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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金雁、秦晖

《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号：ohistory

“走出……”之别，还是“走向……”之别？

国际上转轨经济学界对所谓“中国奇迹”与“东欧困境”的解释，即所谓“中国之谜”已成为最大的论题之一，而且各方似乎已经形成了“渐进—激进”的讨论模式。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往往认为东欧的“激进转轨”虽然付出很大代价，但一举解决了实质性问题，将来会显示出大效果；而中国的“渐进转轨”虽然获得了持续的经济增长，但实质性问题绕不过去，将来会遇到大困难。相反，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则认为东欧转轨恰恰陷入了“市场激进主义”的“激进”误区，而中国的渐进转轨似乎具有更多的凯恩斯式或福利国家式的政府干预成分，因而取得成功理所当然，将来双方的对比也不会逆转。显然，这种争论的背后包含某种共同前提，即中国“渐进”——更多凯恩斯或福利国家或社会主义——因而经济（根本性的或暂时的）增长，东欧“激进”——更多自由放任或市场竞争——因而经济（根本性的或暂时的）衰退。

但是笔者认为，这个前提是大可质疑的。首先就转轨目标模式而言，中国明确地自认为是“摸着石头过河”，很难说她的目标是什么（尤其难说是“福利国家”），而多数东欧国家倒是明确地以加入欧盟为目标，而欧盟多数国家长期是社会党执政，是当今世界上福利国家的典型，东欧各国入盟谈判中的“福利门槛”、“劳工保护门槛”往往比“市场化门槛”还高。而现实就更不必说，恐怕没有人能证明如今的中国比东欧更像“福利国家”。“剧变”后的中东欧——前经互会国家转轨战略各有特点，其中像白俄罗斯与爱沙尼亚这两个空间与历史都相近的“苏联”国家，其转轨经济政策的相差悬殊之大实难以用“东欧转轨”这个概念来包容：卢卡申科治下的白俄罗斯基本上拒绝市场化，其经济面貌简直比我们的“南街村”还南街村；而爱沙尼亚以“面向外资全卖光”方式实行的私有化堪称东欧最激进之一。如果不考虑政治变革而仅从经济上讲，所谓中国与“东欧”转轨政策的差异恐怕远不及东欧内部（如上述的白俄罗斯、爱沙尼亚两国）之差异来得大。

但是，不管是白俄罗斯还是爱沙尼亚抑或中东欧的任何国家，剧变前后都出现了或长或短的经济衰退。随即它们先后几乎都（除几个发生战乱的国家外）恢复了或强或弱的经济增长，但与中国持续20年的经济增长相比似乎都显逊色，无论其中有多少水分，改革以来的中国经济就其增长速度而言的确是个“奇迹”。于是如今无论中国国内还是国际上的评论界大都认为中东欧人犯了某种错误，而中国人则提供了正面的经验。的确，从事后分析的角度指出某些中东欧国家犯的错误并不难，但既然整个中东欧从白俄罗斯到爱沙尼亚（更不用说从土库曼斯坦到民主德国）都出现过衰退，无论激进还是渐进、搞不搞所谓休克疗法、左派执政下还是右派执政下都经历过衰退，那么它们与尚未经历过这种衰退的中国之间的比较，就很难以“休克疗法”是否错误之类的说法来解释，如果在中东欧内部作比较，上述说法是有意义的。

国际上的转轨经济学争论基本上是西方经济学两大传统即古典自由主义与凯恩斯主义的争论在转轨问题上的延伸。在中东欧转轨10年间它们分别形成了所谓“华盛顿共识”与“后华盛顿共识”，并各自对中国与中东欧转轨战略的异同作出了解释。即斯蒂格利茨的《改革向何处去？——论十年转轨》，和萨克斯等三人合着的《经济改革与宪政转型》（中文节译见《开放时代》2000年）。但它们在概念上似乎都认为中国与中东欧在改革前都是与“市场经济”相对立的“计划经济”，两者的差异只在于对这同一个“计划经济”采取了不同的改造方式。人们很少反过来想：也许中国与中东欧的“改造方式”差异不是那么大（就经济改革的方向而言），而改造前的经济体制倒是差异更大些，由此可以更有效地解释后来的改造绩效？换句话说，中国与中东欧如今的转轨绩效之别也许更多地属于“走出……”之别，而不是“走向……”之别？

以往的转轨经济讨论中已谈到过“走出……”之别，尤其出自古典自由主义传统的“华盛顿共识”派学者如萨克斯等，都侧重于以“初始条件”来解释“东欧困境与中国奇迹”。但他们通常强调的是发展水平不同（中国更不发达），产业结构不同（中国是农业国），乃至计划经济的惯性不同（中国只搞了30年而苏联搞了70年）。这些不同当然有影响，但仅此而已说服力是不大的。因为这样说来，最能摆脱困境创造奇迹的应当是更穷、更农业化、“计划”历史也更短的非洲国家了。

我现在强调的是，在“走出……”方面更重要的是经济机制的不同。在这方面，古典自由主义与凯恩斯主义之外的一些被称为“新左派”的学者倒是谈到过。崔之元先生大讲“鞍钢宪法”就是一例。他把这个“宪法”说成是“后福特主义”的种种褒评我是完全不同意的，并就此提出过批评。但“鞍钢宪法”之与“马钢宪法”大异其趣，则的确不可忽视。作为转轨过程的起点，这种差异对后来进程所起的路径依赖作用（尽管这种作用恰恰与崔之元讲的相反）十分重要。而西方左右两派经济学家把转轨前体制大而化之都视为“计划经济”、只重视走出这种体制后在民主福利国家与公民自由交易两者间进行选择与搭配（中国与中东欧恰恰不是这种区别），这就很难真正理解到如今为止的所谓“东欧困境”与“中国奇迹”的产生机制。

事实上，无论古典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强调的市场机制优越性，还是凯恩斯—罗斯福主义的“后华盛顿共识”强调的国家调控必要性，都不足以解释这种“奇迹”。在笔者看来，这个“奇迹”的形成机制可分为两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主要是由于中国式的命令经济与中东欧理性计划经济相比的极端无效率导致它可以“无代价放弃”和“放弃即受益”（无论是改行理性计划，还是改行市场机制都能得到纯增益），以及包括绝大多数国民（农民）处在有束缚而无保障的“负帕累托过程”（不同于中东欧的束缚—保障协调型体制）而导致的条件：“走出负帕累托过程即帕累托过程（即人人受益过程）”。相比之下，绝大多数中东欧国家只能从一种非帕累托过程走向另一种非帕累托过程。

而到了90年代，以公社制度的极不公平来反衬的公平改进和以“运动经济”的极无效率来反衬的效率改进都已达到了时效的极限。这时中国相对于中东欧的优势，就集中表现为“斯托雷平式改革”可以以铁腕来减少民主制下的讨价还价，降低所谓“制度变迁的交易成本”上了。但是，这样的“优势”未来可能导致的后果，则是人们不能不考虑的。

命令经济与计划经济：非现代性与异化的现代性

过去人们认为，传统经济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而资本主义以广泛的交换打破了自给自足，于是有了市场经济。同时启蒙运动造成的“理性的自负”和工业文明的科学主义又使人追求人为设计的经济资源最优化配置，于是有了计划经济。但历史并非如此简单。马克思当年就谈到过“人的依附性”时代以“统治—服从关系为基础的”、作为“共同体之现成基础”的“强制劳动”可能包含的协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197、496、517页。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希克斯更认为真正无交往无分工的“自给自足”并不存在，传统经济中可能有相当规模的分工与要素流动，只是它并非因市场而起，而是“典型官僚政治中”“由上层指导的专门化”。希克斯：《经济史理论》，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23页。他把这称为“指令经济”。而经济现代化在他看来，就是传统“指令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的演变。

这种“指令经济”与工业文明无关，它与其说是“理性的自负”不如说是“权力的自负”，与其说是“科学主义”不如说是浪漫主义。因此人们认为，正是这种“指令经济”或“排除交换的权力—分配经济”，而不是什么“自然经济”，构成所谓“农民社会”的基本特征（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它有利于种田人或为种田人所喜）。正如新版《不列颠百科全书》所说：虽然农民社会中“诸如自给自足或小规模生产等特征”都未必成立，但“在农民社会，生产手段的最终支配权通常不是掌握在主要生产者手里。生产品及劳务不是由生产者直接交换，而是被提供给一些中心，重新分配。剩余的东西要转移到统治者和其他非农业者（non-farmers）手里……这种权力往往集中于一个城市中心，尽管并非永远如此”。虽然一般说来由于生产力低下这种体制下的剩余率不高，但“提供给一些中心重新分配”之比重很大的例子并不罕见。古埃及、印加帝国与我国的秦王朝都以高度组织化的命令经济着称。如古埃及被学者称为人类最早的“组织化”体制，正是由于国家以超经济强制力量对生产与分配过程进行组织，使那里在几乎没有货币与商人的条件下以宏伟的工程与发达的社会分工闻名。古埃及城市人口与非农业劳动力比重之大堪称奇迹，据说在公元前8世纪，埃及266公里长的尼罗河段沿岸有城市达19座，平均每14公里一座。古埃及农民的产品与劳务“可调拨率”往往高达50%以上。

而所谓计划经济，无论它的倡导者还是反对者都公认它是一种近代现象或工业文明时代的现象。倡导者如马克思，固然是把它当做“资本主义容纳不下的高度生产力”的产物，反对者如哈耶克，也再三指出它渊源于启蒙运动导致的“理性的僭妄”与科学主义扩张，而强调它与中世纪强制制度的区别。众所周知，尽管纯粹作为经济行为的国家强制与自由放任可以分别追溯到重商主义与重农主义、德国历史学派与亚当·斯密学派，但马克思的经济思想与古典经济学中最主张自由市场的重农学派到亚当·斯密一系关系密切，与强调国家统制的重商学派到德国历史学派一系关系疏远而敌对。这当然不意味着马克思“亲市场经济”，只意味着作为计划经济倡导者的他，与斯密式的市场经济论者同样是敌视命令经济的。类似的，像哈维尔这样具有“后现代意识”的思想家，则是把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作为“现代性的罪恶”一块儿反的，他宣称“西方的经理与东方的官僚”是一丘之貉，“后极权主义（他所称的计划经济思想）”与中世纪绝不相干，它是“西方的罪恶，不是东方的罪恶；城市的罪恶，不是农村的罪恶；现代的罪恶，不是传统的罪恶”。总之，赞成者与反对者都肯定计划经济与传统命令经济是不同的——尽管这两者都与市场经济对立，因而也有许多共性。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既可以意味着走出计划经济，也可以意味着走出命令经济，而在传统与现代因素并存的强制体系中这两者的成分往往并存，但毕竟也还有哪种成分为主的问题。

被希克斯称做“命令经济”的类型，是农业文明（但不一定是农业经济）的产物，这种经济可以不需要“工业文明”、不需要“理性主义”、“科学主义”。它不考虑投入产出系数、没有数理逻辑基础上的“计划均衡”概念、不考虑经济过程的最优化原则，而仅以人们对共同体的依附性为基础，以掌权者的长官意志、浪漫心理、个人需要或某种社会激情来支配经济，如我国古代的盐铁官营、官手工业、工商食官、“利出一孔”这一类的官营经济。这种国有经济在我国王朝时期一直就很发达。

一般地说，如果把市场机制下通过供求与价格信息反馈调整经济决策的现代经济看做“即时纠错”的经济，那么上述这种指令制度相对于市场经济来说，就是一种“无法纠错”的经济。除非因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使旧的“命令”者退出，新一代的“命令”者有可能与民更始，它就很少有其他纠错机制。

另一种体制则是建立在工业文明、理性主义、科学主义的基础上的现代计划经济。据认为，市场经济的最大弊病在于市场“无政府状态”，使其纠错过程滞后并造成效率损失。在这种状态下，生产是盲目的，产品要上市后才能发现决策偏差（过剩或不足），然后根据市场信息进行调整，在一次次调整、一次次试错中达到市场均衡，实现资源配置的最优化。自从理性主义兴起后，相信数理逻辑的人们认为，完全可以把一切事先计划好，把均衡关系预先计算出来，以免除接触市场以后才发现的种种错误，即把“市场试错”要解决的问题以模拟经济参数的计算而“预先”得知，也就是说，一开始就根据资源配置最优化原则设定。

这种经济也可以叫“预先纠错”的经济。这种“预先纠错”的经济在理论上似乎很理想，而从物质生产（不是效用生产）的效率看它也许比市场经济好，当然比瞎指挥的“命令经济”更好，因为“命令经济”是不会纠错的经济，市场经济虽能“及时纠错”，但试错、纠错要付出代价，只有计划经济是能够“预先纠错”的经济，这就能够减少“试错”成本。

这种按“经济方程的最优解”运行的“科学经济”到底能否实现？这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人物米塞斯、哈耶克和社会主义学者兰格、泰勒等人长期争议的问题。前者认为由于经济变量的无限性，按预先纠错的理论，把经济过程的所有变量都作为参数代入一个超多元的方程，求出二系列的生产函数，这是“理性不及”，亦即人的能力所不能达到的。而以兰格为首的一派、直到后来的数理经济学家坎托洛维奇等认为是可能的。现在东欧的左派理论家亚当·沙夫仍然认为，以前受科学水平所限，信息处理能力不足造成了计划经济的失败，当今电脑时代这些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他的结论是“新技术革命”是通过“真正计划经济”来达到“新型社会主义”的必要手段。但在米塞斯一派的后学看来，人们需求信息的变化永远比人们处理信息的速度更快，所以坎托洛维奇等人的最优化计划只是“电脑乌托邦”，永远不可能实现。

对这种争论至少可以说：建立在最优化数理经济模型基础上的经济是不是比市场经济更有效率可以另当别论，但它比既没有计划也没有市场的“命令经济”效率高是毫无疑问的。

东欧、俄罗斯与中国在建立社会主义时都处在不发达状态，都有“命令经济”传统。但相对而言，苏东的近代化程度较高，受工业文明影响较早，科学主义、理性计划的成分因而比中国改革前大得多。与苏联东欧相比，改革前我们搞的实际上更近似于“无计划的命令经济”。

这两种经济类型的理论模式最典型的表述就是过去人们经常谈到的“马钢宪法”和“鞍钢宪法”。当年援华苏联专家引入斯大林时代样板企业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钢铁联合企业运营管理体制，企业中虽有党组织但基本不设专职党干，强调一长制、科层化管理、专家治厂，严格经济核算与计划平衡。而中国的鞍钢宪法据有关人士回忆，其实这套做法源自沈阳某军工厂，并非来自鞍钢。而鞍钢在其黄金时代倒是较多地受苏式管理影响的。所谓“鞍钢宪法”原文是“加强党的领导，坚持政治挂帅，大搞群众运动，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其实质就是以“加强党史的领导”来否定苏联“马钢宪法”的厂长负责制，以“坚持政治挂帅”来否定“马钢宪法”对经济核算的要求，以“大搞群众运动”来否定“马钢宪法”的专家治厂与科学主义科层管理原则，而“两参一改三结合”按崔之元的说法就是反对“专业分工”。强调理性分工确是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共同特征，崔之元谓之“福特主义”，亦无不可。从这个角度讲，“鞍钢宪法”的确既非市场经济亦非计划经济，它是反“福特主义”的——但反“福特主义”与所谓“后福特主义”完全是两码事，命令经济排斥理性分工本是古今常事，与“后学”毫不相干。则强调企业中设立强大的专职党政机构，实行群众运动、大轰大嗡、政治挂帅、党委领导、政工治厂、阶级斗争等。前者主要体现理性计划原则，后者主要体现浪漫命令原则。应该说这两种经济类型在苏东和中国都有，但相比较而言，中国、越南等国“命令经济”的成分要多得多，苏东“科学计划”的成分要多得多，而且随着其工业化的发展而加深。从列宁欣赏福特制、泰勒制，斯大林时期的“马钢宪法”诸原则，直到勃列日涅夫时代大兴数理经济学，实行“最优化模型主义”，“科学计划”体制越来越“理性”了。

两种转轨前体制的逻辑基础：“政治经济学”，还是“计划科学”

一般而言，理性计划经济、命令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区别可表列如下：

或者也可以这样归类：

纠错机制、实物效率与效用效率的说明一如上述。在“积累效率”方面，理性计划经济与命令经济都具有强制性高积累率功能，在一定条件下对于工业化原始积累有利。但积累的使用效率，命令经济仍较计划经济为低。

有趣的是在“创新效率”方面，市场经济的均衡永远是动态的。由于竞争与需求的激励，过剩与不足的交替，均衡不断被打破和重建，两者都能推动创新。而市场本身又具有鉴别有效创新、淘汰无效创新与“伪创新”的功能，因而市场经济真正的生命力不在于实物生产效率，甚至最重要的也不在于效用增益效率，而在于它那无可比拟的创新效率，这是它能淘汰计划经济的直接原因。而理性计划经济与命令经济在创新问题上似乎显得“两极化”。理性计划经济由于它那静态均衡和“预先纠错”性质，是最难产生创新激励的。在一个环环相扣的“最优化计划”中，如果一个环节出现创新，反而会打破静态均衡，导致来自其他环节的压力。因此理性计划经济的“理性”从另一面看，实为泯灭创新激情的惰性。苏联经济的墨守成规、产品几十年“一贯制”，傻大黑粗而“经久耐用”是出了名的。

而命令经济由于既无均衡观念，又不讲究环环相扣，还没有科层化的约束，就显得很不“墨守成规”，相反它常常能够激励浪漫的“创新”狂想：没有哪个体制能像改革前的中国那样整天号召“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反“保守”，拔“白旗”，创“奇迹”，“放卫星”、“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砸烂规章制度”，“打破条条框框”……然而，这种体制致命的问题在于没有鉴别有效创新、淘汰无效创新与“伪创新”的机制，因而往往是“伪创新”、“奉旨创新”的效率特别“高”。而这种“伪创新”只会浪费资源、败坏风气，对国民经济的效用增益只起负面作用。因此在效率方面，命令经济的“伪创新”通常还不如理性计划经济的不创新。不过，如果就打破体制本身束缚的“创新”而论，命令经济的这种特性倒使它比理性计划经济更容易被“创新”掉。

因此，这两种经济在改革过程中面临的问题有很大的不同。命令经济与“科学计划经济”一样不人道，一样缺少效用生产效率，但它因“不能纠错”而比“预先纠错”的经济更糟，因为它还严重地损害实物生产效率。而“科学计划”在这方面却有长处，起码它是一种“次优”的选择。但也正因为此，“命令经济”的可逆性较强，它会把经济搞得一团糟（像“文革”、大跃进时期），但从这种“无序的命令”中走出来却相对容易。而“科学计划经济”却是一种严格有序的经济，对它的改革容易产生无序。一般地讲，改掉“命令经济”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进行：一是放弃命令走向市场，遵循市场经济规则就能较易实现过渡；二是放弃浪漫命令，约束长官意志，“按科学规律办事”，运用最优化数理方法来实现计划科学化、理性化。对命令经济成分较多的国家来说，无论走哪条路付出的代价都比较小。因为原来的“瞎指挥”本来就不能建立均衡，当然就不存在改革破坏均衡的问题。这时无论通过“最优化”改革来建立“计划均衡”，还是通过市场化改革来建立市场均衡，都会带来经济上的纯增益。

而对于计划经济成分较多的国家来说，问题就复杂得多。它可以通过“科学”手段使计划更加精确、周密、完善，越来越吻合于最优化数理模型。但这种改善有一个悖论，它在科学计划上越走得远，要转到市场就越困难。因如此精确的计划均衡极易被破坏，而市场均衡机制却不那么好建立。如此环环相扣、分工细密、有机联系的经济，只要计划一中断，整个系统就会崩溃，生产就会完全紊乱。

政治经济学在马克思那里本来是专门用于批判资本主义的，而不管计划经济还是命令经济都反对市场“资本主义”，因此这种批判取向的政治经济学在改革前的中国与东欧都很盛行。但计划经济本身是否有自己的经济学？马克思并没有涉及这个问题。十月革命后苏联曾盛行一种看法，认为政治经济学就是研究资本主义的，它将随资本主义的消亡而消亡。当时苏联经济论战的左右两大挂帅人物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与布哈林虽然在一系列问题上针锋相对，但在这一点上却有共识。后来斯大林杀了这两人，自己署名搞了一本“苏联经济学圣经”即《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该书传入中国后成为直到改革之初一直垄断经济学界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祖本。尽管与苏联相比，中国版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政治性”更浓、逻辑性更差，总体学术水平未必能及苏联，但“政治”经济学一统天下之地位却是东欧万不能及的。

然而在苏联本国，即使在斯大林神化最甚时，计划经济学的数理化方向已经大成气候。20年代涅姆钦诺夫的统计分析理论与30年代坎托罗维奇的最优化模型建构，分别为计划经济中的经济信息处理与系统最优化控制奠定了“科学”基础。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却长期受冷遇。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与布哈林虽被镇压，计划经济下无“政治经济学”而只有“计划科学”的看法在30年代仍然影响大多数苏联经济学家。1936年联共（布）中央《关于改革政治经济学教学》的决议和后来的斯大林“圣经”虽然都指令要搞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但直到1951年联共（布）中央召开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未定稿讨论会时，仍然有许多学者尽管承认要搞“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却坚持认为它不研究“生产关系”（即不像“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那样承担制度褒贬功能），而只应研究“生产力的合理组织和国民经济的计划化”问题，实际上还是把它看做非“政治”的“计划科学”。

直到1954年，苏联才出版了包含“社会主义”内容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而这时斯大林已去世，苏联也已在没有“政治”经济学的情况下靠“计划科学”完成了工业化。随着理性计划经济的发展与早期命令经济成分的消失，“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地位从赫鲁晓夫时代逐渐式微，数理经济学，尤其是坎托罗维奇所开创的“最优化计划”成为苏联理论经济学的主流。早期的维恩斯坦、诺沃日洛夫，晚期的阿甘别吉杨、沙塔林直到后来改宗西方经济学而成为剧变后经济转轨理论家的盖达尔、亚夫林斯基，等等，这些挂帅人物无不是数理经济学出身的。20世纪60年代后对苏联经济决策具有现实影响力的经济学研究机构也是中央经济数学研究所、科学城工业经济研究所等数理经济学重镇，而传统上主要承担“批资”、“卫道”意识形态职能的机构如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等，这时也已突出了数理化色彩。

有趣的是，作为现代性异化的典型体现，科学主义的过分扩张一方面以“理性的僭妄”压抑了人性，另一方面也会冲击中世纪式的“神性”，而不同于仅仅以人身依附为基础的传统“命令经济”思想。一些数理经济学家由于其强烈的科学主义现代性取向，对掌权政客“反科学”的恣意妄为与瞎指挥深恶痛绝，往往容易发展出离经叛道的异端倾向。早在20世纪60年代，老一代数理经济学家涅姆钦诺夫、维恩斯坦等人就激烈批评“僵化的经济体制”，认为“一个从头到脚被束缚得如此厉害的经济体制，将阻碍社会与技术的进步，并迟早将在经济生活实际进程的压力下走向崩溃”。当时要求改革的新派经济学家都由他们构成，转轨后最狂热地主张自由市场的也是前数理经济学家。然而，又恰恰是被数理经济学高度“最优化”了的俄国计划经济，成为最难搞市场化转轨的经济体。所谓东欧拥有“最好的经济学家与最差的经济”这样一种奇怪的景观，说穿了也并不奇怪。

而在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直到改革前夕还是旧体制经济的唯一理论形态。可以说，1978年以前在中国经济学界，既没有人吃西方经济学这碗饭，也没有人搞坎托洛维奇那套东西。这不能以那时政治上“反修”、与苏联学术隔绝来解释。因为苏联经济学的数理化早在斯大林时代已经很明显，那时中国根本没有反修之说，而是事事学苏联的。可是中国并没有引进涅姆钦诺夫、坎托洛维奇之学。这只能理解为当时中国的命令经济还只需要“政治经济学”来为“命令”作论证，并不需要什么最优化机制吧。

我们现在常说，苏联忽视了信息技术革命，这话要看怎么说。苏联人的确想不到去开发作为市场信息载体的互联网，更不会发展作为新一代市场消费热点的个人电脑及其大批相关商品——正是这些东西导致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出现质的飞跃。但若论计算机在要素配置中的应用，从宏观的计划制订到微观的企业管理，苏联在世界上都是最早注意的。早在电脑时代之前，以解复杂数理方程来求得经济参数最优化就成为苏联式计划经济的核心思想之一。1939年苏联经济学家兼数学家坎托洛维奇在《生产组织与计划的数学方法》一书中提出经济最优化运行的线性规划理论，该书与他其后的《经济资源最佳利用》（1959年）、《最优化计划的数学问题》（1966年）、《经济学中的最优解》（1972年）和《最优化计划论文集》（1976年）等书使他成为苏联东欧唯一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以“最优化计划”为核心的数理经济学也在苏联东欧发展成为领先于世界的显学。

但在电脑时代之前，以手工计算求解无限多元的复杂数理方程事实上不可能。无怪乎东欧人都寄厚望于电脑，数理经济学因而被称为“电脑乌托邦”。早在第二代计算机时代，苏联对电脑的运用已经从一般数据处理与统计分析发展为使用经济数学模型制订最优化计划。1977年苏联联盟与加盟共和国两级已有3000多个经济指标是通过计算机中心和自动化计划核算系统产生，其中用电脑作数据处理与统计分析的占75%~80%，而20%~25%是以最优化模型计算出来的。以后苏联的生产越来越朝理性计划发展，越来越强调生产函数最优化设定。早在70年代末，苏联已普遍设立了各专业部计算中心，并在互相联通的基础上建立了全苏计算机中心。80年代前期，苏联当局又提出“当今时代的特点之一，是广泛采用计算技术设备来解决复杂的计划与经济、组织和管理课题”。1982年，苏联仪表、自动化与控制系统工程部与苏联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数理经济学家群体联合开发了全行业（即专业部/总管理局一级）生产、材料和财政综合管理系统。一些部门更由现时平衡式最优化模型发展到动态预期最优化控制，如苏联民航部门的客流预测自动化系统，据说可以实现机型配置、航班调度与维修计划的动态综合最优化.

与宏观经济中的计划最优化相对应，苏联企业的微观管理也向“最优化”发展。当时推广的“谢基诺实验”通过优化劳动组织、运用运筹学等科学计划手段，分解经济指标，实行物质刺激而实现减员增效。通过实验，谢基诺化工联合企业产值增加两倍，劳动生产率提高3倍，人员减少1570人，平均工资增加46.5%。当时还有所谓兹洛宾方法、列宁格勒经验、新波洛茨克方式等，都是计划最优化在微观经济中的实践。

走出“命令”与走出“计划”：改革的“效率代价”问题

然而，计划经济固有的创新效率差、效用增益低以及“设计”人的行为这种思路本身的非人道性，是再钻“最优化”的牛角尖也无法解决的根本弊病。进入80年代后，“计划最优化”已出现明显的边际效益递减。而西方市场经济却在这时出现了信息技术革命、产业结构升级和“里根—撒切尔繁荣”。形势迫使苏联人不得不改弦更张。但是，放弃这样严密的“科学计划”对经济的冲击是很大的。东欧人在这一过程中无疑有这样或那样的失误，但即使避免了一切失误，一个时期的经济滑坡也在所难免——最明显的是：甚至连并没有面临转轨问题的芬兰，仅仅由于她与经互会国家贸易比重很大，也受累于理性计划的废弃，在1989年后经历了连续数年的经济大滑坡。1991~1994年，芬兰国民生产总值从1220亿美元降至958亿美元，降幅达21.5%。

在苏联东欧一会儿问津于市场、一会儿又转向琢磨怎么使计划更“理性”的曲蛇形探索的同时，中国却相反地走上一条一边割断市场“尾巴”、一边搞乱计划秩序，越来越走向大轰大嗡的命令经济之路。众所周知，中国在大跃进时代曾搞过“吃饭不要钱”，在“文革”中把农家养鸡都当做“资本主义尾巴”来禁止，许多地区一度取消传统农村集市，不但消灭私人经济，把集体企业也当做“集体资本主义”来打击。在理论上不仅大批“等价交换”，甚至连命令经济中的工资制也被当做“资产阶级法权”痛加贬斥。除这些特殊时段外，一般而言中国在票证、户口控制等“反市场制度”方面也比苏联更极端。

但是尽管如此，改革后中国市场关系的恢复与发育却比前经互会国家相对容易，原因之一就在于：中国的命令经济至少以与消灭市场同样的程度，消灭了理性计划机制。

本来，正如苏联建国之初在落后农业文明土壤上亦有命令经济成分一样，新中国成立之初受工业化苏联的影响也引进了若干理性计划经济的因素。“马钢宪法”尤其是一长制等内容，曾在东北等地的一些苏援工厂实行。按薄一波的回忆，1956年前实行苏式厂长负责制的地方，尤其是156项目中较系统地引进苏式管理制度的那些企业，绩效还不错：“东北就是完全学苏联的，成绩显着。”

1956年中共召开“八大”，此后才开始了反右等“左倾”错误。但按薄一波的说法，就是在这次大会上，毛泽东发动了大批“一长制”的潮头。中国工业从此恢复战争年代的政工治厂模式。此后，企业管理就日趋混乱，“提倡算政治账”，取消经济核算，“不计成本不计盈亏现象相当普遍”，“无人负责和瞎指挥盛行”，甚至“有些单位把规章制度文件像土改中烧地契那样烧毁”，“车间‘自由生产’，仓库‘门户开放’”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961~982页。，直到酿成三年“人祸”。以刘少奇、薄一波为代表的部分领导人后来力图恢复一些“马钢宪法”的东西，1961年的《工业七十条》就是经过力争后的产物。薄一波认为它虽然未能恢复一长制，但通过拒绝规定“车间、工段实行党总支、党支部领导下的车间主任、工段长负责制”，总算抵制了政工治厂的发展，从而为中国工业赢得几年喘息时间。然而“四清”开始后，《工业七十条》就“被扔到一边”，不用说恢复一长制，“就是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也受到‘左’的严重干扰”，被说成是“架空党委”、“没有跳出苏联一长制的框框”。1965年“上海座谈会”提出“割去厂长负责制这个尾巴”，学习军队，实行政委制，“企业管理日益‘政治化’”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981页。，终于导致“文革”中彻底大轰大嗡的“运动经济”和“无计划的命令经济”。

众所周知，在苏联，改革前曾长期坚持以计划经济批判“市场社会主义”的教条倾向。而在中国，那时并没有“市场社会主义”的问题，改革前20余年间不断地“反对修正主义”，与其说是以计划经济反对市场经济，毋宁说是以命令经济来反对理性计划经济倾向。

当时经济上的“反修”举动，除了反对“三自一包”带有“反市场”色彩外，其他如反对“消极平衡”、反对“条条专政”、反对“托拉斯化”、反对“一长制”与“管卡压”、推行消灭分工的“五七道路”和反优化配置的“五小工业”，等等，都是反对理性计划机制的。刘少奇、薄一波这些所谓“修正主义者”那时并没有搞市场经济的念头，他们只是想要多一点理性计划经济，少一点大轰大嗡。但在那些年月中后者是优势是主流，前者是劣势是支流，在后者的进逼下全无招架之功，何谈“恢复”之力。根据薄一波的回忆，在改革前的30年里除1956年以前局部（如东北）较多理性计划的成分、1962~1964年间又有更弱的“恢复”尝试外，连“八大”到“反右”之间、“四清”到“文革”之间这些一般认为尚属正常的年月，理性计划亦无力推行。更何况反右、大跃进与“文革”那些年月了。

到了改革前的“文革”时代，薄一波式的“修正主义”实即计划经济派彻底失势，中国经济完全陷入“命令破坏计划”的非理性混乱之中。建设中盛行“边勘测边设计边施工”，“首长工程”、“条子项目”大行其道。计划经济的“规章制度”、“条条框框”都被砸烂，“张书记填，李书记挖，王书记来了又一法，搞得咱农民没办法”。正如改革之初一篇着名社论所说：那时根本不把“计划”当回事，而是“用个人的喜恶来左右一切”，“于是，设计改来改去，坝址忽上忽下，真理被谬误取代，科学为献媚遮蔽。你要坚持不同意见，那就是‘立场问题’、‘态度问题’，甚至是‘搞阴谋出难题’。不幸，这样的事情，前些年在我们国家还是不少的”。

因此不难理解：中国改革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不仅从引进市场因素中获益，而且实际上也从“恢复”苏式计划经济中获益。在改革初期，后者甚至更为重要。这是东欧人不可能享有的独特“优势”。邓小平后来曾说：其实，改革在1975年就开始了。“那时的改革，用的名称是整顿，强调把经济搞上去，首先是恢复生产秩序。凡是这样做的地方都见效。”众所周知，1975年的“整顿”并没有任何“市场取向”的影子，而只是部分放弃了大轰大嗡的“运动经济”，部分恢复了被“文革”彻底“砸烂”的“修正主义的”即苏式的经济管理，或者说减少一点“鞍钢宪法”色彩，增加一点“马钢宪法”色彩，减少一点“政治经济学”，增加一点“计划科学”。就这样中国的经济顿时有了明显的起色，“凡是这样做的地方都见效”。而苏联东欧当然完全不可能得到这种效果。他们早已是百分之百的“马钢宪法”了，还有什么可“整顿”的？他们已经把理性计划发展到“最优化”的地步，继续发展已无潜力。而要放弃“最优化”，那代价是很大的。正如匈牙利经济学家沙巴所说：东欧的前计划经济运行得相对成功，这使转轨成为“一次痛苦的长征”。而中国“文革”式的倒行逆施，则使得转轨“成为一场愉快的郊游”！

实际上，中国改革同时享有“引进市场”和“优化计划”的双重好处，虽然后者的比重渐小，但迄90年代仍未完全消失。那时中国一定程度上还在用“全国托拉斯化”的思路来解决重复建设、山头经济的问题。例如近来的民航重组就是如此：90年代中期中国一度出现了多达44家独立航空公司，比任何发达市场经济国家都多，民航总局出面将其“重组”为实力大致均衡的国航、东航、南航三大集团。重组后国航、东航、南航三大集团资产分别为560.5亿、473亿、501亿元；机队分别有118、118、180架，航线各有339、437、606条；员工各有2.03万、2.5万、3.4万人。对此，有人担心行政性重组会开市场化的倒车，有人则誉为国家调节市场的凯恩斯主义杰作。实际上，此前的44家公司既非民营企业，亦非按市场规则运作，而在很大程度上是承继“文革”中“山头经济”、“五小工业”、诸侯攀比的命令经济遗风。民航总局的“重组”因此也在很大程度上与其说是“国家调控市场”的凯恩斯式成功，毋宁说是理性计划纠正命令经济的成功。

如上所述，由于作为“现代性异化”的“计划科学”与反现代性的命令经济有矛盾，前者因不满后者而容易产生改革思想，苏联后期的这一逻辑在中国表现得同样明显。早期发动改革的邓小平、薄一波等人基本都属于“文革”前的（“文革”中被压制的）理性计划派，只是他们远比苏联东欧的同道更不幸——改革前他们被整得无所作为，但因此他们也比苏联东欧的同道更幸运——正因为过去理性计划无所作为，改革后他们无论搞理性计划还是搞市场化都能大有作为。而东欧同道们过去的成功恰恰成了他们如今必须付出“代价”的原因。

……

总而言之，中国经济在改革时期取得的成就确实不能仅仅归于“市场化奇迹”，它也在相当程度上（这个程度前期较大，以后递减）得益于计划理性化——“华盛顿共识”无视这一点是不对的。但是，这个“计划成就”并非如某些左派所说是什么针对“过分市场化”的矫正（市场经济确有局限，但这是另外的问题），而是针对非理性命令经济或曰“运动经济”的矫正。这种矫正既与凯恩斯主义也与“福利国家”无关（凯恩斯主义或福利国家在理论上是否有以及多大程度上有合理性也是另外的问题），当然也就不能给“后华盛顿共识”提供证明……

当然，以上仅是就效率改进方面而言，同时主要成立于改革前期。至于经济转轨在公正改进方面，以及在转轨深化时期（20世纪90年代后）的情况，就当详论了。

本文摘自《十年沧桑：东欧诸国的经济社会转轨与思想变迁》

东方历史评论 金雁 秦晖 2015-08-23 08:53: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