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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年4月,日本人迎来了战后第一次樱花盛开。樱花的芳香弥漫了整个日本。刚刚抵达日本马关的李鸿章,显然没有赏花的心情。因为他此行的目的,是来与日方签订城下之盟。在行馆里,他将自己苍凉的心境化为一首诗:
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
三百年来伤国岁,八千里路吊民残。
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征旗大将坛。
寰海尘氛纷未已,诸君莫作等闲看。
李鸿章一向端庄谨严的字迹,在这一刻变得粘着滞重。仿佛他手腕间的力量已经完全被抽空,他枯瘦的身体已经变成一个空壳,再也拉不动朝廷这艘破船了。现在,他只能忍受命运的折磨,连死都成了一种奢望――所谓“临事方知一死难”。微风掀动着纸页,他朝那首诗默视良久,没有说一句话。应当说,甲午战争的失利,对这位73岁的老者,对大清朝廷中的改革力量,乃至对这个在同光中兴之后重新燃起复兴希望的王朝,打击都是毁灭性的。
会谈地点有一个诗意的名字:春帆楼。1895年3月20下午,李鸿章与伊藤博文在这里相对而坐。从这一刻开始,双方的任何一句话,都可能决定大海另一端的辽东人的命运。李鸿章在对这个比他年轻和健壮的对手凝视良久之后,说:
“中日两国为亚洲常被欧洲列强猜忌之两大帝国,两国人种相同,一切文物制度的渊源也莫不相同。今虽一时交战,终不可不恢复双方永久之交谊,此次幸而息止干戈,不仅应恢复从来之友谊,且冀更进而为亲睦之友邦。方今能洞察东亚各国对西方国家处于何等地位者,天下谁能出伊藤伯之右者!西方洪流不断向我东方冲击,此应吾人应深加戒备、同心协力、联合黄色人种,不断讲求防止之策以对抗白色人种之时期乎?惟信此次交战当不致妨碍两帝国恢复其天然同盟也。”
其实,连李鸿章自己也知道,这段陈辞,纯属对牛弹琴,绝望中的人总是希望奇迹发生。但是李鸿章的善意与宽宏,换来的仅仅是日本人的******。在第二次会谈结束后,李鸿章在返回行馆的路上,李鸿章突然看见一个日本人(事后得知,此人名叫小山丰太郎)从围观的人群中冲出,冲到轿子跟前,举起一支枪,叩响了板机。李鸿章感到面部一阵火辣的疼痛,他莫明其妙地看了一眼那个冒着烟儿的枪口,就昏了过去。
凶手显然希望杀死李鸿章。这一点,在其被捕后的口供中得到证实。但意想不到的是,面部中枪的李鸿章,居然没有死。或许,这个帝国重臣的使命还没有结束,他的死,还为时尚早。6年后,还有一个更加重大的卖国条约等待他去签署。1901年,在又一次“舌战群儒”,在八国强盗的注目之下签订《辛丑条约》之后,李鸿章才怀着忧愤之心,离开了这个耗去了他所有才华和梦想的朝代。那是他代表他的国家所做的最后一笔、也是最大的一笔买卖,在那场最为惨痛的赔本生意中,他卖掉了他的国家整整十年的财政收入――连本带息,共九亿八千二百二十三万两白银,从此以后,这个国家再也没有什么可卖的了。眼下,王朝还需要他与日本人周旋。回到行馆后,李鸿章逐渐苏醒过来。日方安排医生诊治,由于李年事已高,动手术取******有危险,只好不取******,直接将伤口缝合。李鸿章还特别命令侍从不要洗他换下来的血衣,他要永久保存,他说:“此血可以报国也。”
身负重伤的李鸿章在床榻上读到了日本拟定的和约草案,这令他的内心比伤口更加疼痛。草案内容主要有:
朝鲜自主;
将奉天以南领土、台湾及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
赔偿兵费3亿两白银;
修订通商条约,使日本在华的通商地位与欧美列强相同;
增加北京、重庆等七个通商口岸、允许各国输入机器直接在华生产,等等。
李鸿章决心为议和创造一个好的氛围,他的如意算盘,随着一声枪响散销云散。这份和约,更令他无比愤怒。他希望自己日后在谈判桌上摆出一副更加强硬的架势,希望自己的舌头,为这个衰弱的国度,尽可能是挽回利益,至少,要保住我们的辽东半岛。他的底线,只是赔款,地,是绝对不能割的。第四次会谈时,关于割地一项,李鸿章给日本人的答复是:
“今查拟请所让之地,如果勒令中国照办,不但不能杜绝争端,且必今日后两国争端纷纷而起,两国子孙永成仇敌矣……国家所有之地皆列代相传数千年数百年无从之基业,一旦令其割弃,其臣民势必饮恨含冤,日思报复。况奉天为我朝发祥之地,其南边各处,如被日本得去,以为训练水陆各军驻足之地,随时可以直捣京师……日本与中国开战之时,令其公使布告各国曰:我与中国打仗,所争者朝鲜自主而已,非贪中国之地也。日本如果不负初心,自可与中国将此约稿第二款并以下所指各款,酌量更改……”
李鸿章生逢大清帝国最黑暗、最动荡的年代,他的每一次出场无不是在帝国“存亡危急”之时,帝国要他承担的无不是“人情所最难堪”之事。难怪变法英雄梁启超都哀叹“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了。
日本外相陆奥宗光读了李的答复后,赞叹道:“笔意精到,仔细周详,将其所欲言者尽情地说了出来,不失为一篇好文章。”伊藤准备彻底反驳李鸿章,陆奥说:“一开论驳之端,彼方亦必有再三反驳的余地。”日本人不希望把谈判变成一场辩论会,于是决定不与李鸿章纠缠于道理,只就条款内容进行谈判。
形势迫使李鸿章必须带伤坚持工作。 4月10日,李鸿章面缠绷带,又回到谈判桌前。双方唇枪舌剑,有攻有守,这场谈判桌上的战争,在今天看来,仍如高手的对弈般引人入胜。日本人做了一亿两白银的让步。但李鸿章仍不甘心于此。关于赔款,李鸿章说:“赔款二万万,为数甚巨,不能担当。”
伊藤博文说:“减到如此,不能再减。再战则款更巨矣……中国财源广大,未必如此减色。”
李鸿章说:“财源虽广,无法可开。”
伊藤博文说:“中国之地,十倍于日本。中国之民四百兆,财源甚广,开源尚易。国有急难,人才易出,即可用以开源。”
李鸿章说:“中国请你来做首相怎样?”
伊藤博文说:当奏皇上,甚愿前往。”
李鸿章说:“奏如不允,尔不能去;尔当设身处地,将我为难光景细为体谅。果照此数写明约内,外国必知将借洋债方能赔偿,势必以重息要我。债不能借,款不能还,失信贵国,又将复战。何苦相逼太甚。”
伊藤博文说:“借债还款,此乃中国之责。”
实际上,日本人早已和列强策划好了“借债还款”的阴谋,等着大清入套。
关于割地,李鸿章说:“再讲让地一节。历观西方各国交兵,未有将所据之地全行请让者……今约为所定奉天南部之界,欲将所据之地全得,岂非已甚?恐为西方各国所訾笑。”
伊藤博文说:“如论西方战史,不但德法之战而已。”
李鸿章说:“英法之兵也曾占据中国城池,但未曾请割寸土尺地。”
伊藤博文说:“彼另有意在,不能以彼例此。”
李鸿章到死也没明白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李鸿章说:“台湾全岛,日兵尚未侵犯,何故强让?”
伊藤博文说:“如所让之地,必须兵力所到之地,我军若深入山东省,将如之何?”
李鸿章说:“这是日本人的发明。西国从未如此,日本如此,岂不贻笑西国?”
伊藤博文说:“中国吉林黑龙江一带,何以让与俄国?”
李鸿章说:“此非因战而让者。”
伊藤博文说:“台湾亦然。此理更说得去。”
李鸿章说:“中国前让与俄之地,实系瓯脱,荒寒实甚,人烟稀少。台湾则已立行省,人烟稠密,不能比也。”
伊藤博文说:“尺土皆王家之地,无分荒凉与繁盛。”
李鸿章说:“如此岂非轻我年耄,不知分别?”
伊藤博文说:“中堂见问,不能不答。”
李鸿章有些厌倦,总结道:“总之现讲三大端:二万万为数甚巨,必请再减;营还请退出;台湾不必提及。”
伊藤博文说:“如此,我两人意见不合,我将改订约款交阅,所减只能如此,为时太促,不能多办。照办固好;不能照办,即算驳还。”算是最后通牒。
李鸿章说:“不许我驳否?”
伊藤博文说:“驳只管驳,但我主意不能稍改。贵大臣故愿速定和约,我亦如此。”这次谈判后,日本兵舰又做出了出兵大连湾的态势,向清廷施加压力。14日,李鸿章收到来自总理衙门的电报,要求他与日订约。4月15日,双方举行最后一轮会谈。李鸿章仍要求日方减让赔款总款。经一番讨价还价后,日方同意每年贴兵费为50万两。17日,即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日清双方全权代表在日本马关春帆楼举行签约仪式,李鸿章的枯手,在犹疑许久之后,在条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他知道,他签下的,是千古骂名。
《马关条约》中有关辽东半岛的条款如下:
“下开划界以内之奉天省南边地方以鸭绿江溯该江以抵安平河口,又以该河口划至凤凰城、海城、及营口而止,划成折线以南地方。所有前开各城市,皆包括在划界线内。该线抵营口之辽河后,又顺流至海口止,彼此以河中心为界。辽东湾南岸及黄海北岸,在奉天省所属诸岛亦一并在所让界内。”
有关赔款的条款是:
“中国约将库平银二万万两交与日本,作为赔偿军费。”
这笔白银对日本意味着什么呢?两亿两白银,加上后来由于“三国干涉还辽”追加的3000万两白银,约合3.472亿日元,而日本政府的年度财政收入只有8000万日元,这也是说,这笔赔款,相当于日本4年多的财政收入总和。作为暴发户的日本或许有理由因此而感到兴奋。前外务大臣井上馨说:“一想到现在有三亿五千万日元滚滚而来,无论政府或私人都觉得无比地富裕。”李鸿章神情黯然地踏上了归国的船只。他表情呆滞地长时间伫望着翻滚的海浪,仿佛他的魂魄,已经丢在了海里。青缎的官袍,被海风紧紧地裹在他瘦弱的身体上,使他更显落魄和苍老。不知他此时是否会想到邓世昌,想到那些葬身大海的北洋官兵,想到当年北洋水师操练时用英文发出的口令。他像一个输光的赌徒一样失魂落魄,只是他输掉的不是个人的家当,而是他终生报效的国家。他知道,他的政敌们早已为他准备好了各种型号的明枪暗箭,各种不同的罪名正等着他去认领,但是,在他被国人的唾沫淹死之前,他的内心已经被自责的利刃所穿透。
网载 2013-09-10 20:5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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