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當代歷史與思想  >>>

簡體     傳統

---

　　1949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年份，也是世界近现代史上的一个重要年份。随着我们与这个年份渐行渐远，历史的尘埃慢慢落定，围绕这个年份所发生的众多重大历史事件的由来、经过、后果等一系列问题越来越引起研究者的兴趣，1949年，逐渐成为我国史学工作者关注的一个焦点。2000年新年前后，海峡两岸几乎同时召开了以此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正是这一学术关怀的集中体现。
　　由中国史学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主办、香港中华万年网有限公司协办的“1949年的中国”国际学术讨论会于1999年12月30日至2000年1月3日在北京昌平小汤山九华山庄隆重举行，出席会议学者80多人，分别来自美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葡萄牙等国和中国大陆及台湾、香港地区；提交会议论文45篇，内容涉及1949年前后中国的政治、外交、经济、社会、思想文化、人物等各个方面。尽管这次会议的会期安排十分独特，但并未因此影响与会学者寻求历史真相的热情，会议始终充盈着严肃认真、坦率真诚、积极活跃的良好气氛，是一次学术含量极高的会议。在回顾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中度过的这个重要历史时刻，将在与会者各自的人生经历中留下深刻的记忆。
　　下面就提交会议的论文作一综述。
　　　　　　（一）
　　1949年是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但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它又是一个结果。仅仅4年之前，在万众尚沉浸于抗日战争胜利的欢呼声中之时，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就已经尖锐地摆到各种政治力量的面前。经过4 年的政治谈判和军事拚搏，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胜者缘何胜？败者因何败？这恐怕既是历史事件的参与者也是后来的研究者最为关心的问题。
　　从当时的执政党国民党方面说，早在抗日战争结束前，就已经显露出腐化、堕落、无能、分裂等种种颓象，不仅引起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国共产党人以及驻华外交人员的批评，也引起了体制内的批判与自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王奇生研究员的《派系、代际冲突与体制内的自省》一文，以1944—1947年国民党党政革新运动为视点，考察了当时置身体制之内的国民党人面对政权崩溃前的颓局，是如何自我认知和自我肆应的。文章指出，倡导和发起党政革新运动者，是一批既不满国民党现状、又反对共产党的国民党少壮中委和中层干部，他们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腐败无能感到沮丧和痛愤，对此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并要求从党政军各方面展开全盘革新。然而，革新派虽以反派系主义相号召，自己却陷于党同伐异的泥淖中；他们要求党内民主的动机中，亦隐含着少壮派要求分享更大权力的代际冲突的因素；而他们提出的革新措施和进行的体制内自省，更具有明显的限度，即他们认为国民党的主义仍是中国最好的主义，其他各党各派的政纲皆未能超越三民主义的范围，国民党的腐化，是因为没有力行其主义，他们所要求的民主是党内民主，而不是向党外开放的民主，不是向人民开放的民主，他们所愤慨的是像政学系那样的官僚政客占居高位，他们并不怀疑国民党的意识形态和党治体制有什么缺陷；加之作为国民党总裁的蒋介石对这场自发的党政革新运动显然未予以足够的支持和同情，因此，这场运动持续的时间不长，也没有取得多少具体的和实质性的成果也就不难理解了。
　　台北《近代中国》杂志总编辑邵铭煌先生对抗战胜利前后国民党的相关政策和举措则给予了相当正面的评价。他提交的论文《为抗战胜利而绸缪：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召开与时代意义》，根据原始会议档案，叙述了1945年5 月在重庆召开的国民党六全大会的详细经过，认为六全大会的召开，是国民党为争取抗战最后胜利，谋战后国家复兴所作的未雨绸缪，也是为了适应新时代来临所作的自我蜕化，具有不容忽视的时代意义：展现贯彻民主宪政的决心与行动；力求民生主义之实施；关怀台湾人民的心声；扶植女权政策；诚心化解与中共关系；兴办党营生产事业，巩固党的经济基础。文章同时指出，这次会议也反映出国民党内派系纷争的严重情形。可见无处不在的派系斗争已成为国民党难以治愈的一大痼疾。
　　日本庆应义塾大学山田辰雄教授的《国民党政权的垮台与蒋介石的政治领导》一文，探讨了国民党政权垮台与蒋介石的政治领导之间的关系。他指出，蒋介石的政治领导并非国民党败北的全部原因，然而，如果考虑到他所处的领导地位和国民党的权力体制，则蒋介石政治领导应负的责任是很大的；同时，他所进行的政治领导又反映出国民党存在的问题。论文分析了蒋介石以及国民党的政治领导的特征，指出那是一种自上而下的、中央集权的独裁领导，是第三世界权威主义体制的一种形态。作者将这种政治领导称为“代行主义”，即精英集团代表人民设定改革目标，并为实现其目标而培养人民的参政意识，动员人民，但是对于人民自发参政却缺乏制度上的保证这样一种领导体制和领导方式。产生这种政治领导特征的重要因素在于：第一，中国的政党政治结构。近代中国不存在政党之间竞争权力的共同的政治框架，各个政党拥有各自的统治地区和军队并相互进行斗争，因此，如果一个政党掌握了权力，就会在全国实行独裁统治，在排除其他政党之后，推行主张自上而下领导的代行主义体制。第二，训政时期的理论。在国民党的意识形态中，存在着有可能使自上而下的领导、党的独裁、代行主义体制正当化的因素。这些因素是由蒋介石从孙中山那里继承下来的，而且，对于训政时期党和国家的领导的解释，蒋介石比孙中山更倾向于中央集权和独裁。第三，作为军人的蒋介石的立场。蒋介石以军事力量为基础开始在国民党内得势，这决定了他在对待与群众关系时的政治领导方式的特征，这种独裁倾向最终导致国民党和蒋介石在中国社会中的孤立，而这种倾向又因与中共长期的激烈斗争而更加强烈。第四，作为蒋介石思考方式的“自强”逻辑。蒋在自己内心里追求的是“力量”或“强大”，这既是精神性的又是实质性的。他以严肃的态度对待自身的修养和纪律。领导人的高尚人格应该感化一般人民，而作为其前提，有必要保护自己作为领导人的地位。因此，蒋介石尤其重视保持军事力量，对于反对势力的挑战则敢于付诸武力。这是一种修养与武力相结合的德治主义。那么，为什么这样一种“代行主义”的政治体制会最终导致国民党政权的垮台呢？权威主义体制的存续和发展，必须以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政治安定、对外民族主义和对内统一等有目共睹的“实际成绩”为基础，而蒋介石的国民党政权由于在对外方面将主要力量倾注于同中共的斗争以及与日本之战争，因而没能做出“实际成绩”。
　　那么，当时共产党方面的情形又如何呢？韩国汉城大学名誉教授闵斗基的《“胜利”前后的集权与分权论》一文从中央和地方关系的角度论述了抗战结束后中共的政治选择。他指出，中国自秦朝至清代，一直存在着作为一种理想的政治体制，分权的封建制与集权的郡县制孰优孰劣的争议，进入民国以后，这一争议的形态转化成为中央政府为有力地控制地方省而采用的集权体制即单一制与省以自立为基础的联邦制（或联省自治制）之间的政争。之所以出现集权与分权之间的长期争论，一方面是因为中国政治地域辽阔，中央政府在统合各地政治的、社会的特殊性上存在着不少的难题；另一方面，是因为这一问题变相地折射着解决以此特殊性为基础的各个时代政治势力间的政治利害与冲突问题之艰巨。中共自创始以来，从其所向往的政治体制的特性出发，一直基本上支持集权论排斥分权论，并在获得政权之后，构筑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强有力的集权体制。然而，中共却在抗日战争结束后一度积极主张过分权论。在重庆谈判和1946年的政协会议上，中共均要求废止国民党的一党专制、成立由各党派参与的民主的联合政府、承认中共解放区的民选政府以及军队。这一均权主张得到了除国民党外的其他党派的一致支持，在政协会议上，反集权论成为一个时代性的共识，中共统治区域的合法生存也从而获得了制度上的保障。但在是年3 月的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国民党内的“革新派”对政协决议提出了正面的挑战，蒋介石虽对“革新派”不满，但还是与之妥协，同意变更政协决定的宪法修改原则。这一问题，最终成为中共拒绝参加国民大会的原因之一。文章最后指出，正如民国初期，主张分权制的反袁势力与主张联省自治运动的一群知识分子及部分军阀，是根据现实政治的利害关系，为适应某种特定状况而主张实行分权制那样，中共也是在当时特定的状况（政治上生存之必要）之下，在一段时期主张实行分权制的。
　　北京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丁则勤教授则讨论了中共在夺取政权过程中的一个策略性转变。在题为《论40年代后期中国共产党工作重心的转变》的论文中，丁教授指出：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转入全国规模的战略进攻，如何尽可能平稳地占领和接管城市，并将工作重心逐渐从农村转移到城市，成为中国共产党面临的紧迫任务。由于中共长期处于农村环境，主要来自农民的人民军队和地方干部中，有一些人往往以农村小生产者的观点或游击战争的观点去看待城市和城市工作，以致出现了一些违反党的城市政策与工商业政策的情况，如进城以后乱搬物资，或者把在农村搞土改时的经验搬用到城市，用批斗地主的办法批斗资本家，以及自发地到城市捉拿逃亡地主等。针对这种情况，中共中央制订了工作重心转移的战略决策，制定了切合实际的城市政策和策略，并决定了接管城市的步骤和组织形式，训练了大批干部，为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作了充分的准备。
　　除了由国共两党代表的两种前途之外，在抗日战争刚刚结束的时候，中国历史的走向是否存在着另外的可能性？历史虽然不能假设，然而历史现象的无限丰富性给研究者提供了不竭的思想源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汪朝光研究员的论文《乍暖还寒：1946年早春中国民主化进程的顿挫》，以1946年初的政协会议和国共两党关系为中心，考察了当时的政治局势和政治发展的可能性方向。他指出，政协通过的诸项决议为中国打开了民主化进程的门户，受到国内外的广泛关注。但政协为中国实行西方式民主提供的可能性不过是当时国内外特殊环境下的产物，战后初期国内人心望治，国际冷战将起未起，造就了政协也造就了此一民主化进程的西方式内容。正因为如此，这种民主更符合民盟等中间党派的政治立场，而与国民党由训政而宪政的理论格格不入，也与中共由新民主主义而社会主义的理论有相当距离，因此缺乏在中国生存的现实环境。国共两党对于政协各有想法，各取所需，中国最具实力的两大党的态度不能不影响政协决议的实际效力。从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而言，引进西方民主制度的想法与实践不绝如缕，但中国从来就缺少养育这种制度的思想土壤与现实环境。政协前后中国民主化进程的顿挫，使国共合作、共建民主中国的理想落空，中国的命运只能交由战争决定了。
　　1946年的政治协商会议虽未实现预期的目标，但政协会议的形式却从此保留了下来，并在迄今为止的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中国人民大学周淑真教授的《民主党派与新政协运动》一文，对1948年6 月始于香港，至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平召开，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人民团体筹备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新中国的新政协运动作了考察，重点分析了各民主党派关于建立新的国家政权的政治主张和参加新政协运动心路历程的转变，阐释了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各政党的政治定位和当代中国政党制度的形成。中国地质大学王燕晓、陈明显教授的《1949年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则分析了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的现实条件、组织基础和思想政治基础，探讨了政协会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及此后政治生活中的巨大作用。
　　　　　　（二）
　　提交这次讨论会的论文中，有关外交问题的有14篇，占总数的31％，外交或中外关系问题成为本次会议最为集中的议题。这一方面是由于外交过程的扑朔迷离和错综复杂既给历史学家留下了施展才华的巨大空间，又引发了他们的无穷兴趣；另一方面，随着相关档案的陆续解密和国内学者阅读国外档案途径的开拓，旧题新解和探讨新问题都有了前所未有的可能性。
　　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形成的雅尔塔格局的实质是美苏在欧洲和远东划分势力范围，共同主宰世界，中国革命和新中国成立后受此格局的影响甚大。海军大连舰艇学院政治系王真教授的《雅尔塔格局与新中国的历史走向》一文对此进行了探讨。作者指出，雅尔塔格局对战后世界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制约。中国革命曾受雅尔塔格局的影响。新中国的成立是中国革命突破雅尔塔格局的结果，但新中国成立初期又不可避免地受到这一格局的制约。造成这种矛盾现象的原因就是中苏关系因素。这直接或间接地表现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具体表现为促使新中国制定“一边倒”的外交方针，同苏联以条约形式结盟，在经济建设模式上中国对苏联的模仿等。彻底摆脱雅尔塔格局的束缚，是校正新中国后来历史走向的一个重要前提。新中国摆脱雅尔塔格局的束缚，最初是从外交方面开始的，这就是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开始向广泛的不结盟方向发展。在政治上坚持和扞卫国家主权，坚决反对大国干涉和强权政治。而最集中的体现，则是突破苏联模式，选择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雅尔塔格局是影响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因素；反过来，雅尔塔格局的最终解体也受到中国因素的影响。
　　雅尔塔格局不仅是影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与建设事业的重要因素，而且也是影响战后国民政府外交政策的因素之一。复旦大学历史系石源华教授的论文《论战后国民政府的周边外交政策》分别考察了国民政府对日本、苏联、新独立国家、原有亚洲独立国家这四种类型的周边国家的不同外交政策。他指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使中国国民政府实施周边外交政策的内外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帝国主义列强在远东的殖民体系崩溃；亚洲出现了一批新独立国家；美苏对峙成为支配远东格局的主要因素；中国国内矛盾再次上升到主要地位。在此背景下展开的国民政府周边外交政策立足于国内的国共内争，在政治上屈从于雅尔塔体系，在全球战略上追随美国政府，尤其在美苏矛盾尖锐化后，更是成为美国冷战政策的附庸。当局尽管在主观上也想支持和帮助周边新独立国家而提升自身在亚洲国家中的地位，但在实际施策时却尽力避免军事力量的分散，能不出兵者尽量不出兵，能避免冲突者尽力避免冲突，能撤兵者尽量及时撤兵，以至失去了驻兵日本、惩处战争罪犯、索取战争赔偿等有利时机，放弃了收复香港、争取琉球独立等有可能实现的外交目标，未能尽到支持印度支那和朝鲜人民早日独立的国际义务，对于战后亚洲邻国出现的排华风潮虽进行了若干交涉，却显得苍白无力，没有尽到保护侨胞的政府责任。战后国民政府的周边外交政策是在战后美苏冷战和中国国共战争的大背景下形成的，同时又是历史上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发展的结果。这些政策的实施及其结果，对于新中国周边环境的形成和亚洲政策的制订具有深刻的影响。
　　对战后中国影响最大、在中国内争中卷入最深的国家是美国和苏联，因此，这一阶段中美、中苏关系的研究历来为学界所关注，研究比较充分，大概也正因如此，提交此次会议的这方面论文反而不多。关于1949前后的中美关系，只有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牛军研究员的《论马歇尔调处时期国共两党的对美政策》一文。该文指出，马歇尔使华在中国学术界是一个讨论得相当多的题目，但相对于这一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的研究，当时中国各种政治力量、特别是国共两党对美国的态度和政策等等方面，研究仍显相当薄弱。因此，作者集中探讨了马歇尔调处对这一时期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对美政策的影响，包括国共两党如何估计美国在国共斗争中的作用、它们的最初政策目标、两党对美政策的调整，以及它们最终是否达到了各自的目的。作者的结论是：第一，国共两党的对美政策都有其成功之处。国民党对美政策的目标就是要在反对中共的斗争中得到美国的支持和援助，而美国最终确实未能从中国内战中脱出身来；中共对美政策的目标有比较复杂的变化过程，即从最初利用美国调处来制止国民党发动内战和推动中国的民主改革，转变到全面内战爆发后防范美国直接的军事干涉和阻止美国援助国民党政府，这两个目标至少都部分地达到了。第二，国共两党的对美政策都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也是精心考虑的产物，而非对美国政策调整的简单反应。也就是说，除了美国的政策和行动的影响外，国共两党的对美政策都还取决于两党领导人对国际形势和美苏关系的估计，以及他们对国共力量对比和两党斗争的发展趋势的看法。第三，从国共两党对美政策的制定、执行、调整和结果看，可以说战后美国对中国政治局势的影响是有力的，但也是相当有限的。美国从介入国共斗争之日起，便被国共两党根据各自的需要不断加以利用。马歇尔退出调处时，他没能阻止中国爆发内战，也没能得到国共双方的好感。
　　有关1949年前中苏关系的有两篇论文，其一对于一个早有“定性”的历史事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其二考察了尚较少引起关注的1949之前的两国经济关系。
　　由南开大学历史系江沛副教授和该校马列学院纪亚光讲师合撰的《1946年2月反苏运动述评》指出，1946年2月11日，苏、美、英三国秘密签订的《雅尔塔协定》正式披露，在全国各地引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苏运动。这场运动以青年学生的大游行为主体，社会各阶层广泛参与，短时间内遍及大半个中国。作者在系统阐述1946年2月反苏运动发生、发展过程的基础上，对其性质提出了新的看法。其结论为：这场反苏运动发生于错综复杂的国内外政治背景下，由以学生为主体的各界民众基于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精神自发而为，爱国护权自始至终是运动的主旋律。这场运动在客观上促使国民政府通过外交努力加速苏联从东北地区撤军。从运动主流来看，这是一场维护民族尊严、扞卫领土主权的正义运动。运动中出现了少数反对中共的标语、口号，是在东北问题极为复杂、特殊的形势下产生的，有的系国民党特务所为；捣毁《新华日报》营业部的事件，有确凿证据证明也是特务所为，与学生无涉。这些与运动主旋律不协调的言行，不应该影响到对1946年2 月整个反苏运动爱国护权性质的判断。
　　中国史学会东方历史研究中心沈志华研究员的论文《建国前夕中共与苏联的经济关系》则涉及了中苏同盟起源研究中较少受到关注的领域。作者建构了1948—1949年中苏经济关系的基本历史框架：苏联对中共的经济援助是从与中共东北地方政权的贸易往来开始的，这一贸易关系解决了战争供给、民众生活、稳定物价和发展生产等一系列问题，为东北地区国民经济的全面恢复奠定了基础；包括大连、旅顺和金县在内的苏联军管区不仅成为中共与国民党军作战时的部队休整基地和庇护所，而且实际上也成为中共支援前方作战的重要军需物资供应基地，为解决辽东半岛的居民生活问题和巩固地方政权，苏联军事当局向中共移交了若干工厂，并在苏联外贸组织的帮助下成立了4个苏中合营公司； 而新中国建立前夕苏联对中共经济援助的最大项目应属帮助东北民主政权修复东北铁路网的工程，这保证了人民解放军的迅速调动，对东北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此一时期，双方还就苏联向中国派遣大量经济技术专家等问题达成了协议。但是，在友好相处的基调上，双方在涉及中长铁路产权和开发东北资源等方面存在着矛盾。大体说来，建国前夕的中苏经济关系是单向性的，是援助方与受援方的关系，这一点毋庸讳言；同样无可置疑的是，在这种简单的经济关系中，隐含着一种可能导致双方利害冲突的磨擦，而这正是新的中苏同盟条约必须予以解决的核心问题。总之，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建国前夕中共与苏联的经济关系即是建国初期乃至50年代中苏经济关系的缩影，同时也构成了中苏之间军事和政治同盟的经济基础。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极大地改变了世界权力格局，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了极大震撼。是否承认事实上已经诞生的新中国？在国际上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立即宣布承认新中国，并很快建立了外交关系；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则采取了孤立新中国的政策。但在西方国家中，由于各自的利益及内政外交方面存在着种种差别，对待新中国的态度也不是完全一致的。在这次讨论会上，有几篇论文涉及到这方面的内容，尤其对当时的第二号资本主义强国——英国的立场有较多的讨论。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冯仲平研究员的《1949年前后的英国对华政策》一文，利用英方档案资料，对英国此一时期对华政策的演变过程作了分析。英国出于其在华和在香港的特殊利益的考虑，在新中国成立三个月后，即做出了承认新中国的决定，并积极谋求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由于英国是当时西方阵营中的重要国家，并同美国保持着十分密切的“特殊关系”，英国的这一举动在国际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并带动了其他一些国家起而效之。作者指出，应该看到，1949年前后的英国对华政策具有明显的两面性，一方面英国对新中国持敌视的态度，另一方面，与其他西方国家相比，它又采取了较为务实的政策。英国对华政策的这种两面性是由英国自身的根本利益所决定的。作者并指出，关于英美在对待新中国问题上存在的分歧，似不宜过分夸大。因为英国承认新中国是在一个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做出的决定，并事先得到了美国的谅解；同时，维护英美“特殊关系”是战后英国外交政策的基石，英对华政策是以不损害英美关系为前提的。总之，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冷战在全球范围内的逐步升级，特别是由于中美关系的不断恶化，新中国同西方国家建立和发展关系的空间越来越小。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王建朗研究员提交会议的论文题为《试述建国初年英国对中国在联合国代表权问题的政策演变》，他指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英国曾为促使联合国接纳新中国作过努力并投过赞成票，这是一个被许多史家所忽视的问题。在东西方冷战的大背景下，处于中国和美国夹缝中的英国，对中国代表权问题的投票政策经历了一个艰难的演变过程。在最初的弃权方针受到中方批评之后，英国开始改变其消极的等待观望政策，曾游说一些安理会国家支持中国，但未获成功。1950年6月， 英国政府做出了无条件投票支持中国的决定。但因美国的强烈反对和朝鲜战争的爆发，英改投赞成票的计划两度中止。但朝鲜战争的爆发并非如一些论者所说，使英国对华政策立转消极。相反，围绕着如何解决朝鲜冲突，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被更加突显出来。经过种种考虑之后，英国终于在当年9 月召开的联合国大会上投出了对新中国的赞成票。但此后不久，随着中国军队卷入朝鲜战争，英国投票政策又出现倒退。从英国投票政策的演变过程不难看出，英国之所以支持中国进入联合国，系受各方面因素影响，如促成中英建交、保护英国在华利益、顾虑香港安全及东南亚稳定、考虑亚洲国家的要求以及期待中苏分裂局面的出现等。然而，在冷战的大背景下，作为西方阵营主要一员的英国，当时在经济复兴和国防保护方面都严重依赖于美国，这使它不能全然无视美国的立场。英国是在夹缝之中艰难地拓展其活动空间，这就是英国在中国代表权问题上进退徘徊的基本原因。
　　南京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战略研究中心时殷弘教授则比较强调英国与美国对华政策的分歧面，他将英国和印度作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在中国问题上最重要的“第三种势力”来加以考察。他在《英国、印度与美国对华政策（1949—1950）》一文中指出，1949年至1950年间，美国政府开始推行孤立、削弱和遏制新中国的政策，而这种政策能否顺利实施和取得预期的成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英国和印度是否给予协作。英、印两国是当时中国问题上最重要的“第三种势力”，是美国政府努力争取与之一致的主要对象。然而，英、印两国尽管同新中国有种种磨擦和对立，并且在许多方面需要美国的支持、援助或谅解，但它们分别采取了与美国的意愿和要求大相径庭的对华政策，包括承认新中国，坚持较正常的对华贸易和反对纵容对中国大陆的海上封锁，拒绝阻挠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反对美国在朝鲜战争爆发后就台湾问题进行武装干涉，并主张以美国改变反华态势来促成朝鲜冲突的和平解决。由美国外交档案文件显示的英、印与美国之间的这些重大歧异，构成了中国革命胜利后美国在亚太地区遭到的第一场大挫折，甚或可以认为构成了西方集团逐渐走向涣散和中立主义登上战后国际政治舞台的起点。
　　英国对新中国采取较有弹性的外交政策的原因之一，是顾虑到远东殖民地香港的安全与前景，与其面临同样情况的西方国家是管治着澳门的葡萄牙，但葡萄牙政府却采取了十分强硬的反华排华立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黄庆华副研究员撰写了《萨拉查政府与承认新中国问题》，他指出：葡萄牙萨拉查独裁政府为了继续占据澳门、维持对澳门的统治地位，在自身不具备同中国人民解放军对抗的军事力量的情况下，最初试图联合英国，共同防御共产党军队夺取澳门和香港，希望在守卫澳门方面得到英国的军事援助。萨拉查政府的建议和请求遭到英国政府的拒绝之后，开始死心塌地投靠美国，希望通过在反对共产主义、孤立中国共产党、不承认新中国方面与美国保持一致立场，借助美国的政治和军事势力，达到继续占据澳门的目的。因此，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尽管一些葡萄牙在华代表，包括澳门总督，曾经极力奉劝本国政府放弃对外援的依赖，断绝同国民党的一切联系，尽早从法律上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最终通过外交谈判的方式，拖延或避免中国共产党可能以武力收回澳门的问题。然而，因为这些建议和意见与葡萄牙对美政策不相符合，更违背美国的对华政策，所以没有为始终追随美国的萨拉查独裁政府所接受。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葡萄牙的对华政策一直为美国对华政策所左右。
　　虽然中国与葡萄牙直到1979年才建立外交关系，但澳门并没有被武力收回，而且，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葡萄牙在澳门保持着良好的非正式政治互动。　葡萄牙里斯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费茂时（Moises　 SilvaFernandes）副研究员的《1949年至1968 年葡中关系的演变与澳门问题》一文根据葡萄牙、加拿大、美国的有关档案梳理了这一过程。他指出，1949年中国革命以后，中葡关系和澳门问题经历了重大的变迁。北京和里斯本之间没有正常外交关系的状况持续了30年，但澳门葡萄牙当局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代表却达成了某种妥协以保护各自的利益。这种利益对于中国大陆而言，是其在澳门的政治、贸易、经济和金融利益；对于葡萄牙而言，是保留了其帝国的虚幻统一。该文还分析了这一背景如何型塑了双方特殊关系的发展以及它是如何作用于1952年澳门—中山边界冲突、1955年取消葡萄牙入澳400周年纪念活动、1962 年澳葡当局取缔在澳门进行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活动、1965年驻澳台湾领事馆关闭、以及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对中葡关系和澳门问题的冲击的。
　　由于上述国家与中国利益和关系的贴近，它们对新中国的态度令人瞩目。相形之下，澳大利亚的对华政策也许没有那么引人注目，然而，考察40年代澳大利亚对华政策的演变过程，在此基础上探讨其为何迟迟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问题，既能填补这方面研究的空白，又能增加外交史研究的丰富性，同样具有相当的意义。澳大利亚悉尼大学黄宇和教授的《1940年代的澳中关系》并不限于对40年代澳中关系的叙述，而追溯了从起始到1949年的整个澳中关系史。到1949年为止，澳大利亚白人政权对中国的看法，可以归纳为两个极端，要么极端仇视，要么极度同情。仇视始于19世纪中叶，当时澳大利亚发现黄金，大量华工涌进澳大利亚掘金，引起白人的恐慌与仇视，后来更发展成为暴动与仇杀。同情则始于1937年，由于日本惨无人道的残害，引起了澳大利亚人对华人的无限同情，并以实际行动支持中国抗日。但这种对华的同情与支持，最初局限于平民百姓，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却为了本国的战略安全而讨好日本。1940年日本与德国和意大利结成轴心国后，澳大利亚政府才改变政策，在重庆设立了公使馆。1949年，当人民解放军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后，英国害怕中共挟强渡长江得胜之余威，挥军直捣香港，决定增兵香港，曾经电询各属地，探听它们派兵增援香港的可能性，澳大利亚政府最后坚决拒绝派遣任何部队到香港，而且劝英国政府早日与中共对话，甚至承认其政权。同年7月，当美国政府建议对中共全面禁运时，澳大利亚虽同意不把军需物资卖给中共，却反对全面禁运。然而，当英国政府准备承认新中国时，澳大利亚的工党政府已经改变了过去的立场，反而拒绝承认新中国。这是由其国内政治需要决定的。原来澳大利亚将于1949年12月举行大选，选期越近，反对党针对澳大利亚人“恐共病”的宣传就越厉害。如果工党政府在此时承认新中国，无异政治自杀。大选的结果，工党还是下台了。以强劲的反共宣传攻势而上台的自由党和国家党两党联盟执政后，自然不忙承认新中国。以后每次大选，该联盟都运用这张反共皇牌而取胜。直到1972年，世界局势已经根本变化，澳大利亚本土的“恐共病”也稍为消退，工党重新上台，澳大利亚才终于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如果说在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承认与否问题上中国是被动一方的话，那么，从50年代到70年代的中国与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关系上，中国则处在相当主动的地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杨奎松研究员的《毛泽东与印度支那战争》一文，从毛泽东有关思想的发展变化及其内在根据切入，探讨了这一时期中国与印度支那诸国的关系。在冷战期间，美国为阻止共产党势力在印度支那地区的扩展，先是帮助法国，继而自己介入越南、老挝和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的内部冲突，从而导致了一系列战争，即印度支那战争，并断断续续地从50年代持续到70年代初。由于印度支那毗邻中国南疆，美国又长期是中国的头号敌人，中国不能不把美国对印度支那的干涉和扩张视为对自己国家安全的严重威胁。因此，积极支持印度支那各国共产党人，甚至积极争取东南亚各国民族主义政权，不可避免地成为它抗拒美国威胁的重要手段。但是，在用革命的方法夺取了中国以后，特别是在以意识形态为分野的冷战期间，中国对印支战争的态度，如同它的整个外交政策一样，不能不受到毛泽东日趋激进的革命思想的影响，不能不受到在此基础上发生的中苏分歧的严重干扰。由于在不同时期对国家安全的重视程度和对意识形态的重视程度各不相同，结果就导致了中国在对印支战争问题上的政策时左时右，有时甚至前后矛盾。
　　　　　　（三）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不是普通意义上的“改朝换代”，而是真正意义上的“改天换地”，这一点，在经济方面的表现莫过于农村的土地制度改革。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即十分重视农民运动，有着领导土地改革的长期经验。在该党领导土改的历史上，曾因客观环境的变化和主观认识的差异，对相关政策作过多次调整。甘肃庆阳师专阎庆生副教授和黄正林讲师的《论陕甘宁边区的土地政策和土地立法》考察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土地政策的演变过程。这一时期，随着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换，陕甘宁边区的土地政策经历了减租减息、征购地主土地和土地改革的演化过程，最终在陕甘宁边区的老解放区消灭了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在每次土地政策的演化过程中，陕甘宁边区政府都有相应的土地法规出台，内容涉及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土地登记管理、土地司法等方面，已经相当完整。这些法规为保证中国共产党的各项土地政策在边区的实施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其他根据地乃至新中国成立后土地政策的制定和土地法规的确立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在国共两党激烈对抗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在占领区域积极推行土地改革政策，对农民进行了广泛的社会动员，为政治、军事的胜利提供了有力的保证。因此，中共的土地改革对国民党政权产生了巨大的压力，并激起了一定的回应。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朱宗震研究员对此进行了专门的论述，他在《抗战后国民党对中共土改政策的回应》一文中指出：抗战胜利前后，国共矛盾加剧，中共加紧推行减租减息政策，动员农民，以与国民党对抗。国民党本身有自己的土地改革纲领，但极少付诸实施。在国内外舆论压力下，国民党为与中共争夺农民的支持，也企图推行自己的土地政策，但国民党的基层政权与地主阶级的联系十分密切，它缺乏必要的组织手段去贯彻执行。与此同时，中共在国民党的强大军事压力下，变减租减息政策为有条件地执行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这样，内战爆发后，国民党就不能不面对土地关系变动的现实。国民党上层在理论上也认识到土地政策对国共双方的利害关系，所以，它一方面企图在“绥靖区”（即国民党军队占领的原中共控制区）调和地主和农民的利益关系，一方面草拟比较彻底的和平土改政策。但是，国民党既不能直接动员农民，又没有其他社会力量和财政力量可以动员来执行它的和平土改政策，它在事实上仍不能不在与中共的军事对抗中向地主阶级倾斜。尽管中共在土改政策上的失误，曾一度给予国民党表现自己政策的机会，但国民党在地主和农民的利益问题上犹豫不定，结果，国民党社会动员政策的失败，导致了最后的败局。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徐秀丽副研究员则从一个侧面考察了中共土改政策中对富农政策的演变以及由此折射出来的有关政治经济信息。她的论文题为《1950年代中国大陆土地改革中的富农政策》，文章指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改革中，富农是一个比较特殊的阶层。一方面，由于富农有一定程度的剥削，尤其是其出租土地部分属于封建剥削，而民主革命的基本内容之一就是消灭封建剥削，因此，富农实际上经常成为革命的对象；另一方面，富农是农民的一部分，其主要剥削方式是资本主义性质的雇工经营，因此，它是“农村中的资产阶级”，是民主革命所要加以保护的对象。这决定了共产党土改政策中对富农政策的多变性、摇摆性，以及理论认知和实际运作在某种程度上的背离性。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理论上早已明确，在民主革命阶段需要保存富农经济，但在解放前的土地改革中，对富农土地财产基本采取没收平分的政策。这主要是由当时的战争环境决定的。1949年后，在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中，对富农的政策进行了若干调整，经过民主决策，保存了富农自耕和雇人耕种部分土地而基本没收了出租土地。这一政策调整过程充分显示了新生的共和国政权朝气蓬勃、政通人和的兴旺景象。但是，此后历史的发展与原来的理论设想发生了重大的背离，富农经济只保存了很短的一个时期。脱离生产力标准、盲目追求所有制一大二公的中国农村，发展严重受阻。
　　尽管新中国成立后经济制度发生了巨大的变革，但与政治、外交、思想、文化等领域相比，经济发展的连续性更为显着，我们很难用某一个年份来给经济过程分段。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董志凯研究员分析了新中国经济对传统的革命与继承双重关系。她在《旧中国遗产与50年代经济发展的四个特征》中指出：旧中国留下的，是一个封建生产关系占据支配地位的广大农村与帝国主义、官僚资本操纵经济命脉的城市相结合的贫穷落后的经济体系。其显着特点是：生产力水平低下，经济结构畸形，资本总量偏枯与官僚资本相对集中并存，城乡之间与区域之间发展极不平衡。在50年代前叶，我国的经济建设实施了国营经济领导下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优先发展重工业、区域协调布局与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争取外援的发展战略，基本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取得了骄人的业绩。而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之后，对国情和历史部分地作了片面的认识和解释，导致“大跃进”、“人民公社”等脱离中国实际的方针政策，使发展的道路出现了曲折。历史的经验证明，正确对待历史和国情是十分重要的问题。
　　1949年前后的历史不能截然分开，还表现在若干经济变动是在一个较长的时段内完成的。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李培德博士的论文《1949年前后南迁香港的中国银行家——以陈光甫为例》讨论了金融资本家在政治剧变的当口所作的反应。陈光甫是20世纪中国最成功的银行家之一，也是民国时期最具影响力的一位商业领袖，他创办了中国第一家较具规模的现代储蓄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该文主要根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及手稿图书馆收藏的陈光甫私人文件和口述历史访问记录，探讨了陈光甫于1949年前后中国出现巨变时期的心路历程和对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撤离中国大陆、南迁香港的部署，以及香港对于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整个撤资过程和成功地向美国申请解冻封锁资产方面所扮演的十分重要的角色。对陈光甫及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个案研究表明，对于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中国资本家抱持不同的态度，或积极支持，或消极回避，但过程错综复杂，很难截然分开，而且此一过程在1949年前即已有计划有步骤地展开。因此，1949年前后所发生的巨变，并不容易以某一孤立的年份作为历史转折期的分水岭。
　　提交本次会议的有关经济史方面的论文中，河北大学历史系李金铮副教授讨论了一个研究者较少涉及的问题，他的论文题为《论华北抗日根据地、解放区农民借贷的停滞与缓解措施》， 主要观点是：1938 —1949年间，华北抗日根据地、解放区普遍出现了农民借贷活动的停滞现象，私人借贷活动陷入僵局，农民的生产生活因此受到影响。其主要原因在于借贷资金大量流失，私人借贷机构纷纷倒闭，减息、废除封建旧债政策的实行与反封建剥削扩大化，地主富农经济地位下降，资金窖藏之风更为盛行，土改过程中财富大量消耗，政府、银行贷款利息过低甚至成为救济等。为缓解农民借贷困难，中共采取了几个方面的措施：减息之后必须还本付息；在禁止高利贷的前提下，允许私人借贷利率自由议定；由各级政府发起和开展私人之间的“互借”运动；政府、银行办理低利贷款；建立和发展合作社等。上述措施对缓解农民借贷停滞问题起了一定的作用，但距离解决还相差较远，以致有人提出仍可适当地利用高利贷的现存价值。作者并指出，对于根据地、解放区借贷关系的研究，可为现实的民间借贷关系的合理化提供借鉴。
　　　　　　（四）
　　提交本次讨论会的论文，上述政治、外交、经济三方面的论题比较集中，此外，有的文章涉及历史人物、社会、思想、文化等各方面。
　　1946年7月发生在昆明的“李闻惨案”， 被人们认为是爆发全面内战的一个信号。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闻黎明研究员《闻一多被刺事件的历史考察》一文，叙述了闻一多的生平和思想倾向，把闻一多被刺案放在当时的历史场景中揭示对此加以研究的重要意义。他指出：闻一多少年时代进入清华学校，毕业后赴美留学，其一生从事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是着名的诗人和学者。一个自由主义者仅仅由于抨击国民党专制统治就遭到暗杀，这对转型时期中间阶层不能不产生深刻影响，闻案发生后，中间阶层从政治、文化等不同角度对此进行观察思考，结果促使他们不同程度地离国民党统治中心越来越远。同时，“李闻惨案”发生后，美国社会出现了停止对华援助的舆论，这对马歇尔调停形成了巨大压力；而社会舆论的一致谴责，严重削弱了国民党在国内外的形象。总之，对闻案的考察，有助于对中间阶层转变轨迹的把握，而失去中间阶层的支持，势必削弱国民党的统治基础，国民党之所以丧失大陆政权，这正是一个重要原因。
　　中山大学历史系赵立彬博士探讨了三四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对于文化发展道路的选择。他在《全盘西化思潮的命运与新文化路向的确立——以1940年代为中心》一文中指出：全盘西化思潮是文化激进主义的最极端和最脆弱的表现形态。它兴起于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它所面临的社会环境已使其发展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尽管全盘西化论的主要代表人物陈序经在40年代一方面连篇累牍通过文化论战来提升全盘西化论的影响，一方面对全盘西化论进行了理论总结以形成全盘西化论的理论体系，但都无法挽回这一思潮的颓势。与此同时，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观逐渐成为一个强大的政治势力对中国文化出路的成熟的根本主张，成为中国的文化主流和新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从文化上和政治上都坚决摒弃了全盘西化论，从而为中国文化的向前发展开辟了崭新的道路。
　　日本大东文化大学近藤邦康教授则从一个独特的角度研究了毛泽东思想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所产生的影响。他的《毛泽东的思想和1949年的中国》用“主体的理想主义”（战略上以一当十）和“方法的现实主义”（战术上以十当一）这个框架，来解释贯通革命和建设两个阶段的毛泽东思想。他认为，毛泽东早期的思想里已经树立了“主体的理想主义”内容，他领导苏维埃革命、抗日战争、人民解放战争，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在这一过程中，他把“主体的理想主义”和“方法的现实主义”很好地结合起来了。1949年后，毛泽东在建设方面也没有失掉力图结合两者的根本态度，但有时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失去平衡。在觉察困难、克服困难的过程中，又逐渐地恢复现实主义。
　　台湾中研院近代史所谢国兴研究员在《历史记忆与国家认同：1949年前后的台湾士绅经验》一文中，考察了“台独”思想的历史渊源。他以台湾台南的一个辛姓家族为例，先扼要地叙述辛氏父子从清末到日治以迄台湾光复时期，如何成为地方士绅的历程，并从他们的原乡（福建同安）记忆、生活习惯、政治经历等角度，分析台湾人在日本及国民党两个不同时代与性质的政权统治下，对本土文化与国家认同如何调适与转变。作者认为，目前年纪在80岁左右的台湾籍士绅，在1945年至1949年间，正是他们完成高等教育不久，进入社会开始工作的时代，他们经历过日本殖民统治、国民党权威体制、台湾解严后的民主三个阶段，早年的生活、教育及1949年前后的政治、社会经历，形塑了他们的主要历史记忆，也影响了他们的国家认同观念。本文所举的辛氏家族，在台湾地方士绅中相当具有代表性，从中可以看出1949年前后台湾地区的政治社会经验，在1949年以后国民党长期戒严的体制下，成为一种潜伏的历史记忆，到了80年代之后，因政治环境的变迁、两岸关系的发展，成为台湾本土意识高涨以及影响台湾人国家认同主张的历史根源。
　　正如会议闭幕式上有学者所指出的，“1949年的中国”国际学术讨论会会期只有3天，与会学者普遍感到言犹未尽，意更未尽， 但以此为契机，对1949年前后中国历史的研究一定会迅速蓬勃展开。从提交这次会议的论文看，讨论政治、经济、外交的比较多，而对社会、思想、文化、教育、习俗等方面的研究比较薄弱。即使在讨论较多的问题上，也还有许多空白，如经济方面，对土改的关注较集中，而对城市经济制度的改造和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对商业、交通、金融等方面的研究还很欠缺。作为20世纪一个关键性的年代，1949年发生的事情必将越来越吸引研究者的注意，可以预期，围绕这个年代所进行的史学研究也将很快结出丰硕的成果。
　　
　　
　　
近代史研究京266～289K4中国现代史徐秀丽20002000作者徐秀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北京　100006 作者：近代史研究京266～289K4中国现代史徐秀丽20002000

网载 2013-09-10 20:58:12

驗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