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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河南禹县白沙宋墓出土的戏剧人物砖雕,可为宋杂剧角色行当的形象物证)。这组砖雕共四人,由左向右:第一人头戴簪花幞头,身穿圆领长衫,左手叉腰,右手下垂,似在甩袖,面呈喜色;第二人头戴展角幞头,身穿圆领长袍,外套宽袖对襟大衣,双手秉笏;第三人头戴软巾,身穿短衫,腰束带,下穿短裤,一手抚胸,一手下垂;第四人头戴软巾诨裹,身穿圆领长袍,腰束带,右手持一竹竿,左手抓腰带。这四人从其手持道具和服饰装扮来看,与文献记载的宋杂剧角色是一致的。宋人吴自牧在《梦梁录》卷二十“妓乐”条中有关于杂剧演出情况的记载:“……杂剧中末泥为长,每一场四人或五人。”并且明确指出这四个角色分别为“末泥”“引戏”“副净”“副末”。若添一人,则是名曰“装孤”的角色。上图这四个砖雕的人物,就是宋杂剧的四个固定角色,第一个头戴簪花幞头、甩手仰观者,就是为长的“末泥”;第二个持笏者就是“装孤”;第三个短衫抚胸者为“副末”;第四个持竹竿者,大概就是“引戏”了。
宋杂剧中的舞蹈还不像后世一样成熟,但独舞和对舞,边说边舞的场面可能已经存在。这从宋杂剧中五人作场、三段演出的形式可见端倪。据《梦梁录》载,这三段演出:“先做寻常熟事一段,名曰‘艳段’,次做正杂剧,通名两段……又有杂扮,或曰杂班……乃杂剧之后散段也。”从1958年河南偃师酒流沟出土的宋墓杂剧砖雕可以看出这种表演的情况。这五个角色分别雕刻在三块砖上,第一块雕一人,戴簪花幞头,穿圆领长袍束带,侧身面向左方,双手展示一幅画卷,从其脑后露发髻,小脚女莲钩可以推断为女子所扮演的角色;第二块砖雕二人,右方一人头戴展角幞头,身穿宽袖长袍,左手持笏,右手置笏上;左方一人戴东坡巾,穿圆领窄袖长袍,腰束带,右手持一印匣,左手指对方,似在对话;第三块亦雕二人,右方一人,戴软巾诨裹,身着短衫,敞胸露腹,左手置于腹部,右手二指入口,似打口哨;左方一人,头戴展角软巾,身着短衫,坦胸露腹,乳脐毕现,左手托一鸟笼,内有小鸟,他伸手逗鸟,面向对方,两人皆做丁字舞步,神态动作都似在对话。这三块砖雕,第一块描绘的是“艳段”演出,“艳段”是开场前的帽戏,多是歌舞小段,是祝福祈瑞一类所谓“先做寻常熟事一段”。这里展示画卷的表演,很像后世戏曲正剧开场前的“跳加官”一类独舞小戏。在整个演出中有静场的作用,且可为正式演出作铺垫,宋代话本表演中也有类似情形。第二块砖上的两个人物,从他们手中的笏、印道具看,表演的是官场戏――正杂剧。宋代的正杂剧者,主要是表演官场生活,即所谓“官本杂剧”。第三块描绘的就是“散段”,又称“散耍”,多是表现市井生活,并有喜剧调笑色彩。从宋杂剧直承参军戏、踏摇娘的传统,加上宋代都会经济的发展,城乡差别的产生,在语言和形态上表演不同地区的风俗人情,以资观玩,此中就可能有些口技、歌舞小段的表演。从他们身姿步态看,显然是舞蹈化的生活动作。宋杂剧除了这种每段带有滑稽逗弄的表演,还有一些吸收武技和舞蹈的连贯故事的表演。《东京梦华录・中元节》载:“构肆乐人,自过七夕,便般《目莲救母》杂剧,直至十五日止,观者增倍。”这种戏的表演技艺,从明人张岱《陶庵梦忆》里的描绘可见盛时情况,可能宋代还没有明代那样热闹。
宋代风俗画中保存了两幅杂剧演出的绢质彩图,都是无名氏的作品。一帧描绘的内容,与宋人周密《武林旧事》卷十“官本杂剧段数”内所记之《眼药酸》近似。左方一人扮作眼科医生,头戴皂色奇特高帽和橙色大袖宽袍,前后挂满绘有眼睛的幌子,斜背的药袋面更有浓眉精眸的一只大眼。众多的眼睛幌子,显示了他江湖眼科郎中的身份,特别是他高冠前那颗似后世戏曲舞台英雄冠前的绒球一样的大眼球,尤为奇特。宋代各种行业服装式样都有一定规格,《东京梦华录》卷五“民俗”条载:“其卖药卖卦,皆具冠带,至于乞丐者,亦有规格。稍以懈怠,众所不容。其士农工商,诸行百户,衣装各有本色,不敢越外。谓如香铺香人,即顶帽披背;质库掌事,即着皂衫角带,不顶帽之类。街市行人,便认得是何目色。”眼医在当时是专门职业,山西右玉宝宁寺元代水陆画中已有眼医形象,衣着也是长袍戴冠,挎绘有眼球的药袋。但冠不如绢画人物之高,而眼球尤其少而简,只起幌子作用。由此可以看出杂剧人物的服装来源于生活,却又大大不同于生活。从画面眼医脚穿红钩鞋,玉手纤纤看,似是女演员所扮,他伸出右手,食指直立,拇指朝前,对着面前患者的右眼,似招似诀;另一人物右肩负杖,腰间所插破扇上有草书“诨”字,其人当为副末色,为发乔之副净色。他头巾诨扎作冲天形状,身穿圆领青衫,衣角扎入腰带,白裤练鞋,袖捋至肘,有意露出手臂的“点青”,一副市井打扮。“点青”又名扎青,就是文身、刺花绣。所谓“锦体绣文”,是古老的吴越之民俗“祝发文身”的遗存,宋代成为流行习俗,多为市井游民所好,《水浒》描写的梁山好汉九曲纹龙史进,就是满身花绣。宋代甚至结为社团《武林旧事》卷三“社会”条中有“锦体社:花绣”。这种文身社团的成员,不少是武术、杂技艺术的业余爱好者,在迎神赛会时又是各种民俗舞蹈的表演者。右玉宝宁寺水陆画里就有一位上体刺满花绣的杂技表演者。《眼药酸》的“酸”字一般指秀才士子,咬文嚼墨而却不太懂世情的腐儒行径,这位眼医明显是位青年士子。他沿街兜售眼药时,碰上这位市民,指着他的眼睛说其有病,结果由于不识时务,反被那人打了一顿棍子,此中调笑舞弄,配上他衣饰上的种种装饰,可能颇有舞趣。
另一帧绢画,画两人相对作揖。其所属行业、所演剧目不详,但从其外面草草穿着男子衣服,里面露出的本衣皆是小袖对襟旋袄,内束抹胸,下着钩鞋,巾露发鬓,耳有坠饰看,皆是女子装扮。她们装扮男子,甚为潦草,只是在女装外加些男子衣饰,以取象征。左方一人,幞头诨裹,旋袄外斜罩一件男式长衫,身后地上有扁担、竹笠,似扮演一农人或樵夫。值得注意的是他膝下套网般的那个绑腿,就是契丹服饰中的所谓“钓敦”的仿制品。民族矛盾尖锐的宋代,同时也增加了民族交往,契丹服饰的“钓敦”甚至成为宋代妇女的时髦装饰,这可说是极有趣的服饰文化现象。《宋史・舆服志五》载宋徽宗政和七年(公元1117年)曾下诏:“敢为契丹服若毡笠,钓敦之类者,以违御笔论。钓敦,今谓之袜裤,妇女之服也。”右方演员装扮更简,只在头上戴一顶罗帽以为男子象征,他腰后插有一扇,中裂为二,上有正楷“末色”二字,这是宋杂剧副末色专用道具。另外,他腰前似插着一棒状物,似为打击之用,与《眼药酸》图中市井老者所持之杖功用相似。宋杂剧中常与副末捉对者应是副净,副净是副末的击打对象,这两帧绢画中,副净位置的角色皆由女子扮演,而且不涂花脸,令人费解。从这幅画中的角色装扮看,这段表演可能是宋杂剧中的“散段”表演。两幅右方均有一套支架平面鼓,这幅鼓上还放有鼓箭、甩子。可见这种鼓在宋杂剧里是常用的乐器,与笛、拍板配合,既是瓦肆说唱伎艺和杂技的伴奏,又为宋杂剧吸收。元刻《事林广记》蹴鞠图中,就伴有架子平面鼓、笛、拍板三种乐器。此图上由四五个竹片系绳制作的“甩子”,却是宋杂剧文物中仅见之物。也许在这个“散段”之后还有说唱演出,或剧中人物扮演相应的角色之用?“甩子”今称“碎子”,至今是一些地方剧种和说唱艺术中的常用乐器。
宋杂剧的表演流传地域甚广,除了河南、山西等中原地区和开封、杭州这两宋京都有繁盛的演出外,西南边远地区亦甚为兴盛。这从四周环山的四川广元市郊发现的宋墓杂剧、大曲石刻形象,可得物证。1975年2月,位于广元市的072医院院址施工中,发现了一座修造于南宋宁宗嘉泰四年的石砌双室墓。墓门南向,西为女墓室,左右两侧壁石板浮雕《孝行故事图》。东方男墓室,两侧石板浮雕杂剧演出图,共四幅,每侧二图,雕于一块石板。图皆有直角边框,为长方形。
第一图雕二人,左一人裹直角幞头。腰系带,内着裤,以手绞袖向右一人作拱揖科;右一人正面曲肘折袖对左边人作或拒或应之舞姿,惜头部残损,着长袖衫,内着裤。对于这幅图像,有人说是《踏摇娘》之演出,有人认为不确。从四幅图对照看,还是杂剧的“艳段”为当。两人对舞作态,比起偃师县酒流沟水库宋墓砖雕上一人展图表演“艳段”的舞姿来,显然丰富多了。
第二图雕三人,为伴奏乐队。所执乐器有杖鼓一、筚篥一、教坊鼓一。乐队正在为杂剧演出伴奏。
第三图雕二人,皆平民装束,裹帕,身着圆领窄袖袍服,乘靴着裤,互相背坐于一大石之上。左一人以右手食、中二指背指另一人,右一人用右手握左脚,屈膝架在右腿上,另一人似愤懑科,右后阴线刻粗竹竿数株。这两人表情极为生动,坐姿中显出舞姿形态,正是戏曲舞蹈的特色,画面出现石、竹,当是剧情环境的描述。
第四图亦为两人,皆官人打扮,裹展角幞头,穿圆领大袖袍服,长及足,腰束带,每人双手持笏板,相向作敬揖科,显然这是官本杂剧的演出。
广元南宋杂剧石刻的发现,不仅证明了宋杂剧流传地域之广,而且舞姿的生动,背景且末的增加,都说明了宋杂剧舞蹈渐次丰富的情况。从这些绢画、砖石雕刻中,还可看出宋杂剧“散段”演出多为女艺人,特别是杂扮演出中,女艺人更占重要地位,这恐怕与宋大曲中多是女演员有关。《武林旧事》所记艺人名字,如眼里乔、笑靥儿、韵梅头、自来俏等,似皆为女艺人之名。两幅绢画的四个人物中,三个是女角扮演,也说明当时女艺人之盛。有名的女杂剧艺人丁都赛砖雕像的发现,也说明当时人们对女明星的喜爱之情。
网载 2013-09-10 20:5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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