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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干之一的道家思想对于民族精神起着重要的陶冶作用。道家认为“真”、“朴”是道的本性，故抱朴守真是其追求的最高境界，这一价值取向深深地渗透到民族精神之中，成为中华民族的一份精神财富，影响着中国人的行为原则、处世态度、社会理想、审美情趣等各个方面。本文拟围绕这一问题进行研究。
　　　　　　一　求真尚朴，独抒性灵
　　追求朴实真诚是抱朴守真这一思想的中心内容。老子将“朴”视为道的本性，《道德经》第三十二章说：“道常无名，朴，虽小，天下莫能臣也。”“朴”即未经雕凿装饰的天然状态，也即事物自身所固有的本质和规定性，道家认为这种天然状态是最高的理想道德境界，主张保持纯朴天真的自然本性，保持和发展自身的本质和规定性，“见素抱朴”（《道德经》第十九章，以下凡引本书，均不注书名），渴望改变硗薄浮华的世风，使天下“复归于朴”（第二十八章）。
　　庄子亦将恢复真朴的本性视为最高的道德境界，他所设计的道德理想社会是人民保持着朴素本性，“含哺而熙，鼓腹而游”，“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庄子·马蹄》），他所崇尚的圣人是“法天贵真，不拘于俗”（《庄子·渔父》）。他指出，人的心性道德经过修养以后，应该回复到初始的朴素虚无状态中去：“性修反德，德至同于初”，如此，则能进入与万物毫无抵忤的“大顺”境界（《庄子·天地》），与自然环境高度协调，与社会环境高度协调，与他人高度协调。
　　庄子认为，世俗的仁义礼乐如同骈拇枝指，而非自然之道，以此规范人们的行为，不但会残害和束缚人的自然之性，更将令人失去纯朴真诚，导致矫饰虚伪，故他反复强调返朴归真的道德意义。其希望抛弃理性的指导，一切顺于本心，随心所欲，这是不能提倡的。但其强调人类保持纯朴自然的本性，提倡人与人之间真诚相待，互助互利，不求回报，并强调这种利他精神应该出于自然，而不能掺杂其它虚伪做作、沽名钓誉等不良居心，这却是有其深刻意义的。这些思想对民族精神产生着积极的影响，在中国封建社会的不同历史时期，人们以不同的形式对其作出回应。
　　追求真和善的统一是中国人孜孜以求的目标。“真”这一概念主要有二层意义，第一层意义指理性之真，它用于衡量主观与客观的一致性程度；第二层意义指真诚不欺这一道德规范，用于衡量主体自身内隐的思想、动机、情感与外显的思想、动机、情感的一致性程度。真和善的统一，既包括真理与至善的同一和转化，又包括真诚这一道德规范与其它道德规范之间的内在联系，包括道德规范与真朴自然之人性之间的密切关系。本文讨论的主要是后面这层意义，即真诚之德与其它道德规范的内在联系以及道德规范与人性自然之间的密切关系。
　　中国人认为，一切善的德行首先必须是真诚无伪的，真诚是善行的前提和重要内容，无真诚之情，善行也就失去了意义。故宋人认识到“人之操行，莫先于无伪。能不为伪，虽小善亦有可观，其积累之必可成其大。苟出于伪，虽有甚善，不特久之终不能欺人，亦必自有怠而不能终掩者。”（《宋稗类钞·格言》）出于冀利望誉的动机而做作出些许美言善行，而不发自内心地去体验、扩充道德情感，培养道德品质，那么，一切美好的品德也就永远不会溶入其自身的品德结构之中，就会形成人格的分裂，成为靠面具和油彩苟活的“假人”；相反，操行真诚无伪，说明道德主体自身内隐的思想、动机、情感与外显的思想、动机、情感达到了高度的统一，已经实现了品德的内化，真心实意地、一点一滴地积善去恶，就能日益趋近道德理想境界。因此，追求真和善的统一，这对于道德品质的培养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另一方面，受道家抱朴守真思想的影响，不少中国人认为，道德规范的制定应该不违背人的自然本性。基于这一观点，王弼从“名教本于自然”的角度提出了抱朴守真的主张，认为“兴仁义以敦薄俗，未若抱朴以全笃实”（《老子指略》），将返朴归真作为维护和挽救名教危机的药方。嵇康从摆脱名教束缚的目标出发，喊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惊世之声。他指出，统治者“造立”名教是违反人之真性的：“造立仁义，以婴其心”，其结果是导致了人们争名夺利，破坏了自然之性：“六经纷错，百家繁炽，开荣利之途，故奔鹜而不觉。”（《难自然好学论》）主张“越名任心”，从虚伪的仁义礼教中摆脱出来，恢复人的自然本性。郭象从名教与自然合一的角度论证了仁义道德与自然之性的一致性，提出“名教即自然”的结论，认为统治者以名教对人民进行统治是合乎人性的。万物各有自己的规定性，“性各有分”，应该“各安其分”，“各守其业”（《齐物论注》），力图消解名教这一封建道德规范与自然人性之间的矛盾。
　　上述各家的观点尽管有着种种差异，但他们或流露出对现实道德实践中虚伪现象的强烈不满和去伪求真的理想；或表现出对于自然的向往，对本性的崇尚；或透露出消解封建纲常名教与自然人性之间的矛盾的企图。这里分明蕴含着这样的潜台词：只有合于自然，不违反本性的道德才是合理的，人伦礼义应该保证人性的正常发展，应该推进理想人生的实现；造立名教束缚人性，甚至玩弄智诈以盗虚声的行为是应该摒弃的。这正好反映出道家抱朴守真思想在人们心灵深处的浸润和渗透，这种价值取向从正面肯定了人的价值、人的自由和人的尊严。
　　对于真朴之情的崇尚，是基于封建礼教的虚矫和束缚而生发的社会心理，故在封建制度日渐衰微的明清之际，这一思潮在启蒙思想家这里表现得十分突出。李贽的“童心说”实际上是道家抱朴守真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翻新。他说：“夫童心者，真心也……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焚书》卷三，《童心说》）“童心”即人本来具有的真实思想，发自童心之言，才是“有德之言”。李贽深刻地看到封建社会环境和封建文化对于纯朴本性的摧残，强调以纯真之情才可能创作出上乘的文学精品，民族文化兴盛的曙光就孕育在这真朴之心中。这些主张在当时和后世的影响都是十分深远的。
　　追求朴实自然往往是人们饱览世事迁移，透悟人生变故，艺术造诣达到炉火纯青境界之后，向更高层次的复归，故不少文学家在晚年的艺术风格往往趋向于平淡自然，明代洪应明在《菜根谭》一书中说：“文章做到极处，无有他异，只是恰好；人品做到极处，无有他异，只是本然。”“作人只是一味率真，踪迹虽隐还显。”此话高度概括了中国人的价值取向和审美情趣。可见，抱朴守真不仅是中华民族的道德理想，而且还是最高的文学审美追求。
　　在中国文学艺术史上，真朴自然、“大巧若拙”成为历代文人墨客所追求的最高意境。“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是李白诗歌语言最生动的概括。李贽“童心说”的基础就是对“自然之性”的崇尚，这一思想在明代文学界留下了至为深远的影响。以唐顺之为代表的“唐宋派”，以袁氏三兄弟为代表的“公安派”，以汤显祖为代表的“临川派”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童心说”的洗礼。独抒性灵，直抒胸臆，成为晚明文艺的一代风潮。明清之际的诗文更是反对模仿，而强调表现真挚性情的“真”。魏际端说：“万分之似，不如一分之真”，顾炎武说：“诗主性情，不贵奇巧”，（引自谢国桢《明末清初的学风》第46页）黄宗羲、王船山也极力主张写真性情，反对空虚无物。那些单纯追求文字技巧或热衷于模仿因袭，而缺乏真情的作品，即使其技巧高超，仍往往成为攻击的目标或被目之为下品。这些都可看出中国人在文学审美方面不尚雕琢，而追求真朴自然的价值取向。
　　抱朴守真这一原则与儒家重义轻利、讲求气节的传统相结合，还孕育了实事求是，敢讲真话的作风。在中国历史的各个时期，都有一些敢于廷争面折，一吐真言的直士，东汉的桓谭忠直不阿，当面指陈光武帝迷信谶纬符命之谬；唐代的魏征直言不讳，多次指明唐太宗之过；明代的海瑞直言强谏，痛数明世宗溺于道教，妄信祥瑞，败坏朝纲之弊；不少史学家坚持信史直录的传统，为了秉笔直书，不惜遭受贬逐甚至牺牲生命。这些实事求是的“真人”自古及今都受到中国人民由衷的景仰和纪念。在这些伟大人格的思想深处，我们可以感受到道家求真精神的积淀，这是民族精神中的光辉因素，值得很好地发扬光大。
　　　　　　二　绝仁弃义，斥虚去诈
　　老子认为，世俗的仁义礼智不是理想的道德，而是社会道德退化的结果：“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第十八章）“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第三十八章）大道废弃，社会混乱，产生邪恶，才需制定仁义礼智等一系列道德规范来制约人们的行为，这些思想正确地反映了封建道德产生的历史过程。
　　老子还认为，“善”这一道德标准的建立将被人们利用，因此反而生害。故他主张“绝仁弃义”，去除世俗的假仁假义，否定那种为获仁慈之名而做作出来的“善行”，以便使“民复孝慈”（第十九章）。
　　庄子也认为，仁义礼智违背人的自然本性：“屈折礼乐，ｘū＠①喻仁义，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常然也。”（《庄子·骈拇》）以仁义礼智等固定的道德规范框架来约束具有不同性格的人们，这就使他们失去了正常的状态，从而扼杀了人的自然本性。他认为道德应该是维持人的常然状态，而不是用外在规范去进行教化；他告诫人们不要因生死存亡、穷达贫富或名利地位等身外之物而丧失了自我的本性，扰乱了平静的心灵；他反对刻意标榜仁义忠信等名声，假仁假义，更反对利用这些名声以谋取个人私利；他倡导恬淡虚无，复归自然，真朴无华，追求人与人之间坦诚相待，无欺无诈，保持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共处。
　　老庄主张斥虚去诈，摒弃在道德实践中的虚伪做作行为，这些思想有着积极的意义。只有诚朴不诈，才能持久地保持人际间的合作和和谐，这是正常而有效地进行社会活动所需要的。出于这些认识，道德斥虚去诈的主张就被社会各阶层人士所认同，《淮南子》的编着者刘安有感于汉王朝的现实状况，在《齐俗训》中指斥流于表面形式的礼仪和虚仁假义导致了“道德迁”，“纯朴散”，认为君主应该遵循笃真的天性，以诚相待，才能使君臣之间和谐相处，“效爱怀远”。晋人王导则从平治天下、整饬教化的高度力陈虚伪之危害。他说：“敦素之业着，浮伪之道息”，进而就能形成臣忠君仁的理想政治局面：“以之事君则忠，用之莅下则仁。”（《上疏请修学校》， 《全晋文》卷十九， 中华书局1987年出版）
　　对道家斥虚去伪态度的认同，更为主要地表现在对于虚伪的封建礼教的揭露和斥责。汉末魏晋时期，由于居统治地位的世家门阀的日趋腐朽，由于统治阶级内部各政治集团斗争的加剧，出现了名位与德行相悖的腐败现象，名教成了“纯盗虚声”的手段，成了剪除异己的工具。对此，广大民众以民谣这种方式进行讥讽和抨击：“察孝行，父别居。寒清素白浊如泥……。”（《抱朴子·察举》）宋明理学将天理和人欲截然对立，更进一步加剧了仁义道德与自然本性的矛盾，封建礼教走向“以礼杀人”的封建野蛮以及与之相伴而生的极端虚伪，从而受到诸多思想家的反对。王阳明从儒学内部冲击着“圣贤”、“六经”这些儒学权威，认为“圣人之学不是这等捆缚苦楚的，不是妆做道学模样”（《传习录》下）。王学后继者李贽以砭斥“假道学”，追求“真道学”为已任，痛斥由于封建礼教而导致人格分裂所产生的“假人、假言、假事、假文”“无所不假”的状况，呼唤“童心”的回归，力图消除道德理论与道德实践之间的不一致现象，实现理想观念与实际行为的统一，渴望世界成为真实的世界，道德归复于真实的道德，人类成为真诚不虚的真人，写出表达人之真情真性的“至文”。这些思想唤醒着“人的自觉”和个性解放，为民族精神注入了新的光华。关于这一点，将在下文中进行详尽的论述。
　　　　　　三　崇尚自由，反对专制
　　道家主张绝仁弃义，意在摒弃封建道德的虚伪，摆脱封建专制制度及其繁文缛礼对于人性的束缚，因此，在这些思想中，必然孕育着对于封建专制制度的反叛精神。庄子力求改变“人为物役”的现实，“物物而不物于物”，宁愿自由自在地“曳尾于涂中”而不受楚王之骋。庄子认为，最为理想的至德之世，其君主不自以为尊，其人民自由自在：“上如标枝，民如野鹿”（《庄子·天地》）。统治者虽然身居高位，但如树林之梢，未见其尊，他们效法天地自然之道，实行不干涉政策，也不需要刻意地标榜自己，或要百姓崇尚自己。人民则如野外之兽那样自由自在。当然，在封建专制制度下，庄子的这些主张是不可能实现的，故其只得转而追求精神上的自由：“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庄子·逍遥游》）。这种自由不是通过对于客观必然性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进行改造来获得，而是通过对客观必然性的自我超脱而领略，这是一种超世的、精神上的“自由”。显然，庄子的自由观存在着客观与主观的尖锐矛盾，并没有真正解决现实人生与世俗的对立。但是，其第一次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呼喊出对于自由的追求，抨击了封建制度压迫民众、扼杀个性的罪恶，对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以十分深远的影响。
　　一部分士人在社会生活中以自己的行动实践着道家崇尚自由的精神，洁身自好，傲视王侯，“羞与卿相等列，至乃抗愤而不顾”（《后汉书·逸民列传》），以保持人格的独立和尊严。东汉的严光拒绝光武帝之征召而退隐山中，晋代的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南朝的范缜“辩摧众口”，宣称决不“卖论取官”。唐代的李白更是追求自由、蔑视封建王权的典范，他将对于自由的追求从庄子的“游心”推向了客观现实。当他在政治实践中认识到建功立业的理想难以实现，当他意识到事奉王侯、立身宦海与追求自由相抵牾时，便选择了与统治者的不合作态度，“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他蔑视封建权贵，冲破封建束缚，保持人格的尊严，追求身心的自由，从而将道家“游心”的自由观推进了一大步。
　　更多的士人则在理论上继承和阐发着道家追求自由的理想。他们着书立说，在思想领域内回应着道家批判封建专制，要求个性自由的呼声。
　　《吕氏春秋》首先对庄子反封建专制的思想进行了发挥。该书的《去私》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公而无私是天地自然的本性：“天无私覆也，地无私载也，日月无私烛也，四ｃùｎ＠②无私行也。”因此，君主应该效法天地自然这一本性：“凡主之立也，生于公。……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吕氏春秋·贵公》）这句话明确地提出了反对君主独裁的思想，在当时可谓惊世骇俗。此语后来多次为具有道家思想倾向的思想家们所引用，成为中国思想史上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有力武器。
　　道家反对封建专制的呼声在魏晋时期得到了广泛的回应，魏晋风度的代表人物阮籍就曾在他的《大人先生传》中抨击封建专制君主对于人民的束缚和欺压。他说：“君立而虐兴，臣设而贼生。坐制礼法，束缚下民，欺愚诳拙，藏智自神。”与阮籍互相呼应的是着名的无政府主义者鲍敬言，其反封建专制君主的思想中也明显地散发着道家思想的气息。鲍氏认为，君臣之义并非自古即有，更非如董仲舒所说是“不变”之道。他说：“曩古之世，无君无臣，穿井而饮，耕田而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君臣之道是强力的结果。（《抱朴子·诘鲍》）他揭露君主制对民众的侵扰说：“君臣即立，……夫獭多则鱼扰，鹰众则鸟乱，有司设则百姓困，奉上厚则下民贫。”他向往无君无臣的无政府世界，人们“身无在公之役，家无输调之费。安士乐业，顺天分地，内足衣食之用，外无势力之争”，这是一副以老庄无为而治社会理想为模式而规划的蓝图。
　　唐代一位隐姓埋名的道家学者在其所作的《无能子》一书中多角度地批判了封建专制主义对于人性的扭曲。其指出，人类与虫同源而平等，人类应当“任其自然，遂其天真，无所司牧……。”（《无能子·圣过》）
　　该书还假托狂人之言，启发人们从拘于名教、束于礼乐的现状中摆脱出来。它认为，传统的名教秩序和封建礼俗乃至是非善恶都是前代妄作者“强名之”的产物，是违逆其自然本性的。人们对这一切习以为常，反而对识其虚妄并予以反对者“名之曰狂”。作者还大胆宣告：“我亦人也，彼人何以强名，我人胡为不可哉？则冠带起居，吾得以随意取舍；万状之物，吾得以随意自名。”（《无能子·纪见》）这真是一篇不可多得的反对封建礼教和传统束缚的叛逆者宣言。当然，文中提出要“随意取舍”自己的行为，这种脱离社会历史条件和具体的社会关系的自由观是不正确的，但是，其大胆地否定传统的名教秩序和封建伦理道德的是非善恶观念，宣告要对现存的一切重新“随意自名”，体现了作者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批判，对于自由的追求，对于个性的高扬，对于创造精神的崇尚。
　　在封建专制主义达到登峰造极地步的明清时代，启蒙思想家更是运用道家思想发起了对封建专制主义的进攻。李贽、傅山等人都崇尚道家，对老庄学说深有研究。李贽猛烈地攻击封建礼教“拂人之性”，故不能使民“格心从化”。他还以道家思想为基础，提出了顺应自然的主张：“至道无为，至治无声，至教无言”（《焚书》卷三）。这些话语虽然表面上与先秦道家无异，但是，在资本主义萌芽已经产生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它们蕴含着反映市民阶层利益的反对封建束缚，发展个性，争取个性自由等进步要求的新因素。也正是这种内容上的更新，为道家崇尚自然的思想注入了新的内容和活力，促使其在更加深远的意义上和更加广阔的范围内陶铸着民族精神。
　　　　　　四　向往自然，寄情山水
　　向往自然，寄情山水，是抱朴守真这一价值取向的必然归宿。因为处于封建专制王权的淫威下，置身于封建官场勾心斗角的险恶风浪中，无疑难以保持淳朴自然之性，而山林田园则是抱朴守真的最好去处和保全身心的避难之所，故寄情山水成为中国士人生活方式的重要侧面。行于山间小道上，他们看到的是“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若秋冬之际，尤难为怀”（《世说新语·言语》）；荡舟于江流之中，他们想到的是“唯江上之清风与松间之明月……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前赤壁赋》）；平居于家中，他们必定要在住宅周围植木种竹，置石挖池，“何可一日无此君（竹）”的居宅要求，正是中国人钟情于自然的表露。
　　晋代的陶渊明是一个实现了回归自然之理想的典型人物。他终身追求“真朴”，这一追求通过其对于自然的崇尚而体现出来：“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归园田居》），虽然曾经混迹官场“误入尘网中”，但最终仍然“得复返自然”。在大自然的怀抱里，他怡然自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的名句，正流露出他对于物顺自然，各有所归境界的欣慰。
　　在明代才子唐伯虎的《爱溪记》中，我们更可深切地体察出中国人寄情于山水的情怀。文中说，官爵珠玉随时可能失去，是不值得爱也是靠不住的，惟有“天地自然而然者”，才能够“爱之而不失，资之而不穷”，大自然才是值得钟爱的。对于那种终日汲汲于名利地位或财富，甚至不惜出卖原则和人格的人，唐氏表示出轻蔑，明确表示要选择那种回归自然，恬淡适意的生活方式，这些看法正代表了中国人一种较普遍的人生态度。
　　在政治黑暗的历史时期，归隐自然更是士人的理想。如，处在元代的民族压迫和黑暗统治下，山水归隐便成了元曲的两大主题之一。曾任江西儒学提举的腾宾在《普天乐》中吟唱道：“叹光阴，如流水，区区终日，枉用心机，辞是非，绝名利，笔砚诗书为活计。”人们对陶渊明等归隐守节之人充满着羡慕和崇敬：“汉子陵，晋渊明，二人到今香汗青”（鲜于必仁：《寨儿令》）。
　　在更多的情况下，人们希望在回归自然的过程中陶冶性格，净化心灵。林语堂先生说：“越接近自然，越能保持体格上与道德上之健康状态。”他认为，追求与赞美朴素的田园生活，“对于中华民族之长存，实有微妙而渊博之贡献。”（《林语堂〈吾国与吾民〉》第34页）
　　道家抱朴守真的价值取向陶铸了中华民族朴实无华、真诚不欺、实事求是和热爱自然等民族精神，这些精神正是当代中国人所应该继承和发扬的。现代工业生产的发展，需要人与人之间建立更为广泛和密切的合作关系，人类自身的发展，也要求人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更为融洽，而只有真诚纯朴，弃虚去诈，才能消除人与人之间的各种障碍，形成和谐融洽的人际环境，才能改善社会风气，提高人们的道德水平，促进社会的有序发展；才能更好地根据自己的个性发挥自己的特长，在为社会作出贡献的过程中，更好地实现个体的人生价值；在人们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实践中，只有实事求是，才能正确地认识和评价各种实践活动的价值，及时地将自己的行为调整到最佳状态，取得更好的效益；当人们从商品社会的喧嚣嘈杂中走出，回归自然，寄情山水，将会忘却个人的种种烦恼，更深切地体会到人天相谐的乐趣和意义，维持精神与心理的健康，将领略到大自然的伟大和自我的渺小，打破纸醉金迷的俗梦，从而获得恬静旷达的心境，养成淡泊洒脱的胸怀。
　　　　　　　　　　　　　　　　　 （责任编辑：唐昌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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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索长沙106-110B5中国哲学与哲学史吕锡琛19961996 作者：求索长沙106-110B5中国哲学与哲学史吕锡琛19961996

网载 2013-09-10 20:4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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