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波普尔是开放社会最重要的斗士之一……他最强有力的武器是思想上的极端清晰和完整；对人类洞察力具有根本可错性的信念不仅表现在他个人的谦虚上。人类决不可放弃对真理的追求，但必须谨防以为总能拥有真理的幻觉。　　　　　　　　　　 ——前联邦德国总理赫　　卡尔·波普尔是开放社会最重要的斗士之一……他最强有力的武器是思想上的极端清晰和完整；对人类洞察力具有根本可错性的信念不仅表现在他个人的谦虚上。人类决不可放弃对真理的追求，但必须谨防以为总能拥有真理的幻觉。 　　　　　　　　　　 ——前联邦德国总理赫

序
　　赫尔穆特·科尔论卡尔·波普尔
　　欧洲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世纪即将告终。对某一种族或某一阶级历史使命的信念已
经证明是本世纪最具毁灭性的谬误：数百万无辜的人民沦为它的受害者。卡尔·波普尔
与这种谬误进行了无休止的斗争。他是开放社会最重要的斗士之一；他反对他的论敌的
论证至今仍具有效性和说服力。
　　他最强有力的武器是思想上的极端清晰和完整。对人类洞察力具有根本可错性的信
念不仅表现在他个人的谦虚上。人类决不可放弃对真理的追求，但必须谨防以为总能拥
有真理的幻觉。
　　对这些信念的承诺需要勇气——逆潮流而动的抵制“时代精神”的内在力量。自由
和民主在欧洲的胜利证明卡尔·波普尔是对的。他对未来的信念是：我们必须仍然保持
警惕；批判理性是人民和国家在尊严与和平中共处的先决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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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无所不知和可错性
　　排除什么？提出什么？那就是问题。
　　　　　　　　　　　　　　 休·洛夫廷：《都利特尔医生的动物园》
　　在我20岁的时候，我跟维也纳一位名叫阿达尔伯特·波什的家具木工老师傅当学徒。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不久，从1922年到1924年，我和他一起工作了两年。他的相貌酷似乔
治·克莱孟梭，但却是一个非常温和而又善良的人。我取得了他的信任后，每当工场里
只剩下我们两个人的时候，他时常给我传授他那无限渊博的知识。有一次，他告诉我说，
多年来他一直致力于制作各种永动机的模型，并且若有所思地说：“他们说，你是不会
成功的；但是一旦成功的话，他们的说法就不一样啦！”他特别喜欢问我历史问题，当
我确实答不上来（虽然我这个徒弟是个大学生——这是一件使他非常自豪的事）时，他
就自作回答。他会问：“你知道是谁发明了长统马靴吗？不知道吧，是弗里德兰公爵华
伦斯坦在三十年战争期间发明的。”在他自己提出一两个更难的问题，并由他自己得意
洋洋地解答后，我的师傅便会以朴实的自豪神情说：“好啦，你可以随意问我任何问题，
我什么都知道。”
　　我相信，从我亲爱的无所不知的师傅阿达尔伯特·波什那里学到的知识理论，比从
我的其他任何老师那里学到的更多。除了我的师傅以外，没有任何人对我有那么大的影
响，使我变成一个苏格拉底的信徒。因为正是我的师傅使我不仅懂得我是多么浅薄无知，
而且懂得我所追求的任何智慧只是更充分地认识到自己的无知是无限的。
　　每当我在制作写字台的时候，我的脑海里就充满了属于认识论领域的形形色色的想
法。那时我们承担了制作30张两边有许许多多抽屉中间可容膝的红木写字台的任务。我
担心，由于我专心致志于认识论，其中一些写字台的质量，尤其是法国罩光添的质量会
受到严重影响。我的师傅提出过这一点，并且这也使我深深认识到：对于这类工作，我
太无知，太容易出错了。所以1924年10月我决心结束我的学徒生涯，我应当寻找某种比
制作红木写字台更容易的工作。有一年的时间，我从事教育那些无人管教的孩子的社会
工作，我以前干过这种工作，并发现十分困难。然后在我用了五年多的时间主要从事学
习和写作后，我结婚了，并且找到了一个中学教师的工作，并幸福地安居下来。这是在
1930年。
　　那时，除了教书以外，我没有专业上的抱负，虽然1934年末，在我出版了《研究的
逻辑》一书后，我对教学工作有些厌倦了。所以在1937年我有机会放弃教学工作并成为
一个专业哲学家的时候，我觉得自己非常幸运。那时，我已快35岁了，找想我终于解决
了如何制作写字台的问题，然而我还是全神贯注于认识论。

2．章年的记忆
　　虽然我们大多数人都知道自己出生的日子和地点——我于1902年7月28日出生在维
也纳上圣代伊特区一个名叫希梅尔霍夫的地方——但很少有人知道他们的智力生活是什
么时候又是怎样开始的。就我的哲学思想发展过程来悦，我的确记得它的一些早期阶段，
但它确实比我的感情和道德发展要开始得晚。
　　我觉得，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有些清教徒的味道，甚至是古板的，虽然这种
态度的养成也许是由于我感到我无权参与评价除我以外的任何一个人。在我最早的记忆
里，我羡慕我的长者和强者，例如，我羡慕我的表兄艾里克·施夫，我非常羡慕他比我
大1岁，羡慕他的整洁，特别是羡慕他漂亮的相貌：我总是把漂亮的相貌看成是重要而
又难得的天赋。
　　现在人们经常会听说儿童生性残酷。我不相信这种说法。当我是个孩子的时候，我
就是美国人所说的那种“多愁善感的人”，而同情又是我所记得的最为强烈的感情之一。
我最初经历的爱的主要成分就是同情，这次经历是在我5岁的时候。我被送进幼儿
园，幼儿园里有一个美丽的小女孩双目失明。她迷人的微笑，她双目失明的悲剧，使我
的心碎了。这是一见钟情。虽然我只见到过她一次，而且仅仅只有一两个小时，但我永
远忘不了她。后来再也没有送我到这个幼儿园去，也许我母亲注意到了我那时多么心烦
意乱。
　　当我还是一个幼小的孩子时，维也纳一贫如洗的景象是使我焦虑不安的主要问题之
一——以致它几乎总是在我的脑海里、现在生活在西方某一个民主国家的人很少有人知
道本世纪初贫困意昧着什么：男女老少饥寒交迫，希望渺茫；然而，我们孩子对此无能
为力；我们所能做的只不过是要几个铜板去送给那些穷人而已。
　　只是在许多年之后，我才发现我父亲早已为挽救这种局面而长期努力工作，虽然他
从来没有谈起这些活动。当时他在两个委员会工作，这些委员会管理无家可归者的收容
所：一个是共济会分会，管理一个孤儿院，他多年来一直是这个分会的会长；而另一个
委员会（不是共济会的）则建立和管理为无家可归的成年人和流离失所的家庭提供的庞
大的公共机构。（阿道夫·希特勒早期呆在维也纳期间就被收容在后面这个机构中：
“无家可归者的收容所”。）
　　父亲这项工作得到了出人意料的重视，那时老皇帝封他为弗朗西斯·约瑟夫等级的
爵位，这不仅必定使人大吃一惊，而且必定是个问题。因为，虽然我的父亲——像大多
数奥地利人一样——尊敬皇帝，但他却是一个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学派的激进自由主
义者，而根本不是一个政府的支持者。
　　作为共济会会员，他甚至还是当时被奥地利政府宣布为非法的一个团体的成员，尽
管弗朗西斯·约瑟夫的匈牙利政府没有这样宣布。因此，共济会会员们经常越过匈牙利
边界在普雷斯堡（现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迪斯拉发）去聚会。奥匈帝国虽然是君主立
宪制，但并不受它的两个议会控制：它们无权罢免两位首相或解散两个内阁，甚至投不
信任票也不行。如果可以作一比较的话，那么，奥地利议会似乎比威廉和玛丽统治下的
英国议会更加软弱无能。当时几乎没有什么牵制和平衡，有的只是严厉的政治审查；例
如，我父亲用西格蒙德·卡尔·弗吕格的笔名写了一本才华横溢的政治讽刺作品《公元
1903年》，在1904年出版时就被警察查封了，直到1918年仍被列在禁书目录上。
　　尽管如此，在1914年以前的那些日子里，沙皇俄国西部的欧洲有一股自由主义的气
氛；奥地利也弥漫着这种气氛，现在似乎被第一次世界大战永远毁灭了。维也纳大学拥
有许多真正出类拔萃的教师且享有很大程度的自由和自主。剧院也是如此，剧院在维也
纳生活中是重要的——几乎和音乐一样重要。皇帝远离一切政党，并且不支持政府中的
任何一方。的确，他彻底地遵循索伦·基尔凯郭尔和丹麦克里斯蒂安八世谈的戒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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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早期的影响
　　我是在满屋书香的气氛熏陶下成长的。我父亲西蒙·西格蒙德·卡尔·波普尔博士，
像他的两个兄弟一样，是维也纳大学的法学博士。他有一个大藏书室，那里到处是书—
—除了餐厅外，在餐厅里，有一架柏森多夫式的大钢琴以及许多册巴赫、海顿、莫扎特、
贝多芬、舒伯特和勃拉姆斯的作品。父亲与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同岁——父亲拥有他的
着作，并在这些书出版时就已读过。我父亲是一个出席高级法庭的律师和法务官。至于
我母亲燕妮·波普尔，母亲姓施夫，我在谈论音乐的时候将更多地讲到她。我父亲是一
个有才华的演说家，我听到他在法庭上辩护只有一次，那是1924年或1925年，当时我自
己是个被告。依我看来，这个案子是再清楚不过的。因此我没有请父亲为我辩护，可他
坚持为我辩护，我深感为难。但是他那精练、明确、真诚的演说给我留下了极深刻的印
象。
　　我的父亲在他的专业工作中十分努力，他一直是维也纳最后一任自由派市长卡尔·
格吕勃尔博士的朋友和伙伴，父亲还接管了他的法律事务所。这个事务所是我们居住的
那座大公寓的一部分，它正好位于维也纳市中心，大教堂（斯蒂芬教堂）中门的对面。
虽然他每天在这个事务所里工作的时间很长，但实际上与其说他是一个律师，毋宁说他
是一个学者。他是一个历史学家（他的藏书室里有关历史的书籍数目相当可观），尤其
对古希腊时期以及18、19世纪的历史感兴趣，他写诗，并且把希腊文和拉丁文的诗歌译
成德文；（他很少讲这些事。纯属偶然，有一天我发现贺拉斯的一些欢快的诗歌的译文。
他独特的天赋是明朗的风格和强烈的幽默感。）他对哲学有浓厚的兴趣。我一直保存着
他的柏拉图、培根、笛卡儿、斯宾诺莎、洛克、康德、叔本华，以及爱德华·冯·哈特
曼的着作；由提奥多·贡佩尔茨（我的父亲高度评价他的《希腊思想家》一书）编辑的
J·S·穆勒选集的德译本；基尔凯郭尔、尼采、倭铿的大部分着作以及恩斯特·马赫的
着作；弗里茨·毛特纳的《语言的批判》以及奥托·韦宁格的《性别和性格》（这两本
书似乎都对维特根斯坦有些影响）；以及达尔文大部分着作的译本（他的书房里挂着达
尔文和叔本华的画像）。当然还有德国、法国、英国、俄国和斯堪的那维亚权威作家的
文学作品。但是社会问题是他的主要兴趣之一。他不仅有马克思和恩格斯、拉萨尔、卡
尔·考茨基和爱德华·伯恩斯坦的主要着作，而且还有马克思的批评家波姆－巴维克、
卡尔·曼格尔、安东·曼格尔、P·A·克鲁泡特金以及约瑟夫·波普尔-林克乌斯（显
然是我的一个远亲，因为他出生在科林，我祖父就是这个小城镇的人）的着作。藏书室
还有一个和平主义的专架，上面有贝塔·冯·苏特纳、弗里德里·威廉·福斯特以及诺
尔曼·安格尔的书。
　　因此在我能够阅读这些书以前很久，它们就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在我学会阅读前
不久，我母亲读给我的两个姐姐和我（我是三个孩子当中最小的一个）听的第一本书给
我留下了深刻而难以磨灭的印象。这是伟大的瑞典作家塞尔玛·拉格勒夫的一本儿童读
物，德译本颇为优美，书名为《小尼尔斯·霍尔格森和鹅的奇遇》，英译本名为《尼尔
斯历险记》。许多年来，我反复阅读这本书，至少一年一次；最后，我可能不止一次地
阅读了塞尔玛·拉格勒夫所有的作品。我不喜欢她的第一部小说《古斯塔·伯杯》，虽
然这本书无疑是十分着名的。但对我来说她的其他每一本书都是杰作。
　　学习阅读和写作，当然是一个人智力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事情。任何事情都无法与之
比拟，因为，几乎很少有人（海伦·凯勒大为例外）能够记得学习说话对他们意味着什
么。我将永远感谢我的启蒙老师艾玛·戈尔德伯格，他教会了我三个R。我认为，这些
是必须教给一个孩子的惟一必要的东西；有些孩子为了学习这些甚至不需要别人教。其
余的就是气氛，以及通过阅读和思考去学习。
　　除了我的双亲、我的启蒙老师和塞尔玛·拉格勒夫以外，我认为对我早期智力发展
影响最大的是我终生的朋友阿瑟·昂特。他是拿破仑战争期间德国民族主义的着名奠基
人之一恩格特·莫里茨·冯·昂特的一位亲戚。而阿瑟·昂特是一个热情的反民族主义
者。虽然他是德国人的后裔，却出生于莫斯科，并在那里度过了他的青年时代。他比我
大20岁，当我在1912年第一次遇到他时，他已年近30。他在里加大学学习工程学。在
1905年未成功的俄国革命中，他曾是学生领袖之一。他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同时又是布
尔什维克的强烈反对者。从1905年起，他就结识了布尔什维克的某些领导人。他把他们
描绘成社会主义的耶稣会教士，就是说，他们做得出牺牲无辜的人、甚至违背他们自己
心愿的事来，因为伟大的目的可以不择手段。昂特不是一个坚信不移的马克思主义者，
但他认为马克思是迄今为止最重要的社会主义理论家。他发现我非常愿意听取社会主义
思想，而我觉得，没有什么能够比结束贫困更为重要的了。
　　昂特对恩斯特·马赫和威廉·奥斯特瓦尔德的门徒们发起的运动也有浓厚的兴趣
（远远超过我的父亲对它的兴趣）。这个团体的成员自称为“一元论者”。（与着名的
美国杂志《一元论者》有联系，马赫是这个杂志的撰稿人，）他们对科学和认识论感兴
趣，对现在所称的科学哲学感兴趣。在维也纳的一元论者中，“半社会主义的”波普尔
－林克乌斯有相当多的追随者，其中包括奥托·纽拉特。
　　我读的第一本关于社会主义的书（可能是在我的朋友昂特的影响下——我的父亲是
不愿意影响我的）是爱德华·贝拉米的《回顾》。我很可能在12岁就已经读过这本书了，
它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昂特带我参加一元论者组织的去维也纳森林的星期日远足。
在这些场合，他解释和讨论马克思主义和达尔文主义。无疑，大部分内容不是我所能理
解得了的，但是有趣而振奋人心。
　　在一元论者组织的这些星期日远足中，有一次，是在1914年6月28日，当我们接近
维也纳郊区的时候，已近黄昏，我们听说奥地利的王位继承人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在
萨拉热窝被暗杀。大约在这之后一个星期，母亲带着我和两个姐姐到离萨尔茨堡不远的
一个村庄阿尔特－奥塞去过暑假。在那里，在我过12岁生日的那天，收到了我父亲的一
封信，他在信中说；“很不幸，因为战争”，所以他很抱歉不能如愿参加我的生日聚会。
由于我收到这封信正值奥匈帝国和塞尔维亚正式宣战之日，所以我父亲似乎意识到战争
已来临了。