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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本文依据俄国和一些东欧国家近年解密的档案文献考察了1948年苏南冲突的历史真相。文章认为，苏南之间以往的矛盾并没有影响其关系的性质，直到1948年初苏南仍然保持着联盟关系；冷战的发生使斯大林改变了对西方及东欧各国的政策，而铁托对这一政策性变化的误解造成苏南之间的重大分歧；苏南分歧的焦点在巴尔干，即南保联邦、南阿关系及希腊革命问题；斯大林要求社会主义阵营绝对服从莫斯科统一指挥和铁托坚持要保证南共在巴尔干的特殊地位导致苏南最终分裂；南斯拉夫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是苏南冲突的结果，而不是它的起因。
　　1948年爆发的苏南冲突是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后社会主义同盟的第一次大分裂，其结果对以后几十年苏联、东欧乃至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都具有重大的影响。然而，这场冲突究竟从何而起，隐藏在意识形态方面舌枪唇战背后的真实原因何在？争论双方囿于当时的立场和历史条件，所发表的文件和回忆录往往是片面的、零碎的，并带有明显的倾向性。随着档案文献的不断披露，历史需要重新认识和阐释。本文拟通过梳理近年来解密的俄国和东欧国家的档案文献，考察苏南冲突起因的历史真相。[1]
　　联盟：冷战与苏联对东欧政策的转变
　　当1948年6月共产党情报局布加勒斯特会议宣布将南共开除的时候，不仅在南斯拉夫引起了震动，而且也使西方国家感到“大为惊奇”。[2]事情的确来得突然。1948年1月共产党情报局还在其总部所在地贝尔格莱德召开编辑部会议，半年之后，南斯拉夫共产党竟然被作为异教徒逐出教门，其间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
　　对于此项举措的始因，苏南双方有不同的解释。日丹诺夫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指责南共“在国内外政策的主要问题上执行的是一条错误路线，是脱离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路线”，出席会议的欧洲各国共产党对此一致表示赞成。[3]以后，这种看法便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在这一问题上的正统观点，以至在60年代中苏论战时，中国共产党还认为，战后不久南共就“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走上了修正主义的道路，使南斯拉夫的党和国家政权逐步地蜕化变质”。[4]另一方面，南斯拉夫人的说法则是，苏南冲突的根源至少可以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而冲突的原因在于斯大林对南共执行的与莫斯科方针相抵触的独立政策不满。[5]具有各式不同说法的这种解释在以后几十年中为许多西方学者所接受。[6]
　　无论是突出意识形态（苏联），还是侧重国家关系（南斯拉夫），上述两种说法都片面地、过分地强调了苏南之间的分歧，都认定南斯拉夫在战后就走上了一条与苏联不同的独立道路，似乎1948年的冲突就是这种长期以来分歧的延续和总爆发。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历史文献表明，苏南之间以往的矛盾并没有影响其关系的性质，直到1948年初苏南仍然保持着联盟关系。南斯拉夫一直是苏联最忠实的盟友，与其他东欧国家相比，贝尔格莱德无论在革命性，还是在社会主义化的程度方面，都紧步莫斯科的后尘。而斯大林对铁托纵然心有芥蒂，对他的期望和利用也超过了任何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
　　在战争期间，尽管铁托与斯大林之间互有不满情绪，但是就总体而言，南共与苏联的关系是友好和密切的。南共始终与莫斯科保持着通讯联系，并接受苏联政府的指导和帮助。南共党人“把对苏联领导的忠诚看成是它的建设和发展的因素”，在他们看来，“斯大林不仅是不可争辩的和天才的领袖，而且是新社会的理想和希望的化身”。[7]同样，早在1943年共产国际就认为，从军事和政治意义上说，南共都“应当成为巴尔干国家的核心”。[8]战争即将结束时，苏南领导人频繁接触，讨论战后政治、经济和苏南关系问题。1944年4月，莫洛托夫向来访的南共中央书记吉拉斯保证，苏联将在政治上和军事上支援南斯拉夫人民解放运动，问题只在于要选择对双方都有利的时机。[9]1944年11月，即欧洲战事结束前半年，访问莫斯科的南共中央书记卡德尔就建议和苏联共同成立联合股份公司，以便开采南斯拉夫的矿产——铜、汞、铝矾土。[10]南共政治局委员赫布朗1945年1月访问莫斯科时，斯大林答应战后向南提供经济援助，特别是派出军事顾问和提供技术装备，帮助南改编和建立现代化的军队。斯大林甚至原则上同意了南斯拉夫战后对匈牙利、奥地利、意大利、罗马尼亚和希腊等周边国家的领土要求。[11]1945年4月，南政府副总理舒巴希奇赴苏与莫洛托夫就外交、经济和政治问题交换了意见。[12]双方签署了“苏南友好、互助和战后合作条约”。这是当时苏联与东欧国家签订的第一个友好条约。
　　战后初期，斯大林的主导思想和战略目标是保持大国合作态势，维持与西方盟国在战时结成的伙伴关系，通过与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合作，巩固和发展苏联在雅尔塔-波茨坦体系中所获得的政治权益。为此目的，在雅尔塔体系划给苏联的势力范围之外，斯大林主张共产党放弃武装斗争，进入资产阶级议会，与其他政党组成联合政府。[13]在苏联的势力范围之内，斯大林在保证各国共产党占主导地位的同时，反对他们按苏联模式建立垄断政权的企图，而是劝告共产党与自由党人、社会党人和农民党结成联盟，建立联合政府。还在战争期间，莫斯科就下令，在罗马尼亚占领区“绝对禁止实行苏维埃化”。日丹诺夫则对芬兰共产党人实行一党政府和“把芬兰归并于苏联”的愿望提出了批评。1945年秋天，苏联驻匈牙利公使普希金又指责匈共脱离了欧洲各党都采取的“共同路线”。[14]甚至到1946年9月底，斯大林还明确地向季米特洛夫表达了这样的观点：保加利亚不要急于推进社会革命进程，而要根据大局的要求考虑社会革命进程的发展。斯大林解释说：“我们曾认为苏维埃的形式是通向社会主义的唯一形式。事实表明，苏维埃的形式是最好的形式，但不是唯一的形式。”[15]与东欧其他各党不同，苏联虽然也曾表示反对在南斯拉夫实现苏维埃化，反对由共产党单独成立临时政府，[16]但实际上，对于南共领导人在国内政策方面逐步实施的比较激进的措施，莫斯科很快就采取了默许，甚至赞赏的态度。
　　南斯拉夫于战后采取了更加紧密地向莫斯科靠拢的方针。尽管铁托在1945年8月10日答外国记者问时，否认实行了社会主义的社会措施，但后来还是承认在南斯拉夫建立了与苏联相类似的政权形式。[17]在战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南斯拉夫便使国内农业走上了集体化的道路。1945年8月临时国民议会通过了土地改革法，当年底又通过一项法律，取消了农民的一切债务。1946年7月，国民议会通过了合作社基本法，开始向集体经济过渡。1946年12月通过了全面国有化法令，它在许多方面只不过是把现状正式肯定了下来。从理论上说，在少数几个未列入国有化的工商业部门中，私有制仍然允许存在，但实际上不过是装装门面而已。[18]对此，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在1947年的一份报告中给予了高度评价，赞扬南斯拉夫在东欧国家中率先为新制度奠定了基础，其政权形式“在很大程度上对其他国家具有榜样作用”。[19]在政治方面，南共虽然同意组成各党联合政府，但并没有采取保证各党权力平等的实际措施。1945年11月南斯拉夫人民农民党领袖向苏联大使萨德奇科夫抱怨南共在制宪会议选举中没有遵守与他们达成的精诚合作的诺言，希望莫斯科出面干预。苏联大使以不干涉内政为由采取了回避态度。[20]同年12月14日南斯拉夫通过了新宪法，萨德奇科夫在向莫斯科汇报时满意地指出，它在许多方面都是依据苏联宪法制定的。尽管该宪法保留了部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宪法的内容，“但是草案的其他各条均体现出未来实行阶级区分政策的基本路线”。报告中还特别提到，卡德尔在回答苏联大使关于社会主义提法的问题时说，南共将在该宪法的基础上“收拾资产阶级”，并且“势必要走上用暴力镇压他们反抗的道路”。至于南共针对反对党所采取的措施，苏联大使也表示满意，认为“成效已经显现出来”。萨德奇科夫还指出，南共“正确地认为举行制宪会议选举和宣告共和国成立是在确立新南斯拉夫外交政策的斗争中所取得的决定性胜利。他们把这一胜利与苏联积极支持新南斯拉夫的外交政策相联系。”[21]
　　在此期间，苏南进一步加强了经济、政治合作。1946年1月，铁托向苏联大使提出，根据以前的协商，打算派军事代表团到莫斯科讨论培训和装备35-40万人的南斯拉夫军队，并表示可以利用建立苏南联合公司的形式使苏联能给予南斯拉夫的军事工业以更广泛的援助。[22]1946年6月米高扬和南贸易部长彼得罗维奇签署了经济合作协定书，规定在南斯拉夫建立8个合营股份公司，并拟定审议建立林业和造纸工业公司的建议。协定书还规定了苏联在电气化、食品、纺织、化学、机械工业、建筑材料生产和农业领域向南提供援助。[23]苏南之间的政治合作主要体现在对马歇尔计划的立场和建立共产党协调组织的问题上。马歇尔计划的提出使莫斯科面临一种两难选择：要么冒险让西方的影响渗入自已的势力范围，要么就使东欧与西方脱离接触，从而违背自已的意愿迅速分裂为两个对立的阵营。[24]斯大林选择了后者。苏联对马歇尔计划的反应标志着斯大林战后对外战略的根本转变，即由大国合作政策转向集团对抗政策，而为实现这一转变的首要措施就是建立了共产党工人党情报局。[25]与其他所有东欧国家的共产党不同，在这两个问题上，南共都是积极和主动向莫斯科靠拢的，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参与了谋划。
　　如果说其他东欧国家都是在苏联的压力下被迫拒绝马歇尔计划的，那么南斯拉夫则在事前即主动与苏联进行了协商，以采取共同立场。早在1947年6月吉拉斯出席法共代表大会时，就与当时在巴黎同西方国家代表讨论马歇尔计划的莫洛托夫达成了协议：抵制马歇尔计划。[26]7月7日夜晚，莫斯科向东欧各党领导人发出急电，禁止他们的国家派代表出席将在巴黎召开的讨论马歇尔计划的会议。而在此之前3天，即7月4日，卡德尔就打电话告诉苏联大使拉夫连季耶夫说，“南斯拉夫政府打算发表一项声明”，“南斯拉夫不能在没有苏联参加的情况下参与拟定这样的计划”。[27]无疑，南斯拉夫与西方尖锐的对立状态[28]使莫斯科感到，抵制马歇尔计划首先可以得到贝尔格莱德的赞成。而铁托也认为莫斯科将对西方采取的强硬立场，恰恰是与南共以前的激进主张相吻合的。这里，与其说是铁托要追随斯大林，毋宁说是莫斯科需要贝尔格莱德的支持。这一点特别表现在组建共产党情报局的问题上。
　　“建立新国际”的问题最早是匈共总书记拉科西1946年5月17日在匈共中央会议上提出来的。斯大林在6月8日夜晚与铁托和季米特洛夫的谈话中也讲到要建立新的国际组织，并建议由南斯拉夫人发起。就新国际的作用而言，拉科西和斯大林都严厉指责了第三国际，而强调新的国际组织只是交流情报和经验，并不是要约束各国共产党的行动。[29]但是，当1947年8月建立情报局的任务真正提到日程上来的时候，斯大林却感到他所需要的国际机构恰恰是要用来规范欧洲各国共产党行为的。这一点，从1947年9月共产党情报局第一次会议形成的决议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在东欧各国取消各党的民主联合政府，而成立清一色的苏维埃政权；批判法国和意大利党仍然固守的合法斗争策略，强调苏联模式是通向社会主义的唯一途径。特别是苏联在会议上提出了“两个阵营”的理论，更加表明了莫斯科要求各国共产党行动一致的决心。[30]
　　斯大林为这次会议做了充分准备，通过对东欧各党情况的分析，确定以南斯拉夫作为会议上的合作伙伴。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在会前编写了关于世界各国共产党状况的报告，其中赞扬最多、评价最高的就是南共。在对其个别对外政策提出批评意见——与对其他各党的批评相比要轻微得多——的同时，报告高度评价了南共在战争年代武装斗争中的作用和成就，以及在建立和巩固共产党政权，建立相应的社会经济模式中取得的成绩。报告特别赞赏南斯拉夫的对外政策，尤其是贝尔格莱德反对西方的坚定立场，称其为“巴尔干和平和民主的堡垒”。报告也没有忘记肯定南斯拉夫的亲苏政策：“新南斯拉夫领导人发表的所有言论”，“证明了与苏联的亲密友谊，充满了对苏联深深的感激之情”；南斯拉夫在国际舞台上“始终不渝地支持苏联代表提出的所有建议，并且坚持苏联代表的观点”。[31]或许正是这份报告的作用，苏联领导人最终确定把南共作为会议中的依靠力量而不是批判对象。斯大林不仅于会前就有关事宜与铁托交换了意见，而且还删去了会议报告草稿中对南斯拉夫批评的段落。1947年9月上半月日丹诺夫为情报局成立大会撰写报告草案时，似乎是为了形式上的“平衡”，在使用很多篇幅批评法共和意共的同时，也顺便提了一下南斯拉夫在的里雅斯特问题上的错误。然而，在会议的正式报告中，连这一点小小的批评也不见了。[32]
　　于是，在1947年9月22-28日召开的会议上，南斯拉夫人便成为联共（布）代表团最积极的支持者。卡德尔在发言中做出了这样的论断：“莫斯科-贝尔格莱德联盟——这是我们取得独立的主要支柱”。不仅如此，南共代表还接受了日丹诺夫交付的任务：在会议上对法共和意共公开提出批评。[33]日丹诺夫在写给斯大林的报告中对南共代表的立场和发言给予了充分的肯定。[34]会议决定将情报局总部设在贝尔格莱德，这一点也反映出南斯拉夫对苏联的支持和斯大林对铁托的欣赏。[35]此后，情报局编辑部又提出在贝尔格莱德建立一个无线电中心，以便“与所有的情报局成员国共产党及联共（布）中央”进行秘密的双向无线电联系。对此，南共欣然同意，并责成内务部长兰科维奇负责，在一个月内与苏联合作完成这项任务。[36]
　　情报局会议后南共表现得更加积极。1948年1月28日，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关于情报局会议后南斯拉夫反应的调查报告指出：“共产党代表协商会议的决议受到南斯拉夫人民的热烈欢迎”，南共“高度评价决议是具有重大国际意义的重要文献”。“这些决议是南斯拉夫主要的外交政策”，并“进一步巩固和增强了南斯拉夫人民对苏联的好感”。“南斯拉夫所实行的对外政策完全符合九国共产党代表协商会议宣言的原则”。[37]这一评价充分表明，此时苏联对南共的表现仍然十分满意。
　　然而，在此时亲密的苏南关系当中，正隐藏着随时都可能爆发的危机。危机的根源在于斯大林转向冷战政策的实质，以及铁托对这一实质的误解。与当时“自由世界”政客们所持的看法——在一定程度上铁托所持的就是这种看法——刚好相反，斯大林进行冷战的目的并不是要发动世界范围内反对美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38]他的战略目标依然是保证苏联在雅尔塔体系中划分的势力范围，只不过实现这一战略的手段已有所改变，即内线进攻，外线防御。如果说以前斯大林希望通过放松对东欧国家的控制以取得美国的合作，那么现在斯大林则想通过采取强硬路线，迫使华盛顿承认苏联在东欧的绝对地位。至于苏联势力范围以外的地区，斯大林并不想让那里的革命斗争影响其在冷战初期的战略安排和步骤。铁托过高估计了莫斯科强硬路线的革命性，他没有想到南斯拉夫在情报局会议后所推行的革命战略，恰恰打乱了斯大林的安排和步骤。而斯大林则低估了铁托的独立性和倔强性格，他没有想到南共会在苏联提出反对意见后仍然坚持自已激进的外交政策。这样，一场冲突就在所难免了。
　　[1] 本文使用的俄国档案，除引自笔者在美国国家安全档案馆和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收集的档案复印件外，还转引自俄文刊物、专集和国外学者的论着。至于东欧国家的档案，则全部转引自俄文或英文材料。
　　[2] 斯蒂芬·克利索德编：《南苏关系（1939-1972）：文件与评注》，人民出版社1980年中文版，第377-386、123页。
　　[3]Совещания Коминформа, 1947, 1948, 1949.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М.1998,лл.407-417. 欧洲各党代表在会议上的发言，见该书第418-447页。
　　[4] 《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162页。
　　[5] 关于这方面的详细论述，见爱德华·卡德尔的《卡德尔回忆录（1944-1957）》（新华出版社1981年中文版）、米洛凡·吉拉斯的《同斯大林的谈话》（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年中文版）、兹冯科·施陶布林格的《铁托的独立道路》（新华出版社1987年中文版），特别是弗拉迪米尔·德迪耶尔的《苏南冲突经历（1948-1953）》和《铁托传》（三联书店1977年中文版）等着作。
　　[6] 比较典型的论述可见《南苏关系》一书中克利索德的概论。
　　[7]《同斯大林的谈话》，第1、4-5页。
　　[8] 《南苏关系》，第218页。
　　[9]АВПРФ（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ф.6,оп.6,п.58,д.794,лл.1-9.
　　[10]АВПРФ,ф.144,оп.28,п.114,д.4,лл.220-221. См.：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1993,№2,л.16.
　　[11]АВПРФ,ф.6,оп.7,п.53,д.872,лл.8-28.
　　[12]АВПРФ,ф.6,оп.7,п.53,д.872,лл.29-30.
　　[13] 笔者对这个问题的详细论述见沈志华、张盛发：“从大国合作到集团对抗——论战后斯大林对外政策的转变”，载《东欧中亚问题》，1996年第6期。
　　[14]РЦХИДНИ（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ф.77,оп.3c,д.60,лл.7,40;д.63,л.33;АВПРФ,ф.77,оп.27,п.121,д.11,л.24. См.： Г.П.Мурашко и А.Ф.Носкова： "Советский фактор в послевоенной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е（1945-1948）" -Советская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в годы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1945-1985, М.1995, лл.76-77,89-90,79.
　　[15] 内·甘乔夫斯基：《季米特洛夫的晚年》，人民出版社1991年中文版，第106-107页。
　　[16]АВПРФ,ф.6,оп.6,п.58,д.794,лл.1-9;ф.6,оп.7,п.53,д.872,лл.8-28.
　　[17] 《铁托言论选》，三联书店1963年中文版，第22-23、54页。在苏南冲突以后出版的文本中删去了这句话。
　　[18] 详见查尔斯·麦克维克：《铁托主义：国际共产主义的榜样》，商务印书馆1963年中文版，第106-108、18-19页。
　　[19]РЦХИДНИ,ф.575,оп.1,д.41,лл.1-22. См.： Л.Я.Гибианский： "Коминформ в действии, 1947-1948гг. По архивным документам",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6,№1,л.164.
　　[20]АВПРФ,ф.6,оп.7,п.53,д.868,лл.16-18.
　　[21]АВПРФ,ф.144,оп.29б,п.154,д.3,лл.22-28;ф.144,оп.29,п.117,д.28,лл.139-146.
　　[22]АВПРФ,ф.144,оп.30,п.118,д.10,лл.19-20. См.：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 1993,№2,л.29.
　　[23]Историко-внешне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й отдел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внешних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связей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ф.Договорно-правовоеуправление,оп.11876,д.55,лл.14-16;17-19.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 1993,№2,л.30. 由于在谈判中出现矛盾，这些公司后来只建成了两个。
　　[24] Vojtech Mastny： The Cold War and Soviet Insecurity, The Stalin Years. New York, Oxford, 1996, p27.
　　[25] 笔者对这一观点的详细论述见沈志华、张盛发：“从大国合作到集团对抗——论战后斯大林对外政策的转变”，载《东欧中亚问题》，1996年第6期。关于苏联对马歇尔计划反应的最新档案材料可见S.D.Parrish： "The Turn Toward Confrontation： The Soviet Reaction to the Mashall Plan, 1947"; M.M.Narinsky：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Mashall Plan", CWIHP（冷战国际史项目） Working Paper, №9,1994.
　　[26] 《同斯大林的谈话》，第98-99页。
　　[27]АВПРФ,ф.6,оп.9,п.82,д.1285,л.62.
　　[28] 驻贝尔格莱德的美国外交官斯蒂芬回忆说，“在外交领域，南斯拉夫是所有苏联卫星国中最坚定，最好战的一个”。C.G.Stefan： "The Emergence of the Soviet-Yugoslav Break： A Personal View from the Belgrade Embassy", -Diplomatic History, 1982,V.6,№4,p387.
　　[29] Csaba Békés： "Soviet Plans to Establish the Cominform in Early 1946： New Evidence from the Hungarian Archives", -CWIHP Bulletin, Issue10, March 1998, pp135-138；《铁托传》，第88-89页；《铁托的独立道路》，第49-50页。
　　[30] 值得注意的是，在日丹诺夫报告的初稿中本来没有“两个阵营”的提法，这一概念是在请示了斯大林之后加进去的（参见Parrish前引文）。这显然说明，苏联领导人在马歇尔计划提出后，下决心放弃了过去与西方合作的政策。
　　[31]РЦХИДНИ,ф.575,оп.1,д.41,лл.1-22.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1996,№1,л.164.这样的记录总共有37份。关于东欧其他共产党的报告见ф.575,оп.1,д.9,11,14,32,33,39,41。
　　[32]РЦХИДНИ,ф.77,оп.3,д.91,лл.46-47;д.98,лл.2-3. См. Совещания Коминформа, лл.15,17-18. 在公布的报告文稿中，对法共和意共的责难被省略了。
　　[33] 卡德尔和吉拉斯的发言见 Совещания Коминформа,лл.123-142。
　　[34]РЦХИДНИ,ф.77,оп.3,д.92,лл.46-51. См. Совещания Коминформа,лл.322-323.
　　[35] 日丹诺夫和马林科夫在9月25日给斯大林的报告中说，捷共和南共都要求把情报局这种具有协调职能的机构设在他们那里。РЦХИДНИ,ф.77,оп.3,д.92,л.54. См. Совещания Коминформа,лл.326.
　　[36]РЦХИДНИ,ф.17,оп.128,д.1136,лл.1-3.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1996,№1,л.162.
　　[37]РЦХИДНИ,ф.575,оп.1,д.53,лл.296-299.尽管情报局会议之后，苏联驻南使馆不断向莫斯科寄发有关批评南领导人的情报，但外交部巴尔干国家司司长拉夫利舍夫于10月8曰给莫洛托夫写了一个报告，坚决反对大使馆带有偏见的描述。АВПРФ,ф.144,оп.31,п.124,д.29,лл.7-9.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1996,№2,лл.169-170.
　　[38] 可以证明这一点的是，苏联没有邀请中国和希腊共产党参加波兰会议，而当时这两党正在领导着各自国家的显然是追随苏联道路的革命斗争。也许正是由于美国人直接参与了这两国家的冲突，日丹诺夫在情报局会议上洋洋万言的报告中，只有区区四行文字谈到美国对中国和希腊的干涉，而对于这两个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则只字未提。见Совещания Коминформа, лл.152-181。
 

沈志华 2013-08-27 16:29: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