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文人之吴宓（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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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
　　
　　吴宓推动了西南联大的《红楼梦》热。据余斌考证，1940年至1942年间，联大出现了一次《红楼梦》热，这股热潮大概由陈铨的一次演讲引起的，吴宓和刘文典推波助澜，使之升级。
　　
　　 1940年4月11日晚，陈铨大西门内文林堂演讲《叔本华与红楼梦》，反应热烈。这次演讲吴宓帮助张罗，他在日记中记下讲演之盛况：“听者极众，充塞门户。其盛夙所未有也。”一个月后，“以研究《石头记》为职志”的“石社”成立，核心人物黄维等欢宴于同仁街曲园，行红楼梦酒令，吴宓应邀参加。吴宓是“石社”的重要成员。这个社团夜间在南食堂举办的活动生气勃勃，异趣横生，话题常常不知不觉从品评《石头记》转到各自阅读的诗文及个人恋爱故事。
　　
　　在汪曾祺的记忆中，吴宓先生讲“红楼梦研究”，经常有后来的女生没有椅子坐，他看到后，马上就去旁边的教室搬来椅子，等学生都坐好，才开始讲课。吴先生此举，也引来一些有骑士风度的男生追随学习。
　　
　　吴宓有曲折的恋爱情史，他经常把自己比作《红楼梦》中的贾宝玉。顾毓琇有“千古多情吴雨僧”句，吴宓字雨僧，让人想起蒋捷的《虞美人•听雨》：“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事实上，吴宓一生的苦恋和痴情，也的确如这半阕词所写，“悲欢离合总无情”。有同事取笑他是“情僧”。吴宓并不因此恼怒。
　　
　　在西南联大时，吴宓以讲《红楼梦》闻名，甚至有学生赠他一个“妙玉”的绰号，他含笑回答：“不敢当，不敢当，不敢当。”
　　
　　吴宓有红楼癖，自比“怡红公子”。在西南联大时，联大新校舍对面有一家湖南人开的馆子，名曰“潇湘馆”。吴宓见后大怒，认为亵渎了林妹妹，竟去砸馆，并勒令其改名。岂知湖南人也是牛脾气，坚持不改，双方争执不下，后来由中间人出面调解，将“潇湘馆”改作“潇湘”才了事。
　　
　　吴宓如痴如醉地喜欢《红楼梦》，认为此书是古今中外的第一本好书，并且称自己为紫鹃，理由是紫鹃对林黛玉的爱护最纯粹。吴宓曾在《武汉日报》发表过《论紫鹃》一文，对紫鹃忠诚、善良、执着的品格褒扬备至。文章的尾句是：“欲知宓者，请视紫鹃。”在吴宓看来，林黛玉是中国女性中最美好的人物，能够像紫鹃那样无限忠诚和深情地服侍和维护黛玉，是自己的最高理想。
　　
　　这个故事的另一种版本是这样：有一天，吴宓发现有个饭馆，上面写“潇湘馆”，他一进去，里面都是喝酒划拳的，就说，叫老板来一下。老板说，先生有何指教？吴宓就说，你看这样行不行？我给你一些钱，你把这个名字改了，别叫潇湘馆。老板说怎么了，“林妹妹会难受的”，吴宓回答。因为林妹妹的潇湘馆是有幽幽篁竹，适宜吟诗的地方，怎么能划拳？
　　
　　 1942年，刘文典在联大讲《红楼梦》两次，吴宓都去捧场。一次，“听典讲《红楼梦》并答学生问。时大雨如注，击屋顶锡铁如雷声。”另一次：“听典露天讲《红楼梦》。见琼在众中。宓偕雪梅归途。”琼是联大生物系助教张尔琼，有一段时间她在昆华中学教书，与吴宓关系时冷时热，若即若离。雪梅即贵州女诗人卢雪梅，多次婚恋失败后转向吴宓。吴宓陪她听刘文典讲演《红楼梦》，却心猿意马，张望人群中的张小姐。
　　
　　吴宓写过一篇文章，名为《红楼梦评赞》，有一部分将太虚幻境与但丁的《神曲》中地狱、炼狱和天国相比较，引导人从幻灭和痛苦中解脱。他在一种文化与别的文化之间来回穿梭，跨越好几个世纪，还经常朗诵同一主题的英诗和唐诗，让本科学生惊叹不已。那天晚上，“听者填塞室内外”，在回答学生的提问时，“因畅述一己之感慨，及恋爱婚姻之意见，冀以爱情之理想灌输于诸生。而词意姿态未免狂放，有失检束，不异饮酒至醉云”。
　　
　　又有一次吴宓上《文学与人生》课，不知不觉讲到《红楼梦》，将自己的情史作为“反面教材”，讲自己“订婚、结婚及早年认识彦（毛彦文）之往事。听者拥塞。”下课后，吴宓细思量，觉得对学生叙生平，不妥当，很后悔。
　　
　　 1942年暑假，吴宓为联大学生讲《红楼梦》共七次。第一次，毛子水教授也来听讲。在此期间，吴宓应昆明广播电台邀请，播讲《红楼梦之文学价值》，并获得不菲报酬。可以想见，吴宓讲演《红楼梦》，成为联大和昆明的公众人物，这情形，大概和如今在央视《百家讲坛》讲红楼梦的刘心武类似。
　　
　　吴宓研究《红楼梦》，既不同於索隐派，也不同於考据派，而是把《红楼梦》作为文学作品研究，用比较文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红楼梦》，更着重於对人物的剖析。吴宓写过很多文章，对贾宝玉、林黛玉、紫鹃、王熙凤等人物进行深入分析。例如，他把卢梭的所谓“二我”之说，也即心理学上所谓“双重人格”应用在贾宝玉身上，认为甄、贾二位“宝玉”都有着曹雪芹的影子。这样的解释在今天当然已经不再新鲜，但在当时还是“独具慧眼”，令人耳目一新的。

素友
　　
　　关于吴宓、陈寅恪二先生的友情，实在是中国学界的一段佳话。
　　
　　吴宓和陈寅恪相识于美国，吴宓留学美国时，和陈寅恪、汤用彤并称为“哈佛三杰”。作为三杰之一的吴宓，则对陈寅恪的学问人品推崇备至，赞为人中之龙，相识不久即以师长待之。
　　
　　 1919年3月2日，正在哈佛攻读硕士学位的吴氏受中国学生会之请，作《红楼梦新谈》演讲，刚进哈佛大学一个月的陈寅恪在俞大维的陪同下前往就听，见吴宓摇头晃脑沉醉其中，对《红楼梦》中人物景象，隐语暗线，转承起合，皆说得有声有色，头头是道，便对吴宓的才学留下了深刻印象并流露出钦佩之情，很快作《红楼梦新谈》一首相赠，诗曰：等是阎浮梦里身，梦中谈梦倍酸辛。青天碧海能留命，赤县黄车（自注：虞初号黄车使者）更有人。世外文章归自媚，灯前啼笑已成尘。春宵絮语知何意，付与劳生一怆神。
　　
　　吴宓初得陈寅恪诗文，惊喜交加，认为在异国他乡的飘零岁月，不仅得到了一位难得的知音，同时得到了一位亦师亦友的贴心好兄弟。这位似师如兄的朋友很可能伴随自己一生，并作为道德学问之楷模，像一盏永不熄灭的明灯，昭示着前方那漫长的人生之路。吴宓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陈君学问渊博，识力精到，远非侪辈所能及。而又性气和爽，志行高洁，深为倾倒。新得此友，殊自得也。
　　
　　在与陈寅恪的交往中，吴宓为陈的博学所折服。吴宓发现文学、历史、政治无所不知，甚至连巴黎妓女如何卖淫都知道，十分佩服，对陈的国学功底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后来在其《空轩诗话》中这样写道：“始宓于民国八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得识陈寅恪，当时即惊其博学，而服其卓识，驰书国内诸友，谓‘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今时阅十五六载，行历三洲，广交当世之士，吾仍坚持此言，且喜众之同于吾言。寅恪虽系吾友而实吾师，即于诗一道，历年所以启迪予者良多，不能悉记。”从各种资料看，吴宓当是第一个向国人大力推介陈寅恪的人，他甚至还将陈寅恪闲谈的内容和一些日记散页寄回国内供人欣赏，由于这些渊源，后来两人维持了终生的友谊。
　　
　　得益于陈寅恪的鼓励与帮助，吴宓所学专业日渐精进，在“红学”研究中深得神韵，终于成为开宗立派、独领风骚的一代宗师。为此，吴宓深为感激，并多次提及此事。许多年后，对于陈寅恪的学问人品，吴宓仍不无感慨地说道：“1919年1月底2月初，陈寅恪君由欧洲来到美国，先寓康桥区之Mt.Auburn街，由俞大维君介见。以后宓恒往访，聆其谈述。则寅恪不但学问渊博，且深悉中西政治、社会之内幕……其历年在中国文学、史学及诗之一道，所启迪、指教宓者，更多不胜记也。”
　　
　　陈寅恪一到哈佛，就主张大购、多购、全购书籍。受其影响，吴宓毫不犹豫地购买了英国剑桥出版的《剑桥近世史》十余巨册，后又续购《剑桥中古史》约十巨册，使成完璧。
　　
　　 1944年吴宓先生离开了风景如画的昆明，经过贵阳来到遵义的浙江大学，会见他的哈佛同窗竺可桢、梅光迪。10月13日，吴宓先生从遵义出发去重庆，和茅以升、潘伯鹰会面后，马不停蹄地赶到成都的燕京大学，去见他亦师亦友、寤寐思之的陈寅恪，为了能够和陈寅恪先生做同事而留在燕京大学任教。
　　
　　吴宓离开昆明，梅贻琦曾设宴为他和同样要离开西南联大的陈梦家夫妇饯行。这晚出席的还有莫泮芹夫妇、冯友兰夫妇，王力夫妇、闻一多、吴宓、吴晗。陈梦家和赵萝蕤要去美国留学。吴宓休年假，要赴四川成都，因为好友陈寅恪在成都，任教燕京大学，吴宓去成都度年假，是想和陈寅恪朝夕相处。这天晚上阴沉沉的，要下雨的样子，客人散去时，梅贻琦庆幸没有落雨，不然，他心有不安。
　　
　　 1961年，陈寅恪辞别专门来探望自己的吴宓，为赋诗曰：“问疾宁辞蜀道难，相逢握手泪丸澜。暮年一晤非容易，应作生死离别看。”其后果不复见。
　　
　　到了山穷水尽的1971年，被摔断腿、被批斗到几近心理崩溃的吴宓先生冒着重大的政治压力，给中山大学“革委会”写信，询问中山大学最大的“反动学术权威”陈寅恪的下落，信中说：“此间宓及陈寅恪先生之朋友、学生多人，对陈先生十分关怀、系念，急欲知其确切消息，并欲与其夫人唐稚莹女士通信，详询一切。”这封信在那个年代当然是沉入大海，让吴宓先生枉耗牵挂。吴宓先生根本不知道，陈寅恪夫妇早在两年前悲愤去世。

抉择
　　
　　 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直逼武汉三镇。远在广州的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以文学院长之位邀吴宓到任，并告知他的好友陈寅恪已应聘到校，他没有应允。国民党教育部部长杭立武亲自出面动员吴宓这位部聘教授到台湾大学，但他拒绝了，因为他与台大校长傅斯年这位新潮文人、学者，素来观念不同，且讨厌这位胡适学生的党派成见太深。女儿们以亲情呼唤他回清华去，他也拒绝了。最后他谢绝友人要他去美国、香港和台湾讲学的劝告，决定留在大陆。他说：“生为中国人、死在中国土。”
　　
　　在不愿回清华也不愿到广州或台北的同时，重庆相辉学院院长许逢熙来函，请吴宓到那里任教。面对剪不断、理更乱的头绪，吴宓已有了出家为僧的念头。同时，他也想到在成都主持东方文教学院的《学衡》杂志作者、在南京时的好友王恩洋，想到那里研修佛教，然后慢慢地出家为僧。于是，吴宓在1949年4月底，溯水而行，乘飞机到了重庆，任相辉学院外语教授，同时兼任梁漱溟主持的北碚勉仁学院文学教授。
　　
　　 1950年４月，私立的相辉学院、勉仁学院在被相继撤消、合并之后，吴宓被调到在重庆磁器口新成立的四川教育学院。９月，该学院又并入在北碚新建的西南师范学院。吴宓成了历史系教授，随后调整到中文系。

晚景
　　
　　吴宓原以为去四川“作剑南人”可以安度“余生”。事实上，吴宓在西南师范学院二十八年，日子一天比一天更加严酷惨烈：他多次挨批受整，两次被剥夺授课的权利；在“文革”中更是受尽百般凌辱和摧残。
　　
　　 1968年6中旬，西师两派武斗再起，本已回校的八三一人员又再次撤离。6月18日下午，赶走了八三一的春雷造反兵团，为表现自己掌握了“斗争的大方向”，召开批斗“走资派”、原党委书记张永青的大会，吴宓日记记载：包括他在内的“各类有罪之教职员（皆曾为张永青所尊礼、宠用、包庇者）共十六名，分列两侧，陪斗（同受斗争）。”在大会上，吴宓不断挨打，学生们用竹条、树枝或扔小石子打他，在被押进会场时，“旁人则以竹条打击头肩背不休（此时最痛）”，在台前低头请罪听候大会批判发言中，“坐第一排之女生又频频以竹条打击宓等之头顶”。批斗会结束后，吴宓狼狈不堪地回到家中，“以所历简告唐昌敏。视表，正夕5时。所历共只3—5两小时，而在台前曲躬俯立，则觉其长且久也！又按，宓自1904冬夜，为祖母痛打一次之后，一生未受鞭笞如今日者矣！”吴宓身边没有亲人，他的痛苦，他的怨愤，都只能向家务女工唐昌敏倾诉。次日：“唐昌敏以药敷宓伤处（左肩胛骨之下尖，肤色红肿，未破）。”
　　
　　 6月21日，吴宓再次在批斗会上被打伤。当天大雨，学生还将他手上拿的遮雨草帽夺走扔掉。回家后，吴宓将情况告诉了唐昌敏：“唐昌敏导某邻童入大礼堂，寻取宓之草帽，未得。”“唐昌敏买白酒三两（二角四分）来，以酒浸药（药名红油克膏，治跌打损伤），为宓一再用棉巾拭洗伤处。”
　　
　　 1969年3月6日，吴宓与其他“牛鬼蛇神”教师一起被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强令集中到西师李园，过“集体管制生活”，强迫进行“罪行交待”和揭发批判（其间，唐昌敏仍经常来为吴宓取送换洗衣服，送煮好的鸡蛋和代他领取的粮票之类）。至4月24日，吴宓等人又被强行迁往梁平（西师分校）集中进行所谓“斗批改”。
　　
　　 5月9日，在梁平分校召开的中文系第二次批斗吴宓大会上，两个将吴宓“揪”着押进会场的学生恶意将他推倒，致使他腿骨跌断，在极为痛苦的情况下仍被迫跪坐地上接受“斗争凡历三小时”，大会结束，吴宓被架回住处时“已成半死”。此后，吴宓“全身疼痛，在昏瞀之中，似两日未饮、未食，亦未大小便。”在如此状况下，他仍被强迫写交待材料，接受批判。
　　
　　直到6月21日，吴宓才随全体人员回到北碚，乘卡车（坐行李包上）于清晨7时出发，晚8时抵达西师校内，“得人扶掖，且背负至家”。
　　
　　吴宓1969年11月30日所写《上西师中文系群众工作组报告》中写道：“宓现在七十六岁垂暮之年，腿伤如此，不能站立，不能行步，即在室内爬行，偶一卧起转动，腿关节亦痛不可忍。故只有安居在此文化村二舍203室中，又需要女工唐昌敏服侍。”
　　
　　 11月28日，西师中文系师生又召开了批判斗争吴宓大会。此后吴宓又被多次抄家。“十二月四日，又十三日，两次抓宓到网球场和大操场，和其他的牛鬼蛇神受陪斗。两次均给宓（因伤腿）以极大之肉体痛苦。”
　　
　　吴宓回校后这段时间的日记被工宣队、专政队抄走后“丢失”。好在有这些交待材料和报告，总算还保存下来一点对当时情况的记载，使我们得以看到吴宓“幸得女工唐昌敏忠勤服侍”和唐昌敏是在何种情况下进行服侍的可贵记录。
　　
　　 1970年3月31日和4月1日，在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和革委会的主持下，西南师范学院两次召开全校师生员工和革命家属大会斗争“反共老手、现行反革命分子”吴宓，所谓“现行反革命”，是指吴宓在日记中记载的一些对“文化大革命”表示不满的言论。这些日记都已被抄走作为“罪证”。两次大会都由“革命群众”提出要求将吴宓送交公安局“依法惩办”。
　　
　　《吴宓的最后岁月》一文叙述了其中一些细节：吴宓被关入黑房，昼夜审讯斗争，黑房外有红卫兵把守。吴宓关在黑暗水房久了，全身脏痒难受，只好向把守的红卫兵请求洗个澡。红小将回答说：你这个老反革命想洗澡，这容易，我来侍候你。一会儿另一个红小将提一桶凉水来，两人合手合脚扒光他的衣服，把他从床上拉下来，站在泥水地上，高的一个拎着吴宓胳膊，另一个挥动刷大字报的毛刷，把凉水用搪瓷盆浇在吴宓身上，然后用刷打吴宓。那是寒冬的初春季节，凉水冻入心扉，吴宓浑身发抖，接着毛刷在他身上乱刷，直到吴宓跪下磕头求饶哭叫，红小将才将整桶凉水从头淋下来，说是为他“提壶灌顶”。吴宓哭着说红小将整他，红小将说这不是整，要整就要把他的耳朵、鼻子一样样割下来。他们问吴宓是不是想挨整，吴宓只好磕头求饶，并向红小将致谢，这才保住了耳鼻。
　　
　　有一次吴宓躺在床上想绝食求死，红小将骂他，“绝食是向造反派、向文化大革命、向伟大领袖毛主席猖狂反扑……”於是，叫来几个男女红卫兵，把吴宓按在床上，朝他鼻子里通往食道处塞一根胶管，然后灌入一大碗厨房丢弃的潲水，里面饭菜混合，把他的胃填得鼓胀、秽臭不堪，熏得他脑酸泪流、痛苦难当。红小将告诉他，这叫做“鼻饲”。经过四天“鼻饲”，吴宓是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直到他同意自己掏钱去买饭菜吃，红卫兵们才停止了这种惨无人道的“鼻饲”……
　　
　　走笔至此，惟有一声哀叹，两行清泪！

吴须曼在《回忆先兄吴宓教授》记录过吴宓那段时间的经历：
　　
　　由于生活不能自理，只好请一个保姆，而他（吴宓）当时只有三十元生活费，拿什么付保姆费，同事之间，人各自危，谁还敢自讨罪责帮他，我只好在生活中节约，每月补助他二十元。残酷的迫害和摧残，使他的身体每况愈下。
　　
　　 1974年春天，我去重庆西南师院探望，兄妹相见泣不成声。见他连最低的生活水平都达不到，衣服只有两三套，被褥单薄，布证、棉花票一样也没有，惟一的财产就是布满书架和箱桌的中外书籍。一件蓝布面的棉袄，上面缝补有三十六处，可见年月之久，令人伤情。我回到泾阳后，即刻赶制了棉衣、棉裤、被子和毛衣寄往学院。
　　
　　 1975年夏天，我又去西南师院，他腿有残疾行走不便，一只眼睛患白内障而失明，生活更加困难，我决定劝他随我回家，但他坚持不同意，告诉我他保存的二十六本《吴宓诗集》不到半月曾被人“偷走”。尤其令人气愤的是，“十年动乱”中有人拿了他的书，知道他恢复工资后，送还一两本书就索费几十元，依这样的特高价收回一部分不能成套的书，每月工资即付一空。补发工资后，除还一部分外债和周济了几个困难的学生外，大部分就是花在赎回被人拿去的书上。残酷斗争，无情折磨，使他的神经近乎失去了控制。这些人就是掌握了他爱书如命的特点，才这样诈骗他。甚至他手上的一块价值几百元的进口表，也被重庆钢厂两个无赖用一只仅值六元钱的小闹钟“换”去。他动辄被骗走数十元乃至百余元。

悲剧
　　
　　 1977年吴宓已生活完全不能自理，只好让其胞妹吴须曼领回陕西老家。
　　
　　在之前，吴宓原本就答应要回陕西，但是有人捉弄他说：“你吴宓是大教授，回原籍后，地痞流氓晚上破门而入，要你拿出钱来，没有的话，就要杀你。”于是无论妹妹吴须曼如何劝说，他都不愿意回老家，直到他卧病在床，生活不能自理。
　　
　　吴须曼去接吴宓时，他唯一的钱就是枕头下的七分硬币，只好预支工资购买车票，行李却很简单--一个旧木箱，除几件衣服外，就是几包日记和残缺不全的一些文稿。
　　
　　吴宓回到老家，暂住在面粉厂吴须曼的宿舍里。之后租了一间民房住下来，吴宓每次吃饭时总要问：“还要请示吗？”吴须曼告诉他说：“‘四人帮’已经被打倒了，都不请示了。”
　　
　　经过一段时间调养，吴宓病情好转，被人扶着可以下床在院子活动。精神状态好时，他凭借对往事的犹新记忆，向妹妹和小外甥女讲自己儿时的往事，讲留学美国的和欧游的感受。在往日美好的回忆中，寻求风烛残年时的心灵上的安慰。
　　
　　 1977年是中国恢复高考的第一年，在吴宓的影响和鼓励下，他的小外甥女立志要考上大学。于是吴宓便以仅有的那份精力为小外甥女补课。小外甥女的外语早已因学校停课闹革命而荒废了。县上有的学校也一时没有恢复外语课。吴宓在精神好时，还常常诵读几句英文诗歌。说到高考，自然要谈起外语。一天，他妹妹在他诵读英文时，说县上有的学校如今还没有恢复开英文课。
　　
　　吴宓很着急，又很关切地问：“那是为什么？”妹妹告诉他说：“因为没有外语老师。”听罢，吴宓有些激动：“他们为什么不来请我，我还可以讲课……
　　
　　 1978年元月14日，吴宓忽然食量大减，第二天只能进几口妹妹喂的牛奶。随即吴宓被送往附近的中国人民解放军513医院进行抢救。弥留之际，吴宓仍无法驱散在西南师院那段疯狂岁月里被残酷折磨时留下的阴影。他试图作最后驱散的努力，他挣扎着疾声振呼：“给我水喝，我是吴宓教授！给我饭吃，我是吴宓教授！”如今有水喝，有饭吃了，他却抹不掉那痛苦的记忆。
　　
　　 17日凌晨三时，吴宓的心停止了跳动。由于医院没有太平间，面粉厂的领导同意将吴宓的遗体暂时停放在他妹妹的宿舍里。随后厂领导派人、派车将吴宓的遗体送往西安三兆火化。
　　
　　 1981年1月17日，吴宓的骨灰，由吴须曼送至安吴堡，葬在白雪笼罩的嵯峨山下。
评说
　　
　　温源宁这样评说吴宓：“一个孤军奋战的悲剧人物，然而，更可悲者，则是吴先生完全不了解自己的个性。他自认是一名热诚的人文主义者和古典主义者，但他的气质却是彻头彻尾的浪漫主义者。他的纯真和诚恳，任何人都看得清清楚楚，惟独他自己却看不到。”
　　
　　吴先生是一个奇特的人，在他身上表现出不少矛盾，季羡林曾对他作如此评价：“他古貌古心，同其他教授不一样，所以奇特；他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同其他教授不一样，所以奇特；别人写白话文，写新诗，他偏写古文，写旧诗，所以奇特。他反对白话文，但又十分推崇用白话写成的《红楼梦》，所以矛盾。他看似严肃、古板，但又颇有一些恋爱的浪漫史，所以矛盾。他能同青年学生来往，但又凛然、俨然，所以矛盾。”
　　
　　赵瑞蕻在《我是吴宓教授，给我开灯》文中说：“西南联大外文系里有五位老师给我的印象最深。……那就是吴宓、叶公超、柳无忌、吴达元和燕卜荪这五位先生。其中吴宓先生可说是最有意思、最可爱、最可敬、最生动、最富于感染力和潜移默化力量，也是内心最充满矛盾、最痛苦的一位了。吴先生外表似是古典派，心里面却是个浪漫派；他有时是阿波罗式的，有时是狄俄尼索斯式的；他有时是哈姆雷特型的，有时却是堂吉珂德型的；或者是两种类型、两种风格的有机结合。”
　　
　　易社强评价吴宓：“在他钻研的各个领域，吴宓都不愧是个博学的怪才，而学识渊博、性情怪僻是文科教授的显着特色。他集思想的多样性与人类的感性于一身，展现了联大的最大特色。”
　　
　　叶兆言说：“吴宓不是一个豪爽的人，且毫无幽默感，但他却是大度、真诚的君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