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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战的结束，意味着以美苏对峙为基轴的两极格局发生根本性变化，世界进入多极化并重建国际新秩序的过渡时期。为适应世界形势的重大变化，日美两国如何继承冷战期间的最大遗产——同盟关系，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国际战略格局的未来走向。本文从冷战后日美双边关系的调整实践入手，指出日美同盟关系正呈现出“全球性”、“对称性”与“冲突性”的三大发展趋势。
　　 “全球性”日美同盟关系的初步探索
　　冷战期间的日美同盟关系是以苏联威胁为前提而存在的，形成了一种在政治、经济、军事及安全等各个领域密切合作的双边关系。90年代初期，日美两国在对外失去主要对手、对内彼此矛盾加深的情况下，面临着决定同盟命运的历史抉择。日美同盟关系向何处去？对此日美两国政府都认识到，同盟关系必须适应冷战后世界形势变化的要求。由于日美两国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及相同的价值观念，推行“全球民主化”、实现以西方模式一统天下的“自由世界大家庭”便成为新时期促动日美结盟的核心目标，同盟关系开始被赋予“全球性”的新内涵。
　　鉴于美国实力的相对下降以及日本已崛起为经济超级大国的事实，冷战结束以来日美两国积极谋求在全球问题上建立广泛合作、协调行动的同盟关系。 1990 年的日本《外交蓝皮书》指出：“合起来约占世界GNP40％的日美两国，不仅有责任对付两国间的问题， 而且有责任共同对付与处理全球规模的问题。这种日美全球伙伴关系的重要性在日美两国正在被得到广泛认识并努力强化这一意识”（注：〔日〕外务省编：《外交蓝皮书》，1990年版第187页。）。从1991 年起日本外务省开始研究如何将日美同盟关系推向全球的问题，主张在解决地区纠纷方面与美国分担责任。美国的对日战略亦表现出相同的趋势。1991年8 月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认为：“我们同日本的联盟依然具有巨大的战略意义。我们希望看到美日全球性伙伴关系超出传统的范围，进入到诸如救济难民、核不扩散以及环境保护领域。”（注：冯昭奎等：《战后日本外交（1945—195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27 页。）同年11月美国国务卿贝克访日，两国就冷战后扩大相互合作的范围达成一致。1992年1 月美国总统布什访日并发表了《全球伙伴关系行动计划》，双方表示在建立世界新秩序、消除亚太地区各种紧张因素、支持东欧和独联体各国的改革、维持世界自由贸易体制、解决南北问题、保护地球环境、防止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等重大的全球性问题上，日美两国要充分协商、共同分担责任。这标志着“全球性”日美同盟关系进入具体实施阶段。正是由于日美两国政府从全球范围来探讨建立新型双边关系，才使日美同盟关系摆脱了两极体制瓦解所带来的最初冲击，并经受住了双边关系中的激烈碰撞，如1994年的日美全面经济协议谈判破裂和1995年的冲绳美军士兵强奸日本少女事件。
　　90年代以来，尽管日美两国纷纷强调同盟关系的“全球性”新内涵，但其出发点是有所不同的。就日本而言，从目前来看在一个时期之内，无论是经济上还是政治上，日本还不可能超过并取代美国成为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霸主，它最多只能同美国及其他国际力量分享主导权，而且由于国内外各种条件的限制，日本在推行它的大国战略的过程中会面临许多制约因素，因此日本通过将日美同盟关系推向全球来提升其大国地位。就美国而言，随着自身经济实力的相对下降，在许多地区性事务及全球问题上已表现出明显的力不从心，因此美国也通过将日美同盟关系推向全球既可达到分担负担、为美国全球战略目标服务的目的，又可在某种程度上限制日本的国家战略发展方向。双方彼此的需要决定了“全球性”日美同盟关系的发展趋势。
　　从具体外交实践来看，“全球性”日美同盟关系主要体现为日美两国在处理世界事务新课题的过程中大体上保持着一种密切合作的态势。（1）在构筑新型大国关系方面， “中国威胁论”是日美两国政府制定对华政策的共同出发点，防范“中国崛起”将成为新世纪日美对华战略的一致目标；美国支持日本在北方领土问题上的对俄外交立场，日本在试图使该问题国际化的同时也对俄实施“多层接触”以便配合美国的对俄战略；日美两国还表示要促进三边主义，加强日本与欧洲之间的联系。（2）在解决地区热点问题方面， 日美两国的对朝政策具有较强的协调性，日本积极出资加入朝鲜半岛能源开发组织的同时，与美国一道对付朝鲜半岛“随时可能爆发的不测事件”；日本努力弥补美国的“势力空白”，加强了对柬埔寨局势的影响力，使日美两国在推动柬埔寨和平进程方面相辅相成。（3）在推行“民主化”方面， 日美两国利用苏联解体后的有利时机先后改善了同蒙古、越南等国的双边关系，提供大量经济援助帮助这些国家建立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以阻止其他力量“填补真空”。（4）在亚太经济合作方面， 日本附和了美国政府提出的有关贸易自由化的时间表，甚至作出了不出席东亚经济核心论坛的决定。（5）在构筑亚太地区安全机制方面，1996 年以来日美两国为双边安全关系重新定义推出了新防卫合作指针，使军事同盟从保护日本转向共同介入“周边事态”，以主宰亚太安全。这表明日美军事同盟的作用范围呈现出全球化趋势。
　　日美同盟“全球化”趋势的实质是美国竭力维护其在国际事务中的主导地位，在许多重大国际问题上坚持要美国说了算。而日本因防务上对美国的依赖和谋求政治大国地位的需要，在继续扮演单极世界支持者的角色，客观上增大了日本对国际事务的发言权，有助于提高它在国际上的地位。当然，“全球性”的日美同盟关系并不等于在所有全球问题上两国立场完全一致，但双方合作范围的不断扩大却是大势所趋。
　　 “对称性”日美同盟关系的不断调整
　　战后长期以来，日美同盟关系是极不对称的。因为战败国日本作为相对弱小的国家需要处处依赖于十分强大的美国的保护和扶植，所以在同盟内部日美两国所处地位是不平等的，“主从关系”是冷战格局下日美同盟关系的一个基本特征。为了改变对美国的从属地位，由“小伙计”上升为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平等伙伴”一直是日本对美外交的重大追求目标。事实上随着日美相对实力关系的变化，日美两国在同盟内部的地位与作用均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最早发生在经济领域。60年代末日本成为美国在经济上的竞争对手后，日美之间就已出现了“对等关系的危机”（注：〔日〕神谷不二：《战后史中的日美关系》，新潮社1989年，第29页。），迫使美国不得不更多地从“平等伙伴”的角度来处理日美关系。虽说如此，冷战后日美两国在经济上的相互依存还不能导致同盟关系的真正、彻底平等化，90年代中期美国政府对“日元升值”的放纵就让日本引以为豪的经济竞争力“亮了底”，让人感到日本即使在经济方面也仍不能与美国“平起平坐”（注：冯昭奎等：《战后日本外交（1945—195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7页。）。但日本从经济大国走向政治大国的前景毕竟预示着“对称性”日美同盟关系的大趋势。当前的日美关系绝非是对冷战同盟的一种简单继承与延续，日美两国在同盟内部的再定位正处于不断调整之中。
　　这种调整主要表现为日本在冷战后美国对外战略中所处的地位以及在同盟内部发挥的作用得到不断提升。作为超级大国的美国，其对外战略自二战以来始终是全球性战略。对于美国来说，日美关系曾至多不过是众多重要双边关系中的一个，换言之日本只是美国世界战略中的一个点而已，特别是在东北亚地区起着“对苏防波堤”的作用。但面向21世纪的美国全球新战略则是以本土及美洲大陆为立足点，面向大西洋和太平洋同时出击，以谋求建立全球政治霸权的战略。美国在大西洋一侧是通过北约东扩遏制甚至封杀俄罗斯以实现对欧洲的“领导”，在太平洋一侧是通过日美同盟的强化以对付中国的强大，从而最终在全球范围内实现“美国治下的和平”。美国国防部1995年2月27 日发表的《东亚安全战略报告》，全面、系统地阐述了美国的新亚太政策，明确指出日美关系是美国在亚太地区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是美国太平洋政策及全球战略目标的根本，日美安全同盟是美国亚太安全政策的关键。因此，冷战后日美安全同盟关系的“再定义”与北约东扩一样，成为美国实现其跨世纪全球战略的两大支柱之一。
　　军事同盟关系是整个日美同盟关系的基础。在美苏两极对峙时期，日美两国在安全同盟中的关系是保护者与被保护者的关系，双方规定美国要“保卫日本免受苏联威胁”，防止外界对日本的侵略，日本只是在“远东发生不测事件时”，“向共同使用自卫队基地的美军提供方便”。1996年4 月的《日美安全联合宣言》扩大了日本在亚太地区内的安全责任和军事作用，作为日美安全合作的必要前提，使日本在双边安全合作中从“配角”上升为“平等伙伴”。日本舆论认为，日美安全合作的“主角”正在“从美国一方转变为日美双方”，将来甚至可能发展成为以“日本为主”，这将意味着“维持了36年的日美安保体制在本质上的巨大变化”（注：〔日〕《东京新闻》1996年4月17日。）。此后， 日美两国在日美安保框架内各自所占的比重接连发生变化。1997年9 月发表的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表明，日本的战时对美支援方式已从过去的“间接支援方式”（美军负责进攻，日本在本国范围内负责防守并充当美军的后勤保障基地）变为现在的“直接支援方式”（日军在日本以外的地区亦充当美军后盾），其核心内容是当所谓“周边事态”发生后，日本自卫队将向美军提供多达40项的援助，包括美军使用日本自卫队及民间设施；提供武器弹药以外的补给；运输人员、武器、弹药、燃料等；维修美军舰船、飞机和车辆以及进行医疗、警备、通信合作等。这暗示着美军介入亚太地区冲突时，日本自卫队将以后勤支援的方式与美军在日本本土以外的广大地区实施联合作战，当美军根据日方提供的情报确定攻击目标并实施打击时， 日本实际上就等于卷入了军事冲突。1999年5月， 日本国会又最终通过了新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相关法案，从国内立法的角度为日美军事同盟关系完善了法律依据。然而，日本国内有关法律的修改或制定并未就此结束。随着日美军事同盟关系的不断深化，日本政府还会进一步修改自卫队法等有关法律，并根据情况变化制定新的法律和相应的作战计划。据报道，日美两国目前正在研究制定“相互合作计划”和“相互作战计划”。前者是日本对美国在海外发动的战争实施合作的计划，后者是美军和自卫队联合作战的计划。
　　虽然冷战后日美同盟关系的“对称性”调整反映在军事安全领域，但实质上，改变日美同盟关系非对称性格局的动力正是来自日本经济实力的增长。孤立静止地看，经济问题（包括摩擦）尚未从根本上动摇日美同盟关系；但历史地辩证地看，它却是使战后“对美一边倒”的日美同盟关系发生转变的本质原因。经过战后经济的高速增长，日本已经成长为仅次于美国的经济超级大国，同时也是世界头号债权国和对外援助国。经济实力的增长使得日本把谋求政治大国地位作为国家战略目标，日本争当政治大国战略目标的实现与“对称性”日美同盟关系的调整将是同步进行的，也许短期内（最近一二十年）日美同盟关系中的“非对称”格局不会被打破，但在日本保持强大经济实力的条件下却只是个时间问题。
　　 “冲突性”日美同盟关系的潜在发展
　　日美同盟关系是世界上最为复杂的一对双边关系，协调与矛盾并存。透过新时期日美同盟关系不断“强化”的表象，更应注意到“冲突性”日美同盟关系的潜在发展。
　　首先，日美同盟关系的“冲突性”在浅层次上表现为彼此间的贸易摩擦。冷战后由于失去了苏联这个“共同敌人”，日美同盟间的联盟利益纽带开始松懈，日美两国政府都强调对外战略重心要向着增强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方向转移，传统的日美同盟关系在经济领域的“冲突性”突出出来。1993年美国总统克林顿上台伊始，便把“经济安全”置于对外政策的首位，主张强化政府干预经济事务的能力，凭借自身优势迫使盟国让步。另外，随着“泡沫经济”的崩溃，日本陷入战后最为严重的一次经济衰退之中，日本政府在经济问题上的立场也趋于强硬。在此背景下，90年代初期和中期的日美经贸关系曾日趋紧张。 其中， 从1993年7 月开始的日美新一轮汽车贸易谈判时断时续长达22个月仍无结果，1995年1 月日美重开谈判后双方依旧互相指责，甚至对簿公堂，直到1995年6 月底在美国宣布对日本进行制裁的最后时刻双方才终于达成协议。此次日美冲突已有失控之虞，要不是双方极力克制和互相让步，两国争端就只好交由新成立的世界贸易组织来仲裁了。双方这种旷日持久、愈演愈烈的贸易摩擦，超越了经济范畴而上升到政治层面，在整体上对日美同盟关系造成消极影响，使得当时的日美同盟关系“处于严重的危险之中”（注：张蕴岭主编：《转变中的中、美、日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11页。）。1997 年东亚金融危机的发生进一步加重了日本经济的不景气，受其影响1998年美国经济的增长势头开始放慢。对此美国认为无论东亚还是其他地方发生的所有经济危机都与日本景气对策不力、经济改革滞后有关，强烈要求日本政府加快经济改革和开放市场的步伐。日本要实现以出口为主导到以内需为主导的结构性转变在近期内是不可能的，21世纪日美在经济领域的潜在冲突有激化的可能性，还会牵涉到争夺全球经济领导权的斗争，这将使日美同盟关系的韧性再次遭到严峻考验。
　　其次，日美同盟关系的“冲突性”还表现为国家战略深层次上的冲突。日本谋求政治大国的地位，最终要同美国的“领导者地位”发生冲突。1996年1 月桥本首相在国会发表施政方针演说，明确打出“自立外交”的旗号：“在外交方面我国的基本方针是‘自立’。如今我国已不像过去那样是按照世界赋予的政治经济形势前提采取行动的国家，而应该比以往所作的国际贡献更进一步，确立能够为国际社会接受的信念，成为为世界稳定与发展发挥主导作用的国家。”（注：新华社东京1996年1月23日电。）世纪之末，日本国内舆论正在积极展开有关提高21 世纪日本外交战略“主体性”的讨论（注：〔日〕《读卖新闻》 1999年5月1日。）表明，在纠正日美同盟关系中“非对称性”的背后， 隐藏着在国际政治事务中实现“独立自主”的战略目的。以军事科技领域为例，日本最近作出了一个低调但具有象征意义的决定，即在四年时间内完全由日本设计、建造并发射四颗侦察卫星，尽管美国要求日本购买价格更低、性能更好的美国卫星。或许正是出于对当前日美同盟关系这种微妙变化的担心，日本前驻美大使着文主张“日美要有共同的价值观”，认为这是“日美关系的根本”，可以保证两国“在基本方向上不会发生对立”（注：〔日〕栗山尚一：《“日美同盟”的新目标和发展方向》，载《潮》1999年6月号。）。但是， 只要日本争当世界一极的战略目标不变，就绝不可能长期处在美国的阴影之下。从某种意义上讲，当前的日美同盟关系对日美两国而言都仅仅是达到各自战略目的的手段而已，日本在被美国利用的同时也在利用美国，一旦日本完全摆脱美国的束缚，日美矛盾必然上升，从而影响到日美同盟的命运。
　　在上述日美同盟关系的三大发展趋势中，需要说明的是这三大趋势是同时存在、并行发展的，某一趋势也可能在某一阶段占据主导地位。从时间顺序的角度看，冷战后的日美同盟关系在90年代里先后呈现出“全球性”、“冲突性”和“对称性”的特点。今后的日美同盟关系还有很大的回旋余地，“全球性”（主要指日美合作范围的不断扩大）和“对称性”将可能使日美同盟关系得到强化，但“冲突性”这一大趋势是不可逆转的，同“日英同盟”一样日美同盟关系最终要归于历史。
　　
　　
　　
当代亚太京45～49D7国际政治徐万胜20012001日美同盟关系是当今国际关系体系中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冷战的结束导致日美同盟关系正发生着本质上的变化。日美两国在探讨建立“全球性”同盟关系的同时，双边关系中严重存在的“非对称性”也不断被纠正，但两国间“冲突性”矛盾的潜在发展却是无法抑止的，这三大趋势将决定日美同盟关系的未来。作者单位：南开大学日本研究所 作者：当代亚太京45～49D7国际政治徐万胜20012001日美同盟关系是当今国际关系体系中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冷战的结束导致日美同盟关系正发生着本质上的变化。日美两国在探讨建立“全球性”同盟关系的同时，双边关系中严重存在的“非对称性”也不断被纠正，但两国间“冲突性”矛盾的潜在发展却是无法抑止的，这三大趋势将决定日美同盟关系的未来。

网载 2013-09-10 20:5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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