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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三气吞万里如虎的刘裕（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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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

　　淝水之战东晋虽然取得了重大胜利，但并没有给它带来任何的好运，不久东晋在没有外患的干扰下自己就垮台了，这可能和国人的擅长内斗有关系（由于东晋王朝皇权旁落，事实上采取的是一种类似于君主立宪制的政体，这种政体使得每一个能爬上权力金字塔顶端的权臣都特别精于内斗）。在大敌压境的时候东晋政权往往会非常团结，称其为“抛弃前嫌、上下一致、同仇敌忾、共御外侮”也不为过。而一旦外界的压力消失或减轻，东晋的内乱马上就不期而至。北方由强大的前秦帝国完成统一再演变成一片混乱只用了两三年的时间，而东晋王朝由安定团结演变成一锅稀粥所花的时间也不比这多多少。 

　　《五胡录》当中对于东晋的历史有所忽略，其实同期东晋发生的种种故事并不比五胡十六国逊色多少。这里首先介绍一下本文主人公刘裕的三个主子，他们是晋孝武帝司马曜、晋安帝司马德宗、晋恭帝司马德文。 

　　晋孝武帝司马曜是东晋历史上最重要的皇帝之一，东晋诸帝当中他在皇帝宝座上呆的时间也最长。司马曜十一岁登基，从公元372年396年，共当了二十四年的太平天子。经历了桓温倒台、谢安执政、淝水之战、东晋衰落等重大历史事件，最后被他的宠妃活活闷死。 

　　晋孝武帝死后，晋安帝司马德宗继位。司马德宗的白痴程度可以排名为中国历史上白痴皇帝排行榜的第一位，就连那位以一句“何不食肉糜”而“名垂青史”的晋惠帝司马衷要是见了这位司马德宗也会自叹弗如的。据史书记载，晋安帝司马德宗“口不能言，虽寒暑之变，无以辩也。”完完全全是个木偶。司马德宗废物到了极点以致于公元403年桓玄起兵造反占领建康称帝后都懒得杀他（历朝历代的规矩，新王朝建立一般都会除掉旧皇帝，以绝后患。桓玄既然不杀他，说明桓玄压根儿就没把他当回事儿）。两年后刘裕击败桓玄，再一次把司马德宗扶上了皇位，于是，可怜的司马德宗又当了十三年的木偶然后被杀掉。随后上台的晋恭帝司马德文没当两年皇帝就被迫“禅让”给刘裕了（精明狡诈的司马懿如果泉下有知，准保会气得再死一回）。 

　　我们回过头来看看公元372年晋孝武帝登基的时候，大权臣桓温被谢安给活活气死。由于桓温这个几乎使东晋王朝灭亡的家伙并非门阀世族出身，因此东晋朝廷更加确信自己的立国之本——门阀世族制度是绝对正确的。要想保证政权的延续就必须由具有纯粹的门阀世族血统的大权臣来执政。这种执政理念使得东晋任何一个出身不良的人即使才能再出众也无法接近至高无上的东晋皇权。于是血统最高贵的谢安成为新的大权臣（凑巧谢安这人还非常聪明，这使得“血统论”更加神圣不可侵犯）。我们可以看到，淝水之战时东晋军队的指挥官大都姓谢，刘牢之这样的人只能打打下手讨个先锋官当当。淝水之战的胜利更加坚定了门阀世族理论的正确性。于是那些出身贫寒的知识分子更加难以跨进权力的门槛。其实无论是门阀世族还是贫寒庶族掌握权力后都会更加拥护门阀世族制度（殷浩、桓温等人算是出身庶族而掌权的不多见的另类人物。他们意外地掌权之后，反而变本加厉地推行门阀世族制度，阻止其他寒门子弟步他们的后尘。他们的这种忘本行为起初或许让人难以理解，但仔细研究一下就会发现在中国历史曾经上演过无数次这样的剧集）。 

　　绝对的权力就会孳生绝对的腐败，世袭的、没有竞争压力的权力就会孳生出递进的、无穷无尽的腐败。所以我们说士大夫阶层是东晋王朝最腐朽的顽固势力，而知识分子则是为虎作伥的人。那些贫寒出身的知识分子在没当官之前对这个王朝的万般不满，可一旦主子发起善心来让他们得到重用的时候，他们变起脸来比谁都快。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其实这些秀才们不过是想取代老一辈的士大夫坐上权力的宝座而已，如果上天开眼使得某几位幸运的知识分子当上了士大夫，那么他们绝对不会要求开放仕途使得天下的知识分子都有一个公平的做官机会（那样会会给自己的权力带来潜在地威胁），而是想方设法地压制那些没有挤上权力快车的知识分子，并给自己加上正统的士大夫身份，以隔绝剩下的大多数人接触权力的机会，从而确保自己以及自己的后代尽可能长久地把持国家的权力。所以说依靠知识分子本身是不可能推翻这种门阀世族制度的，只有等外来的力量改变或摧毁它，比如后面出现的孙恩、卢循之乱。

　　淝水之战获胜后，谢安在大权臣的位置上并没有呆多久，门阀世族指挥下获胜使得东晋朝廷确信越是血统高贵的大臣就越有出众的才能。为了避免谢安像桓温一样对东晋政权产生不必要的威胁，晋孝武帝的弟弟会稽王司马道子被任命为司徒，准备剥夺谢安的权力。领扬江荆司豫徐兖青冀幽并梁益雍凉十五州大都督（好家伙，官名够长的）的谢安被迫离开建康到前线指挥收复故土的作战，不久就生病而死，司马道子成为了东晋的新任大权臣（看看司马道子排挤谢安所使的手段就知道此人愚蠢至极，手握重兵的谢安只要稍微有点异心他司马道子岂能活过一天？而谢安被排挤出建康正是因为害怕他有异心，由此悖论可见司马道子谋事之拙劣）。 

　　前秦帝国解体，谢安病死，东晋可谓内忧外患皆除。晋孝武帝和司马道子哥俩都沉溺于酒色之中，朝政自然开始走下坡路。司马道子权倾朝野，随口封官，连和尚道士戏子盗贼都被派往各地做官。这些官员一上任就竭尽所能地贪污，国家财政很快就供应不上了。几年之后，晋孝武帝因宠妃争风吃醋而被活活闷死，对外宣布为皇帝“暴崩”。司马道子立天下第一白痴皇帝司马德宗为帝，是为安帝。 

　　此时司马道子对治理国政已是彻底厌倦，他任命了两个弄臣王国宝和王绪总揽朝政大权。但这二王却不自量力地觉得军政合一指挥起来才够爽，就异想天开地准备剥夺全国各路外地镇守武将的兵权。东晋的朝政经过司马道子的几年荒废，早就丧失了对外镇武将的控制权，军队无疑是外镇武将的命根子，一听说朝廷要收回兵权他们当然不答应，镇守京口的平北将军王恭首先发兵进攻建康。京口离建康不过百来里一天之内就能到达，司马道子害怕极了，只好处死了王国宝和王绪，向王恭表示屈服。 

　　经历了这场风波后，司马道子认为外姓大臣都不足信，便任命自己十六岁的儿子司马元显为侍中代理自己的职务，这一举措更是授予一些野心家以口实。不久，兖州刺史王恭便联合荆州刺史殷仲堪共同起兵讨伐司马元显。司马元显果然比他爹有能为的多，竟然派间谍说动王恭手下名将刘牢之叛变杀死王恭，并许诺事成之后委任刘牢之全权处理长江以北战区。王恭死后，殷仲堪独木难支，只好怏怏而回，这次叛乱不费一兵一卒就被平息了。 

　　司马元显第一次做大事就取得了圆满成功，其野心顿时迸发出来，他乐观地认为天下诸事不过如此简单而已。一天，他趁老爸司马道子喝醉酒，私自颁发圣旨将司马道子的所有职务一并转到自己名下。司马道子酒醒之后才发现大事不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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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三气吞万里如虎的刘裕（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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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六岁的少年司马元显有了兵权，便成了东晋事实上的皇帝。他任意抓捕流民来扩充自己的军队，百姓被他搞得苦不堪言，很快司马元显就聚集了能和荆州殷仲堪、徐州刘牢之相抗衡的兵力。接着荆州刺史殷仲堪的参谋官桓玄又击败殷仲堪，桓玄和他老爹桓温一样的野心勃勃，击败殷仲堪后桓玄马上自立为荆州刺史，盘踞在长江中上游地区，再加上控制长江下游以北的刘牢之和江南的司马元显，东晋事实上已经分裂成为三块，形势发展到这一步大战已是一触即发。 

　　由于东晋残酷的高压统治，百姓无法生存下去，很多人都靠信教来获得精神上的解脱。东晋琅琊人孙泰曾经习练过五斗米道（属道教的一支）。趁这个机会他自称得道，靠作法事和一些希奇古怪的仪式来谋取暴利，就连司马元显父子俩也曾沉湎于此。但不久就有人举报说孙泰意图谋反，于是东晋安全机关立即将孙泰逮捕并斩首示众。 

　　孙泰的侄子孙恩只身逃到舟山岛，他在逃亡的路上到处宣扬孙泰得道成仙，平日飞升，不少百姓都对此深信不疑，纷纷资助孙恩逃亡。孙恩逃到舟山岛后纠集了百余名亡命徒开始反攻大陆。由于他事先的宣传工作很有成效，那些活不下去的流民都来投靠，不出几天孙恩的部队就扩大到了数万人。孙恩就自称征东将军，以会稽为大本营，整个江南地区纷纷响应，乱民过处一片狼藉。司马元显吓得不知如何处理，只得向刘牢之示好，请他率精锐北府兵入吴作战。 

　　孙恩的暴乱活动意外地打破了剑拔弩张的东晋局势，使得司马元显被迫和刘牢之联合起来镇压民乱（虽然孙恩之乱重创了司马元显和刘牢之两方的实力，但也促使得刘牢之这棵墙头草倒向了东晋朝廷，也使得后来桓玄攻陷建康处死刘牢之和司马元显后还有刘裕给他们翻本。如果不是孙恩之乱，恐怕桓玄、刘牢之以及司马元显三方混战随时都可能发生，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本文的主人公刘裕可能就根本没出头之日）。

　　东晋三气吞万里如虎的刘裕

　　（下）

　　刘裕的祖先是汉高祖刘邦的亲戚，因此被认为是江苏徐州人氏，但到了刘裕这一代已经是家贫如洗。年轻时的刘裕“尚豪侠，有大志”，但就是不学无术，靠给别人打零工过活，间或打架斗殴赌博，别人都瞧不起他。而且刘裕赌博时手气常常很差，经常因为输个精光被人捆起来痛打，这种局面直到他当兵后可能才稍有好转。但刘裕直到三十三岁前，都是草头兵一个。 

　　刘裕因为孙恩民变而发迹。公元398年，江南地区爆发孙恩之乱，在东晋朝廷野兽般的统治之下，苦难深重的百姓只能用暴动来应对国家的暴政，孙恩暴动只不过是东晋末年大规模暴动的导火索。孙恩在荒岛上宣布造反的时候手下只有一百来号亡命徒，但仅仅十来天东晋全境就有数十万活不下去的百姓自发响应孙恩之乱，效率比两百年前东汉末年的黄巾之乱还要高得多（和创立太平道的张角不同，孙恩不过是个有点名气的神汉而已，本来就没什么力量，而且也没有四下里去通知信徒们起事）。 

　　孙恩暴动不能算作是农民暴动，因为在当时的东晋帝国境内有人身自由的农民都快绝种了，绝大多数农民都被门阀世族们圈地圈成了农奴。尽管东晋政府屡次清查户口清退农奴，但都是前脚清退完后面接着又圈进去，而且越圈规模越大，到后来大贵族占的土地往往横跨数郡，绵延几百里，荫庇数万农奴（门阀贵族就靠农奴来攫取财富，门阀贵族的政府怎么可能自断生路呢）。在东晋国内不断积累的各种矛盾的催化之下，孙恩暴动终于成功地葬送了东晋王朝。 

　　孙恩是神汉出身，带兵打仗如同跳大神（神族部队？），称呼自己的部下叫“长生人”，就是刀枪不入的军队。就这么一群乌合之众收拾起腐败透顶的东晋朝廷直属部队还是挺管用的，孙恩大军所到之处官兵是望风即溃。孙恩每占一城就召集百姓加入他的部队，凡是不服从的一律灭族，连婴儿也不放过（真够狠的）。而服从他的百姓就命令他们把自己的房子都烧掉从军，但是不准带孩子走。凡是抱着孩子的妇女一律“囊簏盛婴儿投于水”，然后围观者纷纷向被杀死的孩子的母亲恭喜她的孩子先上了天堂。于是孙恩所至之地百姓十死七八。 

　　东晋朝廷不得不借刘牢之的北府兵来平乱，刘裕在平乱过程中因作战骁勇而崭露头角，刘裕曾经有过一个人击败一支部队的记录，他还经常带着几百人阻击孙恩的数万军队的攻势，后来他几乎独当一面地担任了平息孙恩之乱的主力军。孙恩乱军最盛的时候达到了二十余万，而刘裕只靠着几千人的部队就将孙恩打得晕头转向。东晋军队经过四年的艰苦奋战，终于迫使孙恩自杀。 

　　孙恩的死并不意味着和平的到来，孙恩死后其妹夫卢循（卢循的曾祖父卢谌是刘琨的部将，刘琨的那首慷慨悲愤的五言诗《赠别驾卢谌》就是写给他的）接过了孙恩的衣钵，他坐船杀到广州，盘踞在华南一带，这样一来乱军的规模就更为庞大。 

　　刘裕消灭孙恩的同时，盘踞在荆州的桓玄以讨伐司马元显为名发动叛乱，向东晋都城建康发动进攻。东晋的正规军在司马元显的指挥下被桓玄打得一败涂地，慌乱之下司马元显只好向盘踞在江北的大军阀刘牢之求援。刘牢之则有他自己的小九九，他本来就指望靠桓玄铲除司马元显，然后自己再想办法消灭桓玄，然后独揽东晋大权。所以刘牢之名义上向司马元显表示效忠，真正打起仗来却有意保存实力，等桓玄一到建康，刘牢之又马上宣布向桓玄效忠。司马元显大势已去，和他爹司马道子一起被杀。这时候桓玄又使出了一个狠招，成功地剥夺了意图谋反的刘牢之的兵权，刘牢之见自己的如意算盘落空，不得不自杀。桓玄成功地接管了东晋的政权。 

　　桓玄消灭了所有的敌对势力后，迫不及待地在建康称帝，改国号为楚，他的行为引起了刘牢之的嫡系部队——北府兵势力的不满。不久，在平定孙恩之乱中立下赫赫战功的刘裕在建康对岸的京口宣布造反，率领自己的一千七百常胜军大败桓玄的两万军队，进而消灭了桓玄的势力，接着又把晋安帝扶上了宝座。刘裕顺理成章地成为东晋历史上最后一任大权臣。 

　　饱经战乱的东晋变得一片狼藉，所以东晋在公元404年桓玄之乱被平息到公元408年东晋进攻西蜀这段时间里几乎没发生什么大事——一直在修养生息。 

　　公元409年开始，刘裕发动了一系列的对外战争，他先后灭南燕、平徐道覆、平卢循、灭西蜀、败北魏、灭后秦，这一系列战役都是以绝对优势取得胜利（刘裕这次出兵，一路上都是顺风顺水，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惟有他的长安留守军被赫连勃勃杀得只剩儿子刘义真一人逃脱这件事，给刘裕的全胜战绩蒙上了一层阴影），这也是东晋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辉煌战果（当然，如果是谢安那种人领导东晋万幸地收复了北方失地的话，那么诞生的政权恐怕是五胡十六国中最让人倒胃的国家了）。即使在整个中国的南北战争史上，刘裕的北伐也是最有成就的胜利之一（可以比较一下后世的宋朝借辽金之战和金蒙之战的机会发动的两次愚蠢的北伐）。

　　刘裕在北伐战争中，捎带手地铲除了异己，树立了不二的威望。公元420年刘裕正式称帝，国号为宋，东晋王朝从此寿终正寝。 

　　刘裕登基不久就杀掉了被他废黜的晋恭帝司马德文，此后中国历史上的君主大都喜欢把亡国的帝王赶尽杀绝。刘裕这么做，或许是平民出身的他在向那些士族豪门示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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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三气吞万里如虎的刘裕（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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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南朝的第一个皇帝，刘裕的日常生活却十分简朴。他到地方上巡视时只带十几名随从，而且为了激励子孙后代继续保持这种优良传统，他还特地把当年自己打短工时留下的麻绳扁担和土炕灯笼等陈列起来，表示自己不忘本。但刘裕的儿孙们几乎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不成器的帝王，他们竟然认为“田舍公得此，以为过矣。”不知道刘裕泉下有知该作何感想。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刘裕能以一介平民的身份当上皇帝并且得到门第观念极强的江南社会的认可，确实是很不简单。 

　　东晋灭亡后，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惟一的一次民主政治尝试至此完全失败。刘宋建国后，中国历史上再也没有出现过东晋王朝这种宰相执政重臣制约的局面。 

　　这种类似于君主立宪制的权臣政治制度仅仅出现在东晋。权臣政治和中国历史上实行过的其他政治制度有很大的差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可以认为，从政体上比较东晋是中国历史上与西方的君主立宪制最接近的朝代。 

　　权臣政治和中国历史上其他政治制度的不同主要表现在如下几点。 

　　一、权臣更替制度废除了权力的世袭。中国历史上的当权者无不希望自己的权力能够恩泽子孙，万年不朽，所以人们往往把主动将权力交还给皇帝的重臣看作圣人，比如伊尹、周公、霍光、诸葛亮等。而东晋的权臣制度则不成文地规定了权臣不能挑选自己的下一任（像袁世凯搞的总统制度是下任总统由现任总统推荐，这和皇帝也差不多了），而且在执政期间犯下错误的权臣必须引咎辞职（比较一下中国历史上其他着名的重臣，像曹操、诸葛亮、贾似道、严嵩等，鲜有几个是主动下台的）。 

　　二、权臣制度中，朝廷对拥有最高权力的大权臣有制约权，权臣在实际工作当中经常受到朝廷的掣肘，这有些类似于西方议会对首相权力的制约。这种权力制约机制在中国历史上也极为罕见（像包公案里八贤王的鞭子上打昏君下打奸臣什么的，大家不觉得很滑稽么？）。

　　三、社会伦理和哲学思想导致政治制度的差异。中国的传统社会是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它希望人与人之间能够按部就班地生活，需要营造尊卑有序的社会制度，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等条条框框，都是为了维护等级森严的社会制度而设定的。而东晋的主导哲学思想是玄学，它和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种哲学思想都不同。玄学思想希望人人都能张扬个性，个性解放有一种创新的推动力，比如光屁股裸奔在中国其他任何朝代都被看做是异端，而在东晋就被看做是名士之风。在这么一个尊卑无序的社会中，其他时代被看作是僭越的权臣制度在东晋出现就很自然了。 

　　四、民主制度的雏形，广泛的辩论。一说到辩论大家往往会想起古希腊的雄辩家，或者是西方议会中闹得不可开交的辩论活动等等，其实东晋时期人们对辩论的偏爱更是令人乍舌。当时的人们把辩论称为“清谈”，把擅长辩论的文人称为“清谈家”，而擅长辩论的官员就是“清官”，这样的人受到全社会的尊重。“清官”自然人人都想做，一个擅长辩论的世家公子可以很容易地获取政府的高级职位。所以辩论的艺术也日趋完美，擅长辩论的人收几个来学辩论的徒弟是常事，甚至有专门的私立辩论培训学校。这些现象在信奉“敏于行而讷于言”的行为规范的老儒生看来简直就是不可理喻的。 

　　五、对自由的推崇，认为个人的身心自由是最可贵的。名士们甚至以装疯卖傻来表示自己是自由的，而统治者对此也不以为忤，所以两晋十六国时期的这一类奇人出奇地多。这些奇人们不受哪个国家的管辖，在贵族阶层中交游广泛，见了皇帝也不磕头。而且他们发光发热的途径也很广泛，比如充当敌对国之间的调停人、外交合纵联盟的说客等等。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政治信条逐渐占了上风，名士们一不留神就掉脑袋的概率也越来越高，所以后来就没人再敢摆谱学做名士了。 

　　提请列位看官注意，俺这里所说的东晋的这种民主政治制度仅仅适用于门阀贵族和高级知识分子，平民百姓是根本没有份儿的（其实西方早期的民主制度也是有很大局限性的），这和古希腊的民选制度只对公民有效的道理是一样的。东晋社会的大贵族、小贵族、平民、奴仆等各种门第之间的矛盾冲突不亚于世界上其他任何一种等级歧视制度，比如印度的种姓制度、元朝人分四等的制度、纳粹德国的反犹制度、南非的种族歧视制度等等。其他等级制度的高等级阶层如果杀掉了低等级阶层的百姓，高等级阶层的肇事者总要受到或多或少的惩罚，只有东晋实行的门第制度是个例外，东晋的门阀贵族们可以随意杀掉属于自己的农奴而不必承担任何责任。举一个很“风雅”的例子：东晋首席大权臣王导小时候和弟弟王敦一块儿去大臣王恺家吃饭。兄弟俩才十几岁脾气性格就有很大的不同，王导性格软弱，王敦性格刚强，惟一的相同点就是他们都不喝酒。王恺听说后感到很有趣，就找了数十名美女奏乐，又安排刀斧手在美女们的后面监督，凡是音律失调者马上处死，须臾连杀数名美女。王导被吓得脸色大变，而王敦则神色自若，继续和主人谈笑风生。王恺又命美女们向客人劝酒，凡劝说不动客人的也立即处死。当美女把酒端给王导时，王导急忙喝掉，而当美女把酒端给王敦时，王敦却连看都不看一眼，即使美女悲哭失声他也不搭理。王恺连杀数名劝酒的美女王敦都是如此，由此王恺对王敦非常器重（门阀制度实在太可怕了，现在一想还亏得它没有被延续下来）。 

　　鲜卑四人人喊打的“赛诸葛”崔浩

　　鲜卑拓跋部落建立的北魏帝国统一了中国北方，这可以算是五胡十六国时期最让人感到意外的事件之一。这个自命为正宗嫡系鲜卑的民族影响了中国数千年的历史进程。 

　　前面曾提到过在传说中鲜卑人的祖先就是黄帝的小儿子，这种说法目前还没有找到相关的文物来佐证，这里姑且暂以史书为据（《宋书》说拓跋部是李陵的后代，似乎没有多少依据）。

　　这支部落不停地向北方迁徙，为了表示对脚下这片土地的尊重，就给自己的部落取了个姓叫做“拓跋”。“拓”就是土的意思，“跋”就是后的意思。表示自己永远不忘记后土。拓跋部落靠放牧为生，没有文字，只能用刻木结绳的方式来记载历史。据说在尧舜时期拓跋部落和中原还有些联系，但到了后来随着匈奴的逐渐强大，拓跋部落只好被迫继续北迁，最后被人们遗忘了。 

　　拓跋部落在没人知道的地方繁衍壮大，历经了六十七代后，出了一位厉害的酋长，叫做拓跋毛。拓跋毛逐渐统一了三十六个小部落，并创造了九十九个姓，成为北方的一股强大势力。又过了五代，拓跋部落出了一位叫做拓跋推寅的酋长，推寅就是钻研的意思，拓跋推寅钻研了一下认为眼下他们生活的地方不适合居住，就领着部落南迁到方圆千余里的大泽（很有可能就是贝加尔湖），这个鬼地方“厥土昏冥沮洳（我也不晓得这是啥意思，呵呵）”，又过了七代（注意，他们开始进入了能估算出纪元时期的信史时代），应该是在东汉末年，部落的酋长拓跋邻接到神仙的指示说“此土荒遐，未足以建都邑，宜复徙居。”拓跋邻酋长考虑到自己年老体衰，已经无法完成神仙的指示了，就传位给儿子拓跋诘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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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三气吞万里如虎的刘裕（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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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拓跋诘汾继位后的首要任务就是尊奉神仙和老爹的命令搬家。但南迁的道路崎岖艰险，而且没有人认识路。大家正在为是否继续南迁而争论不休的时候，一匹神兽从天而降，它长的像马，叫声像牛，指引着拓跋部落继续南迁。经过一年多的时间，他们终于走出了“山谷高深，九难八阻”的蒙古高原（或者是大兴安岭，如果拓跋诘汾不幸祖籍在嘎仙洞的话，那么拓跋部落就是由北向南地走过了整个大兴安岭），来到了昔日匈奴全盛时的故地（这样看起来拓跋部落的身世就很可疑，因为黄帝时由中原到西伯利亚的道路，并不比拓跋诘汾时大泽到匈奴故地的路好走多少。但“拓跋”、“推寅”这几个古字在汉语中的解释和鲜卑语又是相近的，可见拓跋部落也许和中原有一定的联系）。 

　　公元174年（注意已经有确切纪年），拓跋诘汾在种地的时候，看到了一辆华丽的大车从天上开到他面前，车上下来一位美丽的仙女，自称受天命来和他做那事（少儿不宜），完事之后仙女就和拓跋诘汾约定一年之后在这里再次见面。一年后仙女果然如约而至，并送给拓跋诘汾一个男孩，说：“此君之子也，当世为帝王。”然后驾车而去。拓跋诘汾就立这个男孩为太子，并给他取名叫拓跋力微。 

　　拓跋诘汾十分思念那位仙女，于是他终身不娶（他倒是蛮痴情的，不知那位仙女姐姐是不是也终身不嫁？）。不久就传出来谣言说：“诘汾皇帝无妇家，力微皇帝无舅家（这个谣言也有问题，因为那时候他们根本不懂得啥是皇帝）。”拓跋诘汾也不以为意。公元220年，拓跋诘汾病死，他和仙女所生的人神混血的儿子拓跋力微就成为拓跋部落的新首领。拓跋力微是个很有能力的酋长，他在位时继续拓展疆土，不久就拥有人口二十多万户，并开始和汉人发生接触。

　　公元258年，拓跋力微迁都到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并召集所属部落的酋长们召开部落代表大会，规定迟到者皆斩首，从而树立起了威信。在大会上，大家商量说应该和中原交好（在此前的南鲜卑酋长轲比能和中原的魏国交情很恶劣，后来魏国派刺客杀死轲比能，拓跋力微才得以吞并南鲜卑的领土）。于是在公元261年，中原从没听说过的鲜卑拓跋部落突然出现在今内蒙古一带，并向魏国进贡。魏国对这些人把头发编成辫子的风俗感到很好奇，就称呼他们为索头部。 

　　公元275年6月，拓跋力微派遣太子拓跋沙漠汗到晋国朝贡。拓跋沙漠汗聪明好学，老谋深算的卫瓘对此深为忧虑，就竭力挽留拓跋沙漠汗在洛阳当留学生学习中原的先进文化（估计和刘渊、张轨、慕容廆等都在一个班），并买通了拓跋沙漠汗的随从叫他们在拓跋部落多捣乱。 

　　三年后，拓跋沙漠汗学成回国。这时候的拓跋力微已经是一位一百零四岁高龄的老人，他在位五十八年，早已经变得昏庸无比。部落的大臣们问拓跋沙漠汗在中原都学了些什么本领，拓跋沙漠汗就从兜里掏出来一个弹弓，对着天空啪地一下，打下一只鸟来。 

　　拓跋部落的大臣们从来都没见过弹弓，于是大惊失色，皆认为太子在中原学了邪术，私下议论说：“太子才艺非常，引空弓而落飞鸟，似得晋人异法怪术，此乃乱国害民之兆。其若继国统，变易旧俗，吾等必不得志。”怂恿拓跋力微将拓跋沙漠汗处死，拓跋力微果真下令处死了儿子拓跋沙漠汗。 

　　这时候卫瓘当年花钱培训的那些卧底们纷纷跳出来造谣说“可汗恨汝曹谗杀太子，欲尽收汝曹长子杀之。”意思是说拓跋力微后悔杀死太子，要追究那些大臣的责任，于是那些大臣们只好四处逃亡。拓跋力微被活活气死，拓跋部落开始衰败，而卫瓘则因此功劳被封侯。 

　　通过这个故事，我们可以看出拓跋部落当时无论是观念还是文化都是相当落后的，它和鲜卑慕容部落相比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当然拓跋部落是地下了）。拓跋力微之后的几任酋长一个比一个不成器，还个个都是短命鬼。在连续死了三个酋长后的公元292年，一个叫拓跋禄官的酋长把拓跋部落分为三部分，一部分邻接鲜卑宇文部落，自任酋长，另一部分在参合陂一带。还有一部分在盛乐故城，担任酋长的叫做拓跋猗卢。 

　　这时候天下大乱的势头已经不可避免。公元305年，拓跋猗卢又重新统一了拓跋部落。不久，匈奴汉国崛起，西晋政府无力抗拒，并州刺史刘琨向拓跋猗卢求援助战。拓跋猗卢在和匈奴汉国的战斗中立下赫赫战功，被西晋朝廷封为代王，但这时的西晋政权已经无可就药地迈向了崩溃之途。

　　公元316年，拓跋代国发生连续内乱，在历经了六位短命国王后，第七任代王拓跋什翼犍又重新统一了漠北。公元339年，十九岁的拓跋什翼犍与下属诸酋长在参合陂会盟，宣布重组新代国。这时的代国西至乌孙、东到扶余、南接后赵、北无尽头，几乎拥有今天的内、外蒙古的全境外加西伯利亚地区。 

　　据说拓跋什翼犍天生异相，具体表现是他的乳房特别大，躺下来奶头可以够着地面（好家伙，他到底是男是女？）。此人性格和善，在位的近四十年里战乱不是很多，国家还算是比较稳定。 

　　后来的情况大家在《五胡录》中应该都看到了。公元371年，前秦大将苻洛领兵三十万征讨代王拓跋什翼犍，代军数战皆败，只好向阴山一带逃跑。这时候拓跋什翼犍的一个儿子起来造反杀死了拓跋什翼犍（另有一说是儿子把老子抓起来献给了苻坚），并向前秦投降，代国就此灭亡。 

　　拓跋部落的邻居铁弗部是拓跋部的世仇，但这两个部落实力相当，谁也奈何不了谁。这两个部落的历代宗主国所制定的管理这两个部落的政策都很明智，那就是谁强就打压谁。所以百年来，无论是拓跋部落还是铁弗部落都无力向外侵攻，对中原国家来说河套地区还算比较稳定（后燕对它们的放任政策就非常愚蠢，坐视拓跋部落消灭了铁弗部落，结果使拓跋部落和铁弗部落都建立起了强大的国家，而且后燕最终也被拓跋部落给灭掉了）。代国灭亡后，苻坚把代国的领土一分为二，由铁弗部落刘卫辰和拓跋什翼犍的外甥刘库仁分别统治，仍然保持了河套地区各派势力的均衡。 

　　拓跋什翼犍和几个儿子经过一番火并后同归于尽，只留下了刚满月的孙子拓跋珪。据说拓跋珪的母亲在生他的时候正值半夜，却梦见太阳从房间里蹦出来，接着整个部落的族人都看到夜晚的天空中一片光明。更稀奇的是拓跋珪刚生下来就会说话，体重是正常婴儿的两倍（可能是巨婴症患者吧），大家都坚信这孩子会给整个拓跋部落带来好运气。 

　　年幼的拓跋珪被寄养在刘库仁家里。公元386年，拓跋珪十六岁，刘库仁的儿子刘显杀死父亲自立为王。为绝后患，刘显还要杀死拓跋珪，拓跋珪的母亲就把他藏在马厩里躲避风头。到了半夜时分，拓跋珪偷了匹马逃出了刘显的领地，然后他召集旧部击败了刘显，得到周边的数百个部落的拥护，在盛乐重建代国。这个代国比五胡十六国中的任何一个国家的寿命都要长，它在史书上有个新的名字：北魏。公元386年也通常被看作是北魏建国之年。 

　　刘显在被拓跋珪击败后逃到了西燕，他不甘心失败，就向西燕国主慕容永借兵攻打拓跋珪。拓跋珪赶紧跑到西燕的死敌后燕处寻求庇护。拓跋珪得到了实力强大的后燕撑腰，刘显被打得一败涂地。重建后的代国消除了刘显这个不稳定因素，开始飞速发展，同年改国号为魏，史称北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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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三气吞万里如虎的刘裕（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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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忧一除，北魏的扩张野心马上显露出来。公元392年，拓跋珪出兵进攻铁弗部落的刘卫辰。按道理讲后燕应当对同属附庸的两个部落之间的纠纷进行调解，不知道慕容垂究竟是怎么想的，居然派军队帮助北魏对刘卫辰实行两面夹攻，于是拓跋珪出奇顺利地击败并杀死了刘卫辰，灭掉了铁弗部落。拓跋珪也够狠的，他把刘卫辰的数千亲属全部押到黄河岸边砍头，然后把尸体扔进黄河。刘卫辰的小儿子刘勃勃侥幸逃了出来，他后来创建了夏国，并改姓赫连，但是终其一生赫连勃勃也没敢去找北魏复仇。 

　　北魏消灭了铁弗部落，统一了河套地区。但下一步如何发展拓跋珪并没有明确的计划。这时北魏和其宗主国后燕之间发生了一起突发事件，导致两国的关系开始日渐疏远。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拓跋珪为了感谢后燕帮助自己消灭刘显，派弟弟拓跋觚专程去向慕容垂道谢。但是后燕诸小将觊觎北魏盛产的良马，竟然唆使慕容垂把拓跋觚扣为人质向拓跋珪索要马匹，后燕帝国的这种做法把拓跋珪搞得大为光火。

　　公元394年，后燕进攻西燕，北魏悄悄地派出援军打算支援西燕。但由于后燕军队实在太厉害，北魏的援兵还没赶到西燕就被消灭了。北魏的这次行动已经摆明了要跟后燕翻脸。于是，在消灭西燕之后的第二年，慕容垂派遣儿子慕容宝带领大军征讨北魏。 

　　后燕军队的战斗力排名天下第一，君主慕容垂纵横沙场六十年身经百战无一败绩，是天下无敌的名将，慕容宝带领的这支九万八千人的军队更是后燕精锐中的精锐。而北魏仅有处理部落纠纷的战斗经验。对于这次战争旁观者都认为后燕必胜无疑，只有慕容垂的参谋高湖（这个高湖就是南北朝时期大名鼎鼎的高欢的曾祖父）认为慕容宝必然会轻敌落败而坚决反对出兵，慕容垂不但不听，反而将高湖投进了监狱。 

　　面对强敌拓跋珪沉着应对，征集了全部落的成年男子二十三万人，并实行坚壁清野，将战场附近的所有人财物都迁至漠北，准备以举国之力和后燕决一死战。正是“皇国兴废在此一战，全体将士齐心协力，”得胜则可，如果战败的话拓跋部落就真的要灭族了。 

　　慕容宝比高湖所预料的还要无能十倍，他率领后燕军队一直追到五原，和北魏军隔着黄河相对。双方对峙了半年之久，慕容宝也没拿出什么像样的渡河方针，交通线又被拓跋珪的游骑所断。随着冬季的到来，为了避免使部队陷于困境，慕容宝只好连夜带军往后方撤退。 

　　北魏军没有渡船，只好干看着后燕军收拾东西逃跑。

　　似乎是天要灭后燕。数天之后寒流来袭，黄河一夜封冻，拓跋珪带着追兵日夜兼程追击敌人，终于在一星期后于参合陂追上了后燕的军队。于是北魏军大开杀戒，几乎全歼慕容宝率领的军队。战斗结束之后，拓跋珪听从手下谋士的建议，将后燕的四万战俘全部就地活埋。后燕帝国从此一蹶不振。慕容垂也被活活气死。 

　　北魏出人意料地取得大胜，一跃成为北方最强大的国家。拓跋珪打算再接再厉，扩大战果。参合陂之战的次年，他征兵四十万再攻后燕，由于后燕内部矛盾重重，几乎没遇到什么抵抗拓跋珪就占领了整个的河北，将后燕的地盘蚕食得只剩下南北两部分。不久拓跋珪又在滹沱河之战当中再次大败后燕。当时正是公元397年2月，却意外发生了倒春寒现象。后燕溃兵完全没有御寒的准备，十三万军队全部被冻死。经此一战后，后燕彻底丧失了同北魏作战的本钱。次年，北魏迁都平城，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家。 

　　这时的北魏还是非常落后的。通过汉人的介绍，拓跋珪仿照“九品中正制”设置了文武百官，但各级官员的名称仍然沿用鲜卑旧俗。比如将使者称作“凫鸭”，因为它飞的快；候补官员叫“白鹭”，因为他们都像白鹭一样伸长了脖子等空额（名字起得倒是满形象的）。 

　　公元402年，北魏在汾河河谷歼灭了后秦的四万军队，国力变得更加强大。拓跋珪也开始更加倚重汉族官员，其中最受拓跋珪重用的是一个名叫崔浩的汉人（本章的主人公开始粉墨登场了）。 

　　崔浩最初是拓跋珪手下的一名文书官员，因为写得一手好字而受到了拓跋珪的高度评价。拓跋珪晚年迷信道术，经常吃寒食散之类的丹药，脾气也越来越很古怪（肯定是吃丹药吃的），往往因为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就滥杀大臣。崔浩由于为人老成持重，拓跋珪对他格外信任。 

　　拓跋珪因服食丹药过量只活了39岁就“得道升仙”了。因为他戎马一生，肇造北魏帝国，所以被谥为道武皇帝。 

　　拓跋珪刚刚满月即遭遇到了人伦惨变，少年时代又历经坎坷，这些人生经历造就了他心机深沉、敢于冒险的性格，一生面临无数惊涛骇浪都能够从容应对。虽然在他生命的最后时期同大臣们之间关系紧张，但大部分时间里他和武将们的关系都还是很不错的。他提拔过不少有才能的武将，这些人大都不识字，但作战勇猛，敢打敢拼，尤其是开国的诸武将更是厉害无比。比较典型的像《五胡录》最后一章里提到的黑槊将军于栗磾，当他守卫黄河的时候连刘裕这样的一个牛人都不敢轻易来犯。刘裕征伐后秦时经过他的防区还得给他送上买路钱。据说当年拓跋珪在白登山和当地秀容川酋长尔朱羽健打猎的时候，于栗磾在一旁护驾。拓跋珪有心炫耀自己的武力，正巧前方有一头大熊带着几只小熊从远处走过来。拓跋珪就问于栗磾：“能搏之乎？”于栗磾立刻翻身下马冲上前去抡起大拳头对着这几只熊劈里啪啦一阵暴打，少顷，就见他一个人牵着那几只熊过来复命。于栗磾瓮声瓮气地对拓跋珪说：“若搏之不胜，岂不虚毙一壮士！”拓跋珪非常惭愧，急忙“顾而谢之。”

　　拓跋珪死后，太子拓跋嗣继位，崔浩因为担任过太子的老师被新皇帝所重用。拓跋嗣性格温和，知书达礼，曾有着作《说苑新集》三十篇流传于世，是个理想的守成君主。他在位十四年，宵衣旰食，励精图治，使国家得到了修养生息，经济也逐渐地繁荣起来，从而确保北魏帝国在拓跋嗣统治的后期有力量向刘宋发动一系列的南北大战。 

　　公元416年，刘裕发动北伐进攻后秦，一路上进展都很顺利，其先锋部队已经抵达潼关城下。就在这节骨眼儿上东晋的边关守将投降了北魏，并向拓跋嗣汇报说刘裕今在洛阳，如北魏出兵截断其后路便可一举吞并江南。拓跋嗣听了十分高兴，就征求崔浩的意见。崔浩回答说：“姚兴好养虚名，而无实用。子泓又病，众叛亲离。裕乘其危，兵精将勇，以臣观之，克之必矣。”拓跋嗣想起了让北魏人人闻风丧胆的慕容垂，便问崔浩：“刘裕何如慕容垂？”崔浩便回答：“慕容垂承父祖世君之资，生便尊贵，同类归之，若夜蛾之赴火，少加倚仗，便足立功。刘裕挺出寒微，不阶尺土之资，不因一卒之用，奋臂大呼而夷灭桓玄，北擒慕容超，南摧卢循等，僭晋陵迟，遂执国命，可见裕胜。”拓跋嗣对崔浩的回答大为赞赏，又进一步问崔浩当前时局如何，崔浩对整体局势做了十分精辟的论述。他认为“若王猛之治国，苻坚之管仲也；慕容玄恭之辅少主，慕容暐之霍光也；刘裕之平逆乱，司马德宗之曹操也。”目前国家“兵众虽盛，而将无韩白（韩指的是汉将韩信，白指的是秦将白起），”满朝文武无一是刘裕的对手，必须等刘裕去世后才能动手。拓跋嗣对崔浩的这番分析深以为然，于是便打消了进攻刘裕的念头。随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证明崔浩对时局的分析是完全正确的。

　　公元420年，刘裕去世，拓跋嗣就迫不及待地要发动南征，崔浩以邻国居丧不宜吊伐为由而加以反对，这一回拓跋嗣没有听从他的意见，从而发动了第一次南北大战。这次大战北魏顺利地夺取了黄河流域的大片土地和人口。拓跋嗣在胜利回师的路上突患急病而死，年仅三十二岁。他的儿子、年方十五岁的拓跋焘继承了皇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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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三气吞万里如虎的刘裕（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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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拓跋焘和他爹拓跋嗣一样器重崔浩，这样一来崔浩就成为辅佐拓跋氏三代的北魏重臣。再加上他博学多才，能力出众，自然深为拓跋焘所信赖，拓跋焘做的许多大事都是在崔浩的谋划之下完成的。但崔浩在提建议的时候总喜欢排斥别人的意见。就是说，崔浩的提出的几乎所有的计谋，都是别人绝对想不到或极力反对的（当然主要是因为朝廷里的文盲大臣多的缘故）。而崔浩这个人又非常较真，经常在大庭广众之下和反对者进行辩论，而且不把对方搞的下不了台就不罢休。很多大臣连汉语都说不好，更不要说跟崔浩摆事实和讲道理了。而崔浩似乎有一种不把人整得很难看就不满足的嗜好，所以满朝大臣几乎个个都受过他的抢白，大家对他意见很大。偏偏皇帝还特别宠着崔浩，于是崔浩与其他大臣的关系都很紧张。 

　　北魏有着浓厚的尚武习俗，换句话说就是奶油小生在那里不吃香。刚毅勇武力大无比的英雄会受到人民的尊重，而崔浩“此人纤尪懦弱，手不能弯弓持矛”，很多人把他看作是皇帝身边的弄臣。偏偏崔浩出的主意又是非常有道理，这使得其他人对崔浩是既鄙视又嫉妒。 

　　如果崔浩仅仅是嘴里面缺把门的这么一个毛病，大臣们或许还能看在皇帝的面子上原谅他，但由崔浩所引发的拓跋焘灭佛事件却使双方彻底地陷入势同水火的境地。 

　　北魏有一位名叫寇谦之的道士，他学识渊博，着作丰富（他可以看作是中国道教系统的创始人）。崔浩是个信仰道教的人，他虔诚地拜寇谦之道长为师，向他学艺，并把皇帝拓跋焘也拉拢过来信了道教。拓跋焘比崔浩还要迷信道教，他尊奉寇谦之为天师，并立下规矩以后新皇即位时必须拥有道士们献上的受命符箓才算有资格（佛教在中国从未取得过如此高的地位）。 

　　公元456年，拓跋焘征讨本国境内的盖吴之乱时曾发现和尚饮酒并私藏兵器，这让他极为震怒。偏偏这时候崔浩为了积累功德，又向他火上浇油，煽动皇帝禁止佛教在中国传播。拓跋焘听从了崔浩的建议，下了一道非常严厉的灭佛诏书，在国内大肆收缴、焚烧佛经，屠杀佛教徒。发生在北魏的这次“灭佛”事件是佛教在中国传播的过程中所遭遇到的最大的一次挫折。 

　　拓跋焘自己信道不信佛，这并不影响全北魏人民都信仰佛教。在经历了数百年战乱的中国，佛教的转世思想无疑是饱经苦难的百姓们少有的安慰。拓跋焘的“灭佛”令一下达，全国上下信仰佛教的官员就赶紧把和尚以及佛经、佛像等都保护起来（跟皇帝玩起了捉迷藏），只有那些不能搬运隐藏的庙宇宝塔等全部被烧光。冤有头债有主，这场浩劫是崔浩挑起来的，大家自然对崔浩这个“祸害精”恨之入骨。

　　不久，崔浩接受了编修国史的任务。任务圆满完成后，为了标新立异，崔浩就把写好的史书镌刻在巨大的石碑上，树立在道路的两旁。由于崔浩一向喜欢较真，在编修国史的时候他对北魏早期的历史全部都毫不避讳地据实以载，这在当时无疑是一种极不礼貌的忤逆行为。那些对“灭佛”事件一直耿耿于怀的人这回可算逮着了机会，于是“北人咸悉忿毒，相与构浩于帝”。拓跋焘架不住告状的人多，心里便也对崔浩产生了怀疑，于是下令将崔浩下狱治罪。 

　　本来凭着皇帝对他的礼遇，崔浩极可能会免于一死。但由于崔浩平时就树敌很多，再加上“灭佛”事件招惹了众怒，这一回他倒霉了人们就开始争先恐后地落井下石。结果，拓跋焘不光灭了崔浩全族，与崔浩有姻亲关系的北方大族，包括清河崔氏、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等也都被株连灭族。就连那些负责北魏史书编撰、抄写、刻字工作的数百人也全部被杀头。

　　崔浩死时所受的待遇当然是所有人里面最悲惨的。史书记载七十岁的崔浩被“置之槛内，送于城南，使卫士数十人溲其上，呼声嗷嗷，闻于行路。”遍览中国历史，没有一位大臣像崔浩这样遭受如此虐待而惨死。他死之后，全北魏没有一个人同情他，反而 “皆以为报应之验也”。崔浩的可悲结局与当年“世祖（拓跋焘的庙号）每幸浩第，（浩）仓卒不及束带，奉进疏食，不暇精美。世祖为举匕箸，或立尝而旋”的待遇真可算是天壤之别了。 

　　崔浩的个人际遇远非一两句话就能说清楚的。崔浩当时虽然“谋虽盖世”，但是“威未震主”。如此说来，他被杀的原因并非是“兔死狗烹、鸟尽弓藏”，也并非是简单的异族文化融合时产生的反弹，更不是所谓汉奸奴才触怒了主子。比较客观地说，崔浩虽然年纪活了一大把，但却始终不懂得如何与别人相处。他自忖才能当世无二，便从不把别人放在眼里。在他看来，只有学问比他大的人（如寇谦之等）或级别比他高的人（拓跋氏三代皇帝）才配和他对等说话，一般的人和他共处一室崔浩都觉得自己有失身份。尤其是撺掇拓跋焘“灭佛”一案，可以说崔浩是以一人之力，企图和天下英雄一较高低。他从来不懂得宽容，从来不讲究调和，崔浩的被杀，不妨看作是一个才能出众的狂生（类似于孔融、弥衡之流），在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功之后的全盘皆输。 

　　崔浩死后，又过了数年，拓跋焘第三次进攻江南，他终于品尝到了失去汉族知识分子支持的苦头，取得了不知道该说是胜利还是失败的战果。在北魏所发生的这一系列的意外事件实在是既出人意料又不得不相信其中有着某种必然性。

　　这时候突然想起了后来北魏孝文帝拓跋宏所搞的改革，他重建了北方世族制度。不知道是否能把这看作是他对当年祖宗所犯下的暴行的一种谢罪。不管怎样，北魏这个国家却因这次改革而灭国，和鲜卑民族一道退出了中国历史的大舞台。 

　　经过千秋百代的风霜，沧海桑田的巨变，鲜卑这个对中华文明影响巨大的民族的主体部分已经不复存在。作为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它已经溶入到了像你我他一样的无数个黑头发、黑眼睛、黄皮肤的中国人的身体中。作为《五胡录》及其附录的结尾，写下这么几句让我感慨良久的话。这种感慨，和我第一次登上泰山、第一次看到大海、第一次跨过长江、第一次触摸黄河时的感慨是一样的。 

　　最后说一句，有人认为今天的锡伯族是鲜卑人的后代，这种说法尚缺乏考古学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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