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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洪宪闹剧•杨度•帝王术
　　　　
　　王学泰
　　　
　　《书屋》，2000、7　　
　　
　　其人其事
　　　
　　　　一九一五年袁世凯要作洪宪皇帝的时候，天津《广智报》发表了一幅讽刺洪宪帝制的漫画——《走狗图》。正中是袁世凯的漫画像，头戴冕旒，身披龙衮，垂拱而坐。四方是四条狗，画的是为改变国体、恢复帝制作吹鼓手的筹安会中四大将——杨度、胡瑛、孙毓筠、严复。这是有个典故的。湖北着名的报人刘禺生的《洪宪纪事诗》详细记载了这个典故的来龙去脉。
　　
　　　　有一次筹安会的“六君子”在中山公园的来今雨轩聚会。胡瑛在会上说：外间皆呼我等为走狗，究竟是不是走狗？杨度曰：怕人骂者是乡愿，岂能任天下事哉。我等倡助帝制，实行救国，自问之不愆，何恤乎人言。即以“走狗”二字论，我狗也不狗，走也不走的。孙少侯（毓筠）曰：我不然，意志既定，生死以之，我狗也要狗，走也要走的。严幼陵曰：我折衷其说，狗也不狗，走也要走的。胡瑛曰：然则我当狗也要狗，走也要走。第二天，“走狗”言志，传遍津、京。因此，才有天津《广智报》漫画的出现。
　　
　　　　过去看到这个记载，每为严复可惜。他毕竟是“作过”《天演论》、翻译了大量西方社会科学名着的一代宗师；后来又为杨度可惜，他多次声称一生为了“救国”，晚节似更可风。待读了《洪宪纪事诗》及有关的文献才发觉他们发起和组织筹安会，陷入洪宪帝制闹剧的泥潭当中不是偶然的，这些人的失足都是事有必至，理有固然的。
　　
　　　　一
　　
　　　　在近现代史上，杨度是个怪人，从他的生平经历之中，我们可以看到许许多多的异于常人之处。这些有的是“时势使之然”，有的则是他花了很大精力主动争取来的。
　　
　　　　杨度（1875—1931）字皙子，号虎公，湖南湘潭人。这位青少年时就被誉为“才子”的名士，却非出于世代书香之门。他的祖父是个跟随着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的湘军。他只升为哨官就战死了。这个小小的“哨官”为杨家留下一些余荫，从此改换了门庭。杨度大伯随父亲参军，借着父亲的余荫作了个小武官，后来积功升为总兵，进入了官宦的行列。杨度的父亲还在家务农，兼作吹鼓手。因为父亲亡故得早，杨度便过继给在战争中发迹变泰的大伯，侪身于仕宦之门，这样才有了读书的机会。可见杨度的出身是不同于一般的读书人的。
　　
　　　　杨度的从学也不同于封建社会的一般文士，他不是那些正统的士子，读高头讲章，死抠八股，以搏取功名；也不是风流才子弄些华章绮句，以邀乡里之誉。他是湖南名宿王壬秋的弟子，王对杨度也优待有加，并可以随便开些玩笑的。在《湘绮楼日记》中常称杨度为“杨贤子”。杨度跟着王壬秋不是学他的经学，而是学其“帝王之学”。后来，杨度又醉心于新学，上了湖南师范。这些学历对当时的士子来说都是有些独特性的。
　　
　　　　一九○三年清政府新开“经济特科”的进士考试，杨度是第一批考生。这科的考题真有些现代“经济学”的味道：“桓宽言外国之物外流，而利不外泄，则国用饶而民用给；今欲异物外流而利不外泄，其道何由策？”像这样的题目，那些八股脑袋大概连题目也弄不懂、更是无从下笔的。懂新学的杨度中一等第二名，按传统说就是“榜眼”，而“状元”的桂冠则被未来的北洋政府的财长梁士诒摘取。在科场上因为名字犯忌而倒霉者，自古以来不乏其例。“状元”是最为人们所妒羡的，“梁士诒”这个名字终于被嫉妒者发现竟是“梁头康尾”（梁启超的“梁”字，康有为字祖诒的“诒”字），而“康梁”作为“戊戌变法”的代表人物，正为西太后所痛恨，于是，梁士诒被除名。杨度受到这个案子的牵连，又是“湖南师范生”，（这是个常出“维新党”和“革命党”的群体）被怀疑是“乱党”唐才常的同党或革命党，也连带被除名。到手的功名，转瞬而失，其懊丧之情可知。而且，事情并未到此为止，慈禧太后口喻要捉拿梁士诒、杨度。
　　
　　　　对出路感到茫然的杨度跑到日本留学，那时出国没有“护照”“签证”之类，从北京去日本比回湖南老家还方便，到日本留学是使杨度成为活跃于清末民初的重要的政治人物一个契机。也许杨度特别具有组织才能吧，到日本不久，他就成为留日学生的重要领导人之一。杨度是主张“君主立宪”的，然而，他从这时起就懂得联络各种各样的人士为自己的未来开辟道路。杨度托人认识了孙中山先生，并向孙先生表示他不赞成革命，但是与之相约：“吾主张君主立宪，吾事成，愿先生助我；先生号召民族革命，先生成，度当尽弃其主张，以助先生。努力国事，期在后日，无相妨也。”（《世载堂杂忆》）他主张君主立宪，但是与黄兴、梁启超都保持了较好的关系。颇有点“挂钩三方来闯荡”的架势。
　　
　　　　一九○五年清政府为了挽救危亡，准备立宪，派载泽、端方等“五大臣”出洋考察。“秀才虽出门，不知天下事”，这些书呆老朽到欧、美、日本转了一趟，大约也是糊里糊涂，没有弄个子丑寅卯，然而考察报告还是要做的，于是就要请个捉刀代笔者了。他们选中了杨度。杨度除了日本，哪里也没去，可是他为清五大臣的出国考察写了考察报告——《中国宪政大纲应吸收东西各国之所长》和《实行宪政程序》。从此，暴得大名，政府的高层人士中都知道了有个“懂法”的杨度。
　　
　　　　一九○七年，清政府袁世凯、张之洞联合保荐杨度，说他“精通宪法，才堪大用”。这位仅有举人功名的杨度以四品京堂充宪政编查馆提调，如果一九○三年他中进士授官，也不过六七品之间，而这次遽以四品使用，可见朝廷对他的看重。当然，这也是袁、张力荐的结果。从此，他对袁世凯怀有知遇之感，或深或浅地参与了袁世凯的许多政治活动。
　　
　　　　清政府关于“立宪”的文件多出于杨度之手。此时朝廷要搞“法治”了，而王公大臣们根本不知道“法”为何物。于是，这些王公大臣表示要起带头作用，积极“学法”，而朝中最懂法的杨度便被委任为高级“讲师”，得以出入颐和园，为这些王公大臣们开了宪法讲座。从此，他与许多满洲亲贵拉上了关系。
　　
　　　　一九○八年，西太后、光绪相继去世，掌权的是光绪的弟弟载沣。他将袁世凯开缺回籍。此时杨度知道袁的羽翼已丰，决非一个摄政王所能对付了的。当袁世凯的许多朋友都不敢与他往来的时候，杨度却奔走于北京与彰德（袁的隐居之地）之间，为袁世凯通消息、出主意，成为袁的重要谋士。这种“烧冷灶”的行为带有明显的策士作风。
　　
　　　　辛亥革命爆发之后，南北会谈，杨度是北方代表团的高参，还替袁世凯暗中收买南方代表团中要人，以期作出对袁有利的结果。他很看重与袁世凯的关系，因此，挂在杨度口头上的“救国”，实际上很大程度是在谋图自己个人的发展。
　　
　　　　辛亥以后，袁世凯建立洪宪王朝的过程中，杨度表现非常积极，在历史上留下了不光彩的一面。这一点我们在下面谈。
　　
　　　　洪宪帝制失败以后，杨度作为第一“要犯”被通缉，这与当局不敢碰那些耍枪杆的“洪宪党人”（如段祺瑞）相比是有点冤，但是就参与洪宪帝制活动的主动性、积极性来说，把杨度视为第一祸首还是名实相符的。杨度躲在天津租界不敢露面，这个局面待张勋复辟活动破产后才有了好转。
　　
　　　　虽然，杨度自称其中年以后“好佛”，那时失意的政客几乎是个个如此。即使在杨度参禅论道时期内，也没有忘记在各种各样的军阀中搞些纵横捭阖的活动。有时也做了一些对人民有利的事情。杨度还是有些特殊能力的，他能使得一些很蛮横的军阀也听他的话。那个连自己有多少姨太太都弄不清楚的狗肉将军张宗昌，对杨度也是言听计从的。例如在枪毙新闻记者林白水时，为林求情者很多，张宗昌一概不接受。杨度前去说，才答应下来。可惜的是当张打电话给行刑队时，林白水已于半小时前绑赴天桥了。
　　
　　　　杨度的晚年做了两件惊世骇俗之事。一是到上海青帮大亨杜月笙的门下做清客，当时政客与青红两帮往来的很多，而有一定身份的文人学者则以依附他们为耻，与他们往来的人不多，因此，杨度和章士钊两人依附杜月笙就很引人注目。另一件事杨度加入中国共产党。前一件知道的人很多，因此，过去一直把杨度视为反面的历史人物。后一件事，在七十年代以前只有几个人知道，直到一九七五年周恩来总理病危时才把这件事告诉了王冶秋。王发表了《难忘的记忆》，向世人公告了这件事，从此，杨度在人们的笔下才换了一幅形象。然而，这仿佛是一俊遮百丑，从此以后的文章或文学作品写到杨度，对他的过去所作的一切都能谅解了，连搞筹安会都是为了“救国”。我想这也是一种偏颇。
　　
　　　　二
　　
　　　　《洪宪纪事诗》真是一部有趣的书。连本世纪的一些重要的政治家谈到它都赞不绝口。董必武在六十年代初为刘禺生的《世载堂杂忆》作序中说：
　　
　　　　武昌刘禺生以诗名海内，其脍炙人口者为《洪宪纪事诗》近三百首。余所见刊本为《洪宪纪事诗簿注》四卷，孙中山、章太炎两先生为之序。中山先生称其宣阐民主主义。太炎先生谓所知袁氏乱政时事，刘诗略备，其词瑰玮可观，后之作史者可资摭拾。
　　
　　　　实际上这也是董必武对《洪宪纪事诗》的评价。其纪事除个别细节外，大多可信。洪宪前后，刘禺生正在北京，他与副总统黎元洪是老乡，常能见面，对于当时政界掌故知之甚多。他又与杨度是“大同乡”（当时湖北湖南同属湖广），二人共过事，有一定的交谊，对杨度的为人有较深的了解，所以，他在《洪宪纪事诗》中的评论不仅有深度，而且，颇有诛心之论。
　　
　　　　洪宪帝制活动中，杨度是很卖力气的。当然，杨度之所以这样做是有个人打算的。杨度对袁世凯是有知遇之感的，是袁的推荐，他才由一个普通的举人一跃而成为“四品京堂”。这样，在摄政王下诏要杀袁世凯时，奉命草诏的杨度才会奋力搭救，后来在与袁世凯的往来过程中，向袁透露了朝廷的许多秘密。从此杨度把自己与袁世凯绑在了一起。因此，当袁要当皇帝、需要人们拥戴时，杨度从内心里就会发出一种“舍我其谁”的感觉！而且，杨度与袁世凯的老部下、老袍泽不同，他手中没有兵，他靠的是自己的头脑、自己的嘴巴和自己的人事关系为袁效力。这些都是软性的，说有用也有用，说没用也没用；而那些北洋系的军人们手中掌握的可是硬帮帮的枪杆子。与他们比起来，杨度不能不表现出分外的积极。另外杨度自视甚高，他要作洪宪第一功臣，这样才有可能圆他的宰相或总理的梦。可是，检查一下杨度与筹安会的表演，我们会感觉到那真是够“丑”的，但还谈不到“恶”，因为他们没有那么大的能量。杨度的同乡熊希龄在组织“人才内阁”时，曾想请杨度担任一个部的次长的职务，杨度说“我帮忙不帮闲”。可是我们从洪宪期间杨度和筹安会所做的事情来看大多是帮闲性质的。这对杨度来说不能不是个悲剧。
　　
　　　　在这方面，《洪宪纪事诗》中都有记载，有些细节也很有趣。筹安会曾经悬赏征求论文，论述国体问题。另外编写了两部书，名为《国贼孙文》《无耻黄兴》，居然每本印刷了十万册。我想，这些书大约也要靠公款购买，否则，要都堆在筹安会的仓库里的。印了这么多的书，现在是很难看到了。孙中山先生最为袁世凯所恨，在书中对他肆意诬蔑还不够，还把《国贼孙文》一书改成京剧，在新华宫里演出。实际上袁世凯不好京剧，更不懂戏。出这些主意的都是筹安会那些帮闲者，其中自然包括杨度。
　　
　　　　丑化和诬蔑孙中山的“戏”，名叫《新安天会》。《安天会》本来是根据中国古典名着《西游记》前几回改编的，写的是孙悟空大闹天宫和被收伏的故事。因为孙先生的姓氏的关系，这些洪宪文士忽发奇想，把《安天会》改为影射孙先生的《新安天会》，用孙悟空影射孙中山，并加紧由“第一舞台”（当时北京最现代化的剧场）的演员排练，在袁世凯生日的中南海的宴会上，首次演出。《洪宪纪事诗》有两首记载这件“盛事”。
　　　　　　
　　
　　　　誓言国贼撰成篇，教谱梨园敞寿筵。
　　
　　　　忘却袁家天下事，龙袍传赏李龟年。
　　
　　　　盛时弦管舞台春，一阕安天迹已陈。
　　
　　　　今日重逢诸弟子，念家山破属何人。
　　
　　　　　　
　　　　《新安天会》中描写了孙悟空大闹天宫之后，逃回了水帘洞，天兵天将，十二金甲神人，围困水帘洞，孙悟空又纵一跟斗云逃往东胜神洲。扰乱中国，号称天府大肆圣仙府逸人，化为八字胡，两角上卷，以东方德国威廉第二自命，形相状态，俨然化装之中山先生也。其中军官为黄风大王，肥步蹒跚，又俨然化装之黄克强也。其先锋官为独木将军，满头戴李花白面少年，容貌俊秀，与江西都督李烈钧是一是二，难为分别。前锋左右二将，一为刁钻古怪，虎头豹眼，一为古怪刁钻，白鼻黑头。当日李协和守九江、马当之二将也。玉皇大帝一日登殿，见东胜神洲之震旦古国，杀气腾腾，生民涂炭，派值日星官下视，归奏红云殿前，请弼马瘟逃逸下界，又调集呶罗，霸占该土，努力作乱。玉皇大怒，诏令广德星君下凡，扫除恶魔，降生陈州府（这是影射袁世凯），顺天应人，君临诸夏。其部下名将有大树将军冯异（影射冯国璋）、桓侯张飞（影射张勋）、通臂猿李广（影射李纯）、忠武王曹彬（影射曹锟）。他们在广德星君的指挥下大败孙悟空，班师回朝，受降献俘。这时文武百官山呼《圣天子平南颂》，歌美颂德。剧之末尾，作者更是忽发奇想，从神话转到现实中来。舞台上出现新布景：海天波涌，明月当空，孤岛沉寂，照见一人。只见他独坐在盘石之上，高唱《怀乡自叹人》一曲。其词云：小生姓孙名文，广东香山县人士。向来学医业，奔走海外，诱骗华侨，中国多事，潜入国门，窃得总统一名，今日身世凄凉，家乡万里，仰看一轮明月，岂不惨杀人也。然后是大段唱：“孙逸仙坐东瀛自思自叹……”这种紧密联系“现实”和“为政治服务的”的剧作古今真不多见。“四人帮”掌管文艺期间，那么强调文艺为政治服务，也没有搞成这个样子。筹安会和杨度搞的这些东西，就是从袁世凯的角度来说，是没有什么用处的。能帮他们什么“忙”？而此时，袁世凯还不到需要人来帮闲的时候。这些事情只能在“洪宪”帝国史留下笑柄，对孙中山先生的形象毫无损伤。
　　
　　　　《新安天会》的演出过程中还有个插曲。当时是北京京剧老生谭鑫培最走红之时，几乎是“无腔不谭”的，所以最理想的是谭鑫培来演主角。可是这位侍候过老佛爷的谭老板根本看不起袁大头，说什么也不干。后来又找外号叫“老乡亲”的孙菊仙，孙也曾是朝廷的“供奉”，自有身价，同样看不起袁世凯，也坚决不演。我想，这些老艺术家们一看到《新安天会》这个本子第一句话一定是：“这什么玩艺儿！”谭、孙不肯演这是极正常的。后来以唱功闻名的刘鸿声接了这个差事。刘鸿声（据说田汉名剧《名优之死》的男主角就是以刘鸿声为模特的）唱到“对月怀乡自叹”时，因为这是影射孙中山落拓倒霉，所以袁世凯很高兴。他看到刘鸿声身上穿的龙袍太旧了，于是，把登基大典筹备处为自己准备的新龙袍赐给了刘鸿声。这件龙袍上面绣了九条龙，蜿蜒全身。袁世凯不喜欢这件龙袍，认为所绣的龙太散，“气不团聚”，不吉利，便赏给了刘鸿声。所以诗中有“龙袍传赏李龟年”之句。当然，这是个小小插曲了。
　　
　　　　不仅杨度从立志“帮忙”，最后堕落成了“帮闲”，筹安会中其他人士也大多如此。像严复那么大学问的人也为洪宪皇帝帮闲，他游曲阜孔林，获得了周宣王冕旒，作为吉祥物似的向袁世凯进奉。另外，他从西文有阴阳性之分受到启发，又在《汉书》看到女官中有“共和”之名时，竟用以比附共和制度。“更申共和国家属女性之说”，而女性软弱；“帝政为男性”，男性才有力量。这些辨析不仅无聊，更显示出作者立意在拍老袁的马屁，真是失身份的事。
　　
　　　　杨度与袁世凯非同一般的关系是尽人皆知的，所以议建筹安会之初，袁世凯不想由杨度来办，而是希望与袁关系不深的徐佛苏主持此事，参与机密。迷信枪杆子的袁世凯的心目中更重要的乃是北洋老袍泽对他的支持和南方革命党可能出现的反抗，他的注意力都用那些方面，因而对于筹安会中的头面人物（有些是费了很大力气才笼络来的）就冷淡了一些。筹安会最初闹得沸沸扬扬，出足了风头，挨够了骂，而在实际的帝制活动中是处在有它也不多、没它也不少的状态下的。自视颇高的杨度心中怎么想呢？他的诗中不无怨气地写道：“吹箫已得神仙分，更起高楼与接天。”本来已经是到手的第一功勋，当袁世凯对于这些拥戴者又有了新的要求时，它又显得渺茫起来。
　　
　　　　考察杨度在洪宪活动中的行踪，仿佛他与“皇太子”袁克定往来更多一些似的。从对帝制的积极性来说，袁克定比“乃翁”更胜一筹，因为他把自己政治前途全押在未来的洪宪王朝的成败上，因此他对帝制活动表现出超常的积极，而袁世凯则显得有点谨慎，或说畏首畏尾。袁自从作了终身大总统之后，实际上他已经是没有皇帝名位的皇帝了，因此，他害怕偷鸡不成蚀把米。袁克定完全没有这些顾忌，他一心一意地希望老子赶快做皇帝，自己好当“皇太子”。他想尽办法剪除一切可能影响到洪宪帝制进程的消极因素。例如克定的弟弟袁克文对父亲称帝不太积极，赋诗言志说：“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被克定密告袁世凯，拘禁于北海，禁止其出入。又如当时袁世凯只看日本人开办的《顺天时报》，但就这份报纸也有反对帝制的文章。为了坚定袁世凯称帝的信心，袁克定等人编辑、印制一份专供袁世凯一人看的《顺天时报》，这报通篇都是拥护洪宪帝制的文字。后来袁克定的妹妹的侍女回家省亲，从家里带回一张《顺天时报》，用以包东西，才发现它与新华宫中的《顺天时报》不同，从此戳破了假《顺天时报》的骗局。这一类事情都是袁克定通过筹安会杨度等共同筹划的。每当袁世凯有点动摇时，袁克定都要与杨度密商，给袁世凯打气，坚定其信心。杨度本来是立志帮老子的，却帮了儿子。自降其等。
　　
　　　　杨度领导下的筹安会的操作方式也不对。一九一五年四月，杨度写好了《君宪救国论》，此文讲中国老百姓素质低下，不宜于民主共和，只适合君主立宪，浓缩成一句话就是只有帝制才能救中国。杨度把它进奉给袁世凯，袁看了很高兴，题写了“旷代逸才”四个字赐给他。本年八月十四日杨度及严复等发表组织筹安会宣言，因为《君宪救国论》一文是打着探讨学理旗号的，所以当办筹安会之时，杨度便把旗号当做事情本身去做，号召“全国远识之士，惠然肯来，共相商榷”。他还电请各省将军、巡按史及各团体派代表到京，共同讨论国体问题。八月二十三日筹安会在石驸马大街挂牌营业，并立即通知各省会员说本会“专以学理之是非与事实之利害为讨论范围，此外各事，概不涉及”。这种宣传，真有点“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意思。杨度以为他们对帝制推动已经很迅速了，然而老袁、小袁等人仍感太慢。于是，筹安会马上通知各地代表，并寄去表决票，请代表在票上填写“君宪”或“共和”二字，筹安会从一个“研究团体”变成了表决团体。它还准备策动各省的代表向代行立法院职责的参政院请愿变更国体，并鼓动各省驻京人士组织公民“请愿团”，分途向参政院请愿，要求恢复帝国。又是征求民意、又是组织请愿，好像特别看重民意似的。但这已经让袁世凯、袁克定们等着不耐烦了。他们把杨度看成是迂阔、不中用的书呆子。杨度之所以如此，因为他毕竟受过新思想的熏陶，民意还在他的心中有一定的位置。然而这就束缚了他们的手脚，不能像那些大老粗军阀，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杨度的老师王壬秋讲的“帝王术”“王霸之道”也不是这个做法。《洪宪纪事诗》引王壬秋《湘绮楼说诗》云：　
　　　　
　　
　　　　洪宪改元，余方辍讲东洲，不问世事。而京使复来，将以大师位上公强起之，笑谢不遑。使留三日不去，乃与书项城，有曰：闻殿墀饰事，已通知外间。传云，四出忠告，须出情理之外。想鸿谋专断，不为所惑，但有其实，不必其名，四海乐推，曾何加于毫末。前已过虑，后不宜循，改任天下之重，不必广询民意，转生异论。若必筹安，自在措施之宜，不在国体。且国亦无体，禅征同撰，唐宋篡弑，未尝不治，群言淆乱，何足问乎！又与杨皙子（杨度）书曰：谤议丛生，知贤者不惧。然不必也，无故自疑。欲改专制，而仍循民意，此何理哉？
　　
　　　　王老夫子的观点是前后一致的，而杨度就不免有先后矛盾之处。王氏问得好：“欲改专制，而仍循民意，此何理哉？”专制本身是对民意、民主的剥夺，实行专制要通过“民主表决”，这本身就是一件极荒唐的事。杨度和筹安会所采取的操作手段就是对所追求实现目的的一个嘲弄。杨度一生服膺的是他老师的“帝王术”，可是拥戴他人为帝为王时，恰恰没有用好“帝王术”，他老师耳提面命也没有用。无怪王壬秋说他是“书痴，自谓不痴”。杨度与王壬秋毕竟是时代不同的人，面对的问题是不完全相同的。杨度想如他老师那样对各种各样野心家应付裕如、游戏人间是不可能的了。
　　
　　　　三
　　
　　　　一九一六年王壬秋逝世时，杨度为其师撰写的挽联是：
　　　　　　
　　
　　　　旷古圣人才，能以逍遥通世法
　　
　　　　平生帝王学，只今颠沛愧师承
　　
　　　　杨度谈到他老师王壬秋时总爱提到他的“帝王之学”，而且认为自己没有学到家。一九三一年，杨度病将不起时，为自己写的挽联也有“帝道真如，如今都成过去事”。所谓“帝道”也是指“帝王之学”。可见杨度一生孜孜以求的是“帝王之学”。王壬秋是湘学中的大家，因此，“帝王学”在湘学中具有一定的位置。
　　
　　　　什么是“帝王之学”？说简单一点就是物色、选择、拥戴、辅佐“非常之人”成“帝”成“王”之学。在辅佐“非常之人”时，设计非常之谋略，建立非常之功勋。崇尚这种学问的把它称作“帝王学”，可是自古以来多称其为“帝王术”，认为它是有“术”无“学”的。“帝王术”一词大约最早出现在《史记•商鞅列传》的赞语之中。司马迁在评价商鞅的为人时说他是“天资刻薄人也。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且其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将，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从这些话中可知，司马迁心目中的“帝王术”的内涵至少要包含以下诸方面：一，进取不由正道。二，所推行的学说未必是他所相信的（挟持浮说）。三，重术不重德。四，刻薄寡恩。这些描述说明“帝王术”完全是一种工具理性，没有终极关怀，因而把它定位为“术”是很恰当的。因为它只是个“术”因此就缺少规范，目的就是一切。传统文化的非规范性的一面在“帝王学”上表现得特别强烈。
　　
　　　　法家中的集大成人物韩非，所继承的法、术、势三家，其中就有“术”。但是，最赤裸裸讲“术”的还是纵横家，在政治和军事活动中他们只讲目的，不计手段的。这些人物活跃于战国时期，《战国策》一书中记录了他们穿梭于各国之间，纵横捭阖，凭着三寸不烂之舌，挑拨离间，搬弄是非，加剧了各国之间的矛盾，目的是把自己辅佐的一方，推上帝王的宝座。他们有《鬼谷子》《阴符》这样的“经典”，有鬼谷子这样的“见首不见尾”神秘的祖师爷和苏秦、张仪这些战国时期活跃的成功人物。因而，纵横家就成为有策略、有代表人物，有成功范例的搞“帝王术”的专家了。所以，这个学派搞的“术”更具有影响力，纵横家的思想及其代表人物的活动方式成为中国文化中的基因之一，它潜伏在我们的文化机体之中，不时会表现出来，特别是外部环境有利于它存在和生长的时候。在谈到中国文化基因时，历来只重视儒、释、道三家，对于纵横家很少有学者提及。实际上，历史上一些具有叛逆思想意识的文人士大夫和不满意儒家思想、具有个人野心的士人都在某种程度上对纵横家思想抱有好感，有人甚至把它作为取得功名富贵的手段，特别是动乱时期。这种以阴谋诡计为黑箱策划、以纵横捭阖为公开手段的活动更是为许多文人士大夫所认同。我在拙作《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一书中指出社会动乱时，游民活动更为剧烈。游民的只讲利害，只讲敌我，不讲是非的性格特性与搞“帝王术”的纵横家们一拍即合，共同投入改朝换代的激烈的斗争中，“帝王术”与游民的思想意识融合起来。这样更强化了“帝王术”操作中的非规范的一面。因此，可以说“帝王术”就是中国的马基亚弗里主义。
　　
　　　　清末民初正是社会大动乱时期。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侵入，宗法社会进一步解体；此时，人口增加很快，而脱离了宗法网络的游民增加更快，各种游民的秘密组织遍及长江以南各省。太平天国起事和流动性的作战裹胁走了许多游民，曾国藩组织湘军，其兵源也以游民为主。可是太平天国运动失败以后，曾国藩又很快地解散了他所统领的湘军，以免朝廷疑虑。像杨度的大伯因功授官者是极少数，绝大部分又回到最初的游民生活状态之中。这些已经见过很大世面的“退伍兵”们，其思想意识却和他们以前大不相同了。他们改变自己命运的愿望更强烈，更富于冒险精神，更具有改善自己处境的手段。湖南游民秘密组织也很发达，山、堂、香、水遍地皆是，而且日益半公开化、乃至公开化。文人士大夫也与组织化的游民领袖交接起来，甚至把与他们共事看成一种时髦（如谭嗣同就与秘密会社中的人物有交往），因而，游民的思想性格渗入一些文人士大夫意识也是不奇怪的。何况传统湘学中的“帝王术”与游民非规范性的作风有一致之处呢。
　　
　　　　我们了解“帝王学”和当时的社会背景，杨度的性格与思想意识及其在这些指导下的行为就十分容易理解了。清末民初不仅是社会与政治制度的转型期间，同样也是旧式的文人士大夫向新型知识分子的转化时期，于是，便产生像杨度这样把政治活动作为惟一生活选择的半新半旧的知识分子。他们还以为官为最佳出路，不过与古代文人士大夫挂在口头的“达则兼济天下”不同，他们的口头禅是“救国”。为此，他们在不同政治倾向的军阀之间穿梭往来，他们不是军阀，但往往比军阀的影响力还大。这是一批人，章士钊、白坚武（吴佩孚的幕僚，李大钊的好友）都是这类人物；鲁迅小说《孤独者》中的魏连殳也是这类人物，不同的是他不安于这类人物的处境。鲁迅曾说到这种人构成了一个圈子，对“猛人”（军阀及各种有实力的人物）形成包围，和“猛人”相互利用，当这个“猛人”倒了之后，便纷纷离去，再去寻求别的“猛人”（见《语丝杂志》）。因此，中国的“猛人”不断地更换，而中国政治变化不大，原因就在于有了这个圈子。这个圈子中的人，虽然不是个个都“毫无心肝”，但他们都是“空手道”的政客，就凭借自己的“术”，吃遍天下。在依附“猛人”的政治活动中最热衷的还是积累自己的家赀。
　　
　　　　杨度的最后的一篇文章是为杜月笙写的《杜氏家之祠记》。我不是上海人，对杜月笙没有直接的印象，可是从看到的文字中（这些文字都是近四五十年的作品），对杜的评价完全是负面的。可是在杨的笔下，杜氏非常像司马迁《游侠列传》中的人物。言“其行谊如古之游侠者流，慷慨好义，重然诺，能与人共患难，轻财货而重交游，宾客甚盛，车骑日集。其门人有请求，无不立应，因是其名重于大江南北，识与不识，咸慕其风”。“凡利民之务，如兴学、设医、救灾、恤贫诸举，辄捐巨金以为倡导”。“予初闻杜君名，意为其人必武健壮烈，意气甚盛；及与之交，则谦抑山下，恂恂如儒者，不矜其善，不伐其能。人向往之，其德量使然也”。总之，杨度认为杜月笙是“侠”而“儒”的人物。不知道是杨度食人之禄（每月送杨度银洋500元），为人说话，还是现代人的关于杜月笙的记载都带着阶级分析的眼镜呢？
　　
　　
　　2、羽戈：杨度的帝王术与宪政梦
　　
　　人的难题不在于他想采取何种行动，而在于他想成为何种人。
　　　　——威廉•詹姆斯
　　创业非难却又难，所争微细偶然间。古今豪杰皆如此，成败关头最等闲。
　　　　——杨度
　　　　
　　　　
　　　　一
　　　　
　　　　在湖南人杨度②56年的崎岖人世中，有一个夜晚构成着悲剧的开端。那年他21岁，刚刚拜入近代大儒王闿运先生的门下。王爱惜这个天资奇佳而胸怀壮志的弟子，欲将平生所学倾囊相授，因此有了那一个冬夜的师生对谈。王问杨度，我这里有三种学问：功名之学、诗文之学、帝王之学，你杨皙子想学哪一种呢？功名之学，顾名思义，是为功名而求学，功名是登堂入室的最终目的，学问不过是敲门的砖石，从这门学问，不必深究圣贤的精义，不必身体力行做人的真理，功名到手，砖石尽弃，只需遵循权力场的潜规则即可。诗文之学，“乃以探求古今为学为人之真谛而设。或穷毕生之精力治一经一史，辨证纠误，烛幽发微；或登群籍之巅峰，览历代之得失，究天人之际，成一家之言；或发胸中之郁积，吟世间之真情；或记一时之颖悟，启百代之心扉。总之，其学不以力行为终极，而以立言为本职。”而所谓帝王之学，王闿运更是说得神乎其神：
　　　　“以经学为基础，以史学为主干，以先秦诸子为枝，以汉魏诗文为叶，通孔孟之道，达孙吴之机，上知天文，下晓地理，集古往今来一切真才实学于一身，然后登名山大川以恢宏气概，访民间疾苦以充实胸臆，结天下豪杰以为援助，联王公贵族以通声息……斯时方具备办大事的才能。再然后，或从容取功名，由仕途出身，厕身廊庙，献大计以动九重，发宏论以达天听，参知政事，辅佐天子，做一代贤相，建千秋伟业；或冷眼旁观朝野，寻觅非常之人，出奇谋，书妙策，乘天时，据地利，收人心，合众力，干一番非常大业，以布衣为卿相，由书生封公侯，名震寰宇，功标青史。”（见唐浩明《杨度》）
　　　　这一番振聋发聩之言，可谓王闿运一生的心魂所系，只是苦于无法亲身践行，或者所托非人，或者所遇非时。如今他年过古稀，好不容易觅到一个与自己气味相投的弟子，自然不肯放过教诲的契机。而在那种激情澎湃的情境之下，又有几个“为天地立心，为生民请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书生不会倾慕而拜服于王闿运的高论，更何况是怀有鸿鹄之志的杨度？所以，尽管王闿运提醒，这门翻云覆雨的学问风险极大，“大德大善与大罪大恶，不过一纸之隔”，“入凌阁、上封神榜的是他们，油烹刀锯，甚或毁家灭族的亦是他们”，既不似功名之学的稳当，又不似诗文之学的清高，但杨度还是愿意“虽千万人吾往矣”，只要能成就一番流芳千古的伟业，即便不得善终，也是毫无怨悔。正是这一次深夜畅谈，师生两人的精神契约悄然订立。在船山书院跟随王闿运的数载修行，使帝王之学永远沉积于杨度的生命底处，它是明耀的光芒，更是覆灭的阴影，是促使他的后半生病入膏肓的内在痼疾。当然，那些负面的效应，要等到杨度做上宪政梦之后才见端倪。
　　　　
　　　　二
　　　　
　　　　清末的政治危机一直刺激着热衷于时务的杨度，他不甘在船山书院的静寂中苦修帝王术。拜王闿运为师未及两年，他便先去当时正大力鼓吹新政的长沙时务学堂拜访老朋友梁启超，在那里与谭嗣同等维新志士一见如故；又于参加戊戌年会试前夕，因机缘巧合结交了训练新军的袁世凯，后者牵系着他一生的成败。不幸的是，1898年的科举考试，他名落孙山，而他的朋友康有为③、梁启超等人发动的戊戌变法仅仅坚持了百日便宣告夭折，谭嗣同横刀罹难。这对杨度震动很大，好在他当时已经赶回湘潭的王闿运门下，没有被株连进那场灾祸。可福祸相依，殊难预测，1903年，清政府新开“经济特科”考试，从日本留学归来的杨度高中一等第二名，是为“榜眼”，不过只高兴了八日，就因被怀疑为康梁余党及“乱党”唐才常的同伙而丢掉尚且温热的功名，同时被通缉在案。杨度只得再次飘洋过海，亡命扶桑，入东京弘文学院学习新学。
　　　　这一次惨痛的教训不仅使杨度警醒于当局的腐败和不可救药，更拓宽了他的经验与视野，让他有机会重新思考中国面临的问题。彼时的东京正是龙盘虎踞，论人物，有梁启超、黄兴、宋教仁、胡汉民、蔡锷等；论报刊，有梁启超主持的《新民丛报》，杨度和黄兴主持的《游学译编》，还有《国民报》、《浙江潮》等；此外，还有一批以通俗语言写成的小册子，有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宋教仁的《灭汉种策》，秦力山的《革命箴言》等。这帮先行者亦开始结社，势力最大者，一派为主张渐进改良的康梁，一派为主张暴力革命的孙中山，两派虽有共同的敌人，但仍不乏论战，以争夺未来政治的道统。杨度并不介于狭隘的派别之争，在写完名动一时的《湖南少年歌》之后，他从弘文学院转到东京法政大学速成科，以便更好地研究宪政。可谓杨度一生思想之精要的长文《金铁主义说》正是在这一期间完成。所谓“金铁主义”，指的是一种“经济的帝国主义”：“金者黄金，铁者黑铁；金者金钱，铁者铁炮；金者经济，铁者军事。欲以中国为金国，为铁国，变言之即为经济国、军事国，合为经济战争国。”这种从德国舶来的观念，杨度自视甚高，将其与渐进派的维新救国论、激进派的革命救国论并列，是为救国的第三条道路，并立志要做中国的俾斯麦。就在这篇文章的第七节，杨度明确提到了“君主立宪”——“因内根于帝王之学，外受英国、日本君方立宪制的影响，形成君主立宪思想”。
　　　　此后不久，杨度见到了孙中山。“留学生时以杨度为有名……于是中山与杨，聚议三日夜不歇，满汉中外，靡不备论；革保利弊，畅言无隐。”（章士钊《与黄克强相交始末》）两人数度激烈辩难，发觉谁也说服不了谁，只好握手言和。后人记载有杨度与孙的约定：“吾主张君主立宪，吾事成，愿先生助我；先生号召民族革命，先生成，度当尽弃其主张，以助先生。努力国事，期在后日，无相妨也。”（刘成禺《世载堂杂忆》）唐浩明先生所着的三卷本《杨度》对这段逸事有着精彩的描述，虽然是小说家言，却极能传达当时两人的心声与冲突。孙中山向杨度介绍三民主义及五权宪法，杨度则回以金铁主义。最终，两人在落实理念——“如何建立责任政府，谁来给人民以自由”——的路径问题上产生分歧，杨度的看法偏于保守，他认为，只要清政府同意立宪，完全可以承认它们的合法性地位，而且，中国应该施行君主立宪，而非民主立宪，因为后者在20世纪初叶的中国并不具备足够成熟的条件——这些思想决定着杨度以下十多年的奋斗方向。尽管孙中山对他的思路不置可否，但杨度还是将另一位赞成革命的同乡好友推荐给了他，此人便是黄兴。
　　　　
　　　　三
　　　　
　　　　1905年，清政府在与反对派的赌局上打出最后一张王牌：预备立宪，派载泽、端方等“五大臣”出洋考察。这帮官僚哪懂得什么宪政，到外国转了一圈，花销无数，最后为了向慈禧太后交差，便想出请人捉刀代笔写考察报告的鬼主意。当时定下两个人选，一为梁启超，一为杨度。但梁启超有戊戌积恨在身，怎会答应干这种无聊之事。“五大臣”委派的代表熊希龄只得远赴东京，去做杨度的工作。好在熊与杨度是同乡旧友，而杨度对当局的态度，较之梁启超与孙中山等人，又要温和一些。何况这正是他教育帝王、施展抱负的上佳时机，因此欣然接受熊所嘱托的任务。后来，他大费口舌，以“借尸还魂”之喻劝服梁启超写下《东西各国宪政之比较》。他则提交了两篇论文：《中国宪政大纲应吸收东西各国之所长》和《实行宪政程序》。这一事件对梁启超可能没什么意思，但之于杨度，却是价值非凡，他由此博得“宪政专家”的大名，并为1907年的飞黄腾达铺设了坚实的阶梯。
　　　　历史蜿蜒至1907年，清廷下诏“仿行宪政”，在张之洞、袁世凯以“精通宪法，才堪大用”之誉的联名奏保之下，时为布衣的杨度“任四品京堂候补，在宪政编查馆行走，并任颐和园外务公所教习，为清廷权贵大臣讲授宪法”，后来改任宪政编查馆参议。假若他1903年的榜眼不至因罪而化为泡影，所授亦不过是六七品的芝麻官职，看来当年的“宪政专家”还是比较值钱的。不过杨度依然时运不济，虽然成了立法者与帝王高官的老师，却有力无处施展——清政府的立宪，只是欺骗民众的幌子，为的是它们的统治再苟延残喘几年罢了，又谁会认真听讲杨度先生的“守法”与“分权”学说呢？而朝廷的腐败成风与勾心斗角更令杨度心冷。但是清朝灭亡之前的那几年，他并非一无所得，相反，有一大收获激励着他的志气：进入袁世凯的幕府。
　　　　接下来的事情，我们都应该耳熟能详。辛亥革命的一声炮响，宣告了清政府的死刑。武昌首义之后，华夏大地烽烟四起，造成诸侯割据的局势。大的方面，则是南北对峙，南为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军，北为奄奄一息的清政府，其实权则掌握在袁世凯手中。双方几番圆桌和谈，辅以战场的枪声，最终袁世凯占据上风，正应着彼时的一句流言：“非袁不可”。这段历史，借用唐德刚先生的书名，叫“袁氏当国”。而在此期间，与袁氏交情深厚的杨度当然不会闲置。他卸下清政府的统计局长一职，便跟随代表袁氏的唐绍仪南下与革命党议和。等到袁氏就任中华民国的临时总统，即聘请杨度为顾问，“出入府中无阻”。而几次内阁部长的提名，杨度亦上榜，甚至被拟订为熊希龄内阁的交通部长，可终因南北两方的权力平衡而被挤下。转请他担任教育部长，杨度却回答：“吾愿帮忙不帮闲。”——交通部长，忙职；教育部长，闲曹。由此可见杨度的心志。
　　　　
　　　　四
　　　　
　　　　纵然历史步入了先进的共和时代，可国民的观念还没有完全冲破旧事物的樊笼。譬如贵为总统之尊的袁世凯并不满足于已经足够雄厚的权力现状，从而做起了荒唐的帝王梦，企图让“全民之天下”成为“一家之天下”。他的儿子袁克定对此更是竭力鼓动。而其时的杨度，理当窥见袁氏的狼子野心：从共和回到帝制，肯定是历史的倒退。但他一心想做新朝宰相，民国开创之后曾有五次组阁，他却一席未占，如最后一次的国务卿选举，他本来抱有热切的期望，谁知袁氏却指定了前朝遗老徐世昌，这则令他胸中意难平。权势的失落更使他迁怒于民国的国体——或许该这样解释，他必须等待更大的政治变动，如此方可能东山再起。所以，当袁世凯想做皇帝的消息传来，杨度是十分兴奋，后来亦是最为积极的。头脑发热之际，帝王术彻底压倒宪政梦，他的眼睛只看见“君主立宪”这块金字招牌的前一半。
　　　　为了给袁氏称帝推波助澜，鼓噪声势，杨度联合严复、刘师培、孙毓筠等人组织号称“研究国体之团体”的筹安会，并自任会首，其研讨话题为“共和政体适用于中国与否”。尽管披着学理的羊皮，但世人皆知这帮吹鼓手的意图。天津《广智报》发表讽刺漫画《走狗图》，暗指筹安“六君子”中的杨度、胡瑛、孙毓筠、严复四人为袁世凯的走狗④，可他们却欣然纳之，不知悔改。而在此前，杨度写成万余言的《君宪救国论》，以问答形式，探悉中国实行君主立宪的必要：
　　　　“共和政治，必须多数人民有普通之常德常识，于是以人民为主体，而所谓大总统行政官者，乃人民所付托以治公共事业之机关耳，今日举甲，明日举乙，皆无不可，所变者治国之政策耳，无所谓安危治乱问题也。中国程度何能言此？多数人民，不知共和为何物，亦不知所谓法律，以及自由平等诸说为何义，骤与专制君主相离而入于共和，则以为此后无人能制我者，我但任意行之可也，其枭桀者，则以为人人可为大总统，即我亦应享此权利，选举不可得，则举兵以争之耳，二次革命其明证也。加以君主乍去，中央威信，远不如前，遍地散沙，不可收拾。无论谁为元首，欲求统一行政，国内治安，除用专制，别无他策。故共和伊始，凡昔日主张立宪者，无不反而主张专制。今总统制实行矣，虽有《约法》及各会议机关，似亦近于立宪，然而立宪者其形式，专制者其精神也。议者或又病其不能完全立宪，不知近四年中，设非政府采用专制精神，则中国欲求一日之安，不可得也。故一言以蔽之曰：中国之共和，非专制不能治也。变词言之，即曰：中国之共和，非立宪所能治也。因立宪不足以治共和，故共和决不能成立宪……”
　　　　“客曰：如子所言，强国无望，富国无望，欲为立宪国亦无望，诚哉，除亡国无他途矣！然岂遂无救亡之术乎？虎公曰：平言之，则富强立宪之无望，皆由于共和；申言之，则富强无望，由于立宪无望，立宪无望，由于共和！今欲救亡，先去共和！何以故？盖求富强，先求立宪，欲求立宪，先求君主故也。”
　　　　“故自此面言之，非君主不能发生宪政；自彼面言之，又非宪政不能维持君主也……立宪则有一定法制，君主则有一定之元首，皆所谓定于一也。”
　　　　……
　　　　杨度此文，深得袁氏父子击节嘉赏，袁世凯读毕感慨：“真乃旷代逸才也。”随后亲自题写“旷代逸才”四个大字相赠，一时风光无限。只是杨度们的努力并没有挽救专属袁氏一家的洪宪王朝的衰亡命运。袁世凯称帝的丑闻一经传出，立刻激起全国浩荡如潮的反对声。杨度的昔日好友中，先是梁启超发表反对帝制的雄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⑤，一枝笔抵得上三千毛瑟枪；接着是蔡锷⑥潜逃离京，回到云南老巢便宣布该省独立，并拉起军队讨伐袁世凯，其后各省纷纷宣称脱离袁氏的统治。偌大一个中华帝国，瞬间分崩离析。袁世凯尽管回头是岸，赶忙撤消帝制，却已不能止息群雄四起的干戈。不久之后，他便因重病一命呜呼，据说临终前曾有“杨度误我”之言。而杨度百口难辩，只得在给袁世凯的挽联中一抒郁积胸腔的块垒：
　　　　共和误民国？民国误共和？百世而后，再平是狱。
　　　　君宪负明公？明公负君宪？九泉之下，三复斯言。
　　　　这一场风波，将杨度牢牢钉上“帝制祸首”的耻辱柱，名列通缉案第一。他无法认可自己的罪孽之深，但亦就此开始反省这些年所跋涉的艰辛道途。当他还未从政治失意、经济困顿的境地走出，又传来恩师王闿运病故的噩耗，悲伤之余，他提笔写下这样一副挽联：
　　　　旷代圣人才，试以逍遥通世法。
　　　　平生帝王学，只今颠沛愧师承。
　　　　——即便在这个时候，他对帝王之学还是念兹在兹。可是接下来的张勋复辟却使他真正清醒过来。君宪不过是人们争权夺利的把戏，在英国、德国都是好东西，移植到中国却变成洪水猛兽。杨度自认为看透了这些。于是在张勋制造的这场闹剧中，他不顾张曾经在他落魄之时有过接济的恩情，毅然发表《反对张勋复辟公电》——名为公电，实则为一份洗冤声辩的个人剖白——直指张勋与康有为：
　　　　“两公向以复辟主义闻于国中，此次实际进行，度以不自由之身，虽与事实毫无助力，然平生信仰君主立宪，故于两公宗旨亦表赞同。惟尝审慎思维，觉由共和改为君主，势本等于逆流，必宜以革新之形式，进化之精神行之，始可吸中外之同情，求国人之共谅，且宜使举世皆知为求一国之治安，不为一姓图恢复。至于私人厉害问题，庶几可望成功。而公等于复辟之初，不称中华帝国，而称大清帝国，其误一也；阳历断不可改，衣冠跪拜断不可复。仍皆贸然行之，其误二也；设官遍地，以慰利禄之徒，而宪政如何进行，转以为后，其误三也；设官则惟取守旧，腐朽秽烂，如陈列尸，其误四也。凡所设施，皆前清末叶不敢为而乃行之于今日共和之后，与君主立宪精神完全相反。如此倒行逆施，徒祸国家，并祸清室，实为义不敢为。……盖无程序之共和国如群儿弄火，而无意识之复辟又如拳匪之扶清，两害相权，实犹较缓……”
　　　　杨度以身说法，加重了这一公电的分量。将此与早前的《君宪救国论》对照勘读，便可以发觉杨度态度的转变并非出于本心——在他心底，仍然对君主立宪持有高度的认同，至少不会低于民主立宪。首先他认为，作为政体的立宪与专制，才是国家的实质；至于作为国体的民主或君主，只是国家的形式而已（这一看法是杨度与孙中山在日本争论之时所言，后来袁世凯欲称帝，杨度征询梁启超的意见，梁亦如此托词：“吾生平所研究者，乃政体而非国体。”——以此可见时人的心态）。其次，他将中国适合君主立宪而不是民主立宪的最大原因，在《君宪救国论》一文，归结为中国民众的素质低下，无法实现人人当家作主。如今反对张勋和康有为的复辟行动，他开出的四点理由，尽管相当冠冕堂皇，但惟有第三点触及要害，其它则语焉不详。而且他丝毫不愿意承认民众对君主立宪的反感与对民主共和的热情，更别提他们日渐成熟的自觉精神与维权意识。而君主立宪在中国之所以三度惨败，杨度则归之于“时机”，用他后来的诗歌作为解说：“天时人事几沉吟，也是当时得失林。千古英雄成事诀，只因机会更无心。”既然人终不可胜天，何必再执迷不悟？于是，“自幸布衣无际会，不妨劳作武乡侯。”在《反对张勋复辟公电》结尾，杨度沉痛声明：
　　　　“……所可痛者，神圣之君主立宪，经此次之牺牲，永无再见之日。度伤心绝望，更无救国之方，从此披发入山，不愿再闻世事。”
　　　　这里的意思很明白，至少在杨度个人眼中，君主立宪依然是救国的最佳药方，只是生不逢时，风云无法齐聚会，致使这一观念无奈搁浅。而他的声名和抱负，也将随着君主立宪在中国的终结而付诸流水。他愿从此埋头佛学，不理乱世烟尘。佛家有言：“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但杨度真的能够放下那青春时节就开始生根发芽的帝王术与宪政梦吗？“成是侯王败匹夫，到头归宿总丘墟。帝师王佐都抛却，换得清闲钓五湖。”晚年的诗歌，流淌的不是洒脱，而是愤懑。这让我想起一个笑话：“老和尚携小和尚游方，途遇一条河，见一女子正想过河，却又不敢过。犯难之际，老和尚便主动背该女子趟过了河，然后放下女子，与小和尚继续赶路。小和尚不禁一路嘀咕：师父怎么了？竟敢背一女子过河？一路走，一路想，最后终于忍不住了，说：师父，你犯戒了？怎么背了女人？老和尚叹道：我早已放下，你却还放不下。”——杨度与王闿运，正对应着小和尚与老和尚。王闿运深知，帝王之学必需有逍遥（老庄）之学做补充，才不至于走入暴虐的死胡同。“世事可为则奉行帝王之学，世事不可为则奉行逍遥之学。”可以说这是中国人的传统智慧，那么王闿运确实是大智慧之人，他的平生际遇之复杂，并不逊色于杨度，但他始终能拿得起放得下，真正的举重若轻。而杨度则不然。老和尚背负的“女子”（帝王术）一直让他念念不忘，成为他的生命所不能承受之重。这是他的悲剧，更是那一代宪政人的悲剧。
　　　　
　　　　五
　　　　
　　　　杨度1931年去世之前，为自己写好挽联：
　　　　帝道真如，如今都成过去事；
　　　　医民救国，继起自有后来人。
　　　　杨度的愿望太过美好。帝王之学，在任何时代——甚或在任何国家，不过换了个名称而已，依照王学泰先生的说法，在中国叫“帝王术”，在西方叫“马基雅维里主义”（他还总结了司马迁心目中的“帝王术”，包含以下诸方面：一，进取不由正道；二，所推行的学说未必为他所相信，即挟持浮说；三，重术不重德；四，刻薄寡恩。这些描述说明“帝王术”完全是一种工具理性，没有终极关怀。见王学泰《洪宪闹剧•杨度•帝王术》）——都不可能成为“过去事”。每个“后来人”的脑袋里都有马基雅维里播撒的因子。当他们坐上权力的龙椅，每个人都有成为暴君的可能。正是因此，才需要宪政制度加以规范：三权分立以分权，法治至上以守法，违宪审查以警世，新闻自由以监督……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宪政就是帝王术的敌人。杨度想集二者于一身，最终怎能不自我膨胀而走火入魔？幸好他的脑袋足够灵光，又及时退身，不然早做了权力斗争的炮灰。
　　　　但是能不能说，帝王之学与宪政之学必然势同水火，没有一丝调和的可能？很难回答。因为我们必须承认以下几点事实：帝王术尽管名声不佳，但作为驰骋政治沙场的利器，千百年来一直为人类乐此不彼，可以断言，只要有人，有政治，就一定有帝王术的流行。而帝王术常常被当成工具，一旦赋予它高尚的价值理性，势必会为人类带来福音——最伟大的帝王术，就是为国家立法；从帝王之学的政治人，更应该以成为一个伟大的立法者而期许。这就要说到宪政。我们都知道，宪政不是天上自动掉下来的馅饼，宪政之花的绽放，需要一国之民无以计数的汗水、泪水乃至血水来浇注，更需要有人敢为天下先，立志做那制度的设计与践行之艰苦工作。立法者的光芒便显现于此——为中国之宪政造法，正是杨度等一代宪政人的梦想。
　　　　杨度一直强调法治的意义。即使在《君宪救国论》这样的适时之作中，他也如是立论：
　　　　“盖立宪者，国家有一定之法制，自元首以及国人，皆不能为法律以外之行动，人事有变，而法制不变；贤者不能逾法律而为善，不肖者亦不能逾法律而为恶，国家有此一定之法制以为之主体，则政府永远有善政而无恶政，病民者日见其少，利民者日见其多，国中一切事业，皆得自然发达，逐年递进，循此以至于无穷，欲国之不富不强，乌可得乎？”
　　　　据说梁启超读到这一段，“深叹其于立宪精义，能一语道破。惟吾欲问杨氏所长之筹安会，为法律内之行动耶？抑法律外之行动耶？杨氏贤者也，或能自信非逾法律以为恶，然得毋已逾法律以为善耶？呜呼！以昌言君宪之人，而行动若此，其所谓君宪者，从可想耳，而君宪之前途，亦从可想耳。”（见梁启超《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
　　　　为法律内之行动耶？抑法律外之行动耶？梁任公一语中的。这就是杨度的帝王术的软肋。当帝王术逾越了法律的界限，即是宪政的最大敌人。杨度鼓吹君主立宪，但他是否想到，他的帝王之学的对象，即那些君主，一旦主掌至上的权柄，是否还会在乎法律，遵行宪政？袁世凯早有无视《中国民国临时约法》之前例，杨度还准备重蹈覆辙？如果不是这样，那么他之所求，便不是中国之宪政，而是一己之私利。青年的宪政梦，早被帝王术消解为一地鸡毛。这让我想起陈灨一所着《睇向斋随笔》记载的一则札记：袁世凯为参政院所选参政，共分九类，其中杨度赫然在列，但他没有被归之于“法学类”，而是“名士类”，可见时人对他的印象，以及他自己的处境——或许，被帝王术刺激得雄心勃勃的他，并不以此为尴尬。
　　　　中国宪政虽然经受百年风雨的吹打，却至今未成。其原由多多，但不可否认，那些怀揣帝王术，并企望成为帝王师——乃至黄袍加身的帝王——的野心家，正是阻碍中国走向宪政国家的最险峻的绊脚石。所以我坚持认为，杨度的悲剧，是那一代人（依我的划分，康有为、梁启超、严复、杨度与宋教仁⑦等，堪为近代中国第一代宪政人的代表人物，他们选择的路径与结局，正映照着宪政理念在中国生根发芽的艰辛影象）的悲剧，是整个中国的悲剧。他们远远没有认识到，做一个优秀的立法者是何等艰难，如托克维尔所言，立法者至多只能改变他驾驭之船的方向，却改变不了船舶的结构，他既不能呼风唤雨，又不能使脚下的海洋风平浪静。而一个伟大的立法者，不仅要为国家与民族建设完好的宪政制度，更要作为宪政最忠实的守护神。当然，这样的要求，对于刚刚“开眼看世界”的杨度，已经是苛责。但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我们所处的时代，不但要呼唤富有智慧的立法者，更要注意到，人民，惟有人民，才能为万世立法，他们不仅控制着宪政航船的方向，更能改造它的结构，甚至能重新制造一首体质更为坚实而宽旷的新船。正是基于对这一真理的激赏与向往，这篇评论杨度的文章将以美国大法官伦尼德•汉德的一段名言作为结语，尽管有些不伦不类——汉德十分反感受柏拉图式的监护人（这比帝王师更胜一筹，直接高升为“哲人王”）的统治，而憧憬于一个人人都具有“公民创制权”（瓦茨拉夫•哈维尔语）的社会：
　　　　在那里，至少从理论上说，我对公共论题的趋势拥有部分的了解。当然我知道，要相信我的选票真能决定什么，这只是幻想；但是当我参加民主投票，觉得我们都在从事着一种共同的事业，对此我就有一种满足感。如果你反驳我，说即使羊群中的羊也许会具有同样的感觉；那我的回答会想圣•弗朗西斯一样：“我的兄弟啊，我愿当那头羊。”
　　　　
　　　　
　　　　注释
　　　　
　　　　①这是我设想的关于近现代中国宪政转型研究的第一篇。说“研究”或许有些托大，因为这项私人性的工程注定与时下流行的学术作业格格不入，无论形式，还是实质。在形式，我将远离学术论文的规范化与格式化，而采取随笔（如本文）、戏剧（超越时空的对话）、小说（如酒徒《明》）等各种形式，探究宪政的中国之道；而这种探究亦不会限于纯粹的理念之争，除了人物与文本，各个时段的政治格局、各种权力之间的搏击等，将会成为我关注的重点，一言以蔽之，在我的笔下，实践将大于理论，行动家将大于空谈家——尽管我所做的同是理论总结。在实质，我不愿将宪政当作可解百毒的万能法宝，而是要审查它的中国之坎坷旅程，企望窥见它的变幻莫测的雅努斯面孔，在它的药性之外，发掘出它的毒性，古训云：“是药三分毒”。此外，还有一点必须提前说明，我所追寻的不是“宪政的中国之道”，而是“中国的宪政之道”——主体不是宪政，而是中国，但愿由此能够避免重蹈“理念先行”的覆辙。
　　　　②杨度是我选取的第一个标本，因为在他身上，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转型时期的中国古典知识分子之“帝王师”情结与宪政理想的冲突。杨度是一个很本色的书生，或许他从不以此自命（王闿运称他为“书痴”：而“弟子杨度，书痴自谓不痴，徒挨一顿骂耳！”），可是，尽管他沉浮宦海十余年，最后官居袁世凯治下的参政院参政，论政治才能，他既不如好友熊希龄与蔡锷，亦比不上他的同年、1903年“经济特科”的状元梁士饴，杨度没有当上熊希龄“名流内阁”的交通部长，据说就是因为有“财神”之誉的梁的作梗。另据传闻，袁世凯临终之前骂杨度为“蒋干”，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正是对书生从政的绝佳讽喻。
　　　　出于对书生杨度的怜惜，蔡锷的遗嘱才会如此婉转地为他开脱：“……湘人杨度，曩倡《君宪救国论》，附袁以行其志，实具苦衷，较之攀附尊荣者，究不可同日语。望政府为国惜才，俾邀宽典。”——“实具苦衷”一句，真乃妙语，不知杨皙子在忆苦与思甜之间，是否服膺友人的劝告呢？
　　　　③不妨将杨度与康有为做一对照。当年，从戊戌变法前夕开始，一直到1926年逝世，康有为都堪称近现代中国“君主立宪论”最得力的鼓吹者与践行者。但康的命运之崎岖，则远过于杨度。在他的前半生，清朝的政治大厦将倾未倾之际，他宣扬“君主立宪”，被清政府当权派斥之为“保中国不保大清”；后半生，孙中山的革命思潮蓬勃兴起，爱新觉罗的统治危在旦夕，康再宣扬“君主立宪”，则被革命派斥之为“保大清不保中国”——如萧公权撰《中国政治思想史》，即认为“康氏以立宪为保皇之手段，故其所号召者为假民权”，这一观点在后来的《近代中国与新世界：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一书中得以修正。
　　　　然而康有为自身亦是有过修正的。如他1917年自谓：“仆戊戌以来，主持君主立宪；自辛亥以来，主持虚君共和。”两种制度的主要不同在于，“君宪乃君主虽受制于宪法仍有实权，而虚君则无任何权力”（见萧公权《近代中国与新世界》217页）。比较杨度1916年4月10日递交给袁世凯的请求辞去参政院参政一职的辞呈——当时洪宪王朝已经江河日下，日暮途穷：“世情翻复，等于瀚海之波；此身分明，总似中天之月。以毕士麦之霸才，治墨西哥之乱国，即令有心救世，终于无力回天。流言恐惧，窃自比于周公；归志浩然，颇同情于孟子。”——倒是康有为可信，而杨度可爱。孰不料，杨度晚年经周恩来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又远较康有为进步多矣。
　　　　④筹安会建立未久，曾于中山公园的来今雨轩聚会。胡瑛在会上说：外间皆呼我等为走狗，究竟是不是走狗？杨度曰：怕人骂者是乡愿，岂能任天下事哉。我等倡助帝制，实行救国，自问之不愆，何恤乎人言。即以“走狗”二字论，我狗也不狗，走也不走的。孙毓筠曰：我不然，意志既定，生死以之，我狗也要狗，走也要走的。严复曰：我折衷其说，狗也不狗，走也要走的。胡瑛曰：然则我当狗也要狗，走也要走。第二天，“走狗”言志，传遍津、京。遂有天津《广智报》的漫画“走狗图”之讥讽。
　　　　⑤这里要补充的是梁启超的观念转化。尽管康梁并称数十年，但梁惯于以“今日之我”战胜“昨日之我”，其思想多变，固然逊色于身揣政治晴雨表的郭沫若之流，可亦配得上时人所冠的“变色龙”之号。不妨说，在袁世凯称帝之前，大的面子上，梁启超都是亦步亦趋于老师康有为，以保守渐进的“立宪党”自命。他们先主张日本式的君主立宪，后主张英国式的君主立宪。所以袁氏窃国，首先要拉拢康梁。而梁启超就是在这一波折当中，实现了人生的第N次转向，直到张勋复辟，与康有为宣告决裂。
　　　　梁氏着“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其中的一段话，至有意味，可以视为任公之于康长素的“割肉还母、剔骨还父”：“然则今之标立宪主义，以为国体论之护符者，除非其于立宪二字，别有解释，则吾不敢言。夫前清末叶，则固自谓立宪矣，试问论者能承认否？且吾欲问论者挟何券约，敢保证国体一变之后，而宪政即可实行而无障？如其不然，则仍是单纯之君主论，非君主立宪论也。既非君主立宪，则其为君主专制，自无待言。不忍于共和之敝，而欲以君主专制代之，谓为良图，实所未解。今在共和国体之下，而暂行专制，其中有种种不得已之理由，犯众谤以行之，尚能为天下所共谅；今如论者所规画，欲以立宪政体与君主国体为交换条件，使其说果行，则当国体改定伊始，势必且以实行立宪宣示国民，宣示以后，万一现今所谓种种不得已之理由者依然存在，为应彼时时势之要求起见，又不得不仍行专制，吾恐天下人遂不复为元首谅矣！夫外蒙立宪之名而内行非立宪之实，此前清之所以崩颓也！诗曰：‘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论者其念诸！”
　　　　而据王世杰、钱端升《比较宪法》评论：梁启超于其所着“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虽然反对变更民主国体甚力，但言辞支离，隐然认为帝制稍缓亦可恢复。如梁氏言：“吾以为若天佑中国，今大总统能更为我国尽瘁至十年以外，而于其间整饬纪纲，培养元气，固结人心，消除隐患，自兹以往君主可也，共和可也。”——我以为这一矛盾倒是可以理解，甚至正可窥见转型时期国人的惶惑心态。
　　　　⑥蔡锷在袁世凯颁发退位诏书之后，发电如下，其措辞高明，颇值一录：
　　　　“共和与帝制，立于极相反对地位，自帝制发生，则共和频死。吾侪力活共和者也，今既活矣。公何能再膺总统之任？吾谓公既以帝制为生，即宜与帝制同死，若帝制死而公独生，窃为公不之取。吾侪拼掷生命，盖欲身殉共和；公犹不死退位，能无愧对帝制耶？仆为公计，能殉帝制，仍不失为英雄。”
　　　　⑦关于宋，我将专门评述，拟题为《中国第一代宪政人的悲剧：以宋教仁为例》。杨度的悲剧在于帝王术与宪政梦的冲突，这是“好为王者师”的中国古典知识分子的普遍遭遇。宋教仁的悲剧有二，一是相对超前的法治观念，如孙中山称：“为宪法流血，公真第一人”；一是他所信仰与鼓呼的政党政治与议会制在近代中国的踯躅，甚至是行不通，如民国初建之时的“总统制”（美国式）与“内阁制”（法国式）之争，当时几乎没有人认同后者，除了宋教仁。可等到孙中山们认识到内阁制度的必要，总统之位已经为袁世凯夺去，再于《约法》中加以修改与限定，便授对手以作伪的口实。可以说，《约法》之“总统制”向“内阁制”的变易，即为宋教仁的死亡埋下伏笔。
　　　　
　　　　2006年2月18日于宁波
　　　　
　　　　见《随笔》2006年第3期
　　
　　
　　羽戈：关于《杨度》一文的几个回帖
　　
　　
　　——朱兄，关于征引的文献，本来我想专门做一条注释予以疏解的，因为懒，省掉了。我的想法如下：其一，我不是做学术论文，而且我极端厌恶那种书写格式，原不需要什么硬性的规范（乃至这个系列，我意在用一种实验文体写成，如戏剧，虚拟古人与今人的对话）；其二，我对历史文献的看法与专家们相异，譬如说清朝史，他们自然很看重作为正史的《清史稿》，我却喜欢那些下里巴人的野史笔记，到底哪个更真实呢？再譬如国朝编修的近现代史，经受政治手术刀的层层阉割，还残存多少真相呢？因此对我而言，近乎野狐禅的小说《杨度》的价值，未必逊色于《中华民国史》中的“杨度”一节。至于史实上的出入，我自信不会有太大的偏差，国朝出版的杨度传记，我见过三种；杨度文存一种；杨度日记一种（杨念群先生编），稍一对照，便可见真伪。或正如此，我下笔之谨慎，为前所未有，朱兄认为“文字不够羽戈兄弟文字水平的平均线”，当是定评。
　　
　　——对于杨度晚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我亦很感兴趣。只是苦于收集的相关资料不足，而且与文章主题没有太大的关系，便未敢妄下断语。我的疑惑在于：杨度加入中共，难道真的是为马克思主义的教义所折服，难道真的相信那是一条伟大、光荣、正确的道路？要知道，他入党的年代，1930年前后，正是中共的低潮时期。或正因为这一因素，杨度之改宗的功利色彩便弱化许多，同时更令人难解。我推测，唐浩明写《杨度》，对晚年的这一笔，只是轻轻带过，或许正出于相同的原由。
　　
　　——我对康有为的看重亦要超过梁启超，但其标准，却非道德评判。康在本质上是个反复小人，一个失败的政治家，立德、立功都不成，相比之下，梁的一生，虽然不尽得意，可比照其师，还是光明磊落一些。至于“变色龙”一说，并不可惧，如我所言，转型时期的中国，人心是随着时代之舟的动荡而行进，顽固的坚守，与突破层层藩篱而追求真理、实现自我，孰高孰低，孰轻孰重，总不至一言能够否决。
　　在思想史意义上，康有为的一本《大同书》，还有谭嗣同的《仁学》，都堪称中国近现代史中最重要的文献。学剑不成便学书，立功不成便立言。大才如萧公权先生，晚年亦转向对康有为及《大同书》的研究，其意可玩味再三。
　　
　　——我的看法与兄差不多。昨天下午陪两位朋友聊天，说及小文，遂提出一个观点：清朝倾覆之后，如果不直接实行民主共和，而以君主立宪作为缓冲，不知历史的走向是否要温和一些？当然，这个立宪之君主，一定要是虚君，而非实君。
　　我翻阅过当时的史料，提出“虚君共和”的亦大有人在，或者说继续让宣统当皇帝，或者说选取孔圣人或朱元璋的后裔。可他们并不掌握当时的政治权柄，甚至话语权亦很微弱。所以设想纵然美好，终归不能落实。
　　于此又冒出一个想法，即革命（暴力）的正当性与合法性的问题，两者决不能合一。革命可以勃兴，以反抗暴政；但在此之后，革命者是否必然就是法统的继承人，却有待一说。而从此点看，无论是孙，还是毛，尽管声称跳出千年中国的治乱循环，实则仍徘徊其间。

3、2、难堪地才气——对湘人杨度的病理学解剖
邝海炎“难堪”地才气 ——对湘人杨度的病理学解剖

总算读完了唐浩明先生惶惶百万言的大作《杨度》，从开始读它到现在，掐指一算已是半年。这么认真的读一个人的传记，在我的阅读史上只有两次：一次是三年前读高建国先生的《顾准全传》，还有一次则是两年前读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可以说两次都很投入，也很动情，以至于在以后的日子里，每当我致思之时，心灵深处总会冒出他们的声音来。他们都是思想史上的偶像人物，但更让我着迷的也许真的不在于他们的思想有多么深刻，而恰恰在于他们思想生命的负重与悲剧感。在我看来，专制时代知识分子的首要任务就是像鲁迅那样倾全力进行批判，而思想建树倒在其次，因为不管在任何时候，反抗生存中的压迫性力量总是第一位的，所以常识往往比理性来得及时，从而也表现得更有力量，而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宣讲常识”也就成了现代知识分子的历史宿命。
　　 我承认，在我开始读《杨度》时，是有过在他身上寻找这种历史宿命的期待的。因为不管怎么说，杨度（1874-1931）是中国近代史上不可忽视的悲剧人物，作为末代士子，他秉承了传统士大夫“经邦济国”的抱负；作为“帝王之学”的正宗传人，他对“封侯拜相”更是有着超出常人热情与孤往。总之，面对着那个混乱的年代，于国于己他都太希望自己有一番作为了，所以，他的一生充满了期许与自负，幻象与迷梦，热情与悲歌，失败与自嘲。如果我们想了解那个年代中国政治和思想的复杂程度，以及中国士人在“转型时代”的困惑和挣扎，那么，我想对杨度一生的行迹进行解剖或许会给我们提供一个别有意义的解答和启示，于是，在这里我开始我的寻找。
　　
　　 一 “难堪”地才气
　　 毫无疑问，杨度是个不折不扣的才子，这点即使在现在也无法撼动。想想那首名动海内的《湖南少年歌》吧，不管你是不是湖南人，你都不得不佩服他的才华与气局——
　　
　　　　“我本湖南人，唱作湖南歌。湖南少年好身手，时危却奈湖南何？湖南自古称山国，连山积翠何重叠。五岭横云一片青，衡山积雪终年白。沅湘两水清且浅，林花夹岸滩声激。洞庭浩渺通长江，春来水涨连天碧。天生水战昆明沼，惜无军舰相冲击。北渚伤心二女啼，湖边斑竹泪痕滋。不悲当日苍梧死，为哭将来民主稀。空将一片君山石，留作千年纪念碑。后有灵均遭放逐，曾向江潭葬鱼腹。世界相争国已危，国民长醉人空哭。宋玉招魂空已矣，贾生作吊还相渎。亡国游魂何处归，故都捐去将谁属？爱国心长身已死，汩罗流水长呜咽。当时猿鸟学哀吟，至今夜半啼空谷。此后悠悠秋复春，湖南历史遂无人。中间濂溪倡哲学，印度文明相接触。心性徒开道学门，空谈未救金元辱。惟有船山一片心，哀号匍匐向空林。林中痛哭悲遗族，林外杀人闻血腥。留兹万古伤心事，说与湖南子弟听。
　　 ，，，，，，，，
　　 　中国如今是希腊，湖南当作斯巴达，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士。诸君诸君慎如此，莫言事急空流涕。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尽掷头颅不足痛，丝毫权利人休取。莫问家邦运短长，但观意气能终始。埃及波兰岂足论，慈悲印度非吾比。
　　
　　　　我家数世皆武夫，只知霸道不知儒。家人仗剑东西去，或死或生无一居。我年十八游京甸，上书请与倭奴战。归来师事王先生，学剑学书相杂半。十载优游湘水滨，射堂西畔事躬耕。陇头日午停锄叹，大泽中宵带剑行。窃从三五少年说，今日中国无主人。每思天下战争事，当风一啸心纵横。
　　
　　　　地球道里凭空缩，铁道轮船竞相逐。五洲四入白人囊，复执长鞭趋亚陆。探马惟摇教士钟，先锋只看商人服。邮航电线工兵队，工厂矿山辎重续。执此东方一病夫，任教数十军人辱。人心已死国魂亡，士气先摧军势蹙。救世谁为华盛翁，每忧同种一书空。群雄此日争追鹿，大地何年起卧龙。
　　
　　　　天风海潮昏白日，楚歌犹与笳声疾。惟恃同胞赤血鲜，染将十丈龙旗色。凭兹百战英雄气，先救湖南后中国。破釜沉舟期一战，求生死地成孤掷。诸君尽作国民兵，小子当为旗下卒。
　　
　　　　 （1903年10月4日《新民丛报》第三十八、三十九合刊号）
　　
　　 杨度原名杨承瓒，他父亲在他小时候就死了，所以他伯父对他尽有父亲之责。他“从小听大人们说当年湘军的事，对曾，左，彭，胡等一班由书生而建大业的乡贤景仰不已。十六岁那年他把自己的名字改作度，字皙子，又将弟弟改名为钧，字重子。母亲问他为什么这样改，他回答说改名乃立志，兄弟俩立志做称量天下的人”（《杨度》上卷，9页）。母亲听到后很高兴，把这件事情告诉了他当时在外地为官的伯父，他伯父曾经做过湘军将领，见杨度这般有志气，就把他带到了自己身边。“归德三年杨度在良师指点下，学业进步更快。无论三坟五典，九丘八索，四书五经，诸子百家，稗官野史，他见书就读，一读就通，晨昏课余，又遵伯父之教，练拳习剑，骑马射箭。伯父外出时，又有意带着他和诸位堂兄弟同行。杨度得以游嵩山，登岱岳，观黄河之雄奇，览汴梁之遗迹，心胸愈加开阔，气宇愈加轩朗”（《杨度》上卷，10页）。可以说，由于幼年失牯，杨度有着清醒的长子意识，再加上他作为湘军后人的身份感，使得他从小就树立了“澄清天下”的志向，而且养成了一种在以后的政治生涯使得他对什么事情都当仁不让的自负和幻象。
　　
　　 二 帝王之学
　　 杨度二十二岁那年拜湖南名士王凯运为师，跟他学“帝王之学”。那么，所谓的“帝王之学”有到底是怎么一门学问？这东西到底有什么魅力使得少负高才的杨度对他信服得死心塌地！
　　 “老夫的帝王之学以经学为基础，以史学为主干，以先秦诸子为枝，以汉魏诗文为叶，通孔孟之道，达孙吴之机，上知天文，下知地理，集古往今来一切真才实学于一身，然后登名山大川，以恢弘气概，访民间疾苦以充实胸臆，结天下豪杰以为援助，联王公贵族以通声息。，，，，斯时方具备办大事的才能。再然后，或从容取功名，由进仕出身，厕身庙堂，献大计以动九重，发宏论以达天听，参知政事，辅佐天子，做一代贤相，建千秋伟业；或冷眼旁观朝野，寻觅非常之人，出奇谋，书妙策，乘天时，据地利，收人心，合众力，干一番非常大业，以布衣取卿相，由书生封公侯，名震寰宇，功标史。”（《杨度》上卷，70页）
　　 这一段话是王他自己说的，看到自己的学生是可造之材，老头子终于在卖了一阵“关子”后，把自己的“绝学”抛了出来。尽管是小说还原，但从讲者的滔滔不绝和听者的聚精会神中，我们不难感觉到这门“绝学”对他们来说有着怎样的灵魂撼动和精神宿命！显然，“帝王之学”其实就是中国传统士人的“意淫”经典，他冲破了儒家“内圣”的束缚，从释，道，法，阴阳，纵横等各家各派中吸取资源，而其旨归则是“外王”。对于这一点，作为杨度曾孙的杨念群先生在其着作《儒学地域化——三大知识群体互动的比较研究》一书中，有过一段中的之论——
　　 “近代湘人群体的形成，为后世学人所瞩目者，并不在于其应试人数的多寡，而在于其通过非正途的政治军事手段闯入政治轴心人数的密度高于其他地区、、、联想到湘人在政治统治纵横捭阖的活跃程度，既可知其受益于超越“内圣”统摄的权谋之术。甚至可以说，如果湘人总是使“外王”受制于“内圣”道德圆融之境，就不可能形成非道德化的运转机制，太拘于道德启示的人往往在政治领域难有作为。如此变通而实用的取向，几乎无须考虑是否有道德资源的实际支持，‘帝王之学’本身就是实用诈伪术，你根本无法用道德评判的尺度起框限它。”（《儒学地域化》，163页，208页）
　　 我在上问说过，杨先生是杨度曾孙，虽然其行文已经极尽理性客观，但他为曾祖曲径回护的“乡贤情结”还是有痕迹可寻的，比如他说，“‘帝王之学’本身就是实用诈伪术，你根本无法用道德评判的尺度起框限它。”这种说法显然是就不应该的，因为即便“帝王之学”“根本无法用道德评判的尺度起框限它”，也不等于我们今天就不应该对他进行道德评判，况且“帝王之学”既然还承负着“外王”的任务，难道它就没有道德负载了吗？众所周知，在传统士子眼中，“王道”与“霸道”与有区别的，所以，“帝王之学”可以摆脱“内圣”的限制，却不可能完全与道德绝缘，要不干脆叫作“霸王之学”得了！当然，杨先生这样解释可能是无心，但我们却必须清楚“帝王之学”的要害所在，否则当时的人们就没有必要对杨度的政治逆行进行抨击，而处在今天的我们也就同样无法对杨度进行历史定位。（为了更深入的探讨“帝王之学”在道德方面的软弱与缺失，我将对杨度从民国初期到袁称帝这段时间的心迹进行一番病理学的解剖，以期让大家对这一道德缺失的后果有个清醒的认识。）
　　
　　
　　 三 金铁主义
　　 杨度跟“老头子”学了几年“帝王之学”后，自我感觉更加良好，为了增长更多的见识，他在庚子年（1901年）随着当时的“流学潮”到了日本，这一次他是不辞而别，显示出他对王的“帝王之学”是不满足的。其实依常识之见，尽管王向来视他的“帝王之学”为呱呱独创，但在当时“西学东渐”的背景下，也的的确确是“旧学”了，所以他的大弟子刘揆一才会在戊戌年弃他而去，到长沙与维新派的梁启超混在了一起（以后成为民国的功臣），而杨度当时之所以不去，我料想一来是碍于老师的情面，二来确确实实是他对“帝王之学”的迷恋所致。但是，到了庚子之乱后，杨度是再也坐不住了，因为他清楚自己必须学点新的东西。
　　 到日本后，他开始入的是弘文院师范速成班，学习日语和教育，“许多留学生半年尚未入日语之门，杨度三个月便过了语言关，然后就是整日整夜的啃日文原版书籍。历史，地理，哲学，文学，法律，什么书都读，且过目不忘，令同学们羡慕不已。”（上卷，382页）
　　 杨度对新知识的吸收就是从着时候开始的，等到他因“梁头康尾”案再次去日本后，为了更好的研究宪政，杨度离开了弘文学院，进了东京法政大学速成班。显然，杨度对现代政治的了解都是在这里获得的，也就是在这里，所以唐德刚先生在他的新作《袁氏当国》中认为“杨度没有现代知识”，这我是不同意的，但唐先生的激愤之语却也使关注了另一个相关的问题。那就是，翻遍整部的〈杨度〉传记似乎都没有找到一处杨度对初次接触新知识时的欣喜和震撼，是他没有过呢，还是唐浩明先生没有注意到这一问题，或者还是唐先生认为“没有更符合传主一生的行迹与精神”？以上这三种可能都是有的，但我更倾向于认为“没有”，这里最好的解释就是杨度对西学采取了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这从他在日本写的〈金铁主义〉一书可以看出来，而且与他心仪“帝王之学”的态度是一贯的，因为在他看来，一切知识都服从于一个目的，那就是“封侯拜相，经邦济国”。当然在杨度本人看来，也许“封侯拜相”只是手段而已，而“经邦济国”才是真正的目的，但目的总是那么遥远，为了达到目的，就必须获得手段，而手段又不是那么容易获得的，久而久之，手段也就成了目的。
　　
　　
　　 四 从“与虎谋皮”到“为虎作伥”
　　 “自从第二次日本留学归来后，杨度通过对宪政的研究和对中国国情的分析，认定了虚君立宪是中国最宜采用的政体。回国三四年来，他一直在我中国的第一部宪法的制定和促使国会早日召开而努力。不料，革命党排满激进的救国方略得到了多数人的拥护，武昌起义赢来了十四个省的独立，尽管各省独立的背景不尽相同，大部分都督亦非革命党人，但厌倦满人朝廷的情绪则是一致的，人们向着民主，向着共和，已成了时下中国的政治潮流”（中卷，482页）。
　　 这时候，杨度有些难堪了，他是顺着潮流而动，还是逆势而为呢？
　　 “帝王之学的忠实信徒，其内心深处有着一股强烈的建功立业的躁动。他很清楚，这股建功立业之心要超过对主义的信仰。主义可以改变，功业却非建立不可，历史上那些做出轰轰烈烈大事业的人，自不说苏秦，张仪朝秦暮楚，就是备受人们赞扬的魏征，刘基，不也是改变了原先的主义才有日后的大业吗？”（中卷，483页）
　　 就这样，杨度为信仰所困惑的烦恼很快就打消了，而且他还从梁启超，张謇倒向共和的转变中获得了极大的心理支持。面对着杨度的这种释然，作为历史学家的唐浩明先生如此狐疑道——“漾度的这番自我检讨，究竟是体现了中国士人顺应潮流的明智呢，还是体现了士人缺乏力量的悲哀呢？”我相信，所有关心中国现代转型的朋友都会同意唐先生的这种狐疑，因为，在这之后不久，袁世凯就闹出了“称帝”的丑剧，而其“头号鼓吹手”竟是杨度！一个人不可能对自己的政治信仰三番五次的更改，所以正是这一次转变，历史划出了他与梁启超，张謇的分野。这次，骂他的人更多了，有人说他是想做宰相想疯了。那么，他又是如何为自己辩解的呢？
　　 “他点燃一支洋式卷烟，又叫小厮给他倒一杯英国威士忌，他喝了一口，将发虚的心强压住。新绪慢慢安定之际，他的脑子里再次浮现出碧云寺夜数罗汉的情景，浮现出明杏斋师生对坐研究帝王之学的岁月，浮现出马王庙胡三爹的三次测字，他认为自己无论从才具，从命数，还是从机遇来看，都应有宰相之份。从唐内阁到孙内阁，之所以没有掌阁，乃是时候未到，时候一到必为宰相无疑。现在，应该说时候已经到了。古往今来，一切大事都是人做出来的，而人要做大事，必须先要有起位。谋取宰相之位正是谋取为国家办大事的必备条件。有了这个位置以后，才可以施展自己的平生抱负和学问，将导致中国富强的宪政实施出来，这不就是为国家做出了伟大贡献吗？对于一个政治家来说，衡量他的价值，最终应当从他对历史做出的贡献为标准，至于这中间所使用的手段以及所夹杂的个人目的，是不应该作为主要因素的。何况变更主张，其手段并不恶劣。至于想做宰相，这个也绝不卑鄙，从秦汉到前清，哪个办大事的人不想做宰相，诸葛亮，曾国藩那样的圣贤还想做宰相哩！”（下卷）
　　 可以说，杨度的这一般辩解，是其政治思想的真实体现，也是其政治人格的曲妙表达。又此，目的崇高证明手段合理的现代极权逻辑在这里获得了淋漓尽致的表达。当然，我引用的材料只是历史小说而已，但唐先生的作品绝大部分是建立在夯实的史料基础上的，这点学界一有共识。即使具体情节是虚构的，这也不会影响人们对传主的认识，因为想象有时候是更大的真实。
　　
　　 结论：知识人格的重建
　　 可以说，杨度的一生是失败的。这样一个才情过人的人物却在历史中不得不以“帝制余孽”作结，实在是我们民族的一个悲剧，想想看，他曾策动张之洞收回粤汉铁路，他曾为南北和谈出过很大的力气，他还曾在陈迥明叛变孙中山时成功的阻止吴佩孚的军队对南方动武，这样的人物会是没有爱国心吗？可谁又会想得到呢，同样也就是这个人，是他说动严复挂名筹安会，是他在南京政府接袁世凯到南京任职时献出了臭名昭着的“北京纵火”案！太复杂了！
　　 在这个认为身上，聚集了中国士人现代转型的艰难，也表现那个年代政治人物的风险和困顿。从幼年失牯肩负家庭责人的“长子意识”，到罗汉算命，三爹测字，；再从“湘军后人”的身世感到明杏斋师生对坐研究帝王之学，杨度的成长过程始终充满了自负与期许，他总认为自己天生就是宰相的命，这种谶纬的神秘性蒙蔽了他的一生，以至于他不管是在知识，思想，还是在道德上，都抱着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正是这种态度导致了他整体人格的败落！显然，杨度的选择在他那个时代，并非特例，像他这样有才的人物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还有严复，刘师培等等。为什么会有这种多士人陷落呢？这历史的百慕大又到底何在！
　　 众所周知，我国传统士人的人格结构受中国思想“儒道互补”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穷者独善其身，达者兼济天下”，杨度以宰相梦入世，却最后以魂归佛过收场，就很好的体现了这种传统。这种人格结构的在现在看来是很有问题的，因为“达者兼济天下”很有点己所欲必施于人的味道，体现了道德律人的精神却没有考虑权力有限，全力自律与受律的原则；而“穷者独善其身”则只强调无权者的道德自律，却没有考虑需要争取和维护无权者的权力。正是基于此，秦晖先生提出了“达者独善其身，穷者兼济天下”的说法，以作为中国现代知识人“人格重建”的基础，他说——
　　 “如果穷者多些兼济天下的圣雄精神，那就能‘以我之大公争得天下人之小私’，实现因‘民之所利而利’的圣贤之道。如果对达者多一点约束圣君之制使其‘独善其身’，那就会消除‘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的千年患祸，真正实现‘克己复礼，天下归仁’。因此，我们应该让穷者多一点权利意识，而达者少一点权力迷信。”（《传统十论》，250-260页）
　　
　　 我相信秦晖的说法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与他以前提出的“思想底线”相比，这条应该是“人格底线”，有了这两条“底线”，我们思想生命才是完整的，有了这两条“底线”，那些在知识和人格的抉择中无所适从的灵魂才会有“安魂之处”！不管怎样，我们都别忘了——
　　 “杨度有才，可那毕竟是难堪的才气啊！”
  

淮汴草堂 2010-07-20 06:25: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