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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儒家学说的主要内容和特点是“祖述尧舜、宪章（效法）文武”，崇尚“礼乐”，讲究“仁义”。政治上主张“德治”和“仁政”，重视礼义，奉行德刑兼施，以刑辅德的方针。伦理上重“亲亲尊尊之恩”，行“中恕”、“中庸”之道，重视道德教育。〔1〕因此， 儒家伦理道德是儒学的核心，也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主体。儒家伦理道德与中国少数民族伦理道德关系密切。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儒家伦理道德与中国少数民族伦理道德的形成和发展，产生过很大影响，而少数民族伦理道德对儒家伦理道德也有过积极作用。探讨二者间关系，对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安定团结，维护祖国统一，无论是过去，还是今天，对“全面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大力倡导文明礼貌、助人为乐、爱护公物、保护环境、遵纪守法的社会公德，大力倡导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办事公道、服务群众、奉献社会的职业道德，大力倡导尊老爱幼、男女平等、夫妻和睦、勤俭持家、邻里团结的家庭美德”〔2〕。 都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儒家伦理道德在少数民族中的传播，据文献记载和专家研究考证，早在周、秦、汉就开始了。当时新疆地区就有“贵族子弟到长安学习汉文化”；汉景帝时蜀之郡守文翁“少好学，通《春秋》”，并选派子弟到长安学习，变“蛮夷风”〔3〕；汉代滇王墓葬中青、 铜贮贝器上的祭祀仪式模型与儒家倡导的礼乐制度有关；魏晋南北朝时期，“汉地的《毛诗》、《论语》历代子、史、集在高昌流行。”〔4〕到唐代， 儒家伦理道德在少数民族地区广泛传播，东北的渤海国，受中央王朝册封，且防唐制设六部；连云南开国主细奴罗，也“劝民间读儒书，行孝悌、忠、信、义、廉耻之事”。〔5〕在宋辽金时，辽太祖建孔庙， 诏皇太子春秋拜奠；金章宗完颜ｙǐｎｇ＠①还命臣下学《孝经》、《论语》等儒家经典，并以孝义作为任用官吏的标准。〔6 〕到元明清时期，北方民族中的蒙古族和满族，曾在不同时期入主中原，并成为统治者，因而不仅一般地接受儒学，而且把儒家伦理道德与民族伦理道德溶为一体，大量地反映在各民族学者、思想家的着作及史书中，有的是直接接受，有的为转述，使儒家伦理道德成为少数民族伦理道德中的一部分；有的则是对儒家伦理道德的发挥，使儒家伦理道德深入到少数民族的民间，并普遍地反映在各民族的神话传说、民间故事、民歌、格言、谚语、文化典藉、礼仪、禁忌、宗教、族普、碑文、乡规民约，甚至日常生活行为之中。故本文从儒家伦理道德对少数民族礼义规范、忠信孝悌思想和勤劳俭朴道德观的影响作初步探讨，就教于方家学者。
　　 一、儒家礼义规范对少数民族的影响
　　儒家的伦理道德观，自西汉以来是人们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的总和，调适和制约着上自达官贵人，下至平民百姓的言行，少数民族也不例外。“礼义”作为儒家伦理道德的重要范畴，“仁”是它的核心，“礼”是它的具体体现。因而孔子反复强调“仁”，认为“仁”是克已复礼的重要道德准则。在《易传》中被表述为：“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7 〕“仁者爱人”是仁的基本内容。在《论语》中又提出“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8〕而达人又离不开行义， 因为仁与义是相伴而行密不可分的。连君王臣下都各有其义。“知至至之，可与几也，知终终之，可与存义也”。〔9 〕故《易传》把义作为处世的道德准则。仁与义的关系，仁为义之本，义的实现就是仁的达成。所以，仁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义则是个人修身立命的根本。孟子和荀子继承和发挥了孔子“仁义礼智”等伦理思想。孟子说：“行有不得者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10〕又指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11〕发挥了孔子正己正人，达己达人的思想。荀子要求居上位者以身作则，因“主者，民之唱也；上者，下之仪也”。上公正则下易直矣。”〔12〕并引《传》指出：“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13〕董仲舒则依据孔孟把仁、义、礼、智、信列为“五常之道”，并以此作为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道德准则。故儒家伦理道德的重要范畴仁、义、礼、智、信，长期以来在少数民族地区广泛传播，并影响着各族人民的道德规范。
　　儒学核心“仁”，曾被少数民族直接接受，被皇室贵族用于取名和称谓中。如辽代契丹族，北府宰相张孝杰，赐名人杰；西辽皇帝夷列以仁宗为庙号。又如满族建立的区域政权——勃海国，不仅受中央王朝册封，而且仿唐设制，并以忠、仁、义、礼、智、信命名，就连王公贵族的名字，也多取仁秀、明忠、贞惠、元义等，与儒学的伦理概念相联系。蒙古族入主中原后，受儒学影响更深，特别是忽必烈实行“帝中国当行中国事”〔14〕后，完全照搬“汉法”，强调“儒者之道，从之则君仁臣忠，父慈子孝”。〔15〕清王朝的努尔哈赤则认为：“人君奉天理国，修明政教，克宽克仁，举世享太平之福。”〔16〕这便是儒家伦理道德中一贯倡导的德治、仁政的直接继承。
　　儒家伦理道德中的“仁”也影响着少数民族的思想家。如明嘉靖年间的白族思想家李元阳认为，孔子之道就在于以仁“善于其身，施于其政”，这样便会“‘一曰克己复礼，天下归焉’，孔子岂欺我也。”〔17〕直接阐述了儒学以仁为核心的伦理思想。清代满族思想家阿克敦则认为，仁、义、礼、智“四德根于心”，他说：“吾性有仁之德、吾性有义之德，吾性有礼之德，吾性有智之德，四德根于心者，心之体也。”〔18〕壮族学者刘定＠②则认为“于三纲五常内，力尽一分，就算一分真事业；向六经四子中，尚论千古，才算千古大文章”。〔19〕清末云南回族儒生杜文秀，发动了以回族为主的云南各族人民大起义，并坚持十四年之久，最后在清军重围下杀身成仁，以自己一死而拯救千万百姓。这便是“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身以成仁”儒家伦理道德中“仁”的思想的熏陶和深刻影响所至。
　　礼义作为儒学伦理观中“仁”的具体体现，也被各民族在调适人际关系和心理素质，规范人们的行为准则时，主动地接受和利用，孔子说：“如不具备礼，就不是道德仁义；吸取教训，改正风俗，如无礼不能成事；相互争论，进行诉讼，如无礼不能决断；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如无礼不能作定，学习仕道六艺，拜师，非礼不亲……即有礼则平安，无礼则不顺。”〔20〕荀子则认为：“在天者莫明于日月，在人者莫明于礼义，日月不高，则光晖不赫，礼义不加于国家，则功名不白。”〔21〕用礼定尊卑，划贵贱。这种等级观念深深地影响着各少数民族，在一些民族中，连国民的身份也分成头品制度，连服饰、车骑、器具、屋舍等也有差别。这些正是儒家伦理中尊卑观念的直接再现。明代白族学者艾自新、艾自修自幼“以孔子为师，以颜、曾、思、孟为友”， 〔22〕因此认为“予他日倘受一官，必求忠以报主，仁以牧民， 礼以下贤，公以奉上，正以驭下，廉以持己，勤以立政”。〔23〕要求以礼待人，曾指出：“释貌要端恪，行事要斟酌，情谊要殷隆”，不能“脱巾徒跣，掉臂跳足，以蹈轻亵”。〔24〕这就是孔子“非礼勿动”的具体化。与人交谈时二艾则主张“言语要谦谨”，“勿大言以矜己之长，轻言以取人之憎，直言以暴人之短，谀言以希人之悦，怨言以招人之尤，巧言以＠③人之心”。〔25〕这正是对非礼勿言的具体发挥。
　　儒家伦理道德中的礼义被各民族广泛运用于社会生活中。孔子说：“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26〕彝族自古就有一套规范行为的“夷礼”，彝语称作“尼纪”。至今在彝族地区仍传承着与“周礼”对称的“彝礼”，内容包括：老少间的礼制。这是彝族礼制中的首要一条，它维系着父母与子女的关系，父母对子女要扶养，子女对父母要奉养。按彝族礼制，小辈看到老辈进屋，要起立让座；行路相遇要让在路旁，亲切问候。同桌进餐，要请父母和长辈坐“上席”，主动给老人斟酒、添饭，要双手递去；与长辈说话要轻言细语等。在《爨文丛刻·训书》中，则体现了彝族丧葬祭祀礼仪的道德规范。其次为长、幼间的礼制，是以“兄爱弟敬”为纲；男女间的礼制则重视“夫妻笑和”；民族间的礼制则好与其他兄弟民族交往，认为各兄弟民族历来是一家，休戚相关，患难相顾，故彝族多与汉、苗、白杂居。正如他们说的“远的是亲戚，近的是家门”，“有活大家做，有饭大家吃”，在生产生活中相互帮助。并遵循儒家伦理道德中的礼义，使之成为各民族团结友爱互助的道德准则。
　　于是，儒学伦理道德中的礼仪，特别是“冠礼”和“笄礼”，即男女孩成年礼仪，在内地汉族地区已消失，而在边疆少数民族中，却还存留着。如白族少女长到13—15岁，就必须履行人生礼仪——穿耳洞戴耳环，象征少女已经成熟可以恋爱了。又如永宁纳西族，男女少年在13岁之前均穿长衫，到13岁举行“穿裤”（男）、“穿裙”（女）成年礼。女孩换裙后便在家中占有一间“尼扎意”，即客房，用来接待男“阿注”；男孩穿裤后，就可以去结交女“阿注”。又如藏族女孩“上头成年礼”，姑娘梳辫子，儿时梳2条，13—14岁梳3条，15—16岁梳5条， 17岁时举行上头仪式，将发辫改梳成10多条，以示其已进入成年。再如瑶族的包头帕成年礼，云南河口瑶族，男女青年在幼时戴花帽， 至15 —16岁后取下花帽改包头帕。可见，无论是穿耳洞，还是穿裤换裙、或是上头、包头帕，都是对儒家成年礼仪的继承。连始于周代从议婚到完婚过程的“六礼”，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至今仍在少数民族中流行。尤其是在南方的白、纳西、彝、哈尼等民族中流行。以白族为例，男女青年自由恋爱，也得由男方家长央请媒人到女方提亲；问明女方生辰八字，不相克犯方能发展；男方家请媒人给女方家送订婚礼，即“茶、酒、糖、盐”四色水礼；经过一段时间的交往后要行大礼，包括钱、衣鞋等生活用品，数量从6到16、36、360 等等（白语6与禄谐音，取福禄之义）。待男方家庭经济条件允许时，又央媒人到女方家说情提亲，征得同意后择吉日结婚；结婚要用轿子、马去迎亲（现在有的地方用轿车、汽车去迎接新娘）。程序仍是儒家“六礼”，只是时代不同，采用的方法不一样罢了。
　　儒家一贯重视的丧礼、葬礼，至今仍被少数民族继承。如儒家古丧礼中的“饭含”，在白族中则成为“喂百果”，即老人咽气时，把早就准备好的百果——一颗去核大枣，内装少许碎银、茶叶和盐，用五色丝钱捆好，由儿子放入死者口中，丝线头留在外面。纳西族死者落气前，要往死者口中放点银沫、几片茶、几粒米（分别为男九女七），纳西语称为“少扫肯”，认为这样死者方能到达神地。壮族在死者舌头下放置银币或铜钱，作为死者到阴间的买路钱。广西金秀大瑶山的瑶族，在死者即将咽气时，则以银币一枚和铁片一角放入死者口中，以示不让死者空口而去。而以前仡佬族富人在死者口中放一个银元，穷人则放一粒黄豆。类似含口钱这样的丧礼，几乎普遍存在于少数民族中，久而久之已成为各民族的习俗。究其根源，这无疑也是儒家丧礼“饭含”的继承和发展。葬礼也不例外，随着儒学伦理道德在各民族中的传播，其影响越来越深，并成为各族人民伦理道德规范中的重要内容，礼仪又往往从忠信孝悌中反映出来。
　　 二、儒家忠孝观念对少数民族的影响
　　忠信孝悌作为儒家伦理中的基本规范，历来也就成为衡量人们道德的主要标准，处理和调适人际关系的基本准则。故孔子说：“臣事君以忠，是知为之道。无他，为在忠而己矣。”《颜渊》中讲：“子曰：‘主忠信，徒义，崇德也’。”《论语》中则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在儒家看来，“忠”就表现在“孝”中，即“忠”是对“孝”的发展。而“忠信孝悌”又是以“仁义礼智”为基础，故“忠孝”是对“礼义”的推广和发挥。“忠”又与“诚信”紧密相连。《论语》中多次讲到“主忠信，行笃敬”，“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孟子则提倡“思诚”；二程倡导“立诚”；朱熹认为：“忠信主于心者，无一念之不诚也；修辞处事者，无一言之不实也。”〔27〕把忠信诚作为人在世上立身的准则之一。孝的核心则是“善事父母和无违。”《论语》强调，“孝”要以“敬”为情感基础，“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28〕对此，《孝经》作了全面阐述，“天地之性人为贵，人之行莫大于孝。 ”〔29〕子曰：“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之而曰见之也。教以孝， 所以敬天下之为人父者也；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为人兄者也；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为人君者也。”〔30〕又说：“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悌，故顺可移于长；居家里，故治可移于官。”〔31〕把孝看作协调各种关系和为人处事之准则，从而被少数民族尊崇和接受。
　　随着历史的发展，儒家“忠信孝悌”道德观念逐渐深入各民族中，有的被直接接受。如契丹族有和谥号，曾带有“忠”字，耶律良为“忠诚”，萧孝先为“忠肃”，耶律岩为“忠懿”，萧陶瑰的五个儿子则以“孝穆、孝先、孝诚、孝友和孝忠命名。”〔32〕蒙古族成吉思汗曾强调：“凡一个民族，子不遵从父教，弟不聆听兄言，夫不信妻贞，妻不顺夫意”，〔33〕那么这个民族就要灭亡，故他要求人们要忠孝其主。白族学者二艾说：“做官要想朝廷设官的意思，为民父母当想父母爱子的心肠”。提倡“忠君爱民”，认为“孝为百行之原，论孝道而友悌忠信俱在其中”。〔34〕契丹人则主张，“家以忠孝，国以忠全”。“于国于家，惟忠惟孝”。“依仁据德、履孝资忠，惟忠惟孝，保家保身”。〔35〕以此要求君臣、父子、夫妇、兄弟各守五伦，各尽人道，这显然是受儒学“忠孝”伦理观的影响。
　　然而，以“忠孝”为核心的儒学伦理道德规范，是建立在中国封建小农经济基础之上的，忠君、爱民、孝父母、尊祖宗、敬族人，故把儒家的忠信孝悌观念和尊宗敬族的宗法伦理观结合起来，又根据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制订各民族的道德规范，通过各民族的榔规、款词、谚语、乡规民约来调整人们的行为规范。如在西南地区的布依、苗、侗、水、彝等少数民族，在其形成和发展中，产生了协调民族内部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行为规范，榔规和款约。侗族款规说：“汉家有朝廷，侗家有＠④规”，规定侗族社会运转都得按最高款规（即《九十九条公款约》）的规定办事。榔规则说：“为了十五寨的道理，为了十六寨的规矩，勾久才来议榔，务记才来议榔。上节是谷子，下节是稻杆，公公是公公，婆婆是婆婆，父亲是父亲，母亲是母亲……各人是各人，伦理不能乱，要区分才能有体统。”〔36〕阐明榔规和款词在本民族道德生活中的重要作用，规范和要求人们遵守本民族人伦关系和道德准则，其间仍充满了儒家社会伦理思想。布依族者冲乡规碑则指出：“君臣、父子、夫妇、朋友、昆弟，各守五伦，各尽人道。君尽道，臣尽忠，子尽孝，妇敬夫，弟敬兄，各尽其诚”。〔37〕这无疑把儒家伦理道德“忠孝”观念中的“主忠信，倡孝悌”与布依族的传统观念相结合，提出维护社会序秩和家庭关系各守五伦，各尽人道，以规范人们的行为，再现布依族人的道德。白族剑川县蕨市坪村的《乡规碑》指出：这里“自古风清俗美，斯称仁厚；习于不善，名曰互乡，故朱子谓里有仁之俗为美。”并对白族家庭道德作了规范，“敦孝悌以重人伦，孝悌仍仁之本，能孝悌则不□犯上，若有不孝不悌者，要给予道德谴责和处罚。这便是孔子思想中以仁学为基础的“孝亲”观念的直接继承和运用。儒家伦理中的宗法道德，同样也渗透到乡规民约中，《蕨市坪乡规碑》云：“笃厚以一族之人，需厚待之，与之和睦□得，有□外人不□宗族即乡□□和睦，勿得结仇构怨。”〔38〕规范族人邻里要和睦相处，相互间不要结仇怨。剑川新仁里乡规碑，对儒学伦理“孝亲”思想作了更深刻的发挥。如说：“为父兄者，孰不欲子弟之敦孝悌而明礼让哉？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兴家之兆也。凡为子弟者，务须各务生理，出恭入敬。倘有不孝子弟，忤逆犯上，被兄首出申言者，ｇé＠⑤村重治。”〔39〕强调以仁为核心的孝与礼，在家庭中就表现为孝事父母，友爱兄弟。即是儒家“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推演。故布依族《谚语》说：“寨有三老，胜过一宝。”藏族《格言》对儒家伦理道德的“忠孝”观念也有反映。如在敦煌古藏文历史文书中所留的格言中指出：“无父不生女与男，无母不育不生产，母亲育儿多辛苦，最初怀胎步履艰……〔40〕从实际生活中父母对生育儿女实践，规范父母与儿女的人伦道德，要求儿女牢记父母的养育之恩，长大要孝敬父母。这又与《诗经》中“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抚我畜我，长我育我，出入腹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报”一脉相承。这种报血亲养育之恩的儒家道德观念，便自然也就成为“孝”的内核。任何人要经历从“养育”至“反哺”过程，因此，以下敬上的孝道就是每个生命自我保护的伦理要求和道德规范，也就被各民族承认、倡导，有的则根据各民族特点加以发挥，使儒家伦理道德溶入民族道德之中，有的则成为少数民族谱牒和家训的主要内容。
　　谱牒即宗谱、族谱、家谱。“它以记载本宗本族的血脉世系为基本内容，广泛涉及一个家庭的发展历史，理想模式、价值标准、经济状况、礼仪习俗、文化层次，从各个角度反映我国宗法文化的精神内涵。”〔41〕伦理道德规范也不例外。台湾学者陈捷先认为，谱牒“有着睦族治乡与阐扬伦理的特殊效能，六经的微言，子史的奥义，尽在其中，是中国文化的精华所在。”〔42〕故儒学伦理道德的“忠信孝悌”，便成为少数民族族谱、家训的内容。如贵州罗甸布依族土司在《黄氏宗谱》中指出：“沐雨栉风，鞠躬尽瘁，无非以忠君爱国传家之意。故祖训八条，首以忠义开其端，……”〔43〕对儒家伦理道德中的“忠君爱国思想作了直接陈述。并将忠君和泽民并重，强调“致君与泽民并重，民者君之子，以爱子之心爱民。君者民之天，即敬天之诚敬君”。于是在祖训中倡导儒家的孝悌；于《宗谱》中说：“孝悌也者，天之经，地之义，人之行也。人不知孝顺父母，独不思父母爱子之心乎……〔44〕把孝悌作为伦理道德规范的基础，傣族在《嘎里罗嘎里坦》和《布算兰》等道德训条中，针对不同的人物，制定不同的道德规范，如在《土司对百姓的训条》中，要求百姓安守等级，不得有非份之想。《爷爷教育子孙》中强调：“做人嘛，要守住四个尖尖（尖顶）。即嘴、手、脚、生殖器。嘴不乱说，手不乱拿；脚不乱踩，不乱作奸。若丢掉这四个尖尖，就失掉了人格和信誉，人家治罪，就像从树上掉下来——该死！”〔45〕这正是儒家“尊卑长幼”等级观念和“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具体表现。
　　“诚信”作为儒家伦理道德范畴之一，曾与“仁义礼智”并举；“忠信孝悌”并列。故在《论语》中屡次强调信义，孔子说“朋友信之”，孟子则把它作为交友的重要范畴，认为“朋友有信”，并将它纳为“五伦”的规范之一。因此，儒家的“诚信”观念广泛深入到少数民族中，成为各族人民为人处事和自身道德修养的基本范畴。比如瑶族人民历来坚持“信用”的原则，笃信诚实，在与他人交际中讲究信誉，反对口是心非，说话不算数的行为。（李来章的《八排风土记》中载：瑶人“重言诺”。宋代《岭外代答》曰：瑶人“以木契合二核刻之，人执其一，守之甚信。”瑶族人常言：“说话不算数的人，不是瑶家人，不是朋友”，认为“万物中金子最贵，为人在世，信用最贵”，这实际上是孔子“言而无信，非君子也”的翻版。布依族在其谚语和格言中强调：“人要忠心，树要实心”，“明人不做暗事，明称不称黑货”，“交朋结友，礼义相待”，从而反映了布依族为人忠诚的伦理思想和道德评价。彝族在人际交往中也“重信约，尚盟誓”。在交易上履行契约、遵守诺言。于是，儒家伦理道德不仅直接影响各民族的上层社会，统治集团、思想家学者；而且直接深入到各民族的大众生活中，成为榔规、条款、宗谱、家训、谚语、格言、创世史诗的内容之一，规范和调适着人们的行为。而且儒家的勤劳俭朴思想，也在各民族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三、儒家勤俭思想对少数民族的影响
　　勤俭是儒学伦理观中的美德，它在规范人们的道德行为和人生价值评判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也是中华民族经久不衰的美德，它甚至关系到国家的兴亡，家庭的盛衰，个人的成功与失败。因此，勤俭历来被当作美德所倡导和强调。据学者考证，最早提倡俭德是《尚书》，指出：“慎乃俭德，惟怀永图”。到西周，周成王反复告诫下属：“戒尔卿士，……位不期骄，禄不期侈，恭俭惟德”，到春秋，崇尚俭德已成为普遍社会思潮，就连十分重视“礼”的孔子，也认为即使是“礼”也“与其奢也，宁俭。”俭与德又是密切相连，《左传·庄公二十四年》中说：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孔子则认为俭德接近于仁德，故他在《礼记·表记》中指出：“俭近仁”。对此孟子作了发挥，认为“恭者不侮人，俭者不夺人”。〔47〕所以，儒家崇尚俭德，并以俭养人，以俭养勤，以俭养德，以俭养廉。这种俭德思想深刻地影响着少数民族的道德，布依族认为：“养生之本在于农桑，此乃衣食之所由出也。一天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古者天之亲耕后亲桑，躬为重尊犹且不惮勤劳，况为至男女者乎。”“故勤则男有余粟，女有余布；不勤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畜妻子，其理然也。”并提出“勤农桑以足衣食，继又立家塾以训子弟者何哉？”〔48〕这里显然把布依族人民勤劳俭朴、好学上进的传统与儒家伦理道德相结合。因此，“勤农桑以足衣食，设家塾以训子弟”的道德规范与孔子的治国应先使民“富之”，然后“教之”；孟子认为的使民有“恒产”以无饥无寒后“谨庠序之教”是一脉相承的。
　　瑶族则在其《盘王教人传》中提出：要有饭吃，就必须“握紧锄”，勤耕苦读；要有衣穿，就必须“勤织棉布”；要有钱用，就必须“勤养猪鸡”。他们认为一个人乃至一个民族要生存和发展，就必须克勤克俭；必须掌握文化知识，而要有文化必须努力读书。于是在《盘古遗训》中指出：“黄纸灯头五更鸡，正是男儿立志时，黑发不知勤学早，白头方悔读书迟。”奉劝人们勤学苦读，这无疑深受儒家伦理道德中“以俭养德”思想的影响。彝族在《创世史诗》中说：“种田的农夫，耕作要劳苦，晚睡要早起，干活要出力。人不哄地皮，地不哄肚皮。闲时不偷懒，忙时多流汗，精耕又细作，不愁仓无粮，五谷大丰收，吃穿不用愁。”〔49〕因此彝族人民历来以勤为荣，以懒惰为耻辱，把勤农耕、俭持家、无偷盗作为人们的行为规范。诸如此类受儒家伦理道德的影响而产生的传统美德，几乎存在各民族中。所以，受儒家伦理道德的影响，各民族的宗谱、家训、乡规、创世史诗、神话也把勤与俭作为安身立命之本，有的甚至提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高度，故各民族中无论皇家贵族，还是平民百姓的家范和家训都强调勤与俭。尽管民族不同，表达方式有多样性，但内容是一致的，都是规范人们的道德，约束人们的行为，使伦理道德规范教育与具体现实的可操作性相结合，从而提高各族人民的道德修养。
　　综上所述，儒家伦理道德对少数民族的伦理道德有很深影响；同时，少数民族伦理道德也影响着儒家伦理道德，并推动了儒家伦理道德在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播，丰富了儒家伦理道德的内容，从而促进了中华民族传统伦理道德的形成和发展。因此，研究儒家伦理道德，必须研究其对少数民族伦理道德的影响。尤其在开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今天，“坚持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建设，引导人们树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牢固树立勤俭建国、勤俭办一切事业的思想，大力发扬艰苦奋斗、励精图治、知难而进、自强不息的精神”〔50〕的时候，更需要发扬中华民族传统伦理思想中的优秀道德规范，加强各民族直接关系社会稳定和进步的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伦理道德教育的同时，进一步深入探究儒家伦理道德对少数民族伦理道德的影响，并在今天所发挥的作用，无疑是有意义的。
　　注释
　　〔1〕刘文英主编：《哲学百科小辞典》，第86页。
　　〔2〕〔50 〕引自《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
　　〔3〕〔4〕〔15〕《中国通史》、《汉书·循史传》，转引自肖万源《中国少数民族哲学与儒学》。
　　〔5〕〔24〕龚友德：《儒学与云南少数民族文化》，第55—56、80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6〕《辽史·羲宗》。《金史》卷九，第220页。
　　〔7〕《易传·说卦》。
　　〔8〕《论语·颜渊》。
　　〔9〕《乾·文言》。
　　〔10〕〔47〕《孟子·离娄上》。
　　〔11〕《尽心上》。
　　〔12〕〔13〕《正论》、《王制》。
　　〔14〕《元史》卷一六《徐世隆传》。
　　〔16〕《太祖实录》卷五。
　　〔17〕李元阳《中ｘī＠⑥文集》卷七、卷五。
　　〔18〕《合性与知觉有心之名》卷一五。
　　〔19〕肖万源等：《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史》，第555页。
　　〔20〕礼记《典礼篇上》。
　　〔21〕荀子《天论》。
　　〔22〕〔23〕〔25〕《二艾遗书·希圣录》。
　　〔26〕〔28〕《论语·为政》。
　　〔27〕朱熹《周易本义》。
　　〔29〕《圣治章》。
　　〔30〕〔31〕《广至德章》、《广物名章》。
　　〔32〕《耶律元妻晋国夫人葛氏墓志铭》，载《全辽文》卷七。
　　〔33〕［波斯］拉施特：《史集》卷1。
　　〔34〕《二艾遗书·希圣录》、《二艾遗书·教家录》。
　　〔35〕《全辽文》卷九。
　　〔36〕〔37〕〔43〕〔44〕〔48〕刘明华等主编：《贵州省少数民族传统伦理道德研究》，第86、87、175页，贵州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38〕见云南省编写组：《白族社会历史调查》四，第102页。
　　〔39〕詹承绪、张旭：《白族》，民族出版社，1990年版。
　　〔40〕《藏族文学史》，第46—47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9月版。
　　〔41〕朱怡华：《谱牒与中华民族伦理道德观》，载上海教育研究，1995年第8期15页。
　　〔42〕陈捷先：《中国的族谱》，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1989年版。
　　〔45〕见《傣族社会历史调查》（西双版纳之三）。
　　〔46〕《尚书·周书·周宫》。
　　〔47〕《彝族民间文学资料》第一辑，第204页。赫章县民委1988年汇编本。
　　作者：云南民族学院学报（副教授）
　　出编：650031
　　 〔责任编辑 郑玉琴〕＊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王右加景
　　 ＠②原字为辶加卣
　　 ＠③原字为饣右加舌
　　 ＠④原字为山下加邑
　　 ＠⑤原字为门内加合
　　 ＠⑥原字为奚右加谷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社科版京5-11A849民族研究杨国才19971997 作者：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社科版京5-11A849民族研究杨国才19971997

网载 2013-09-10 20:4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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