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人都不应推托不知道达达

>>>  讀書—連接古今充實信仰  >>> 簡體     傳統

《L.H.O.O.Q.》(1919)典型的达达之举,是20世纪最着名的“艺术品”之一


这是一种虚无主义,我对此依然抱有好感。

—— 马塞尔·杜尚


达达的起因最初不过是一种跳舞的欲望,一种娱乐、欢快的欲望。在苏黎世的一家客栈里,在三个人的想像之中,“伏尔泰小酒馆”诞生了,其中一人名叫雨果·巴尔雨果·巴尔是康定斯基的好朋友,曾试图与康定斯基合作在慕尼黑创办一家表现主义的剧场。——原注,是德国表现主义先锋派作家,战争初期逃离德国;一人名叫马塞尔·扬柯,是瑞士歌唱家兼自然主义画家;另一人名叫汉斯·阿尔普,是阿尔萨斯人,曾接受过绘画的正统训练,像许多人一样,他也跑到瑞士来避难。后来罗马尼亚人特里斯唐·查拉也加入他们的行列,查拉是个性格内向的大学生,到苏黎世旅行时,战争爆发了,他无法返回罗马尼亚,而且也不想回去了,于是便在苏黎世学习哲学,期待着战争能早一天结束。再往后,德国人理查德·胡森贝克也成为这个团体的一员,他是退役军人,是反军国主义者。伏尔泰小酒馆坐落在镜子街1号,从外表上看,这家小酒馆倒像是一家有演出节目的夜总会,有人在此组织专题晚会,有俄罗斯歌舞晚会,也有法国歌唱晚会。苏黎世人正是在这里第一次看到非洲的打击乐。在“世界大战的杀戮场上,我们在寻找一种原始艺术,这一艺术应该将人类从疯狂的状态中拯救出来”。汉斯·阿尔普后来回忆道。观众席里坐着附近一所舞蹈学校的漂亮姑娘以及一本正经的有钱人,有钱人到这儿来就是图一个乐和,面对这样的观众,伏尔泰小酒馆的创办者兼演员总想做得更邪乎,以这种可笑、荒诞的喧闹声为手段,对整个社会提出质疑。他们不想因循守旧,身上穿的演出服装不是用硬纸板做的,就是用破烂布头缝制的,所用的材料既不结实,又很丑陋。巴尔和他的朋友们不想借鉴任何美学的东西,因为他们想展现的,恰好是演出当中最荒诞的东西。一天晚上,他要颠覆诗朗诵的传统做法,胡森贝克声嘶力竭地吼着自己写的诗,查拉则在一旁依照他的节奏敲着一只大箱子。这是未来主义者所发明的拟声诗之高音版,演出已变得令人难以忍受,即使自诩为“艺术爱好者”或支持先锋派的观众也难以忍受这种噪音。查拉还想玩更高境界的,想把所有的观众都惹恼了,让他们都失去理智,他敦促伙伴们再多弄出点耸人听闻的东西。有几天晚上,伏尔泰小酒馆里的喧闹声、叫喊声、放肆的辱骂声让顾客再也承受不住了,他们甚至把自家的门钥匙扔到舞台上,以示抗议。瑞士的小街区一直都很平静,面对夜晚的吵闹和打斗,当地的警察也控制不了了。多年之后,在回忆起查拉的虚无主义时,胡森贝克解释道:“席勒和歌德的诗篇并未告诉他,在他的故乡,美感、高尚、善良应该或者能够引导世界。”一天晚上,有人头戴一顶面包形的大帽子,把脸都遮挡起来,用让人听不出来的嗓音朗读阿尔普的诗;还有一天晚上,查拉和胡森贝克钻到一个邮袋里,头上扣着一根大管子,身体不停地扭动着。查拉那狂热的脑瓜每天都能琢磨出点新东西来。在舞台上,诗朗诵转眼之间就变成向女裁缝的人体模型献花的游戏。人们把写着字的布告牌放在椅子上,每次落幕时,便把布告牌移开,这就叫“静态诗歌”。有关“达达”一词的传说,大家都知道了,这是在字典里偶然挑出来的词,在伏尔泰小酒馆里,大家都很喜欢这个儿语词。雨果·巴尔解释道:“在罗马尼亚语里,达达表示‘是’的意思;在法语里,达达是‘马’的意思。对于德国人来说,达达就是把生育的乐趣与有篷童车联想起来。”达达以“比艺术更艺术”的名义使文字、媒介、素材摆脱了种种束缚,使光线的运用、符号的顺序变得更加灵活。因循守旧的约束被彻底粉碎了,叙述及演出应遵循的原则,追求华丽辞藻的念头也都统统被粉碎了,就像先前所有先锋派的形式主义早已被粉碎了一样。因此,当达达画廊在苏黎世创办起来时,克利、康定斯基、德·基里科、柯柯施卡以及马克斯·恩斯特等画家都把自己的作品拿到画廊里展出。汉斯·阿尔普还在画廊里展出纸画和挂毯。反艺术的东西已逐渐展现出来,但没有人邀请马塞尔·杜尚展出自己的作品,因为达达还不知道现成品已经问世,不知道杜尚正在创作《甚至被单身汉们剥光衣服的新娘》,而且也不知道那幅《下楼的裸女》早已蜚声海外,他们只是把这幅画看作是一幅立体主义画作,在他们眼里,这幅画属于先锋派的早期作品。达达的吵闹声搅得住在镜子街的居民们不得安宁,这些居民当中也有列宁,当时列宁就住在这条小街的12号。历史的偶然造就出许多意想不到的东西。1916年,流亡的革命者、开小差的逃兵、叛逆者以及双料间谍都汇集到苏黎世,形形色色的人都到咖啡馆里下象棋,喝多乐红葡萄酒,与此同时,血腥的战争愈演愈烈。列宁并不了解达达,而达达也不认识列宁,况且伏尔泰小酒馆的达达不想介入意识形态领域。只有雨果·巴尔在舞台上面对开心的听众高声朗读几篇讥讽德国帝国主义的长诗。罗曼·罗兰式的和平主义被人当成唉声叹气的抱怨。1917年3月,克利和康定斯基的展览开始对公众开放,而就在展览开幕几天前,孟什维克革命在俄国取得成功,但展会的组织者并未设想去回顾俄国所发生的重大事件,对于他们来说,将达达运动推向国际才是首要任务。《达达》杂志早在1916年7月就已创办起来,在特里斯唐·查拉的一再请求下,阿波利奈尔同意与杂志进行合作,雨果·巴尔在杂志上撰文指出,他和德国人的品行没有任何关联,而另一位合作者声称自己是无国籍者,查拉则在杂志上发表非洲民间歌曲的译文。这一系列行动表明,他们拒绝祖国,拒绝爱国主义,拒绝所有的体制,这是一种拒绝一切的思潮,是颠覆所有艺术领域的思潮。他们倒宁愿认可这个战乱不断的纷杂世界。只有理查德·胡森贝克于1917年2月离开苏黎世,前往柏林,在那里创建一个达达俱乐部之后,便投入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的阵营,投身于斯巴达克同盟的革命运动之中。

杜尚与美国收藏家路易斯和瓦尔特·艾伦斯伯格


“我不喜欢男人,只喜欢毁灭男人的东西。”几年前,《考列顿》里普罗米修斯式的人物曾发出这样的感慨,那时自我想像力及无动机论给人的思想造成混乱。在战争期间,战斗的残酷性,数十万官兵战死疆场的噩耗使人们产生疑问,撼动了人的价值观、道德观及造型艺术的观念,种种体制都崩溃了,政府骗人的宣传也被揭穿了,反抗已成为时代的风气。在伏尔泰小酒馆这个封闭的场所里,一切皆有可能,那里正是实施无动机行为的最佳场所,但这个封闭的场所很快就像一颗炸弹一样炸裂开来,达达所引发的地震在整个世界,尤其是在艺术世界里传播开来,所经之处颠覆了一切,其最锐利的武器就是挑衅。查拉使出浑身解数让全世界的先锋派去认识达达,进而使达达成为先锋派中的先锋,他先后给毕卡比亚、阿波利奈尔、布勒东、斯蒂格利茨、马克斯·恩斯特等人,给世界各国先锋派的重要人物写了几百封信。自从《下楼的裸女》在美国引起轰动之后,马塞尔·杜尚也就成为举世瞩目的人物,作为瓦尔特·爱伦斯伯格和毕卡比亚的朋友,萨亚斯把查拉写的那篇《安替比林先生的天国奇遇》送给马塞尔,此文讲述了一个马戏团的故事,而马戏团经理的任务就是尽可能弄出最大的声响来。“达达就是我们的强度,它在德国婴儿的头顶上竖起刺刀;达达是无拘无束的艺术,是另类艺术,既反对单一性,又赞同单一性,当然也反对未来……达达依然保留着欧洲的弱点,这的确令人烦恼,但我们还是想弄出不同色彩的东西,用领事馆的旗子来装饰艺术的动物园。”经与斯蒂格利茨相识的人以及常去291画廊的人的介绍,马塞尔·杜尚曾在1916年读过那本题为“伏尔泰小酒馆”的杂志,他饶有兴趣地看着这一切,回想起自己在1913年所创作的“非艺术”作品,感觉这一切就像和自己所追寻的东西不谋而合似的,但杂志上的东西反响更大,更富有挑衅性。就在所有的画家都琢磨着自己究竟“是支持还是反对塞尚”时,他便和毕卡比亚一起研究“绘画的有形外观”。他感觉达达就像是“拯救性的清洗”,然而他对各种团体依然抱着怀疑的态度,而且对军国主义也很反感,因此他不想和达达取得联系。团体的宣战书或面对面的挑衅行为不适合他,他只想做一个默默无闻的讲究生活的人。作为一个善于玩弄游戏,善于讽刺,善于避重就轻的人,杜尚更喜欢玩弄匿名的恶作剧,而不喜欢达达运动。1917年10月,毕卡比亚离开纽约前往瑞士贝克斯,他要在那里治疗神经衰弱症和酒精中毒症。他打算到苏黎世去看看那群闹出很大动静的人,自1916年2月起,他对这群人一直感到很好奇。受杜尚的启发,特别是受《大玻璃》习作的启发,毕卡比亚刚刚画完展现机器的画作,这也是他最优秀的作品,《大玻璃》就是以机器的形式来展现性欲所形成的过程。他将现成品的原则应用于视觉艺术,他的绘画就是在颂扬科技新时代。毕卡比亚采用幻觉造型艺术的表现手法,他的绘画倒更像是工程图,是升华到现代美学高度的工程图。 那幅《美国裸体少女》其实画的就是一只火花塞,他拿勾人眼球的标题和色情做文章,把机械装置当成性的象征,此前马塞尔就是这么做的。杜尚曾在1912年的空中动力沙龙展上提过一个问题:“你能比这个叶片做得更好吗?”毕卡比亚以其《地球上罕见的画卷》回答了这个问题。毕卡比亚告别了他在纽约的情妇伊莎多拉·邓肯,向马塞尔道别,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回到纽约来。马塞尔成了孤零零的一个人。亨利-皮埃尔·罗谢被法国高级专员公署派往华盛顿,爱伦斯伯格夫妇常去加利福尼亚,他们决定在那里安顿下来,即使回到曼哈顿,也不再组织晚间聚会了。投资的失败,入不敷出的开销,难以追回的借款最终使他们无法像以前那样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无法像以前那样慷慨地接待艺术家。他们这个小圈子里的人私下议论,说瓦尔特发现老婆与亨利-皮埃尔·罗谢在搞婚外情,因此受到很大打击。马塞尔·杜尚又开始变得沉默寡言起来,而且对生活也感到厌烦了,在他看来,纽约城也变得没有意思了。其实他并不是一个能够忍耐孤独的人,他需要有朋友在身边,需要自己的家庭,偶尔也想返回法国,但战争使他打消了这个念头。惟一的方法就是让自己忙起来,找个坐班的工作,聊以排遣自己对艺术家生活的期望,于是他便为法军派驻纽约的一位上尉做私人秘书。无所事事的烦恼对他非常有害,或许他也想为祖国做点什么,正如他向斯蒂海默姐妹所解释的那样,斯蒂海默姐妹是狂热的爱国分子。尽管他的需求已降到最低限度,难道他是为了挣点钱才去找工作的吗?杜尚宁愿做任何工作,也不愿意去画画。做私人秘书不需要动脑筋,周薪25美元,而且事情也不多,每天都可以尽情地遐想。一天他在办公室里又做了一件现成品,取一封公函草稿,将上面打印的三行字划掉,然后签上名字“马塞尔·杜尚,1918年”。斯蒂海默姐妹已成为他的朋友,她们不必再上他的法语课了。马塞尔又找到两个新学员:一个是漂亮的话剧演员简·阿克;另一个是40来岁的老姑娘卡特琳·德利埃,此人是德国后裔,身体很胖,依照亨利-皮埃尔·罗谢的说法,她就像“一座不融化的冰山”。德利埃小姐靠定期租金生活,她学过绘画,而且富有创新意识。她热衷于现代艺术,感觉自己有责任去推广现代艺术,因此积极地投身于创建独立艺术家协会的工作之中。在展厅里设置“茶话会”式沙龙的设想正是她最早提出来的。在准备独立艺术家沙龙展期间,她迷恋上马塞尔·杜尚,在她眼里,马塞尔不但人长得俊秀,又有教养,而且还代表着军械库展的先锋派精神。马塞尔总是露出文质彬彬的样子,根本没有注意到她,而她却一直设法讨马塞尔喜欢,尽管如此,她还是投票反对在独立艺术家沙龙展上展出《泉》。在杜尚宣布退出之后,她提议把这件展品拿到一个单独的展厅展出,杜尚还可以在那里举办讲座,介绍自己的现成品,杜尚最终没有接受这一建议。为了能和杜尚接触,她要向他学法语。马塞尔让她读法文版的《耸人听闻》的故事,教她学说粗话,她对此感到很高兴,因此靠着从德国老家得到的一份个人财产,她成为马塞尔的资助者、保护人和好朋友。她相信马塞尔的天赋,而马塞尔也是为数不多的几个能忍受这位老小姐脾气的人,德利埃竟然要求别人无条件地支持她去推广现代艺术。马塞尔喜欢比他年长的女人,况且还教她学法语,他们两人之间的关系有可能超出人们的想像。无论是在欧洲旅行,还是在纽约拍摄的照片,在两人的合影照片上,马塞尔总穿着一身漂亮合体的西装,而且每次都是不同的西装,这些衣服肯定是这位慷慨的女朋友送给他的。卡特琳·德利埃向他订了一幅油画,这幅画将用来装饰书柜与顶棚之间的长方形空间。她要求马塞尔绘制一幅油画,尽管马塞尔讨厌油画,而且也不想再画油画了,但为了让这位新的合作伙伴感到高兴,马塞尔最终接受了这个要求,也算是把此画当作告别之作吧。以前他曾想像过绘制“带有阴影的图画”,用各种各样的光源去表现这个阴影,其中包括阳光、月光、星光、烛光、火光等,他曾把这些想法写在笔记里。他只能在周末画这幅画,因为平时还要上班。他把自己在1912年至1918年间所形成的主要想法,把现成品、中止的标准、假裂痕、阴影以及透视都融入这幅画里,还将一把洗瓶刷子直接粘在画面上,他一直喜欢玩弄标题,于是便将这幅画命名为《你……我》,这肯定和他私下里与自己的学生开玩笑有关,解开他们之间关系的钥匙肯定隐藏在你我之间未明说的那个动词里:你爱我,你烦我,你挑逗我,你让我陶醉,你让我惊讶,你让我激动,你让我烦恼。你收买我?“其实,我根本就不喜欢这幅画。”多年之后,马塞尔·杜尚坦言道。有些批评家认为这是一幅继承荷尔拜因传统的变形画,另一些批评家则认为这是对视觉的一种探索:画布上粘上洗瓶刷而产生的“真实”视觉,是透视的视觉,是轮子影影绰绰的视觉,是一个指示牌所引导的视觉。不管怎么样,《你……我》为绘画与现成品之间的关系写下最好的注脚。


尽管身在纽约的马塞尔·杜尚逃避了战争的屠杀,过着疯狂的放纵生活,但始终对留在法国的家人十分担心,因为他们时时刻刻都面临着死亡的威胁。虽然身患风湿病,但作为军医,雷蒙·杜尚-维永自战争爆发后一直在为伤员治疗。他每天都能看到血腥的场面,大批从前线撤下来的伤员用整列火车运往后方,而官方却在掩盖阵亡的人数,许多人感染上破伤风,染上坏疽病,在无任何麻醉剂的情况下被截肢,最终在为一位伤员治疗的过程中,他被感染了。1918年,他住院治疗了好几个月,为清除因感染而产生的脓肿做了好几次手术。而他的艺术则更有表现力,最新创作的作品《戈塞医生》更像是某个部落的吉祥物。在前线拼杀几年之后,雅克·维永和其他画家一起被派往特工部,专为部队作伪装,因此而摆脱了危险的处境,家里人也放心了。尽管大西洋上时常发生潜艇攻击轮船的战事,但马塞尔依然能收到家人的来信,得到他很看重的某些人的消息。一天,他获悉一颗炸弹在距阿波利奈尔不远的地方爆炸,阿波利奈尔当时正在战壕里为《法兰西信使》审阅自己撰写的专栏文章。炮弹掀起的尘土落下之后,阿波利奈尔又继续审阅这篇文章,直到大滴的鲜血落在纸上,他才发现自己受伤了。一块弹片击穿了他的头盔,嵌入他的右太阳穴,而他自己竟然没有感觉到。苏珊·杜尚还在巴黎做护士,自从和丈夫离婚之后,她一直在巴黎生活。在杜尚家这样一个天主教的富裕家庭里,她的离婚举动可能被看作是一件丑闻,但战争的悲剧将此遮掩过去了。瑞士画家让·克罗蒂在林肯大厦与马塞尔为邻,他妻子伊冯娜·沙泰尔是一个招人喜爱的褐发女子,而且也画画,那时她恰好在法国,让·克罗蒂准备返回巴黎与妻子办理离婚手续,于是马塞尔便委托他给妹妹带几封信。让·克罗蒂和苏珊却是一见钟情。几个星期过后,伊冯娜·沙泰尔返回纽约,她不再掩饰自己和马塞尔的关系,决定搬到他家去住。于是一场抢椅子的游戏就开始了,因为另一个女人已住到马塞尔家里,此时她不得不搬出去。她名叫玛德莱娜·蒂尔邦,是来自鲁昂上层社会的年轻姑娘,她嫁给一个公证人,而杜尚的父母恰好也认识这个人,她来纽约作短期旅行,为红十字会募捐,可她爱上了马塞尔。后来人们发现伊冯娜·沙泰尔于1925年在曼·雷的镜头前留过影,她或者赤裸着上身,或者穿得像贵夫人一样,戴着珍珠项链,怀里抱着一只宠物犬。在和杜尚一起生活的同时,伊冯娜·沙泰尔有时也到亨利-皮埃尔·罗谢那里过一夜,和两个朋友一起分享这种享乐主义,这一享乐主义在颂扬人的绝对性,颂扬人的坦率及不嫉妒的心态。而罗谢一直在私下里和露易丝·爱伦斯伯格保持着情人关系,他在日记里称她为“闪烁者”。只要有人提起情感方面的事,马塞尔·杜尚总会说:“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杜尚常常和罗谢在林肯大厦的创作室里聊天,一聊就是好几个小时,而且无所不聊。1918年3月26日,罗谢记下杜尚说的这句话,那时马塞尔躺在床上,“自从马拉美创作出《骰子不会改变偶然》之后,人们没有写出任何新东西,在音乐方面也没有任何新作品问世,没有任何新曲子能超过德彪西”。难道他在想《牧神的午后序曲》吗?马塞尔·杜尚将各种颜色的浴帽剪开并粘贴在一起,然后用细绳将其串起来,挂在创作室里。“这就像各种色彩的蜘蛛网”,他将这一装饰称为“旅行的雕塑”。此时是1918年7月。他是否回想起怪异作品沙龙展上那些悬挂的小画呢?他所创作的这件作品是艺术史上第一件软雕塑。他打算换个环境,哥哥在信中所描述的杀戮场景,即使在纽约也能听到血腥场面的描述,这一切促使他成为坚定不移的和平主义者,进入战争状态的美国到处都沉浸在好战的气氛之中,这让他感到透不过气来。报纸上都是爱国主义的宣传报道,在咖啡馆里担心被人告密,美军在街头巷尾上设立许多小岗亭,许多军人现身说法,说服过往的行人参军报国,这一切让他感到很不舒服。他始终担心自己会被以盟军的身份招入美军部队之中。为法军上尉做私人秘书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但人们没有给他指派其他任务。他决定着手完成自己的玻璃作品《甚至被单身汉们剥光衣服的新娘》,或许是为了证明自己还能做点有益的事情。整个作品的上半部分,他还有几幅草图要画,要先画到复写纸上,然后再转画到玻璃上。正像几年前在慕尼黑所做的那样,他打算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与世隔绝的环境,以便能完成这个作品。这一次,他选中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准备到那儿住上几年。为什么要去布宜诺斯艾利斯呢?他准备到那儿去找米娜·洛伊和亚瑟·克雷文,他非常敬佩克雷文在种种挑战中所表现出的大无畏精神。来到纽约的前两年,即1915年和1916年,马塞尔一直为自己的家人担心,他也十分怀念家里人。但他并不知道亚瑟·克雷文在墨西哥湾的小帆船上失踪了。结婚之后,他和米娜·洛伊到阿根廷生活了一段时间,几个月来,这个漂亮的女人怀着身孕跑遍了整个拉丁美洲,寻找自己的丈夫,她坚信这不过是丈夫捉弄她的把戏。在动身之前,马塞尔把他的《九个马利克模子》送给亨利-皮埃尔·罗谢。1915年,他来美国时将这件作品放在箱子里,在旅行途中,玻璃制的作品碎了,爱伦斯伯格夫妇将《九个马利克模子》挂在客厅的壁炉前,当隔火板用。——原注于是他将破损的玻璃粘在两块玻璃板中间,对原作品作了修复,然后将其放在一个木座上。他完全有可能是悄悄地离开美国的,鉴于当时他的身份,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他不能离开美国。他要朋友们不要把他旅行一事告诉他的家人,因为家里人会对他离开美国持否定态度。要么这是承认自己在美国遭遇了失败,表明他生活得很不愉快;要么他的家人会以为又是哪位不可靠的资助人让他到处去旅行。不管怎么样,这两种情况都是在法国忍受战争痛苦的家人不愿意看到的。他觉得很难给家里人写信,或许因为他感觉自己这种无忧无虑的生活与家人所承受的苦难差别太大了。他母亲用英语给他写了一封信,此信表明母亲有一种超常的想像,马塞尔一直保留着这封信:


亲爱的马塞尔:

  你大概会说,母亲怎么用英语给我写信呢,但这是为了责备你呀。父亲和母亲对你很不满意,因为你一直不写信。也许你把笔弄丢了。你是否希望用法国笔呢?我能否给你寄几支呢?别那么懒惰,要给我们写信。你是否收到父亲在12月给你写的信呢?你为什么不给他回信呢?你真是太不上心了……等回到法国的时候,恐怕你已经不会讲法语了……你对自己目前的处境感到满意吗?你是否有时也能见到罗斯福太太呢?加斯东一直没有忘记我们。亲爱的马塞尔,我希望你能很快给我们回信。再见,代表家中所有的人拥抱你。

始终爱你的母亲,露西,2月21日


“船开得很慢,但很平稳。”马塞尔向斯蒂海默姐妹讲述道,当时船在巴巴多斯停靠。轮船于1918年8月13日离开纽约,然后一直沿着美洲大陆海岸航行,整个航程大约走了27天。那时德国潜艇正在疯狂地攻击海面舰船。他所搭乘的这艘轮船夜晚只有一个船舱点灯,以免招来潜艇的攻击,船舱内挤满了人,烟气腾腾的,热得让人喘不过气来,但杜尚对此并不感到厌烦,因为他生性平和。他一边吸着烟斗,一边整理自己的笔记,这些笔记还包括在绘制《大玻璃》的草图时所写下的心得。他终于来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却感到非常失望,因为这座城市颇像巴黎的蒙索区,高大的建筑物建筑物的惟一区别就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楼房比巴黎蒙索区的楼房高,巴黎蒙索区的楼房一般都是5层,而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楼房是7层。——原注都是芒萨尔式的,建筑物所用的石料也是从欧洲进口的。他说服伊冯娜·沙泰尔陪他来到阿根廷,但由于“没有夜生活”,正如在写给瓦尔特·爱伦斯伯格的信中所描述的那样,她很快就对阿根廷的生活感到厌倦了,而且后悔和他一起来到阿根廷。究竟是杜尚、罗谢二人联手说服她呢,还是马塞尔本人吸引着她投入他的怀抱呢?


在到达阿根廷三个星期之后,一封电报给马塞尔·杜尚带来二哥雷蒙·杜尚-维永去世的噩耗。在长久患病、经过18次手术之后,雷蒙因患突发性尿毒症,在戛纳美景医院去世,享年42岁。他的死讯让所有人感到吃惊。5月份,在经受那么大的病痛之后,雷蒙已经灰心丧气了,在寄给苏珊的信中,他写道:“我只想用塑蜡、用石膏继续从事创作,对其他的一切都不感兴趣。”像自己的亲人一样,马塞尔被这一噩耗击垮了。“不论对我,还是对我的家庭,这真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在寄给艾蒂·斯蒂海默的信里,他这样写道。在涉及自己的感受时,马塞尔过去一直很害羞,但这一次,他给每一位美国朋友写信,将哥哥去世的噩耗告诉他们,其实有些朋友,比如沃尔特·帕奇,早已获悉这一不幸的消息,马塞尔想以此来表达自己内心的痛苦,同时还告诉他们,一切都和以前不一样了,他对生活无忧无虑的态度也将发生彻底的转变。他对无法与伤心的家人在一起,对无法安抚家人、无法得到他们的安慰而感到遗憾,但他不得不待在阿根廷。难道是因为害怕征召入伍,从而使他远离法国吗?雷蒙·杜尚-维永去世了,但他并不理解弟弟的方法,尽管他尊重这一方法。由于哥俩在这方面存在误解,这也成为他们兄弟之间的死结,但像家里其他人一样,马塞尔依然认为雷蒙是杜尚兄妹中最有天赋的人,是他们兄妹的向导。他所创作的波德莱尔头像在1911年秋季沙龙展上展出,头像的表现手法绝对是现代性的,正如沃尔特·帕奇所描述的那样,这尊巨大雕像的尺寸和夏特大教堂拱门上的人物雕塑相当,雕像本身带着一种“神谕般的庄重感”。许多艺术史学家都认为,雷蒙·杜尚-维永本可以成为20世纪最伟大的雕塑家之一,但这位卓越的雕塑家英年早逝,他最伟大的作品就是《骏马》,这是最早出现的立体主义雕塑之一,雕塑将骏马奔腾的动作分解开来,象征着从畜力转变到机器动力的现代时代已经来临。雷蒙希望有一天能用钢材制作一幅巨大的版画,对于这位出生于1875年的艺术家来说,钢材就是现代性的材料,没想到这竟成为他临终前的遗愿。1966年,在南锡美术馆的协助下,马塞尔·杜尚完成了哥哥的遗愿。

《甚至被单身汉们剥光衣服的新娘》(1913—1923),又称《大玻璃》


“我感觉又回到了乡下,人们在那里总能找到工作的乐趣。”马塞尔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隐遁起来,把《大玻璃》的所有草图都画在复写纸上,与此同时,他还创作出一件名为“小玻璃”的作品,这个作品的完整标题是“要用一只眼睛看(玻璃的反面),近距离地看,看上一个小时”。这是为他的伟大作品《眼科医生的参照物》而制作的习作。他把一只柯达镜头镶嵌到玻璃表面上,还用银纸勾勒出一座金字塔,然后画上不同颜色的长方形。杜尚再次询问观众的位置,那是观看者的位置,是对应于艺术品观望者所处的位置,因为从标题的字面意义来看,透过放大镜用一只眼睛来看,那件透明的作品是看不见的。人所能看到的只是“变形”作品周围的环境。人们不禁要琢磨,这究竟是不是一件“艺术品”,它不过是采用现代材料的一个游戏罢了。由于离不开马塞尔,卡特琳·德利埃很快就沿着美洲大陆一直找下去,最终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找到了他,可她推说到这儿来是为了就阿根廷妇女选举权的问题撰写文章。在一篇笔记里,马塞尔评论了油画,认为油画是一种“女性化的东西”,即便如此,他还是喜欢女人。他喜欢勾引女人,却讨厌所有类型的大男子主义,在他看来,未来主义的大男子主义十分滑稽可笑。在谈到卡特琳·德利埃时,他写道:“布宜诺斯艾利斯不接受单独的女人……这真是荒唐,无耻,是这里的男人最愚蠢的举动。”在剧院里,男女要分席而坐。德利埃则坐在一群男人中间……对于男人主动和她搭讪感到震惊,她在日记中记下了自己的感受。杜尚有一种施教于人的精神,想让喜爱美术的公众、让画家们能跟上时代的变化。虽然他讨厌沙龙式画家的生活,但艺术世界依然是他关注的目标,他甚至去结识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画家,但很快就感到失望了。在寄给斯蒂海默姐妹的信中,他写道:“这里的画家都是乖巧的年轻人,他们住在自己家里,把阁楼或者用玻璃遮挡的小院子当作自己的创作室……他们依然受苏洛阿加和安格拉达·卡马拉萨的影响”。他打算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举办一次立体主义画展,虽然他早已脱离了这一运动,却依然把立体主义看作是艺术进步的第一个阶段。他甚至说服一家画廊接受立体主义作品,并依照他的想法出资举办展览,应他的要求,让·克罗蒂将马拉美的《骰子不会改变偶然》的手抄本以及有关立体主义运动的文件寄给他,其中包括格莱兹和梅青格的《论立体主义》,这是立体主义最权威的着作。但他的计划难以为继,因为他过去结识的法国立体主义画家们根本没拿他的请求当真,不愿意把作品送到这儿来展览。难道他们真把他当成变节者、投机分子,而且像毕卡比亚那么傲慢吗?他们曾一致拒绝《下楼的裸女》在1912年独立艺术家沙龙展上展出,难道他们觉得此画在美国取得的成功是难以容忍的吗?瓦尔特·爱伦斯伯格依然在履行艺术家保护人的职责,定期给马塞尔寄来支票,承担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最基本的生活费用。每次收到支票,马塞尔都会给他写一封信,表达自己的谢意,在其中的一封信里,他说不想把自己的作品拿出去展览了。难道这是为了避免在美国再次引起公众的注意吗?战争终于结束了,像所有人一样,马塞尔也感到如释重负。但哥哥的死让他内心里感到无比的痛,这一痛苦永远也抹不掉。由于他讨厌爱国主义集会,认为战争的萌芽就蕴藏在集会之中,蕴藏在旗帜迎风招展的噼啪声中,紧随着这一声音而来的就是士兵的皮靴声,他觉得庆祝胜利如同宣战一样让人难以忍受。在寄给斯蒂海默姐妹的信中,他写道:“我讨厌这类集会……三天以来,整个城市一直在庆祝解放,在组织游行,在展示自己的力量。辉煌的日子终于来到了。”他反对任何形式的爱国主义,但他的战斗精神仅限于此,重要的是不要败坏女朋友们的兴致,她们能借此机会庆祝一番,这让他感到很开心,因为在战争期间,她们一直在用法语给前线的士兵们写慰问信。

伊芙·贝比兹与马塞尔·杜尚在帕撒狄纳美术馆里下棋,1963年,摄影师朱利安·瓦塞尔拍摄了这张照片,此照片很快便传遍了美国


马塞尔·杜尚住在萨尔米安托大道1507号的一个单间公寓里,这个街区颇像巴黎的蒙索区。米娜·洛伊还是不见踪影。“我在这儿只有工作,因为没有什么好玩的东西。”他对探戈舞会,对伊冯娜·沙泰尔,对卡特琳·德利埃感到厌烦了。他没有新朋友。他忽视了象棋那神奇的魔力。这一切还是从一本赏析棋局的书籍开始的,此书详细地讲解了象棋世界冠军卡帕布兰卡40盘对局的棋谱,他一局一局地研究,以消磨时间,打消自己的孤独感,因为他找不到和自己下棋的人。后来,他加入一家不太知名的象棋俱乐部,取得明显的进步,很快就能和优秀的棋手相抗衡了。他就像感染上病毒似的,很快就迷上了象棋。一年之后,他给美国朋友写信:“我不分昼夜地下棋,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能比找到制胜的下法更有意思”;“我感觉自己已对象棋着了魔,周围所有的东西看上去都像马,像王后,对我来说,外部世界只是在转换成棋局输赢的棋步时才有意思”。马塞尔·杜尚的艺术一直在表现其他人所研究的科学现象,但他的艺术并非是模仿大自然,模仿大自然的东西有可能是在颂扬生活。借助于《下楼的裸女》,他试图表现艾蒂安·朱勒·马莱所研究的运动模式,而《自行车轮》和《大玻璃》则反映了人们对非欧几里得几何学的疑问。人们不难想像,对生活的恐惧,自感厌烦的时刻迫使他去迷恋科学,以排遣内心的烦恼。难道这种恐惧感现在又促使他去寻求另一种模式,即国际象棋吗?“象棋是智力的试金石。”歌德为象棋作出精辟的概括。象棋要两个人玩,为了成为优秀的棋手,马塞尔·杜尚以高超的技巧去展现自己的直觉和演绎手法,去表现自己的勇敢精神和诱惑力,去发挥自己的想像力和迷惑对手的能力,他心理素质好,而且逻辑性极强。今天,所有描写马塞尔·杜尚的书都提到他的这些优点,好像优秀棋手杜尚在决定着艺术家杜尚的命运似的。这完全有可能。每一盘棋局都是一场决斗,艺术家杜尚在与沙龙式的绘画决战,不管这类绘画是多么“前卫”。对弈的时候,要压制住对手,要敢于冒险。获胜者往往是将对手压制住的棋手,迫使对手按照自己的思路去走,使其难以发挥自己的优势,并让他犯下致命的错误,或让他一错再错,直至被将死。象棋就是棋盘上的一场战争。落下的棋子是不可逆转的,因为交战双方是不能悔棋的,这也是一种一锤定音的训练。和绘画不同的是,下棋没有反悔的余地。由于棋子的位置和步法总在变化,因此盘面上的变化也是无穷尽的,这种变化主宰着这门进退腾挪的艺术。象棋可以取代生活,“象棋就是生活”,热爱象棋的人,对象棋着迷的人就是这么想的,他们将整个生命都倾注在棋盘上,对他们来说,每一盘棋局都不是在碰运气,所有的一切都可以在棋局中得到解释,前因后果的连锁关系十分清晰,但游戏的无动机性在棋局中占主导地位。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马塞尔·杜尚开始热衷于下象棋,这一爱好一直陪伴他终生。他并不知道自己已成为世界上最优秀的远程对弈棋手,他把每只棋子的形象刻成橡皮图章,然后用字母来表示棋盘的每一个小格,这样他就能把自己走的每一步用电报传给瓦尔特·爱伦斯伯格,因为自从战争爆发以来,电报里不允许出现数字。


伊冯娜·沙泰尔在这儿感到厌烦极了,战争刚一结束,她就返回法国。然而,她和马塞尔的情感瓜葛并未结束,他们之间的关系一直持续了10年,与女人保持断断续续的联系是马塞尔·杜尚情爱生活的特征。仿佛他的爱情经历是可以逆转的,他总能在某一时刻再次遇见自己的旧情人,而他的魅力及帅气的外表把一个个女人都迷住了:伊冯娜、加布丽埃勒、贝亚特丽斯、卡特琳、玛德莱娜……大概能列出几十个女人来。后来,伊冯娜嫁给了一个英国人,她就随丈夫搬到伦敦去住,并生育了一个儿子。至此她和马塞尔的爱情关系才算结束了。卡特琳·德利埃返回纽约,还带走了那只白鹦鹉,这只鹦鹉给马塞尔带来许多乐趣。她还带走了《小玻璃》和《手工立体图》,这是马塞尔用两张大海的照片组合成的作品,他在照片上画出一个个金字塔。如果透过立体镜来看,这些金字塔好像在飘动。马塞尔对光学领域里的新发现非常感兴趣,也就是说,他一直在阅读有关这方面的科普杂志,以便能在作品中去展现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以前为展现马莱所研究的运动模式,他也曾这样做过。他还绘制了许多具有超现代色彩的象棋棋子,比通常人们所看到的象棋棋子要漂亮得多,其中有些棋子是他找别人做的。1919年4月14日,苏珊·杜尚在巴黎和让·克罗蒂结为连理。马塞尔送给妹妹一件结婚贺礼:《倒霉的现成品》。他给妹妹写信,要她把一本几何教科书挂在自家住所的阳台上,任凭微风去选择书中的问题,去撕破教科书。“风该怎么画呢?”达·芬奇曾在内心里琢磨着。这是第一件远程现成品,苏珊将风吹动教科书的场景拍成照片,然后将此场景绘成一幅图画,标题就用“马塞尔的倒霉的现成品”。这个现成品里充满了柔情,而且富有诗意,好像将马塞尔内心的情感都展现出来,因为这件现成品正是他本人挑选的。朱勒·拉福格曾用过“善意之花”的说法,他也像拉福格那样将文字诗意般地融会在一起。

1927年,马塞尔与莉迪·萨拉赞-勒瓦索尔的婚礼(这次婚姻只维持了几个月)


“谁都没变,像5年前一样,他们依然住在老地方,连尘土都是老样子。”1919年9月,马塞尔返回巴黎,在他看来,回避失去亲人的悲伤,在大街上看到伤胳膊、瘸腿的残疾人却视而不见,这显然是荒唐可笑的做法。他所接受的家庭教育迫使他只能说大家都爱听的话题,其实他根本就不想说这些事,因为自己总有一种逃避战争的负罪感。加布丽埃勒·毕卡比亚让他住到她家里,她已怀有8个月的身孕,自己一个人带着3个孩子,住在夏尔·弗罗盖大道旁的那间宽敞的公寓里。毕卡比亚和情妇热尔梅娜·埃韦灵住在埃米尔·奥吉耶林荫大道的居室里,而热尔梅娜也怀孕了,怀的也是他的孩子。在苏黎世与达达运动接触过后,他变得更加狂热。达达要求每个人在“疯狂的时刻里”去追求自由,去展现自发性,而毕卡比亚就是现代性的化身,是富有创造性的虚无主义者,和朋友聚会时,狂饮威士忌和香槟酒,这给伏尔泰小酒馆团体里的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从那时起,查拉便和毕卡比亚的杂志《391》合作,杂志因此而展现出新的面貌。在伏尔泰小酒馆问世几年之后,达达运动的意图以宣言的形式在法国传播开来,达达的狂热举动带有挑衅性,而且“漫无目的”地要求更大的自由。在战后保守的国民议会陶醉于胜利的背景下,达达的要求也是有可能实现的。“自由:达达,达达,达达,僵化的色彩在怒吼,种种反差、荒谬的矛盾以及表里不一的东西交织在一起,这就是生活。”毕卡比亚以打破世俗的无拘无束的劲头,以富有想像力的艺术家视角,为法国的达达运动定下了调子,很久以来他一直在嘲弄绘画的物理特性。查拉所撰写的《达达宣言》于1918年12月初刊载在《达达》杂志的第3期上。此文开篇的第一句话是:“达达没有任何意思。”“艺术品不应该是美的化身,因为美已经死亡了……我们需要强烈的作品,需要正直的作品,需要明确的、不被人误解的作品。逻辑往往显得过于复杂。逻辑总是虚假的……客观地说,在所有人眼里,一件艺术品并不一定总是美的。”马塞尔·杜尚并未忽略这些话语所包含的意义。《391》杂志第8期的封面是毕卡比亚创作的一件“现成的画作”,这是一张机器的照片,翻拍照片的人还为这张照片修了版。在纽约的时候,毕卡比亚借鉴马塞尔·杜尚的作品,开始创作以机器为主题的画作。他后来一直坚持不懈地从事这方面的创作。在返回巴黎之前,马塞尔在鲁昂的父母家里度过那一年的夏天,父母已经4年没有见过他了,对他那消瘦的身材和剪短的头发感到吃惊不已。自从雷蒙去世之后,他们一直感到非常伤心,雅克·维永和妻子就住在父母家里,而维永的艺术生涯开始进入低潮期,这一时期竟然持续了30年。没有哪一家画廊对他的作品感兴趣,立体主义画家团体再也没有组织起来。他正在筹办雷蒙·杜尚-维永作品回顾展,因为雷蒙的19件雕塑被送往秋季沙龙展,在中断了5年之后,秋季沙龙展终于在1919年再次对公众开放。秋季沙龙展遴选委员会当然不会拒绝毕卡比亚绘制的机器画作,因为早在1900年毕卡比亚就已经是沙龙展的正式成员了。遴选委员会试图将他的画作挂到大宫楼梯的下面,这明摆着是不愿意让公众看到这些画作,最终遴选委员会还是将这几幅画和其他作品摆放在一起……没想到他的画还是引起报界的议论,因为批评家看不懂这些画。他参照机器的照片及设计图画出这些机器,其实人们在科普杂志《科学与生活》上就能看到这些照片及设计图,杂志还向读者介绍了飞轮、涡轮机、检流计以及定时器的剖面……有人指责毕卡比亚在复制别人的东西,而毕卡比亚对自己的作品能在报界引起轰动感到很高兴,他在报纸上开心地回应道:“是的,我是在复制别人的东西,但我复制的是一张设计图,而不是临摹几个苹果。”8年前,马塞尔画了一幅题为“咖啡磨”的机器油画。亨利-皮埃尔·罗谢也回到法国,接着卡特琳·德利埃也来到法国,她准备回德国去看望父母,顺便再看看慕尼黑的先锋派画廊,尽管老朋友又见面了,但马塞尔很快就对巴黎感到厌烦了,战前那种国际大都市的气氛已在巴黎消失得无影无踪,随处可见的战争后遗症总使他有一种逃避战争的负罪感。他决定尽快返回纽约,到那里去生活。达达所引发的震撼并不能改变他对法国的厌烦态度,虽然他对达达分子的虚无主义精神,对他们就反艺术以及非艺术品所提出的看法抱有好感,其实早在7年前他就已经在独自思索这个问题了。他认为达达那“空虚的力量”是极为“有益”的,就像他后来所解释的那样,但觉得自己就艺术所作的研究业已结束。再次重复自己所做的事情是徒劳无益的。1961年,在回顾与毕卡比亚的友谊时,他用平和优雅的语气讲述道:“从1911年到1914年,对我们来说这真像是一种爆炸……我们是达达分子,而且比达达还激进,如果有能力的话,我们也将摧毁达达。”他自己琢磨着,加入一个团体又有什么用呢?缺少新的精神支柱以及“似曾相识”的印象使他再次陷入沮丧的状态。为了寻找新的藏品,约翰·奎因陪同亨利-皮埃尔·罗谢来到法国,当然旅行的成功取决于是否能买到新的作品。作为艺术经纪人,罗谢把马塞尔·杜尚和布朗库西请到拉佩鲁兹饭店,在一个包间里共进晚餐。第二天,奎因则带着布朗库西到圣克鲁去打高尔夫球。布朗库西请罗谢到自己的创作室吃晚饭,他用一个白石膏圆柱体及几个树墩子做桌子和凳子,树干则被他用来做雕塑品的底座。亨利-皮埃尔·罗谢随同埃里克·萨蒂一起来到他的创作室。萨蒂戴着单片眼镜,头上戴着一顶礼帽,通过达达的举动,他仿佛又看到诅咒派的精神,看到年轻时代那些怪异者的精神,他的兴致依然十分高昂:“我真想在一架巨大的三角钢琴上演奏乐器。”他在《391》杂志副刊上这样写道。他在阿尔克伊的别墅则成为达达分子趋之若鹜的地方。在马塞尔的引导下,卡特琳·德利埃也和奎因一样,准备在巴黎收购新的艺术品。她也到拉佩鲁兹饭店用晚餐,在右岸参观各个艺术画廊,还到法兰西剧院看了一场戏剧。此外,她还去鲁昂看望马塞尔的父母,这让她感到很高兴。马塞尔的母亲尽管耳朵有点背,但头脑十分敏锐,这给她留下深刻的印象,她在日记里写下自己的感受。她在日记里还记录了马塞尔不让她挽着胳膊,不让她当着他父母的面露出亲昵的样子。在这寒冬的日子里,他们在拿破仑三世风格的餐厅里一起吃午饭,边吃边聊,直到天快黑时才结束,饭后德利埃还同杜尚一家人照了一张合影。在这座生活过20年的城市里碰到自己的旧情人也很正常。一天,马塞尔·杜尚在巴黎地铁站的阶梯上碰到让娜·塞尔,塞尔过去曾为他和哥哥在皮托做绘画模特,马塞尔和她有过一段艳情,尽管那时塞尔已经结婚了。塞尔后来又嫁给一个名叫亨利·马耶尔的企业家,丈夫十分疼爱她,她从此过上小资式的生活,但依然没有改变那种有点放纵的快活劲。马塞尔对能再次见到她感到十分高兴。她把身边8岁的女儿伊冯娜介绍给马塞尔,小姑娘向马塞尔伸出手来,塞尔悄悄告诉他这是他的女儿,他感到极为吃惊。他宁愿保守这个秘密,不把这事告诉自己的父母,虽然父母对抱不上孙子有些伤心,这个秘密杜尚一直保守了很长时间,因为他结婚后不想让妻子知道自己曾有过私生女。40年过后,杜尚才认下自己的女儿,那时她已成为一名画家。


选自《杜尚传》 朱迪特·伍泽 着  袁俊生 译




楚尘文化 2015-08-23 08:38:40

[新一篇] 1917年,另一場革命

[舊一篇] 杜尚兄弟姐妹
回頂部
寫評論


評論集


暫無評論。

稱謂:

内容:

驗證:


返回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