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慎之文集做学问首先要做人——匡亚明先生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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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学问首先要做人——匡亚明先生印象
　　1996年9月25日，南京大学纪念与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合办的中美文化中心成立十周年，要我去参加庆祝会议。这是中外教育合作中的一个创举，一件盛事，几乎是匡老（亚明）以其魄力和毅力一手完成的。此事与我也有一点因缘，自然不能不去。但是此时已91岁的匡老，刚开过刀，身体衰弱，所以即使是他一手擘划的事业，也决定不参加了。虽然如此，第二天一早，他还是派车接我们夫妇到他家叙旧。出我意外的是，他精神极好，毫无病容，虽然始终是躺在藤躺椅上，却还时时欠身而起，执意要我吃完几角月饼。在我们告辞的时候，他还同夫人一起送到大门口。只是我恐怕他倾跌，坚决不让他下台阶。我笑着说：“你起码可以活到一百岁，做个跨世纪人才。”这话当时也是真的，但是没有料到，回到北京后不到三个月，从电视台的新闻联播里传来了他的噩耗，九月份的一面竟成永决。
　　那天的谈话，匡老一上来就说：“我想来想想去，中国学问的精髓就是‘人学’，做学问就是‘做人’。”这一点，在匡老晚年真是念兹在兹，天下推为知言，我本人也听他讲过多次。这决不是老生常谈，而是一个九十老人历尽沧桑之后最深刻的体悟，已经浃骨沦髓，溶入他的灵魂了。当然有人以为中国学问不如西洋学问之处正在于中国人不重求知，然而反过来也可以说这正是中国学问的优长这处。事实上，宋儒说过“学问之道在变化气质”，看看今天社会上的浮躁、虚夸、轻薄、诈伪……之风日甚一日，虽然提出“精神文明”的要求，却甚难落到实处。什么时候才能使中国人的气质来个大变化呢？
　　匡老是20年代的老党员，大我近廿岁。我十年前才有缘和他相识。一见投缘，主要是因为我们共同关心中国传统道德的继承与发扬问题。我还记得他第一次见我时说：“我们共产党在全国解放以后，很长时间只讲斗争，不讲道德建设，斗来斗去把社会风气斗得这样坏。”我听得出他的忧心是很深的。从那时起，他以八十高龄主持《中国思想家评传》这部二百册的煌煌巨制，经过他和他的同事们的努力，现在已经完成了五十多册，它完全不同于近年来社会上好大好虚的浮夸之作，以卷帙、以装帧、以派头、以价钱欺人压人，而是确实罗致各方专家，深钻精研，一字一句，一章一节写出来的，务使每一本书都确有内容，确有精神，可以成为我们时代的继往开来之作。尤其值得惊叹的是，他亲自动手完成了他自己所谓“四十多年前的一个小小的愿望”，写出了其中的第一部着作——三十五万多字的《孔子评传》，从印在卷首的手稿复制件来看，真是反复修改，至再至三。仅此一点，比之于当代以至古代的一些“大老”冒领虚衔，浪逐声名，看起来像是总持风雅，实际上是导人以伪，伤风败德者，真是天渊之别了。
　　匡老关心的是优秀成果的中国传统文化全体，但他个人致力的是儒学。他自称从小上私塾，读的是孔孟之书，以后参加革命，对儒学别有看法，晚年又很推崇孔子，其间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这是许多革命者共有的经历，“三折肱然后为良医”，恐怕也自有客观规律性在。匡老在其着作中一再提到一些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卓越领导人恽代英、萧楚女、邓中夏等同志对他的影响，这些人一方面给了他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一方面也给了他中国传统道德的的影响。这一点证实了我久有的一个猜测。我一向以为中国共产党所以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除了客观环境与政治路线的原因不说，有一点是因为老一辈的共产党人大多是顶天立地的汉子。他们的骨子里都秉承着中国文化传统的精华，他们怀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抱负；“民吾胞也，物吾与也”的襟怀；“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的气节；立定“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这样，才能使他们前仆后继，再接再厉，不达目的，决不休止。我似乎早就在给我以马克思主义启蒙的共产党员老师身上看到了这一点，匡老也属于那一辈人。就我现在所知，单就他的交道、敦风义这一点而言，他在《孔子评传后记》最末了的一段就郑重提到与他生平关系最密切的四个人：1924年介绍他参加国民党的中楚伧先生和朱季恂（旬下加子），1926年介绍他参加共产党的罗霖同志和蔡泰同志。后三人或成烈士，或久已不在人世，至于叶楚伧先生身为国民党的元老，解放以后，人避之唯恐不及，而在“文化大革命”中，光这条社会关系，就任凭什么罪名、头衔都可以加得上去的，匡老则饮水思源、不忘旧恩如此。奇怪的是，这本来是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的道德，可是在二十年的极“左”错误，在中国大地上出现的是欺师灭祖，卖友求荣；吹牛拍马，吠影吠声；落井下石，临难苟免……用叶浅予先生悟道有得之后所作的概括就是：所谓“思想改造”的目标，就是要改到人人能自觉说假话，结果当然是人心大坏。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一再提出“要使社会风气有一个根本的好转”，然而迄今垂二十年矣，也还是不能说有根本的成功。推原祸始，全在我们自己伤了自己的元气。
　　匡老在《孔子评传》的结论中曾提到“恽代英同志说：‘我对于孔子的道德学问，向来便很佩服’”。我告诉匡老，1952年下半年，我参加过中国政府第一个派到东欧六国考察文化教育的代表团。一共七八个人，相处六七个月，彼此十分亲密。同团有一位是当时的中国科学院办公厅主任恽子强同志，是代英同志的胞弟，当然他是老革命了，可是比起代英同志来参加革命却晚了好多年。我问他为什么，他回答说：“代英是个孝子，总觉得自己已经以身许国，再也不能让我这些弟妹置父母与不顾了”。谁都知道，代英同志最后是慷慨就义，壮烈成仁的，但是他的这种思想当时就使我十分感动。道德总是会有矛盾的。中国人自古就知道“忠孝不能两全”，然后又提出“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就因为孔子说过：“孝悌者，其仁之本欤！”。在矛盾中从容中道，这是中国文化的极致，所以孔子说：“中庸其至矣乎”！
　　匡老一贯强调孔子思想“提出了有独立人格、独立个性和独立志气的人的自觉”。他指出“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在于围绕个人、人际关系和社会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如何做人、个人修养和处理好人际关系”。他的思想是真正继承了中国古来“治国平天下”的第一大事——“正人心，淳风俗”。中国要振兴，世界真要得救，是离不开这一条路的。
　　那天上午，在长者面前，我放言无忌，自陈依我的观察，中国文化有三大悖论：第一，有些中国人自以为重历史，一开口就是上下五千年，然而这些中国人实际上最不重视自己的历史，天天在毁灭真古董，又天天在制造假古董，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造起了不少红红绿绿、俗不可耐的“名胜古迹”，其用意只在一个钱字，而全无求真好古之意，全无从历史中培养民族感情，涵容人文精神之意。第二，有些中国人号称最爱自然，看看中国的传统典籍诗画，似乎也确是如此，有人甚至以此来解“天人合一”之说，但是事实上，这些中国人最爱破坏自然，只要人为的一加开发，立刻名山失色，碧水遭殃，可谓百试不爽。凡出过国门的，无不会认识到中国人在这一点上简直称世界第一。第三，古老中国的最高哲学概念是仁，强调的是“以仁存心”，是“万物一体之仁”，中国传统的政治哲学则可以说是“以仁为体，以礼为用”，所以中国自诩为“礼义之邦”。但是有些中国人的公德心（姑置私德不论，也不说其他可能有的悖论）却又几乎可称世界倒数第一。匡老莞尔称是。然后谈到他第一次赴美，在一个地方看一群孩子玩耍，有一个孩子把吃剩下的粮纸抛在地上，久久没有人注意，他也耐心观察，终于孩子的妈妈看到了，叫孩子捡起来放在口袋里，这样的事实在小到不能再小了。在某些中国人看来，简直是“犯傻”，然而匡老注意到了。而从大范围讲，这确实不是一个小问题。
　　匡老那天兴致很好，对我的话也不以为忤。总的来说，匡老生性旷达乐观，不像我卞急狭隘，看世事常带灰色。先辈仪型在，这一点就值得我学习终生。一席谈话，真是置我于风光霁月之中，临别互道珍重，我还期待他能以国家古籍整理小组组长的身份明年再到北京主持会议，可以再次向他请益，不料不出三月，遽归道山，衷哉！
　　“人之云亡，邦国殄瘁”。这是我不免有的感情，但是匡老如有知，一定不以我为然。“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换旧人”。孔子说：“后生可畏，焉知后来者之不如今乎！”想必这也是匡老的襟怀。倘能如此，匡老虽去，也可以无憾了。
　　《炎黄春秋》1997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