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恋：徐志摩们如何走出情感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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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恋当然最痛苦，对于文艺男青年们来说感慨更深。

卞之琳追求张充和之后，打击很大，夏济安的日记里，处处有卞之琳失恋后的失意，甚至因为失恋，卞之琳打算“随随便便结个婚”，钱学熙觉得卞“放弃理想，贪求温暖，大大要不得”。吴宓一定特别理解卞之琳，他的失恋最要死要活，写了38首“忏情诗”，诗句凄苦悲凉，皆是自怨自艾。诗句四处发表后，吴宓又把这些诗拿到课堂上去讲，成为学生们的笑料。吴宓的得意门生钱钟书都深感痛心地写诗送给老师：“有尽浮生犹自苦，无穷酸泪倩谁偿。”

失恋了写诗，似乎挺管用。谁能想到，鲁迅先生也写过一首有关“失恋”的诗：

我的所爱在山腰，

想去寻她山太高，

低头无法泪沾袍。

爱人赠我百蝶巾；

回她什么：猫头鹰。

从此翻脸不理我，

不知何故兮使我心惊。

我的所爱在闹市，

想去寻她人拥挤，

仰头无法泪沾耳。

爱人赠我双燕图；

回她什么：冰糖葫芦。

从此翻脸不理我，

不知何故兮使我胡涂。

我的所爱在河滨，

想去寻她河水深，

歪头无法泪沾襟。

爱人赠我金表索；

回她什么：发汗药。

从此翻脸不理我，

不知何故兮使我神经衰弱。

我的所爱在豪家，

想去寻她兮没有汽车，

摇头无法泪如麻。

爱人赠我玫瑰花；

回她什么：赤练蛇。

从此翻脸不理我，

不知何故兮——由她去罢。

这首诗叫《我的失恋》，发表在《语丝》的创刊号上，充满了戏谑，和那些苦情诗人的凄凄惨惨毫不相同，鲁迅于情场上，似乎也并不失意，所以，这首诗应该不是鲁迅先生的自况。因为《我的失恋》还有个副标题叫“拟古的新打油诗”，有人在注释《鲁迅全集》时索引出鲁迅拟的是东汉文学家张衡的《四愁诗》。不管如何，这首诗写的是谁呢？鲁迅不久之后，就给了我们一个痛快的答案——在他那篇《我和〈语丝〉的始终》中，他承认这首《我的失恋》“是看见当时‘阿呀阿唷，我要死了’之类的失恋诗盛行，故意做一首用‘由她去罢’收场的东西，开开玩笑的”。

要为这首诗找个对象，大约说的是徐志摩。

徐志摩失恋后靠写诗疗伤，鲁迅很不以为然

徐志摩当时追求林徽因而不得，抛弃发妻，和家庭决裂，并且费时费力费口舌，最终还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失了恋的诗人当然要写诗，于是他写下了《去吧》这首诗来宽慰自己：

去吧，人间，去吧！

我独立在高山的峰上；

去吧，人间，去吧！

我面对着无极的穹苍。

去吧，青年，去吧！

与幽谷的香草同埋；

去吧，青年，去吧！

悲哀付与暮天的群鸦。

去吧，梦乡，去吧！

我把幻景的玉杯摔破；

去吧，梦乡，去吧！

我笑受山风与海涛之贺。

去吧，种种，去吧！

当前有插天的高峰；

去吧，一切，去吧！

当前有无穷的无穷！

平心而论，这首失恋的诗，写得还是挺荡气回肠的，大约诗人自己也觉得不错，于是发表到《晨报副刊》上去。恋情高调化，结局总是死，金岳霖就告诫过吴宓：“这是私事情，不应该拿到报纸上宣传。我们天天早晨上厕所，可我们并不为此宣传。”公开发表失恋作品，固然会得到粉丝们的同情，但必然的，也会引来和鲁迅一样不待见自己的读者。

鲁迅当然是不怎么待见徐志摩的，在徐志摩飞机遇难3年后的1934年12月20日，鲁迅在《集外集·序》中写道：“我更不喜欢徐志摩那样的诗，而他偏爱到处投稿，《语丝》一出版，他也就来了，有人赞成他，登了出来，我就做了一篇杂感，和他开一通玩笑，使他不能来，他也果然不来了。这是我和后来的‘新月派’积仇的第一步；语丝社同人中有几位也因此很不高兴我。”鲁迅在序言中所说的“一篇杂感”，是写于1924年12月15日的《“音乐”？》一文。他之所以要对徐志摩进行嬉笑怒骂式的笔伐，一方面是因为鲁迅对徐志摩寄来的波德莱尔《死尸》一诗的译序中鼓吹这名法国诗人的诗是“不朽的花”，深不以为然；另一方面是因为徐志摩侵入了被鲁迅视为自己领地的《语丝》周刊，遇谁都不宽恕的鲁迅便有义务想当然地“使他不能来”了。在《“音乐”？》一文中，鲁迅不仅对徐志摩极尽讥讽之能事，而且采取了迂回式的挖苦，模仿徐志摩的文风杜撰出了一篇“神秘主义”的作品：“……咄！吁，我将死矣！婀娜涟漪的天狼的香而秽恶的光明的利镞，射中了塌鼻阿牛的妖艳光滑蓬松而冰冷的秃头，一匹黯黮欢愉的瘦螳螂飞去了。哈，我不死矣！无终……”一头雾水的徐志摩一看这架势，赶紧离鲁迅远远的。论起笔仗，他在对手面前连小巫都算不上。以至于事后一年多，周作人约请他为《语丝》撰稿时，徐志摩还心有余悸，以“我不敢自信，我如其投稿不致再遭《语丝》同人的嫌（上回的耳朵）”等三条理由搪塞了过去。

其实从感情的角度上说，鲁迅和徐志摩该是“同情兄”，两人都为家里的包办婚姻痛苦着，虽然原配妻子都贤惠懂事无微不至。鲁迅应该充分理解诗人追求美好感情而不得的痛苦，不过，这时候他还没有遇到那个胆敢称自己为“害马”的女子，所以，在看到徐志摩这首诗之后，鲁迅的刻薄之心又来了。《我的失恋》原本也打算发在《晨报副刊》上，但时任《晨报》代理总编辑的刘勉己在签样的时候觉得这首署名“某生者”的诗歌似乎在讽刺徐志摩与林徽因之间的事，于是死活不同意这首诗的发表。刘勉己并不是徐志摩的朋友，这一举动，多半是为了保护当时已经成为梁启超准儿媳妇的林徽因。要知道，《晨报副刊》可是梁启超、林长民诸研究系成员掌控的机关报呢，何况，徐志摩也是梁启超的爱徒，在自己的报纸上出现伤害准儿媳和得意门生的文字，影响实在不好。

可是，当时副刊的编辑是鲁迅“门下第一走狗”孙伏园。他看到自己编好的稿子被枪毙了，而且还是鲁迅的稿子，便去找老总理论。刘勉己只是一股劲地说，要不得，要不得。孙伏园大为光火，冲上去就扇了刘勉己一个耳光。在大庭广众之下打老总，这种自杀行为的唯一下场就是走人，孙伏园便辞职了。

一首打油诗引起了这样大的事情，鲁迅一狠心，便与自己的弟弟周作人以及林语堂、钱玄同等一干人创办起了《语丝》周刊，主编便是为自己两肋插刀的孙伏园。一首失恋的小诗促进了《语丝》的创办，真是意料之外的收获。

“得恋安知非祸？失恋安知非福？恋于得失之外，一切福中之福！”这句话出自一个叫高长虹的青年，他对于失恋一定格外有体会，因为他的人生，总在失恋。

第一次失恋的对象是石评梅。高长虹觉得石评梅是宇宙第一美女，“真是圣洁的，不可及的圣洁啊！”❶他给石评梅写诗说：“十岁时你曾授《红楼梦》，五岁时我熟读《木兰歌》，我爱你是奇女子，你爱我是宝哥哥……”❷高长虹追求石评梅，石评梅爱的却是山西革命青年高君宇，于是，高长虹失恋了。

高长虹最出名的失恋经历不是石评梅，而是许广平。1927年1月11日，鲁迅写信向许广平表白“我可以爱”，据说这次表白是因为听到一个流言:“那流言，最初是韦素园通知我的，说是沉钟社人所说，《狂飚》上有一首诗，太阳是自比，我是夜，月是她……”这首诗是高长虹组诗《给》中的第28首，诗中说：“我在天涯行走/夜做了我的门徒/月儿我交给他了，我交给夜去消受……夜是阴冷黑暗/他嫉妒那太阳，太阳丢开他走了/从此再未相见。”鲁迅相信了这个流言，他以为高长虹当时已经和许广平好上了，于是向许广平表白。虽然发现似乎是一场误会，许广平对鲁迅此心可鉴，但鲁迅还是不依不饶地写了小说《奔月》，以背叛恩师后羿的逢蒙影射高长虹。1927年9月10日，鲁迅跟许广平在广州重聚之后，又在《唐宋传奇集》序言的结尾写道：“时大夜弥天，璧月澄照，饕蚊遥叹，余在广州。”这说明，鲁迅还记着高长虹将他比为“夜”、将许广平比为“月”的“仇”，所以他才将高长虹比喻为“饕蚊”予以反击。

从不厚道的鲁迅笔下，我们还意外得知了高长虹的另一次失恋。1929年5月26日，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一封信中写道：“（韦）丛芜告诉我，长虹写给冰心情书，已阅三年，成一大捆。今年冰心结婚后，将该捆交给她的男人，他于旅行时，随看而随抛入海中，数日而毕云。”“我呼女神，女神不应”，失恋是常态的高长虹，在面对失恋的时候，貌似还是充满勇气。

也有人选择用另一段感情来治愈失恋的痛苦。1923年夏天，女作家白薇为单恋同在日本求学的凌璧如不成而痛不欲生，凌璧如不愿意接受白薇的感情，因为那时候他已经有恋人张万涛。另一边，他的大妹凌琴如则和中国学生杨骚分手了。凌琴如是凌家三代以来的第一个女孩，同哥哥一起到东京留学，主修声乐，兼修钢琴，是出了名的才女。赵景深曾经评价：“凌女士很漂亮，在我朋友们的妻子中间，像这样具有丰仪的女性是很少的；歌川的肤色也很白皙，略为隆起的希腊式的鼻子，与丽茶（凌琴如）真是一对璧人。”❸富于诗情与艺术天赋的杨骚打动了凌琴如，杨骚把灌注了热情与爱恋的曲子，一首一首地献给心上人，任谁都看得出杨骚对凌琴如的痴情，张万涛就曾觉得“杨骚真是疯了”。

1923年，日本东京大地震后，凌璧如、凌琴如、张万涛、杨骚等人劫后余生回到上海，他们遇到了先前返国省亲的钱歌川，大家同游杭州西湖。那时候，杨骚24岁，凌琴如18岁，两人已经是一对亲密的恋人。然后，半途杀进来的钱歌川也加入到追求凌琴如的行列，他约凌琴如先行回东京复学，是邀请，也是表白。凌璧如安排妹妹与钱歌川、杨骚三人当面商量，不知道为什么，上一秒还和杨骚如胶似漆的凌琴如决定和钱歌川一起先回东京。杨骚大惊失色，送二人上船前，还和他们有过一场开诚布公的交谈，最后，杨骚“脸色苍白、令人生畏”地回到自己的房间，他只能抱住了张万涛：“涛妹！她要走了！明天就走。”

在东京府下源兵卫的一家破板屋后楼，失恋了的杨骚来访失恋了的白薇，他们促膝交谈，无所保留地倾吐着一切。杨骚告诉白薇，从小他过继给堂叔，生父不过是做面条的小贩。两人相似的童年让他们一见如故，他们真心相交，引为知己，两人约为朋友，不谈爱情。后来，杨骚自己在《自传》中说过：“东京这一次大火灾——给我机会尝到初恋苦味，更因而认识另一位女性，纠缠不清，使自己以后十余年的生活在极无聊的苦恼中过去了。”初恋当然是指凌琴如，而“另一位女性”则是指白薇。

白、杨两颗破碎的心在异国他乡碰撞成一团，这两个寂寞而狂热的灵魂，如闪电般地交融在一起了。靠迅速恋爱治愈失恋，这当然不是一个靠谱的方法，杨骚先生虽然一边迅速投入感情，一边却承认，他并没有从失恋的阴影中走出来。尤其是在白薇近乎窒息的情感压力下，杨骚居然开始逃跑了。1925年2月，杨骚不告而别，回到杭州，方告知白薇：“十二分对不起你，没有和你告别。”他劝白薇“莫伤心、莫悲戚、莫爱你这个不可爱的弟弟”，又坦承他还爱着凌琴如：“我永远记着你，思慕你，但我不能在你面前说假话了。我永远记着A妹，永远爱着A妹。这次到了下关，搭船过门司的时候，在船中眼角偶然瞥见一位穿红衣服的人，我的心不知如何便跳动起来了，啊，红衣服哟！黑眼睛哟！A妹哟！无论你如何伤着我的心，我还是爱你！”信中的“A妹”就是凌琴如。

信发出去一星期，白薇追来了杭州，在西湖葛岭找到了杨骚。杨骚见了她却很冷淡，声称3年之后再见，就扔下她一个人，独自回到漳州老家去了。白薇贫病交加，在葛岭完成诗剧《琳丽》，靠卖文才回到日本，这是他们的第一次分离。

杨骚在家乡滞留几个月之后，发觉漳州小城也难有发展机会，正巧同乡周篔说他在新加坡道南小学缺教员，于是杨骚到新加坡做了一名穷教员。白薇的信依然不依不饶地追赶了来，不绝如缕地诉说着自己的相思，但也毫不掩饰地把自己对于凌琴如的醋意铺满了纸张，这反倒让在新加坡孤身一人的杨骚，更加刻骨铭心地想起与凌琴如在一起的疯狂与浪漫来，坐卧之间，他的心里满是凌琴如的影子。无奈之下，杨骚与白薇相约，等他在新加坡嫖满妓女一百名之数，真正懂得女人之后，两人才能结合。面对这种荒唐的要求，被爱情冲昏了头脑的白薇居然同意了。

1928年，不知道是不是完成了之前的“雄心壮志”，杨骚从新加坡回来了，他和白薇同居，但不知是否因为嫖满了一百名妓女，他让白薇染上了性病。不久白薇开始发病，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症状，痛得连路都不能走。但即便如此，两人的生活似乎还是充满朝气的，短短的1928年里，白薇的剧本《打出幽灵塔》、《革命神受难》，诗歌《春笋之歌》，长篇小说《炸弹与征鸟》；杨骚的散文《十日糊记》、《因诗必烈孙》、《手》、《嘴》，剧本《空舞台》、《春之初》，诗歌《飘落》、《赠》、《流水集》，诗集《受难者的短曲》，话剧《迷雏》，剧本集《他的天使》，译着长篇小说《痴人之爱》相继发表和出版，两人成了上海滩上的文学新星。

1930年，钱歌川到浦东中学任职，妻子凌琴如也一同来到上海，一切又变了。白薇对凌璧如说：“我就是最恨你妹妹，杨骚心中总有她！”凌璧如的小妹妹凌管如说：“他们在一起，白薇好的时候是好得不得了，变脸也快。杨骚有甜蜜的时候，但我看更多的是痛苦。”白薇对于杨骚的感情已经近乎神经质，比如她觉得杨骚的房间里有若有若无的香水气息，就醋意大发。

因为失恋走到一起的两个人，最终还是分开了，他们的分手礼物，是合出一本他们近20万字的情书集《昨夜》，之所以取名“昨夜”者，大概是“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白薇还在序诗中这么写道：“出卖情书，极端无聊心酸/和‘屠场’里的强健勇敢奋斗的玛莉亚/为着穷困到极点去卖青春的无聊心酸！”这或许是白薇在万念俱灰之后所采取的一种决绝的姿态：绝了与杨骚的情爱，断了自己的痴念。看来文学青年们失了恋，最后还是只有华山一条道：写诗。

也有很快从失恋中走出来的励志案例。1911年，林语堂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他与在圣玛丽女子学校学习美术的鼓浪屿姑娘陈锦端一见钟情。陈锦端出身富商之家，而林语堂只是一个牧师的儿子，两个人只能无奈分手。林语堂对这段感情从来只字不提，仅在《八十自述》里草草一笔：“我从圣约翰回来，总在我好友家里逗留。因为我热爱我好友的妹妹。”

作为补偿，陈天恩把隔壁钱庄老板廖悦发的二小姐廖翠凤撮合给林语堂。廖翠凤的哥哥是林语堂在圣约翰大学的同学，廖翠凤对林语堂早有耳闻，暗生情愫。林语堂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与后来成为我妻子的那位小姐的哥哥相交甚善。我应邀到他们家去吃饭。在吃饭之时，我知道有一双眼睛在某处向我张望。后来我妻子告诉我，当时她是在数我吃几碗饭。另外我知道的，我路途中穿的那脏衬衣是拿到她家去洗的。”不过，廖翠凤的母亲对这门婚姻曾有异议：“和乐（林语堂的本名）是牧师的儿子，家里很穷。”廖翠凤说了一句日后被女儿林太乙誉为“历史性”的话：“穷有什么关系？”

1919年的1月9日，鼓浪屿漳州路44号廖家别墅张灯结彩，廖二小姐终于嫁给了自己看中的如意郎君。在新婚之夜，他把婚书付之一炬：“因为婚书只是离婚时才用得着。”廖翠凤抵挡住父母的压力，决意要与林语堂在一起。失恋中的林语堂，对这份从天而降的爱情是心存感激的，不过，晚年的林语堂以画自娱，画的女人总是长发，用一个宽长的夹子夹在脑后。女儿们问他，为什么老是画这样的发型？他说：“锦端的头发是这样梳的。”

❶ 《革命的心》，《实生活》，上海现代书局，1928年版。

❷《给·三十》，上海光华书局，1927年版。

❸赵景深，《我与文坛》，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324页。

内容简介
曾经有一个时代，男子善于妙手着文章，女子也会白描世态炎凉，他们和爱人白日携手游冶，夜里把盏到雾重月斜。离家去国，绵长岁月在壮阔山河里游走，是为民国。

在这山河岁月中，林徽因是如何成为“女神”和“妇女公敌”的？金岳霖真的是“痴情男二号”吗？沈从文和丁玲究竟有怎样的爱恨情仇？胡适真的是“妻管严”吗？张爱玲的梦想是什么？还有还有，你知道吗？连鲁迅和郁达夫也曾经和我们一样，拼命做房奴！

民国的姑娘好追吗？恋爱怎么谈？征婚启事怎么写？离婚官司怎么打？民国的房子好买吗？首付怎么付？可以贷款吗？适合投资吗？民国的点心好吃吗？民国的北漂好做吗？民国的自由行好玩吗？旅途中会有什么奇遇？一本《山河小岁月》，全部告诉你。

还有梁启超、林长民、章太炎、李叔同、徐志摩、张大千、张伯驹、潘素、冰心、林风眠、胡也频、萧红、吴宓、赵元任、卡之琳、费孝通、毛彦文、徐悲鸿、钱钟书、苏曼殊、曹禺、袁克文、吕恩……本书以另一种生动、有趣的视觉，描述这些民国着名男女们的生活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