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花朵朵坛坛罐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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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后半生心血之作!)


说《熊经》(节选)

西汉 金银错管状车器上的狩猎图(局部)


西汉以来,有关卫生保健的方法曾有过不少论着,但保存下来的却不多,按《汉书· 艺文志》的记载,共有四大类,一是“神仙”,二是“房中”,三是“医药”,四是“导引”,各有分别。但是,“神仙”之法多属迷信,又极靡费,普通人难以做到,只有帝胄贵室可以仿行,所以汉武帝刘彻才会上方士的大当,甚至还把一个公主嫁给了方士,并封为“文成将军”,筑百丈高台,用三百个八岁的童男童女,穿上锦绣衣服通宵歌舞,结果神仙不来,只好把这个骗子杀了。“房中”本是一种在性交中讲求节欲保精的方法,如天师道之“合气”,但这也往往只有帝王家有兴趣施行,因为只有帝胄贵室才养了无数嫔妃宫女,所以久而久之便成了帝王纵欲之术,完全变了性质。“医药”当然对大多数人有用,但也有缺陷,一是名医秘方人所罕知,用的药也往往少数有钱人能办得起,尽管到唐代曾将孙思邈《千金方》刻石公开,宋代更将宫廷秘方全部公之于《圣济方》、《政和本草》,但无钱人仍未见得能照方抓药;二是即便照方抓药,仍是消极治病,不是事先预防,所以只有第四类“导引”是很积极的预防方式,而且“导引术”人人可以自学,“熊经”、“鸟伸”之类形体运动更是容易,就像小孩学体操一样。


旧时说“熊经”往往从《庄子》一下子说到华佗“五禽戏”,华佗云:“古之仙者,为导引之事,熊颈鸱顾,引挽腰体,以求难老”,见于《三国志· 华佗传》,但从《庄子》到华佗中间隔了数百年整整秦汉两代,“熊经”之类健身术难道在这数百年中竟湮没无闻,直至华佗才重新发掘吗?这显然不可能,所以,我们以出土文物资料为主,参以文献记载,重新考证汉代“熊经”的流传,以补足这一段历史的空缺,并以实物图片来形象化地说明“熊经”,以弥补文字资料无法详细表述的缺陷。在出土文物中,马王堆三号汉墓的《导引图》当然是考证“熊经”的最重要资料,其中第四十一图正是“熊经”!不过,马王堆三号汉墓年代在西汉初年,比它稍晚的《淮南子· 精神》中仍有“熊经、鸟伸、凫浴、蝯躩、鸱视、虎顾”的记载,那么《导引图》能够继承战国以来的导引套路就很自然了。问题是,在此之后,“熊经”是不是仍然一直没有失传?在文物资料中是否有证据可以证明《庄子》到华佗是一脉相传?我们考证的结论是肯定的。


商山四皓和悠然见南山


南宋 商山四皓图(局部)(无款)


《史记· 留侯世家》:“……及燕,置酒,太子侍。四人从太子,年皆八十有余,须眉皓白,衣冠甚伟。上怪之,问曰:‘彼何为者?’四人前对,各言名姓,曰东园公, 里先生,绮里季,夏黄公。”


《汉书· 王吉传序》:“汉兴有园公、绮里、季夏黄公、里先生,此四人者,当秦之世,避而入商雒深山,以待天下之定也。自高祖闻而召之,不至。其后吕后用留侯计,使皇太子卑辞束帛致礼,安车迎而致之。四人既至,从太子见,高祖客而敬焉,太子得以为重,遂用自安。”


这就是所谓“商山四皓”典故的由来。近两千年来注解学人,只有就四个人姓名或称绮里,或称绮里季,有些不同意见,其他却少异议。但近半世纪新出土两件文物,却把“商山四皓”叫做“南山四皓”。第一件是过去日本人在朝鲜发掘的汉墓里,得到一个竹篾编成的长方形筐子,上面四方除用彩漆绘有西汉以来即流行的孝子传故事,还在一角绘上那四位高士,旁边却用隶书题识“南山四皓”四个字。这个竹筐的产生时代,大致当在西汉末东汉初年。可证那时民间工师是叫这四个人作“南山四皓”的。这个南字的写法,且和西域木简字的南字一个式样。我们可以怀疑这只是个孤证,以为汉代工人写字草率马虎,西汉草隶书“商”、“南”二字差别又甚小,兴致一来,也会把“口”作成一笔竖画便弄错了,不足为例。但是天下事无独有偶,近年在河南邓县出土一个南朝画砖大墓里,我们又发现一些尺来大长方砖,其中一块上面浮雕人像旁边,又有一行四字题识:“南山四皓”。上一回漆筐上用的是草隶书,还可说容易混误,这一次却用的是楷书,大致不会错了。这就为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原来史传上的“商山四皓”,汉代和六朝人通说是“南山四皓”。可见用文物证史,有些地方实在可以启发我们不少新知,至少可以提供一些新的材料,而且性质相当扎实可靠。


这里让我们联想到,多少年来学人论陶诗时,欢喜引“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对于这两句诗的解释,大致多以为这十个字显得陶渊明生活态度多么从容不迫,不以得失萦怀累心。东篱采菊是实,所见南山也不尽虚。我惭愧读书不多,不能明白千多年来讲陶诗的,有没有人曾提起过这两句诗,事实上是不是也还有些感慨,正可和“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发生联系,用事虽不同,立意却相近。原来渊明所说“南山”,是想起隐居南山那四位辅政老人,并没有真见什么南山!何以为证?那个画像砖产生的年代,恰好正和渊明写诗年代相差不多。


这个墓中发现的几十块尺来大方砖上的浮雕,搞艺术的多承认浮雕效果艺术水平相当高,可以代表这时期砖浮雕艺术成就。事实上,如从搞文物角度注注眼,还可启发我们许多问题,丰富我们许多知识。在乐舞史上,则王子晋吹笙那个笙,式样和唐宋以后不同,和现代西南芦笙倒有些近。其次《隋音乐志》提到的文康伎,和诗歌中描写的文康舞形象,砖雕上有个典型的模样,也可说是唯一的形象反映。


* 沈从文遗作,写作年代不详。


谈金花笺(节选)

唐 天青色敷金彩轻容

轻容为无花的薄纱。

新疆博物馆藏

在服饰上大量用金的菩萨像(敦煌莫高窟第57 窟壁画局部 唐)

清乾隆 描金宫绢

152.5cm×77cm

故宫博物院藏

清晚期 粉色洒金彩绘花蝶绢

138cm×64cm

故宫博物院藏

用金银在各色笺纸上作书画,也由来已久。文献着录则始于汉晋方士用各色绸帛、笺纸书写重要经疏。这个方法一直被沿袭下来,直到19 世纪不废。直接施用于服饰上则晋南北朝是个重要阶段。当时由于宗教迷信,使得许多统治者近于疯狂地把所占有的大量金银去谄媚神佛,装饰庙宇。除佛身装金外,还广泛应用于建筑彩绘、帐帷旗幡各方面。因佛披金襕袈裟传说流行,捻金织、绣、绘、串枝宝相花披肩于是产生,随后且由佛身转用到人身的披肩上。唐代的服饰广泛用金,就是在这个传统基础上的一种发展。绘画中则创造了金碧山水一格,在中国绘画史上占有特别地位。笺纸上加金花,也在许多方面应用。李肇《翰林志》即说过:“凡将相告身,用金花五色绫笺。”又《杨妃外传》称李白题牡丹诗即用金花笺。唐人重蜀中薛涛笺,据《牧竖闲谈》记载,则当时除十色笺外,还有“金沙纸、杂色流沙纸、彩霞金粉龙凤纸、绫纹纸”等。这些特种笺纸,显然有好些是加金的。《步非烟传》称:“以金凤笺写诗。”明陈眉公《妮古录》则称:“宋颜方叔尝创制诸色笺,并砑花竹、鳞羽、山水、人物,精妙如画。亦有金缕五色描成者。”元费着作《蜀笺谱》称:“青白笺、学士笺及仿苏笺杂色粉纸,名‘假苏笺’,皆印金银花于上。和苏笺不同处,为苏笺多布纹,假苏笺为罗纹。”且说“蜀中也仿澄心堂,中等则名玉水,冷金为最下”。明屠隆《考盘余事》谈宋纸上说及团花笺和金花笺,并说元时绍兴纸加工的有“彩色粉笺、蜡笺、花笺、罗纹笺”,明代则有“细密洒金五色粉笺,五色大帘纸洒金笺,印金五色花笺”,吴中则有“无纹洒金笺”。《成都古今记》亦称除十样彩色蛮笺外,还有金沙、流沙、彩露、金粉、冷金诸种金银加工纸。范成大《吴船录》,曾见白水寺写经,是用银泥在碧唾纸上书写,卷首还用金作图画。大约和近年发现虎丘塔中写经、上海文管会藏开宝时写经同属一式。宋袁褧《枫窗小牍》则说“皇朝玉牒多书于销金花白罗纸上”。《宋史· 舆服志》也说宋官诰内部必用泥金银云凤罗绫纸,张数不同。除上面记载,反映宋代纸上加金银花已相当普遍外,即在民间遇有喜庆事,也流行用梅红纸上加销金绘富贵如意、满池娇、宜男百子等当时流行的吉祥图案。男女订婚交换庚帖,一般还必须用泥金银绘龙凤图案。由此得知,宋代虽然禁用金银的法令特别多,却正反映社会上用金实在相当普遍,难于禁止。王栐也以为当时是:“上行下效,禁者自禁而用者自用”。又宋代以来日用描金漆器早已成社会习惯,所以《梦粱录》记南宋临安市容时,日用漆器商行,“犀毗”和“金漆”即各不相同,分别营业,可见当时金漆行销之广和产量之多。宋李诫《营造法式》并曾记载有建筑上油漆绘用金分量及用法。


契丹、女真、蒙古等族,从9 世纪以来,在北方政权前后相接,计五个世纪,使用金银作建筑装饰,虽未必即超过唐宋,唯服饰上用金银风气,则显然是同样在发展中。特别是金、元两代,把使用织金丝绸衣物帷帐作为一种奢侈的享受,且用花朵大小定官品尊卑,服饰用金因之必然进一步扩大。陶宗仪着《辍耕录》还把元时漆器上用金技术过程加以详细叙述。到明代,漆工艺专着《髹饰录》问世时,更发展了漆器上用金的种类名目。举凡明清以来使用在金花纸绢上的各种加工方法,差不多在同时或更早都已使用到描金漆加工艺术上。综合研究必有助于对金花笺纸材料的理解和认识。


从文物来谈谈古人的胡子问题(节选)

洛阳八里台汉墓壁画中的武士

南宋 佚名 孔门弟子像图卷(局部)

绢本 33.2cm×464.5cm

故宫博物院藏

唐 韩干 牧马图卷

绢本 27.5cm×34.1cm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其实即在汉初,张良的貌如妇人和陈平的美如冠玉,在史传记载中,虽并不见得特别称赞,也就看不出有何讥讽。到三国时,诸葛亮为缓和关羽不平,曾有意说过某某“不如髯之超群绝伦”。然而《典略》却说,黑山黄巾诸帅,自相号字,绕须者则自称“羝根”。史传记载曹操见匈奴使者,自愧形质平凡,不足以服远人,特请崔琰代充,本人即在一旁捉刀侍卫。当时用意固然以为是崔琰长得魁伟,且有一部好胡子,具有气派,必可博得匈奴使者尊敬。但是结果却并不成功。因为即使脸颊本来多毛的匈奴使者被曹操派人探问进见印象时,便依旧是称赞身旁捉刀人为英挺不凡,并不承认崔琰品貌如何出众!魏晋以来胡子有人特别爱重是有记录的,如《晋书》称张华多姿,制好帛绳缠须;又《南史》说崔文伸尝献齐高帝缠须绳一枚给;都可证明当时对于胡子有种种保护措施,但和美男子关系还是不多。事实正相反,魏晋之际社会日趋病态,所以“何郎敷粉,荀令熏香”,以男子而具妇女柔媚姿态竟为一时美的标准。史传叙述到这一点时,尽管具有深刻讥讽,可是这种对于男性的病态审美观,在社会中却继续发生显明影响,直到南北朝末期。这从《世说》记载潘安上街,妇女掷果满车,左思入市,群妪大掷石头故事及其他叙述可知。总之,这个时代实在不大利于胡子多的人!南朝诗人谢灵运,生前有一部好胡子,死后捐施于南海祗洹寺,装到维摩诘塑像上,和尚虽加以爱护,到唐代却为安乐公主斗百草剪去作玩物,还可说是人已死去,只好废物利用,不算招难。然而五胡十六国方面,北方诸胡族矛盾斗争激烈时,历史上不是明明记载过某一时期,见鼻梁高胡子多的人,即不问情由,咔嚓一刀!


到北魏拓跋氏统一北方后,照理胡子应受特别重视了,然而不然。试看看反映到大量石刻、泥塑和壁画上的人物形象,就大多数嘴边总是光光的,可知身属北方胡族,即到中年,也居多并不曾留胡子。传世《北齐校书图》作魏收等人画像,也有好几位没有胡子,画中胡子最多还是那位马夫。


至于上髭由分张翘举而顺势下垂,奠定了后来三五绺须基础,同时也还有到老不留胡子的,文献不足征处,文物还是可以帮忙,有材料可印证。除汉洛阳画像砖部分反映,新出土有用重要材料应数近年河南邓县南朝齐梁时画像砖墓墓门那两位手拥仪剑,身着两当铠,外罩大袍的高级武官形象。其次即敦煌220 窟唐贞观时壁画维摩变下部那个听法群众帝王行从图一群大臣形象。这个壁画十分写实,有可能还是根据阎立本兄弟手笔所绘太宗与宏文馆十八学士等形象而来,最重要即其中有几位大臣,人已早过中年,却并不留胡子。有几位即或相貌英挺,胡子却也老老实实向下而垂。总之,除太宗天生虬髯为既定事实,画尉迟敬德作毛胡子以示英武外,始终还看不出胡子多是美男子特点之一的情形。一般毛胡子倒多依旧表现到身份较低的人物身上,如韩干《双马图》那个马夫、《萧翼赚兰亭图》那个烹茶火头工,陕西咸阳底张湾壁画那个手执拍板的司乐长,同样在脸上都长得是好一片郁郁青青!


记忆中的云南跑马节



元 佚名 龙舟夺标图卷(局部)

绢本 25.1cm×115cm

故宫博物院藏


特具地方性跑马节,是在云南昆明附近乡下跑马山下举行的。这种聚集了近百里内四乡群众的盛会,到时百货云集,百艺毕呈,对于外乡人更加开眼。不仅引人兴趣,也能长人见闻。来自四乡载运烧酒的马驮子,多把酒坛连驮架就地卸下,站在一旁招徕主顾,并且用小竹筒不住舀酒请人品尝。有些上点年纪的人,阅兵点将一般,到处走去,点点头又摇摇头,平时若酒量不大,绕场一周,也就不免给那喷鼻浓香酒味熏得摇摇晃晃有个三分醉意了。各种酸甜苦辣吃食摊子,也都富有云南地方特色,为外地所少见。妇女们高兴的事情,是城乡第一流银匠到时都带了各种新样首饰,选平敞地搭个小小布棚,展开全部场面,就地开业,煮、炸、槌、錾、吹、镀、嵌、接,显得十分热闹。卖土布鞋面枕帕的,卖花边阑干、五色丝线和胭脂水粉香胰子的,都是专为女主顾而准备。文具摊上经常还可发现木刻《百家姓》和其他老式启蒙读物。


大家主要兴趣自然在跑马,特别关心本村的胜败,和划龙船情形相差不多。我对于赛马兴趣并不大。云南马骨架多比较矮小,近于古人说的“果下马”,平时当坐骑,爬山越岭腰力还不坏,走夜路又不轻易失蹄。在平川地作小跑,钻子步走来匀称稳当,也显得满有精神。可是当时我实另有会心,只希望从那些装备不同的马背上,发现一点“秘密”。因为我对于工艺美术有点常识,漆器加工历史有许多问题还未得解决。读唐宋人笔记,多以为“犀皮漆”做法来自西南,是由马鞍鞯涂漆久经摩擦而成。“波罗漆”即犀皮中一种,“波罗”由樊绰《蛮书》得知即老虎别名,由此可知波罗漆得名便在南方。但是缺少从实物取证,承认或否认仍难肯定。我因久住昆明滇池边乡下,平时赶火车入城,即曾经从坐骑鞍桥上发现有各种彩色重叠的花斑,证明《因话录》等记载不是全无道理。所谓秘密,就是想趁机会在那些来自四乡装备不同的马背上,再仔细些探索一下究竟。结果明白不仅有犀皮漆云斑,还有五色相杂牛毛纹,正是宋代“绮纹刷丝漆”的做法。至于宋明铁错银马镫(旧北京打磨厂专营车马什件之小作坊,有车船什件錾金錾银之工艺。此做法多为蒙古庄做小铁柜,大不过双拳,先剁成锉刀纹再打压银丝再回火砑光),更是随处可见。云南本出铜漆,又有个工艺传统,马具制作沿袭较古制度,本来极平常自然。可是这些小发现,对我说来却意义深长,因为明白“由物证史”的方法,此后应用到研究物质文化史和工艺图案发展史,都可得到不少新发现。当时在人马群中挤来钻去,十分满意,真正应合了古人说的,“相马于牝牡骊黄之外”。但过不多久,更新的发现,就把我引诱过去,认为从马背上研究老问题,不免近于卖呆,远不如从活人中听听生命的颂歌为有意思了。


原来跑马节还有许多精彩的活动,在另外一个斜坡边,比较僻静长满小小马尾松林子和荆条丛生的地区,那里到处有一簇簇年轻男女在对歌,也可说是“情绪跑马”,热烈程度绝不下于马背翻腾。云南本是个诗歌的家乡,路南和迤西歌舞早闻名全国。这一回却更加丰富了我的见闻。


这是种生面别开的场所,对调子的来自四方,各自蹲踞在松树林子和灌木丛沟凹处,彼此相去虽不多远,却互不见面。唱的多是情歌酬和,却有种种不同方式,或见景生情,即物起兴,用各种丰富譬喻,比赛机智才能。或用提问题方法,等待对方答解。或互嘲互赞,随事押韵,循环无端。也唱其他故事,贯穿古今,引经据典,当事人照例一本册,滚瓜熟,随口而出。在场的既多内行,开口即见高低,含糊不得。所以不是高手,也不敢轻易搭腔。那次听到一个年轻妇女一连唱败了三个对手,逼得对方哑口无言,于是轻轻的打了个吆喝,表示胜利结束,从荆条丛中站起身子,理理发,拍拍乡花围裙上的灰土,向大家笑笑,意思像是说,“你们看,我唱赢了”,显得轻松快乐,拉着同行女伴,走过江米酒担子边解口渴去了。这种年轻女人在昆明附近村子中多的是。性情明朗活泼,劳动手脚勤快,生长得一张黑中透红枣子脸,满口白白的糯米牙,穿了身毛蓝布衣裤,腰间围个钉满小银片扣花葱绿布围裙,脚下穿双云南乡下特有的绣花透孔鞋,油光光辫发盘在头上。不仅唱歌十分在行,大年初一和同伴各个村子里去打秋千,用马皮做成三丈来长的秋千条,悬挂在高树上,蹬个十来下就可平梁,还悠游自在若无其事!


在昆明乡下,一年四季早晚,都可以听到各种美妙有情的歌声。由呈贡赶火车进城,向例得骑一匹老马,慢吞吞地走十里路。有时赶车不及还得原骑退回。这条路得通过些果树林、柞木林、竹子林和几个有大半年开满杂花的小山坡。马上一面欣赏土坎边的粉蓝色报春花,在轻和微风里不住点头,总令人疑心那个蓝色竟像是有意模仿天空而成的。一面就听各种山鸟呼朋唤侣,和身边前后三三五五赶马女孩子唱的各种本地悦耳好听山歌。有时面前三五步路旁边,忽然出现个花茸茸的戴胜鸟,矗起头顶花冠,瞪着个油亮亮的眼睛,好像对于唱歌也发生了兴趣,征询我的意见,经赶马女孩子一喝,才扑着翅膀掠地飞去。这种鸟大白天照例十分沉默,可是每在晨光熹微中,却欢喜坐在人家屋脊上,“郭公郭公”反复叫个不停。最有意思的是云雀,时常从面前不远草丛中起飞,扶摇盘旋而上,一面不住唱歌,向碧蓝天空中钻去,仿佛要一直钻透蓝空。伏在草丛中的云雀群,却带点鼓励意思相互应和。直到穷目力看不见后,忽然又像个小流星一样,用极快速度下坠到草丛中,和其他同伴会合,于是另外几只云雀又接着起飞。赶马女孩子年纪多不过十四五岁,嗓子通常并没经过训练,有的还发哑带沙,可是在这种环境气氛里,出口自然,不论唱什么,都充满一种淳朴本色美。


大伙儿唱得最热闹的叫“金满斗会”,有一次由村子里人发起举行,到时候住处院子两楼和那道长长屋廊下,集合了乡村男女老幼百多人,六人围坐一桌,足足坐满了三十来张矮方桌,每桌各自轮流低声唱《十二月花》,和其他本地好听曲子。声音虽极其轻柔,合起来却如一片松涛,在微风荡动中舒卷张弛不定,有点龙吟凤啸意味。仅是这个唱法就极其有意思。唱和相续,一连三天才散场。来会的妇女占多数,和逢年过节差不多,一身收拾得清洁索利,头上手中到处是银光闪闪,使人不敢认识。我以一个客人身份挨桌看去,很多人都像面善,可叫不出名字。随后才想起这个是村子口摆小摊卖酸泡梨的,那个是城门边挑水洗衣的,此外打铁箍桶的工匠,小杂货商店的管事,乡村土医生和阉鸡匠,更多的自然是赶马女孩子和不同年龄的农民和四处飘乡趁集卖针线花样的老太婆,原来熟人真不少!集会表面说辟疫免灾,主要作用还是传歌。由老一代把记忆中充满智慧和热情的东西,全部传给下一辈。反复唱下去,到大家熟习为止。因此,在场年老人格外兴奋活跃,经常每桌轮流走动。主要作用既然在照规矩传歌,不问唱什么都不犯忌讳。就中最当行出色是一个吹鼓手,年纪已过七十,牙齿早脱光了,却能十分热情整本整套的唱下去,除爱情故事,此外,嘲烟鬼、骂财主,样样在行,真像是一个“歌库”(这种人在我们家乡则叫做歌师傅)。小时候常听老太婆口头语:“十年难逢金满斗”。意思是盛会难逢,参加后才知道原来如此。


同是唱歌,另外有种抒情气氛,而且背景也格外明朗美好,即跑马节跑马山下举行的那种会歌。


西南原是诗歌的家乡,我听到的不过是极小范围内一部分而已。建国后人民生活日益美好,心情也必然格外欢畅,新一代歌手,都一定比三五十年前更加活泼和热情。




楚尘文化 2015-08-23 08:3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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