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探索博大精妙的傳統文明  >>>

簡體     傳統

---

　　中图分类号：B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73（2000）03－0014－07
　　自从语言产生之日起，在人类的体悟与表达之间，总是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矛盾。人类对世界的体悟是混整无形、变动不居的，是难以用分析性思维进行“致诘”的，但如果我们不把它付之于形，它就无法显见自身，不给它一个名，“其实亦遂漠然无所依”，“事物之无名者，实不便于吾人之思索”（王国维《论新学语之输入》）。因此，人类喜欢和他人分享真理的天性，使得那些认为玄妙之意不可言说的得道者总是不能彻底缄默。问题的关键在于，“无形”的东西被怎样赋予“形”，“无名”的东西被怎样赋予“名”，让它变得既可以显见、可以言说，又不至于太多地破坏它的丰富性和混整性。或许这正是中国古代哲人所面临的困境，正是古代哲人虽然认为语言有很大局限性，却又不得不重视言说的方式的原因。或许古代哲人正是在这种既不愿执着于语言又不能完全放弃语言的困境下，继承了远古先圣“立象以尽意”的做法，在“以象反名言”的道路上做出了卓越的努力。他们通过意象化的言语方式，打破名言概念的片面规定性，消减语法的线性限制，解放语言的自由活力，从整体上把语言体验化、混整化、意象化，从而也把语言诗化了。在这里，诗、语言与思，哲学、文学与审美之间的界限都被消解了。
　　　　　　一、比喻象征与同一性思维
　　王弼曾在《论语释疑》中概括出古人“以象反名言”即以“名言”表达“非名言”的两种方式：“一是以对反之名揭示‘不可名之理’，二是给‘无名’以‘称谓’”。[1](P503) 尽管人们对此并未给予高度的重视，其实王弼在某种程度上概括出了古人言语和思维方式中的两种最基本的倾向，再加上我们后面所说的“反复”，它基本上能够体现出古代诗化语言运用的总体规律。其实也是艺术思维的规律。
　　王弼认为，“名号”和“称谓”是不同的。“名也者，定彼者也；称也者，从谓者也。名生乎彼，称出乎我。”（《老子·指略》）就是说，名号是与对象相对应的，而称谓在于表达我所把握的义理。[ 1](P503)“名”是受客观事物限定的，具有局限性。而“称”是从我的主观感觉出发的，它是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我与世界之间“沌沌兮”混然同一的状态，这样就较少受到局限。他认为，老子的“字之曰道”，“谓之曰玄”，是“称谓”而不是“名号”。这也就是说，当古人面对那些无法命名而又必须命名的东西时，是从自己的主观感觉出发去称呼它，而不是受制于外在世界。像“道”虽也存在于“名言”之中，但并不能被看作具有确定性的“概念”。大概这正是难以把“道”作为一个概念翻译成英语的原因。“道”既映现着宇宙人生的规律，又包含着对一个息息相通、幽深玄妙世界的精神体验过程，它具有不可化约性。这样一个非概念性的东西，它既非概念思维的结果，也不能用概念思维的方式去把握，只能以感觉经验的相似为基础，借用一些具体的物象或事例，作一些具体性的描述和体验化、隐喻化的表达。也就是说，这种物我同一的思维决定了中国古代言语方式的隐喻性。
　　中国古代哲人不仅运用隐喻象征暗示本体性的形而上之“意”，也用譬、比、喻的方式说明任何一种抽象之理。庄子有“寓言十九，籍外论之”的说法。（《庄子·寓言》）孔子也认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论语·雍也》）《说苑·善说》则记载了善于用譬的惠子用譬喻本身向梁王证明了“王使无譬，则不能言矣”的故事。雄辩的孟子、大智若愚的老子，更是不能离开譬喻而言语。就是中国古代最富有逻辑思辩头脑的后期墨家学派，在《墨经》中不仅反思了运用比喻和类比的规则，还特别善于用举譬的方式来说明他们高度抽象的思辨逻辑。这些都充分说明了比喻在中国古代哲学语言中运用的普遍性、广泛性。尽管隐喻在西方古代哲学中也是普遍存在的，但亚里斯多德却对隐喻在哲学中的合法地位持一种怀疑态度，这显然与中国古代哲人对于隐喻众心一致的偏爱截然不同。另外，与希腊哲学家“独创性的、个人性的隐喻”有所不同[2](P79)，中国哲学家所使用的隐喻是具有象征性、约定性、经典化的特征。中国古代隐喻一种较典型的形式就是在先秦时期运用得非常普遍的寓言。
　　尽管古代中国使用比喻非常普遍，但中国古代哲人并没有把有关现象进行明确的区分界定。刘勰在《文心雕龙》“比兴”篇中所说的“夫比之为义，取类不常。或喻于声，或方于貌，或拟于心，或譬于事”，其中的“比、喻、方、拟、譬”，虽有些微不同，但在古代哲学语言中都统一在“比”的名下，基本上是在同一个意义上使用的。因此，现代学者对于中国古代这种比、喻、譬的语言现象，有的是沿用传统修辞学的语汇，习称“比喻”，把象征隐喻看成比喻之一种，也有学者从宏观的文化视野出发，把中国古代的比、喻、譬都用隐喻来统摄。我们认为，在这里如何称呼并不重要，正如鲍海定所指出的，中国古代哲人从不怀疑隐喻表达式的哲学价值，以及中国古代哲学家运用隐喻的普遍性、“约定性的和高度组织化”，这正表明，古代中国具有运用隐喻的语境。“在中国古代的语境中，隐喻首先是一种逻辑现象，而不是一种文体风格的技巧。　　”“它们的内容早已经编织在中国人的语言能力（
山东师大学报：社科版济南14～20B5中国哲学赵奎英20002000中国古代哲人虽然认为语言有很大局限性，却非常重视意象化的言语方式。他们以比喻、对反、反复为主要方式，打破名言、概念的片面规定性，把语言的混整性、不确定性都突现出来，使得在古代早期哲学着作中，诗、语言与思，哲学、文学与审美之间的界限消解了。而语言的诗化，不仅在于语言学上的修辞方式，而且根植于中国古代天人合一，阴阳对反、循环往复的共时态思维和空间化的“诗性时间”之中。空间化时间具有一个非线性发展的同时性结构，蕴含着一种诗性本源。言语/思维/诗化/空间化　　speech/thinking/poetic nature/related to space收稿日期：2000-03-08Poems,Remarks, ThinkingOn the Poetic Nature of the Language and　Thinking　in　AncientChinese Philosophy　　(Department of Chinese, Shandong Teachers'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 250014)Though considering　the　limiattion　of　language,　 ancientChinese philosophers paid　enough　attention　to　the　way　ofimages in speech. With metaphor,　paradox　and　repetition　asthe main means,　they　broke　the　one —sided　convention　ofremarks and concepts, putting forward　the　indefiniteness　oflanguage, diminishing the boundary between language, thinking, philosophy, literature and aesthetics.　 The　poetic　naturedid not only lie in the figures ofspeech,　but　also　in　the"poetry—nature time" of the ancient Chinese　philosophy.　 Thespacious time　has　a　synchronic　structure　of　non　—lineardevelopment, bearing the source of poetic nature.山东师范大学　中文系，山东　济南，250014　　赵奎英（1969—），女，山东菏泽人，山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讲师，山东大学博士生。 作者：山东师大学报：社科版济南14～20B5中国哲学赵奎英20002000中国古代哲人虽然认为语言有很大局限性，却非常重视意象化的言语方式。他们以比喻、对反、反复为主要方式，打破名言、概念的片面规定性，把语言的混整性、不确定性都突现出来，使得在古代早期哲学着作中，诗、语言与思，哲学、文学与审美之间的界限消解了。而语言的诗化，不仅在于语言学上的修辞方式，而且根植于中国古代天人合一，阴阳对反、循环往复的共时态思维和空间化的“诗性时间”之中。空间化时间具有一个非线性发展的同时性结构，蕴含着一种诗性本源。言语/思维/诗化/空间化　　speech/thinking/poetic nature/related to space收稿日期：2000-03-08

网载 2013-09-10 20:47:10

驗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