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崩溃的老鼠

　　李国栋床上堆着书，每天晚上睡在榻榻米上。读书读到清晨一两点，读到两眼充血，像针扎一样痛苦，才把书放开。蜷曲到榻榻米上，用条绳子把左腿跟一只桌脚绑在一起，熄了灯睡觉。

　　"这样一来，我一翻身，扯不动腿，就会醒过来；醒过来就马上爬起来继续看书--今年是第三年了，再考不上，就要当兵去了！"

　　联考前，李国栋很平静地这样解释他的生活方式。他削瘦的脸颊浮着一层暗暗的青气，眼白里一条一条细细的血丝。讲话的时候，眼神涣散，不知道他在看哪里。

　　"为什么不换个读书方法？这种煎熬式不是效果很差吗？"

　　他摇摇头："我不知道有什么别的方式。"

　　"为什么不先当了兵再回来考？让心理休息一下？"

　　他摇摇头："非考上不可。"

　　"为什么不找其他出路？不要上大学，读职校或学技术？"

　　他开始咬指甲，每一片指甲都嚼得烂烂毛毛的："不行，我非读大学不可。"

　　李国栋后来仍旧落了榜，但是也没去当兵。他在精神病院里住了两个星期之后，有个晚上，偷偷吞了五个大铁钉，从七楼的阳台上跳下来，刚好摔在垃圾车旁边。

　　麦尔教授对老鼠很有兴趣，曾经作过这样的实验：

　　把老鼠聚集在一个平台上，让它们一个个往下面两个门跳；跳向左门，它会碰得鼻青脸肿，跳向右门，门却会打开，门后是甜美的乳酪。小老鼠当然不笨，训练几次之后，就快快乐乐地老往右门跳去，不再摔得一鼻子灰。

　　可是，就在小老鼠的选择方式固定了的时候，麦尔就把乳酪从右门移到左门；本来以为可以饱食一顿的老鼠现在又碰得鼻青脸肿，不知道客观情势已经改变了。幸好，摔了几次之后，它又渐渐熟悉了新的情况：原来乳酪在左边！

　　问题是，这个时候，麦尔又有了新花样；他把门的颜色重新漆过，把乳酪一会儿放左，一会儿放右，老鼠在新的习惯形成之后，发觉原来的抉择方式又行不通，它必须不断地适应新情况，不断地修正自己的习惯行为......

　　老鼠变不过来，下一个反应就是"以不变应万变"。麦尔发觉，在应变不过来的时候，老鼠就搞"拧"，开始固执起来，根本就拒绝改变方式。譬如说，如果它已经习惯于跳向左门，你就是把乳酪明明白白地放在右门口，让它看见，它仍旧狠狠地往左门去碰肿鼻子，愈碰就愈紧张。如果实验者在这个关口继续强迫它去作跳左或跳右的抉择，老鼠就往往会抽筋、狂奔、东撞西跌或咬伤自己，然后全身颤抖，到昏迷为止。换句话说，这只老鼠已经"精神崩溃"。

　　麦尔教授于是归纳出导致老鼠"精神崩溃"的五个阶段：首先，对某一个难题（左门或右门），老鼠逐渐培养出一种应对的习惯来（选择右门；右门有乳酪）。第二个阶段，客观环境改变，老鼠发觉惯有的方式已经不能解决问题，因此感到惊骇。下一阶段，不断地焦虑与挫折、失败之后，它就固执地以旧有的方式面对新的情况，不计后果（就是看见乳酪出现在右边，仍旧往左边闯）。第四个阶段，根本放弃努力（乳酪也不吃了，干脆饿死！）。最后，如果外力迫使它非解决问题不可，它就又回到它所习惯的旧方式（左门就是左门，非左门不可！）当然又碰得鼻青脸肿，饿得老眼昏花。明明只是换个门径就解决了一切，它却柠执在习惯行为中饱受挫折与失败的煎熬，最后以崩溃结束。[取材自S.I.Haayakawa,"1nsolubleProbleems，"InventionandDesign，N.Y.1981.]

　　在垃圾车边被清洁工人发现了的李国栋是一只弄"拧"了的老鼠，我们的社会环境与教育制度是控制乳酪、制造难题的实验家。从前，大学之门是通往乳酪的门，所有的人都往那个门跳。"士大夫"观念深深地植根，因为我们发觉成了"士大夫"之后就有甜美的乳酪可吃。但是，在大家都习惯于这个方式之后，客观情况却变了，乳酪换了门；往"士大夫"那个门撞去，却撞个鼻青脸肿，而且没有乳酪。

　　可是孩子们继续去撞那一扇门；作父母的继续鼓励孩子们去撞那扇没有乳酪的门。他们说，"有志者，事竟成"；说"有恒为成功之本"；说"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说"老天不负苦心人"。门的颜色变了，乳酪的位置换了，可是弄"拧"了的人固执地守着旧有的方式，"以不变应万变"。

　　于是有一天大清早，清洁工人在垃圾车边发现一团血肉模糊的--是人还是老鼠？他吓了一跳。

　　一个人，也只不过是只有可能精神崩溃的老鼠。人生的每个阶段里都有看似不可解的难题时时强迫他作抉择：考试失败了，爱人变心了，婚姻破裂了，工作失去了。每一个难题都需要一个解决的办法。究竟乳酪在左边还是右边？不管在左在右，当一个人不再能以"新"的方式来应付"新"的情况，当他不计后果的，根本拒绝改变自己的时候，他就是一只弄"拧"了的老鼠；精神的解体只是自然的结局；

　　一个国家，又何尝不是个精神可能崩溃的老鼠？！国际局势的变化多端就好像乳酪的忽而在左、忽而在右。三十年前解决问题的方法不见得能解决二十年后的问题。如何能不受制于旧习惯、旧观念、旧方法，如何不搞"拧"了去老撞一扇没有乳酪的门而撞得鼻青脸肿，需要的是弹性与智慧。

　　智慧，不正是人之所以为人，鼠之所以为鼠的差别吗？原载一九八五年九月廿六日《中国时报?人间》台湾是谁的家？啊！光复节！

　　五颜六色的牌楼又搭了起来，五颜六色的灯又亮了起来。庄严的大人物凑着麦克风讲整齐对仗的句子，报纸的头版有红色的大字，彩色的框框；收音机的钮转来转去都是标准又悦耳的女声......

　　啊！又是一个光复节！

　　光复节又怎么样？仍旧是人挤人、车挤车的世界，乌烟瘴气。

　　可是这是四十周年的光复节--四十年哪，人生有几个四十年？

　　四十年又怎么样？淡水河是条发臭的毒沟，观音山是长了脓疮的病狗。婴儿喂假奶粉，小孩吃馊水油，大人喝用过的宝特瓶，老人把毕生积蓄交给十信......四十年又怎么样？光复节又怎么样？

　　立法委员向俞国华我们是否有一个"信心危机"。俞院长说，没有没有；当然没有。江南、李亚频、馊油、十信、毒玉米，都是孤立案件，不代表任何意义。我们信心十足，信心十足。

　　可是我听到邻居十岁的小孩丢下书包大声喊："妈妈妈妈，台湾不能住了。我是吃馊油长大的！"我也听到二十来岁刚结婚的朋友皱着眉头说："结婚可以；生孩子，不可以。每天骑机车上班，眼红疯狂的人潮与车马常勾出我心中对整个人类的仇恨来。一辆机车狠狠插在我前面的那一刻，我血液沸腾得很愿意当场撞得他头壳破裂而不觉一点点惋惜。把新生命带进这样一个世界来，不，太残忍了。"

　　为什么没出过国的小孩会下"台湾不能住"的结论？为什么一向笃信传宗接代的中国人会觉得台湾这个地方不可以养儿育女？俞院长的"信心"来自哪里，是哪一种信心，我觉得茫然。不肯承认我们有信心问题，是因为看不见问题或不敢说实话，我实在无从判断。我只知道，父母千方百计地把幼儿稚女送出国读书，表示对我们的教育制度没有信心（是的是的，王赣骏与丁肇中的成功等于我们教育的失败......）。有钱人把产业化整为零地存到国外银行，表示对我们金融制度缺乏信心。政府官员与大学生管珍惜绿卡，每年气喘喘地来回，表示对我们的政治前途没有信心。反对人士必须躲在外国的羽翼下才敢发言批评，表示对我们的民主宪政没有信心。至于年轻人觉得这片土地已经糟到不适于传宗接代的地步--这不是缺乏信心，这是绝望。年轻人的话，令我深深的哀痛；而那些不着边际的高调，令我失望。

　　八年前我带了几份介绍台湾的画报给欧洲的朋友看。这些画报都有中英对照而且摄影图片非常精致。朋友翻看之后不经意地说："这些很像东德或保加利亚的官方刊物。"我很惊讶：台湾的东西怎么会让他联想起两个共党国家来？

　　原来也只是一句凭直觉的评语，朋友也得思索好一会才分析出原因来："因为你看得出这个刊物在刻意地表现美好的一面，刻意地把其实任何社会都有的缺陷与难题都隐藏起来。你看，第一页到末页全是美丽的森林，纯朴的山胞，富庶的农村等等，像人间天堂。相反的，一个开放地区的刊物，通常，在称颂美丽的森林同时，或许会提到酸雨污染的威胁；介绍纯朴的山胞时，也许会说到物质文明的侵略；赞美富庶的农村时，就不免提到农村人口的流失......你拿东德与西德的画报一比较，就看出很明显的态度上的区别。"

　　他不说，其实我也该知道这道理。真正有信心的人不怕暴露自己的缺点，更不忌讳承认启己的丑陋。试图遮掩粉饰才真是没有信心的表现。四十年后的台湾固然已经脱胎换骨，却明明白白的有一身病痛：根本的政台问题、烧在眉睫的环境问题、需要急诊的经济转型问题、影响深远的教育问题，还有，使每个人不是咬牙切齿就是摇头叹息的道德沦丧现象。可是，如果我们有能力，我们就不怕面对这些病痛；如果我们有自信，我们就不怕大声承认：是的，我们确实有这些病痛。避讳或遮盖都是自欺，自欺意味信心不够，这，才是真正的危机，

　　我从来不忌讳大声说台湾是我"生了梅毒的母亲"，也不犹豫地告诉你台北是我所见过最庸俗最丑陋的都市，更不在乎对你说，中国人是个自私短见乡愿的民族--不怕你觉得刺心。我还可以恨恨地说，台湾的社会是个道德腐蚀到骨髓里的社会--不怕你骂我数典忘祖。

　　因为我对台湾还有信心。

　　看看有多少人在角落里默默地播种、耕耘；台湾的"有心人"真多。消费者基金会一点一点累积起来的成果现在算是大家都看得见了。还有许多看不见的："妇女新知"的一小撮人在一点一点地提高女性的自觉，教导她保护自己的权益。台大也有一小群人成立妇女研究中心，引导社会重视妇女问题。扶轮社--你以为有钱人都是脑满肠肥之流吗？--正在筹备环保基金会。另外又有几个人正准备推出《新环境》杂志，为我们病重的大地作记录。还有一群理想主义者要出版《人间》杂志：没有穿泳装的明星，没有微笑的政客；杂志关心病患孤儿寡妇，帮助这个爱喊光明口号的社会亲眼看看阴暗痛苦的一面。

　　这些少数人的努力却要承受很大的压力，就像小草拼命要突破已经龟裂但仍旧坚硬的水泥板一样。当年消费者基金会饱受挫折，好不容易加上"文教"两字才受到教育部的收容而成立，现在扶轮社要建立的环保基金会又在团团转，寻觅出路。妇女消费团体或自觉行动也受法规制度的百般束缚；任何民众为自己争取权益的行动都受到限制与束缚。这些保守而落后的法制就是压住小草的水泥，但是我的信心就在于这些小草伸向阳光的力量。只要有这么多"有心人"，台湾就有希望。坏的可以变好，腐烂的可以新生，染病的，可以复原。

　　可是，你是谁？凭什么你就做"沉默的大众"，等这少数人努力了，甚至牺牲了，你再去享受他们的成果？你现在买着消费者团体认可的食品，当初这些人投告无路的时候，你是在一旁观望？嘲笑？还是漠不关心？现在正开始垦荒的小团体，譬如"新环境"，需要人力的支持去研究环境的制度问题、评鉴问题，需要金钱的援助去启发小学生爱生的观念，对老农夫解释滥葬的害处。你关心吗？你在乎吗？你应该现在也变成工作的一分子呢？还是做个"沉默的大多数"等着成果从天上掉下来？

　　在台湾革新很难，一方面固然是由于许多制度的僵化（一个团体登记之后就不允许第二个性质类似的团体存在--这是什么蠢人订的蠢法？消费者组织不是愈多愈好吗？），另外还有保守的执政单位对社会自觉运动的疑惧。一个更大的障碍，却是民众本身的缺乏动力。美国有个年轻的母亲，因为女儿被醉酒驾车人撞死，组织了"反醉驶运动"，到处陈情、抗议、演讲，教导驾车道德。现在这个组织有六十万个母亲加入。

　　我们之中，多少人有这种楔而不舍的精神？譬如在月光笼罩的海滩上看见卡车盗沙--你视若无睹呢？还是恨恨骂一声。继续钓鱼？还是打个电话给警察局就算了事？有多少人会追根究底的，要求政府制止盗沙的行为：通知警察局，无效；再试环保局，无效；再试海防部队，仍无效；好，那么从头研究法令，到底海滨的沙地由谁负责。我们有多少人有这种精神？前人种树，后人纳凉是件美事；但是你不种树，身后的人又哪里有凉可纳呢？那群少数人的努力或许能冲破僵硬的水泥地，你就不能也投入作一点草根里的养分吗？

　　我不知道谁视台湾为家。有人依依不舍地回顾过去的大陆，有人拿着绿卡飞向未来的大陆，有更多的人不想过去，不想将来，也不知珍惜现在脚下的泥土。我是个要浪迹天涯的人，但是深切知道，即使穿着凉鞋的脚踩在土耳其的石板路上，别人问"客从哪里来"时，我只有一个答案：不是湖南，不是纽约，不是慕尼黑。家，可以暂时挥别，可以离弃，可以忘怀，但家，永远还是那么一个。四十年后的台湾，有想走而走不掉的人，有可以走而不走的人，也有一心一意在这儿今生今世的人；不管哪一种，只要他把这里当"家"--心甘情愿也罢，迫不得已也罢--只要他把这里当"家"，这个地方就会受到关爱、耕耘、培养。怕的是，过了四十年仍旧不把这儿当家，这个家才会破落。信心不信心。在此而已。

　　五颜六色的脾楼又搭了起来，五颜六色的灯又亮了起来。庄严的人物在演讲，报纸的刊头用红色......但这是四十周年的光复日，人生有几个四十年？五颜六色之外、欢呼与口号之外，是不是该有--点新的、诚实的省思？原载一九八五年十月廿六日《中国时报·人间》野火现象

　　菜市场中一地的泥泞。讨价还价的喧嚷夹着刀起刀落的剁声。在菠菜和胡萝卜旁边，居然搁着一本摊开的《野火集》。卖菜的妇人蹲在地上剥玉米。

　　"欧巴桑，你在看这书吗？"

　　"勿是啦！"她愉快地回答，"我后生在看啦！伊在读大学。"撕掉蒙眼布

　　《野火集》在出书廿一天之中再版廿四次，四个月后，已经迫近五十版，马上要破十万本的大关。文化界的人士咋舌称奇，说是多年来没有见到的现象。书店的经销商说，许多买书人似乎带着一种"使命感"走进书店，买一本给自己之外，还要添一本送人，惟恐读"野火"的人不够多。一位医师告诉我，他买了三百本书四处寄发。学校老师也往往为学生集体订购，作为指定的课外读物。海外的留学生也来信，希望这本书能销到国外。

　　这是个非常奇特的现象。《野火集》破纪录地、疯狂似地畅销不是一个偶发、孤立的事件。从专栏时期读者反映的汹涌，到成书之后读者"奔相走告"的热潮，在在都显示这是一个深具涵义的台湾社会现象。很明显的，我们的社会对"野火"所发出的声音有一种饥渴的需求。

　　需求什么呢？

　　"野火"是个强烈的批判声音；当批判的对象是自己的时候，就成为反省。"野火"，因此也是个自剖反省的声音。但是"野火"里头并没有任何新鲜的观念。它指控现代的中国人丧失道德勇气，它要求学生争取独立思考的空间，它要求政治的开放与容忍。近代史上，一波又一波中国的知识分子一次又一次地呐喊着同样的话。如一位教授所说："你的野火精神和当年的文星精神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但是为什么廿年前叫喊的事情在廿年后还有叫喊的必要？可见我们进步非常有限。"的确，可是这一次的叫喊，在空谷中引起嗡嗡不绝的回声，"野火"由一根小火柴烧成一小片火海，表示这是个不同的时机。或许人们不只是厌倦窠臼本身，也厌倦一次一次叫喊后的失败。在上千的读者来信中，大部分有这么一句话："啊！你说出了我心中早就想说的话"，然后加上三个惊叹号！！！"野火"显然痛快地供给了情绪的发泄，但是令人心惊的是，在发泄之前，那份情绪有多么堵塞，多么郁闷。

　　台湾在蜕变中。曾经是个一元化、权威分明的社会。子女遵从父母，学生遵从老师，人民遵从政府。可是经济起飞了，如果上一代努力的是物质上的独立，那么这一代就追求精神上的独立。教育水准提高了，往往子女懂得比父母多，学生青出于蓝，人民所拥有的知识比官僚还高。西方民主文化的冲击更是勇猛直接。里根说卡扎菲计谋暗杀他，台湾的电视就显现：美国记者大声问总统："你有没有证据呢？没有证据就是撒谎。"这种镜头对我们膜拜电视的社会不可能没有影响。头脑再简单的人也会问一声："哦，民主是这样的呀？"更何况是已经受了教育，宁可自己思考的人。

　　经济、教育、外来文化等等，构成伊甸园里的知识之果，台湾的社会大众，是吃过苹果的亚当。吃过苹果，发觉自己的赤裸，于是急切地想看清现实，解决问题，但是亚当的脸上绑着一块蒙眼布--吃苹果之前的旧观念、旧制度、旧作法、旧信仰，遮着亚当睁大的眼睛。多少年来不曾经过审查的教条、口号、神话、谎言，密密地包扎着亚当开始流转的眼睛。

　　"野火"只有一个简单的要求：撕掉蒙眼布。对"野火"狂热的反响或许也就传达了那么一个简单但迫切、坚决的讯息：我们不要蒙眼布！让子女、学生、人民，都用自己的眼睛去看，自己的头脑去想。在野之声

　　"野火"畅销的主因固然是它反对权威、批判现状的立场，但是为什么比它更激烈、更叛逆的刊物，譬如一些党外杂志，却得不到小圈圈以外的回响？其中人为的因素当然很重要，譬如查禁的问题；最主要的因素却在于这些杂志本身的限制。一方面，歌颂权威、膜拜现状的书籍刊物对厌倦蒙眼布的人缺少吸引力，因为它的出发点与目的地都是一种意识形态。另一方面，一些党外刊物，虽然标榜批判，却无法把读者完全争取过去，因为它往往也是以一个特定的意识形态为出发点，以某个政治结构为目的地；不同的意识形态，不同的政治目的，但是反宣传可以变成宣传，反教条可以变成教条。如果没有较开阔的胸襟，较长远的眼光以及对理性的坚持，蒙眼布换了颜色还是蒙眼布！而吃了苹果的亚当所急切、不耐、引颈盼望的，不只是换一块蒙眼布！

　　我们不能没有党外刊物，因为它是一个制衡的声音。从"野火"的现象看来，我们更急迫地需要第三种声音，一个不以单一意识形态出发、没有政治野火、真实而纯粹的"在野"之声。这个声音通常由关心社会的知识分子所发，可是在今天的台湾，这个声音，不是没有，但微弱喑哑。知识分子或者受制于强权而不敢作声，或者屈服于作官的私欲而婉转歌唱，或者受挫于尝试的失败而灰心隐退；仍旧在努力中的，只能支支吾吾、避重就轻，貌似前进的《野火集》并不例外；或者倒过来说，"野火"这么一本鼓吹最基本的民主观念的书都能引起这么大的震撼，不是"野火"前进，而是这个社会落后；不是"野火"的声音特别清越，而是这个社会根本缺乏嘹亮的在野之声。

　　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声势浩大的"野火"其实只是一只猴子；台湾需要的，是真正老虎的吼声，许多老虎的吼声。喜鹊·乌鸦

　　因为在粉饰、教条、自我吹嘘、自我慰藉的"酱缸"里泡了几十年，我才在极端不耐中开始写"野火"，但是立即招来质问：为什么只写坏的？光明面为什么不写？人民很勤奋呀，政府很努力呀，社会很安定呀！为什么一面倒？是"别有用心"吗？

　　不错，我是"别有用心"，像个病理学家一样的别有用心。病理学家把带菌的切片在显微镜下分析、研究，然后告诉你这半个肺如何如何的腐烂；你不会说："奇怪，怎么只谈我坏的半边肺？怎么不夸--夸那好的一半？"

　　那么，为什么要求社会病理家谈"光明面"呢？

　　再说，歌颂勤奋的人民、努力的政府、安定的社会的人还不够多吗？何必还需要我也加入？

　　你有影响力呀！读者相信你。

　　这话说得何其天真。如果"野火"的作者有所谓的影响力，那纯粹是因为他像只乌鸦一样不说悦耳的话；他怎么可能在赢得"读者相信"之后转而加入喜鹊的行列？一个社会本来就该有许多不同的声音，传达不同的讯息；乌鸦和喜鹊各有所司。但是，如果报喜不报忧的喜鹊觉得自己缺乏信服力，它就必须改变作风，开始说实话，而不是要求有"影响力"的乌鸦换套羽毛，唱喜鹊的歌。

　　也有人担心地说："野火"暴露出那么多台湾的缺点，被敌人拿去作宣传怎么办？

　　不怎么办！只有头脑简单的人才不知道自我批评是一种自省自新的能力。当西德的布朗德与美国的尼克松闹出举世皆知的丑闻时，两国人追究到底的态度赢得的是尊敬，不是轻视，我们的报纸喜欢兴高采烈地报导大陆报纸所揭露的坏事，作为"你看他们多糟糕"的宣传，而事实上，中共愈是容许丑事的揭发，批评的公布，愈表示他们观念的进步，也就愈值得我们思考。

　　把自己的弱点暴露出来检讨，是优点，不是缺点。"野火"不需要描写台湾社会的光明面，因为，我相信，"野火"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光明面的表现；表现台湾的制度能容忍批评，台湾的人民能自我反省；这是个有更新能力的社会。

　　让别人拿《野火集》去作宣传吧！上一代，这一代，下一代

　　对这本书的两极反应是另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一方面，许多老师以它作教科书外的教科书，鼓励学生讨论并且写读后感；另一方面，有学生来信："我们教官不准我们读你的书，说龙应台污染青年人思想......"一方面：某些工商机构成百地订书，送给员工阅读；另一方面，有些特定的团体将"野火"明文列为禁书。许多读者赞美作者为"真正爱民爱乡、有良心的知识分子"，却也有人说他是共匪。

　　白纸黑字一本书，为什么出现两种水火不容的读法？

　　就读者来信分析，对"野火"存恐惧之心的以年纪较长、度过军旅生活的人较多，支持"野火"的则包括各个阶层、职业，与教育水准，但仍旧以大学生和三四十岁之间、受过大学教育的中产阶级为主流。更年轻的；十来岁的中学生就有点迷惑："国文老师要我们每个人都熟读野火，可是昨天副刊又有篇文章说你偏激，我应该相信谁呢？你是坏人还是好人？"

　　这样一分，一条清楚的代沟就浮现了出来。由对"野火"的反应，我们也更明确地看出台湾是怎样的一个转型期的社会。

　　为了行文的方便，让我用"上一代"、"这一代"这样稍嫌以偏概全的名辞。对于"野火"所鼓吹开放、自由、独立思考的观念感觉恐慌的上一代大致有三种说法。"我们忠心耿耿追随政府来台，政府就像父母一样对我们有恩，"一位退伍军官写着，"你的书所传播的根本就是反叛思想。"

　　这是第一种。把政府当父母，施政措施作恩德，批评视为"反叛"，流露出来的是根深蒂固的封建意识。我们的民主历练之浅，由此可见。

　　另外一种非常普遍的想法：怎么可以鼓励学生独立思考、争取权利？这不是闹学潮吗？大陆就是闹学潮给搞丢了！

　　这个简单的"历史观"犯了两个根本的错误：第一，学生独立思考、争取权利并不等于闹学潮；第二，当年大陆上的学潮是果，不是因。学潮不是从石头里无缘无故突然蹦出来的孙猴子，一定是先有政治上的病态，人心不满郁积到一个程度，爆发出来才有学潮。我们若要避免学潮的发生，就必须在政治上力求公正合理，而不是设法锁住年轻人的头脑。

　　第三种说法：我们这一代抛头颅、洒热血、挨饿受冻才赢得今天衣食温暖的安定局面，你们这无知的下一代人在福中不知福，已经有了温饱还大声嚷嚷什么自由、什么人权......一个作家被关上一两年就是大不了的事，哼，比起我们这一代所受的苦，被关几年算什么玩意儿？

　　大概有不少父母都跟子女说过这样的话，带着很大的说服力。它一则诉诸感情--我为你牺牲过，你要感恩；二则诉诸经验的权威--我吃过苦，你没有，所以我是对的，你是错的。

　　就某些层面来说，他当然是对的。这一代应该对上一代充满感恩之情。这垂垂老去的所谓上一代，曾经在兵荒马乱之中紧紧搂着怀抱里熟睡的婴儿，曾经饿着肚子带孩子去付医药费，曾经推着脚踏车沿路喊"机器馒头"让孩子缴学费，后来又曾经把薄薄的一叠退休金换取儿女留学的机票。这个上一代，把自己躺下来铺成砖块让我们这一代昂首阔步地踩过去，"衣食温暖的安定"是上一代咬紧牙根拼了命才达到的终点，对这一代，那却是个稀松平常的起点，感恩，当然应该。

　　可是，这一代的"大声嚷嚷"并不是"人在福中不知福"。他已经有了衣食温暖的福，现在大声嚷嚷，追求的是另一种福，更高层次的福：民主、自由、人权......衣食温暖的安定只是基本的出发点，这一代当然不能以此满足；上一代如果认为这一代吃饱了、打个嗝，就该在安定中唾个午觉，那就太天真了，食物够吃了，开始求烹饪的精致。衣服够穿了，开始求设计的美好。社会安定了，开始要求有所作为。物质的丰富与环境的安定都只是社会要进步的基础条件而已。上一代奠定了这么一个基础，这一代或许就能建立一个开放自由、公理伸张的社会，作为下一代的基础，而"人在福中不知福"的下一代继续"大声嚷嚷"，或许我们就有了真正伟大的思想家、艺术家、政治家的出现。

　　这一代站在新的起点上准备往前冲刺，要拉也拉不回来的。除非你扭断他的胳膊。我们的社会若要和谐，这一代必须体谅上一代的经验，心存感谢；上一代也必须交棒，放手让这一代奔向一个不同的终点。这样才可能避免那水火不容的两极，也才可能回答更下一代的问题："我应该相信谁？"幸福没有止境

　　市场里的欧巴桑蹲在湿淋淋的地上剥玉米，为了凑足后生上大学的费用。她所关心的，或许是菠菜的收成与一斤几毛的价钱，后生所关心的，就可能是如何争取一个容许他独立思考的环境。"野火"对欧巴桑没有意义．对她的后生却有意义，我们能够盼望的是。有朝一日，后生的后生一出世就在一个衣食温暖、自由开放的环境里，他不需要经过挣扎奋斗就可以尽情尽性地发挥他所有的潜能。

　　幸福，没有止境。《野火集》不过是一个追求幸福的呐喊！

　　十万本，代表一个非常迫切的呐喊。

　　原载一九八六年四月廿四日《中国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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