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汪曾祺怀废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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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代废名在北平


周作人:怀废名


余识废名在民十以前,于今将二寸年,其问可记事颇多,但细思之又空空洞洞一片,无从下笔处。废名之貌奇古,其额如螳螂,声音苍哑,初见者每不知其云何。所写文章甚妙,但此是隐居西山前后事,《莫须有先生传》与《桥》皆是,只是不易读耳。废名曾寄住余家,常往来如亲属,次女若干亡十年矣,今日循俗例小作法事,废名如在北平,亦必来赴,感念今昔,弥增怅触。余未能如废名之悟道,写此小文,他日如能觅路寄予一读,恐或未必印可也。


以上是民国二十六年十一月末所写,题曰《怀废名》,但是留得底稿在,终于未曾抄了寄去。于今又已过了五年了,想起要写一篇同名的文章,极自然的便把旧文抄上,预备拿来做个引子,可是重读了一遍之后,觉得可说的话大都也就有了,不过或者稍为简略一点,现在所能做的只是加以补充,也可以说是作笺注罢了。关于认识废名的年代,当然是在他进了北京大学之后,推算起来应当是民国十一年考进预科,两年后升入本科,中间休学一年,至民国十八年才毕业。但是在他来北京之前,我早已接到他的几封信,其时当然只是简单的叫冯文炳,在武昌当小学教师,现在原情存在故纸堆中,日记查找也很费事,所以时日难以确知,不过推想起来这大概总是在民九民十之交吧,距今已是二十年以上了。废名眉棱骨奇高,是最特别处。在《莫须有先生传》第四章中房东太太说,莫须有先生,你的脖子上怎么那么多的伤痕?这是他自己讲到的一点,此盖由于瘰疬,其声音之低哑或者也是这个缘故吧。


废名最初写小说,登在胡适之的《努力周报》上,后来结集为《竹林的故事》,为新潮社文艺丛书之一。这《竹林的故事》现在没有了,无从查考年月,但我的序文抄存在《谈龙集》里,其时为民国十四年九月,中间说及一年多前答应他做序,所以至迟这也就是民国十二年的事吧。废名在北京大学进的是英文学系,民国十六年张大元帅入京,改办京师大学校,废名失学一年余,及北大恢复乃复入学。废名当初不知是住公寓还是寄宿舍,总之在那失学的时代也就失所寄托,有一天写信来说,近日几乎没得吃了。恰好章矛尘夫妇已经避难南下,两间小屋正空着,便招废名来住。后来在西门外一个私立中学走教国文,大约有半年之久,移住西山正黄旗村里,至北大开学再回城内。这一期间的经验与他的写作很有影响,村居,读莎士比亚,我所推荐的《吉诃德先生》,李义山诗,这都是构成《莫须有先生传》的分子。从西山下来的时候,也还寄住在我们家里,以后不知是哪一年,他从故乡把妻女接了出来,在地安门里租屋居住,其时在北京大学国文学系做讲师,生活很是安定,到了民国二十五六年,不知怎的忽然又将夫人和子女打发回去,自己一个人住在雍和宫的喇嘛庙里。当然大家觉得他大可不必,及至卢沟桥事件发生,又很羡慕他,虽然他未必真有先知。废名于那年的冬天南归,因为故乡是拉锯之地,不能在大南门的老屋里安住,但在附近一带托迹,所以时常还可彼此通信,后来渐渐消息不通,但是我总相信他仍是在那一个小村庄里隐居,教小学生念书,只是多“静坐沉思”,未必再写小说了吧。


翻阅旧日稿本,上边抄存两封给废名的信,这可以算是极偶然的事,现在却正好利用,重录于下。其一云:


“石民君有信寄在寒斋,转寄或恐失落,信封又颇大,故拟暂图存,俟见面时交奉。星期日林公未来,想已南下矣。旧日友人各自上飘游之途,回想《明珠》时代,深有今昔之感。自知如能将此种怅惆除去,可以近道,但一面也不无珍惜之意:觉得有此怅惆,故对于人间世未能恕置,此虽亦是一种苦,目下却尚不忍即舍去也。匆匆。九月十五日。”


时为民国二十六年,其时废名盖尚在雍和宫。这里提及《明珠》,顺便想说明一下。废名的文艺的活动大抵可以分几个段落来说。甲是《努力周报》时代,其成绩可以《竹林的故事》为代表。乙是《语丝》时代,以《桥》为代表。丙是《骆驼草》时代,以《莫须有先生》为代表。以上都是小说。丁是《人间世》时代,以《读论语》这一类文章为主。戊是《明珠》时代,所作都是短文。那时是民国二十五年冬天,大家深感到新的启蒙运动之必要,想再来办一个小刊物,恰巧《世界日报》的副刊《明珠》要改编,便接受了来,由林庚编辑,平伯、废名和我帮助写稿,虽然不知道读者觉得如何,在写的人则以为是颇有意义的事。但是报馆感觉得不大经济,于二十六年元旦又断行改组,所以林庚主编的《明珠》只办了三个月,共出了九十二号,其中废名写了很不少,十月九篇,十一二月各五篇,里边颇有些好文章好意思。例如十月份的《三竿两竿》,《陶渊明爱树》,《陈亢》,十一月份的《中国文章》,《孔门之文》,我都觉得很好。《三竿两竿》起首云:“中国文章,以六朝人文章为最不可及。”《中国文章》也劈头就说道,“中国文章里简直没有厌世派的文章,这是很可惜的事。”后边又说,“我尝想,中国后来如果不是受了一点佛教影响,文艺里的空气恐怕更陈腐,文章里恐怕更要损失好些好看的字面。”这些话虽然说的太简单,但意思极正确,是经过好多经验思索而得的,里边有其颠扑不破的地方。废名在北大读莎士比亚,读哈代,转过来读本国的杜甫,李商隐,《诗经》,《论语》,《老子》,《庄子》,渐及佛经,在这一时期我觉得他的思想最是圆满,只可惜不曾更多所述着,这以后似乎更转入神秘不可解的一路去了。


我的第二封信已在废名走后的次年,时为民国二十七年三月,其文云:“偶写小文,录出呈览。此可题曰《读大学中庸》,题目甚正经,宜为世所喜,惜内容稍差,盖太老实而平凡耳。椎亦正以此故,可以抄给朋友们一看,虽是在家人亦不打诳语,此鄙人所得之一点滴的道也。日前寄一二信,想已达耶,匆匆不多赘。三月六日晨,知堂白。”所云前寄一二信悉未存底,唯《读大学中庸》一文系三月五日所写,则抄在此信稿的前面,今亦抄录于后:


“近日想看《礼记》,因取郝兰皋笺本读之,取其简洁明了也。读《大学》《中庸》各一过,乃不觉惊异。文句甚顺口,而意义皆如初会面,一也。意义还是很难懂,懂得的地方也只是些格言,二也。《中庸》简直多是玄学,不佞盖犹未能全了物理,何况物理后学乎。《大学》稍可解,却亦无甚用处,平常人看看想要得点受用,不如《论语》多多矣。不知道世间何以如彼珍重,殊可惊诧,此其三也。从前书房里念书,真亏得小孩们记得住这些。不佞读《下中》时是十二岁了,愚钝可想,却也背诵过来,反覆思之,所以能成诵者,岂不正以其不可解故那。”此文也就只是《明珠》式的一种感想小篇,别无深义,寄去后也不记得废名覆信云何,只在笔记一叶之末录有三月十四日黄梅发信中数语云:


“学生在乡下常无书可读,写字乃借改男的笔砚,乃近来常觉得自己有学问,斯则奇也。”寥寥的几句话,却很可看出他特殊的谦逊与自信。废名常同我们谈莎士比亚,瘐信,杜甫,李义山,《桥》下篇第十八章中有云:


“今天的花实在很灿烂,--李义山咏牡丹诗有两句我很喜欢,我是梦中传彩笔,欲书花叶寄朝云。你想,红花绿叶,其实在夜里都布置好了,--朝云一刹那见。”此可为一例。随后他又谈《论语》,《庄子》,以及佛经,特别是佩服涅梁经,不过讲到这里,我是不懂玄学的,所以就觉得不大能懂,不能有所评述了。废名南归后曾寄示所写小文一二篇,均颇有佳处,可惜一时找不出,也有很长的信讲到所谓道,我觉得不能赞一辞,所以回信中只说些别的事情,关于道字了不提及,废名见了大为失望,于致平伯信中微露其意,但即是平伯亦未敢率尔与之论道也。


关于废名的这一方面的逸事,可以略记一二。废名平常颇佩服其同乡熊十力翁,常与谈论儒道异同等事,等到他着手读佛书以后,却与专门学佛的熊翁意见不合,而且多有不满之意。有余君与熊翁同住在二道桥,曾告诉我说,一日废名与熊翁论僧肇,大声争论,忽而静止,则二人已扭打在一处,旋见废名气哄哄的走出,但至次日,乃见废名又来,与熊翁在讨论别的问题矣。余君云系亲见,故当无错误。废名自云喜静坐深思,不知何时乃忽得特殊的经验,跃坐少顷,便两手自动,作种种姿态,有如体操,不能自已,仿佛自成一套,演毕乃复能活动。鄙人少信,颇疑是一种自己催眠,而废名则不以为然。其中学同窗有力僧者,甚加赞叹,以为道行之果,自己坐禅修道若干年,尚未能至,而废名偶尔得之,可为幸矣。废名虽不深信,然似亦不尽以为妄。假如是这样,那么这道便是于佛教之上又加了老庄以外的道教分子,于不佞更是不可解,照我个人的意见说来,废名谈中国文章与思想确有其好处,若舍而谈道,殊为可惜。废名曾撰联语见赠云,微言欣其知之为海,道心恻于人不胜天。今日找出来抄录于沈,废名所赞虽是过誉,但他实在是知道我意思之一人,现在想起来,不但有今昔之感,亦觉得至可怀念也。


三十二年三月十五日,记于北京。


(1943年3月作,选自《药堂杂文》)


汪曾祺:万寿宫丁丁响


冯思纯同志编出了他的父亲废名的小说选集,让我写一篇序,我同意了。我觉得这是义不容辞的事,因为我曾经很喜欢废名的小说,并且受过他的影响。但是我把废名的小说反复看了几遍,就觉得力不从心,无从下笔,我对废名的小说并没有真的看懂。


我说过一些有关废名的话:


废名这个名字现在几乎没有人知道了。国内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没有一本提到他。这实在是一个真正很有特点的作家。他在当时的读者就不是很多,但是他的作品曾经对三十年代、四十年代的青年作家,至少是北京的青年作家,产生过颇深的影响。这种影响现在看不到了,但是它并未消失。它像一股泉水,在地下流动着。也许有一天,会汩汩地流到地面上来的。他的作品不多,一共大概写了六本小说,都很薄。他后来受了佛教思想的影响,作品中有见道之言,很不好懂。《莫须有先生传》就有点令人莫名其妙,到了《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就不知所云了。但是他早期的小说,《桥》、《枣》、《桃园》和《竹林的故事》写得真是很美。他把晚唐诗的超越理性,直写感觉的象征手法移到小说里来了。他用写诗的办法写小说,他的小说实际上是诗。他的小说不注重写人物,也几乎没有故事。《竹林的故事》算是长篇,叫做“故事”,实无故事,只是几个孩子每天生活的记录。他不写故事,写意境。但是他的小说是感人的,使人得到一种不同寻常的感动。因为他对于小儿女是那样富于同情心。他用儿童一样明亮而敏感的眼睛观察周围世界,用儿童一样简单而准确的笔墨来记录。他的小说是天真的,具有天真的美。因为他善于捕捉儿童的思想和情绪,他运用了意识流。他的意识流是从生活里发现的,不是从外国的理论或作品里搬来的。……因为他追随流动的意识,因此他的行文也和别人不一样。周作人曾说废名是一个讲究文章之美的小说家。又说他的行文好比一溪流水,遇到一片草叶都要去抚摸一下,然后又汪汪地向前流去。这说得实在非常好。


我的一些说法其实都是从周作人那里来的。谈废名的文章谈得最好的是周作人。周作人对废名的文章喻之为水,喻之为风。他在《莫须有先生传》的序文中说:


这好像是一道流水,大约总是向东去朝宗了海,他流过的地方,凡有什么汉港弯曲,总得灌注潆洄一番,有什么岩石水草,总要披拂抚弄一下子,再往前走去。再往前去,这都不是他的行程的主脑,但除去了这些,也就别无行程了。


周作人的序言有几句写得比较吃力,不像他的别的文章随便自然。“灌注潆洄”、“披拂抚弄”,都有点着力太过。有意求好,反不能好,虽在周作人亦不能免。不过他对意识流的描绘却是准确贴切且生动的,他的说法具有独创性,在他以前还没有人这样讲过。那时似还没有“意识流”这个说法,周作人、废名都不曾使用过这个词。这个词是从外国迻译进来的。但是没有这个名词不等于没有这个东西,中国自有中国的意识流,不同于普鲁斯特,也不同于弗吉尼尔·吴尔芙,但不能否认那是意识流,晚唐的温(飞卿)李(商隐)便是。比较起来,李商隐更加天马行空,无迹可求。温则不免伤于轻艳。废名受李的影响更大一些。有人说废名不是意识流,不是意识流又是什么?废名和《尤列什斯》的距离诚然较大,和吴尔芙则较为接近。废名的作品有一种女性美,少女的美,他很喜欢“摘花赌身轻”,这是一句“女郎诗”!


冯健男同志(废名的侄儿)在《我的叔父废名》一书中引用我的一段话,说我说废名的小说“具有天真的美”,以为“这是说得新鲜的,道别人之所未道”。其实这不是“道别人之所未道”。废名喜爱儿童(少年),也非常善于写儿童,这个问题周作人就不止一次他说过。我第一次读废名的作品大概是《桃园》。读到王老大和他的害病女儿阿毛说:“阿毛,不说话一睡就睡着了”,忽然非常感动。这一句话充满一个父亲对一个女儿的感情。“这个地方太空旷吗?不,阿毛睁大的眼睛叫月亮装满了”,这种写法真是特别,真是美。读《万寿宫》,至程林写在墙上的字:“万寿宫丁丁响”,我也异常的感动,本来丁丁响的是四个屋角挂的铜铃,但是孩子们觉得是万寿宫在丁丁响。这是孩子的直觉。孩子是不大理智的,他们总是直觉地感受这个世界,去“认同”世界。这些孩子是那样纯净,与世界无欲求,无争竞,他们对此世界是那样充满欢喜,他们最充分地体会到人的善良,人的高贵,他们最能把握周围环境的颜色、形体、光和影、声音和寂静,最完美地捕捉住诗。这大概就是周作人所说的“仙境”。


另一位真正读懂废名,对废名的作品有深刻独到的见解的美学家,我以为是朱光潜。朱先生的论文说:“废名先生不能成为一个循规蹈矩的小说家,因为他在心境原型上是一个极端的内倾者。小说家须得把眼睛朝外看,而废名的眼睛却老是朝里看;小说家须把自我沉没到人物性格里面去,让作者过人物的生活,而废名的人物却都沉没在作者的自我里面,处处都是过作者的生活。”朱先生的话真是打中了废名的“要害”。


前几年中国的文艺界(主要是评论家)闹了一阵“向内转、向外转”之争。“向内转、向外转”与“向内看、向外看”含义不尽相同,但有相通处。一部分具有权威性的理论家坚决反对向内,坚持向外,以为文学必须如此,这才叫文学,才叫现实主义;而认为向内是离经叛道,甚至是反革命。我们不反对向外的文学,并且认为这曾经是文学的主要潮流,但是为什么对向内的文学就不允许其存在,非得一棍子打死不可呢?


废名的作品的不被接受,不受重视,原因之一,是废名的某些作品确实不好懂。朱光潜先生就写过:“废名的诗不容易懂,但是懂得之后,你也许要惊叹它真好。”这是对一般人而言,对平心静气,不缺乏良知的读者,对具有对文学的敏感的解人而言的。对于另一种人则是另一回事。废名的价值的被认识,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真正的被肯定,恐怕还得再过二十年。


1996年3月6日




楚尘文化 2015-08-23 08:3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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