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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乱世的“太上皇”乱事

　　

　　嘉庆五年(1800年)，积赵翼十年之功的《二十二史札记》最终成书。在这部清代最伟大的史论着作中，有一则在我看来挺特别的笔记——《“太上皇”帝》。这是一篇非常有时评范的“影射史学”笔记，就在《二十二史札记》成书的前一年(嘉庆四年)，中国历史上最着名也是最后一位“太上皇”乾隆爷驾崩，而赵翼在文中盘点了历史上的十四位“太上皇”之后，也非常识时务讲政治的将乾隆捧为历史上“最伟大、最圆满”的“太上皇”，“真开辟以来所未见，岂不盛哉”。

　　乾隆究竟当得起当不起如此盛赞，容我之后再说。但对我来说，赵翼此文最不过瘾的是，他对于“太上皇”们退位之后的“退休生活”几无涉及，将权力转换时代的残酷与悲凉深深的隐藏在了孝与不孝的寥寥几笔之中。

　　如果要给“太上皇”分个类的话，从成因来说，无非可以分成两大门派：

　　以乾隆和宋高宗赵构为代表的“自愿派”，原因大多是出于倦政而“内禅”，这算不上什么多数派，可见禅让还真不是宋鲁郑先生以为的那么可爱，当“太上皇”更不是一份有前途的职业；以唐高祖李渊为代表的“被迫派”，玄武门的血可不是白流的，这其中还有一个支派，比如唐玄宗李隆基和明英宗朱祁镇，虽然还真没有人逼他们当“太上皇”，但一个是在往四川逃亡路上因为儿子称帝而自动成为了“太上皇”，另一个是打败仗做了俘虏后因为弟弟当了皇帝而莫名的成了“太上皇”，反正都不是自愿的就是了。

　　还有一种分类是以退休后的状态来分，大约也可分为三派。“退而不休派”，还想发挥余热送接班人一程的，代表非退了等于不退的乾隆爷莫属，想参加这一派难度比较大，你首先得是自愿让位，还得皇帝实在缺乏实力挑战你的垂帘听政才行；还有一派是“裸退”派，让位之后除了养老喝酒无法有任何追求的，代表是李渊和他的玄孙李隆基，这派比较晚景凄凉，但故事也最“精彩”；还有一派是“重新上岗派”，下了台之后又复辟成功的，这派人丁稀少，正牌的只有明英宗朱祁镇。

　　我可以相当武断的说一句，在这么多十几位二十位“太上皇”的退休故事中，还真没有一个是真正意义上的“圆满”结局：要么是“太上皇”自己的不幸，带着对失去皇权的悔恨与念想郁郁而终；要么是继任皇帝的不幸，在父亲的巨大阴影之下，唯有交给隐忍和时间。

　　下面具体说点啥吧，你会知道，即使是伟大的赵翼，他口中的“伟大和圆满”也是属于神话范畴。权力之下，几无人伦。

　　

　　“刘大爷”的“太上皇”生活

　　

　　谁是中国第一个“太上皇”？这是一个挺纠结的问题。有一种不太流行的说法是秦始皇的父亲——秦庄襄王。秦始皇发明了皇帝这个职位之后，可能是孝心大爆发，特别为自己只做过“秦王”的父亲不值，便追封父亲为“太上皇”。恩，第一个“太上皇”是去世后才当上的。

　　赵翼的说法则比较深入人心，第一个“太上皇”是刘邦的爸爸刘太公，“太上皇”本汉高祖有天下后奉其父太公之称，非太公有天下传于子而有是称也”。作为历史上唯一没有做过皇帝的“太上皇”，刘太公的历史地位相当“可疑”，史书中甚至没有他的真名，那“太公”呢，你见过有人的名字叫“刘大爷”么？刘太公，也是历史上唯一没有名字的“太上皇”。

　　《史记》中关于刘太公当上“太上皇”的过程挺有戏剧性，刘邦即位六年后，还保持着每五天朝拜父亲一次的习惯，后来太公身边的人急了，劝太公说：“天无二日，土无二王。今高祖虽子，人主也；太公虽父，人臣也”，怎么能让皇帝拜你这个臣子呢？太公听了很惶恐，等到下次刘邦回家时就抱着扫帚面对门口倒退着走，表现得非常谦卑。刘邦也急了，想去搀扶太公却还被太公义正词严的拒绝“帝，人主也，奈何以我乱天下法！”

　　怎么又不坏皇帝为尊的“天下法”，又能尽孝呢，刘邦的解决方案就是尊太公为“太上皇”，《汉书》中刘邦诏书的权威说法是“父有天下，传归于子。子有天下，尊归于父”。

　　像太公这种不大正宗的“太上皇”，是皇帝最喜欢的，对皇权一点威胁都没有。在这种情况下，太公的退休生活还真就回归了“父慈子孝”的人伦逻辑。

　　最感人的一个段子是晋代野史《西京杂记》中的，说是刘邦看见太公当上“太上皇”之后还是整日怏怏不乐，了解情况之后才知道是因为太公想念家乡丰县“酤酒卖余，斗鸡蹴踘”的市井生活，过不惯长安的大城市生活。刘邦听说后祭出大手笔，在长安附近仿造丰县造了一座“新丰城”，把太公从前在家乡的老相识老邻居们找来住进这座新城，““太上皇”乃悦”。这座新丰城现在叫“新丰镇”，还在。这个故事的感人程度简直让我想起了《射雕英雄传》中完颜洪烈为了包惜弱在王府中修的那座牛家村旧宅。

　　还有一则挺温馨的故事记载于《史记·高祖本纪》。有次刘邦帮太公祝寿，刘邦想起太公以前偏心二哥就突然“发难”说，太公以前常说自己无赖，不好好干活，不如二哥，现在回过头来看，您肯定没有想到我的发迹吧，“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

　　但你要说刘邦有多孝顺太公，还真不一定，太公幸福的晚年“太上皇”生活是建立在没有权力的考验之下的。有一则往事或许能印证这一点，在楚汉战争中，太公和刘邦之妻吕雉曾一同被楚军所擒，项羽在战场上当面威胁刘邦若不投降就煮了太公，刘邦“镇静”的回答说，我们是兄弟，我父亲就是你父亲，如果你要煮了太公，也分我一碗汤吧(“必欲烹而翁，幸分我一杯羹”)。

　　公元前197年，“太上皇”刘太公驾崩。我可以保证，像刘邦和太公这样良性的皇帝与“太上皇”关系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

　　

　　饿死的“太上王”

　　

　　必须得谈一谈另一位不正宗的“太上皇”，但我仍然认为他比有名无实的刘太公还是来得正宗一点。赵国最伟大的君王赵武灵王在当了二十七年的赵王之后，将王位传于儿子赵惠文王，他除了尊号叫“主父”以外在事实上和后世的“太上皇”基本没有区别，姑且就当做“太上王”吧。

　　曾有着“胡服骑射”光荣历史的赵武灵王绝对属于之前说的“退而不休派”，不过儿子赵惠文王也没有那么惨，和赵武灵王的王权区分基本上是各管一块。主父“主外”，继续穿着他的胡服主抓军事和战争；赵惠文王“主内”，主抓国内事务。赵武灵王退休后最辉煌的事迹是一次外交事件，退休后第一年，他冒充使节出使秦国，会见了很多秦国大臣，最后竟然还冒险见了秦王和秦国太后，据说当时这位“太上王”的王者之气溢于言表，当时就遭到了秦王与太后的怀疑，后来接见完醒悟过来后还派骑兵追杀，可惜警觉的赵武灵王已然金蝉脱壳。

　　在“主父”任上，赵武灵王仍旧是东征西讨，竟然一口气灭了中山国，还打残了楼烦王。但是这时候赵武灵王犯了一个后世的“太上皇”们都罕有的错误——主动挑起了宫廷王位争端。简单的说，就是他后悔将王位传给赵惠文王了，倒不是说他自己想“复辟”再当赵王，而是他也想让另外一个儿子公子章也称王，将赵国一分为二。当然，你也可以说，赵武灵王当了四年主父之后，不甘寂寞了，毕竟，他此时只有四十六岁，在权力的诱惑之下，这位雄才大略的君主也犯了混。

　　这次王位之争的结果就是着名的“沙丘之变”。公子章仗着有父亲支持起兵作乱，战败后跑到了赵武灵王的沙丘宫寻求庇护。谁料赵惠文王的军队不仅攻入沙丘宫杀死了公子章，还包围了赵武灵王的内宫并遣散了所有的宫人。赵武灵王一世英雄，最后竟然落到了掏鸟蛋充饥的地步，被困三个月后，最终饿死于宫中。

　　最戏剧性的结尾是，赵王在获悉父亲饿死之后，痛苦一场，举国哀痛。而这正是日后皇帝与“太上皇”之争的最经典桥段——奸人“矫诏”作乱，蒙蔽圣听，离间骨肉。

　　可是，这一“矫诏”终究是加了引号的。

　　

　　乱世的“太上皇”乱事

　　

　　乱世之中，“太上皇”一事，也多是当不了真的闹剧。比如，在西晋的“八王之乱”中，赵王司马伦篡夺了晋惠帝(“何不食肉糜”那位)的帝位，囚禁于金墉城，这也就罢了，他还尊惠帝为“太上皇”。更狗血的是，后来司马伦又兵败身死，晋惠帝竟然又“复辟”做回了皇帝，由诸王辗转挟持，形同傀儡，不过，这对总以一颗童心面向世界的晋惠帝应该不是个大问题。

　　北朝的“太上皇”就更乱了，竟然整出了五个，奇人辈出，用赵翼的话说就是“北朝诸君固无足道”。先是后凉的开国君主吕光，在位十年，重病之中传位太子吕绍，自号“太上皇”，新闻点在于，他只当了几个小时“太上皇”，就于当天病死了(赵翼竟然不提)，更神奇的是，吕绍的皇位在当天就被弟弟吕纂夺走了，还顺带丢了命，而就在几小时前，哥俩还在“太上皇”的病榻前发誓要“兄弟辑睦”。

　　再是后魏的献文帝拓跋弘，这位“太上皇”也是奇人，在位七年，“常有遗世之心”，十七岁就把皇位传给了儿子，堪称历史上最年轻的“太上皇”。可新皇帝即位时才五岁，献文帝也被迫继续打理朝政，期间还有御驾亲征的经历。最后当了六年的“太上皇”驾崩，一天“世”也没“遗”过。

　　下一个是北齐武成帝高湛。这位“太上皇”的亮点在于，他喜欢的太子高纬不被皇后喜欢，皇后疼爱的是小儿子，为了造成既成事实，他找了个天象有变的理由(这也是经典的交班理由)，突然宣布传位给十岁的太子，给了还想换太子的皇后一记闷棍。但在传位之后，二十八岁的高湛也走得是“退而不休”的路线，“军国大事咸以奏闻”，而皇帝负责的领域是君主立宪式的礼仪项目。当了四年“太上皇”，高湛也驾崩了。

　　高纬后来也当了“太上皇”。也有亮点，传位原因是被北周军队打得即将亡国，或许是出于不想做败家子的理由传位给八岁的儿子高恒，具体或许可对照后世宋徽宗传位给宋钦宗的例子。高恒没当几天皇帝竟然也禅位给丞相了，不过自己没当成“太上皇”罢了，可见这亡国皇帝真成了烫手山芋了。但高纬这次的尊号又升级为了“无上皇”(后世别无分号)，可当了也没几天，父子二人就被北周军队俘虏了。

　　北朝最后一位“太上皇”是北周宣帝宇文贇，刚当了一年皇帝就急不可耐的传位给七岁的太子。这人精神大概也有点问题，父亲武帝驾崩的时候竟然拍着棺材板大喊“死得太晚了”，可就这样一个人，竟然也玩“退而不休”的把戏，过了一年的瘾，也驾崩了。

　　隋炀帝的“太上皇”经历也挺奇特，同时当了四个月的皇帝和“太上皇”。大业十三年(617年)十一月，在晋阳起兵的李渊攻破长安，立杨广的儿子代王杨侑为有名无实的隋恭帝，同时也遥尊此时身在江都的隋炀帝为“太上皇”。但问题是，隋炀帝此时也还是皇帝，不过，他身兼两职的生活很快在四个月后结束了，大业十四年三月，隋炀帝死于宇文化及策划的“江都之变”。消息传到长安后，李渊随即在同年五月便逼杨侑退位，自行称帝。

　　

　　2．“太上皇”不高兴

　　

　　唐朝堪称“太上皇”的黄金时代，一共出了四位“太上皇”，如果说之前北朝的“太上皇”均为乱世年代的怪诞产物，那么，唐朝的几位“太上皇”多为盛世之君，涵盖了“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两大盛世，以及平定安史之乱的中兴时代，但围绕着皇权消长的权力斗争之残酷，却丝毫不让于动辄刀兵的乱世，只不过，盛世时代的争权模式更隐晦更微妙更具博弈性罢了，皇权只可曲中求，不可直中取。

　　在四位“太上皇”中，除唐顺宗李诵是因病让位儿子宪宗李纯之外，无论是唐高祖李渊，还是父子档唐睿宗李旦和唐玄宗李隆基，退位时多少充满着被迫让位的因素，更为巧合的是，唐代的四位“太上皇”几乎都是“裸退”型的，最后尽数消失在了唐代的政治生活当中。

　　

　　李渊vs李世民

　　

　　一手将隋炀帝逼成“太上皇”的李渊应该没想到，九年后(626年)，他也被迫成为了“太上皇”。以最正规的定义来看，李渊可能才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太上皇”，前面的要么是战乱年代的割据政权君主，要么是连皇帝都没坐过，都做不了数的。

　　大唐武德九年(626年)六月，玄武门事变爆发，大权旁落于李世民手中，李渊在诏书中也只能说“自今军国庶事，无大小悉委太子处决，然后闻奏”。仅仅两个月后，这一新的权力结构就在法统上得到了确认——李世民登基，李渊做了“太上皇”。对于交班过程，《旧唐书》和《新唐书》压根就没有报道，只有《资治通鉴》语焉不详并且挺假的说了一句“制传位于太子；太子固辞，不许”，弄的好像真的。不过，我们基本可以从政治逻辑上确认，李世民应该是通过暗示或近臣带话，甚至某种暗含威胁的政治交换完成这项“太上皇”计划的，在保持了父皇的体面和自己的孝道同时，也得偿所愿。

　　但是，李渊这位实力尚存的大唐开国皇帝好歹有大唐重臣裴寂和萧瑀等的支持，还有李氏宗室和关陇贵族的老班底们，很难说“宁无一个是男儿”，李渊的退让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顺应时势、洞察时务——既然没有胜算，何必逆流而动；再说，李渊在玄武门之变中已经没有了建成和元吉两个儿子，又何必冒着失去第三个儿子或者自己的危险去进行一场前途晦暗的宫斗乃至天下大乱呢？

　　唐太宗即位没多久，便开始对李渊在位时的大政方针进行“拨乱反正”。李渊颇重李氏宗室，在位时曾大肆封王，甚至一直封到高祖父那一代的远亲，以致于出现了“虽童孺皆为王，王者数十人”的局面，李世民上台仅三个月，除了几个有战功的除外，将已经封郡王的宗室统统降为“县公”，其间有的是杀伐决断，就是看不到半点皇帝对于“太上皇”的尊重与顾忌。

　　对于李渊而言，皇位和皇权既已悉数撒手，自己在位时的大政方针又陆续被推倒重来，在此种处境之下，很难再去苛求这位开国皇帝一定要“放下”，一定要云淡风轻，然而，李渊还是守住了不恋栈的边界，几乎彻底地消失在大唐的政治生活当中。当然，你也可以说，这是时势如此，不得已也，但吾国历史上昧于大势者难道还少了么？

　　不夸张地说，李渊的“太上皇”生活甚至还远远不如没当过一天皇帝的刘太公，同样是无权无势，但太公至少还保有了刘邦的亲情。即使不考虑彻底剥离父皇政治参与机会的因素，这本也无可厚非。李世民对于李渊也很难说得上有多么孝顺，这从贞观三年的一次搬家可以看出部分端倪。李渊在退位之后，前几年还是一直住在自己的皇宫——太极宫里，而李世民则一直住在李建成当年的东宫里处理朝政，但在贞观三年，李渊突然将太极宫让了出来，自己搬到了李世民当年做亲王时的宫殿。

　　对此，《新唐书》的记载非常之简要“贞观三年，‘太上皇’徙居大安宫”，看上去并没有什么问题。但此次搬家的真相却在《资治通鉴》之中穿帮了。贞观六年，御史马周突然上疏唐太宗，说大安宫比起皇宫来说“尚为卑小”，必须大作休整，才能“以称中外之望”——基本已是直接用国内外观瞻来施压唐太宗重视“太上皇”很有问题的居住状况。马周甚至对此时正在外避暑的太宗直接开炮说，“‘太上皇’尚留暑中，而陛下独居凉处”，催促太宗早日回宫，“以解众惑”，天下哪里有儿子乘凉父亲捱热的道理，就算你是皇帝也不成。

　　你在佩服唐太宗纳谏胸怀的同时，也可以很明白的看出，除了政治生活的彻底淡出不谈，李渊竟然连最基本的“居家养老”都过得不太如意，大唐的士大夫阶层显然因此对李世民颇有怨言。

　　同样是在移宫的贞观三年，一件可能更让李渊郁闷的事情发生了。李渊在退位之后的一大精神寄托来自于与当年旧臣勋戚的把酒言欢，而这其中他最亲近的就属裴寂了。尽管裴寂在李渊退位之后基本上就成为了政治花瓶，但到了贞观三年，唐太宗突然找了一个与妖僧交往的莫名理由将他罢黜遣返回老家。据《资治通鉴》记载，太宗在驳回裴寂留在长安的请求时，竟然还顺带批评了“太上皇”。话说的相当不厚道：凭你裴寂这样的水平，竟然能做到今日的官位，“太上皇”当政之时的种种政治乱象，都是你裴寂的责任(“武德之际，货贿公行，纪纲紊乱，皆公之由也”)，我不处理你，让你回家就算很不错了。

　　太过分了。看到这里，哥们我正待拍案而起，才发现胡三省(《资治通鉴》的注释者)几百年前早已义愤填膺过了，“上皇闻帝此言，其心为如何？”稍微有点阴谋论的话，李世民借裴寂批“太上皇”的这几句话，不也就是说，“太上皇”当年把大唐搞得那一塌糊涂，我也就不和你计较了，让你搬家移宫，有份养老，就算很不错了！

　　“太上皇”此时“其心为如何”，史书中没有提供任何线索。或许就算李渊想了，裴三不在了，老皇宫也不住了，他又能找谁诉说？

　　贞观四年，一桩突发的历史大事件似乎让李渊从去年的郁结心情中走了出来，“太上皇”和皇上的冰冻关系也随之迎来了转机。这一年，大唐在与多年死敌突厥的战争中大获全胜，强大的突厥在唐军的兵势之下土崩瓦解，最后竟然连颉利可汗都被被俘送至长安。获悉此事的李渊显然回想起了当年晋阳起兵之初被迫称臣突厥的屈辱往事，心悦诚服的慨叹：当年刘邦被匈奴围困于白登山，始终未能雪耻；今日我儿子灭了突厥，为我当年的耻辱报了大仇。《资治通鉴》记录了李渊非常关键的一句话：“吾托付得人，复何忧哉！”，在家国天下的大格局面前，李渊终于放下了，当年被逼退位之恨再也不必提起了，儿子，帮他报了国仇。

　　接下来的场面与之前父子离心的叙述大相径庭，《资治通鉴》里记载：“上皇召上与贵臣十余人及诸王、妃、主置酒凌烟阁，酒酣，上皇自弹琵琶、上起舞，公卿迭起为寿，逮夜而罢。”父子都喝HIGH了，“太上皇”弹起了琵琶，皇帝跳起了舞，父慈子孝，一切心结似乎都已烟消云散。

　　皇帝与“太上皇”的关系自此迅速升温，史书中突然也多出了皇帝频频在打猎后“献猎”“太上皇”的记载。到了贞观六年十月，父子关系又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资治通鉴》记载说，出巡归来的唐太宗和长孙皇后到李渊的寝宫送上了很多礼物，其后更是大摆家宴，“夜久乃罢”，最后唐太宗竟然要求亲自为李渊的车驾拉车，李渊觉得不合适，就换成了太子代劳。

　　伴随着大唐国运的昌隆，皇家大团圆也逐步达到了高潮，与儿子关系渐入佳境的李渊开始部分回归了政治生活。按照《旧唐书》的记载，贞观八年三月，李渊宴请西突厥使者时突然大发感慨，“当今蛮夷率服，古未尝有”，唐太宗听见后哭着给父皇敬酒，将功劳都追溯到了李渊身上，极大的满足了李渊的自尊心。《册府元龟》对这一场面的记录更为“肉麻”，说长孙皇后当时亲自为公公理鬓梳头戴帽子，看到李渊的白发后感叹“至尊年高，发白都尽”，然后唐太宗就又和她一起哭的稀里糊涂，温馨场面一如民间的几代同堂，参加宴会的大臣们“莫不内怀感悦”。

　　还是在贞观八年，李渊又回到了他熟悉的阅兵场上，重温当年金戈铁马的岁月，“高祖亲自临视，劳将士而还”。李渊在阅兵后兴致大发，在宫中举行了一场所有三品以上官员都要参加的盛大宴会。席间，“高祖命突厥颉利可汗起舞，又遣南越酋长冯智戴咏诗”，场面盛大之极，李渊此时又发了一句着名的感慨：“胡、越一家，自古未之有也。”对于“太上皇”爱面子的路数越来越熟悉的唐太宗马上就接过了话，说自己从小就接受“太上皇”的教育，才有今天，平定天下的功劳“此岂臣智力，皆由上禀圣算”，这场酒宴，又喝到了半夜。

　　从李渊和李世民的和解过程来看，大唐盛世成为了和解的最大成因，以上四次父子盛会竟然有三次与“四夷宾服”有关。从李渊的角度来看，儿子帮他报了称臣突厥的奇耻大辱，大唐盛世让他这位开国皇帝也与有荣焉，臣子们与唐太宗将功劳让与他更是成为了李渊一碰就乐的敏感部位；从李世民那边来看，大唐盛世极大增强了他的执政自信，碰见父亲再也不用为当年玄武门之事而尴尬，更关键的是皇位也随之牢不可破，再也不必担心来自父亲的威胁，这也让他越来越乐于给予父亲更为宽松的政治生活空间，而这反过来又推进了父子关系。在盛世面前，很多政治矛盾都会被消解，至少是深深的埋藏了起来。

　　可以试想一下，如果唐太宗在位期间边患四起，内政不安，和“太上皇”的关系又会发生何种微妙变化，朝中政治势力又会发生何种消长？“太上皇”旧臣会不会图谋复辟？皇帝会不会先下手为强，以除后患？

　　我真的很想以一个极其光明的结尾结束这对父子的故事，但是，最后还有一则史料可能破坏了我善良的计划。

　　贞观九年五月，李渊以七十高龄驾崩，结束了他“低开高走”的九年“太上皇”生活。一开始，唐太宗表示要以刘邦长陵的高标准为父亲营建“献陵”，但由于工期紧张，在房玄龄的建议下，降低为按照汉光武帝原陵的标准，也就是把九丈的封土改为六丈。这本也引申不出什么，但魏征却揭开了这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帝王家事。据《资治通鉴》记载，李渊驾崩的次年(贞观十年)，长孙皇后也去世了，葬于规模比献陵更大的昭陵，悲伤的唐太宗专门在宫中修了座高台以远观。一次唐太宗邀魏征一起登高远观昭陵，结果魏征故意说看不到，唐太宗就指着昭陵的方向告诉魏征，这时魏征相当大胆的来了一句，“臣以为陛下望献陵”，如果说的是昭陵，那还用特意仔细看么，那么那么明显，比献陵大多了。

　　

　　李旦vs李隆基

　　

　　唐睿宗李旦是个挺特别的“太上皇”，堪称中国“太上皇”界的“多面手”，横跨多个领域。李旦是唐高宗李治和武则天之子，在武则天时代就有一次傀儡皇帝经历(684年至690年)，后来先是被迫“传位”给母亲，母亲死后又轮到了哥哥中宗李显即位(705年)。李旦在这段时间的表现基本上就是一个“让”字，让母亲，让哥哥，凭着这个“让”字也也成功避开了多次政治漩涡，用《资治通鉴》的话来说，就是“相王宽厚恭谨，安恬好让，故经武、韦之世，竟免于难。”

　　中宗驾崩之后，李旦在儿子李隆基的支持之下率兵诛灭韦后之乱，又于710年六月第二次当上了皇帝。作为一种政治回报，李隆基也如愿随即成为了大唐的皇太子。更大的政治问题接踵而至，李旦的妹妹太平公主与太子李隆基很快爆发了激烈的权力之争，李旦甚至在妹妹的挑拨之下一度动了废太子的念头。

　　公元712年七月，“彗星出西方”，太平公主派术士向李旦献谗言称：天象有变，预示除旧布新，皇太子可能要做皇帝。太平公主本意是挑拨哥哥防范或者废掉太子，谁知弄巧成拙，李旦竟然做出了“传德避灾，吾志已决”的退位决定。李隆基听说后急忙入宫觐见，大表忠心拒绝即位，李旦对儿子说：天下都是你帮我打下来的，现在天意如此，你就别在怀疑什么了。最有水平的话是这一句：“汝为孝子，何必待柩前然后即位邪！”

　　太平公主此时也知道大局已定，就劝哥哥如果一定要退位，也应当“自总当政”，反正就是不想让李隆基当家就是了。按照李旦的初衷，他此次退位应当是“全退”，但在妹妹的劝说之下，他临时向李隆基宣布：“朕虽传位，岂忘家国。其军国大事，当兼省之。”按照《旧唐书》的记载，李旦抛出的权力分配方案是：三品以下官员的任命李隆基说的算；三品以上官员的任命得他这个“太上皇”亲自抓，另外，每五天他还要在太极殿接受群臣的朝贺。《新唐书》对此的报道虽简单但却更直白，皇帝“听小事”，“太上皇”“听大事”。

　　正如我一开始说的那样，李旦是位很难做简单定义的“太上皇”。你说他权欲心重，他一生把皇位一让母亲，二让哥哥，三让儿子；你要说他懦弱，他在妹妹和儿子斗得不可开交之际，颇有决断力地以退位快刀斩乱麻；但你要说他如何深谙“退让保身”的政治权谋，他又在已决定做“太上皇”之后不清不楚地落入了恋栈的俗套，为日后的宫变埋下了隐患。

　　李旦做“太上皇”之后，太平公主仍然很不消停，与李隆基的政治斗争反而变本加厉，这可能也迎合了“太上皇”搞政治平衡的需要，因此也多是听之任之，在当时朝廷的七位宰相中，属于太平公主派系的竟有五人(任命宰相这可是“太上皇”的权限)。713年，也就是李隆基登基之后的第二年，太平公主和李隆基终于迎来了政治总摊牌，这年七月，李隆基据说已掌握了姑姑即将起兵作乱的情报，随即在前一天先发制人率军将对手的势力一网打尽，最后连太平公主也落得了个自尽的下场。

　　对于“太上皇”来说，这无异是一场军事政变。尽管几本正史对此事均是遮遮掩掩，但后世的史家基本可以确认的是，当时李旦一定是受到了某种政治甚至军事压力，李旦在当时的处境与曾祖李渊在玄武门之变后的处境颇有相似之处，最后都是以主动退让，接受既成事实而终局。一个很有说服力的间接证据是，宫变第二天，李旦就宣布放弃一切政治实权，“自今军国政刑，一皆取皇帝处分。朕方无为养志，以遂素心”，并于当天就搬离了皇宫太极宫。从这一天开始，李旦真正成为他了他原本想成为的那个裸退的“太上皇”。

　　从此，“太上皇”就彻底消失在了大唐的政治生活之中，事实上，《旧唐书》和《新唐书》的《睿宗本纪》也写到这就几乎结束了。“太上皇”的全退生活唯一可称道的是，日子过得似乎算得上“岁月静好”，皇帝也算孝顺，还曾带“太上皇”到大明宫避了一次暑。开元四年(716年)六月，李旦在又过了三年“太上皇”生活之后驾崩。

　　洪迈在《容斋随笔》中将李旦评为唐朝四任“太上皇”中最棒的，“唯睿宗上畏天戒，发于诚心，为史册所表”，这一点也得到了赵翼的认可。但李旦在退位之际那一念之差的恋栈却成为“太上皇”生涯的一大败笔，诚如赵翼所说，“然至太平公主被诛之明日，始尽行归政，则犹有不得已者”。

　　不过，作为盛世君主之父，历史对于李渊和李显本来就难言公平，“太上皇”们的“前盛世”政绩或有筚路蓝缕之功，但往往由于儿子们的政治光环过于耀眼，他们注定是被掩盖被低估的盛世背影。更无奈的是，　被逼交权本应该赋予他们的道德优势，在盛世的喧嚣中显得那么无力可笑。

　　

　　李隆基vs李亨

　　

　　像李隆基这样的一代雄主，无论作为他的父亲，还是继承人，都很难说是什么幸事。对于唐肃宗李亨而言，太子时代的经历比噩梦也好不了多少，战战兢兢地过着随时可能大祸临头的日子。事实上，李亨之前的太子李瑛就在一场被陷害的宫廷政变中，与两个弟弟同时被杀。一日杀三子，这就是李隆基，他不会对任何一个皇权挑战者手下留情，这似乎也是千古一帝们的共同禀赋，汉武帝唐太宗清太祖清圣祖概莫如外，或斩杀，或圈禁。

　　像李亨这样在恐惧与阴郁中成长起来的太子，你很难指望他还跟你讲什么父子人伦，这本就是“太上皇”自己造下的孽。

　　天宝十四年(755年)十一月，“渔阳鼙鼓动地来”，安史之乱爆发。次年六月，李隆基在逃出长安途经马嵬驿时，发生了着名的“马嵬之变”，玄宗在绝境之下只得赐死杨玉环。李亨在马嵬之变中的作用非常可疑，尽管在史书中查无实据，但很有理由将他视为幕后操纵者之一。仅隔一个月(756年七月)，此前已与父皇分道扬镳的李亨便在灵武自行宣布登基，尊李隆基为“太上皇”。当天，就派使者赴四川向新任“太上皇”通报。

　　无从得知李隆基在获悉被“太上皇”之后的反应，正史中的记载如同被审稿部门阉了几道，唯一可见的记录是李隆基很识时务的乖乖地转任“太上皇”，在诏书中留下了耐人寻味的一句话：“待克服两京，朕当怡神姑射，偃息大庭。”可以这样理解，皇帝如果不能从安禄山手中收复京城，就不能说他很够格，“太上皇”就不一定要安于养老了。

　　不得不说一个很唏嘘的小插曲。四十四年前，中书舍人贾曾为睿宗作传位册文；四十四年后，为玄宗做传位册文的则是同为中书舍人的贾曾之子贾至。玄宗此时不胜感叹的贾至说：“二朝盛典，出卿父子之手，实为难事。”贾至俯伏殿前，泣不成声。

　　不过，李亨的运气着实不错，当上皇帝之后的第二年(757年)，就将之前看似亡国有期的战争局面完全扭转了过来，这年九月，郭子仪便已收复了长安和洛阳。李亨随即都派人到四川迎“太上皇”回长安，此时的李亨多半是踌躇满志，迫不及待的想告诉当年那个令他高山仰止的开元天子，父皇丢掉的京城，儿子帮您拿回来了。

　　这年十二月，父子在咸阳劫后重逢。《资治通鉴》对这一重逢描写的格外煽情：李隆基看见儿子之后就抱着他痛哭，李亨则是抱着父皇的腿，哭得不能自已(“上皇降楼，抚上而泣，上捧上皇足，呜咽不自胜”)。李隆基此时也兑现了他当年的诺言，拿着一件黄袍，亲自要为儿子穿上，李亨当时的反应是便磕头便拒绝，表示自己要做回太子，还政父皇。搞了一辈子政治，且也和自己父亲玩过这一套的唐玄宗当然不会当真，对李亨说：“天数、人心皆归于汝，朕只要能安享晚年，就算你孝顺了。”“太上皇”此时显然话中有话，李亨自然也就表决心接受了。

　　快到长安，父子情更是奔泻得一发不可收拾：李隆基进膳，李亨先尝；李隆基坐车，李亨亲自驾车。此情此景之下，“太上皇”发出感叹：我做了五十年皇帝，没觉得怎么风光；今天做了天子的父亲，才觉得风光无限啊。李隆基这话，听一半就够了，经历了安史之乱的李隆基此时应试心灰意冷，对皇权再无奢望，只求风光安逸的度过晚年；但在另一方面，他这些略显夸张的表态显然都是说给皇帝听的，极力显示自己对“太上皇”之位的喜爱与享受，让儿子安心，免生猜忌之心。

　　李隆基回长安后很知趣的将皇宫让了出来，自己住回当年做太子时住的兴庆宫。平心而论，李隆基此时的“太上皇”生活正如他当初设想的那样，不问朝政但却怡然自得。因为兴庆宫毗邻街市，“太上皇”还经常可以与民同乐，每当他在临街的场庆楼上出现之时，总会有长安父老顶礼膜拜高呼万岁，李隆基因此还经常吩咐宫人在楼下当街设宴款待父老。不仅如此，“太上皇”还经常邀请当年的旧臣近臣到公众设宴款待，把酒言欢，重温开元遗事。

　　最让李隆基晚年大慰的是两件事。一件是有很多最信赖最亲近的人随侍在左右：最亲的太监高力士，龙武大将军陈玄礼、女儿玉真公主、宫女如仙媛、还有那些奉他为祖师爷的梨园弟子；另一件是天伦之乐，尽管与儿子关系微妙，但用赵翼的话来说是“一堂有五天子”，儿子肃宗，孙子代宗，曾孙德宗，重孙顺宗均在他左右，五世同堂，无论在民间还是皇家，这都是人间极乐。

　　如果故事在此收尾，李隆基的“太上皇”生活将堪称完美。然而，在过了两年多的好日子之后，一个叫李辅国的大太监的出现让这一切戛然而止。

　　李辅国是肃宗最器重的大太监，权倾朝野，但偏偏老资格的高力士和陈玄礼完全不鸟他。怀恨在心的李辅国于是就跑到肃宗哪里告黑状说：“太上皇”住在兴庆宫，整日与外面大臣交往甚欢，尤其是高力士和陈玄礼这两人，他们很可能在密谋推翻陛下。现在我们当年那些和陛下在灵武起兵的将士们，都觉得很不安。

　　据《资治通鉴》的说法，肃宗听后大哭，表示绝不相信“太上皇”有异心。李辅国此时使出了历史上的又一经典桥段，对肃宗说：“太上皇”固然不会，但他身边那些小人就很难说了，“陛下为天下主，当为社稷大计，消乱于未萌，岂得徇匹夫之孝”。在我看来，这就和港片里的那句名言一样好笑：“我虽然不想杀你，但我不能保证我的枪不走火。”

　　接下去，李辅国看肃宗没有明确反对，就直接兵谏了，760年七月，李辅国矫诏以肃宗的名义邀请“太上皇”到西内游玩，然后带领着五百刀斧手在路上包围玄宗一行，说皇帝认为兴庆宫太潮湿，派他来帮“太上皇”搬家，“太上皇”惊吓之下当时差点从马上摔下来。

　　尽管暗战不断，但如这样赤裸裸的兵谏，在“太上皇”史上可谓是空前绝后。《资治通鉴》在这一段还是给李隆基留了不少面子，说什么五百刀斧手之后被皇威震慑住，收起兵器没敢胡来，李辅国也气焰大减。但我只想强调一下结果，李隆基最终还是搬了家，临走前甩下一句漂亮话：这是我的龙兴之地，我早就想搬了，只不过皇帝一直不愿意，现在正好遂了我的愿。

　　《资治通鉴》给李亨留的面子更大，一是说李亨对这次兵谏不知情，李辅国是“矫诏”——永恒的理由，坏事都是别人干的；二是说肃宗后来迫于所谓灵武起兵的众将压力，勉强同意了“太上皇”的搬家。你信么？反正我是不信。对此，李隆基对高力士说的话最有说服力：“吾儿为辅国所惑，不得终孝矣”。看清楚了吧，是“惑”，不是“矫”。

　　对李隆基打击最大的是，在被迫迁居之后，他晚年最亲近的那几个人——高力士，陈玄礼和玉真公主等也都被扫荡一空，高力士还惨遭流放，这一次，可就连“矫诏”的理由都没有了。之后，李亨又重新选了一百多个宫人放在“太上皇”身边，“太上皇”已成孤家寡人。

　　在“太上皇”最后的两年的生活中，可能是李亨心中有愧，“四方所献珍异，先荐上皇”。然后，李隆基此时已是万念俱灰，先是断了荤腥，只进素食，后来干脆宣布“辟谷”，身体每况愈下。

　　据《明皇杂录》的说法，李隆基的最后岁月中常轻吟据说是李白的《傀儡》一诗“刻木牵丝作老翁，鸡皮鹤发与真同。须臾弄罢寂无事，还似人生一梦中。”

　　还是用一个深入人心的说法作一结尾吧，这配得上玄宗的一生。根据《长恨歌》的叙述，带着对杨玉环深深的怀念，762年四月，“太上皇”在孤寂中死去，享年七十八。

　　又十三天，唐肃宗李亨驾崩。

　　

　　3.太上皇要逆袭

　　

　　在经历了唐朝那不堪回首的“裸退时代”之后（详情请见《太上皇不高兴》），太上皇的命运自宋朝开始发生了深刻而戏剧性的转折。

　　宋明清三朝共出了6位太上皇，与唐朝流行的“逼宫”相比，这些太上皇的退位以自愿居多，完全缺乏如“玄武门之变”和“马嵬之变”这样的宫斗大场面；除国破家亡的宋徽宗和精神崩溃的宋光宗之外，这一时代的太上皇退休生活也来得惬意得多，不仅不用看皇帝脸色更别说要过软禁生活，而且权力多凌驾于皇帝之上，在政治生活上往往是典型的“退而不休”。

　　按说明英宗的太上皇生活并不如意，也曾形同软禁，但他却在任上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伟大“逆袭”，重新上岗，为这一时代的太上皇光辉岁月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连出四个太上皇

　　

　　中国历史上太上皇最为密集的年代就发生于宋朝。从宋高宗赵构开始，到宋孝宗赵眘，再到宋光宗赵惇，连续三任皇帝都坐了太上皇，这就是历史上着名的“三朝内禅”。如果考虑到宋徽宗赵佶是宋高宗的父亲，说宋朝连续出了四个太上皇也算靠谱。

　　虽说顶着个艺术家的称号，但宋徽宗的退位绝不是什么淡薄权位，而是典型的临阵脱逃。宣和七年（1125年）十二月，金兵在灭辽后大举南下，宋徽宗眼见不妙，便决定南逃东南避祸，他的本意是让太子赵桓监国替他留守开封，但朝中士大夫们却不干了，你皇帝逃可以，留太子做替死鬼也可以，但必须传位太子才能走。一心南逃的宋徽宗见状也很痛快，便于当月月底发过罪己诏之后，传位钦宗赵桓。当时才四十三岁的宋徽宗还承诺“裸退”，绝不做一个干涉朝政的太上皇。

　　但谁知道，当太上皇安全跑到东南之后，保命已不是第一要务，便又产生对权位的贪恋之心。在徽宗身边，聚集了当年身边的众多重臣，他便也在东南开始又发起了“圣旨”，不许东南各地驻军开赴开封勤王，连物资也搞起了“禁运”。很难说，徽宗当时是不是产生了“划江而治”，在东南另立小朝廷的想法。

　　一开始，宋钦宗还实在没有精力去对付太上皇，忙于应付金兵围城的燃眉之急。但在靖康元年（1126年）二月，金军撤离开封以后，宋钦宗便迫不及待的对太上皇出手了。此时的复杂情况，用当时着名的太学生陈东的话来说就是“江浙之变，萧墙之祸，不可不虑。”显然，对于宋钦宗而言，攘外是必先安内的。

　　宋钦宗的对策是，尽快将太上皇从东南迁回开封，免得有另立中央的风险。在儿子的压力之下，特别是此前饱受“花石纲”之苦的东南对于这位太上皇也民怨极大，宋徽宗在四月还是被迫回到了开封。

　　让太上皇没想到的是，他这次一回，立即就进入了被软禁状态。钦宗听从了大臣耿南仲“尽屏道君左右内侍”的建议，将徽宗身边的宦官被清洗一空，都换上了钦宗的人，若干年后，甚至连宋高宗都愤愤断言：耿南仲“离间两宫，其罪甚大”。对此，《宋史·钦宗本纪》倒是玩起了春秋笔法，隐晦的说了一句“令提举官日具太上皇帝起居平安以闻”。

　　被软禁之初，太上皇和皇帝尚有书信往来，写信时往往语带讽刺的“自称老拙，谓上为陛下”。但在这年十月的太上皇44岁生日宴会上，双方的矛盾彻底爆发。据《三朝北盟会编》记载，太上皇“满饮，乃复斟一杯以劝上。而大臣有蹑上之足者。”说白了就是，大臣担心太上皇给皇帝喝的是毒酒，劝告皇帝别喝，于是，钦宗“坚辞，不敢饮而退”，徽宗“号哭入宫”。

　　正当宋钦宗将“攘外必先安内”进行的如火如荼之时，金兵在此时兵临城下，这对父子的“靖康内讧”以双双成为亡国被俘之君而告终。据记载，父子相见于金营，先是“号泣久之”，徽宗之后便斥责钦宗：“汝听老父之言，不遭今日之祸。”最没品的是，徽宗竟然上书金军统帅“撇清”自己的责任，声称自己早就不干预朝政，之后金国与宋朝的不愉快和自己没有关系。

　　令人唏嘘的是，在悲惨的战俘生涯中，在失去了皇权的诱惑之后，这对父子终于重归于好，像普通父子那样相依为命。一次不堪凌辱的徽宗准备悬梁自尽，为钦宗所救，父子抱头痛哭；数年后当徽宗死后，金人将徽宗尸首架到石坑上焚烧，烧到半焦烂时，用水灭火，将尸体扔到坑中，据说，如此可使坑里的水做灯油。钦宗悲伤至极，也要跳入坑中陪葬，但被人拉住，而理由仅仅是——活人跳入坑中后水就不能做灯油用了。

　　我猜，当太上皇去世的那一刹那，他心中最恨的儿子早已不是当年和他斗得你死我活的钦宗，而是那个始终不肯“迎二帝”带他回家的儿子赵构。

　　赵构，后来也做了太上皇。赵构这个太上皇最为特殊的是，他传位的人竟然不是自己的亲生儿子。原因也挺龌龊，某次赵构在扬州行床笫之欢的的时候，突然听到了金兵奔袭的消息，从此惊吓得丧失了作为一个男人的资格。

　　虽说不是传位儿子，但赵构退位却堪称毫不恋栈，让后世的史家捧上了天，洪迈在《容斋随笔》中就将这次退位视为千古所未有的和谐。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六月，高宗禅位于孝宗，难得的是，高宗在禅位仪式不仅没放话说以后仍要“抓大事”，还自我批评称“朕在位失德甚多，更赖卿等掩覆”，完全一副卸了担子如释重负的模样。

　　赵构退位后，和寒窗十年的中学生上了大学后的放羊没什么区别，完全是享乐主义当头。他玩得一点都不比父亲徽宗的“花石纲”小，一出手就是大手笔，

　　将西湖水引入退居的德寿宫内，主打人造西湖；每月光零花钱四万贯，过生日时还让孝宗奉上重金作为厚礼；最不像话的是，太上皇还做起了“寻租”和偷税的生意，他从孝宗那里要来了“免税权”，然后高价向外卖出，最后闹到连拉粪船也都插上德寿宫的旗帜，荣登当时最流行的政治笑话之一。

　　从这个角度来说，宋孝宗和太上皇的关系简直是一种“岁币”关系，就像宋朝和辽国金国的关系差不多，你给我钱花，我还你一个平安。

　　虽说宋高宗在退休后忙于享受不太干预朝政，《宋史》也特别称赞孝宗“能尽宫廷之孝”，但余英时先生在《朱熹的历史世界》中却指出这一切只不过是表象，实际紧张与冲突在日常屡见不鲜，甚至将两人的关系定义为乾隆与嘉庆的关系。先不说余先生是否对宋高宗要求过于苛刻，毕竟高宗与孝宗的关系大体上还是维持的不错的，但余先生有一点肯定没说错，和战大计仍决于太上皇。《四朝闻见录》中就说，孝宗经常向高宗力陈他出兵北伐的建议，一次太上皇终于忍无可忍，明确告诉皇帝：等我百年之后，你再讨论这事吧（“大哥，俟老者百岁后，尔却议之”）。自此，孝宗再也不敢提起北伐这个话题。

　　在我看来，高宗与孝宗关于北伐的分歧与其说是“权力之争”，更不如说是“政见之争”，毕竟，高宗退休后明确要保留的权力也只有“和战”的决策权。对于高宗而言，与金的议和政策或许是长时间的习惯，更可能是他一生功过的关键所在，他不容许继任者有所质疑甚至改道行之。

　　淳熙十四年（1187年）十月，在做了创中国历史之最的二十六年太上皇之后，宋高宗驾崩，享年八十一岁。对于宋孝宗来说，这之后本是他独立执掌整个帝国的难得机遇，但没想到，仅过了一年多（淳熙十六年二月），孝宗便又禅位给儿子宋光宗赵惇，自己也做上了太上皇。

　　宋高宗驾崩后，尚是太子的宋光宗便已蠢蠢欲动，还曾公然发出过“臣发已白”的抱怨，希望父亲效法高宗，早日将皇位传自己。心愿得偿之后，宋光宗却失望的发现，太上皇完全没有彻底交权颐养天年的想法。孝宗退位之初，先是为儿子指定了他自己的近臣周必大任左相，又是要求儿子“一月四朝”，以求借此来间接控制朝中大政。

　　如果说宋光宗自己出面和太上皇暗暗争夺皇权也就罢了，光宗的皇后李凤娘也极力撺掇皇帝和自己的公公作对，一次在立太子的问题上，这位李皇后竟然就干脆自己和太上皇当面吵了起来，惹得孝宗勃然大怒。

　　在这场宫斗即将进入高潮之际，刚即位两年多的宋光宗突然患上了精神病。据余英时先生考证，“我现在可以很负责任地指出，光宗的精神失常主要是孝宗的压力逼出来的”，而在这其中，李皇后与太上皇的交恶直接让光宗陷入了“双面胶”的窘境，对于光宗的病也起到了相当关键的作用。

　　得病之后，宋光宗又做了两年多皇帝，期间基本上就断绝了太上皇的来往，任凭大臣用孝道相逼，他就是不去，甚至在太上皇于绍熙五年（1194年）年初患重病后依然如是。这年六月，当传来太上皇驾崩的消息之后，宋光宗竟然拒绝服丧，酒照喝，舞照跳。这下可惹了众怒，要知道，这已是理学的时代，不孝特别是皇家的不孝简直是大逆不道的，当时甚至已有了兵变的征兆，朝野都以为“覆亡祸变，倏忽目前”。

　　在太上皇出殡的前一天，眼见宋光宗已不可能亲自出现主持这一意义重大的仪式，朝中大臣们只得上奏太皇太后吴氏（高宗之妻），紧急推出了光宗的皇子嘉王赵扩，宣布由他继承皇位，从而主持宋孝宗的大丧。宋宁宗赵扩，也由此成为了历史上唯一一个因为没有人主持皇家葬礼，而即位的皇帝。

　　据说当这位资质平庸的嘉王听说了即位的消息之后，吓得绕着殿柱逃避不止，连说“做不得，做不得”，后来在太皇太后的“逼迫”之下”，才勉强同意。太皇太后后之后也主持了一场太上皇（宋光宗）缺席、新皇帝勉强的内禅仪式。

　　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宋光宗就这样成为了太上皇，在他不犯精神病的清醒时刻，他始终拒绝接受退位的现实，时而失声痛哭。在痛悔与疯癫的间或之中，太上皇竟然还衣食无忧的活了六年之久。

　　正是由宋宁宗开始，南迈开了走向衰败的第一步。

　　

　　国家囚徒的逆袭

　　

　　如果说宋徽宗是因为担心被俘而南逃成为了太上皇的话，明英宗则是因为被俘而被动（非被迫）成为了太上皇。正统十四年（1449年）七月，三十万明军在土木堡之变中土崩瓦解，明英宗朱祁镇也成为了瓦剌的俘虏。被俘之初，瓦剌感觉奇货可居，带着明英宗在边境招摇撞骗，试图以皇帝的名义诱骗边城投降。

　　明朝那边自然也不甘受制于人，当年九月，孙太后与于谦等朝廷重臣立郕王朱祁钰（英宗的弟弟）为帝，年号景泰，尊英宗为太上皇。朱祁钰上台后的表现也相当不错，即位次月便在于谦的辅助下打赢了北京保卫战，大明王朝也由此转危为安。

　　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朱祁钰对于迎太上皇南归非常不积极，英宗这个人质很久便完全失去了政治意义，再加上，在战俘营中成为太上皇的朱祁镇据说很有些交际能力，竟然和包括也先在内的瓦剌权贵有了相当好的私交，被俘后的次年（1450年），明英宗竟然被也先放回了北京，据说分别时，两人还做泪洒惜别状。

　　一回北京，在瓦剌明为战俘实为贵客的英宗便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囚徒，连个盛大的欢迎仪式都没有便被软禁于东华门外的南宫。封锁一切政治生活倒也罢了，明英宗连基本的日常生活都未得不到保证，由于门窗紧闭，门锁灌铅，吃饭都只能开一个小窗传递，据说由于餐饮标准不高，英宗的钱皇后还不得不做些针线活来贴补家用。景泰帝后来竟到了草木皆兵的地步，为了避免有人与英宗联系，派人将南宫的树木全部伐光。据《明史》记载，在太上皇的生日以及过年之时，百官们都曾联名要求朝拜太上皇，“皆不许”。

　　朱祁钰登基之时，曾承诺将来传位于英宗之子而不是自己的儿子。但即位四年之后（景泰四年，1453年），朱祁钰便打破了金口玉言，废了英宗长子朱见深的太子位，改立自己的儿子朱见济，但谁料没几年这个儿子还死了。

　　做了七年国家囚徒之后，明英宗突然迎来了命运的转机。虽说朱祁钰为了防范太上皇可谓是机关算尽，但谁料景泰八年正月（1457年），朱祁钰突发重病，大将石亨、大臣徐有贞联合太监曹吉祥随即发动政变，半夜将英宗从南宫带出入皇宫正殿，次日上朝时英宗突然出现宣布复位，群臣在惊骇之中也只得奉旨，史称“夺门之变”。

　　英宗复辟之后，迅速将病中的景泰帝废为回当年的封号郕王，赶到“西内”囚禁了起来。病怒交加的朱祁钰在不久后就一命呜呼，时年仅三十岁。英宗的回应是，将弟弟之前给自己造的“寿陵”直接毁掉，按亲王礼葬在北京西山。一直到成化十一年，当年被朱祁钰废掉的那个太子朱见深即位之后不念旧恶，为叔叔“平反”，才重新恢复了朱祁钰的皇帝之号。

　　朱见深当时的理由是，父皇明英宗生前受奸臣挑拨，之后悔恨不已，没来得及为叔叔平反就驾崩了，现在他只是为了酬父皇未完成之愿而已。

　　

　　嘉庆：毕竟不是光绪

　　

　　对于乾隆这位历史上最负盛名的太上皇，余英时先生在《朱熹的历史世界》中给出了一个相当简明的阐释：太上皇与皇帝嘉庆的关系，就好比慈禧与光绪的关系。

　　余先生的比喻可能过于夸张，但以皇权而言，乾隆无疑是历代太上皇中权力最大的，从执政到训政，退位和不退位没有什么差别，嘉庆行使的不过是礼仪上的权力。不过和光绪相比，嘉庆是要幸运得多，一是他从未有过通过宫廷政变而亲政的想法，不然结果一定是被废；二是他活得毕竟比乾隆要久，太上皇驾崩后他终究当了22年的实权帝王，不像光绪和慈禧前脚后脚死，一天乾纲都未独断过。

　　乾隆是个爱面子的帝王，他在即位之初曾发下誓言，最多在位60年，绝不超过皇爷爷康熙的61年。在1796年的正月初一，将六十年之期用得非常充分的乾隆宣布传位十五子嘉庆，在当天的传位仪式上，据说乾隆当时就是不肯将皇帝玉玺交出来，实在是因为不合礼制，最后才悻悻地交了出来。

　　玉玺可以交，权力是不会交的。乾隆让位时就宣布，自己身体康健，经历充沛，仍要送新皇帝一程。一开始乾隆还声称要发扬风格，将养心殿让与儿子，因此还专门修了做宁寿宫给自己，谁知后来也就不了了之，他一直到死都没从养心殿搬出来。最扯的是，紫禁城内继续使用“乾隆”的年号，“嘉庆”的年号只对外不对内。

　　关于乾隆的太上皇生活，我们实在是太过熟悉无甚可说了，平日里流传最广的就是和珅利用太上皇口齿不清实际上把持了朝政，让嘉庆怀恨于心，等乾隆驾崩后，就有了“和珅跌倒，嘉庆吃饱”。孟森在《清史讲义》中记录了一则有趣的段子，说和珅为了讨好嘉庆，也经常将太上皇的旨意拿去汇报给嘉庆，谁知嘉庆根本不接招，自称“惟皇爷处分，朕何敢与焉”，于是和珅愈加跋扈。

　　虽说乾隆这种退而不休的状态貌似尽人皆知，但正如孟森所说，其实正史中“然无正大之记载”。这方面最权威的史料来自当时朝鲜使臣的见闻，据孟森引的《李朝实录》，乾隆在接见朝鲜使臣时曾明白的不能再明白的表示：“朕虽然归政，大事还归我办”。还说什么嘉庆在陪太上皇时，太上皇笑他就跟着笑，太上皇高兴他就跟着高兴，简直是不着一字，尽得风流。

　　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初三，乾隆在当了三年太上皇之后驾崩。父皇驾崩次日，嘉庆便对和珅下手，到了正月初八，更是直接将和珅送入天牢。压抑了那么多年，嘉庆终于迎来了自己的时代，尽管这又是一个由盛转衰的时代。

老看老想 2013-07-10 00:18:01

　　当今,退下"中共中央常委",远比"太上皇"还滋润呢!
　　所以,中国人当党官而最高层党官的瘾,犹如打吸海洛英4号。

张明扬 2013-07-10 20:3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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