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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已经进入一个知识经济和全球化的时代。新的科技竞争和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也使教育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道德教育在整个教育体系中的地位日益凸显，它不仅决定着素质教育的性质及其发展方向，而且也决定着知识经济时代所需要的创新精神和伦理品质，决定着一代新人的培育和造就。新的时代，道德不仅是一种崇高的目的性价值，而且已成为一种无形资产或资本。通过道德教育提升组织行为，培养团队精神，铸造个人的合作品质和工作素质，对组织和个人的成功也许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而这种伦理教育既立根于知识经济时代和人类道德实践发展的内在要求，也需要对历史上的伦理教育思想和实践作出科学的总结和批判地继承。儒家是一个十分注重伦理教育的学派，其伦理教育思想在中国乃至整个东亚地区都具有十分深远而深刻的影响。弘扬儒家注重伦理教育的思想，对于发展和充实新时代的伦理教育，无疑具有重大的意义和价值。
　　一、儒家关于伦理教育地位和作用的认识视角
　　儒家是十分注重伦理教育并以伦理教育为教育之根本内容和最终目的的学派。儒家对伦理教育地位和作用的认识，就其大者而言，主要通过以下三个方面表现出来：
　　第一，伦理教育是使人（自然的人）成为真正的名副其实的人（社会的人）的必由之路。儒家主张明人禽之辨，把教育看作是人区别于动物的一个重要方面，认为伦理教育是学习做人和培养人的德性的教育，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需要，“不学礼，无以立”，只有强化道德教育，才能使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人和健全人。孟子说：“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孟子·滕文公上》）孟子这里所说的教，即是指的伦理教育。宋明时期的儒家也十分强调伦理教育的极端重要性，认为伦理教育能够变化和改造人的气质，使人去掉“气质之偏”，恢复“天命之性”，成为一个堂堂正正的人。朱熹说：“古者圣王，设为学校，以教天下之人，使自王世子、王子、公侯、卿大夫、元士之适子，以至庶人，皆以八岁而入小学，十有五而入大学。必皆有以去其气质之偏，物欲之蔽，以复其性，以尽其伦而后已焉。”（《朱子文集·经筵讲义》）在朱熹看来，要想使人成为一个真正的人，就必需借助和通过道德教育。
　　第二，伦理教育事关社会的安定与治理，是社会实现有序运行的重要条件。在儒家看来，伦理教育不仅事关人之所以为人的内在需要，而且事关治国安民、经邦济世的大局，事关社会的长治久安和敦风化俗。政治需要道德的教化，为政以德才能治理好天下国家。“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民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孟子比较了善政与善教的关系，肯定地指出：“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孟子·尽心上》）汉儒董仲舒把道德教育视作人君或国家统治者的首要任务，他在《举贤良对策》中说道：“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太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义，节民以礼，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在董仲舒看来，道德教化是治国安民的主要手段，它既可以协调统治阶级内部的上下左右关系，使其“敬顺以礼”；也可以化解百姓之间的矛盾，使其“力其孝弟”，“教化之功”可谓大矣（《春秋繁露·为人者天》）。清代推崇儒家学说的康熙皇帝在《学校论》一文中指出：“治天下者，莫亟于正人心，厚风俗，其道在尚教化以先之……教化者为治之本，学校者教化之源。”教化即道德教化。康熙认为，只有道德教化，才能够“务其本而不求其末”，“尚其实而不务其华”，才能够移风易俗，匡正人心，使天下达到大治。汉儒贾谊在总结秦亡汉兴的经验教训中比较了刑法与德教在治理天下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他说：“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气乐；驱之以法令者，法令极而民风哀。哀乐之感，祸福之应也。”（《治安策》）为此，贾谊把秦代灭亡的原因追溯到商鞅对德教的废弃。鉴于秦二世而亡的教训，贾谊在汉初十分强调道德教化的作用，提出“教者，政之本也；道者，教之本也。有道，然后有教也；有教，然后政治也；政治，然后民劝之；民劝之，然后国丰富也”（《大政下》）。道德教育对国家的安定和风俗的整顿，都有着非同一般的作用。“故士民率之以道，然后士民道也；率之以义，然后士民义也；率之以忠，然后士民忠也；率之以信，然后士民信也”（《大政上》）。贾谊还强调，道德教化是一个上行下效的过程，不能把民的不善归罪于民。一般地说，“君能为善，而吏必能为善矣；吏能为善，则民必能为善矣”（《大政下》）。
　　第三，德教重于并高于文教，德育为智育之目的和方向。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认识到教育包含了德育、智育和体育等方面的内容，主张培养仁智合一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但在德育与智育的关系问题上却十分强调德育的地位和作用，认为：“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德育为智育的根本和统帅，智育为德育的依托和表现，要求以德统才，以德御才。宋代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指出：“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为谓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最理想的人才应该是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其次是德胜才的君子，如果不能得到德才兼备的圣人和德高于才的君子，只能在才德兼亡的愚人和才高于德的小人中进行选择，儒家总体上的趋向是“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为什么这么说呢？司马光指出，“君子挟才以为善，小人挟才以为恶。挟才以为善者，善无不至矣；挟才以为恶者，恶亦无不至矣。愚者虽欲为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胜，譬如乳狗搏人，人得而制之。小人智足以遂其奸，勇足以决其暴，是虎而翼者也，其为害岂不多哉！”这就清楚地说明没有德性作基础和指导的才能只会给人类造成更大的危害，因此，儒家主张把德育放在第一位，提出“德教为先”的理论。孔子说：“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这即是把伦理道德放在学习文化知识之上。
　　总之，儒家十分强调德育的地位与作用，把道德教育视为人之所以为人的第一需要，视为治理天下、移风易俗的根本，视为教育的根本宗旨和目的，从人的成长与完善、社会的安定与和谐以及人类文明的化育与推进诸方面肯定了道德教育的无上价值。
　　二、儒家关于伦理教育内容的思想
　　儒家关于伦理教育内容的认识，所涉甚广，包含着极为丰富的内容，几乎涵盖伦理道德的方方面面。我们认为，最能反映儒家伦理教育内容思想实质的当以孔子的“行忠信”、孟子的“明人伦”和荀子的“隆礼贵义”为代表。
　　第一，孔子的“行忠信”。“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文”，指的是以诗、书、礼、乐为内容的文化知识教育，而“行、忠、信”则主要是一个道德教育的问题。行，主要指培养一种道德实践的能力，能够把学到的道德知识见之于自己的道德行为，在实践中加深对道德知识的理解与把握。在道德教育的问题上，孔子强调道德践履、身体力行的重要性。他要求学生“敏于事而慎于言”（《论语·学而》）。孔子的学生子夏说：“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论语·学而》）道德知识一定要体现在道德行为上，而如果有相当优秀的行为表现，虽然没有正式或严格的学习经历，也不能否认他有学问。忠、信是道德教育的中心环节和内容。忠，上中下心，是中和心的组成，指人心应中正平直，无所偏私。忠的根本要求是真心实意、尽心竭力地积极为人、为事。信，左人右言，系人与言的组成，意指人在与人相处的时候不失言，说话算数。孔子主张以忠信立教，以培育学生的人品和健康的道德心灵为教育的宗旨。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ｎí＠①，小车无ｙｕè＠②，其何以行之哉？”（《论语·为政》）做人如果不讲信誉，那他还有什么可以肯定的呢？他还能在这个世界生活吗？又说：“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论语·子罕》）“主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论语·卫灵公》）忠信之教，就其实质而言，即是仁道之教。
　　第二，孟子的“明人伦”。孟子发展了孔子的思想，对伦理教育问题非常重视，并提出了以“明人伦”为宗旨的伦理教育论。他说：“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孟子·梁惠王上》）庠序，古代乡学，原指地方设立的学校。孟子解释说：“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孟子·滕文公上》）兴办各类学校，对学生实施教育的目的在于“明人伦”，即使人懂得人与人的关系和做人必须遵循的道理，以成为一个名副其实意义上的人。在孟子看来，人伦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内在规定性，它包括五种最基本的伦常关系，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在五伦关系中，父子、君臣二伦最重要，“内则父子，外则君臣，人之大伦也”（《孟子·公孙丑下》）。在父子、君臣二伦中，做儿子的孝敬父亲，做臣子的忠顺君主，尤其重要，否则就谈不上做人了。正是从这一角度，孟子批判了杨朱和墨翟的思想，指出：“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孟子·滕文公下》）不讲爱父事君，就是违反了最基本的人伦，这样的人同动物就没有什么区别。孟子提倡的仁义，同爱父事君密切相关。仁的基本要求就是“亲亲”，即儿女孝敬父母，“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主要是一种君臣之间的合道义关系，包含着君惠臣忠等内容，要求“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孟子认为，爱亲是爱人的起点，爱人是从爱亲扩展出来的。君子对于万物，爱惜它，却不对它讲仁德；对于百姓，用仁德对待他，却不亲爱他。君子亲爱亲人，进而仁爱百姓；仁爱百姓，进而爱惜万物。此即“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教育就是要培养人的人伦观念，使人“察于人伦，由仁义行”，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
　　第三，荀子的“隆礼重义”。在荀子看来，人类群体是靠礼义来维系其生存和发展的，礼义是使人成为人的本质规定性，人“不可少顷舍礼义之谓也”（《荀子·王制》）；“在天者莫明于日月，在地者莫明于水火，在物者莫明于珠玉，在人者莫明于礼义”（《荀子·天论》）。礼义是一种“养人之欲，给人以求”的道德原则和规范，也是人们所应具备的道德品质。“礼也者，贵者敬焉，老者孝焉，长者弟焉，幼者慈焉，贱者惠焉”（《荀子·大略》）。这是以“礼”为全德之名，诸德之纲，认为礼不仅包含其他德目，而且统率其他德目。“夫义者，内节于人而外节于万物者也，上安于主而下调于民者也。内外上下节者，义之情也。”（《荀子·强国》）这是说，人和万物以及君臣上下的关系都十分得当，或者说使人的行为各有其节度，不超过自己的分位，即是义。礼义是社会的道德秩序和人的道德品质的合一，讲求礼义既有助于维护等级制度的社会规范和人类社会生活的完整性，也有助于实现人的本质及其价值。是故“隆礼贵义者，其国治；简礼贱义者，其国乱”（《荀子·议兵》）；“礼及身而行修，义及国而政明”（《荀子·致士》）。故礼义不仅是道德教育的重要内容，而且也是道德教育所要达到的目的，“故学至乎礼而止矣”（《荀子·劝学》）。
　　此外，《周礼》还主张以三德、三行教育“国子”和人民。所谓三德是指“至德”、“敏德”、“孝德”，“一曰至德以为道本，二曰敏德以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恶”。所谓三行是指“孝行”、“友行”和“顺行”。“一曰孝行以亲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贤良，三曰顺行以事师长”（《周礼·师氏》）。三德三行的伦理教育观强调道德意识与道德行为的合一，是儒家知行合一思想在伦理教育内容上的深刻表现。
　　儒家所提出的伦理教育内容学说同其伦理教育目的的理论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或者说伦理教育目的的理论是其伦理教育内容学说的有机组成部分。儒家主张从社会的道德原则规范和个人的道德品质两个方面加强伦理教育，使伦理教育真正有助于个人的完善和社会的进步，实现《大学》中所提出的“明明德”、“新民”和“止于至善”的伦理目的。“明明德”即是发挥人自身光明的德性，在自我道德教育和道德修养上下工夫，使自己的内在道德心灵日趋丰富和完善。“新民”即是指不仅要完善自己，实现内圣或自我完善，而且要在帮助和完善他人上下工夫，使他人也能得到完善。“止于至善”是内圣与外王的统一，亦即使“明明德”和“新民”二者臻于完美境地，这是伦理教育的最高目标，也是儒家伦理教育内容所要达到的最高境界。
　　三、儒家关于伦理教育方法的理论
　　在伦理教育的方法问题上，儒家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观点，并建构起了颇具特色的伦理教育方法论体系。总体上考察儒家的伦理教育方法论体系，我们发现它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各种具体的方法既互相渗透互相融合又互相支持互相促进。
　　第一，因材施教。因材施教是儒家伦理教育一种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方法。进行伦理教育首先要求弄清教育的对象或客体，进行有针对性的教育。孔子认为，“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论语·雍也》），因此，必须仔细地观察道德教育的对象，“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论语·为政》），以提高道德教育的针对性。孔子本人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时非常注重因材施教。子路问：“闻斯行诸？”孔子回答说：有父兄在，你怎么能够听到就去做呢？冉求问：“闻斯行诸？”孔子回答说：你听到了就去做吧！公西华困惑不解，便问孔子：为什么他们两个人提同样问题，而夫子你却给以不同的回答？孔子说：“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论语·先进》）意即冉求为人退缩，所以我鼓励他进取；子路为人过人，所以我抑制他一下。根据不同的教育对象，采取不同的教育方式，这就是孔子的因材施教。
　　第二，教养结合。儒家既强调社会的道德教育，又强调自我的道德教育和修养，主张教养结合，使社会的道德教育内化为个人的道德修养，以巩固道德教育的成果。荀子认为，礼义教化与修身自强是辩证统一的，二者互相联系互相促进，礼义教化必以修身养性为基础，修身养性也需以礼义教化为动力。他说：“夫人虽有性质美而心辨知，必将求贤师而事之，择良友而友之。得贤师而事之，则所闻者尧舜禹汤之道也；得良友而友之，则所见者忠信敬让之行也，身日进于仁义而不自知也者，靡使然也。”（《荀子·性恶》）良师益友对于自己的道德修养具有潜移默化的作用，“故君子隆师而亲友”，通过道德教育和虚心向他人学习来加强自己的道德修养，“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荀子·劝学》）。君子只有不断地接受社会的道德教育和不断地学习，并在此基础上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才能成为真正有道德的人。
　　第三，慎言敏行。在伦理教育中，儒家特别强调知行合一，主张慎言敏行、言行一致。为了防止言行不一或言行脱节的现象，孔子提出了“敏于事而慎于言”的思想，要求学生们行动敏捷而说话谨慎。他说：“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论语·宪问》）又说：“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论语·里仁》）“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论语·子路》）孔子教育学生特别注意言行一致，强调少说多做，敏事躬行，“言必信，行必果”，并认为对一个人的观察必须看他的行为，“听其言而观其行”（《论语·公冶长》），将行为作为判断善恶是非的标准。此后的儒家学者继承了孔子的思想，在道德教育中也十分强调知行合一，注重在事上磨练。
　　第四，寓情于理。儒家认为，培养学生的道德品质，首先要晓之以理，使学生形成道德伦理的概念和信念，形成理性化的道德意识，这是道德教育的起点和重要内容。孔子要求学生“知德”、“知仁”、 “知礼”，并说“不学礼，无以立”。荀子作《劝学》，提出“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并认为要使学生有道德，必先让他们对道德规范有所认识。同时，儒家也特别强调启动学生的道德情感，在道德教育中动之以情。儒家认为，任何道德品质都包含道德认识和道德情感两种因素，只有道德认识而没有道德情感，或只有道德情感而没有道德认识，都不能构成某种真正的道德品质。孔子纳仁于礼，主张仁礼结合，一方面用仁来充实礼，“礼云礼云，玉帛乎云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论语·阳货》）认为礼以仁为内容，只有做到仁，才能真正遵守礼乐制度。因此，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另一方面又用礼来规定仁，提出“克己复礼为仁”，强调“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孔子的仁礼结合，表现了道德规范与道德情感的统一。
　　此外，儒家还提出了“身教重于言教”、“学思结合”以及“家教、校教与社教相结合”等方法，重视道德教育的针对性、层次性、连续性和实践性，认为道德教育应由内而外，由个人而群体，由具体而抽象，由浅而深，并以胎教为起点，以启蒙德教为基础，以家庭道德教育为依托，以学校道德教育和社会道德教育为重点和主体，注重养成教育和终身教育，强调营造良善的道德教育环境和道德教育氛围，并为此设计了一整套具体实现的路径和方略，使道德教育深入人心，变成了培养人才、治理社会、移风易俗的一种重要手段。
　　四、儒家伦理教育思想及实践的现代价值
　　总体上看，儒家伦理教育思想及实践是适应封建专制主义和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需要而产生并为其服务的，有它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和消极因素，需要我们给以批判。但立足商品经济高速发展、功利意识日趋泛滥、道德建设面临着严峻形势的新的世纪，科学而理性地审视儒家伦理教育思想及实践，仍不难发现其某些可取的因素。
　　首先，儒家对伦理教育的地位、作用及其重要性的认识值得我们重视。它提醒我们无论是从人之所以为人精神的弘扬、人才的培养上讲，抑或是从社会的治理整顿和造就和谐进步的社会秩序上讲，都需要也离不开道德教育，道德教育是推动社会道德进步、促进个人道德完善的重要精神力量。忽视道德教育，只会使人之为人的内在规定性受到减损，使人才的培养达不到应有的目标和水平，同时也会使社会的道德状况日趋恶化，最终给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造成严重危害。孔子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述而》）孔子的这一思想，同西方近代教育家赫尔巴特所讲的“教学如果没有进行道德教育，只是一种没有目的的手段”，同世界着名科学家爱因斯坦所说的“要是没有伦理教育，人类就不会得救”等思想，其实质是相通的，一致的。人类发展到今天，需要伦理教育如同人类之需要生活。知识经济时代呼唤人的素质的全面提高，蕴涵着对伦理教育的肯定与重视。没有先进合理的伦理教育，不仅人的创造精神难于形成，人的素质也不可能真正得到提高；没有伦理教育，一系列遵纪守法、公正平等和互助友爱的观念不仅难于形成，即便是形成了也难于得到真正的贯彻落实。要使社会实现有序和合理的发展，要使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要培养优秀的全面发展的人才，就一刻也不能没有伦理教育。科学地发掘儒家关于伦理教育地位、作用和功能的思想，也许有助于我们更清醒更全面地认识当代社会加强伦理教育的重要意义和价值。
　　其次，儒家对伦理教育内容的认识凸显了道德规范和道德品质的价值，含有将社会道德和个体道德结合起来的因素，值得我们继承并予以弘扬。道德教育的目的在传播和推广道德，而道德总是兼涵原则规范和德性品行两个方面的内容，因此，道德教育必须也应该在宣传社会的道德原则规范和个人应有的德性品行上下工夫，力争使社会的道德原则规范内化为个人的道德品质，使个人的道德品质外化为社会的道德原则规范。美国当代着名伦理学家弗兰克纳在自己的《伦理学》中指出，没有原则的品质是盲目的，没有品质的原则是软弱的。因此，不能把作为原则或规范的道德同作为德性或品格的道德对立起来。儒家在伦理教育问题上总是通过人伦来强化人品，通过人品来践履人伦。尽管今天的时代同传统儒家所处的时代相比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伦理教育应始终以社会的道德原则规范和个人的道德品质为内容的基本趋向是各个时代和社会所共有的，无论社会如何发展变化，伦理教育总是应当在宣传社会的道德原则规范和个人的道德品质上努力并依此为根本性的内容。
　　再次，儒家对伦理教育方法论的探讨涉及伦理教育的基本路径、措施和方法，值得我们给予特殊的关注。儒家伦理教育方法论体系从言行、情理、教养等多个方面运思，强调因材施教，并主张把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有机地结合起来，使伦理教育能够充分发挥自身的作用，达到预定的目标。教育方法是为教育内容和教育目的服务的，良好的教育方法常常能够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道德教育方法作为一种工具理性具有较多的普遍性和实用性，因而能够更多地为不同时代的人们所使用。儒家关于伦理教育方法论的思想与观点，只要我们运用得当，完全可以为当代的伦理教育服务。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车（繁体）加（倪去亻）
　　 ＠②原字车（繁体）加兀
《齐鲁学刊》曲阜91～97B8伦理学王泽应20012001儒家从人的成长与塑造、社会的安顿与治理方面凸显了伦理教育的地位、作用与价值，并从德教与文教的角度较好地论述了道德教育的重要性，提出了“行忠信”、“明人伦”、“隆礼贵义”等理论，主张从社会的道德原则规范和个人道德品质德性方面进行培育熏陶，通过“因材施教”、“教养结合”、“慎言敏行”、“寓情于理”等方法，以实现《大学》中所提出的“明明德”、“新民”和“止于至善”的目的。儒家关于伦理教育的理论，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是可以为当代社会的精神文明和伦理教育服务的。儒家/伦理教育/现代价值王泽应(1956-)，男，湖南祁东人，湖南师范大学伦理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湖南师范大学 伦理学研究所，湖南 长沙 410081 作者：《齐鲁学刊》曲阜91～97B8伦理学王泽应20012001儒家从人的成长与塑造、社会的安顿与治理方面凸显了伦理教育的地位、作用与价值，并从德教与文教的角度较好地论述了道德教育的重要性，提出了“行忠信”、“明人伦”、“隆礼贵义”等理论，主张从社会的道德原则规范和个人道德品质德性方面进行培育熏陶，通过“因材施教”、“教养结合”、“慎言敏行”、“寓情于理”等方法，以实现《大学》中所提出的“明明德”、“新民”和“止于至善”的目的。儒家关于伦理教育的理论，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是可以为当代社会的精神文明和伦理教育服务的。儒家/伦理教育/现代价值

网载 2013-09-10 20:5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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