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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1978年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以来，中国高等教育领域发生了重大而又深刻的变化，这已是不争的事实。然而，目前国际社科界关于中国高等教育对外开放政策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宏观的层面上，甚至当一些人讨论对外开放给中国大学带来的影响时，其注意力也主要集中于“人才外流”问题和尚未回国的人员，而没有关注那些已经回国的人员及其在中国大学形成的实际影响。开放政策对中国大学究竟有什么影响？我们应怎样分析和正确评价这些影响？作者曾于1992年在中国国内26所不同类型的大学进行过实地考察，收集到大量的第一手的资料，本文拟结合调查情况，对此进行一些探讨。
　　　　　　一、国际交流对科研、教学和管理的影响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高等教育界在50年代期间仅对苏联和东欧开放。1960年中苏关系破裂以后，特别是在1966年至1976年期间，中国社会基本对外封闭，这给中国大学的发展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因此在改革开放后，提高教师质量、改善师资结构成了当务之急。
　　从1978年起， 中国恢复向国外派遣留学人员。 开始主要选送的是40岁左右的中年骨干教师，派往日本、美国、加拿大、德国和英国等发达国家留学。出国时间一般在两年左右。这些人基本上都按时回国，并成为了所在学校的骨干教师和主要科研人员。1982年以后，大学得到世界银行和其他国际组织的资助，并开始选送年轻教师到国外攻读硕士或博士学位。这批人中的一部分在获得学位后回国，进入重点大学任教。直到1987年，留学人员，尤其是访问学者的回归率总体上较高。
　　表1列出了作者1992年在中国南方26 所大学访问时所收集到的出国与回国人员的统计数据。从中可以看出，不同类型、不同地区和不同层次学校的出国人员数量和回归率差别很大。一些学校，尤其是在广东省的一些学校，派出了较大数量的教师出国，而且这些学校留学人员的回归率也很高。例如广州外国语学院有71％的教师是留学回国人员。这些学校的文化环境受外国的影响肯定比那些教师出国率不足5％的省、 市属高校要大得多。国家教委直属的学校有44％的教师到国外学习或研究过至少6个月。国家其他部委直属院校留学人员占全体教师的18.75％，其回归学者的比例是10.43％。
　　如果我们只注视那10所重点大学，就会发现这些学校里80％的教师在国外留学过半年以上。留学人员回归率还受到他们原工作的地区和单位的很大影响。重点大学科研条件优良，工作环境较好，吸引了大批留学人员回国。同时，省、市所属高等院校出国留学人员较少，使得留学人员回国后在学校受到了高度重视，他们事业发展前景美好，所以留学人员也有较高的回归率。表1显示出地方高校留学人员回归率达72％，这个数据是令人鼓舞的。而沿海地区高校教师出国机会多，很多人被派送出国学习，因此也有较高的回归率。
　　出国留学人员为什么回来？一些受访的中年访问学者对我们说，他们从来没有想过不回国。他们对学校心存感激，认为国家花那么多钱把他们派出来很不容易，应该迅速回国，开展新的科研项目。他们一般年龄偏大，配偶与子女在国内。几位年轻的学者则说，他们与国内资深望重的教授有着紧密联系，这些教授能保证他们回国后有很好的发展机会，这是促使他们回国的一项重要原因。一些学者认为：他们在国外感受到了一些种族歧视，很难进入国外的主流社会，而在国内却能得到较高的社会地位，在国内有一个较好的发展前途。这项发现与我们在美国的一项调查报告结果相关。
　　表1　 26所学校出国与回国人员统计表（1991年）

学校　　　　　　　　学校教 出国人 出国人 回国人 回国人 出国人类别　 学校名　　　 师总人 员总人 员所占 员总人 员所占 员回归　　　　　　　　　　　数　　 数　 比例　　 数　 比例　　 率Ⅰ　华中理工大学　　2311　　810　 25％　 370　 16％　　 46％Ⅰ　中山大学　　　　1799　　800　 25％　 536　 30％　　 67％Ⅰ　南京大学　　　　2420　 1241　 51％　 NA　　 NA　　 NAⅠ　厦门大学　　　　1890　　529　 28％　 NA　　 NA　　 NAⅠ　成都科技大学　　1680　　297　 18％　 NA　　 NA　　 NAⅠ　广州外国语学院　 340　　300　 88％　 240　 17％　　 80％Ⅱ　武汉测绘科技大学 879　　160　 18％　 100　 11％　 63.5％Ⅱ　武汉工学院　　　 821　　 49　　6％　　31　　4％　　 63％Ⅱ　武汉钢铁学院　　 800　　 53　　7％　　28　3.5％　　 53％Ⅱ　华中农业大学　　 693　　189　 27％　 105　 15％　　 56％Ⅱ　湖南大学　　　　1218　　200　 16％　 120　 10％　　 60％Ⅱ　中山医科大学　　1500　　400　 26％　 200　 13％　　 50％Ⅱ　电子科技大学　　1025　　306　 30％　 149　 15％　　 49％Ⅱ　华西医科大学　　2266　　447　 20％　 273　 12％　　 61％Ⅲ　郑州大学　　　　1132　　 60　　5％　　41　3.6％　　 68％Ⅲ　河南大学　　　　1420　　 75　　5％　　25　1.8％　　 33％Ⅲ　湖南农学院　　　 961　　124　 13％　　42　4.4％　　 34％Ⅲ　湖南师范大学　　 552　　 40　　7％　　18　3.3％　　 45％Ⅲ　深圳大学　　　　 400　　 NA　　NA　　 NA　　 NA　　 NAⅣ　江汉大学　　　　 500　　 47　　9％　　30　　6％　　 64％Ⅳ　长沙大学　　　　 320　　 37　 12％　　20　　6％　　 54％Ⅳ　武汉广播电视大学 130　　 22　 17％　　17　 13％　　 77％Ⅳ　孝感师专　　　　 250　　　5　　2％　　 5　　2％　　100％Ⅳ　衡阳师专　　　　 238　　　6　　3％　　 6　　3％　　100％Ⅳ　零陵师专　　　　 178　　　2　　1％　　 1　　1％　　 50％Ⅳ　惠州师专　　　　 223　　　6　　3％　　 6　　3％　　100％

　　注：学校类型Ⅰ表示国家教委直属重点大学；学校类型Ⅱ表示其他国家部、委直属重点大学；
　　学校类型Ⅲ表示省属重点大学；学校类型Ⅳ表示市属大学。国际交流对中国大学究竟有什么影响？下面拟从4 个方面进行一些具体讨论。
　　　　1.对科研的影响
　　归国学者在建立新的研究领域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许多人在国外就开始从事科研，归国后继续原来在国外的研究，许多新的科研项目是由归国学者开展的。例如：华中理工大学的一些新专业大部分是在80年代早期由归国学者建立的。学校提供人力、物力和资金来发展这个专业，还聘请了一些外国专家做顾问。例如他们的激光研究院和煤燃烧研究室在十年之内，发展成为国家重点实验室，不断得到国家的资助。南京大学固体物理实验室、厦门大学物理和化学实验室、成都科技大学的力学实验室以及电子科技大学的微波中心都是具有广泛国际联系的国家级实验室。
　　归国学者可动员其他在国外的学者回国创建力量雄厚的科研基地。厦门大学一名42岁的博士后刚从美国回来，就得到一个15万元人民币的科研启动资金。厦门大学还为她组织了一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她通过这个科研流动站吸引了她在美国认识的三个博士后到厦门大学工作。另有一名国内的博士后、一名声望很高的博士生导师、三名博士、五名硕士和五名研究生也加入这个科研集体。她们一起建立了一个实力雄厚而活跃的科研群体。在1992年她们获得了一项60万元人民币的科研资助。她和另一位37岁的归国学者都被破格晋升为教授。
　　电子科技大学的数据显示出留学归国人员所起的重要作用。该校已有143名留学人员回国，占全校教师的15％， 他们在七五计划期间完成了135个（占全校总数的40％）科研项目，获得了学校所有奖励的30 ％。35位访问学者承担了130个科研项目，而11名学位获得者完成了46 个科研项目。在科研资金上，35名归国访问学者中有17人（占48％）得到了10万元以上的科研项目，而11名学位获得者有6 人得到了类似的科研资助。
　　相对而言，获得学位的学者在申请横向科研方面，比归国访问学者遇到的困难要多。那35位访问学者比学位获得者，更愿意也能够承担应用科学研究。我们采访的几位大学教授曾经在英国或美国等国家研究室工作过，在国外他们就直接参与了一些项目研究。他们回国后从大型国营企业争取到科研资金，还通过出售专利权获得了优厚的酬劳。相比之下，学位获得者更喜欢从事纯理论研究而非应用研究，这使得他们在横向科研项目竞争方面处于劣势。
　　　　2.对教学的影响
　　归国学者大多是所在单位的骨干教师。他们对学校课程改革产生了很大影响。他们结合在国外的学习和研究，开设了新的课程或新的实验。据统计，在46人中，有15人回国后开设了2门以上的新课程， 另有15人开设了1门新课程，只有2人还没有开设任何新课。在电子科技大学，78名归国学者为本科生和研究生开设了111门新课程。 使得很多先进的国际性的教学内容进入了课程。
　　归国学者还引进了新的教学方法和教材。华中理工大学一位教授在1979年出国研究生物力学这一新领域。校长对他许诺说，他回国后可以得到足够资金建立一个新系。校长说话算数。他回国后在学校支持下建立了一个新系。学校还让图书馆购置生物领域的期刊，支持这个系的教学和科研。同样，大多数归国学者对西方国家教学方法印象很深，尤其认为国外学术研讨小组的学习形式很好，写小论文、鼓励学生课堂讨论等能激发学生学习积极性。他们回国后在教学中经常有意或无意地运用这些方法。针对开新课缺乏教材的问题，他们就编写新教材。比如：华中农业大学在1978年有8个系和12个专业，到1991有12个系、20 个本科专业和7个研究生专业。据该校主管教学的校长介绍， 大多数新系和专业是由归国学者创建的。
　　　　3.对管理的影响
　　归国学者对大学管理的影响虽然不象对教学、科研那样明显，但却有迅速上升的趋势。在我们调查的8所大学的46名归国学者中，有19 人成为系、处级领导，有7人是教研室或实验室主任。 湖北省教委高教处处长在与作者的交谈中透露：位于湖北的重点大学中有1／4的重要领导和一半以上的教研室主任是归国学者。此外，市场经济的运行迫使高校也须参加市场竞争，那么归国学者在西方工作或学习过的经历有助于他们在大学管理中发挥更大作用。这预示着在不久的将来归国学者进入校级管理层的可能性会大大增加。
　　归国学者担任行政领导的趋势对高校既有利又有弊。根据我们的调查，大多数学者回国后在行政工作上花的时间比以前多。他们意识到自己的科研工作会受到影响，但工作需要，不得不勉为其难。此外，行政职位使他们有机会扩展自己的关系网。这在长远上有助于他们获得新的研究课题、经费和出版着作。据一位归国学者说，在国内发表文章和出版着作很大程度上靠知名度和关系，所以尽管他很后悔在行政岗位上花了大量时间，但他也承认从事行政工作有一些好处。
　　归国学者对学校作出的贡献，使得中国大学的领导对开放政策更加支持。他们认为归国学者相对而言在以下方面具有一些优势：一是外语水平较高，能熟练地阅读和使用外文资料，能较快地了解国外科学研究的最新动态；二是视野广阔，对国外同行的研究状况较为了解；三是能较熟练使用先进的科学仪器设备；四是发展国际关系能力较强；五是工作开拓性较强，心胸较开阔；六是有一定的经济基础，有利于他们集中精力于教学和科研，而不是常担忧怎么样去赚钱维持生活。
　　　　4.激发了教师之间的竞争
　　留学归国学者一方面工作成绩显着，为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另一方面他们通过出国提高了社会地位，改善了生活状况，增进了事业发展机会。随着出过国教师和未过出国教师间差距的增大，教师间的出国竞争越来越激烈。社会上很多人认为教师出国就是“镀金”，他们回国后人们会对他们刮目相看。许多留学归国学者正是通过出国改善了他们的地位。从这个角度看，对外开放已成为平均主义浓厚的教育界迈向富裕和提高地位的快速跑道。
　　大学各系之间派送教师出国的竞争也很激烈。调查发现：许多学校在选派教师出国时，存在着自然科学教师优先于社会科学教师、从事科研的教师优先于从事教学的教师的倾向。同一所学校不同系之间的教师出国机会也是非常不同。比如：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将大部分出国指标分配给五个主要系，以致遥感系有70％以上的教师出国留过学，而基础课部却只有极少数人出过国。出国机会的不同使得业已存在的不平衡更加深化。
　　出国机会的不平等引起的冲突是很明显的。大家都争着出国，因为出国与否极大地影响晋升职称的速度、住房标准、收入水平和消费档次。一般来说，留学人员，尤其是获得学位后回来的，比没出过国的教师升迁的要快。
　　竞争的另一源头是“洋博士”受到国家特别照顾。国家为吸引他们回来，制定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比如特批科研项目、优先提供住房、创造良好的科研条件等。这些使“土博士”和中年教师心存不满，他们认为自己为学校服务了这么多年，在住房和科研上应该得到平等的待遇。有所重点大学为吸引更多博士回国，准备兴建一栋条件优良的归国博士楼。然而当学校将此计划在现有教师中进行讨论时，遭到强烈反对。结果，博士楼始终没能建成。
　　　　　　二、国际援助与中国大学的结构调整
　　资金和设备是学校重要的硬件。从1978年起，中国就努力引进外国资金和设备改变高校设备陈旧的局面。在一些国际援助组织的帮助下，大量先进的科学仪器设备涌入中国，同时也为很多人带来了出国的机会，数千名外国专家由此得以进入中国传播技术和知识。
　　世界银行是中国大学的最大资助者。它给中国高校的首期8 个项目的贷款就达8.05亿美元。国内28所重点大学籍助贷款派出了2471名教师出国留学，其中有1565名是访问学者，有906人攻读学位。 省属大学资助工程安排了8700份留学奖学资助。农业教育一期和二期工程共提供了691份留学奖学金。
　　这些贷款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家教委对高校的拨款，对高校如何使用自己的资金也影响很大。这是因为要得到外国贷款，大学必须提供配套资金，建造高质量的新设施来容纳昂贵的、且多是精密的仪器设备。因为，世界银行的贷款是有条件的，它要求国家教委和高校设定相应的投资安排。世界银行为大学第二期贷款为1.45亿美元，中国方面投资为11.5亿人民币。所有投资中有55.8％用于主要建筑，有34％（主要是外资）用于购买急需的设备。因此，不少新建筑在大学里出现，大学还利用贷款购买的设备建立了计算机中心、测量和分析中心等新实验室。南京大学现代分析中心主任认为，如果没有这些进口设备，中国将在许多国际学术领域无法与国外竞争，因为没有这些标准的测量设备的帮助，国内学者的成果就不会为国外学者承认。不仅如此，这些新设备还对吸引学者从国外归来具有一定的作用。
　　　　1.两所学校的对比
　　能否得到世界银行的贷款，对中国大学在80年代的发展至关重要。这里拟将武汉地区的A、B两所大学的情况进行一些比较。表2 列出了这两所学校的总体数据。两校都是中央政府部委直属高校，教师规模和学生数量等方面都差不多。根据武汉教育界的人士说，在80年代初，这两所学校的学术水平也相差不大。A大学因为一些原因， 没有及时申请到世界银行的贷款，而B大学却从世界银行得到了500万美元的贷款，这些钱在当时为该校提供了占全校设备总资产的50％的主要设备，为该校发展创造了非常难得的条件。
　　自此，两所学校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B 大学利用贷款派出了相当多的教师出国留学，光是通过世界银行贷款留学后回归人员的数量，就相当于A大学通过各种渠道留学回归人员的总数。B大学有18％的教师在国外留学，在校教师中有11％是留学归国人员；而A大学仅有6％的教师在国外留学，在校教师中只有4％是留学归国学者。B大学现有10名归国博士，他们对学校的科研作出了重大贡献；而A大学仅有2名归国博士，他们都抱怨工作太多，任务太重。为了增大科研项目申报成功的概率，都想让两位博士参加项目研究，以致他们2 人不断接到来自全校各种科研项目组的邀请。
　　　　2.世界银行贷款对高校内部结构的影响
　　各个学校有权决定分配贷款的方式，不同的分配方式导致世界银行贷款对受助学校的影响也不同。学校因其专业方向、领导者能力和观念不同，做出的决定亦不一样。有的学校把设备和资金集中用于少数科研室或系，通过创收获取了很大的经济效益；有的学校则将设备集中用于教学实验室，而非科研所室，那他们所获经济效益就要少些；综合性大学则大多将设备在众多的单位中进行平均分配，影响面广，但经济效益却很难显现。
　　表2　武汉地区两所大学的对比

　学校名称　　　　 A大学　　　　　　　　　B大学　学生数量　　　　　3850　　　　　 4210　教师数量　　　　　821　　　　　　879世界银行贷款　　　　没有　　　　　 500万美元1978后出国人数　　　49　　　　　　 160（有28人用世界银行贷款　　　　　　　　　　　　　　　　　 出国留学）归国人员人数　　　　31　　　　　　 100（世行贷款资助留学的有　　　　　　　　　　　　　　　　　 25人归国）归国博士人数　　　　2　　　　　　　10国家级实验室　　　　没有　　　　　 1设备固定资产　　　　43万元人民币　 82万元人民币（50％来自世界　　　　　　　　　　　　　　　　　 银行贷款）七五期间科研资金　　20万元人民币　 50万元人民币国家级专家　　　　　1　　　　　　　5

　　尽管学校分配设备的方式不只是为了赚钱，然而在中国短缺经济时期资源如何分配仍然影响了学校与学校之间、同一学校不同部门之间的竞争实力。一些单位能够向外单位来使用高档设备的人收取费用，所以拥有设备实际上就是掌握了财源。80年代科研领域竞争的商业气氛很浓。各系和各实验室都争着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各部委或工厂获取科研资助，在这种竞争局面中，设备对于获得资助和合同很重要。从事高水平科研的系或实验室还可能成为博士点或重点实验室，这就会从国家教委或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得到更多的资助。因此，这些设备优良的系或实验室比起其他单位或其他学校的相似单位，其地位显着会高一些。有些学校将设备分给新建的实验室，而且给这些实验室配备最好的教师，以加强学校整体竞争实力，这种做法使教师外流系的实力大大被削弱。因此，各学校、各单位都争着获得世行贷款设备的管理权。
　　　　3.贷款的使用策略
　　尽管世界银行和其他资助者对资金的使用有自己的意向。但各高校根据环境的变化和自己内部结构情况可以调整贷款的使用方法。在我们所采访的七所学校中，世界银行贷款和设备的使用可分为集中方式和分散方式。
　　影响学校作出集中或分散使用贷款决策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如果一所学校已有几个实力雄厚的科研部门或潜力很大的单位，这些部门或单位可以通过使用进口设备提高竞争水平，那么这个学校会选择把资金分配给他们。其次，如果一所学校决定开设一个新的研究项目或研究方向，而新项目或方向却没有那个部门或单位能承担，但学校可通过从其他系抽调教师，组建最精干的队伍。在此情况下，学校会把设备集中分给新建的实验室，并重点投资。再次，为改善学校教学水平而非研究能力，而是集中将资助用于教学。因为，学校把设备和资金集中用于计算机中心或分析中心，全校各单位都可以使用这些设备。
　　分散使用资源的模式往往为多学科型科技大学或综合性大学所采用。南京大学花了550万美元建造了一个计算机中心和现代分析中心， 用了 200万美元派送了30名教师出国学习和聘请了一些外国专家来校讲学，其他的500万美元被平均分给了各个单位。 该校实力最雄厚的化学系和物理系虽然得到了足够资金，建造了自己的小型实验室，如物理系得到了20多万美元的实验室建设资金。这种做法带来的结果并不尽人意。例如分析中心就出现了一些问题。首先，分析中心主要是为了帮助教师从事科研，这样一来专职实验助理员没有机会搞自己的研究。而且实验室开放的时间也不是很方便，如实验室在周末和假期不开放，而许多勤奋的教师却想在这些时候使用设备。其次，实验室教师的质量也不如起初计划的高。因为分析中心的实验员主要是为其他教师作科研实验，所以水平高的科研人员不愿意在中心工作。最后，只好招收专科毕业生到实验室工作。
　　厦门大学在使用世界银行贷款时采用了集中但非创新的模式。前任校领导决定建立一个计算机中心和一个分析中心，这两个中心主要用于教学。但是，该校实力最强的化学系想用这笔钱建造自己的科研中心。鉴于学校没有得到预期申请的那么多钱，所以学校担心把大部分钱投入到化学系会引起其他系的不满。于是，学校把75％的设备给了两个实验中心，另外25％分给了全校各个系，这样一来每个系都有了一些计算机。
　　但是厦门大学后来改变了起初的决定，没有把设备集中于两个实验中心。因为实验室有限的开放时间给设备的使用带来了麻烦。当然这是事出有因：首先，化学系认为该系的声望是说服世界银行给学校贷款的主要原因；其次，学校定购的很多设备主要是给化学系用的；最后，化学系正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其他一些机构得到很多科研资助，是学校的创收单位，所以该系需要更多设备。在这种压力下，学校改变了做法，将世界银行贷款的25％分给了化学系，将几个重要设备从分析中心调配到化学系的实验室里。
　　华西医科大学采用的也是集中但非创新的模式。该校将大部分贷款用于改善教学质量。首先，他们象其他学校一样也建立一个计算机中心；其次，改善了学校图书室设备，增加了图书；再其次，花6.5 万美元买了一套先进的声像设备，依靠这套设备建立了一个电化教学中心；最后，为分析检测中心购买了一批新仪器的，这个中心既用于教学也用于科研。华西医科大学这样做的主要原因是：卫生部强烈要求将贷款用于教学而非科研。
　　成都科技大学把对外开放看作是学校飞速发展的重要时机。尽管学校规模不大、地处西南，但他们较早地与外国建立了广泛的交流。在英国的帮助下，他们建立了一个国际会议中心，开展了一个相当规模的外国留学生培训项目。建立了一所国家教委直属院校出国留学人员外语培训中心。在我们采访期间，他们正与美国驻成都领事馆洽谈几个合作项目。
　　成都科技大学使用世界银行贷款的策略反映了他们果断而有效率的工作作风。他们将世界银行贷款重点投入到3个系，因为这3个系的科研在将来获得突破和提高学校声誉方面最有希望。学校还希望这3 个系的实验室成为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国家级实验室。这不免会引起其他系的不满，为了改善这些系的反对态度，学校建了一个面向全校的分析中心。他们的策略对全校的发展是有利的，但也减少了其他系发展的机会。例如：计算机与自动控制系在10年以前并不比其他学校相关学科专业差，但由于没有从学校得到资助，以致缺少科研资金，更可惜地是这个系争取成为博士点以增强实力的计划也没实现。
　　电子科技大学采用的是集中使用资源的模式，因为该校没有一个系能担负起促进全校发展的任务，所以他们不得不将大部分科研资金集中起来，建立了一个实力雄厚的新实验室。这个实验室由学校直接管理。为加强此实验室的实力，他们从力量最强的系调出最好的教师到新实验室工作。新实验室里的条件现代化，设备非常先进，科研资金较多而且基本没有本科教学任务。此外，他们分别花了180万美元和150万美元建造了一个计算机中心和一个分析中心，希望通过它们增强申请科研资助的能力。他们还建立一个微波与测量检测中心。他们这样做的主要原因有：第一，学校的微波与测量检测中心已成为学校获得科研资助的一个重要力量。第二，全校所有专业都与电子有关，所以微波中心虽然有自己的科研计划和安排，但也可以被全校教师使用。如果是一所专业很多的学校，这样做就不行了，因为一个专业实验室的设备毕竟只能满足少数专业系教师的需求。
　　显然，学校采取什么策略有赖诸多因素：学校与主管部门的关系、学校的整体经济实力、领导者的领导水平和学校内部系以及系与管理部门之间的关系等等。而且每种策略都有利也有弊。不管怎样，我们必须承认有些原来较为一般的高等学校，在世界银行贷款的资助下极大地改善了学校的科研和教学条件，甚至改变了他们的内部结构。
　　　　　　三、“人才外流”和“出国热”对中国大学的消极影响
　　对外开放政策犹如一把双刃剑一样，对中国大学的影响方面也是既有利又有弊。其主要问题至少有二：一是“人才外流”影响了中国吸引海外留学生回国的计划。自1986年以来很多留学人员滞留国外未能如期归来。二是“出国热”兴起，影响了国内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不同的因素导致了影响深远的“人才外流”。第一，国家给予了人们出国的机会，尤其是那些自费或从国外获得奖学金的人容易出国留学。第二，出国者年龄减小了，在国内工作时间也缩短了。第三，大部分人已能够把配偶和孩子带出国。第四，大多数西方国家对中国人来定居放宽了限制。因为这些，也因为经济原因，回归率急剧下降。
　　由于许多学者滞留未归，未能为中国高等教育和科学发展作出直接的贡献，因此中国大学所付出的代价是相当高的。一项对北京青年教师的调查结果说明了问题的严重性。 根据这个调查， 自1982 年以来，26413名青年教师中已有5559人（占总数的22.6 ％）离开了他们的学校。在这批人中，有2036人（占离校人总数的34％）在国外。调查还发现：在一些外国语学校或艺术学校里，50％的青年教师已离职。
　　“人才外流”对教师、教学和科研影响很大。中国大学非常注意师资队伍的结构，并努力保持老、中、青教师队伍的合理分布。由于“文化大革命”时期没有新生力量进入学校，也因为那个年代对教育不重视，以致“文革”后大学里的教师年龄、学历、职称、学科结构分布都很不合理。最严重的是缺乏中年教师（现在35岁至45岁）。为解决这个问题，政府和学校当局决定送1977年至1979年进大学和80年代早期获硕士学位的那批人到国外学习，攻读博士学位。国家和学校都期望他们回国后能在教学和科研方面成为带头人。正如本文第一部分所说，回国的留学人员在国内都干得很好。然而，不幸的是大部分留学生没有回国，导致大学教师年龄结构日趋老化。比如：某大学数学系建立于“文革”以后，担负着全校八十多个班的数学课，还开设了研究生课程，同时也在进行科研工作。 为给数学系建立一支高水平的师资队伍， 学校新添了40名研究生和青年教师，并选送了其中24人出国攻读博士学位，但至今无一人回国。为吸引他们回来，学校一直为他们保留着编制，没有进新人。结果，没出国的16人承担了沉重的教学任务。
　　某医科大学建立了一个新的遗传医学系（全国仅两个）。这个系的主任是一个着名学者，50年代曾在前苏联获得博士学位，并于80年代赴瑞典学习过两年。该系最近不仅得到一项70万元的科研资金，而且学校利用世界银行贷款为他们购买了先进的设备。起初该系教师的年龄结构比较适当，有1个正教授、2个年龄较大的讲师（有望提拔为副教授），1个年轻的讲师，6个助教和3个实验员。以他们的研究实力， 他们可申请为博士点，并可得到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系主任还希望系实验室被授予国家级实验室。他们本可以得到这些荣誉和资助，但因2 个年龄较大的讲师、一个助教和一个实验员都出国未归，结果因系教师年龄层次不齐，他们没有被批准为国家实验室。该系主任悲叹这样的现实：那些想到他实验室工作的人，往往把这里当作出国的跳板，干1至2年就出了国。
　　实际上，“出国热”对青年教师的影响比“人才外流”要严重得多。留学人员呆在国外只影响一小部分人，并且通过补充教师可以解决这些问题。但“出国热”却深深影响着成千上万的国内人，尤其是青年教师、在校学生和那些承担着繁重教学任务的人。尽管，只有少数系因“人才外流”而丢失大部分人才，但“出国热”却在每所大学或多或少地存在着。总的说来，“出国热”对沿海地区、重点大学以及工作量较轻的系和实验室影响最大；科研人员比专门从事教学的教师受的影响要大；硕士学位获得者比没有硕士学位的人更易受影响。某大学有个系的两个实验室之间有着极不相同的情况。一个实验室主任非常成功地增加了科研资金，他忙于研究，这个实验室的青年人也忙得没有时间考虑出国问题。然而，隔壁的实验室的教师并不忙，科研资金也少，结果该实验室青年人把时间主要花在学英语、考TOFEL上。 那些有“出国热”的人有以下症状：一是他们不想承担认科研项目，害怕这些科研耽误他们的时间；二是他们教学马马虎虎；三是他们疯狂学习英语；四是他们热心传播外国信息，并与国外常有书信往来。
　　“出国热”对大学造成了很大的压力。首先，学校如果想招收最好的学生，那它们就必须与外国大学建立联系，为学生提供出国留学的机会，如果没有这些机会，最好的学生就不会来。例如：南京大学一位干部说，该校外语系与上海外国语学院在同一地区竞争最好的学生。除非南京大学可为此系建立对外交流，以此保证有20％至30％的学生有机会出国，否则生源质量就会下降。高考考生对那些建立了对外联系的系是趋之若鹜，主要因为学生对出国感兴趣。由于外贸大学和外贸专业与国外有联系且能提供赚钱的机会，以致他们在国内的招生分数高居榜首。据报道，北京对外贸易与经济大学的高考招生分数线比中国任何一个学校的分数都高。同样，南京大学国际商学院的招生分数线是全校最高的，而且外贸专业更是高分中的高分。
　　（此文为压缩稿，原文近3万字， 曾发表于在洛杉矶召开的亚洲研究协会1993年年会。）
高等教育研究武汉50～56G4高等教育崔大伟/陈昌贵19981998对外开放是中国近20年来的一项基本国策，它的实施使中国大学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作者运用1992年在中国南方26所大学访问所获得的数据，分析了国际学术交流对科研、教学、管理的影响；国际援助与中国大学的结构调整；“人才外流”和“出国热”对中国大学的消极影响。本文是作者承担的国际合作项目“改革开放与中国高等教育”的一项阶段性成果。对外开放/国际援助/中国大学崔大伟（David Zweig），加拿大人， 香港科技大学副教授　　陈昌贵，华中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教授、副所长 作者：高等教育研究武汉50～56G4高等教育崔大伟/陈昌贵19981998对外开放是中国近20年来的一项基本国策，它的实施使中国大学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作者运用1992年在中国南方26所大学访问所获得的数据，分析了国际学术交流对科研、教学、管理的影响；国际援助与中国大学的结构调整；“人才外流”和“出国热”对中国大学的消极影响。本文是作者承担的国际合作项目“改革开放与中国高等教育”的一项阶段性成果。对外开放/国际援助/中国大学

网载 2013-09-10 20:5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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