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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代前期实学思潮，是指以“经世致用”与“征实求真”为思想倾向的学术思想潮流。所谓经世致用，就是强调学者要关心现实，留心世务，提倡学术研究对社会研究有实用价值。所谓征实求真，就是强调做学问要有实证根抵，以求真解。其求真解也包括考辨儒家经典本真之义，恢复儒家思想本来面目，以为经世致用。由于清代前期实学思潮的学术思想倾向，与清代前期这一特定历史时期救亡图存的时代精神相吻合，从而使之成为对清代前期乃至有清一代影响巨大的时代思想文化主流，对包括白话小说在内的清代前期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以下就清代前期实学思潮对英雄传奇小说的影响加以分析。
　　一、回归儒家思想传统
　　清代前期英雄传奇小说，①都程度不同地显示了回归儒家思想传统的创作倾向。这在作品中所表现的儒家伦理道德思想观念上非常明显，而尤为突出地体现在对儒家正统思想观念的继承与强化。如《水浒传》的两部续书都继承乃至强化了忠君的思想观念。青莲室主人的《后水浒传》，主要是通过书中主人公杨幺的形象体现出来的。杨幺历经坎坷，忠心不悔，这与《水浒传》的宋江颇为相似。他曾先后两次力辞天雄山和蛾眉山好汉邀他做山寨之主的请求。他为民请愿，被官府刺配充军，还两次受他人牵连入狱，但他宁愿充军，入狱伏法，也不愿与众好汉一同造反，对抗朝廷。当他被判斩刑，临刑前被众好汉营救，才不得不在白云山落草。杨幺与宋江不同之处，则在于他并非愚忠，他对皇帝昏聩导致奸臣误国具有清醒认识。与《水浒传》中宋江的愚忠，对于“忠”的思想观念的有所消解相比，《后水浒传》中杨幺的非愚忠对于作品中的“忠”的思想观念，实有某种强化作用。陈忱的《水浒后传》，通过朝野上下抗击金兵的描写，表现了忠君爱国的思想观念。作者还以较多的笔墨描写了梁山好汉对皇上的赤胆忠心。诸如燕青冒死进金兵兵营探视徽宗。李俊虽然在暹罗国称王，仍统兵救驾危难之中的宋高宗等。可见，《水浒传》的两部续书，都继承乃至强化了前者的儒家正统忠君思想观念。再如，钱彩、金丰的《说岳全传》，是岳飞题材通俗文学的集大成之作。作品吸取了前代岳飞故事，在此基础上，作品中更为强化了忠君的思想，增饰了诸多表现岳飞“精忠”的情节。如“岳母刺字”一节，系由明代熊大木《武穆精忠传》的相关情节改编，但描写更为生动详细，突出了岳飞形象“忠君”的思想内涵，遂广为流传。书中“马后”王横、“马前”张保死义的内容，也是《说岳全传》的作者增加的。这样的内容既表现了王横、张保忠心护主，丰富了作品“忠”的思想内涵，同时其中有关岳飞宁死忠诚朝廷的描写，也更为强化了岳飞忠君的思想观念。作品中还描写了岳飞其他诸多的忠君之举。如广揽天下人才，报效朝廷。忠而被谤，死而无怨。即便是岳飞死后，他的魂灵还阻止牛皋等人兴兵向奸臣复仇，阻拦施全刺杀秦桧等。至于岳飞之子岳雷挂帅扫北，杀到黄龙府，生擒兀术，平定金国，胜利班师的故事，这部分内容，基本上为作者虚构，却表现了岳飞“精忠”精神的延续。其他衍生情节，诸如冤案昭雪、梁红玉叱奸、疯僧戏秦和墓顶加封等，尤其是孝宗赐生铁五百斤，将秦桧、王氏、万俟、张俊四个奸臣铸成四个铁人，供千古唾骂，等等，这些都表现了对忠臣的景仰和对奸臣的痛恨。其意也在进一步强化本书的“忠君”思想和岳飞的忠臣形象。又如，清代“说唐”系列开山作品《说唐演义》，也不乏以英雄人物强化“忠”的思想观念的笔墨，篇幅有限，这里仅举一例。如《说唐全传》中的王伯当这一人物形象，是儒家思想观念之忠心不二、持守节操的化身。他原为李密旧部，始终追随李密。李密投唐后又反唐，机密泄露，他与李密奔逃中，遭遇李世民所率追兵，李世民下跪表示招降诚意，王伯当有感于心，但表示“今生有主在先”，并以身护主，死于乱箭之下。而明代说唐故事的小说中没有上述王伯当拒降和乱箭中以身护主的细节，如《隋史遗文》对此的描写是：“可怜李密、伯当死在乱箭之下，被伏兵枭了首级。”②两相比较，就使《说唐全传》的上述描写具有明显的强调儒家正统伦理观念“忠”的思想意味。上述作品中对儒家“忠”的思想观念的强化，与清初国破家亡、异族入主中原、人们尤为肯定“忠”的思想价值有关，也反映了在清代前期实学思潮影响下，英雄传奇小说对儒家思想传统的提倡与回归的创作倾向。
　　在明代包括英雄传奇在内的白话小说中，“义”的思想观念是颇为复杂的，既有下层市民的思想观念，也有古代游侠的思想观念，同时也包含儒家的思想观念，而其主体思想，则是下层市民、古代游侠思想观念。在清代前期英雄传奇的有些作品所表现的“义”的思想观念，其主体思想已转变为儒家的思想观念，对于下层市民、古代游侠思想观念，则予以不同程度的清理。这同样也反映了回归儒家思想传统的创作倾向。在这方面，《水浒传》的两部续书非常明显，通过其与明代的《水浒传》比较，可以清楚地说明问题。
　　《水浒传》以大量的笔墨描写了书中主要人物宋江仗义疏财、扶危济困，武松、鲁智深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仗义之举，这些都反映了下层民众“义”的思想观念，即在危难中相互扶助的义气。宋江不顾生命之虞，救晁盖等英雄于危难之中，武松醉打蒋门神等，这种“义”既是上述危难中相互扶助的义气，也有古代游侠舍身酬知己的义气。但在《水浒传》的两部续书中，只有《后水浒传》中杨幺搭救好汉孙本的妻子蕙娘，马窿对杨幺的拥戴、救护等描写中，还略可体会到市井和江湖义气，即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知恩图报知己相酬的义气。而在《水浒后传》中，类似的笔墨则更为鲜见。
　　《水浒传》中也表现了儒家“义”的思想观念，其思想内涵是指公正或合乎公益的道理或举动，是维护社会正义之“义”。相对于《水浒传》，在《后水浒传》、《水浒后传》中，上述儒家思想观念的“义”，成为作品中“义”的思想观念的主体思想。作品中对于英雄好汉仗义之举的描写，其所体现的“义”的思想内涵，大多不是救助个别的弱者，也不是基于个人恩怨，而是面对官府欺压百姓、朝廷宠信奸臣、不顾江山社稷、国事日非的黑暗现实，挺身而出，维护社会正义，即实现社会秩序的公平、社会政治的公正。这与《水浒传》中英雄好汉路见不平，除暴安良的仗义之举不同。后者“义”的思想观念的主导方面，是下层民众尤其是市民和江湖好汉的“义”所强调的个体之间强者对弱者的扶助。以《水浒后传》中梁山泊好汉重举义旗的发端性事件为例，这两起惩恶除奸的事，对于推动情节发展和表现作品的思想倾向，具有重要作用。一是阮小七怒杀张干办，据书中的描写，阮小七到梁山泊祭拜晁盖、宋江，张干办无端诬陷阮小七啸聚，而且定要剿除梁山遗贼。张干办是一个倚着蔡太师脚力，凌压同僚，苛虐百姓，无所不为的官吏。这说明阮小七怒杀张干办，除了上述两者之间的个人冲突的原因，这一义举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为朝廷除奸，为民除害，以维护社会政治的公正。二是李俊等惩治巴山蛇，也具有这样的思想意味。书中写北太湖滨马迹山乡宦丁自燮，曾官至福建廉访使，拜在蔡京门下，为人奸诈而贪婪，人送绰号巴山蛇。他与常州太守吕志球合谋，表里为奸，由官府颁发告示，将马迹山一带的太湖水域划为丁自燮家的放生湖，竟然占据了大半个太湖，在此不得随意捕鱼，渔民对此敢怒不敢言。李俊出于义愤，率众好汉，把丁家守港发放水牌的小船打翻。李俊的这一举动并不只是为百姓中的某一个弱者，而是为了维护百姓生存的权利，也即实现社会利益的“合理”分配，实现社会公正。后乐和设计，抓捕了吕志球、丁自燮，他对丁自燮提出了三个条件：一是将丁自燮“做贪官的赃与平日诈人的财物”尽数交出，替百姓完纳课税；二是用丁自燮粮仓中三千多斛，分散给附近居民和佃户；三是不准将太湖再霸占为放生湖，大小渔船抽过的税，都要加倍偿还。可见，乐和对丁自燮的处分，主持正义，还社会于公道。正如作者借名贤赋诗慨叹：“为富由来是不仁，可怜象齿自焚身。绿林反肯持公道，愧杀临刑金谷人。”③
　　除了上述忠君、维护正义的儒家思想观念，清代前期有些英雄传奇小说对于儒家伦理道德观念中的名节、孝道的思想观念，也予以强调。如《水浒后传》、《岳飞全传》等作品，在提倡忠君的思想观念的同时，都强调了做人的气节。这固然与异族入主中原的特定历史条件有关，也与清代前期实学思潮的倡导者顾炎武倡言“行已有耻”，以儒家的名节观念规范人们的行为，对士林风气影响有关。再如，《后水浒传》通过杨幺与养父母的关系，称颂了孝道，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清代前期英雄传奇小说回归儒家思想传统的创作倾向。
　　此外，在《水浒后传》中，作者还从社会理想方面表现了向儒家思想传统回归的创作倾向。作者笔下的理想社会，是海外暹罗国。在这个理想的国度中，百姓衣食无忧，轻徭薄赋，人民安居乐业，这是儒家仁政社会理想的体现。李俊等梁山好汉在暹罗国兴兵讨伐弑逆之臣，铲除奸佞，这表现了追求政治清平的社会理想，即所谓君仁臣贤的社会政治理想。李俊成为暹罗国君主，兴礼乐，开设学校，以五伦之首的夫妇之伦规范社会风俗，以“阴阳合德”达到家庭社会和谐，表现了儒家思想观念以德教化、以德治国的社会理想。可见，《水浒后传》作者所向往的理想社会，是以儒家思想观念“仁政”、政治清平、以德教化为内涵的理想社会。这一理想社会，与《水浒传》带有下层民众理想色彩的理想社会，具有本质区别。《水浒传》中以梁山泊为模式的理想社会，是一个没有等级压迫的平等社会，即所谓八方共域，异姓一家，无论帝子神孙、屠儿猎户，皆兄弟相似，三教九流不分贵贱，众弟兄同甘共苦，大碗喝酒，大块吃肉，论秤分金。这种理想的平等社会，其思想内涵既有农民等贵贱均贫富的观念，也有市民乃至江湖阶层在保障各自利益的基础上达到平等的观念。《水浒后传》中以儒家思想为内涵的理想社会，无疑也同样表现了英雄传奇小说向儒家思想回归的创作倾向。
　　二、由传奇性向平实化转变的文体特征
　　清代前期英雄传奇小说在文体特征上，与明代英雄传奇小说相比，显示了由传奇性向平实化的转变，由此表现了崇实的审美意识和创作倾向。其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由传奇性的情节向生活化的情节、细节、生活场面转化；由传奇化的英雄向平凡化和真实性的英雄人物转化。具有日常化和现实化的特征，这种平实化的文体特征，与明代英雄传奇的传奇性文体特征不尽相同。由此反映了在清代前期实学思潮征实求真思想倾向影响下小说创作的变化。
　　首先，清代前期英雄传奇小说，在文体特征上，大多显示了由传奇性情节向生活化情节和细节的转化。有关这一点，可以和明代英雄传奇小说进行比较，加以说明。明代英雄传奇小说中，大多充满了传奇性的情节，《水浒传》自不待言，其他作品也大多如此。如秦淮墨客校阅、烟波钓叟参订的《杨家府世代忠勇演义志传》，也有许多传奇性的描写，诸如令婆破三路宋军，六郎三擒孟良，九妹化妆闯幽州，焦赞夜杀谢金吾，杨宗保、穆桂英大破天门阵，杨文广阵前结亲，十二寡妇征西等。同时，明代英雄传奇小说中的传奇性情节，还以渲染、夸张手法见长。如《水浒传》武松打虎一节，通过武松上山前故事情节的铺垫，武松醉酒、打虎的哨棒被折断等细节的描写，渲染故事的紧张氛围。运用夸张手法，描写武松与老虎徒手搏斗的惊险场面，从而使故事情节具有强烈的传奇色彩。
　　清代前期英雄传奇小说中，也不乏传奇性情节，但传奇色彩大为减弱，而代之以大量的日常生活化的情节、细节和场面描写，显示了平实化的特征。如《后水浒传》也有诸如大闹开封府、桃园拳打王豹、朱仙镇打擂等传奇性情节，但这些内容着墨不多，具体描写中渲染和夸张的成分也大为减弱。《水浒后传》中，也有公孙胜祈雪、徐散仙摄物、萨头陀纵火等神异的情节，但这样的情节与其说是有异于现实生活常理常情，对于现实生活有所夸饰而又未超越现实生活的传奇性情节，不如说是超越了现实生活的具有神怪色彩的情节，因为这些情节内容展示的主要是神仙法术。作品中大部分的战争描写和生活内容的描写则趋于平实。又如，钱彩、金丰的《岳飞全传》中的情节的传奇性也大为减弱，书中有很多战争和争斗场面的描写，其中的夸饰成分较少，除“岳飞枪挑小梁王”的情节，带有较为浓厚的传奇性色彩，其他大部分为生活化的情节与细节描写。当然，作品中也不乏有关天界、阴司地狱情节内容的描写，但与其说这是异乎寻常的传奇性情节，不如说这是中国小说通常惯用的因果报应情节内容罢了。《说唐全传》中也有一些传奇色彩的情节，如秦琼三锏倒铜旗、伍保拔树迎敌、雄阔海双拳伏二虎、雄阔海力托千斤闸、李元霸大战宇文成都、单雄信独踹唐营等，也穿插了一些神仙斗法的描写，如作品中的李靖是一个神仙，不仅能预测吉凶，也能使法术。但作品中的大部分内容充满了浓郁的生活气息，在一定的程度上也反映了英雄传奇小说文体特征由传奇性向平实化的转化。如“单雄信之死”这一情节内容，在《大唐秦王词话》里不到一百字，到《唐书志传》里约有三百五十字，在《隋史遗文》里约有一千五百字，到《隋唐演义》里已长达三千四百字，在《说唐全传》里则为一千二百余字。在《隋唐演义》的这一情节内容中，秦琼、徐懋功、程咬金等听说要斩单雄信，在李世民那里求情，李世民则执意要斩，众英雄遂到法场向单雄信敬酒，割股炙肉，以示诀别，并且以较多的笔墨描写了秦琼当场与单雄信订下儿女亲事，这一情节内容和其中所包含的细节，尤其是割股炙肉、法场结亲颇具传奇色彩。这一情节内容在《说唐全传》中则有较大的改动，与《隋唐演义》相比，《说唐演义》的字数减少了，但作品中通过人物的不同关系、单雄信对其他人不同的态度、在场者不同言行的描写，使“单雄信之死”这一情节内容，蕴涵了更为丰富的生活化特质。虽然《隋唐演义》与《说唐演义》皆为清代前期白话小说，但前者的上述情节内容，与以往的说唐故事自身的传奇性有关。后者则显示了在清代前期实学思潮影响下，英雄传奇小说文体特征由传奇性向平实化的转化。
　　其次，英雄人物传奇色彩减弱，而向平凡化和真实性的人物转化，人物更为趋向于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一是英雄人物身世的传奇色彩减弱，大多具有平凡的身世。与明代英雄传奇小说的英雄人物相比，后者基本上都有着不同于常人的出身或身份，对于出生时的情景，则大多按作者对人物善恶的不同评价进行渲染，以增添笔下人物的传奇色彩。如《英烈传》虽描写了朱元璋的卑微出身，但因其为“真命天子”，故称其为玉皇的神童，投胎人间。其出生时，天呈祥光，瑞气缭绕，八音齐振，诸鸟飞绕，五色云中，恍如十来个天娥彩女，抱着个孩儿，连白光一条，自东南方从空飞下，到朱公家里。清代前期英雄传奇小说中，有的英雄人物，也有着不同寻常的出身或身份，如《后水浒传》山寨大王杨幺、王摩降生，《说唐演义》真命天子李世民降生、十八路反王出世等，其描写也具有某种奇异色彩，但清代前期英雄传奇小说中的大多数英雄人物，其出生时的传奇色彩大为减弱，其中有些英雄人物的出身，虽也有非同寻常的来历，但并无奇异笔墨的渲染。如《说岳全传》中的岳飞是佛顶大鹏下凡；《说唐全传》中的有些英雄人物，作者点明他们为天界星宫下凡，有着不凡的来历，如李渊为上界亢金龙临凡，秦琼为上界左天蓬大将临凡，单雄信为上界青龙临凡，罗成为天朝白虎星宫临凡，杨林为上界计都星下凡等，但作品中写这些英雄人物出生时，均无奇异笔墨的渲染。清代前期英雄传奇小说中的大多数英雄人物，皆具有平凡身世，这里所谓的平凡身世，即指英雄人物出身于现实生活中各个阶层的家庭中，而无带有奇异色彩的出身来历，如《水浒后传》中的英雄人物李俊、阮小七等人，均为《水浒传》宋江接受招安后的幸存者，但作者并没有渲染他们原来在《水浒传》中非同一般的出身。《说岳全传》中的牛皋，祖上是军汉出身，其他英雄人物如王贵、汤怀、张显，均为富有的庄户出身，都是岳飞幼年朋友，后来都成为岳飞的部将。书中其他重要英雄人物，有的是将门之后，有的是官宦之后，有的家境贫寒落草为寇。《说唐演义》中英雄人物，除上述李世民、秦琼、程咬金、单雄信、罗成、杨林、李靖具有奇异的出身来历，作品中其他重要英雄人物，诸如尉迟恭、王伯当、魏徵、徐茂公、李元霸、宇文成都、裴元庆、雄阔海、伍云召、伍天锡、魏文通、尚师徒、辛文礼、朱灿、尤俊达、鲁明月、卢明星、柴嗣君等，则无奇异的出身来历，均为现实性的平凡身世。
　　二是接近现实人生的生活经历。明代英雄传奇小说中的英雄人物，大多具有不同于现实中普通人的传奇化人生经历。如《水浒传》中的英雄人物大都具有传奇性的人生经历。他们或不满社会黑暗，或为官府所逼，一般都有杀人越货、私放逃犯等触犯法律之事，而被官府通缉、缉拿、刺配，浪迹天涯，又屡遭风险，九死一生。其传奇性的人生经历具有“奇”和“险”的特点。正如有学者在谈到英雄传奇小说和历史小说主要指明代小说的传奇性人物时指出：“那些叱咤一时的江湖豪杰、绿林好汉或者历史伟人，都是异乎常人的，各有一段不平凡的经历”，并且将这种增添人物传奇色彩的方法称为“神化”或“妖化”方法。④清代前期英雄传奇中的大多数英雄人物的生活经历，则与现实生活中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相似，其生活经历更为接近现实人生。如《后水浒传》中的杨幺和王摩系孪生兄弟，托生于河东境内寄远乡养奎刚家，在兵荒马乱中与父母失散，杨幺被湖广岳阳府小商人杨得星收养，王摩被一辽国军将收养。杨幺和王摩长大成人后，各自经历了不同的人生道路，后在白云山聚义相会，杨幺位居首领，王摩为副首领。其间作品还描写了花茂、柏坚、吕通、游六艺、滕云、邰元、何能、常况、袁武、马窿、孙本等人，被逼造反的人生经历。在这些描写中，虽也有杨幺幼年古庙梦食娘娘赐红枣，神将教授十八般武艺与棍法，长大后酒醉被虎驮至长沙，与花茂、柏坚、吕通结识并结拜的神异情节。但对杨幺生活经历的描写，大部分与生活中的普通人相近。作品中对其他英雄人物生活经历的描写，传奇的色彩也大为减弱，英雄人物的生活经历与普通人颇为相似，更为接近现实人生。再如，《水浒后传》也有官逼民反的描写，与《水浒传》相比，前者更为注重对现实内容的细腻描写，更为重视对于现实生活本质的揭示。如对李俊被逼造反内容的描写，作品细致描写了丁自燮、吕志球相互串通，将马迹山一带太湖水域划为丁自燮家的放生湖，百姓不堪其苦，却又敢怒不敢言，这些内容是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作品叙写李俊出于义愤抱打不平以及被诱捕，乐和设计，抓捕了吕志球、丁自燮，将李俊从监狱救出，这些内容也极少传奇性的渲染、夸张笔墨，而是以诸多的笔墨真实地描写了地方恶霸与官府相互勾结，表里为奸。这一官逼民反的过程所蕴涵的现实内容及其对现实本质的揭示，较之《水浒传》对于这种生活历程描写中所表现的官府或恶霸以强凌弱的现实层面要深刻而丰富。《水浒后传》对于其他英雄人物官逼民反以及生活经历的描写，也多具有这种特点，在此兹不赘述。《说岳全传》中，对于主人公岳飞这一精忠报国的英雄人物的成长历程的具体描写，也有着生活化和真实性的特点。如少年从师、立志救国、岳母刺字，直至青年时期在江山社稷危亡之时慨然从军，以及此后的描写，其具体的描写基本上都具有生活化和真实性的特点。对其他重要英雄人物生活经历的勾勒，也与现实生活普通人的生活经历相似，具有现实化和日常化的特点，而无“奇”、“险”之笔墨。这不仅表现于一些平民出身的英雄人物，而且一些名门之后，也是如此。如狄雷是北宋名将狄青之后，为生活所困，沦为乞丐，而加入抗金队伍。杨再兴乃杨家将之后，因朝廷偏安一隅，信任奸邪，在山东九龙山兴义军之师，后为岳飞收降。河间节度使张叔夜之子张立和张用，因父亲假降金兵，兄弟二人不知是计，不肯降金，而逃离家门。途中兄弟失散，张立盘缠用尽，沦落为乞丐。张用则成了山大王，后两人都加入岳家军。《说唐全传》中的一些英雄人物的生活经历，也接近于现实生活。以书中对程咬金的生活经历描写为例，他幼年丧父，与母亲相依为命。家贫无以为计，贩卖私盐而入狱三年。遇赦释放，他却踌躇不前，不肯出狱，因出狱后吃穿用都难以解决。他勉强答应出狱，但是已到了衣不遮体的地步。只好穿上狱卒用作孝服的粗麻布头巾和白布道袍，拖了一双破草鞋归家。此时家里已一贫如洗，只剩下一点米，他一顿饭吃得半饱。他想以编柴扒度日，却无本钱，只好把母亲的一条旧布裙子拿去当了，勉强度日。这种贫寒的生活经历，成为他日后劫王杠、反山东、上瓦岗的行动依据。
　　三是英雄人物的性格平实性增强与传奇性减弱。明代英雄传奇小说与清代前期相比，其英雄人物性格具有传奇性的特征。这些人物除了因人而异性格上的不同特点外，其共性则基本具备了非凡的本领、力量、智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刚烈性情和超人胆量，由此形成了英雄人物性格的传奇性和理想化的特征，也使之与现实中普通人拉开了一定的距离。
　　清代前期英雄传奇小说中人物的性格，有些人物在某些方面仍具有上述英雄人物性格的传奇性和理想化色彩。如《后水浒传》中杨幺和王摩等，《水浒后传》的燕青、乐和、李俊、李应等，《岳飞全传》中的岳飞、杨再兴、余化龙等，《说唐全传》中的秦琼、尉迟恭、罗成、单雄信、李元霸、裴元庆等，皆武艺高强；《后水浒传》中的杨幺，《水浒后传》李俊，《说岳全传》中的岳飞，《说唐全传》中的李世民，深谋远虑，抱负不凡；《后水浒传》中的何能，《说唐全传》中徐茂公则足智多谋，智慧超群。但清代前期英雄传奇小说中的许多英雄人物，具有现实生活中普通人的特征，呈现出一种现实性和生活化的特质，即便是上面提到的有些英雄人物的性格在某些方面具有上述传奇特征，但这些人物传奇性和理想化特征都有所减弱。生活化、平实化的特征则有所增强，主要表现为这些人物的言行、心理活动、情感欲求与现实生活中的普通人相近，并且这些人物也具有凡人的缺点。如上述《后水浒传》的主人公杨幺，自幼与养父母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养父母曾听信误传，以为杨幺在外为虎所伤，忧念成疾。杨幺归家后日奉汤药，寝食俱废。他和养父母之间的关切和依恋之情，由此可见一斑。他为阻止贺太尉在村中“阳地”安坟，而遭刺配，临行前他唯恐父母思念过度伤身，乃含泪劝慰。当养父母告之身世，他非但没有从心理和感情上疏远，而是发誓定要回报抚养之恩。其殷切浓郁的亲情溢于言表，感人至深。在说唐故事中，秦琼仁厚仗义，武艺超凡，是一个带有传奇色彩近乎完美的理想人物。但在《说唐演义》中，作者也描写了他的常人言行、心理状态，乃至生活中普通人的弱点。如他在临潼山奋力冲杀救了李渊，经审问刺客得知，竟是东宫太子杨广派人行刺。他闻听此言，不由吓出一身冷汗，遂将毡笠向前一按，遮下脸，放开坐骑，望大道而去。作品中还表现了秦琼作为生活中的普通人，有时也难免有私心，如他在罗家内花园与表弟罗成设盟互相传艺，约定不能有所隐瞒，他把“秦家锏”的路数，逐一传给罗成，但传至“杀手锏”时，恐罗成日后武艺超过他，遂瞒下不传。罗成传授“罗家枪”时，传到了“回马枪”，也瞒下绝技不传。而人物性格中这样的缺陷，却使作品中的人物与现实生活中的普通人物更为接近。从清代前期英雄传奇小说中英雄人物性格平实化特征有所增强的角度看，《说唐演义》中的程咬金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人物。如书中写程咬金三斧取瓦岗，探地穴得龙袍和玉玺，瓦岗众好汉遵从天意，遂推举他做了皇帝，不料他当皇帝非常厌烦辛苦，硬要让给别人。程咬金这一举动固然蕴涵着一些学者所指出的藐视皇权的意味，但也表现了他作为生活中的平凡人物，不愿受拘束的性情和散漫随意的天性。另外，作品中在塑造程咬金这一英雄人物时，还表现了他质朴憨厚、天真直率、乐观幽默的性格，使这一人物具有较浓郁的人情味。而且由于他天性粗豪，长期生活于下层百姓之中，其言行也经常表露出野性未驯、不拘礼仪的特点，因而也使这一人物具有生活化的特征。如罗成在三王之争中，被建成、元吉有意谋害，死于乱箭之中，成为政治斗争的殉葬品，秦王李世民上香行礼哭祭罗成，不意程咬金在旁也哭将起来，且不顾尊卑，出言不逊，语含讥讽，实则一针见血，表现了野性未驯的性格特征。《说岳全传》中的牛皋，与程咬金的质朴憨厚、天真直率、乐观幽默的性格，颇多相似之处，而且也具有较浓郁的人情味。多有论者指出，张飞、李逵、牛皋、程咬金在性格上具有相似之处，实际上也确实如此。但这四个人物之间的区别，则在于牛皋、程咬金具有较浓郁的人情味，而张飞、李逵则更具传奇色彩，由此也可看出不同的时代思想文化及其审美倾向在小说创作的不同折射。
　　此外，清代前期英雄传奇小说中有关英雄人物与女性谈情说爱和婚姻生活的描写，也表现了普通人的情感欲望。英雄传奇的典范作品《水浒传》中，英雄人物对爱情和婚姻进行态度，基本上是回避和排斥的态度。作品中的英雄人物其中一部分是没有结婚的，如武松、鲁智深、李逵、杨志等；一部分结婚了却视有若无，如卢俊义；一部分则因结婚而招惹灾祸，如宋江、杨雄。《水浒传》虽然也有王矮虎对扈三娘一见钟情的描写，但他却成为众英雄嘲笑的对象，他和扈三娘在宋江安排下结为夫妇，看起来更像一场交易。在清代前期英雄传奇小说中，则通过对英雄人物爱情婚姻的描写，表现了普通人在爱情婚姻中的情感和欲望。如《后水浒传》中以欣赏的态度和较多的笔墨描写了屠俏夫妇由一见钟情到缔结良缘的过程，乃至婚姻生活的描写。《水浒后传》中李俊做了暹罗国君主后，纳闻小姐为妃，徐晟、呼延珏、宋安平、燕青等英雄好汉也各自喜结良缘。李俊还颁旨令众将士完婚。这样的描写表现了普通人对婚姻的正常情感和欲望，这与《水浒传》的英雄好汉对女性及婚姻的回避排斥态度显然是不同的。《说岳全传》写藕塘关总兵金节见牛皋是个福将，欲招牛皋为婿，岳飞不仅玉成其事，而且当时就将不能“临阵招亲”这一款革去。这里尽管包含着婚姻有关夫妇人伦乃至传宗接代的意思，却也显示了英雄好汉岳飞对于男女之间情感欲望的认同。《说唐全传》则以颇为风趣的笔调，叙写尉迟恭阵前招亲，降服和迎娶敌军女将黑白二夫人，以及尉迟恭与黑白二夫人婚后的恩爱之情，表现了在爱情婚姻中英雄好汉与普通人一样的情感和欲望。《说唐全传》之后，清代前期其他“说唐”系列白话小说，诸如《说唐后传》、《征西全传》、《混唐后传》等，都以肯定乃至欣赏的笔墨对英雄人物爱情婚姻的描写，也表现了英雄人物作为生活中的普通人在爱情婚姻中的情感和欲望。
　　应该指出的是，上述由传奇性向平实化转变的文体特征，在清代前期英雄传奇小说中，有着不同程度的体现，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只对部分作品进行了分析。
　　三、清代前期英雄传奇小说创作重要变化的原因
　　由上述可见，清代前期英雄传奇小说创作的重要变化，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作品中突出和强化儒家正统思想观念，表现了回归儒家思想传统的创作倾向；二是小说的文体特征由传奇性向平实化转变，表现了崇实审美意识与创作倾向。清代前期英雄传奇小说创作的上述变化，其原因，从创作主体来讲，与清代前期英雄传奇小说作者大多为文人作者，而由于文人作者长期浸染于儒家经典和历史着作，由此形成的经史思维有关。清代前期英雄传奇小说突出和强化儒家正统思想观念，以及在史家尚实观影响下的崇实审美意识，正是文人作者经史思维的体现。上述清代前期英雄传奇小说有些作品中对儒家思想观念“忠”的思想观念的强化，也与清初国破家亡，异族入主中原，时局变动有关，所以，人们尤为肯定“忠”的思想价值。清代前期英雄传奇小说所显示的接近生活真实的情节和细节描写，富有人情味的人物形象，由此构成的平实化的文体特征，及其所表现的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的美学意蕴，则与世情小说的文体特征及其美学意蕴颇为相似，这显然与晚明时期《金瓶梅》的巨大成功，从而促进了世情小说的发展，清代前期英雄传奇小说作者在创作中对世情小说有所借鉴有关，因而使英雄传奇小说题材内容和描写手法上兼容了世情小说的某些文体特征。
　　清代前期英雄传奇小说创作的重要变化，除了上述创作主体、时局变动、文体特征兼容等原因，从时代思想文化方面着眼，则与清代前期时代思想文化潮流实学思潮影响密切相关。从思想文化背景看，清代前期经世致用实学思潮，是针对晚明时期理学末流空谈心性而产生的。顾炎武即指斥，理学末流深受陆王心学影响，背离儒家经世之旨，脱离现实，以“明心见性之空言”取代了“修己治人之实学”，⑤其空疏误国之弊尤甚于王衍之辈的清谈。顾炎武在这里所说的“修己治人之实学”，就是儒家思想传统的经世致用思想，也即儒家重视解决政治、社会、现实人生问题具有实用价值的思想观念。正如李顒所言：“吾儒之教，原以经世为宗，自宗传晦而邪说横，于是一变而为功利之习，再变而为训诂之习，浸假至今，则又以善笔札、工讲诵为儒教当然，愈趋愈下，而儒之所以为儒，名存而实亡矣。”⑥顾炎武与李颙的看法，可以说是清代前期大多数学者的共识，诸如黄宗羲、王夫之、陈确、毛奇龄、朱之渝、陆世仪、傅山、颜元、李塨、费密等，也都对理学末流的空疏之弊予以深刻批判，并主张恢复儒家经世致用的思想传统。
　　所谓征实求真思想倾向，就是强调做学问要有实证根底，以求真解。这是清代前期以重实证为特点的考据实学思潮的思想倾向。考据实学思潮也是清代前期实学思潮的有机组成部分。清代经学家皮锡瑞指出，顾炎武等学者“承晚明经学极衰之后。推崇实学，以矫空疏，宜乎汉学重兴，唐、宋莫逮”。⑦梁启超亦云：（清代前期学者）“因矫晚明不学之弊，乃读古书，愈读而愈觉求真解之不易，则先求诸训诂名物典章制度等等，于是考证一派出。”⑧由此可以看出考据实学思潮与经世致用思潮一样，皆以“实”的学术倾向，反对理学末流的空疏之弊，从而成为两者在实学思潮中相互贯穿的重要思想契机。当然，两者之“实”的侧重点是不同的，前者反对理学末流空疏之弊，是强调实证研究方法；后者反对理学末流空疏之弊，是注重学术研究有益于现实的实用价值。而且，考据实学与经世致用实学都以“明道”、“救世”为旨归。钱穆先生曰：“亭林论学本悬二的，一曰明道，一曰救世。”⑨可以说“明道”与“救世”，既是顾炎武的学术宗旨，也是清代前期大多数学者的学术宗旨。如上所述，就清代前期经世致用实学思潮而言，所谓“明道”，就是强调恢复儒家思想传统，所谓“救世”，即是强调学者研究学问要关注社会现实，留心世务，以挽救国家、民族、社会危机。而清代前期考据实学，其考据的主要范围和目的，则是鉴于宋明以来学风空疏，学者几乎不通文字音律，以致臆改经书，误解经义，因而力求考辨儒家经典本真之义，恢复儒家思想本来面目，以为经世致用，这同样也表现了“明道”、“救世”的学术宗旨。因此，“明道”、“救世”的学术旨归，成为清代经世致用实学思潮与考据实学相互联系的又一重要思想纽带。
　　可以看出，清代前期实学思潮的思想内涵，具有挽救国家、民族、社会危机，救亡图存之强烈而鲜明的时代特征。这与明清易代的历史巨变的社会历史条件密切相关。明清易代，对整个社会产生了巨大的震动，特别是在深受忠君思想和华夏正统观念影响的思想家和学者们看来，这是国家民族的奇耻大辱，也是思想学术界的切肤之痛。在这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与思想文化氛围下，清代前期学风和文化思想潮流由玄虚而趋健实，包括经世致用实学和考据实学在内的实学思潮，遂成为清前期的学术思想主流。由于清前期实学思潮的学术思想倾向，与清代前期这一特定历史时期救亡图存的时代精神相吻合，从而使之成为对清代前期乃至有清一代影响巨大的时代思想文化主流，并且对包括白话小说在内的清代前期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正如李时人先生所指出的：“由于明清易代这一历史事变的特殊性极大地刺激了中国的知识界乃至普通民众，终于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了一个由学术思想倡导而形成的新的社会思潮。这一新的社会思潮，以其强大的精神力量影响了清初直至清代前期的文学思想和文学创作，清代前期文学思想的优点和缺点、清代前期文学创作的成就和不足，都与这一社会思潮有着密切的关系。”⑩
　　清代前期实学思潮作为一种时代思想文化潮流，清代前期白话作为一种精神产品，前者对后者的影响主要在于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清代前期实学思潮的经世致用思想倾向和征实求真思想倾向，在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上对清代前期白话小说尤其是作者的创作心态的影响，主要是崇实黜虚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清代前期白话小说以中下层文人为主体的作者，普遍表现了一种现实功利性和道德化的创作心态和以实为美的审美意识。这种创作心态与审美意识，其现实原因显然与清初的政局变化，尤其是异族入主中原，对文人的激烈心理震荡有关。就其文化心理内涵而言，从积淀层的文化心理看，是中国文人作者的入世精神和忧患意识、长期居于主流地位的社会功用观念和尚实观。就其表层文化心理看，则是清代前期白话小说作者的时代文化心理内涵，诸如异族入主中原后汉民族的感情、文人的社会责任感和价值观、维护社会风化的道德意识、以实为美的审美意识等。(11)这一时代文化心理内涵形成，与集中代表了时代思想文化的时代思想文化潮流实学思潮的影响密切相关。
　　就实学思潮对清代前期英雄传奇小说创作影响而言，在清代前期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时代思想、文化潮流、实学思潮，以其社会本位、道德本位、崇实黜虚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影响了清代前期英雄传奇小说的创作。而两者之间在思想观念与思维方式的重要联结点，是清代前期白话小说文人作者创作心态和审美意识及其文化心理，从而作用于白话作者的思想价值观、审美意识和创作思维，这使英雄传奇小说在创作上大致有下述两方面的变化：首先，在清前期实学思潮强调恢复儒家思想传统的思想倾向影响下，英雄传奇小说表现了一种尊经重道的思想文化意蕴，以及回归儒家思想传统的创作倾向。上述思想文化意蕴和创作倾向，表现了小说作者的道德本位的思想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如上述《水浒传》的续书《后水浒传》和《水浒后传》所表现的忠义思想观念的内涵虽然不尽相同，但都继承了《水浒传》忠义思想观念中儒家的思想的成分，对于其中所包含的下层民众的思想观念则予以很大程度的清理，这显然与清代前期实学思潮提倡恢复儒家思想传统，肃清“异质”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水浒后传》以儒家思想为内涵的社会理想，其所显示的与《水浒传》以下层民众思想为内涵的社会理想也有所不同，同样也反映了上述思想文化意蕴和创作倾向。《岳飞全传》则从情节结构和主人公岳飞形象，表现了对儒家“忠君”思想观念以及与之相关联的“名节”思想观念的强化。其次，清代前期英雄传奇小说的文体特征，由传奇性向平实化转向，主要表现在日常生活化的情节、细节和生活场面的真实性描写，取代了夸张、渲染的传奇性情节描写；英雄人物的传奇色彩减弱，向平凡化和真实性人物转化。而英雄传奇小说文体特征由传奇性向平实化的转向，实际上也反映了作者的审美意识和创作倾向，由“奇”向“实”的转化，这与时代思想文化中实学思潮征实求真的思想倾向所蕴涵的注重客观性、真实性的思想和思维方式是相通的。
　　［收稿日期］2007-07-26
　　注释：
　　①本文从清代前期白话小说与实学思潮自身的发展情况着眼，将清代前期白话小说的时间范围，限定在清顺治至康、雍两朝。清代前期英雄传奇小说约计九部，主要分为两类。一种是续补前书类，作品有《后水浒传》、《水浒后传》、《说岳全传》等；一种是说唐系列小说，包括《说唐演义全传》及其续书《说唐后传》、《征西全传》、《混唐后传》、《说唐三传》、《反唐演义传》等。见张俊：《清代小说史》，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年；又见江苏省社科院明清小说研究中心、江苏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编：《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中国文联出版社，1990年。
　　②（明）袁于令：《隋史遗文》，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350页。
　　③（清）陈忱：《水浒后传》，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81页。
　　④孟昭连、宁宗一：《中国小说艺术史》，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329页。
　　⑤（清）顾炎武：《夫子之言性与天道》，《日知录》，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0年，第311页。
　　⑥（清）李顒：《二曲全集·盩厔答问》，《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
　　⑦（清）皮锡瑞：《经学历史》，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
　　⑧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
　　⑨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
　　⑩聂春艳：《清代前期白话小说与实学思潮》，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2页。
　　(11)关于文化心理的分层，有学者指出，涉及两个层面三个层次：一是表层文化心理，它包括民族情感、意志、风俗习惯、审美情趣、道德风尚等要素，是文化心理的外在表现形式或外部特征，具有外现性、不稳定性、时代性和语境性。二是积淀层文化心理，是指经过长期文化传承的文化心理积淀，包括中层文化心理和深层文化心理。中层文化心理是指政治、经济、道德、文艺、宗教、哲学等领域的观念要素，它是文化心理的理性积淀层面，具有强制性、外在性、相对稳定性和文化特殊性等特征。深层文化心理，又被称为原始—古代积淀层，或曰文化基因，它由文化目标、哲学、种群精神、种群道德和风气等组成，具有内隐性、稳定性、本原性或根源性、文化特殊性。本文所言的文人的忧患意识和入世精神、文学的功用观和尚实意识等，应属于文化积淀层的中层文化心理；在清代前期特定历史时期和文化氛围下，所带来的异族入主中原后汉民族的感情、文人的社会责任感和价值观、维护社会风化的道德意识和以实为美的审美情趣等，则属于表层文化心理。参见许苏民：《文化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杨启光：《文化哲学导论》，暨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全国13所高等院校《社会心理学》编写组：《社会心理学》，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李炳全：《文化心理学》，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年。
复旦学报：社科版沪125～134J2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聂春艳20082008
清代前期英雄传奇小说/创作的重要变化/实学思潮
　　heroic romance/change in fiction writing/practical ideology
The Influence of Practical Ideology on the Heroic Romance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NIE Chun-yan　　(College of Literature, Tianjin Normal University, Tianjin 300387, China)There are two fundamental changes in the writing of heroic romance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One is the return to the Confucian tradition, and the other is the transition from romanticism to practicality in the style of fiction, which is partly attributed to the rising of the practical ideology in that time.
清代前期英雄传奇小说创作上的重要变化，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回归儒家思想传统；二是小说文体特征由传奇性向平实化转变。清代前期英雄传奇小说创作的上述变化，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是与清代前期实学思潮对小说创作的影响密切相关。
作者：复旦学报：社科版沪125～134J2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聂春艳20082008
清代前期英雄传奇小说/创作的重要变化/实学思潮
　　heroic romance/change in fiction writing/practical ideology

网载 2013-09-10 20:5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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