明自己的创作动机仍然处于政治意识形态的规范之内，他本想借刻画王有德这个形象宣扬“爱劳动”的新的道德观念，表达“反对寄生虫、刻画在新社会中不劳动的可耻和没有出路”(13)。
　　其次，如同上述三篇文章以“本质论”为批评指针一样，秦兆阳批评自己没有写出地主阶级残酷地剥削农民阶级的“本质”：“王有德既是一个地主（不管他是大地主或是‘小土鳖地主’），就应该把他作为一个封建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来写，不能光想到他的不劳动、他的无生活能力，及他对过日子，对劳动，对生产的看法，而应该考虑到他的更重要更本质的一面，即剥削劳动人民的一面……”(14)由此塑造了“并不可耻可恨”而是“又可气又可笑”、“甚至只是好笑的”王有德形象，这种形象自然起不到政治意识形态所需要的宣传作用。
　　再次，秦兆阳检讨自己不应该让正面人物对待王有德采取“模糊的态度”，这是针对范老梗们“人性化”地对待王有德的行为而言。
　　最后，秦兆阳反省自己“不正确地运用了一些民间传说的味道”，“虽然主观上是在嘲笑，却过分的追求趣味，这更加重了作品的缺点，更加使人觉得王有德只是一个可笑的人物。”(15)
　　上述四篇文章对《改造》的责难（或自我批评），是在“阶级论”、“本质论”规范文坛的时代必然发生的批评现象。而实际情况是，《改造》并不缺乏阶级分析，相反，它恰恰是在对地主阶级的复杂性进行了精细分析的基础上塑造了“胎儿化地主”王有德的形象，只不过《改造》的分析结果与“本质论”所要求的并不一致而已。对《改造》的批评既承认地主阶级里有王有德这样的“胎儿化地主”，又强调“整个地主集团”都是“用各种花招、阴谋来剥削与压迫农民的‘精灵鬼’”，并将后者视为地主阶级的本质，这种做法实际上把现实生活中实存的王有德们排除出地主阶级之外。“强迫地主劳动”是当时相当一部分人在强烈的阶级仇恨作用下的报复心理，它使人们不再冷静客观地去分析地主阶级的复杂构成并加以有区别地对待，而将“胎儿化地主”与有重大恶行的地主混为一谈，这种观念极易导致新型的压迫与暴虐。如果不激发出王有德的求生欲望，“强制”的结果只能是不顾王有德生死的逼迫和虐待，形成了新的压迫者和暴力者。而“文革”中数不清的悲剧惨剧不正是由这种长期灌输的仇视、暴虐的斗争心态酿造的苦酒吗？此外，将地主改造为“新人”是新社会的目标之一，也是马克思主义人道原则的基本体现。描述（而非“歌颂”）地主如何成为“新人”并非“无原则”。然而，尽管政策（人民政协共同纲领总纲）中有“给以生活出路”的表述，但在政治意识形态框架内，同情地改造“胎儿化地主”而不是满怀仇恨地强制他们劳动的做法，仍然被认为是丧失阶级立场的“无原则”的表现。以这种概念化的社会分析方法作为限定作家写作题材的根据，必将割裂丰富的生活世界与人性世界。
　　三、《改造》在当代文学史的意义
　　正是在这样的文学氛围中，《改造》显示了在当代文学史中的意义和价值：
　　第一，《改造》来源于生活，它营造了“真实”的魅力——在秦兆阳身上，这种以作家对外部世界的体察为基础书写“真实”的意识将在“百花时代”再度勃发。尽管受到持续不断的打压，“真实论”还是以或隐或显的方式站在“阶级论”和“本质论”的对立面，为那个时代产生优秀作品提供了可能性。
　　第二，“改造”主题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重要主题之一，“地主阶级的改造”是二十世纪中国历史中“人的改造”的组成部分，尤其是对王有德一类人的改造，很大程度上是在社会制度剧烈变动的历史语境中对五四“改造国民性”精神传统的继承。“胎儿化地主”形象的塑造及其改造过程，即便放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背景中，也能彰显出其独特性。
　　第三，正因为对人物的“模糊不清的态度”，才使得秦兆阳对人物的描述以自己对生活的直感为根基，《改造》才能葆有生活的“原生态”，真正体现了作家对这个世界的体察和感悟，才能为当代文学的人物画廊增添一个精彩而又独特的人物形象。
　　第四，如果越出“本质论”的规范不是一个错误的话，那么“民间传说的味道”就成了一个可以增加作品韵味的优点。民间传说性质的“笑话字典”与农民们对王有德的改造共同构筑了小说的民间世界，也由此使作品的内涵更加丰富。
　　综上所述，秦兆阳以“改造”为题写当时社会普遍存在的改造运动，但他在作品中表现的“改造”过程，其方式和情感内涵均与当时社会流行的叙述模式有很大差别。他笔下的农民们的做法自然削弱了阶级斗争的政治意识，应该说，当时的批评者对他的责难可以说是“准确”地把握了这一倾向，但以今天的社会文化视角来解读《改造》，对“胎儿化地主”“改造”的过程恰恰揭示了中国部分地主和农民在特定时期的生存状态，由此，作品显示出难能可贵的真实性和生动性。
　　对独特的人物形象所具有的警示性象征意义的挖掘，对个体生存状态的精确把握，对特殊的人的生存处境的人道主义关怀，以及关注日常生活的人性化创作取向，都使《改造》在当时的文学背景下凸现出不同寻常的意义，构成了它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文学中可贵的叛逆性和历史穿透力，这正是我们应该关注《改造》的一个理由。
　　注释：
　　①秦兆阳：《改造》，《人民文学》第1卷第3期。
　　②〔美〕赫伯特·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③秦兆阳：《改造》，《人民文学》第1卷第3期。
　　④〔美〕约翰·罗尔斯：《作为公平的正义——正义新论》，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
　　⑤⑥《人民文学》第2卷第2期。
　　⑦⑧徐国纶：《评〈改造〉》，《人民文学》第2卷第2期。
　　⑨徐国纶：《评〈改造〉》，《人民文学》第2卷第2期。
　　⑩(11)罗溟：《掩盖了阶级矛盾的本质》，《人民文学》第2卷第2期。
　　(12)(13)(14)(15)秦兆阳：《对〈改造〉的检讨》，《人民文学》第2卷第2期。

当代作家评论沈阳144～149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郭战涛20082008
作者：当代作家评论沈阳144～149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郭战涛20082008

网载 2013-09-10 20:5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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