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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以下是我在读研期间有所感思零零碎碎所写的一些专业之外的东西。这些东西全部尚未正式发表,其中只有“理与势”、“自由仅仅属于大多数人吗”两篇据说将在“郢都论坛”杂志刊出,以及“‘论语’戏说与谑翻――――与网友的玩笑”已被朋友在博客上引用。由于底气不足,加上所写有不少是书信,似乎也不见得适合发表,故而虽经好友XX屡次敦促也一直没有投稿的勇气。现在将它们整理打印出来,敬呈于方家,不是突然又有了发表欲,而是想小心地证明一下:自己有所读、有所思,符合帕斯卡尔关于人类是“会思考的芦苇”的定义。
XXX
谨 识
与网友大治的通信
大治兄:
您好!
收到来信很高兴。
我想对您说,容我坦率一点吧,虽然这对素未谋面的人来讲可能唐突了一点,但找到有共同兴趣的人不容易,我不想轻易放过这个机会。
您说得不错,我前次提到的观点在报纸杂志上时有所见。但客观地讲,远没有达到充斥的程度。您可能无法想象,我是多么希望它能充斥各种媒体啊。我说这些观点时,可压根儿没设想让您误会这是我个人的创造,我只是非常认同这样的观点,却又痛感这种浅显的、本应是常识的见解,为何绝大多数人,包括所谓知识分子,都无法理解。很多时候郁闷都来自于此,这是晚清时候留着辫子的郭嵩焘等人早已明了的道理啊。
如果我的观点真充斥报端了,说明有相当多的人对此认同,中国的启蒙时代才真正开始了,才能谈得上“道理曲折而前途光明”,但现在真的远非如此,一大批没有西方文化和宪政常识的儒生(说他们是儒生,指的是他们身上没有对“人生而平等”观念的深刻认同,而潜意识里浸染儒家“天地君亲师”那一套)和另一批既得利益在手因而想把水搅混的人一起,真的把水搅混了。搞得现在一提西方,就有洋奴之嫌,就有不谙国情,生搬硬套之讥。
您对我的评价太高了。如果以前听到这样的评价,我可能会觉得飘飘然。但现在我心态变得平和,我只想知道真象,只想探索真知,所以要老实做人,不论对别人,还是对自己,否则不但容易被复杂的世态欺骗,首先就可能被自己蒙蔽。所以我要承认,我只是一个有一点常识的愤愤不平的普通人,理论功底差得很,读书也远远不够多,这是真心话。
你告诉我,您是学法律的,难怪你关注程序正义。我当然赞同这一点,我自以为能理解程序正义的重要。但您一定会同意,光是条文上规定不能保证程序正义,中国人执行过程不按条文来,这种情况普遍到我都懒得举例的程度了,凭你的生活常识,想必知道我不是信口胡说。老百姓可以等待好的游戏规则一条条建立起来,但中国的强者可以随时不按规则来,不按程序走,你能奈其何?我觉得,从立法角度来找希望,且不说他会不会让那些合理的法规一条条通过,光是执行问题就够让人心寒齿冷的。而且,孙志刚的死换来一个收容法的废弃,但要死多少人才能让其它的恶法废弃和避免新的恶法出台呢?何况收容法废弃,农民在城市的生存环境却未必因此而有多大改善。您觉得他们有什么好办法可以以小博大,并且获胜呢?注意,我这里是从整体上讲,不是说您和我这样的个人不该试图努力改变自己的地位。我一向崇尚通过个人奋斗改变生存环境,但从整体上讲,不改变制度,弱势群体没有出路的,甚至以个人身分走向上层的的路也会在很大程度上被堵死。
不知道您为什么会对此抱有希望,是否纯从个人视角出发而言。您能详细解释一下吗?我希望不是您的专业让您产生了“路径依赖”。
上封信我就说过,我不谴责人性的自私。自私就是为自已谋利,共产党利为民所谋,如果人民都不自私,为人民谋利所为何来?人民岂不会说:我不自私,谁为我谋利我跟谁急!但现在已形成这样一个环境,为自己谋利的最有效率的途径是损害他人利益,但事情本来完全可以不是这样的。原因就在于现行制度总的来讲是奖励以损人手段利己者。这就是问题的要害。我也同意不谈善恶,只论强弱,但必须有一个好的环境让弱者可以通过正当的努力成为强者,对不思进取坐享其成的昔日强者进行淘汰,这是非常必要的。不知道这您同意不?
您大概能感觉到,我是个制度主义者,对“八荣八耻”这宣传其实不以为然。21世纪了,还有这种东西出台,实在说明“肉食者鄙”。社会风气不好,不是因为人们缺乏起码的是非善恶观念:杀人者不是不知道杀人犯法才杀人,贪官也绝不是因为所谓“放松了学习和思想改造”才贪污。如上所言,根本原因在于现行制度实际上是对巧取豪夺者进行奖励的。人的理性或自私,其实是个中性的东西,无所谓好和坏,制度好,它就教人以善行谋利,制度坏,它就驱人以恶行自肥。不从制度上寻找解答,却在这种问题上使劲,可以说是舍本逐末。
政教分离的事,恐怕政府不能做,思想控制放松了,独立性强的人会越来越多。我们从小到大都要学的一门政治课,就是政教合一的手段和表现了。
秦晖的这篇文章我以前没读过,您提到了,我就从网上搜了读。这是篇好文章,在群和己的划分上谈文化的本质,读了让人很受启发。但他没解释一个问题:东方国家普遍专制,西方国家多为民主,这是否偶然?有没有文化因素在里面起作用?我个人还是觉得文化上的差别对制度的优劣有很大的影响,2000多年前希腊就有民主制度,我们这边则至今连个象样的民主形式都没走过,说这里面绝没有文化因素的影响,我不信。
谈到对专业术语的使用,我跟您意见大致相同。我觉得,专业术语本身是有用的,专家对专业内很深的问题进行讨论时,不用专业术语,效率会很低。但滥用术语,以此吓人,就不是好的作风了。我等百姓,抒发心声,一般是用不着那阿堵物的,但有些术语已演变成很常见的大众化语言了,借来一用,省了花心思另造新词和长篇阐述的功夫,也不算是附庸风雅吧。总之,应以自然为度,行于所欲行,止于所不得不止,用得轻松,又不至于让对方不懂,就不算滥用了。
以上算是我对您观点的一些回应,不当之处,敬候指教。另外我想谈谈我对思想交流方式态度的一点看法。我觉得交流应秉持真诚之心,真诚可以不排斥有争胜之心,但争胜之心应服从于求真之心,一旦认识到真象真知所在,就不惜缴械投降,而另一方面心中又无权威,敢于质疑任何可疑观点(但又不是为质疑而质疑);不应文过饰非、强辞夺理、不懂装懂,要有好奇心和独立思考的精神。这样交流就不会流于形式,不会演变成炫耀知识的信息搬运比赛,蜕化成文人相轻的骂场。这是我对自己的要求,不知您是否同意?
就写这么多,欢迎指教。
致
礼!
您的朋友 XXX
与网友李兄的通信
李兄:
你好!信不信,我给你发信的时候,心中掠过一个念头:人家会不会怀疑我是骗子?结果你真地开了这个玩笑。
我是从制度层面思考这个国家的问题的,人当然都是自私的,我不认为这有什么问题。问题在于,好的制度,能充分把人的利己心向好的方向引导,坏的制度则相反。现在我们的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坏的制度,它引导人以损人的方式来利己(本来完全可以以利人的方式利己的),而且,由于既得利益集团的对政治资源的垄断,我暂时看不到这个坏制度变好的希望,这就是我悲观的原因。腐败独裁的人也许在某种意义上是强者,因为他能适应这种制度,说明他适应能力强。但我知道,许多优秀的人,如:何清涟、王小波、杨小凯,以及您也推崇的薛兆丰、张五常,他们适应起大陆的体制来,未必比大陆的一个小县长小乡长强,在我心中,那些昏庸的什么长们,不需要多高的智商,就可以轻松完成作报告、训斥百姓、打击异己、收受贿赂、搞形象工程等各种腐败独裁行为的。他们也许不是最笨的,但绝对也不是最优秀的,很可能是最坏的。
薛兆丰我是最近才注意到他的制度主义时代网站,他的那本“经济学的争议”,我还没有买到。我零散地读过他在网上的一些文章,张五常的“经济解释”我读过,但没有象您那样连读数遍。的确,很多地方很高深,不易懂。
我对薛兆丰和张五常的推崇,大半是来自我对他们(对杨小凯、周其仁和樊纲等人也一样)的这样一种印象,即他们是理性和深刻地在观察和分析这个世界,试图寻找问题的高杠杆解而不是就近图省事地给个答案了事。薛涌也是这样的人,只是他的专业不同。他们都不是感情用事和肤浅的人,我喜欢他们。
有一些人,比如杨帆,比如卢周来、左大培,比如肖雪慧(她的大部分文章观点其实我都挺赞同,只有在涉及到制度问题时由于专业不对而流于感情用事),我觉得他们是看到了社会的不公,并且对这种不公感到愤怒,但他们却没有看到,社会的不公并不是市场经济和自由化本身带来的,彻底的市场经济是不存在不公的,现在的不公完全是特权阶层用计划手段在市场经济中牟取利益造成的。结果他们以为在某些问题上回到毛时代的制度就有公正,其实毛时代的不公已经相当严重,只是经济停滞、信息闭塞人们不够了解罢了。现在的许多问题,严格说不是开放带来的,而是毛留下的独裁制度遇上经济政治和文化的有限开放的一种大发作。杨帆这些人见不及此,就借着经济学家的身份大放厥辞,致使谬种流传,贻害匪浅。我不喜欢他们的许多观点,虽然我与他们一样痛恨社会不公。
易中天的“美国宪法的诞生与我们的反思”也是本好书,你要有空可以读一下。从这本书里可以知道,世界上居然有这样一些人,认认真真地怀着为大众追求自由平等公正的理念,老老实实地为一个国家制定出一部泽被万世的宪法,成功之后,又居然并不居功,并不借机为自己牟取私利。这样的人在中国很难找到,找到了,也会被大家认为是书呆子,不谙国情,因此上不了台面,上的了台面,老天爷又不让他有运气好好表现(如黄兴),好好表现了,老天爷就干脆不让他多活(如蔡锷、宋教仁)。反正中国,只有毛这样的人能呼风唤雨,受人膜拜。
先聊到这里,你不必每封信都急着回。看心情,看时间吧。
您的朋友 XXX
与网友XXXX的通信 之一
XXXX:
你的年龄应该很小吧?出国是不能说容易,但你可以一边工作一边准备,这不会有太大风险。
你的老师在背后这么夸我,我除了汗颜还是汗颜。我这个人不习惯谦虚,但却可能挺虚荣,在网上表现自己的时候,难免有被虚荣心驱使故弄玄虚的时候,让你的这么纯洁善良的好老师产生这么大的误会,我真是自做自受。
其实我在网上的观点你也看到了,我主张背诵,因为这对培养记忆力和从整体上感受事物的那种能力有极大的好处,但背诵的内容不一定是中国的古文。中国古文之乎者也骈四骊六的那一套,细细品味起来的确美不胜收,但它传载的内容有时不好,比如“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类,从修辞上看挺不错吧,但表达出的观念还没有真正进入文明时代,欣赏这样的东西时的感受,与欣赏食人部落用人的头盖骨做成的艺术品类似,美则美矣,就是有血腥味。当然也不是说都不好,象论语里面也有“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这样的有人文关怀的句子,但人与人之间平等的观念,在古文中始终未成主流。
我从小就爱读三国水浒,但你看它们表现的英雄主义中,是没有普通人的地位的,李逵板斧排头砍去的,不仅有坏人,还有无辜的百姓,张飞鞭挞士卒时,似乎也不用考虑这些小人物的感受。我好多年都沉浸在毒液之中而不自知。
中国的贫穷,归根结底与中国人的文化观念相关,所以听到薛涌说宁愿他的孩子不懂中文时,我非常理解。古希腊二千多年前就有过民主制度,东方国家进入二十一世纪却仍在民主与野蛮之间徘徊,这不是偶然的。我们这些人,有了抗药性,读一读古文,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是不妨事的。但如果读古文就意味着让人接受其中的等级观念,意味着培植盲目自大的文化沙文主义心态,我宁愿所谓的中华传统文化出现断层。
糟了,我是不是又在掉文?这个毛病可真不容易改。你先凑合着看,不要深责一个在中国大陆呆得太长的人吧。
致
礼!
XXX
与网友XXXX的通信 之二
XXXX:
我觉得这样讨论挺好。所以我还想继续这样下去。
在文化上达尔文主义也是有效的,我相信先进的文化会淘汰落后的文化,并且,说句很不好听的,也应当由先进的文化淘汰落后的文化。当然淘汰的方式可能是多种多样的,其中也包括吸纳。先进淘汰落后看起来很残酷,但不淘汰世界就无法进步,而由落后来淘汰先进则更加残酷(中国多年来一直上演这种残酷,你读“往事并不如烟”一定有此体会)。
法国人认为法语最优雅,于是忙忙慌慌地搞什么“纯洁法语运动”,生怕英语这个野蛮者入侵。Hollywood电影被各个国家当成大灰狼,其它象Microsoft和McDonald在文化相对弱势的国家都被同样妖魔化。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弱势的文化觉得按竞争胜负决定命运的规则不利于自己,需要另找规则,可惜用什么规则竞争是由自然发话。
也许几千年后回过头来看,对于法国人为什么要排斥英语,除了保护自己的本能,恐怕找不出更象样的理由。一个文化是不是真的优秀,除了看它的语言文字,更重要的是看生活于其中的人们,在这种文化的熏染下怎样生活,怎样对待自己和别人,怎样竞争和合作。如果这个文化只在纸面上留下优美的文字,但在生活中人之间勾心斗角刀剑往还,那么这种优美的文字只是一个空壳,承载不了厚重有底蕴的文明,当它衰败时也就不值得去珍惜(这是从遥远的时空深处往回看的感觉,身处其中当然难以跳出三界,会有凄凉遗憾的体会,这是难免的)。你说“彻底地毁掉她的一切,也就是要毁灭我们自己”,我觉得没有这么严重,如果改成“彻底地毁掉她的一切,会使我们撕肝裂肺的疼痛”,我是相信的,毕竟我们来自于她,与她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这也是为什么这么多头脑清醒的海外中国人一直在痛切地关注和批评大陆的原因,他们有条件做香蕉,有条件永远地忘掉自己的故国,却在内心盼望她能抓住机会变得好起来。但如果这个国家一直这样下去,几百年上千年,这些海外的游子也就只能选择痛苦的遗忘,选择溶入自己投奔的他乡。楼兰文明和西夏文明的消亡,身处其中的人当时不会大悲大恸吗?现在看又如何?中国文明会不会被淘汰,我很有些悲观,因为我深感它的积重难返。作为一个中国人,看到这个情势是不会高兴的,但这却是现实。
我这都是信口道来,不知道你能不能接受我这么“偏激”的看法?如果不同意,欢迎反驳。
很遗憾,我不懂音韵,不能为你推荐什么合适的书。据我所知,几乎所有这类书都比较晦涩,你如果一定要钻,要有啃骨头的思想准备。
祝
好!
XXX
与网友XXXX的通信 之三
XXXX:
你是个认真思考问题的人,真幸运能在网上碰到你。
我来进一步解释一下我的观点。我说的优胜劣汰,是从整体和长远而言的一个大趋势。在局部和短期,与大势相逆的变数在在皆是,数不胜数,但这些变数不会影响浩浩荡荡的历史潮流。就好象在世界杯上,实力占优的球队可能由于裁判错判、对手舞弊等非实力因素输掉比赛,而且这样的事时有发生,要找例子可以找到很多,但我们仍然不会否认,从整体和长期来看,世界杯是一个凭实力说话的竞技大会,要想在这种场合淘汰别人而免于被人淘汰,提高实力是唯一的正道。寄希望于各种偶然因素、或者不正当的手段,可能得逞于一时,但恐怕难以笑到最后。
古希腊文明这类例子,我觉得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是它虽然有着优秀的基因,即民主与科学思想,但它在人类文明的幼年时期来临,不可避免地有着早熟的特性,人类对民主科学的认识刚刚萌芽,还有一个反复摇摆犹疑的选择过程。这个时候,希腊民主制与专制制度相比,竞争优势可能尚不明显,个别雄才大略的独裁者的明快果决作风,可能一时显得胜过元老院议员们的多谋少断;“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潜在问题还不为人们所认识,而监督制度造成互相牵制所损失的效率则可能被人们看得比较清楚。总之,最优异的专制可能比起最稚嫩的民主在一时一地更有竞争优势(就象蓝领工人中最特出者,其收入可能高于白领阶层中的泛泛之辈),这可能是专制制度暂时取代古希腊民主制度的一个原因。
二是古希腊的民主文明生命力相当强大,即使一时湮没,但它的优秀基因还是通过文艺复兴运动得以隔代遗传下来,在某种意义上,今天强盛繁荣的西方现代资本主义文明,正是古希腊文明的复活。而其它文明虽然盛极一时,走到今天却终因缺乏优秀的基因而日渐边缘化,破败之象毕露。可见优胜劣汰从宏观的历史的角度看是颠扑不破的。
怎么看优秀的个人在社会被淘汰的现象?我想仍然是要着眼于宏观和历史角度。如果优秀者出局的现象只是个别特例,这没什么好说的,我们可以把这样的问题简化为运气来处理:这次运气差,下次运气多半不会这么差;如果优秀者出局在一个社会中非常普遍而且持久,那就可以断定,这个社会的制度出现了严重的问题:缺乏凝聚力,最优秀的人远走他乡或隐居,人民无心以提高能力和贡献来换取生活改善,纷纷走偏门走后门走邪门。这种文明相对于其它文明就会处于竞争劣势地位,最终优胜劣汰的规律会无情地作用于它。所以,还是那句话,在局部和短期,可能出现大量的颠倒黑白劣胜优汰的逆规律现象,但那些制造逆规律现象的社会最终会收到高额罚单,而顺应规律行事的社会则会获得可观的资金,从整体和长期看,优胜劣汰仍然是铁律。
顺便说一下,劣胜优汰严格来说不仅指优秀者完全沦为边缘弱势,还包括优秀者虽然获得相当地位和保障,但离他们本应得到的地位相距甚远的情况。举个例子,如果一些在社会上有一定影响的人士被执政者“包养”起来了,即专门拿出一部分纳税人的钱让这些人士腐败,条件是不得乱说乱动、蛊惑人心。表面上看这些人相对于普罗大众地位甚高,没有被淘汰,其实他们永远地失去了发言权,还是出局了。
因此,我认为,优胜劣汰规律是成立的。至于一个文明怎样才可成为优秀文明,我觉得,一言以敝之,降低交易成本。如果你有兴趣,下次我可以谈谈这个问题。
我当然知道你不是为中华文明辩护,不过只要是以明辨是非为目的的认真讨论,为它辩护也是欢迎的。网上一些人的讨厌之处在于他们对真相并无兴趣,只是为争辩而争辩。
XXX
从大学的本质看“弱势”大学的机会
在高等教育领域,有一批院校地处经济较落后、交通不发达的中小城市甚至偏远地区,它们大都没有条件吸引到最好的师资,从而无法吸引到最优秀的生源,在与重点名牌院校的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而且在可预见的未来,似乎找不到改变这种格局的良策。这样的一批高等院校,不妨称之为“弱势”大学。
然而在眼前的形势下,对这些弱势大学而言,确实存在以弱搏强并扭转乾坤的机会。尽管由弱臻强不可能克日竞功,但只要学校的决策者独具只眼、捕捉战机,并将据而制定的独到战略坚持不懈地贯彻下去,鸡窝里飞出金凤凰的神话,未始不可期待。
弱势大学的机会在哪里呢?要研究这个问题,首先要清楚,大学的本质是什么,优秀的大学是怎样的。用最简单的话说:大学的本质,就是培养健全的人的地方或机构;而能最有效率地培养健全的人的大学,就是最优秀的大学。这么说似乎流于空泛,不能让实干家们满意。他们想做的,是培养热门专业里技能娴熟高超的毕业生。在他们眼里,专业设置的“适销对路”,专业建设的精深完美,足以使一所大学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优秀大学的要义也全在于此了。
显然,这种观点是由下述理由所支撑的:为一所学校带来良好声誉的,是它的毕业生就业率。必须指出,这是一种肤浅和短视的看法。真正决定一所学校声誉的,不是其毕业生就业率,而是它培养的毕业生对社会的做出贡献以及由此产生的影响。就业率不是一个能从本质上反映学校教育水平和其对社会贡献大小的指标,从长远看,社会对学校的“奖励”也绝不依据这个指标。因为能够顺利就业的人,未必有足够的后劲对社会做出持续的贡献,从而也就未必能为学校的声誉带来真正的正面影响。几年前企业管理专业的就业率是相当高的,许多学校不顾自身条件增设管理专业,但社会和市场很快就检验出,从这个表面上“适销对路”的专业出来的毕业生,其能力并不真正“适销对路”,于是这些学校和相关专业的毕业生就陷入尴尬的境地。这说明就业成功和事业成功之间还有着相当距离,也告诉我们以就业为导向的发展思路并不总是灵验。
用一个比方也许可以更好地说明这个问题:酒量大的人中间,有人连饮数杯而面不改色,有的人却滴酒沾唇即面色殷红。有经验的人便不会用脸红不红这个“指标”来推测一个人的酒量。以就业率衡量学校教育水平有如以脸红脸白衡量人酒量的大小,结果有时可能“正确”,但方法本身是不得要领的。迫于压力,我们不得不将相当精力投入到就业率上,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凡是有眼光并有雄心将学校打造成“百年老店”的决策者,内心一定不会忘记真正重要的指标,这个指标就是,我们能不能以更高的效率培养出更多健全的人。
所谓健全的人,乃是指知识广博、心理健康并且有积极进取人生观的人。这类人比之任何一类人都更可能对社会做出大的贡献,从而最有可能获得成功,因为他们有生活和学习的澎湃激情和无穷动力,以及学习新知创造新知的基本素质。从长远看,正是这样的人(毕业后专业“适销对路”的人不一定身处此列)最终为学校带来良好声誉,学校的影响力和竞争力与他们的影响和贡献在密切相关。因此,学校之间的强弱之分,本质上是培养健全的人的能力的差别,提倡通才教育的理由就在这里。凡目光短浅而见不及此的学校,可以说从主观上丧失了胜出的可能。
人们的误区通常在于不自觉地把学校对毕业生的培养和一般企业生产适销对路产品等同起来,所以我们喜欢在受教育者中宣传“螺丝钉”精神,号召人们乐于担任社会大机器中的螺丝钉的角色。人和螺丝钉有很大的不同,这首先表现在,全面发展是人性中最重要的要求,象卓别林电影“摩登时代”里那个专门从事一个扳螺丝的主角一样,任何人都很难忍受终身从事一项单调的工作,这是与“以人为本”思想背道而驰的。而且,从事专业工作的人也要拥有全局观念,要能理解自己在社会、行业、企业中的位置和作用,懂得自己和他人是怎样的关系。根不深的树叶不茂,只接受职业教育的人很难有这种观念,也就很难走远。与螺丝钉不同,一个人的表现取决于他的主动性,大学用专业塑造他的角色之后,还要看他是不是真地适合、认同这个角色,是不是有底蕴有激情有后劲扮演这个角色。事实上,在校期间所学的专业知识比起实际工作需要的知识如同杯水车薪,而且对于划分得太细太窄的专业,其知识在多变的市场上沦为垃圾的可能性也格外大。如果学校不把学习能力和创造激情赋予学生,可以想象他们毕业走上工作岗位后会怎样的束手无策与茫然。所以,成功的“百年老店”式或以“百年老店”方式经营的大学,重心都在培养健全的人,而不是急功近利地什么专业热门就急着上什么专业。
在全球五百强企业中,毕业于美国名校的总裁或CEO们,不少都表示影响他们事业成功的最重要的课程,不是与企业密切相关的专业技术或管理学,而是文学历史哲学这样的“不切实际”的学科。是他们故作惊人之谈吗?不是,因为专业知识可以学而后得,问题的关键在于你是否有热情、动力以及一个逻辑清晰的头脑,在瞬息万变的环境中去获得和创造学校永远无法赋予的新知识。是那些“不切实际”的课程给了他们这种弥足珍贵的热情和动力,是那些“虚无空泛”的熏陶赋予他们明见是非的清晰。试想为什么在市场经济高度发达、专业分工水平极高的美国,大学本科反而比任何其它国家更重视通才教育?并非美国人不够理智,相反,他们有足够深邃的目光看到,决定一个人在社会上的竞争力的关键因素,不是琐细精巧但涵盖面狭窄的那一点专业知识或技能(只有职业技术学校,才专门培养职业技能而不顾及其它),而是在任何环境下高效学习和创造的能力和热情,这种能力和热情的来源是人文素质的培养,是通才教育。
认识人文素质和通才教育的对大学发展的战略意义之后,弱势大学就能清楚地看到国内高校竞争中的机会。机会在于两个方面:
其一,国内的高考制度仍然是以应对考试的能力来衡量学生素质高下。应对考试的能力充其量只是能力的一个方面,而很多在社会上高度成功的人都是应试制度下的失败者。这就是说,表面上有一个名牌重点院校优先获得更优秀生源的制度,但名校们却可能在主客观两方面都没有把这个优先权利用好。如果不单纯以考试成绩来衡量学生素质,弱势大学与着名、重点院校的生源差距就没有我们看到的那么大。只要弱势大学调整自己的选拔方式,在高考成绩之外,加上心理测试、综合能力测试等手段,就可能录取到被名校错误淘汰下来的优秀生源。于是弱势大学缩短、抹平与名校的生源差距,甚至获得生源上的某种优势,都并不是不可企及的。所以弱势大学改革录取方式,建立科学的衡量生源的指标系统,是其以弱胜强、由弱而强的一个重要机会。可以预期,弱校在招生问题上深刻地改革时弊,必将很快激活目前强弱悬殊、死水微澜的局面,高校竞争将精彩纷呈。
其二,国内高校,包括各着名、重点院校,培养学生的模式基本上还保持两个特点,或者说两个致命缺陷,即不重视培养学生的人文素质,不重视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精神。具体表现有:重理轻文,除了政治课外,没有有份量的文史哲教育;上课满堂灌,不采用启发和讨论的方式教学,大课多,小课和讨论班极少,不鼓励甚至打击学生质疑,不包容独特或怪异的见解;专业不能自由选择,学生发现自己的兴趣所在之后却被桎梏在原专业无法一展志向。坦率地说,许多高校做的一些事,与培养人的创造能力和激发人的创造热情刚好南辕北辙。然而弱势大学们寻求突破的机会也正在于此。弱势大学要抢先大胆改革教学方法,大幅度推广讨论班授课方式,增加文史哲课程比例,删减束缚思想的陈旧课程,积极引进对教育真谛有深刻认识的师资(这样的人目前往往不得志,因此要价一般不会太高),建立兼容并蓄、尊重个性、求真务实的校风,实行所有入学学生在本科前两年不分专业,两年后自由选择专业,等等。
上述两个机会,一个处于教育的入口环节,一个处于教育的中间过程环节,弱势大学在这两大环节上打出有力度的“组合拳”,将会极大地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增强其在社会上的竞争能力,如此坚持不懈,本校校友在社会上的影响会逐渐凸显,二三十年内,有望提升自身地位,击倒貌似强大的名校。这不仅更有利于中国的教育公平的实现,也将迫使名校加大改革力度,提高中国高等教育的整体水平。
当然,我无意表明弱势大学赢得竞争是一件轻松的事。教育事业是百年大计,不能带着浮躁的心态去做。如果不能沉下心坚定不移朝目标迈进,即使机会在前也难以把握。对一部分人来说,知难行易,对另一些人来说,知易行难。知行合一,从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给导师的信之一:关于教育券制度
老师:
您好!
我的开题答辩已经完成并通过。知道您工作繁忙,所以这件事没有惊动您。我的经济学老师王金洲老师给我定了一个题目:“我国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制度独立性研究”。
您一定还记得,上次说到要向您汇报一下关于教育券制度(或译为学券制)的一些思考。我还没有在教育部门工作的经验,理论上的也缺乏深度,这些想法必然是很不成熟的。但我觉得,有兴趣去琢磨一件事,这总是有利于学业心智的,何况这件事还是关系国家发展潜力和后劲。如果这些想法能够得到老师的指正,也一定会有收获。下面就言归正传。
教育券制度是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弥尔顿·弗里德曼提出来的一种教育改革思想。弗里德曼认为,由公共部门来分配和管理教育资源效率不高,因此公立学校不是理想的教育制度。理由很简明,一般而言,公立学校缺乏竞争。但假如公立学校这种制度不可更改的话,退而求其次,实行教育券制度也能通过引入竞争而提高学校的效率。教育券制度的思路大致是这样的:教育管理部门将原来分配给各个学校的资金以教育券的形式直接发放到学生或其家长手中,学生自由择校,将教育券交给选中的学校,学校再把收到的教育券向教育管理部门兑现成货币。这样,所有制形式不变,却引入了有效的竞争机制。这其中的关键就在于学生可以自由择校。选择权在学生手里,学校之间就不得不开始竞争。竞争的结果,当然是学费降低而教育质量提高。
可以想象,推行这种制度一定会有阻力。开明如美国,也未能实行教育券制度,因为既得利益集团——教师的代表教师工竭力地反对实行这种制度,他们担心这会增加公立学校教师的竞争压力,并降低他们的收入。但我想不能说美国未实行这种制度,别的国家就不能实行。犹其是社会主义中国,公立学校在教育行业占据绝对优势,改公为私即使不是不可能,也将是非常漫长和困难的过程。而目前公立学校(包括大中小学)的效率质量低下之根本原因,正在于学校之间缺乏竞争,因此引入教育券制度有着过渡时期的特殊意义和作用。更为重要的: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不能长期停留在理论上。腐朽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可能经常由于利益集团之间博弈导致一个好的政策无法推行,社会主义国家里却不能引以为例、以之为然,否则我们制度先进性就缺乏说服力。
我们荆州监利的教育券制度改革半途而废,个中详情非我所能知。但在网上看到了监利县教育局长张晓冰的一篇文章,知道张局长对教育券制度持反对态度。教育局长本人持反对态度,这种改革的结局想有悬念也难。所以我私下斗胆猜想,教育券制度在监利的失败,恐怕不一定是这种制度本身不适合中国的湖北,不适合荆州的监利。
张晓冰局长的这篇“谨慎推行教育券”我仔细读了(原文附后),其中许多观点我都不敢苟同。虽然我不象张先生那样“多年工作在基层教育岗位”,但作为一个关心国家教育事业兴废的公民和一名身在高校就读的学生,也想发表一点自己的看法,请您指点,也期望有机会可与张先生商榷。下面就按照张文立论的顺序逐条提出我的观点。
一、张先生对教育券改革“心存忧虑”,他说,“教育券的最初设计者本来就是经济学家”,经济学家认为办教育可以用市场的办法,学校之间展开竞争,优胜劣汰。但教育学家不同意这种看法,教育学家认为教育应由政府对教育资源进行控制,合理布局学校,配置教师,使教育的覆盖面达到最大化。经济学家要求教育的效率优先,教育学家要求公平优先,经济学家的错误在于把教育和商品等同了。当某种商品稀缺时,其它商品可以替代,而某类教育缺乏时无法替代,故而一旦教育进入市场,将给受教育者――人类的子孙后代带来不可估量的后果。张先生强调,在似懂非懂的行业内经济学家应该谨慎发言。
首先,我不同意张先生把教育的效率和教育的公平对立起来的看法。教育要有效率,公平是必要的条件,反之亦然,两者之间并无根本性矛盾。现在教育行业中有许多不公平的现象,原因之一就在于教育缺乏效率。假如我们的教育有足够的效率,学费不会这么高,辍学和无法入学者的人数不会这么多,培养出来的学生不会有这么多人找不到工作。而效率不高的重要原因之一,又是缺乏公平,比如民间资金和外资在教育领域没有与公办学校公平竞争的机会,各地考生之间缺乏在考试入学上公平竞争的环境等等。从这一点上说,经济学家主张教育的效率优先,其目的正是为了更好的达到公平;而教育学家主张的公平,如果能做到,也会大大地促进教育的效率。经济学家主张效率并没有错,即使在教育这个神圣的领域内也是如此。以教育公平为由否定教育效率是站不住脚的。
其次,张先生认为教育不是商品,教育进入市场,“将给受教育者――子孙后代带来不可估量的后果”。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带来严重后果的,是教育的低效和不公,而不能不加论证地归之于教育市场化。教育固然有其特殊性,我们也不妨同意教育之神圣高洁超出其它的商品,但它仍然是商品,只是我们要对它的质量加以更多更深的关注罢了。其实将教育视为商品,大有利于提高其质量。因为是商品就要面对市场、面对消费者和竞争对手。这样看来,把它当做商品并没有什么不好。教育行业目前的低效,以及由低效加重的不公,恰恰在于市场化得不够,而不是引入了市场化。我们应当将目的和手段区分清楚,教育是百年大计,但它的神圣与达到此神圣目标的世俗手段是可以不相排斥的,正如进行道德建设可以使用经济手段(所谓“仓廪实而知礼节”)一样。张先生认为教育对人的影响至为深远,故而只能由政府出面控制和配置资源。但我们之所以要引入市场经济,正是由于实践证明,由政府事必躬亲进行具体操作的做法是低效的。只要承认教育的效率是我们应当追求而非离弃的目标,就会理解竞争的重要和教育市场化的重要。否则,就无法解释,为什么世界上最优秀的大学都是私立大学,为什么教育水平最高的国家都是市场经济国家。当然,教育券制度其实是在暂时无法改变目前公办学校一统天下的局面时引入竞争的一种办法,并非真正的市场化,真正的市场化,公办学校和私立学校是要站在一个起跑线上竞争的,这也是张先生有误会的地方。但如果连这种在公办学校之间引入竞争的“准市场化”机制也不被采用,低效就完全是意料之中的事了。无竞争则无效率,这已为以往历史所证明,不需要我再饶舌。
至于经济学家是否应当谨慎发言的问题,我认为,在教育领域,经济学家和教育学家是存在分工的。教育学家关心是怎样搞好教育的问题,经济学家关心的是怎样让教育学家有动力、有条件搞好教育的问题。经济学家当然可能不懂教育,但研究和设计有效的机制来激励懂教育的人高效率地工作,却是他的职责所在。事实上经济学的研究核心就是效率,在一切需要提高效率的地方,经济学家都有责任和兴趣研究。如同在任何领域进行探讨一样,谨慎发言当然都是很有必要的,但他们的发言权恐怕不能取消。如果经济学家们在 “似懂非懂的行业内”都噤若寒蝉,老百姓就要骂他尸位素餐了。教育券制度的利弊优劣大可争论,但仅仅因为它的“最初设计者本来就是经济学家”而一票否决,那就失之草率了。
二、张先生认为,“教育券鼓励竞争”,而竞争使优秀教师由条件差的地区和学样流向少数条件好的地区学校,于是导致无法吸引优秀教师的学校,其教学质量无法保证;同时由于只有部分学生能持教育券去上好学校,其余的学生就只能上较差的学校,由此证明,“教育券制度就是制造对劣势学校学生的歧视,他会严重侵害这些学生与其他学校的学生一样平等享受教育的权利。”而且即使是好学校,在竞争中也会为了经济利益的驱使而盲目扩大招生,致使师生比例超过适当的比例,无法维持原有的高的教学质量。张先生的意思显然是,从长远看,在学校之间引入竞争之后,最终会出现没有一所好学校的局面。
我很愿意相信教育是个神圣的行业,但为什么在神圣的行业引入竞争就一定会导致糟糕的结局,在不那么神圣的行业引入竞争则不如是,张先生却没有加以说明,而这并非不言而喻的。
一般而言,优秀的教师并非天生,也没有谁 “优秀”一学期就能“优秀”一辈子。要产生足够多的、能够满足全社会学生需求的优秀教师,靠的是建立良好的竞争环境和筛选淘汰机制,以刺激有此潜力的人努力成为优秀教师。如果一种制度规定,无论怎样优秀,一名教师只能呆在条件不好的地区和学校终老一生,那么他或她努力变成优秀教师和维持优秀水准的动力何在?可想而知,这样的制度会使优秀教师的数量大大减少,从而使更多的学生丧失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目前许多学校师生比偏低和许多学生无缘受教于良师的情况,正是由于僵化的制度大大限制了优秀教师的出现而造成的。换言之,恰恰是没有竞争的环境更可能产生对劣势学校学生的歧视。
以张先生的思路,也许会提议在教师中提倡奉献精神,号召他们不计名利得失地提高工作水平。我完全相信有不计得失的优秀教师存在,对这样的教师我始终怀有崇高的敬意,但总体而言,教师与其他人一样有着无可厚非的七情六欲,不应也无法要求大多数人不计得失只讲奉献。实践证明,在提倡无私奉献的同时,更重要是建立一个好的机制,来选拔和奖励优秀者,淘汰和惩罚落后者,才能鼓励更多的人努力向优秀靠拢。这就是竞争机制,就是市场化。竞争一起,短期内出现一些地区学校人才流失和教学质量下降是可能的,但应当看到,公平竞争只会刺激增加人才总量和比例,而绝不是造成人才匮乏的原因,竞争只不过将由以前缺乏竞争引致的人才匮乏问题全面暴露出来罢了。从长远看,必然会有更多更优秀的教育人才在竞争机制的引导下涌现,满足社会对教育商品的需要。
我认为,在公立学校一统天下、市场化难于遽行的情况下,教育券制度正是引入竞争的权宜之计和折衷良法。起码在公立学校之间,在公立教师之间引入了竞争,这种竞争会激励更多的教师努力本职工作,提高教学水平,从而涌现更多的优秀教师,使更多的学生获得良好的教育。只要有手中持有教育券资源的学生需要优秀的教师,就会刺激教师们去满足这样的需求。
当然,教师和学校之间竞争的结果,仍然有水平高下之分,但比之不竞争,学生的教育环境还是改善了。虽然他们仍然只有一部分人能接受最好的教育,但即使是接受相对较差教育的人,不也较从前改善了吗?这是没有竞争时无法做到的。
应当注意,我们不能不加条件地将学生受到水平不一的教育看做不公和歧视,因为学生之间也应当开展竞争,如果对学生不加考核、不区分优劣,这才是真正的不公。只要我们的选拔机制能公正地按照学生的素质和水平分配给他们相适应的教育资源,就有利于促进学生的学习热情,这不仅不是不公,恰恰是真正的公正。
诚如张先生所言,“教育券鼓励竞争”,但如果认为竞争不利于提高教育水平,试问世界上有哪一所高水平的学校不是在激烈乃至残酷的竞争中脱颖而出的?张先生判断在竞争中获胜的好学校会盲目扩大招生,最终沦为坏学校,这种可能性不能说完全没有,但这样的学校自然会被竞争所淘汰,而凡竞争者没有不愿胜出的,只要他有理智,就会学会在扩大招生增加利润与保持教育质量、名誉之间找到均衡点,这是不待教育局长操心而自明的。问题只在教育部门是否准许学校之间独立公平地参加竞争罢了。而认为竞争中失败的坏学校就一定从此一蹶不振,也只是一种静态的观察。只要有公平充分的竞争,教育的生产者是不会面对教育的需求无所作为的,整个市场将一直处于变化之中,优胜劣汰、生死循环、供需相随的动态平衡,是达到和谐满足的自然之道。
所以,我认为,教育券制度不仅不会导致学生失学人数增多、学校教学质量的下降以及对劣势学校学生的歧视,反而会改善和防止这些情况。以造成对部分学生歧视为由反对教育券制度,缺乏说服力。
三、张先生还说,“鼓励推行教育券,要学生自主择校的专家们,并不知道中国的国情。”他说,中国的国情是“百分之八十的人口在农村,农村的交通条件、教育资源、师资力量等等,只能决定农村的孩子就在他门前的那所学校就读。”“如果实行教育券,对这些地方读书的孩子来说没有任何意义,他们无校可择!”
我对农村教育的情况不熟悉,因此愿意相信,在两校差距不够大的情况下,由于交通和经济承受能力限制,农村孩子们宁愿放弃到距离较远的好学校就读的机会。但我仍有疑问:无论两校教学水平差距大到什么程度孩子们才会舍近校而求远学,教育券制度毕竟给了孩子们某种程度的选择权,而这种选择权总能对学校产生或多或少的压力。比如就算农村学生能容忍一般程度的体罚,但因为他们有教育券在手,当一个学校体罚学生的情形严重到相当程度时,一些学生仍可能忍无可忍,选择在一般情况下不愿选择的弃走他校,从而带走教育部发给他们的那部分教育券。这总比教育部的资源直接发放到各个学校、学生去留与学校获得的政府经费无关要好一些吧?学校鉴于学生转校可能带来的损失,总会多花点力气来整肃校风提高教学质量吧?既然教育券制度使学校的命运部分地掌握在它的顾客――学生手里,从而能促使它稍稍改进一下对学生的态度,为什么要反对这种改革呢?
张先生表示,由于农村学校生源分散,农民承担教育费用的能力很弱,我国农村义务教育采取的是收费政策,今后还要推行免费政策,这就注定了一些学校一定是亏本办学,这样的学校一旦在竞争中关门,孩子们就无学可上。“学校与工厂不同。学校是教育的载体,工厂是商品的载体。工厂亏本了可以倒闭,但学校却不能关门,只要这里还有一个孩子要读书,政府即使再亏,也要让这个孩子享受义务教育的权利!”结论是,“我们千万不能为了局部的、眼前的‘亏本’而把这样的学校推向市场!”
这里张先生似乎想把农村学校的亏本倒闭与教育券制度带来的竞争联系起来,但学校亏本在先,教育券制度引进在后,试看今日中国,试行教育券制度的地区有多少,亏本的农村学校又有多少?我认为学校亏本的真正原因,一是政府投入严重不足,二是学校之间缺乏有效和公平的竞争。如今教育投入不足与经济发展速度形成鲜明对照,这是决策者应当深思的大问题;而学校之间竞争不足使各校在降低成本和提高质量上缺乏动力。教育券制度的引入正是为了解决后一方面的问题。至于投入不足的问题,张先生身为主管地方教育的官员,有责任向上奔走呼号、建言献策,现在却随手把教育券制度指为亏本的祸首,未免有见事不明之憾、张冠李戴之嫌。学校亏本关门当然不是好事,但为了不让学校亏本就让学校躲开市场的检验,这是因噎废食,是计划经济时代的思维方式。学校不走向市场,还有什么好办法让它提高质量吗?难道过去走过的弯路还不足以让我们认识到这一点吗?
张先生说,“只要这里有一个孩子要读书,政府即使再亏,也要让这个孩子享受义务教育的权利!”我同意,政府承担义务教育的费用应当是责无旁贷、不与言利的。但不言利却不表示不讲投入产出比,因为政府用的是纳税人的钱,浪费就是渎职。所以政府在努力保证每一个适龄人有机会上学的同时,要允许市场来淘汰因管理不当、竞争乏力造成亏本的学校,否则亏本的学校就会层出不穷,纳税人的钱就会不断漏出。当维持一个亏损学校的费用大于提供援助让学生转校的费用时,政府就应当选择让学生转校,而不是再亏也要将学校维持下去。教育券的流向会引导教育资源重新组合起来,进行更为有效的教育商品的生产。不管不顾地维持亏损学校看起来很悲壮、很有神圣感,其实浪费人民大量财富,是不折不扣的亵渎神圣,真正珍惜国家财富的政府是不会这么做的。张先生反对计算教育的当期和局部成本,可是如果教育不计当期成本和局部成本,我们怎么知道它的长期成本?不知道长期成本,怎么比较它的长期收益和成本?不能比较长期收益和成本,又怎么知道我们有没有浪费,怎么知道改进的方向呢?张先生是否想过,神圣的教育如果不经过在商言商式的锱铢必较和精打细算,就会变成一个吞噬纳税人财富的无底洞,一点也神圣不起来?
很明显,让市场淘汰一部分亏本的学校,正是为了刺激更多的学校产生危机感从而励精图治、自强不息、成长壮大。我完全同意张先生关于教育投资是民族兴盛的成本的说法,问题在于,缩小这个成本是我们责无旁贷的任务,不计成本则是犯罪。
四、张先生还指出,教育券面值的确定和操作存在许多疑惑之处。“它的随意性很大。对教育券面值的确定并没有一个权威的机构和科学的测定方法,当前就是地方的政府说了算。”“地方政府有可能为了减轻投入的压力,把教育券的面值定小。”“当教师的工资不能足额发放时,地方政府有可能把这种责任推到教育券的头上”。“当教师得不到应有的工资上访时,政府会堂而皇之地推道:‘改革会使一部分人的利益受损,是顺理成章的事。’张先生怀疑,“这就是一些地方政府热衷于教育券的真正企图。”
在张先生这里,教育券的面值难以确定,成了教育券制度不适合国情的一个理由。在中国,很多好的制度实施不下去的一个最常见最堂皇的理由就是不合国情,但到底是不合国情还是不合我们的心情呢?其实教育券就是将政府每年投入到各个学校的资金以教育券的形式发放到学生手中。政府每年的教育投入金额是清楚的,适龄入学者的人数也不难得知,教育券的面值可以据此而定。如果教育券面值偏低,不能支持各个学校运作,可能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教育投入确实不足;二是上述数据失真。两者都不是教育券制度造成的,而教育券制度的引入倒是只会将这两个问题公开化和清晰化,从而有利于它的解决。张先生认为一些地方政府为了推卸教师工资发放问题的责任,而热衷于教育券制度,这话这也令我这个局外人分外糊涂。中国迄今为止试行过教育券制度的地区屈指可数,而教师工资不能按时足额发放的地区却不在少数,照张先生的说法,有这么好的办法可以推掉责任,教育券制度应该在神州大地上以燎原之势推广开来才对。事实却是试行教育券的地区少之又少,且推行起来阻力重重,这怎么能让张先生自圆其说呢?
张先生反对教育券的理由还有:教育券面值是否考虑教育资源的现有存量难以确定,教育券是否统一发放难以确定,教育券发放对象的数量难以确定。其实任何制度在具体实施过程中都会有遇到各种困难,判断一种制度优劣的标准不是它的实施是否有难度,而是实施这种制度是否比实施其它制度有更大的收益和更低的成本。张先生提出的这些问题即使真的存在,那我们也要考虑一下,是不实施教育券问题大,还是实施教育券问题大。(当然,还要比较实施教育券制度和其它改革方式的优劣。)我想,张先生的这三个“难以确定”,都是技术层面的问题,并非无法逾越的障碍。改革从来困难重重,但困难也从来不应成为不改革的理由。
五、最后,张先生针对有专家对政府垄断教育资源的批评反驳道:“政府垄断教育资源有什么不好?义务教育是政府的一种兜底教育,是政府对人民群众的一种承诺,为了保证政府的投入确确实实是用在每一个应该享受义务教育权利的学生身上,国家应该垄断教育资源。”身为政府官员,张先生下这种论断未免有失客观,也太过轻巧了。教育事关国家万代基业和发展潜力,一国教育效率的重要性无论怎么强调都不过分,而理论和实践都已证明凡由政府垄断的行业,效率都乏善可陈。詹姆斯·布坎南的公共择理论证明,政府的机会主义行为是难以避免的,从张先生的文章中可以看出,张先生自己对这一点也感触良多。政府垄断教育资源有如一场运动员兼任裁判员的比赛,效率高低不问可知。不知张先生有何良法,能在政府垄断的情况下,保证“政府的投入确确实实是用在每一个应该享受义务教育权利的学生身上”?垄断教育资源的情况短期内无法改变,本来是一件很无奈的事,张先生一方面抱怨政府推行教育券过程中的机会主义行为,另一方面却大力鼓吹政府垄断教育资源,实在令人不解。
张先生的这篇文章核心思想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神圣的中国教育事业不容市场竞争机制擅入。观点本来大可以见仁见智,但张先生的立论方式却令我不解。就我所见,这种立论方式是很有代表性的,简直成了一股潮流。把一个外来新事物描述成貌似强大新潮,其实俗不可耐且不合国情的东西,然后将其与某种看似落后却非常高贵神圣的事物相比较,往往能成功地唤起人们潜意识中那种对 “洋玩艺儿”的憎恶情绪和对“国粹”的神圣自豪感;把论辩对方描述成貌似满腹经纶,其实迷信洋权威、不谙专业领域实际情况的书呆子,然后将其与看似缺乏理论深度实则世事洞明实据在手的实干家相比较,也往往能使人们对前者产生“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排斥心理。但这些全是大专辩论赛上好用的技巧,于弄清事实真相并无助益。
张先生的文章中情绪化的成分较重,有些地方几乎试图用心理暗示的方式来立论,这与论题的严肃性是不协调的。为什么神圣的教育就不能用竞争的手段来经营,或者说为什么在神圣的教育领域引入竞争会比不引入糟糕,这个问题在文章中始终没有得到严密的论证。显然,外国的理论和工具不都适合国情,但下结论之前,不妨怀有一颗平和客观的心。它是不是不适合、为什么不适合、何处不适合、可否做适当改进使之适合国情,都应该用冷静科学的态度研究和论证。强调适合国情本来是极正确的,但现在它已被滥用以至庸俗化,与“初级阶段”一样,成了一个可以放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使用的借口。许多普适性的东西,在我们这里统统可以用 “不合国情”一语打发了去(史美伦在中国证监会改革的流产就是一个例子),致使改革的步伐大大减缓。我认为,这样的思维方式,只会滋生怯懦、因循与助长顽固情绪,却不会如人们想象的那样有利于降低改革的不稳定性。要考虑到,改革固然会触动一部分人的利益,拖延改革也在损害更多人的利益,尽管这些人也许因丧失了话语权而暂时无法表达不满,但他们的情绪迟早会以各种方式暴发,从而加剧社会的不稳定。
张先生呼吁让更多的孩子有学校可上,有好学校可上,这与所有关心中国教育事业的人们的出发点是一致的。问题在于,张先生认为政府不计成本地一管到底,就可以达到这个目标,在中国,至少三十年前人们就认识到这种思路的无效了,否则也不会有改革开放,不会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的提出。
有人说,改革的最大困难是思想观念的转变,真是极为深刻的论断。今天的人们当然不会再公开的反对改革,反对市场经济,反对学习国外的先进制度和思想,但是这些先进的东西真正到跟前来与心中的陈旧观念发生冲突时,人们难免会自觉不自觉地用各种理由来推挡躲避它们,当然,推挡躲避的理由一般都是很有水平的,是无懈可击的。“不合国情”,“不能生搬硬套”,“不能盲目崇洋”等等,都是最漂亮的理由。前人说过,学习时先要心中无我,全盘接受,等完全悟解、学到精熟后,才可自出机杼,自成一格。现在我们与国外的差距并不象许多人认为的那样在日渐缩小,向人家学习,要有小学生一样的谦虚心态。如果在与老师还天差地远的一开始,就以不盲目崇洋为借口,轻言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轻言推陈出新,然而何为精华何为糟粕,心中却未必了然,这就不是务实求真的态度,是学不到真东西的。
以上就是我对教育券改革的一些想法,这些想法通过反驳张晓冰先生的方式来表达,措辞可能不够收敛含蓄;另外我的论证也未必严整周密,一切都敬请您谅解和指正。
谨致
鞠躬!
学生 XXX
2006.5.7
附
谨慎推行教育券
张晓冰
中国教育先锋网 2005-01-26
(作者系湖北省监利县教育局局长)
教育券是经济学家设计的改变政府投资教育的一种方式,又称“学券制”,即政府不是把钱投给学校,而是把具有货币面值的“券”发给学生,让学生凭券自主择校,学校将学生的券收起来,再凭券向政府领取教育的投资,以此来促进学校与学校之间的竞争,从而提高教学的效率。学券制能不能达到这种效果,有待实践的检验。不过,我作为一个多年工作在基层教育岗位上的实践者,对这种改革心存忧虑,希望决策者谨慎推行。
一、教育券最初的设计者本来就是经济学家。
经济学家认为办教育也可以用市场的办法,学校与学校之间为了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而竞争,从而淘汰“劣势”学校,兴旺“优质”学校,学生便在这种竞争中获得教育。当前中国不少着名的经济学家也在为推行教育券进行鼓吹。而教育家则不同。他们认为教育应该根据人口居住的多少和学生交通条件的优劣,由政府对教育资源进行控制,合理布局学校,配置教师,使教育的覆盖面达到最大化。
经济学家要求教育的效率优先,教育家要求教育的公平优先。经济学家的错误在于,他们把教育和商品等同了。教育是知识,是无形的,是动态的,进行式的,是不可计量的,同时也是不可计价的。商品是有形的,是静态的不可变化的,是可以计量的,也是可以计价的。“教育也是商品”是经济学家对教育的误导。教育对人的影响是群体的、潜在的,长远的,不可挽回的;商品对人的影响是个体的、显现的,暂时的,可以弥补的。当某种商品稀缺的时候,其他商品可以替代,而某类教育缺乏时却无法替代。正因为教育和商品不同,所以教育一旦进入市场,将给受教育者----人类的子孙后代带来不可估量的后果。我国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学成为各类学科的显学,在这种背景下,经济学家的观点也特别容易被决策者接受。所以经济学家的责任是重大的:在似懂非懂的行业内经济学家应该谨慎发言!
二、教育券鼓励竞争。
我们现在用经济学常用的假设来看看竞争条件下的劣势学校。这类学校的生源在自由竞争中将会减少。学校教师的收入因为要依靠学生所持教育券的多少来决定。当生源减少时,教师的收入会随之减少。教师收入一旦减到不能维持生活的需要时,会出现两种结果:一是弃教改行,二是流到其他学校。当这两种情况都不能实现的时候,他们即使人还在这所学校,其心也不在这所学校了。这是从教师方面谈。学生的情况可能更加糟糕。学生可以持教育券向好学校流动。但不可能全部的学生都流动。这些不能流动的学生面对的是流不动了的教师或心思沉重的教师。可以设想,一个收入连生活都不能保证的教师会教出高质量的学生。事实上我国无论是基础教育阶段的中小学,还是大学,已经存在有竞争,而无法参与竞争的是那些农村的学校,农村学校的优秀教师早已向城市流动了,无法流动的是那些可怜的孩子。就学校之间的竞争而言,既然有优质学校,就必然有劣势学校,这是一对相对的概念,只要有竞争的存在,就一定有优劣的差别。
教育券制度其实就是制造对劣势学校学生的歧视,他会严重侵害这些学生与其他学校的学生一样平等享受教育的权利。教育券鼓励学生自主择校,对所谓的优质学校来说,也是违背教育科学与教育规律的。一个教师,从市场的角度来看,他教的学生越多利就越大,也就越好。而科学的教育,却是对此持否定的。按照教学要求,教师与学生人数的比例,小学为 1:21.6;初中为1:16.8;高中为1:13.6。包括每个班应该为多少人也是有规定的,正常的教学班的人数,每班不得超过54人。目前我国大多数学校都是按照这种要求在配备师生。
如果实行教育券,让学生自主择校,这些科学的教育规律就被破坏了,所谓的“优质”学校就会无限制地招生,这样能够保证教学的质量吗?这好比我国春运期间客车超载一样,超载越多,利益越大,同时危险也就越大。所以国家用严格的规定和处罚来禁止。目前我国中部地区一些城镇的中小学校已经严重超负荷招生,一个教学班本来只能装54个孩子,现在却有七八十个甚至上百个。这种超级大班在采光、通气、安全方面已存在严重的隐患,严重地威胁着孩子们的健康成长。在这种学校供给短缺的情况下,我们还要鼓励去办这种超级大班吗?另外,教育是有周期性规律的,教育的效果并不可能做到立竿见影,它至少需要一个学期,或者一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看到。如果让孩子凭券择校,是一月一择呢,还是一学期一择,或者是一年一择?如果真的这样了,那么整个教育(包括教师和学生)将长期处于动荡之中。一个动荡不安的教育环境,能够达到我们推行教育券的初衷吗?
三、鼓励推行教育券,要学生自主择校的专家们,并不知道中国的国情。
中国的国情是什么?是百分之八十的人口在农村,农村的交通条件、教育资源、师资力量等等,只能决定农村 的孩子就在他门前的那所学校就读。而且,农村学校特别是分散在各个村落的众多的村级小学,由于生源比人口集中的城镇地区分散,每所学校的学生相对来说就少,农民承担教育费用的能力很弱,因此我国农村义务教育采取的是低收费政策,今后还要推行免费政策,这就注定了这些学校一定是亏本办学。四五十个孩子,三四个教师,按教师编制来说,他们严重“超编”,但教师所承担的教学任务和孩子的安全任务,不知要比城市的“优质学校”大多少。
如果实行教育券,对这些地方读书的孩子来说没有任何意义,他们无校可择!我不知道教育券的设计者对这样的学校是怎样计算它的成本的。学校与工厂不同。学校是教育的载体,工厂是商品的载体。工厂亏本了可以倒闭,但学校却不能关门,只要这里还有一个孩子要读书,政府 即使再亏,也要让这个孩子享受义务教育的权利!教育不仅不能计算当期的成本,而且也不能计算局部的成本。当前的教育投资,是我们这个民族兴盛的成本,是我们这个国家永远强盛的成本!这种成本是我们应该支付的,我们千万不能为了局部的、眼前的“亏本”而把这样的学校推向市场!
四、教育券面值的确定和操作存在许多疑惑之处。
首先是它的随意性很大。对教育券面值的确定并没有一个权威的机构和科学的测定方法,当前就是地方的政府说了算。但是地方政府同时又是义务教育投资的主体。地方政府有可能为了减轻投入的压力,把教育券的面值定小。当教师的工资不能足额发放时,地方政府有可能把这种责任推到“教育券”的头上:“这是改革带来的结果”。当教师得不到应有的工资上访时,政府会堂而皇之地推道:“改革会使一部分人的利益受损,是顺理成章的事。”我怀疑,这就是一些地方政府热衷于教育券的真正企图。
其次,教育券的面值也的确难以确定。我国现有教育资源的分配是极不平衡的。城市与城市之间,农村与城市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都有很大的差别,推行教育券并不能改变这种差别。教育资源包括:现有的校舍、土地、设备、师资等等。教育券的面值应不应该包括这些现有的存量呢?如果包括,对存量的计价又成问题,如果不包括,对那些无法享受充足教育资源的孩子又是一种极大的不公平。要改变我国现有教育资源分布的差别,只能通过政府在以后的投入中向教育资源薄弱的地方倾斜。比如国家的西部开发战略,就是国家的投资向西部倾斜的战略。
再次,如果发放教育券,是全国统一,还是一省统一,或者是一县统一呢?无论是哪一种,都无法公平。即使是一个县统一发放教育券,城镇与乡村,平原与山区,老学校和新学校之间都存在很大的差异。绝大部分农村的小孩子是不会拿着教育券去到远隔上十里甚至几十里的所谓“优质学校”去读书的。如果这个学校在竞争中淘汰出局了,没有教师来教了,等待他们的只有一种命运——失学!况且,目前城镇的所谓“优质学校”也已经“生满为患”了,严重超负荷招生,超级大班已经普遍存在,根本无校可择。在这些地区,当务之急是建学校,而不是“择学校”。
另外,对教育券发放对象的数量无法确定,实际中无法操作。如果按在校的学生数发,则对不在校的适龄青少年不公平。即使是在校的学生数,由于教育券的有价性质,会刺激各个学校在上报学生人数的时候,弄虚作假而无法核实。作假是中国人的拿手把戏。教育券会给弄虚作假创造绝好的机会。如果按学龄人口发放教育券,虽然地方政府对家庭人口数量的掌握会相对准确一些,但却有可能造成有限的教育投资流失,学校无心去管学生是否就学,而有可能一心与教育券持有者达成某种协议,只要将教育券弄到手可以向政府兑现就行。
五、国内一些专家主张推行教育券的理由,是说教育现有的公办体制僵化,而且是政府垄断了教育资源,这种体制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只有教育券才能打破这种体制。这些观点是值得推敲的。
政府垄断教育资源有什么不好?义务教育是政府的一种兜底教育,是政府对人民群众的一种承诺,为了保证政府的投入确确实实是用在每一个应该享受义务教育权利的学生身上,国家应该垄断教育资源。国家在垄断教育资源的同时,并没有排斥民间的的办学力量,而是鼓励民间投资办学,作为政府投资教育的补充,为此国家颁布了《民办教育促进法》。
最近一些年来,许多地方的民办教育得到长足的发展,并不是教育券的功劳。浙江省长兴县2001年以来推行的“教育券”,并不是费里德曼所说的真正意义上的教育券,而是作为扶持贫困学生和支持民办教育的一种方式,是值得推广的。至于说到现行公办教育体制,的确有待改革和完善,这可以通过教师资格准入制度、学校岗位聘用制度、民主管理学校的制度等等等等办法来进行改革。调动学校和教师积极性的途径是多种多样的,最好的办法决不是发行教育券。当前教育体制改革的关键,是如何引导民间资金进入教育领域,扩大办学规模,增加学校的容量,让更多的孩子有学上,有书读。
(中国民办教育社会贡献与发展政策高级论坛发言)
“论语”戏说与谑翻――――与网友的玩笑
子曰:君子上达,小人下达。这句话可以为本人的落魄找个小借口。它大概的意思是讲man of honour 与base person的一个差别。这个差别就是,思想高贵的人在满足了基本物质生活之后,甚至在基本生活都不能满足的时候,有着强烈的对世界本质和其它形而上问题求索的好奇心;而思想鄙俗的市井之人,由于他们离动物较近,满脑子都是吃喝玩乐之类的物欲,所以即使完全解决了这类问题之后,脑子也很难空出来去想想物质之外的东西,只好在低级问题上玩花样,比如吃活猴脑、活剐驴等,顶多,想想自己挣钱的方法手段能否改进。对于前者来说,吃口饭的目的就是为了可以有力气想那些有趣的问题,对于后者而言,即使不得已要想点什么,其目的也一定是万变不离其宗的那几个lower level demands。所以君子的眼睛是瞄着上面的,一不小心他就可能在仰望星辰时掉进井里,可能显得不够踏实,容易获得空谈和好高骛远的恶评;小人的眼睛是盯着下面的,因此不少时候他给人的印象是踏实肯干(他不能想,没办法,只好选择干),不尚空谈。
我把它翻译成英文是这个样子:
Man of honour pays attention to metaphysics whenever he can, and the attention of base person can not be drawn by anything other than physical matters for ever.
自由仅仅属于大多数人吗?
自由是多数人的自由,当少数人的自由与多数人发生冲突时,少数人就成为多数人实现自由的障碍,于是剥夺他们的自由乃至生命来换取多数人的自由,就成了理所必至。这种观念在一些旧影视作品上表现得犹其充分。主人公动辄宣称自己的行动是“代表人民”(也就是代表大多数人),比如“代表人民判处某某死刑”。平心而论,他们的行为实际上就是恐怖活动,然而一旦冠以“代表人民”之名,观众不仅闻不到其中的血腥,反而会热血沸腾地升起与主人公同仇敌忾的激情。群众之易于愚弄误导,于此可见一斑。
不错,尽可能地维护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包括其自由)是社会的目标之一,但不加条件地将天平向多数人绝对倾斜,却并不公正。罗素说过:“须知参差多态乃是幸福的本源。”如果一个社会要求所有人思想整齐划一,如出一辙,则无论其物质资料是否“极大丰富”,人们绝不会有衷心的幸福感。这可以从太平天国,巴黎公社,文革时的中国大陆,以及改革开放之后的大邱庄、华西村等试图“统一思想”的乌托邦案例中获得佐证。懂得尊重与自己不同的人,是文明社会中人们应当秉持的观念。必须注意,尊重不同的人,是不应附加对方是属于多数还是少数这种条件的。文明社会重视政治、文化多元化,容纳持不同意见的少数人,才有参差多态的生存环境和幸福生活的基本条件。极权社会里只容许一种声音存在,只承认所谓“多数人”的自由,但最终这个“多数人”是真是假,是大可怀疑的。
当然,文明社会之文明也并非一蹴而就。它之所以能从蒙昧野蛮走向启蒙和文明,不过是犯了错误受了挫折之后能直面自己的问题并彻底改革观念而已。哥白尼、达尔文都曾是这种社会中的少数派,他们思考问题和发表见解的自由都曾受到压制。当时大多数人笃信宗教,相信地球是宇宙的中心,上帝创造了万物。于是哥白尼达尔文的观点被宣布异端邪说,教会理直气壮地“代表人民”不许他们“乱说乱动”,以免邪说流布,蛊惑人心。这就是持“自由是多数人的自由”观点的人们自然而然的行为方式。西方世界在经历了中世纪漫长的黑暗之后终于走出了蒙昧。他们提出了两种制度观念:Democracy (民主)和Republic(共和)。简单地说,民主就是尊重大多数人的权利(包括自由),共和的含义则是尊重少数人的权利(同样包括自由)。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的驴象之争,不外乎是在多数人和少数人自由权利之间达到某种平衡,每四年一次的大选,就是请公众对这种平衡进行调整。成熟的社会已形成这样的共识:在保护多数人自由的同时,少数人的自由也应获得重视。而中国人不仅隔膜于这种观念,反而走到了相反的极端,不仅不允许少数人发表不同意见,甚至不允许他们在内心有不同思想,文革时搞“狠斗私字一闪念”就是例证。今天这种观念在一定范围内仍然流毒未尽。我们喜欢说:“资本主义国家走过的弯路我们不能再走。”实际上他们中世纪的教训我们都未吸取,对于工业革命后的经验至多只是学其皮毛而已。杜牧所谓“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正成为中国目前和今后发展的写照。中国人常以智慧自诩,其实我们小聪明的确不输于任何其他民族,但我们缺乏大智慧。
尊重少数人的自由,不仅是因为有时候“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里”,更因为多数少数的划分并非恒定不变的,有时甚至是根本不足采信的。以此种标准划分你属于多数人之列,按彼种标准你却可能变成少数人;此时你属于多数人,彼时你可能又成为少数人。由于手握权柄者掌握着话语权,可以轻易宣称自己代表多数人,代表革命,代表大局,代表整体利益,也可以轻易判定任何其他人属于“一小撮”,属于反革命,属于个别,属于局部利益。名义上的多数未必是多数,名义上的少数实际却是“沉默的大多数”。无组织的多数不但无法战胜有组织的少数,而且往往不被承认为多数。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加条件地一律搞“少数服从多数”,则几乎所有人的权利都将受到侵害。这样本来目的在于(或声称其目的在于)保护多数人的制度其结果却可能是缘木求鱼,走向反面。
墨子说:“强之凌弱,众之暴寡,诈之谋愚,贵之傲贱,此天下之大害也。”也就是说以众暴寡(即多数人欺负少数人)是天下大害之一,可见墨子早已明白尊重少数人的重要。可惜墨家学派自身后来也不幸沦为少数派,在经历秦始皇的“焚坑事业”和西汉董仲舒“罢黜百家”之后,几乎成为历史的绝响。中国人至今不懂得尊重少数人,也不懂得尊重如墨子这样的少数派的大智慧,结果是至今无法建立能与西方世界抗衡的优良制度,在可预见的漫长未来中被动落后的局面仍将无法改观。
我的结论听来可能很极端,但愿它真只是偏激之论:不改变人们(犹其是所谓“知识分子”)心中的这种“众可暴寡”的观念,中国的落后几乎就是注定的;“知识分子”不进行自觉进行彻底的观念更新,知识分子的堕落也几乎是注定的。
理与势
据说,俄国沙皇尼古拉尚未登基时,有一次凶性大发抓住一位禁卫军官的领口意欲一逞威风,不料这位军官昂然正色说道:“殿下,我的佩刀在手里呢!”,只此一句话,居然镇住了这位骄横成性的未来皇上,令他悻悻放手走开。说实话,这段记载我简直不敢相信。根据我对咱们国家历史人情的粗浅了解,除非皇室积弱,有人觊觎大宝,才会有这样的情形发生。向来我们的“脊梁”,可以为民请命,可以舍身求法,可以埋头苦干,但绝不会在主子面前拿出个人尊严来讲理。包公铡美,董宣强项,看起来大义凛然,其实只是另一种形式的效忠,中间绝不能包含个人的东西。换言之,即使是“脊梁”们,也不能与主子随便发生龃龉或对抗(除非这种龃龉或对抗是出于对主子的忠诚),遑论普通百姓。这位沙皇手下忠心耿耿的禁卫军官究竟吃错了什么药,竟敢在未来的皇上面前说出这般大逆不道的话,而这话里面却怎么也找不出一点“忠”的成份来?
据说在沙皇时代类似的事情相当多。如果这种说法不假,说明在我们的世界之外,还有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也有强权、欺凌和不公,但在人们(包括强权阶层)内心深处,仍然相信权势之外,还有公理在,而且这种公理并不以权势为基础。也就是说,人们知道讲理不需要以臣服于权势为前提。理就是理,它无需权势开路。
这太让人震惊了。因为我国的人情观念与此大相径庭,我们认为如果没有说得出口的理由,仅为一己私利或个人尊严与当权者争辩或争斗太站不脚了。什么是说得出口的理由呢,在古代就是为了皇帝的利益,国家的利益,现在皇帝的利益说不出口了,改成国家的,中央的,社会主义的,群众或集体的利益。这些虽然听起来比皇帝什么的强多了,其实质却都是权势的代名词,在权势面前,人是没有道理可讲的。
所以,我们相信“民不与官斗”的道理。生活中如果有人得罪了当官的,我们第一个反应就是这个人怎么这么没头脑,敢跟当官的作对。至于中间的是非,我们一秒钟也不会想。考研曾是大家情之所系,试想如果有人分数不够却能把分数上线的考生挤掉,我们会是什么反应呢?只要听说这位舞弊者权大势大后台硬,许多人甚至包括受害人都会心平气和下来:谁让人家有后台呢,咱斗不过人家,认命吧。潜台词就是:权势是高于道理的。有人说,民不与官斗还算“可以理解”,而其实我们在一切权势面前都噤若寒蝉,无论这种权势来自官方还是其它方向。我上高中时,有一位同学遭学校一名流氓学生勒索,当我主张向学校领导报告时,几位朋友包括受害人都持反对意见。他们认为对方势力太大,学校也管不住,反会引来更坏的结果。最后还是给了那名流氓二十块钱了事。不仅如此,此后他们见到那名流氓都会赔足笑脸与小心。最要命的是他们认为不肯照此行事的人都是傻帽。我想这种思想一定很受那流氓的欢迎,如果他够有头脑的话,他应当聘请我的这几位朋友为他组建宣传部以推广这种意识形态。他没这么做,但后来我发现他是对的。因为根本不需要宣传,这种势大于理的观念早成燎原之势而深入人心。在中国,如果有谁真能仅凭有理就“走遍天下”,那就堪称地地道道的传奇;无理有势的人获得成功的例子倒是可以车载斗量,这种形势比什么都有说服力,任何额外的宣传对那位聪明的流氓来讲都是浪费。
为什么俄国大部分领土在东方,却被算作一个欧洲国家,我以为我是明白了。欧洲文化相信“理大于势”,亚洲文化认为“势大于理”,以文化归属来划分,俄国是一个欧洲国家。当年俄中两国都选择了社会主义制度,后来又都开始了社会改革,但改革的道路却截然不同。中国采用的避重就轻,避难就易的所谓稳健的渐进式改革,即对制度上的弊端视而不见绕过去,只在技术层面上进行改革,许多根本矛盾被暂时掩盖并悄悄积累着。俄国采用的是方式是看似鲁莽的激进式改革,甚至不顾社会稳定,采用“休克疗法”,经济状况一度恶化,近两年却有后来居上的势头。从长远来看,中国的改革方式极有隐患,已故着名经济学家杨小凯曾用沃森的“Curse To The Later Comers”的提法来描述这种“后发劣势”。短期内技术改革的成功会给人发出一个错误信号:不必进行制度改革国家也会像宋祖英所唱的那样“越来越好”。等真正到了不改不行的地步再改,社会矛盾已经尖锐到无法挽救的程度。经济学家何清涟也认为,中俄两国的改革竞赛“谁笑到最后还真的很难讲。”
两国政策孰优孰劣,尽可拭目以待。但选择这两种不同道路对两个国家来说都绝非偶然。俄国人相信理大于势,改革首先改革不合理的制度,而不必顾虑既得利益阶层(即掌握权势者)的反对。中国人认为势大于理,改革要使权势阶层丧失既得利益是很难让人接受的事,甚至连普通百姓也不敢团结起来支持这样改革,上无动力,下无支持,于是只得相信“稳定是压倒一切的大事”。只动皮毛不动根本,只治癣疥之疾,不治心腹之患,成了中国人眼中最优的老成谋国之道。
文化上的差异如此显着地影响着国家发展道路的选择,担负社会文化建设与改革重任的高校师生,于身居象牙塔、精思形而上之暇,岂能埋首不问世事,而自外于民族文化塑造的宏伟工程呢?
给导师的信之二:关于国家和地区贫富差别的原因
老师:
您好!
新年就要来了。为这座城市您又度过了辛劳而忙碌的一年,看着城市一天天的变化,您一定颇感欣慰。作为学生和这座城市的公民,在此时刻首先要对您道一声辛苦了。
在您的工作领域内我无力分忧分劳,但由于我的专业以及我对经济增长的秘密一直怀有的好奇心,却促使我经常思考一些问题,并且为了寻求这些问题的答案去读一些书籍,包括您送给我的书刊杂志。迄今为止我尚未得出这些问题的答案,这是可以料想得到的,因为这是太过艰深的问题,不过您兼具实践经验和理论素养,一定可以为我寻求这些答案提供有力的指导。
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而在中国之内,各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也差别极大。我经常在想,究竟是什么因素,使得国与国,地区与地区,城市与城市有了贫富的差别乃至悬殊?我想,如果真正解决了这个问题,发展经济就可能找到可靠的门径。
我无法接受以时间发展长短作为解释的答案,即发达国家用了几百年发展经济,而发展中国家如我国只有几十年的时间。因为第一,有文明史以来各国一直在发展经济,文明古国的经济发展历程远长于美洲澳洲这样的新大陆,但众所周知四大文明古国除希腊外均是贫穷国家;第二,日本和德国二战之后的起点比中国还低,但几十年的时间它们就雄踞发达国家排行榜前列;第三,同样是落后和贫穷地区,起点相同且同文同种,韩国与朝鲜、西德与东德、港澳台与中国大陆几十年时间内就有了天壤之别。因此时间无法解释国富与国穷之谜。
我也不能同意单纯用社会制度来解释这个问题。因为至少有两个例子可以反对这个说法,一是印度,一是新加坡。印度的制度与多数发达国家一样,议会选举、新闻自由等等一样不缺,但它比中国还穷;新加坡用李光耀的说法实行的是“开明专制”,“侵犯人权”的新闻时有所闻,但是它经济发达,政府高效廉洁。
用自然资源的丰欠来回答显然也不行,美国与中国国土面积相近,都地大物博,发展程度却远不相同;日本二战中的侵略野心本源于其资源匮乏,新加坡、香港、瑞士也都是弹丸之地。我以为,自然资源类似于一个家庭祖上留下的遗产,遗产多少不过是个外在因素,败家子终不免坐吃山空,贤儿郎也总有办法白手起家。
其它像开放程度、人口密度等说法也都不免似是而非,因为开放程度、人口密度是由人决定的。人为什么选择这样的开放程度和人口密度?所以我想还有更深层的东西在起作用。而且同样开放,有的地区能吸引到大量投资,有的则难,为什么?我很容易就想到投资环境,那么为什么有些地方抓投资环境能抓出成效,有些地方却成效不彰?答案也许是官员和人民素质以及激励因素,素质问题又源于教育,激励因素来自主政者意识,最终这也归结于教育。那么教育的落后又归因于什么?五四运动至1949年这一段时间中国高等教育公认是相当成功的,后来由于思想禁锢和封闭导致万马齐喑,人才凋敝;改革开放以后教育的问题在于只重技术的培养而严重忽略人文教育,在历史和哲学等学科教育方法至今仍有许多我看来是错误的作法(比如隐瞒和篡改历史),这对于培养出有责任意识和人文关怀的精英是极为不利的;没有合格的精英,自然也无法通过他们对大众施以良好的影响,换言之,没有合格的精英,就没有合格的民众。
似乎教育是一切问题的症结所在。但我觉得教育最终与人口和开放度一样,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自己选择的。为什么做此而非彼选择?这也是我想探究的。如果一个民族深刻地意识到何种教育方式对经济长远发展有利,它一定会选择这样的方式。问题恐怕在于,贫穷国家(地区)中,没有人,或者在能够对政策制度施加决定性影响的人中没有人,真正意识到什么才是对这个国家(地区)有利的抉择。经济发展的奥秘本身也许不复杂,虽然要将这个原理运用于广袤的现实环境中是至为困难的。
我相信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一切社会财富增长的奥秘都隐藏在分工之中(即使是上文所谈到的教育,不进行分工,由外行领导内行也是行不通的)。如果不分工,所有的事都由自己完成,生产效率是最低的(所谓“样样精通,样样稀松”是也)。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至多满足人的温饱,却无法给人提供现代社会中最简单的产品和服务。例如电视机和手机,就是在自然经济条件下至尊之身如皇帝也无法享受到的。
一旦分工开始,就意味着一些人的工作范围开始缩小,这些人的精力开始聚焦,精力聚焦带来专业化,也就是生产效率的提高。过去由两个人分别完成的两项工作,现在改成由这两个人各自完成其中的一项,而这样做的后果是,这两项工作都可以完成得比分工前好。如果这两项工作分别是生产粮食和衣服,可以预期,分工后的粮食和衣服产量与质量都会高于分工前,因为每个人从事的工作项目减少了,就会有熟能生巧的效果。我相信,人类社会财富增长的奥秘就隐藏在这个最简单的原理中。富国与穷国的差别,说到底是分工水平的差别(如果不是条件所限,我很想调查一下,在荆州,是哪些具体因素影响了人们进行分工的努力和热情)。这可以从日常生活的经验中得到验证。在我们这样的国家里,令人们向往的工作岗位并不多,所以会有太多人考公务员,太多人想挤进电信、石油、电力这样的部门中,不管自己是不是喜爱和适合从事这些工作。而在发达国家,如美国,位高如副国务卿,一转身就可以坦然到幼儿园去做一名幼教;修理下水道的管道工,会对自己的专业水平感到由衷自豪;在那里,人们最看重的不是从事什么工作,而是这个工作是不是自己最喜爱的,以及自己是否把它做到专业水平。这说明发达国家的分工水平的确高于发展中国家。
既然分工带来效率的提高,从而带来财富的增长,那么为什么在不同地区不同时代,人们会选择不同的分工水平呢?分工的成果如果不能用于交换,或者交换时所需要的费用太高,以至于超出了分工带来的效率改进所产生的好处,人们就不愿意分工。例如专门生产粮食的人,如果他生产的粮食不能换来衣服,则他虽然不担心会饿死,却可能担心冻死(即使生活在热带也会担心羞死),所以他就不能专门生产粮食;同样道理也适用于专门生产衣服的人。另一方面,虽然可以进行交换,但交换时所需费用太高,例如运输费用太高,超出了专业化生产带来的好处,人们也会干脆选择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
所以,如果允许我发表自己不成熟的看法,我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交易费用。交易费用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外生的,就是那些我们暂时无法降低的交易费用,比如假定现有交通设施技术只能将运输费用最低降至某个价格,这个价格就属于外生的交易费用;另一类是内生的,即那些通过对存在弊端的现行制度进行改革后可以进一步降低的费用,比如同样是一条高速公路,撤掉一些私设的收费卡会大大降低路费。可以认为对外生的交易费用我们短期内无力改变,但内生的交易费用则大有降低的余地,而这正是政府发挥作用的领域。事实上,降低交易费用,正是政府存在的理由。
简单地讲,要使一个国家(或地区)富起来,必须设法使当地人民乐于进行分工,而要使人民乐于分工,就必须降低交易费用,使其享受到分工带来的利益。一个政府在其辖治区内所作的一切工作,都应围绕“降低交易费用”这个目的去做,而不应游离这个目的,也不应超出这个目的。从一个老百姓的视角出发,他之所以一有机会就想进政府部门,而其他选择都是不得已而求其次,根本原因在于,从事那些他喜爱和擅长的工作得不偿失,换句话说,进行专业化分工的交易费用太高。比如办企业,除了市场本身的风险,还有一些人为的费用,包括政府一些官员的索贿,涉及官司时法院的效率低下造成的时间、金钱损失等等,这种费用如果高于某个临界点,办企业就成了一件得不偿失的事。一个地区能否大量吸引外来投资,决定性的因素也在于此。其它如从事科技发明或开餐馆等对社会有贡献的分工行为,其盛行与否无不受交易费用高低制约。只要交易费用足够低,人民自己的智慧完全足以驱使他们作出有利于经济发展的选择,而并不需要政府的引导。每个平等竞争的人和每个自负盈亏的企业在以合法手段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时,同时也驱动了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政府不应当试图对谋取自身利益的企业颐指气使(除非它违法),那是费力不讨好的,是浪费资源的行为,是有害的。除了“所有者缺位”的国企,企业谋取的是它自身的利益,既然如此,它在这个问题上就会比任何其他人更聪明,即使企业家的智力、经验和学识都低于政府官员时,情况仍然如此。
曾有经济学家(如凯恩斯)以“市场失灵”为理由,主张政府干预经济,而且即使在发达国家,政府也并非完全不干预经济。但“市场失灵”是否真正存在,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许多经济学家(如科斯和张五常)相信,所谓的市场失灵,要么是产权不清的结果,要么是交易成本影响的结果。一些发达国家所以还存在经济低迷失业率犯罪率居高不下的情况,在他们看来,正是这些国家的政府还存在一些对经济的不当干预所致。这方面的争论和研究头绪万千,有机会我会在阅读文献的基础上进一步展开向您汇报。但对我而言,持自由派观点的经济学家更有说服力。
因此,我觉得,各国(地区)之间的经济竞赛,归根结底是一场各国(地区)政府降低交易费用的比赛。谁能将交易费用降得更低,谁就是这场比赛的赢家。当然,我知道,在中国,经济学家普遍倾向于支持上述观点,北大的张维迎甚至有过政府官员应人手一本“国富论”,熟读三月,自然不会犯低级错误的激烈说法;而政治家和官员们则多持相反观点。双方分歧的深层原因何在,我还不明白,但我觉得不是理论家与实干家的天然对立那么简单。也许您能给我一个切中肯綮的解答。
我个人的陋见,即使不与发达国家比,就是国内各地互比,长三角珠三角较之内地中西部的优势,本质上也在于其交易费用相对低,而非政策倾斜和地理优势。老子主张“无为而治”,其中包含的智慧与亚当斯密不谋而合。辩证法讲抓主要矛盾,抓住了降低交易费用这个主要矛盾,经济发展是不是就有戏了呢?
以上是我近一年来对经济发展问题的一点不成熟的思考。我的想法可能是错的,也可能思考方法就有问题,所以我才不惮其烦地将我的思考过程也一一写出,以便老师指点。新的一年就要到来,写这封信也算是做学生的对过去一年的学习所做的一个总结和汇报。如果这封信能使老师在一年的政务繁忙之余换换脑筋,放松一下,也算我的一个意外之喜了。
衷心地希望在荆州在您的领导下有一个更加兴旺的来年,希望您的事业、身体和心情有个更上层楼的来年。
谨致
鞠躬!
学生 XXX 乙 酉 岁 末
群友李靖 2013-08-28 15:3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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