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中国社会的冲突与和谐

朱学勤

　　2004年9月19日，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上，中国共产党正式提出了“建设和谐社会的”的历史目标，并且指出，那将是一个“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

　　这是一个财富增长的时代。改革开放的25年，是社会财富高速增长的25年，也是社会利益日益多元化的25年。在财富积累过程中，由于对财富和资源的占有程度和占有渠道的不同，以及与此互为因果的地位和权力的不同，我们的社会，已由几大阶级，变迁为共处的若干阶层和更多的群体。

　　这是一个利益分化的时代。但是，如果分化超出了公平的底线，则将在各个阶层和各个群体间制造出鸿沟和对立。这不仅有损社会公正，还将影响社会和谐，成为社会不稳定甚至动荡的根源，使得所有人的利益得不到保障。社会利益必然分化，但社会共同体不能分裂。我们应该理性地看到：目前社会分化的本质，是改革开放以来，在整个社会财富整体增长的前提下，由于利益分配不平衡或不公平引发的利益分化，引致不同阶层间和群体间的利益冲突。通过政策的调整和规则的重构，我们完全应该且能够重新协调各方利益，预防分裂和冲突的发生，走向和谐。

　　这是一个权利申张的时代。每一个阶层，每一个群体，每一个个人，都有权力主张自己的权利。但是权利的申张，不应是恃强凌弱，不应是以暴易暴。只有在理性和法治的秩序中，才能实现互利和共赢。

　　这是一个渴望和谐的时代。平衡财富分配，扶助弱势群体，推动社会公平，构建和谐社会，是2004年舆论的中心议题。人民的意志升华为执政党的主张，并在年末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被具体化为“维护群众利益、促进社会公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勿庸讳言，社会冲突在2004年已显出苗头。我们更希望，这一年成为中国走向和谐社会的新起点。(本刊记者/唐建光)

　　以民为主是和谐之源

　　2004年，中国恰好跨入人均产值800～1000美元大关，即进入利益分化、甚至利益冲突的多事之秋。社会发展进入了高风险区域，这是改革开放步步深入的标志，也将考验我们这个民族是否有智慧化冲突为和谐

　　这是改革开放第25个年头，背负两千年帝国传统、拥有十三亿人口的一个巨型社会，正在涉入现代化转型的深水地带。

　　现代性产生稳定，现代化却产生不稳定。社会学则说得更为具体：当发展中国家突破人均产值800～1000美元大关，即进入利益分化、甚至利益冲突的多事之秋。经济统计告诉我们，2004年的中国恰好跨进了这一门槛。由此而言，这一年出现一连串社会冲突新闻 无论是全局性的信访洪峰，还是中西部地区的群体事件，都不应该让人意外：社会发展进入了高风险区域，这是改革开放步步深入的标志，也在考验我们这个民族是否有智慧化冲突为和谐。

　　两千年封建传统，一百五十年血火历程，三十年“阶级斗争”，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沉淀有种种戾气。西南小市街头，仅因市井之徒一句狂言，即能点燃民众愤怒，并迅速扩张为街头暴力事件。所幸地方当局“柔性处理”，化解了这一突发事件。此一事件或可证明现代化确实带来不稳定，而“柔性处理”则意味着政治文明的积累。循此方向，方能顺利完成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以此为前提，也才能实现社会和谐的软着陆。

　　然而，时下并不是所有官员都能理解并接受什么是“柔性处理”。在另一些地区，官员为寻找不到民众对话代表而发愁；一旦事件平息，则“枪打出头鸟”，不抓人、不捕人就不足以平“官愤”。秋后算账能得逞于一时一地，但在社会总效果上，则使民间积怨重归沉默，沉默一旦爆发，最终牺牲的是当地社会的和谐。

　　以往种种悲剧性事件说明，能够破坏社会和谐的祸首，并不在这个社会的外部，而是社会内部部分官员对民众根子上的不信任。要拒绝外部世界对中国的“妖魔化”，首先就应该反对这个来自内部的“自我妖魔化”：一有冲突，不能坦然视之，遵循法治轨道理性化解，而是视之为洪水猛兽，急欲打压。

　　改革开放进入第25个年头，已经出现“开放”推动“改革”的深刻变化。今年是中国加入WTO第三年。各行各业都在清点入世以来的成绩单，国外的评价似乎也令人满意。但是不能忘记，在经济运行“入世”的同时，社会生活的另一些方面也在“入世”。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是签署了《政治权利与公民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的，这是政府诚信的最大所在。如果我们在落实公民权利方面，积累起与经济入世一样令人瞩目的进步记录，那么中国的市场经济资格问题，也不必满足于拉美、南亚这些国家相继承认，应该获得更为可喜的进展。

　　改革开放进入第25个年头，还出现了“民知”倒逼“民主”的生动局面。民众知情权的步步扩大，必然带来步步扩大的民主要求。知道，知道，以“知”为“道”，以不“知”为无“道”。一个不“知”无“道”的社会，是一个愚昧社会，愚昧一旦沉默，则深不可测：什么都不会发生，什么都有可能会发生。近些年推行“干部任前公示”、“公推公选”，以及最近报道宿迁三千干部向民众不仅“述职”还要“述廉”的做法，都值得肯定。与此同时，还应该在更为广阔的范围扩大民众的知情权。“重大事务要让人民都知道”，这是现代和谐的根本保证。现代和谐与古代和谐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前者是以民主制度为基础，而后者仅仅保持民众沉默的外貌。在民智已开、民知初现的今天，以民主求和谐，则和谐存，以蒙昧之下的“和谐”抑民主，则和谐与民主皆亡。

　　和谐并不是没有利益分殊，而是知道利益分殊、却能够通过民主手段避免零和博弈。毋庸讳言，改革初期的万众一心，已经为今天的利益分殊、心态不一所取代。人们的分歧所在，并不在于谁要社会公正谁不要社会公正，而在于为什么会发生社会不公正，怎么样才能克服社会不公正。

　　我们认为，市场经济不是原罪，恰恰相反，如果有原罪，原罪来自市场的背后：社会内部非经济领域的权利不平等。是权利不平等扭曲中国的市场机制，是权利不平等造成中国的贪贿横行，是权利不平等造成人人关心的三农问题。

　　25年来，中国曾经错失过多次能够以比今天更小的代价处理这些问题的历史机遇。即使如此，我们也不赞成某种不负责任的倾向，以暴易暴只能是以另一种不公正取代目前的不公正，重新开始又一轮历史循环。我们也不赞成甘言饴人，以道德怜悯来满足道德自恋。是权利的问题，就应该从权利配置来解决；是制度性问题，必须从制度层面来突破。我们目前尚能谨慎乐观的原因在于，25年的改革开放虽有波折，但还在前行；而社会进步则获得了自我惯性，甚至产生了自发创新的机制：如浙江出现集体工资谈判，劳资互利；如怒江、虎跳峡大坝之争，弱势者身后出现了自发的NGO力量；而银川出租车司机的罢工，也能以罕见的政府妥协而告终。

　　这一年谁都在说“以人为本”，人们乐于接受。从去年的“公民维权”到今年的“以人为本”，并不是其他，而是“以民为主”：让每一个农民、市民都发展为权利自足的公民；让每一个公民都成为经济运行的主体，文化活动的主角，还有政治参与的主人。(文/朱学勤 作者为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

　　2004中国社会的冲突与和谐之二：新力量新权利

　　这是一个权利的时代。每一个阶层和群体都在申张自己的权利，试图在当前和未来的社会中，争得一个相对有利的位置。

　　但是，每一群人争取自己利益的目标和能力是不同的。对于相对弱势的群体来说，他们渴望的是公平的财富分配和平等的权利分享，不致让弱者更弱；而对于另一群人来说，他们要求的是与其日益增长的财富和地位相当的政治和社会权力，以使强者更强。

　　在一个日益多元化的社会，任何正当的诉求和主张都是可以包容的。但是建立一个公正合理的规则，才能避免使这场权利之争成为零和游戏，才能使各个阶层实现共赢共荣，公平(但不是平均)分享社会进步的成果...

　　2004中国社会的冲突与和谐之三：新机制新秩序

　　在这个利益快速分化组合的年代，伴随着新势力或新利益集团的诞生，以及新形态矛盾和冲突的出现，人们亟需在日显捉襟见肘之态的旧机制、旧平台、旧框架之上确立新的利益协调和谈判之道。这注定不会是一个一蹴而就的过程。可喜的是，当对过去一年来各种各样的矛盾和冲突进行盘点的时候，我们发现在这些矛盾和冲突的消解过程中，正酝酿着产生协调利益的新机制、新平台、新框架的巨大可能。

　　浙江温岭的工资集体协商机制表明，“劳资双方间的‘斗争’可以逐步被以‘合作’为本质的劳资关系所代替”，而甘肃银川出租车罢运事件的妥善解决，除了向人们展示这种矛盾冲突的可能妥协之道外，更表明重要的是要建立各方参与的谈判机制，而不是由政府或强势部门单方面制定规则。

　　从协调利益的视角出发，“铁本事件”也不仅仅是宏观调控下的一局棋，而更多的是中央、地方和企业之间应该建立怎样的行为边界的问题。同样，“郎顾”之争也超越了个人恩怨乃至学术之争本身。民众偏颇但不乏朴素理性的质疑能够在接下来的国企改制纠偏中得到体现，应该是这场大辩论最大的收获。

　　而围绕北京“新交法”的博弈与妥协，也充分展示了听证这一利益博弈新平台的功用。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嘉禾事件”的解决和信访制度的改革，向人们揭示了这样的道理：在这个转型的年代，一个“以人为本”的政府，在合理的制度框架内，在协调社会各阶层、各集团矛盾方面，仍然有着较大的作为空间...

　　2004中国社会的冲突与和谐之四：通向和谐社会之路

　　人人都向往和谐的社会。然而，要建设和谐社会，既需要制度建设，也需要社会建设与精神建设。当然，最重要的是政府知道自己权力的界限，致力于推进法治与民主，同时为社会建设和精神建设留出宽松的空间。

　　近年来，恶性暴力事件频繁发生，马加爵连环杀人案，杨新海连环杀人案，重庆铜梁县巴川镇洗马村4社茶馆爆炸案。最令人震骇的，则是接连发生的幼儿园和学校血案。此类事件以一种极端形态，间接地折射了我们所处的社会的精神状态。

　　即使在日常生活中，普通人似乎也都常常找不到平和与宁静的感觉，相反，紧张、焦虑、不安似乎已成常态。每个人都愤愤不平，每个人都不惮恶意地看待别人，把别人看成实现自己利益的工具。一种戾气，一种怨恨之气存在于我们的社会中。

　　我们生活在一个财富在增长、但社会却有失和睦、人们未必感到幸福的年代。我们能否及如何走出这种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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