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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语自古就有方言的差别，原始汉语形成的同时，也形成了原始汉语方言[1]，但是从文献中可以看出至少到了周秦时期就有了方言和雅言的对立，例如大家熟知的《论语·述而》：“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
　　传统的方言学是传统的中国语言学的组成部分，但是在其中并不占显着的地位。传统的中国语言学就是通常所说的“小学”，包括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方言学是作为训诂学的附庸而存在的，在《四库全书》中方言学的着作只收了扬雄的《方言》，是附在小学的训诂之中的。长期以来，历史方言的研究受到一定程度的冷落，这除了学术观念上的偏颇之外，更重要的原因是难度太大。第一，历史方言资料的难于搜求；第二，历史方言材料的难于勘实；第三，短期内知识结构的调整和学术准备的积累难于奏效[2]。
　　传统方言学的第一部专着是西汉末扬雄的《方言》，这部书的编成，也标志着汉语方言学的建立。但是我国在先秦就有了关于方言的研究，周代就有使者在每年农闲时乘着轻便的□轩车到处采集、收藏、保存方言民谣，不过这种调查记录是统治者政治上的需要。传世文献中也有一些方言差异的记载。
　　把汉语方言学史作为汉语言文字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来研究开始于20世纪。罗常培的《汉语方音研究小史》是汉语方言学史学科草创的标志。所以汉语方言学史的研究总体上还是很薄弱的。
　　何耿镛先生的《汉语方言研究小史》是最早的也是迄今为止的唯一一部汉语方言学史的通论性专着。王力先生在《序》中赞到：“其所搜集得的材料是很可宝贵的，我们可以由此窥见汉语方言发展的轮廓。”[3]方言应该有方言学史，但是应该把古代的历史方言学和现代的描写方言学分开来写。
　　就古代的历史方言学来说，也是要分期的，只有断代的方言研究好了，才能写好方言学的通史。但是分期的标准是什么呢，何九盈先生认为：“古人在汉语研究中所造成的阶段性的特点，是我们进行分期的主要依据”[4]。何先生据此把中国古代的语言学史分为六个时期：先秦时期、两汉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隋唐宋时期、元明时期和清代。同样，这个标准也适用于古代方言学史，但是古人在方言研究中所“造成的阶段性特点”是不完全等同于整个中国古代语言学史的，所以方言学史的分期与古代语言学史的分期也是不完全相同的。华学诚先生把古代方言学史分为四个时期“古代的方言研究按照它本身所形成的阶段性特点可以分为周秦汉晋、南北朝至唐宋、元明、清至民初等四个时期。”[5]
　　方言学史的研究本来就是一个薄弱点，而六朝唐宋这一阶段的方言学史的研究则是薄弱中的薄弱，因为这一阶段，没有像《方言》这样的方言学专着产生，也没有《说文》、《释名》这样较集中论及方言的着作。但是要全面研究历史方言学，这一阶段的方言研究状况又是不能不谈的，这一阶段的方言研究是整个汉语方言学史一个承上启下的重要环节。但这一阶段的方言研究的材料是零散在各种文献中的。
　　对宋代的方言区划，历史文献并没有直接的记载，也没有像扬雄《方言》、晋郭璞《方言注》和《尔雅注》那样的资料集中的着作，可以借以分析、判断。但是仍然可以通过下列三个方面来拟测当时的方言区划：一是唐宋时代的移民资料；二是宋人笔记中有关方言类别的零散记载；三是对比北宋时的行政区划和现代方言的区划，寻求相重合的部分。
　　从宋人笔记中关于方言的记载可以看出，当时人对方言类别的一些见解。他们的见解间接反映方言区划的事实。例如：
　　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六：四方之音有讹者，则一韵尽讹。如闽人讹“高”字，则谓“高”为“歌”，谓“劳”为“罗”；秦人讹“青”字，则谓“青”为“萋”，谓“经”为“稽”；蜀人讹“登”字，则一韵皆合口；吴人讹“鱼”字，则一韵皆开口，他放此。中原惟洛阳得天地之中，语音最正，然谓“弦”为“玄”、谓“玄”为“弦”，谓“犬”为“遣”、谓“遣”为“犬”之类，亦自不少。[6]
　　赵彦卫《云麓漫钞》卷十四：且四方之音不同，国、墨、北、惑字，北人呼作谷、木、卜、斛，南方则小转为唇音。北人近于俗，南人近于雅。[7]
　　从这些零散的材料中至少可以看出两点：
　　第一，北方方言作为内部较一致的方言大区已经形成。北方话作为一个整体方言的概念是到宋代才在史籍上出现的。从先秦经典到汉扬雄《方言》、晋郭璞《方言注》，在述及方言的地域时都不是把北方话当作一个单位来看的，而只是把北方话分成好些块，分别加以讨论的。这说明北方内部分歧很大，一般人还没有形成“北方话”这个概念。到北宋沈括才首次提出“北人音”这个概念，也就是说开始意识到“北人音”可以作为一个单位提出来讨论。隋陆法言《切韵·序》虽然已经提到“南北是非，古今通塞”。但是其中的“南北”恐是泛言，并非确指北方话、南方话。
　　北方汉语在两汉时代可以说还是分歧异出的。这从《方言》所列举的众多地域中也可以看出。但是北方经汉末丧乱、三国纷争、五胡十六国混战，人口流动的规模和数量都很大。这种历史背景促使了北方汉语的混化，后来经过隋唐宋三代的长期稳定发展，北方汉语进一步互相融合，内部一致性大为增强了。“北方话”作为一个方言大区也就是在唐宋时代才逐渐明确起来的。北方话在汉语中的基础方言的地位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正式确立的。在唐宋和唐宋之后出现了许多当时以北方口语为基础的文学作品，如诗词、小说、话本等。
　　第二，宋代的南方至少有吴、荆楚（湘）和闽三种方言存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从唐宋时代开始才出现关于闽人方言的记载。“福佬”（闽人）这个民系的概念也是在唐代开始出现的。闽语字音有文读和白读的区别。唐宋时盛行科举制度，为了适应考试的需要，读书人就从北方话中借来文读音。文读音的流布是闽语趋向一致的向心力。
　　研究古代方言可以根据记录历代方言的文献资料直接研究，也可以从现代方言来推论古代方言，或者把这两者结合起来。此外，移民史等非语言因素也可以作为研究古代方言，特别是历史方言地理的重要参考。
　　在记录古代方言的各类资料中，以古代的方言学专着最为直接，最为详尽。清末以前的方言学专着可以分为三小类。一类是用汉字记录的材料，如扬雄《方言》，晋郭璞《方言注》，明李实《蜀语》等。第二类是外国学者的汉语方言学着作。第三类是用拼音文字记录的材料，主要是西洋传教士的着作。考察六朝唐宋的文献资料，方言研究的材料还是比较多的，但是零散在各种文献中。六朝唐宋时期方言研究的材料主要零散在下面几类文献里。
　　1.文学史料 这一时期产生了大量文学作品，六朝时的诗文，虽受“永明体”的影响，在用韵上要求苛刻，但一些诗文中仍有方音现象的存在，唐宋诗文中也存在大量的方音现象，对这些诗文用韵中反映的方音特点的深入整理与分析也是很必要的。宋代是“话本”或白话小说等通俗文学流行的时代，这种文体所用的语言，是以北方话为基础的，非常接近口语，里面蕴藏着丰富的方言材料，有待于全面地加以搜集、整理和研究。同时文学作品尤其是反映口语的文学作品中存在的方言词语与语法现象，也需要深入系统地进行整理与研究。
　　2.语言文字学着作 主要有《切韵》一系韵书，包括《切韵》残卷，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广韵》以及《集韵》，顾野王的《玉篇》，陆德明的《经典释文》，慧琳的《一切经音义》，玄应的《一切经音义》。
　　3.古代注疏 主要有刘孝标为《世说新语》作的注，李善的《文选注》，陆德明的《经典释文》，孔颖达的《五经正义》，贾公彦的《周礼注疏》、《仪礼注疏》，徐彦的《春秋公羊传注疏》，杨士勋的《春秋谷梁传注疏》，邢昺的《尔雅注疏》、《论语注疏》，颜师古的《汉书注》等。
　　4.类书 主要有《太平御览》、《北堂书抄》、《艺文类聚》、《初学记》等。
　　5.笔记杂谈 如颜之推的《颜氏家训》，刘义庆的《世说新语》，王应麟《困学纪闻》、陶宗仪《辍耕录》，陆游的《老学庵笔记》，洪迈的《容斋随笔》，沈括的《梦溪笔谈》等。
　　6.史书 有些记录六朝唐宋汉语方言的材料散见诸于史书中，如《南史》、《北史》、《宋书》、《新唐书》、《旧唐书》、《宋史》等。史书中的方言材料往往是零星的、间接的、笼统的，而且对史书中材料的年代需要经过判断、分析，才能成为有用的材料。
　　7.隋唐时的外国借字和汉藏对音材料 我国在历史上对朝鲜、日本、越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包括这些国家的语言中借用了大量的汉语词语，甚至采用了汉字作为他们的书写符号。借用汉字的时候，不但借用字形，而且翻译了当时的汉语语音。这些译音大体上能反映当时汉语语音的特点。日译汉字大致分为两个时期：公元五六世纪江浙一带的吴语，称为“吴音”；公元七八世纪的西北方音，称为“汉音”。越南、朝鲜大量输入汉字也是在隋唐。所以这些借字反映的大致是中古时期的语言事实，可以作为考订中古方音的重要参考材料。
　　8.清代的一些重要的辑佚着作 主要有《小学钩沈》、《邃雅斋丛书》、《汉学堂丛书》、《玉函山房辑佚书》、《小方壶斋丛书》、《小学钩沈续编》等。
　　从这些资料中整理出有关方言研究的材料及研究性文字，并对其进行深入的分析与评价，是方言学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工作。华学诚先生在其《汉语方言学史及其研究论略》一文中指出：“这类材料尽管不是很多，但是它们反映了这个时期学者们的学术思考，仍然是非常宝贵的，方言学史理应对之作出评说。”[8]
　　六朝唐宋的汉语方言研究应包括两方面的研究：其一是当时学者对汉语方言的研究；其二是后人对六朝唐宋汉语方言的研究及已有研究的评价。
　　当时学者的汉语方言研究诸如陆法言《切韵·序》、颜之推的《颜氏家训·音辞篇》、陆德明的《经典释文》等，颜之推谈到南北方音时说：“南方水土和柔，其音清举而切诣，失在浮浅，其辞多鄙俗。北方山川深厚，其音沈浊而鈋钝，得其质直，其辞多古语。”[9]指出了当时南北方音是很不相同的。与《切韵》序所谓“吴楚则时伤轻浅，燕赵则多伤重浊”[10]，以及陆德明所谓：“方言差别，固自不同，河北江南，最为钜异，或失在浮清，或滞于沈浊，今之去取，冀祛兹弊”[11]。意思是一致的，是说南北的方言差异很大。由于南北朝时期反映方言的韵书，诸如《切韵·序》里提到的阳休之《韵略》、周思言《音韵》、杜台卿《韵略》等“各有土风”的韵图不幸早已亡佚，所以我们要进行这一阶段方言研究只能从共时平面的方言描写材料如史书、字书、笔记杂谈、文学作品等进行穷尽式的爬梳。但这些材料很零散，不易识别，需要进行大量的整理与分析工作方能使用。
　　就整个中国古代语言学史来说，六朝是中国语言学发展的一个关键时期，因为从这时候开始，出现了一门新的学科——汉语音韵学。这一阶段语言的研究重点是在音韵上，“魏晋南北朝是汉语语音研究的开始阶段，是词义研究进一步发展的阶段；隋唐宋是汉语语音研究趋向固定、统一的阶段，在文字学、语义学方面没有取得什么像样的成就”[12]。
　　20世纪以来，不少学者对六朝唐宋时期汉语方言进行过研究，这些研究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从汉语方言史研究的角度出发，以这一时期文学史料为研究对象，爬梳能反映当时方言的语音、词汇及语法的文献资料，进而为汉语方言研究提供重要资料；另一类则侧重于汉语方言学史的研究，对南北朝语言学家所做相关研究的评价。本文就这两个方面已有的研究做一简单述评，以期能给研究这一阶段方言史、方言学史的学者提供一点线索。
　　已有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借助诗文用韵材料，展示这一时期汉语方言的若干语音特点
　　今人对诗文用韵材料的研究大多侧重于共同语音系的探讨，如周祖谟先生《齐梁陈隋时期诗文韵部研究》、刘冬冰的《从梁诗用韵看其与〈广韵〉音系的关系》等。但也有学者在探讨共同语音系的同时又谈到了方音特点，早在20世纪30年代王力先生就注意到了这一点，他的文章《南北朝诗人用韵考》就论及南北朝方言现象，周祖谟先生在《魏晋宋时期诗文韵部的演变》、《齐梁陈隋时期诗文韵部研究》两文中提到过一些用韵中存在的方音问题：“陆机、陆云诗文的押韵在各部里比同时代一般的人都宽泛，但是这一部模鱼虞三类分用很严格，这绝不是一件偶然的事，这就是一个方音的问题，应当另做讨论”[13]。“魏晋宋这一个时期作家很多，诗文押韵的情况也很复杂，要确定韵类的分合，只能从普遍性着眼，有些特殊的现象，其中也许有方音的问题，当另做讨论”[14]。“在齐梁时期有的作家以质部字与脂部去声字‘辔位器懿寐匮焠瘁’等相押，如齐王融、王思远、梁江淹、萧衍、徐勉、王筠等人，都有这种情况，据此推测，当时有些方言脂部可能还有某种韵味存在。”[15]周祖谟先生指出了六朝韵文用韵中存在方音入韵的现象，但有待于对其进行系统深入的探讨。研究这一时期作家的诗文用韵的文章比较多，其他比如鲍明炜、程朝晖、杜爱英、冯志白、张令吾等人的文章都是通过对某一作家诗文用韵的研究，展示某方言的特点。
　　（二）探讨这一时期重要语言学家的语言学着作
　　古往今来，特别在20世纪，许多学人都关注过这一时期的语言学着作，有不少学者做出了一些有价值的成果。如蒋希文的《〈经典释文〉音切的性质》，文章认为从文献资料看，《经典释文》的音切不可能代表长安音，长安音也不是当时的普通话，认为其音切是南音而不是北音[16]。这些基础性的研究都对当时方言研究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文章只是肯定其方音性质，对其方音特点并未深入，这也有待进一步的研究。更值得关注的是鲁国尧先生的《“颜之推谜题”及其半解》[17-18]一文，文章运用二重证据法，以传世文献与现代方言相互发明，据通泰方言、吴方言和赣方言，通过考证大量的历史文献，作出了可靠的推断：“南”指江淮地区以金陵话为标准的南方通语，“北”指黄河流域以洛阳话为标准的北方通语，“吴越”指吴方言。4世纪以前，淮河以南历来是吴语区，从永嘉之乱开始，北方战乱，多次发生南迁的移民狂潮，黄河流域的汉语北方方言大举“入侵”吴方言区，迫使吴方言全线退却，北方话鸠占鹊巢，盘踞于吴方言的区域，成了胜利的语言，但吴方言不可能一下子彻底退出江淮，二者长期接触交流，最终形成南方通语。文章首次揭明并考证“颜之推谜题”的可靠性、确定性及内涵。同时还指出研究汉语史的最佳方法之一是“历史文献考证法”与“历史比较法”的结合，汉语方言大都是汉语历史发展的产物，由于语言发展的不平衡性，古代汉语的许多现象不可避免地分别保留在不同层次的汉语方言中。所以共时差异与历时顺序相当，可以通过方言的差异，来验证汉语发展中的重要轨迹，科学地探明历史上汉语分合变异的现象，并为“重建”古代汉语的面貌提供可靠的依据。汉语史的研究主要依靠不同历史时期的文献，但文献都是反映书面语言的，汉字不是拼音文字，就很难准确地表现出汉语历史发展的情况来。一旦有了大量的汉语方言活资料，汉语史的研究工作自然就会大为改观了。可以把二者结合起来加以互证，这也就是鲁国尧先生提出的新的二重证据法。无论是认识论还是方法论，鲁国尧先生的文章对汉语方言史的研究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
　　对语言学家的汉语方言研究的评价，一方面可以看到当时语言学家的方言观，另一方面又可从方法论的层面深入当时的方言研究，是汉语方言学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当时语言学家的着作中也有时音的记载与研究，将他们有关当时方言研究的资料汇集，并给予一定的评价也是方言学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学者也在论文及其相关论着中有过相关研究，如李恕豪的《论颜之推的方言研究》，文章认为，南北朝后期，着名学者颜之推除了在宏观上和理论上进行阐述外，还具体描述了南北方音的某些差异：“此论南人语音，声多不切”，“南人读钱为涎，读贱为羡，是不分从邪也”，“北人以庶为戍，以如为儒，以紫为姊，以洽为狎”[19]等等。注重目验实物以外，还广泛注意到当时民间话的语言，对当时的方言俗语进行一番认真的搜集和整理工作，作者认为他这种偏重于方言词语考古的研究方法不失为方言研究的一条路子。在研究方向上，作者认为颜之推更多地把注意力转向对方音的研究，注意到方言与共同语相互影响的各个方面等问题。这些研究都对方言学史研究有重要参考价值。顾野王和陆德明都是吴郡人。《玉篇》中的反切“为考索六朝吴音之重要材料”，可以和“陆德明之音互相参证，以说明梁陈两代吴语之实际情况”[20]。玄应是唐初长安的和尚，他的反切也能反映唐初首都长安的语音系统。通过对这些有影响的语言学家的作品所反映的语音系统的研究，也可以管窥当时某方言的音系特点。
　　（三）断代方音的研究
　　今天的方言面貌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在六朝唐宋时这些方言是什么样子的，有些什么特点，这也引起了不少学者的关注。例如罗常培在20纪30年代就写了《唐五代西北方音》，近年刘晓南的《从宋代福建诗人用韵看历史上吴语对闽语的影响》、《南宋崇安二刘诗文用韵与闽北方言》、《宋代文士用韵与宋代通语及方言》、《中古以来的南北方言试说》等一系列文章，虽然也是从诗文用韵出发研究方音，但是作者对宋代的闽音给予了较多的关注，刘晓南的《宋代闽音考》[21]是一部断代方音史的专着，也是第一部全面考察宋代闽方音的分区及其重要韵系特征的专着。《宋代闽音考》对宋代福建文士421家16185首诗文共19900余韵段，进行了科学的分类排比，整理出宋代福建地区的共同语韵系和重要的闽音特征。刘晓南先生能把福建文士的特殊用韵现象放在更广阔的语言关系史、人口迁移史领域来考察，研究探讨其形成原因和过程，探讨了历史上的闽语次方言分区状况以及闽语与吴、赣方言的关系两大问题，多所创获。其他的还有田范芬的《宋代湖南方言初探》、储泰松的《唐代的秦音与吴音》等文章。
　　（四）利用文献考证法与现今方言相结合，展示当时的汉语方言词汇
　　采用这类材料，大多关注于南北朝重要的着作，诸如《世说新语》、《颜氏家训》等，多从共同语论说，着力于南北朝共同语的词语考释、语法特点的分析。如许威汉的《从〈世说新语〉看中古语言现象》、王小莘的《〈颜氏家训〉中反映魏晋南北朝时代特点的语词的研究》等。同时也有为数不多的有关南北朝方言词的论文，如王建设的《〈世说新语〉语词小札》[22]，将《世说新语》中的语词与现代泉州话相联系，认为《世说新语》中诸如“阿瓜、何物、将时、挺动”等不少词语仍保留在现今的泉州话中。这些文章对于南北朝方言词汇研究提供了可贵的资料，但作者没有就此对这些方言词语进行深入的研究，更没有进一步展示南北朝方言词语的某些特色。
　　（五）某一具体方言的历史研究
　　近年来，一些学者开始倾力于现代某些方言的历史研究，如李新魁先生《广东闽方言形成的历史过程》、张卫东的《试论近代南方官话的形成及其地位》、张光宇的《吴闽方言关系试论》、《论闽方言的形成》、周静芳的《赣方言的形成与发展初论》、张树铮的《山东方言简史》等。这些文章在探讨该方言历史的同时也略论及这一时期该方言的某些特点。如张树铮先生的《山东方言简史·魏晋南北朝时期篇》[23-24]，提到南朝人顾野王在《玉篇》中对山东一些方言词语的记录。文章还提出山东方言研究的不足，认为南北朝时期山东地区出现了不少语言文字学家，着述也比较多，现有存世文献如文学作品、文艺理论着作、政论文和科学着作也不少，但对于这些山东人士的着作中包含有多少方言的成分，又有多少反映了山东地区方言，目前还缺乏研究。这一类方言研究史的论着都是比较粗略的，这也有待今后的继续研究。
　　六朝唐宋时期的方言学史的研究虽然有越来越多的人在关注，但是这一领域的空白还是比较多的，有很大的研究领域。要深入研究六朝唐宋方言学史，需要对各种记录这一时期方言的文献进行系统的梳理。
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银川46～49H1语言文字学柳玉宏20072007
六朝唐宋/方言/方音/方言学史
汉语自古就有方言的差别，但汉语方言学史的研究总体上还是很薄弱的，纵观中国方言史的研究，大多倾力于上古或近代，六朝唐宋方言研究则显得尤为薄弱。考察六朝唐宋的文献资料，方言研究的材料还是比较多的，但是零散在各种文献中。20世纪以来六朝唐宋方言研究主要有：借助诗文用韵材料展示方音特点；探讨这一时期重要语言学家的语言学着作；断代方音研究；利用文献考证法与现今方言相结合，展示当时的汉语方言词汇；某一具体方言的历史的研究。要深入研究六朝唐宋方言，对各种记录这一时期方言的文献要进行系统的梳理。
作者：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银川46～49H1语言文字学柳玉宏20072007
六朝唐宋/方言/方音/方言学史

网载 2013-09-10 20:5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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